——作者题注
来龙去脉
清末发生过所谓“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当时轰动最大，事后流传也最广。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人。他自幼聪明，二十岁时考取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考中了举人。他娶了一个名叫詹新风的妇女为妻。杨乃武父母在其中举前均已经去世。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贞，早年丧夫，年轻守寡，常住娘家，姐弟感情很深。
杨乃武中了举人，名气很大，地方官对他很尊重。但是他不喜欢与官府往来。对一些欺压百姓的胥吏，以及横行乡里的流氓、恶棍每加呵斥，对于受冤屈、受欺压的贫穷百姓，经常帮他们写状纸向官府诉苦鸣冤。
清政府征收钱粮，陋规极多。老百姓交粮时，除了折耗外，用斛量米时，还要踏三脚，溢出之米，说是弥补储运损耗，称之为耗米。事实上都是由收粮的粮官胥吏私分。清廷当然下谕旨禁止，但这些粮官，只对有势力的大粮户，依照谕旨，而对小粮户，照踏不误。杨乃武身有举人功名，这些人在他交粮时并不敢用脚踏。但杨乃武还是站出来，一方面代小粮户写呈子向官府控告，一方面代小粮户交粮。这些粮官恨透了杨乃武，就捏词反诉杨乃武鼓动农民抗粮，并代农民包交糟米，从中牟利。余杭知县刘锡彤传讯杨乃武，杨据理力争，并大声谴责地方官包庇下属，为非作歹，欺压小民。刘锡彤恼羞成怒，认为杨乃武吵闹公堂，目无王法，加以斥责，并因此结下了怨气。
小白菜原是南京人。太平天国失败，她随父母逃到余杭。不久，小白菜的父母均死去，她成了孤女，飘零无依。包前镇喻敬天的妻子喻王氏见小白菜生得眉清目秀，就收养她做自己的女儿。小白菜本名秀姑，随了义母前夫的姓，姓毕。小白菜成年后，义母喻王氏一方面要她做家务，同时利用小白菜的姿色，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喻王氏的丈夫喻敬天却常常为此打小白菜，吵着要把小白菜早日嫁出去。
包前镇对岸有个叫葛品连的，生得又矮又胖，家中原是开豆腐店的，父亲早死，给他留下了一点儿遗产，有一百多两银子，他就托人向小白菜做媒说亲。喻王氏看中了这一百多两银子的新礼，就答应了这桩婚事。亲事说成后，葛品连家无房屋，暂时入赘喻敬天家成亲，说定租到房子就搬出另住。这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的事。
葛品连入赘秀姑继父家后，每日都忙于在豆腐作坊上工，早出晚归。有时一遇活儿忙，干脆就睡在作坊里。一些市井无赖就乘机来侮辱调戏秀姑。喻敬天就催逼葛品连早点儿搬出去，家里可以清净一些。
有一天，葛品连得知杨乃武家住房有三楼三底，有一间余房，就托人向杨乃武商议承租。杨乃武同意出租，租金每月一千文。于是同年四月二十四日，葛品连与毕秀姑就搬进杨家。
杨乃武嫉恶如仇，对地痞流氓经常严加挞责，所以这伙人都既恨他又怕他。秀姑住进杨家后，就不再有流氓敢上门欺负秀姑了。
秀姑手脚勤快，粗细活儿都会做，乃武夫妻待她很好。秀姑从小跟父亲认识几个字，人又聪明伶俐，年纪又轻，乃武夫妻把她做亲女儿般看待。秀姑叫杨乃武夫妻伯父伯母，叫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为姑妈。葛品连有时宿在豆腐作坊，詹新风常叫秀姑一起吃饭，如同一家人。秀姑有时请杨乃武教她读书念经，杨乃武也毫不避嫌。
日子一久，谣言就起来了。一些市井无赖和平日与杨乃武不相往来、心存嫉恨的人，就放出流言，说杨乃武奸占了小白菜，并画了一张“羊（杨）吃白菜”的漫画，趁夜贴在杨乃武的门墙上。
俗话说：“好话不出门，恶言传千里。”此事自然很快传到葛品连耳里，从而引起葛品连的怀疑。葛品连有几个晚上潜回家中，在屋外门檐下偷听。有两次他偷听到杨乃武在自己书房里教秀姑读书、念经、写字，并没有听到其他私话、情话，但他心里老觉得流言可畏。
杨菊贞也在外面听到类似的流言，就如实告诉了杨乃武与詹新风。一家人商议，为了避嫌，叫葛品连搬出去。有一天，葛品连回家，杨乃武向葛品连讨取所欠房租，并说明房屋要收回自用。葛品连也考虑到应该避免流言，就于同治十二年闰六月（1873年）搬出杨家，另寻房屋。
