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豆田的东面，马路的另一侧，曾住着卡托·英格拉汉姆。他是康科德镇上的乡绅邓肯·英格拉汉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在瓦尔登森林里盖了一间房子，准许他的奴隶们住在那里——这个卡托，不是乌提卡的那位，而是康科德的这位。也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少数人还记得他在胡桃林中的那一小块地，里面生长的胡桃木是他准备老了做棺材用的，但最后还是被一位年轻的白人投机商给买下了。现在，他还拥有一块同样狭小的坟地。几乎没有人知道，卡托那个坍塌一半的地窖至今犹在，边上的松树将它遮掩起来，使得旅行者很难发现。现在那里长满了漆树（学名Rhusglabra），而一种古老的黄色紫菀（学名Solidagostricta）也在那里生长得枝繁叶茂。
在这儿，在我田边靠近城镇的一角，曾坐落着黑人妇女吉尔发的小屋。她主要给镇上的人们织细麻布，她声音洪亮尖锐，刺耳的歌声曾响彻瓦尔登森林。最终，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打响的时候，她的住所被英国士兵——一伙获假释的战俘给烧掉了。当时她恰好不在家，而她的猫狗和母鸡都一起葬身火海了。她生活非常艰难，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位年迈的瓦尔登森林的常客回忆说，一天中午在经过她的房前时，听到她对着沸腾的水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全是骨头啊！”在那儿的橡树丛中，我看到过焚烧后的砖头。
沿路走下去，在右手边的勃立斯特山上曾住着勃立斯特·弗里曼，“一个伶俐的黑人”。获得自由前曾是肯明斯老爷的奴隶——现在那儿还生长着勃立斯特栽种并培育的苹果树；当年的矮苗已经长成了如今粗大的老树，但它结出的果实依然是野生苹果的味道。不久前，我还在旧的林肯镇墓地里读到他的墓志铭，在他一侧长眠的是几个不知名的英国士兵，他们是从康科德撤离时不幸阵亡的。墓碑上写着“西皮阿·勃立斯特”（他有资格被称为西庇阿·阿非利卡努斯[70]），“有色人种”（好像他变过肤色似的）。墓碑上一处醒目的位置还标注了他卒于何年，仿佛在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暗示我，他曾活在人间。他那热情好客的妻子芬达和他长眠在一起。她替人算命，讨人喜欢。她胖大，浑圆，肤色极黑，甚至比茫茫暗夜还要黑。这样一个漆黑圆胖的肉球，在康科德一带还是史无前例的。
顺勃立斯特山而下，在林中那条老路的左侧，还残留着斯特拉顿家族居住过的痕迹。他家的果园曾经覆盖了勃立斯特山的整个山坡，但很久以前，那里就已经被脂松林取代了。只剩下几个树墩，老根上又生出了繁茂的野树。
快走到林肯镇的时候，你会经过布里德居住过的一带。那片地在路的另一侧，就在树林的边缘，相传那一带曾有魔鬼出没。魔鬼的名字并没有直接记录在古代的神话故事里，但在新英格兰人民的心目中，它一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是个骇人听闻的角色，理应像许多神话中的人物一样，有一天被著书立传。起初它乔装成一个朋友或雇工来到你家，趁你不备洗劫一空，并残杀了你的全家老小——他是新英格兰的恶人。历史还没有把这儿上演的悲剧写出来，就让时间来抚平人们心中的伤痛与恐惧吧，让时间来给它们涂上一层蔚蓝宁静的色彩。还有一个让人匪夷所思却又无稽可考的传言，据说这儿曾有一个小酒馆，但有一口井却是至今犹存的。就靠这口井，旅行者不但可以饮到甘甜的井水，缓解旅途的疲惫，他们的牲口也可以趁机解渴，重焕活力。那时候，人们在那里欢聚一堂，互致敬意，传递消息，又各奔东西。