葛品连搬出杨家后，一些无赖又寻机上门滋事。余杭知县刘锡彤有个儿子叫刘海升，是个花花太岁。他素知秀姑貌美而艳，早思染指。他手下有个女佣，于他也早已有私。这女佣为了讨好刘海升，自告奋勇去秀姑家，说县衙里有点儿私活儿，要请秀姑去做。秀姑见是衙门来的，又带了礼物，不敢不去，就锁了房门，跟着去了女佣家。不曾想一走进房间，刘公子已先在，起身相迎。佣妇随即起身反锁房门而去。刘海升就用暴力强奸了秀姑。秀姑慑于刘公子的权势，又怕张扬出去被丈夫知道，所以也不敢声张。
不料女佣将这事泄露给了一个叫何春芳的无赖。何春芳也早想染指秀姑，就于一天下午潜至葛家，登楼入室，拥秀姑施加暴力，并威胁秀姑，如不顺从，就将秀姑与刘公子私通之事告诉葛品连。秀姑力拒不从，正推拒叫嚷时，正好赶上葛品连从外面回来。何春芳不但毫不畏惧，反而悻悻然大骂而去。葛品连不恤秀姑委屈，痛打秀姑，说这么多的风言风语，肯定是秀姑平日自己不检点引起的。秀姑气得把头发剪掉，要到庵堂当尼姑。众亲戚一齐来劝，葛品连也觉得自己打秀姑打得不对，有些后悔，夫妻又渐渐和好起来。
是年（1873年）十月初七，葛品连身发寒热，双膝红肿。秀姑劝他在家休息两天，葛品连不听，仍是起床吃粥，披着衣服匆匆去了豆腐作坊。他两天都睡在作坊里，没有回家过夜。初九日早晨，他由作坊回家，路过点心店，感到腹饥，就买了个粉团吃，半路上就呕吐起来，快到家门时，已经面色苍白，身体发抖，呻吟不止。秀姑赶忙扶他上楼，侍候他睡下。葛品连叫冷，秀姑问他发病情由。他说两天都发冷发热，担心因为体弱气虚得了疾症，叫秀姑拿出钱托人去买了东洋参、桂圆。买来后，秀姑就为他煎汤，喂他服下。下午，葛品连喉中痰响，口吐白沫，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秀姑急忙去请了医生，说是痧症。晚上，葛品连气绝身亡，秀姑撞床痛哭。品连的母亲沈喻氏为他换衣，当时尸身正常，并无异状，在场的人也无任何怀疑，认是病死。
葛品连死时，正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气候很暖，品连体胖，至初十日夜准备入殓时，尸体已发变，口鼻里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品连的干妈见此就对沈喻氏说：“品连死得可疑，慢点收殓。”两人即盘问秀姑。秀姑说只喝过一碗桂圆参汤，其他什么也没服过。沈喻氏唤来地保，请代缮陈词，到县衙门喊告。呈词只说尸体发变，死因不明，请官相验，既未说服毒，也未涉及秀姑。
十一日，沈喻氏到县衙喊告。知县刘锡彤听说出了命案，看过呈词，即令打马轿，带了仵卒（验尸的衙役）、门丁、差役到了现场。
适逢一个叫陈竹山的绅士，这天在县衙为一个师爷看病，听说出了命案，死者是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由于陈与杨乃武素有积怨，杨曾痛骂陈是士林败类，陈对杨记恨于心。于是陈竹山就去请见刘锡彤，把葛品连曾居杨家，杨乃武私奸小白菜的谣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锡彤。并说葛品连搬出杨家后，小白菜经常与丈夫吵闹，把头发都剪了。现在葛品连暴死，其中定有别情，请刘锡彤认真访察。
刘锡彤心中也产生了成见，怀疑这条命案也许与杨乃武有关，而且杨乃武曾顶撞过他，还写过谤诗，讽刺过他。他一直就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安分的人。刘即打轿前往验尸。由于有了先见，验尸时十分草率，银针根本没按规定擦洗，就认定是银针变色，认作服毒。仵卒含糊其辞，将结果填入尸单。刘锡彤即认定这是一起服毒身死案，且已经听信陈竹山之言，怀疑此案与杨乃武及小白菜葛毕氏有关，当即将秀姑带回衙门。
当天刘锡彤即坐堂亲审，追问秀姑毒药从何而来，问了半天没有结果。晚上再审时，刘就逼问秀姑曾与哪些人通奸。秀姑心知刘知县的儿子也强奸过她，但她不敢说，只说没有与人通奸过。刘又追问她与杨乃武是否有私情？杨乃武怎样调戏她，私通过几次？秀姑说：杨二先生是好人，全家待她如亲生女儿，并无通奸情事。
由于刘锡彤一再追问她曾与何人通奸，刘海升、何春芳贼胆心虚，生怕秀姑供出他二人调戏强奸秀姑之事，牵连进去，所以他们连夜找人到监狱诱骗、恐吓秀姑。来人对秀姑说：你丈夫已验明是毒死，这是逆伦大案，要凌迟处死。你要想活命，就只有说是别人给你毒药，叫你毒死亲夫。外面早传你与杨乃武有奸私，你要是招供说是杨乃武给你毒药，你就不会问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有功名，面子大，也不会判死罪。来人并嘱咐秀姑，绝不能供出刘公子之事，要是诬陷了好人，罪上加罪，那就更不会活命了。
再审之时，刘锡彤动了大刑，秀姑熬刑不过，只得照来人所说之话供了。说杨乃武本月初五曾到她家，给她一包药。她丈夫发病，就是把这包药吃下去的。
刘锡彤取了秀姑的口供，立即传讯杨乃武。杨因为是新科举人，不便坐堂审问，刘锡彤就与他在花厅相见。刘辟首就问杨乃武用何种毒药毒死了葛品连，杨乃武怒斥刘锡彤凭空捏造。刘出示秀姑口供，杨坚称绝无此事，愤然离去。刘锡彤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不便扣押审讯，即呈请杭州府革去杨举人的功名。但不等扬州府的批文到，第二天即升堂传讯杨乃武。杨坚强不屈，刘即令动刑。一连审了三次，大刑都用上了，夹棍之下，杨昏死了三次，又用凉水泼醒，最后用烧红的火砖，令杨乃武跪下，烫得两膝焦烂，但杨仍不肯承认。刘曾提秀姑对质，秀姑畏刑，仍照前诬供；杨仍坚不承认。
刘锡彤仅仅据此，就认定案情已明，申详上司杭府审判定罪。杭州知府陈鲁是军功出身，粗识文字，看不起读书人，又知杨惯作谤诗，毁谤官府，也知杨曾挑起包前镇粮案，就认定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陈鲁第一次提审时，即以大刑侍候。一刑不供，再用一刑，跪火砖，跪钉板，一连几堂，在夹棍之下，杨又几次死去。最后实在熬刑不过，只得诬服。陈鲁按律，轻率定了“葛毕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之罪，于十一月初六日审定结案后，上报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审解浙江巡抚杨昌浚。
杨乃武一案初定，立即闻传全省，说是科举人中出了一件谋夫夺妻的凶案，众口一词，指斥杨乃武为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不过同情杨乃武的也大有人在，认为杨平日为人，刚正不阿，不会做出这种欺天害理之事，对此案持怀疑观望态度。结果还要看按察巡抚的审讯裁决。
知府审结，拟罪杨乃武是斩立决。他一家人陷入极大的悲愤混乱中，认为家破人亡在即。杨妻詹新风哭得死去活来。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姐弟情深，相知也最切，她不相信弟弟会做出这种事。她听县衙差役说，县审府审，对杨乃武和小白菜动用了大刑。她认定是屈打成招，受刑不过，信口乱供。她又从庙里求签，找算命先生测字，都说到一定时期，定会有人出面替杨乃武洗冤。这虽系迷信，但是也的确坚定了杨菊贞救弟的决心，也使她深信弟弟不会做这种事。她又遍访见证人，发现了许多疑点漏洞。她回家见到詹新风，詹新风已三天滴水未进。她扑到床上，抱着詹新风放声大哭，边哭边对詹新风说：“你不要痛坏了身子，二弟还有救。”她把这几天求神问卜，访问证人的情况，都告诉了詹新风，说这是黑天大冤枉，是余杭县、杭州府陷害好人，乃武决不会做这种事，天外还会有天。随即她们商议决定到省里告冤状为二弟申冤。清朝规定女人不能递呈现告状。就用乃武不满十岁的儿子荣绪的名义，由舅父詹善政做“被告”，到省里向臬司衙门、抚署藩署投状告冤。这时，正是陈鲁已将全案报到按察使署的时候。
这时的浙江按察使为蒯贺荪，此人既愚而愎，遇事敷衍，从不体察民情，办事惯看上司风色，偏好接受下属贿赂。杨乃武一案到了臬司，蒯贺荪即审问了一堂。对杨菊贞的喊冤，批斥不理。即照陈鲁所拟罪名，题送抚署会审。