布里德的茅草屋早就没有人居住了，但十二年前它还立在那儿。那屋棚与我的小屋差不多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在一个大选之夜，被几个顽劣的小孩放火烧掉的。当时，我还住在村子边上，正打起精神阅读英国剧作家戴夫南特写得《格迪勃特》。那年冬天我患上了嗜睡症——说起来，我一直不知道是否该将其归咎于家族遗传，因为我叔叔嗜睡得厉害，刮胡子时都能睡着，为了安息日那天能保持头脑清醒，他不得不在星期天还在地窖里拔马铃薯的芽。另一个可能，就是我试图一字不漏地读完查尔默斯的《英国诗选》而带来的恶果，那可真是件相当耗费脑力的活儿。正当我瞌睡得低头要埋进书里的时候，突然火警的铃声响了。救火车十万火急地奔赴那里，前面还有一群慌乱的大人和小孩开路，我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因为我一跃就跳过了溪流。我们都以为着火的地点远在森林的南端——我们之前都救过火的，不论着火的是谷仓、店铺或是住宅，甚至是通通都着了火——“是贝克的谷仓。”一个人喊道。“是科德曼家。”又有一个人断言。接着，一阵新的火苗蹿到树林上空，好像是屋梁坍塌的样子，我们都一起惊叫起来：“康科德人快来救火呀。”马车上塞着满满的人，如飞矢一般呼啸而去。其中可能坐着保险公司的代理商，不论有多远，他是一定要赶过去的。救火车的铃声不时在后面响着，车越驶越慢，车上的铃声也越来越稳。据人们后来私下里议论，当时跑在最后面的人就是放火报警的人。就这样，我们像一群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样继续向前跑，全然不顾感官给我们提供的线索，直到奔到路上的一个拐弯处，我们听到了木头燃烧的噼啪作响，切实感受到了墙那边烈焰的咄咄逼人，我们才一下子醒悟，哎呦！原来我们已经到现场了。切身感觉到了火焰的炙烤，我们救火的热情反而冷却下来了。起初我们还想把一池塘的水都泼上去，但后来决定还是让它烧吧，反正这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何况它本来也一钱不值。于是我们就围在救火车旁，挤挤攘攘，对着扬声喇叭发表我们的观点，或者低声谈论世界上发生的重大火灾，包括马什科姆家的商铺着火的那一次。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想，若是当时我们及时带着我们的“桶”，附近又有一口涨满水的池塘，我们就能把那次末日之灾变成另一场洪水之灾了。最终，我们什么事也没做，悻悻而归——我则回去继续昏昏欲睡地阅读我的《格迪勃特》。说到《格迪勃特》，序言里有一段话讲智慧是唤醒灵魂的火药，“大部分人不懂得智慧，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对此，我不敢苟同。
第二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碰巧又从那条路上穿过田野，走过这个刚刚焚烧过的地方，我听到了低声叹息的声音。黑暗中走近去看，发现原来是布里德家的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还活在世上的布里德家的后代了，他继承了这家人所有的美德和缺点，也就只有他会关心这场大火。他趴在地上，目光扫视地窖里的墙面，最终停留在还在冒烟的灰烬上，嘴里喃喃自语，这好像是他的习惯。他白日里一整天都在远处的河边牧场里干活，刚刚有了一点可支配的时间，他就赶忙来看这处老宅，这个他的父辈以及他幼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他依次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注视地窖，几乎要躺到上面去，好像在碎石块间藏着什么宝藏。他是这样认为的，但除了一堆砖头和灰烬外，什么也没有。屋子被烧光了，他在搜寻剩下的东西。我的出现好像代表着同情，给他带来了稍许安慰。黑暗中，他尽可能把那口被盖住的井指给我看。谢天谢地，井是永远不会被烧掉的。他在墙根附近摸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他父亲当年亲手制造的吊水架，他抚摸着那吊重用的铁钩或铁环——他现在能够抓在手里的就只剩下这么个东西了——还想要我相信这不是一般的架子。我摸了摸它，现在每天散步经过那里时，我总要看看它，上面钩挂的可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呐。
在左边，能看到那口井和墙边丁香花丛的地方，现在有一片空地，过去那里住着纳丁和莱格罗斯。等一下，还是让我们回到老路上，继续向林肯镇进发吧。