浙江巡抚杨昌浚，早年在罗泽南、曾国藩手下办湘练，与太平军作战；同治元年随左宗棠入浙立了些战功，由左保荐，于同治九年被任为浙抚。杨昌浚为人擅权自恣，刚愎自用，却自诩明断，洞察民情。接到此案后，他曾亲自审讯过一次，并派一候补知县去余杭密查。密查委员未到余杭，刘锡彤已经得信，便与幕客商议，做了准备与布置。密查委员偏听刘锡彤编好的一套，便信以为实，未再做任何查访，在县署住了几天，认为此案“无枉无滥”，回省禀复。杨昌浚为表示对此案的重视，又布置了一次三司会审，认为案情确实，照府审原拟罪名，杨乃武斩立决，葛毕氏凌迟处死，勘题上报。这种逆伦谋杀大案，巡抚是关键性最后一审，如无特殊情况，是难以变动了。
消息传开，原先认为案情可疑，同情杨乃武的人，也都认为是真实无枉了，对杨乃武不仅不再同情，还深痛杨乃武竟做出这种叫人难以容忍的恶事，认为这是浙江读书人的奇耻大辱，同声咒骂杨乃武该死，唯恐其不速置重刑，以为士林无耻者戒。
杨菊贞的第一次上告失败了。但是她不死心，案情尚未通天，不能让它冤沉海底。她鼓起勇气，决心上京告“御状”。她和詹新风合计之后，决定变卖家中地产，抵押自己的房屋。房屋买主素慕杨乃武正气，虽然押了房子，却告诉杨菊贞和詹新风暂不必做搬家之想。杨菊贞拿了变卖来的钱，托人买通了牢头狱卒，入狱探监。姐弟二人见后相抱痛哭。杨乃武听姐姐说要上京告状鸣冤，不肯同意，说天下一般黑，京官疆吏一窝生。尤其想到贤妻爱姊这样弱女子，千里风尘上北京，不仅路上冒风险，京控不准反遭殃，就劝姐姐死了这条心。又说现在是四月，离秋决还有几个月，希望家里人来监里多见几次面。杨菊贞又痛哭失声，抚摸着杨乃武两腿创伤，说做姐的冒死也要上京告冤状，不到黄河心不死，要乃武亲自写诉状，把冤情说透。同牢的囚犯都为之感动，劝杨乃武死马当活马医。杨乃武感到姐姐词情恳切，想到上告也是死，不告也是死，接受了姐姐的哀求，同意亲写状词。
诉状写完后，杨菊贞身背“黄榜”（用黄纸写的冤状），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辛苦，两个多月才到了北京，即向都察院投状控诉。都察院接到诉状，未加审理，便派人将杨菊贞等一行押解回浙，并咨浙江巡抚杨昌浚，认真审理上报。
这是清朝官衙的惯例，凡越级上控的，不管有理没理，都发回反审。这是为了维护下级机关的威信，也是为了减少中央机关的麻烦。至于上诉人的冤情痛苦，是不会被考虑的。因此，京控一次能告准的，绝无仅有。没有京官的支援，人们是不肯轻易赴京上控的。且京控案件，发回原审机关复审，也不过是照例文章，极少改变原判的。
杨昌浚接到刑部咨文，照例交臬司复审，复审一堂即了，仍照原判上报。
杨乃武知道京控未准，心也死了。但杨菊贞却更加坚决，姑嫂二人回到余杭后，她对詹新风说，现在死刑是判定了，上告也是死，不上告也是死，还是要拼死上告，一告不准，再告，再告不准，三告，一命尚存，喊冤不止。
峰回路转
也许真是杨菊贞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各种机缘都慢慢凑到一起。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本书的主人公胡雪岩家中发生的几件事情。胡雪岩真乃一身福气，一副善心，无意中成了这一特大冤案的解铃之人。
当然，这机缘之头还得从杨乃武找起。
杨乃武脾性耿直，急公好义，这在前边已经讲了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脾性和人品，招致了他人的嫉妒和无谓的灾祸。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脾性和人品，他也结交了几位真心知己。其中有一位叫吴以同的，和杨乃武是同乡同年，对杨乃武为人知之较深。此案发生后，即知是屈打成招，冤抑难伸。
吴以同因为才学人品俱佳，深为地方名士称赞，但家中基底却较薄。胡雪岩闻知后，即上门拜贤，延为西席，托他代管自己儿子和女儿的学业。
吴以同一介读书之人，在学问上做得一丝不苟，在人品上也无可挑剔，但对官场社会上的曲曲折折心得并不多。他虽明知以杨乃武之为人作风，杀夫夺妻这种事是绝对干不出来的，但也无法可想。
胡雪岩从上海回来，听说了这件案子。杨乃武也去过胡雪岩家中，不过不是找胡雪岩，而是找吴以同。胡雪岩曾专门宴请过他和吴以同两人。依胡雪岩之为人处世，对于杨乃武这样耿直之人，当然是尊重有加。尤其是杨乃武才思敏捷，曾有出联“鲁厩焚如，孔子问人不问马；浙江潮涌，将军问马不问人”之救人之事。其实杭州旗防营的满洲将军瑞徵，喜欢养马，衙门后院骏马满厩。他最爱的有五匹骏马，称为“五俊”，专门雇了个牧马人放养。有一年浙江钱塘大潮来了，一下子把这五匹马全部卷走，瑞将军大怒，连说“杀！”“杀！”要杀牧马人祭马。牧马人的妻子找到了当时正在“胡庆余堂”与吴以同喝酒谈天的杨乃武，跪下哭求救她丈夫一命。杨乃武问明事由后略加沉思，挥笔就写了上面这副对联，让牧马人的妻子托人送给瑞将军，说如果第二天还没把她丈夫放出来的话，再来找他。瑞徵见了字条，明白这是以孔子作比，讽刺他爱马不爱人，内心感到惭愧，转而想到若因此杀人，则有违孔子“仁民爱物”的教导，便马上放了牧马人。这一趣事，胡雪岩已听吴以同讲了多次。不过胡雪岩对杨乃武，也仅止于敬重而已。胡雪岩自有他的一套处世原则，对于读书人不通达人情，不体恤人心，他是略有看法的。可是，现在闹出了这么一桩大案，胡雪岩也是甚为吃惊。他捡选了个日子，把各种应酬推掉了，专门派人把吴以同请来，询问他有关杨乃武的情况。
吴以同把胡雪岩这一段在外奔波时，杨乃武案情发展的经过大致讲述了一番，并把自己感想也一并道出。讲完后，他以为胡雪岩会端茶送客。抬眼望去时，才发现胡雪岩很困惑地坐在那里。胡雪岩问吴以同：“照你这么说，杨乃武案这里边有冤情了？”吴以同起身抱拳，趋前一步，恭恭敬敬给胡雪岩行了个半屈膝礼。慌得胡雪岩连忙上前俯身，将吴以同双手扶起：“吴先生，这是何苦，这是何苦！有什么想法，请坐下慢慢叙来！”
吴以同或许是病急乱投医，也或许是脑筋突然开了窍。“胡先生，杨先生这案子真是天大的冤情！”这一段时日以来，吴以同整日为杨乃武冤案积愤在胸，左思右想，总觉得杨乃武这事真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可能。他也知道杨菊贞在奔告，满希望青天真会开了眼，不料听来的却是坏消息。现在，眼前坐着一位胡大人，莫非这真是一个机会？
想法多了一层，吴以同也就不再抱着无奈的老朽念头了。他又从头把自己想出来的和别人告诉的疑点，一条一条地分析给胡雪岩听。胡雪岩连连点头，一路上风闻的各种传言都有了出处。
不过胡雪岩能做点什么呢？吴以同的想法是，你胡大人和左宗棠近，巡抚杨昌浚也和左宗棠近。只要胡雪岩开了口，由左宗棠出一札，劝勉杨昌浚重新访察，这事八成有戏。
胡雪岩的想法却有所不同。左宗棠年事渐高，骡子脾气越来越倔，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杨昌浚的为人，他也是知道的。杨昌浚感激左宗棠不假，但是，此人刚愎自用，况且又是从湘军中成长出来的。左宗棠若插了手，杨昌浚绝对不会不听，但是结果恐怕是大同小异。此案已经到了这个样子，再让他自己推翻自己，无疑是自打耳光。这样辛苦一圈下来，等于什么也没做。
这中间的曲折，胡雪岩只能换种方式，给吴以同讲上三成。吴以同以为胡雪岩近段事务大忙，没有心思管理这事，不免有些着急，也有些失望。胡雪岩微微沉吟道：“吴先生，不是我不管这事。只要事情真的有这么大的弯弯绕绕，我胡雪岩不知则已，知道了，也总会挂在心上，总要让它妥帖才是。”吴以同听了这话，明白胡雪岩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不免有些惭愧：“胡先生，不是我着急，杨先生这事，也着实太让人心中难平了！有了您这话，我也明白了，凡事总要办得更为周详才是。”
也就过了三天，又有人来请吴以同了，说胡雪岩有交代，请吴先生辞掉今晚一切应酬，务必要去赴胡雪岩的一场酒宴，说是要吴先生见一个重要人物。
这位重要人物叫夏同善，他是杭州人，咸丰六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干（翰林院编修），充任日讲起居注官（皇帝的侍读官），虽非权要，但日侍帝侧。他为人平易正派，这时适因丁忧在藉期满（丧假满），准备回京。