在树林里比上述这些地方更远些，路最靠近瓦尔登湖的地方，蹲着陶工维曼，他向镇上的人供应陶器，还留有子孙继承他的手艺。他拥有的财产并不多，活着的时候，只能勉强守住土地；治安官来收税，往往是白跑一趟，为了装装样子，“捎带走些小东西”，我看过他记的账，的确是无物可取了。盛夏里的一天，当我正在锄地的时候，一个载着满车陶器赶去集市的人，在我的田地边停住马车，向我询问有关小维曼的情况。他很久以前从他那里买过一个陶匠用的轮盘，于是希望知道他的近况。在《圣经》里我曾读到过制陶器的陶土和轮盘，但我从未意识到，我们今天使用的陶器已不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完好无损的旧陶罐，也不是像葫芦一样长在树上的，我很高兴听说在我的周围也有人在从事这项极具创造力的泥塑艺术。
在我之前，最后一位住在树林里的人是爱尔兰人休·夸尔（在读他的名字的时候，舌头得够卷），他借住在维曼那里——人们叫他夸尔上校。据说滑铁卢之战的时候，他是参战的一个士兵。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再听他讲一遍他亲眼目睹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战役。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他在这里的工作只是挖沟。关于他，我所知晓的一切都是悲剧。他见过世面，举止有涵养，谈吐非常文雅，甚至超出了你的预想。因患有震颤谵妄症，他酷暑天还要披一件大衣，他的脸也通常是胭脂红色的。在我住进树林里不久，他就死在了勃立斯特山下的路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不算是我的一个邻居。在他的房屋被推倒前，他的同伴都将那房子视为是“一座不祥的古堡”，避而远之，只有我曾去那里看过。他的那些旧衣服，都穿得皱巴巴的了，就像他本人似的，躺在那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断裂的烟斗搁在火炉边，足以以此为喻，象征他的死亡。但我们不能说“破裂的碗搁在泉水旁”，因为他曾对我坦言，虽然他久闻勃立斯特泉的大名，但他从没有去看过。地板上到处是肮脏的纸牌，方块、黑桃和红心老K散落了一地。他有一只黑色的小鸡，还没有被行政官抓去，羽毛黑似暗夜，一声不响，静得连一声咯咯声也没有，栖在隔壁人家，只等列那狐[71]前来捕食。屋后隐约可见一个花园的轮廓，里面曾种过东西，现在都已经到了收获的时节了，却还一次也没有锄过地，这主要是由于那可怕的时常会发作的震颤。丰茂的罗马苦艾和鬼针草在园子里泛滥成灾，鬼针草的芒刺都扎在了我的衣服上。一张土拨鼠的皮刚刚被展开，平铺在他屋子的后面，这是他最后一次打猎的战利品。但现在，再也不需要暖帽和手套了。
现在只有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留作了这些住宅的印记，砌成地窖的石头深埋在地下，草莓、糙莓、覆盆子、榛木丛和黄栌树生长在向阳的草坡上。几棵脂松或是多节的橡树占据了原来烟囱所在的那个角落。一株芳香馥郁的黑桦在曾是门槛的地方随风摇曳。有时候还可以看见一口井的凹痕，过去曾有泉水汩汩涌出，现在却长满了干枯无泪的杂草。井被杂草深深地掩埋了——不知要经过多少岁月它才能够被发现——草皮下有一块扁平的石头，那是离开这里的最后一个人搬来盖上的。这是何等令人痛心之举啊——竟然想到埋上一口井！井被埋上了，人的泪泉却要开始喷涌了。那些地窖的凹痕，就像遗弃了的狐狸的老洞和穴窟一样，曾经熙熙攘攘，历经繁华，如今却一切浮尘都烟消云散了。“命运、自由意志、绝对感知”曾以各种方式在人们中间口口相传，但据我了解，结论只有一个，“卡托和勃立斯特拔了羊毛”[72]。这差不多跟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一样富有教益。