胡雪岩选定了日子，特意在家中为他设宴饯行。见到夏同善，胡雪岩的想法出来了。夏同善不属于死读书不开窍的那类人，虽身为翰林编修，对济世救民之道也十分热衷。曾国藩办湘军，左宗棠平回，他都视之为盖世功业。对于左宗棠的左右股肱，又属同乡名士的胡雪岩，他也是敬重有加。他也知道，要是没了胡雪岩，左宗棠的西北之征能否如此顺利，很成疑问。况且左宗棠本人也直言不讳，在上奏中屡屡为胡雪岩报功，在京浙籍官员自然引以为快。
经胡雪岩一介绍，吴以同马上明白了大概。胡雪岩把杨乃武案的经过大致讲了一下，就引荐吴以同与夏同善细谈。吴以同深知胡雪岩苦心，就又不厌其烦地把整个案情和自己的想法一一讲给夏同善听。讲到激动之处，吴以同道：“夏大人，杨乃武身为举人，平日为人，嫉恶如仇。这事发展到这一地步，曲折甚大，事关两浙士林声誉。在杨乃武这面，以一功名之人，得杀夫谋妻逆伦之罪，如果确属事实，罪不容诛。但是现在各种症状，显见杨乃武是屈打成招。官官相护，这是通理儿，我想夏大人比我更清楚。如果仅仅是两条人命，也还罢了，如果属于天大的冤屈却无处可诉，天理何在，圣明何在，浙江读书人以及在朝为官者的颜面何在？”
夏同善转脸看看胡雪岩。胡雪岩道：“夏大人，雪岩近段在外忙于公私事务，前几日方才回杭。杨乃武的为人，我略知一二；官府平日的做法，你我恐怕都熟知六七！”
夏同善微微颔首，表示赞成。胡雪岩继续道：“夏大人，杨乃武一案是否真属冤屈，我不敢枉断。但是，身为新科举人，地方名士，如果这么疑窦丛生，冤声不断，尚没有个服人的道理摆在那里，就草草处以极刑，影响必然很大。假如几十年无人翻案，也还成了定议，做了罢论；假如因为匆忙，过不了几日，真的发现是冤狱恶讼，浙江上下的面子恐怕就白白毁了！”
“雪岩兄，为何不经过左大人进一言呢？”夏同善道。
胡雪岩碍于吴以同在场，只得择其精要，含含糊糊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夏同善却早已了然于胸。“雪岩兄好眼力，不愧能识人心，通人情了。杨昌浚今日，也只有自上而下，给他找个台阶了。这台阶他下，那就好；不下，可就莫怪别人了。”
夏同善又转脸对吴以同道：“吴先生，回京之后，我自会与同乡同僚共商，相机进言。两条人命也不是小事，不能轻易定谳，为皇上圣德之累。”
吴以同赶忙起身施礼，夏同善也站起还了礼。离席之后，吴以同就匆匆去多子巷找到另一个同年旧好，向他打听杨菊贞状告情况。
杨菊贞这时已经下定了二次进京上控的决心。她又两次入监探视杨乃武，问杨乃武在京在杭有哪些朋友可以帮上忙。杨乃武告诉她：在杭州可先去看汪树屏，他是癸酉同榜的举人，在白尼山汪家是有名气之人，对朋友讲义气肯说话，能急人之急。他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京里也有不少世交。他哥哥汪树棠，是个小京官，去看他时，把京控的诉状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案情的曲折，他一定肯尽力帮忙。第二个要看的就是好朋友吴以同，是“胡庆余堂”胡雪岩的西席，他也一定会帮忙。杨乃武还对她说，把京控的诉状多抄写几份，到京分别投呈各有关衙门在京的浙江同乡。
杨菊贞探监后，先去看了汪树屏。其时汪树屏也先与夏同善谋过面，听夏同善隐约讲及杨乃武一案的冤情。所以杨菊贞一来，他满口答应，除写了封给汪树棠的信交她带去外，还联系了在京、在籍的士绅及同榜的举人十八人，联名打公禀，向都察院控告，说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浙江承审大小官员，一味刑求，严刑逼供，草菅人命，罗织冤狱，请将全案提京复审。
杨菊贞又去“胡庆余堂”看了吴以同。吴以同把胡雪岩自上海回来后，仔细了解杨乃武案件，如何安排他与夏同善谋面，以及夏同善如何被说动等情况都告诉了杨菊贞。并且告诉杨菊贞，胡老板早已留下话，要吴以同操心，等杨菊贞一来，马上通知他。
吴以同带着杨菊贞去见胡雪岩。胡雪岩又听杨菊贞把整个案子细述了一遍。最后胡雪岩道：“乃武这案子，我也是回来后才知道。照理，是在三府这一级就可以弄清的。现在时机已过，也只好委屈你打京控了。不过请你放心，除了夏同善外，我再介绍几个人与你，进京后你把我的信交给他们看。”