在门框、门楣和门槛都消失一个世纪后，丁香花依然在此生长得很快活。每年春天，它们都绽放清丽芳香的花朵，吸引沉醉花香的路人采摘。曾经，是一些孩子用他们的小手在前院的一小片空地上栽下并呵护它们长大——现在它们生长在墙边僻静的草地上，并逐渐让位给新生林——它们是那个家族血脉中的最后一支，唯一的幸存者。那几个黑皮肤的小孩不会想到，它们在屋后阴凉里插上的只有两个芽眼的柔弱的嫩枝，在他们每日的浇灌下，竟然深深扎下了根，比他们活得更长久，比荫庇它的房屋更长久，比大人的花园和果园更长久。在他们长大成人又去世后半个世纪，这丁香花仍然在向孤寂的旅者娓娓讲述它们的故事——它们的娇艳明媚，暗香袭人，丰姿不减当年。映入我眼帘的依然是那抹柔和典雅又清新明快的淡紫色。
这个小小的村落，本可以萌生繁衍出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康科德的土地没有改变，而它却衰退了呢？难道是真的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水利不好吗？哎，这儿可是有深邃的瓦尔登湖和甘洌的勃立斯特泉呐。饮用它们不但可以解渴提神，亦可延年益寿。但它们除了稀释人们酒水的作用外，丝毫没有被加以利用。人们无一例外都只是些口渴之徒。为什么编篮子、做扫帚、编草席、烘玉米、织麻布、制陶器这样的生意不能在此繁荣，让茫茫荒原像玫瑰一样鲜花盛开？为什么子子孙孙都没有能够继承他们的祖先的土地？寸草不生的土地至少也可以激励人勤恳地劳作，防止土地的退化。可悲啊！对那些人类居民的回忆竟然丝毫不能给这里的山水增光添彩！或许自然又会重新尝试，以我作为第一个定居者。随之，我去年春天建成的房子将成为村子中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在我占用的这一小块土地上可曾有过别人在此盖屋建房，是它把我从城市中拯救出来。一个新的城市总是建立在另一个古城的废墟上，它的建材是剩下的断壁残垣，它的花园是曾经的坟场。那儿的土地遭受诅咒已经变得黯淡无光，甚至在这之前，大地就已经惨遭毁灭。往事如烟，让心头浮过的那些人继续在树林中安睡吧，是该将记忆尘封，哄自己入睡的时候了。
这个季节很少会有客人来访。当积雪最深的时候，一两周之内都不会有人走近我的房子。但我独自在那儿过得很舒服，就像一只大草原上的小老鼠，或是一头牛、一只鸡一样，据说即使不进食，也能在雪堆里存活很长时间；或是像麻省的萨顿城里那家早期的移民。1717年的一场大雪把他家的整个草屋全部埋上了，男主人当时不在家，幸亏一个印第安人辨认出了那堆积雪上的一个窟窿，原来是烟囱冒烟的出口，这样才救出了他的家人。但现在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人来关心我哩。他也大可不必，因为房子的主人在家呢。大雪！听起来是多么让人愉悦啊！农夫们不能再将他们的牛马车队赶到树林或沼泽中来。他们还不得不将门前遮蔽阳光的树木砍去，等雪冻结实了，他们就去沼泽地里砍树。第二年春天去那里看，他们竟是在离地十英尺的地方把树砍倒的。
从公路直通到我小屋的小径有半英里长，积雪最深的时候，它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带斑点的带子，两点之间相隔很大的空隙。碰上一周都没有风雪的好日子，我每天来回往返于这条小径之上，只要保持相等的步长，就可以迈出同样的步数。我会故意像两脚规一样分毫不差地踩在深陷的旧鞋印上——冬天把我们约束在这样一条轨道上了——那一个个浅浅的小水洼映衬出了天空的蔚蓝色。其实不论天气怎样，都不能阻挡我前行的脚步，或者阻挠我出行的计划。我常常踏在最深的深雪中，步行八或十英里，就为了赶去赴约，履行我与一株山毛榉，或一棵黄杨，或是松林里的任何一个老相识见面的承诺。那时冰雪把它们的四肢都压弯了，削尖它们的顶部，把一株株松树改头换面，打扮成了冷杉的模样。有时，我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爬向最高的山顶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抖落头顶上落下的一大团雪。或者有时，我干脆手脚并用，匍匐在山岩上，好不容易才挣扎到那儿，那时候猎人都闭门不出了。一天下午，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一只带条纹的猫头鹰（学名Strixnebulosa）。大白天，它立在一棵白松靠近地面的枯枝上靠近树干的位置。我站在离它不到一杆远的地方，它都能听见我挪动脚步时踩在雪上发出的嘎吱声，却看不清我。当我制造出更大的噪音时，它立刻伸长脖子，竖起脖颈上的羽毛，睁大了它的圆眼睛。但很快，那双眼皮又阖上了，它开始打瞌睡了。注视了它半个小时之后，我也被传染，开始昏昏欲睡。它此时眼睛半睁着，像一只猫，它应该是猫长了羽翼的兄弟吧。它困得眼皮眯得只剩下一条缝了，就通过这条小缝与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半闭着眼，从朦胧的梦境中向外看，挣扎着想要认清我，认清扰乱它梦幻的模糊不清的物体，甚至是它眼中的微尘。最终，或许是由于我不慎发出了更大的声响，或许是我的靠近令它不安了，它在它栖身的树枝上懒洋洋地转了个身，好像对我打搅了它的好梦颇不耐烦。它起身飞起，在松林间拍打翅膀。这时，我才发现它张开的羽翼竟然如此宽大，但我却没听到一点翅膀振动发出的声音。就这样，通过敏锐的知觉而不是靠视力，它悄无声息地在松林的树枝间翩然穿行。仿佛是它灵巧的羽翼助它在微光中探出一条道路，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终于可以在那里安然等待它的黎明了。
当我穿过草地，走过长长的铁路堤道时，一阵阵凛冽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寒风也就在这里可以任意肆虐横行了。飞起的雪粒抽打着我的右脸颊，虽然我是异教徒，但我还是要把我的左脸也伸过去。[73]从勃立斯特山下来的那条车道也不见得好多少。我毫不动摇地继续向镇上挺进，就像一个友善的印第安人一样。风把广阔原野上的积雪都吹到了瓦尔登路上，前一个行人刚经过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足迹就被风雪抹去了。回来的时候，地上又积了一层新的厚雪，我又是经过了好一番挣扎才从中穿行而过。忙碌的西北风在路上一个急转的岔口积存了大量银粉状的雪花，风雪中看不到野兔的足迹，甚至连田鼠细小的爪印也看不到。然而，即使在隆冬，我还是注意到，在一些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那儿的野草以及观音莲依旧常青，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只耐寒的鸟在风雪中翘首期盼，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有时候尽管有雪，当我傍晚归来时，可以看到伐木工深深的足迹从我的门前一直延伸出去，并且在壁炉上发现一小堆他削的碎片，屋里还充满了浓浓的烟味。或者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可能会听到一个长脸农夫踩踏在雪地上的脚步声，他老远穿过树林寻到我的小屋，是专程来“友好访问”的。他是少有的“农庄里的人”，但他穿的是一件工装，而不是教授的长袍。他随时准备引用教会或是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就像从他自家的牛棚里拉出一车粪肥一样信手拈来。我们谈到了原始简朴的古代，那时候人们在寒意逼人的天气里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个个头脑清楚。没有其他的点心吃，我们就只好嗑坚果，正好磨磨牙，我们吃的坚果是聪明的松鼠早就不吃了的，因为它们知道，果壳最硬的往往其中空无他物。
穿过茫茫积雪和最凄苦的风暴，此时从最遥远的地方来到我小屋的是一位诗人。农夫、猎手、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可能会畏缩不前，但什么也阻止不了一位诗人的来访，因为他纯粹是被爱意所驱使。谁能预知他的来去呢？他从事的工作随时可能将他召唤出门，即便医生都已酣然入睡。小小的木屋里时而回响起我们朗朗的笑声，时而充盈着我们交谈时的窃窃低语，打破了瓦尔登山谷里长久以来的沉默。相比之下，百老汇也显得寂静荒凉了。我们的谈话中，每隔一段时间，在一个合适的间隙，就会传出欢笑声，或者是被刚刚脱口而出的漫不经心的一句话触动，或者是为即将要讲出的俏皮话埋下伏笔。我们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谈论了许多“全新的”人生哲理。正是这碗滋养我们的薄粥，把祥和欢乐的气氛与沉静深邃的哲思联系在一起。