胡雪岩又详细问了杨菊贞进京上诉状的人数。最后，他拿出二百两银子，要杨菊贞收下，作为来去的盘缠及在京的用度。另外还有三百两银票，告诉杨菊贞收藏好，一路上尽带现银未必方便，有了银票，进京后可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兑成现银。并另修一书，让杨菊贞捎带给胡雪岩在北京钱庄的档手，告诉他若杨菊贞有何需要，务请及时给予方便。
杨菊贞跪下深深叩谢。自从案子发生后，为了诉讼费用，杨家的十多亩桑田，连同所住的房子，都已经当卖掉。二次进京的盘缠，杨菊贞正苦于没有着落，只是爱弟情切，她从没有因为盘缠无着打消京控的念头。现在胡雪岩出手资助，无异于是救人于水火之中。
当时胡雪岩就让人磨砚备纸，胡雪岩口授大意，由吴以同执笔。写完后吴以同再念一遍，待措辞、文意都满意后，誉改清楚，分别封好，交与杨菊贞，要她上京后一一面呈。
波澜再起
有了这么一些准备，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偕詹新风，连同荣绪及“被告”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北京。他们先去看了夏同善，递交了胡雪岩的信。夏同善夫妇即接见了杨菊贞姑嫂二人，看了杨乃武京控的诉状，介绍她二人去遍叩在京的浙江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叫她们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及都察院投送诉状。
由于有了胡雪岩别宴上的那次深谈，夏同善对杨乃武的案情及解决的可能办法也都有了深一层的看法。他情知官官相护，既有利益上的考虑，也有面子上的考虑。胡雪岩暗示他，杨昌浚及三府已经定案，这时候如果利用旧好平级关系让他强改，那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办法只能如胡雪岩的提示，由上而下，公事公办。既是上面压过来的，于地方官的威严也就不至于有太大伤害。不过夏同善也明白，像杨昌浚这样的人，在打败太平军中立了战功，名重一时，那面子与安定时期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地方官有所不同。杨昌浚未必那么简单，杨乃武的案子未必那么好办。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多次访问了大学士翁同和。夏同善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的原委，向翁同和做了详细的陈述，并请翁同和看了杨乃武的京控诉状。翁同和说：“严刑取供，素干禁例，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果有冤情，必使平反。”他答应夏同善，待去刑部查阅了全部卷宗后，再定对策。
翁同和查阅卷宗也并不那么顺利。翁是状元出身，职位又崇高，朝中官员对他都很尊重，但由于刑部尚书桑春荣先已接到杨乃武一案的“书帕”（书信贿赂），恐翁来阅卷，徒生枝节，迁延拖累，就与翁发生争执。这时刑部分管浙江司狱的一个官，是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他细看过全部资料，也认为案情可疑，不宜轻率入奏，即将全案卷宗送给翁同和。翁当晚翻阅全卷，发现可疑之处甚多，便逐条签出，送回刑部，请刑部送回更审。
由于夏同善等浙江在京官员帮助说话，杨菊贞的二次京控总算没有被驳斥，得到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的重视。加上翁同和的当面干预，有关部院的奏疏，并奉两宫太后皇上的谕旨：“务得实情，勿枉勿纵”，刑部不得不派人重新审理此案。
但这次派去的钦差大臣却是个庸吏，名叫胡瑞澜。他是科班出身，从未理过刑狱案件。其时刘锡彤、杨昌浚等人都已开始重金贿其左右，并联络一些乡绅联名向胡瑞澜寄公禀，说杨乃武谋夫夺妻，是士林奇耻，请速付典刑，以正大法，毋为浮议所动。胡瑞澜张惶无主意，结果又听信陪审官之言，用了大刑，日夜熬审。杨乃武这时也已志坚，虽熬刑仍不诬服。毕秀姑熬刑不过，只得再次诬服。胡瑞澜不顾审讯矛盾，照原拟罪名奏结。