我无法忘记，在我住在湖边的最后一个寒冬，还有一位受欢迎的访客，曾一度穿过村庄，顶着黑夜，冒着风吹雨雪，直到透过树丛看到了我小屋里的灯火，与我共度几个漫漫长夜。他是这里最后一批哲人中的一位——是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世界的——起初他兜售那个州的货物，后来正如他宣称的那样，他就开始推销自己的思想了。他至今仍在推销这些，颂扬上帝，贬斥世人。他的果实就是他的头脑，就像坚果与果仁那样。我想他一定是所有活着的人中最有信念的一个。他的言辞与态度无不令人感到让人所熟知和厌倦了的事物在他眼里总能呈现出美好的一面。时事变迁，他也将是世人中最后一个会为之而悲观失望的。目前，他没有什么胆大妄为之举。虽然他现在略显得默默无闻，但等到时运降临，出乎世人意料的法则被普遍执行之后，一家之主和一国之君就会转而向他寻求建议了——
“面对心如明镜的智者却视而不见，这是何等的有眼无珠！”
他是人类真正的朋友，差不多也是人类进程中唯一的挚友了。他是尘世中的长生不老之人，或者说是不朽的神灵。他不厌其烦，信念坚定，非要把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意象阐释清楚。而人类的神像，只不过是被污损了的，即将倒塌的纪念碑罢了。他仁爱又智慧，张开热情的双臂拥抱孩子、乞丐、疯子和学者，兼容并包所有人的思想，拓宽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思想深邃博大。我想他应该在全世界都畅行无阻的公路旁建一个超大的旅社，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国家里的哲学家。门口的招牌上写上：“热情款待所有人，唯动物不得入内。有闲情逸致，头脑冷静，急切寻找正路的人请进来。”他或许是我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睿智，也是怪癖最少的一个。昨天与明天对他来说是一回事。很久以前，我们在一起漫步闲谈，完全把世俗的世界抛到脑后；他不受任何体制的束缚，来去自由，坦荡磊落。不论我们转向何方，天地似乎都能对接，因为他增加了山岳美景的高度。一个一袭蓝衣的人，最适合他的屋顶就是能映射出他澄明心境的苍穹。我看不出他会怎样消亡，大自然也不忍让他逝去。
我们各有一些晾晒好的思想的木片，于是我们坐下来，一同把它们削尖，试试刀子的锋刃，同时赏玩一下松木清晰淡黄色的纹理。我们彼此敬重，温文尔雅地涉足于流水之中，或是携手而行，一路顺畅，思想的游鱼在溪流中都没有被惊到，它们也不怕岸边的钓鱼人。鱼儿快活地游来游去，就像西方天空上浮动的朵朵白云，一团团珠母色的羊毛时而攒聚，时而消散。我们在那儿工作，考究神话传说，修正寓言故事，在空中建造亭台楼阁，因为地面上已找不到可以铺设地基之处。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见者！与他交谈是新英格兰夜晚中的享受。啊！我们的哪次交谈不是句句箴言，字字珠玑。隐士、哲学家和我曾提到过的那位老移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畅所欲言。小屋似乎也因之而膨胀、震撼了。我不敢说大气的重压之下，每一英寸的范围要承受多少重量，也不敢说它裂开的缝隙，要塞进多少愚昧才能阻止它渗漏——还好我已经准备好充足的麻絮了。
还有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共度了不少“难忘时光”。我常去村里探望他，他也会不时地来拜访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社交的朋友了。
在那儿，就像别处一样，有时我会期待有从未踏进我房门的访客到来。《毗湿奴往事书》中说，“傍晚时分，屋主当驻留在他的庭院里，花费挤牛奶的工夫，如果他愿意，还可以花费更长久的时间，守候客人的到来。”我时常践行这好客的准则，翘首期盼，等候的时间足以给一群奶牛挤奶了，但没有望见一个人从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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