提京复审，昭白天下
夏同善得知此审仍是偏袒，便携浙籍在京官员张家骧（也是翰林编修）等人拜访了翁同和，说胡瑞澜徇情枉法，非提京复审，无以息众议而肃官箴。时浙籍汪树屏、吴以同等人的联名控状已到都察院部，详陈了此案的曲折冤情及严刑逼供的惨状，都察院据情转奏。翁同和又亲见两宫太后，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务得实情。慈禧听政以来，对地方权臣疆吏的擅权自恣，目无朝廷，亦时思趁便稍挫其气焰，就派了御史王昕等人密查。王昕查访得很细心，回到北京后，如实向慈禧太后面奏，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万难理清案情。如确有冤抑，人命关天，皇上皇太后英明仁孝，岂容草菅，权臣弄法，更不能置诸不论。”这话引起了慈禧的重视。这时，翁同和、夏同善、张家骧等一些在京文臣，面请太后，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平反冤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矣。在此情势下，慈禧才于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道谕旨：“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处戾。”
案情致此，杨菊贞的京控才算有了明白交代。此后，刑部大审，因为气氛已经与在省内诸堂会审大为不同，杨乃武才得以从容将始末道来，尤其讲了他为民写状告粮官，结果与知县刘锡彤结怨之事；毕秀姑也尽诉前番大刑之下，胡乱诬服，都属迫不得已，并将刘锡彤的儿子刘海升强奸了她，以及刘海升如何哄她，说杨乃武为新科举人，假供是他下毒，他也不会斩头等等情况供了出来。
案情大白。最后一步，就是把葛品连尸体运京化验，看一看是否属于中毒致死。如果是，再查明毒从何来，如果不是，属于病亡，自然就不再有偏抑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葛品连尸棺到京，初九日，刑部提集人犯，到海会寺验试。刑部仵作报称无毒。两旁观众欢声雷动，喊叫“青天有眼”。
刑部结束此案的奏疏，到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二日才上去。二月十六日，慈禧下旨，批准了刑部奏疏，杨昌浚等三府有关官员及胡瑞澜着即革职，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到二月底，杨乃武、毕秀姑出狱。
出狱那天，杨乃武的妻子詹新风、姐姐杨菊贞，还有汪树屏、吴以同等人，都到大牢门前等候。杨菊贞看到杨乃武走出牢门，扑上去抱着他放声大哭，詹新风也哭得泪水涟涟。杨乃武却反而平静，安慰他们说：“死里逃生，夫妻姊弟相逢，应该高兴才是，哭什么呢？”他边说边走向汪树屏、吴以同，又拱手又下跪，感谢他们虎口救人，义重如山，今生难报。这时杨乃武不禁热泪盈眶，欲哭无声了。汪树屏、吴以同扶起杨乃武，也为之凄然。
杨乃武出狱后，对夏同善、张家骧一些在京的浙江同乡，一一踵门叩谢，一个月以后才回到杭州，即去叩谢了胡雪岩。杨乃武一案，若不是胡雪岩这里出了一个转折，不知要拖到何时，也不知杨菊贞的京控能否有个回音儿。杨菊贞等人在京的用度及联络，多亏了胡雪岩写信给他的钱庄档手，时相关照。后来又与吴以同商定，派吴以同早日赴京周旋安排，才迎来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杨乃武一家，早已为这场官司卖光了家产。胡雪岩又资助他二十两银子，除赎回房子外，又买了十多亩桑地，杨乃武回到余杭，仍以种桑养蚕为生，直到1914年去世。毕秀姑（小白菜）出家做了尼姑，后来庵中没了香火，她就以养猪、种菜、养鸡为生，死于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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