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英格拉哈姆就住在我的豆子地东边，公路的对面。他是康科德村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他的奴隶造了一间房，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树林子里——我在这儿提到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而是康科德的这个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在那个核桃林里有一小块地，他把核桃树培育成林，赶明儿岁数大了，打算派用场呢，殊不知到头来还是落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投机家手里。好在眼下他还有一间同样狭小的房子。加图的迹近湮没的地窨子洞口还依稀可见，但早已鲜为人知，因为边上有一排松树把它挡住了，人们就算走过，也都看不见。如今，那里长满了光洁的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 Glabra），最原始品种的黄花（拉丁文学名Solidago Stricta）也长得很茂盛。
在我的地块的边角上，离镇更近些，有一个黑人妇女名叫齐尔法，住在小小一间房里，替镇上的人织亚麻布。她有一副特别好的嗓子，那嘹亮的歌声在瓦尔登树林子里回响着。后来，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她的住房被英国兵——是一伙凭誓获释的俘虏兵——放火烧掉了，当时，幸好她不在家，可她的小猫、小狗和老母鸡通通被烧死了。她艰苦的生活简直不像是人过的。一个常来树林子转悠的人记得，有一天中午，他路过齐尔法的家门口时，听见她冲着沸腾的水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尸骸，尸骸啊！”我在橡树林那边，还看到了乐呵呵的好人[283]呢。
循着公路下行，靠右边，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他一度是卡明斯乡绅家的奴隶——当年布里斯特栽培的苹果树，至今仍在那儿，现已长成很大的老树了，我觉得，它们结出的果实，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野苹果味道。不久前，我在老林肯墓园里看到他的墓志铭，在他的墓碑附近，是一些无名墓，亦即从康科德撤退时倒下的英国掷弹兵的坟墓——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西皮奥·布里斯特”。Scipio与布里斯特的Sippio相近，姓Africanus与非洲Africa同一个字根，亦与布里斯特是黑人有关——他倒是有资格叫作西庇奥·阿非利加努斯[284]的——“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已退了色似的。我从墓碑上知道，上面还特别强调他是在什么时候死掉的，这仅仅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经饱尝过尘世况味罢了。和他住在一块儿的是他的妻子芬达，她殷勤好客，会替人算命，总让人听了很开心——长得个儿挺大，圆圆的，黑黑的，比黑夜里哪一个孩子还要黑。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肉球，在康科德真可以说空前绝后。
沿着小山再往下走，靠左边，在树林子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家族庄园的地界。他们家的果园一度遍及布里斯特山的所有山坡，可惜老早就被油松吞没，只剩下一些残株，它们的老根上至今还长出好多枝繁叶茂的野树来。
离镇更近些，在大路的另一边，恰好在树林子的边沿上，就来到了布里德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有过一个妖怪而出了名，虽然这个妖怪在古代神话中没有明确记述，但它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生活中扮演着很显眼、很惊人的角色，就像任何一位神话人物一样，总有那么一天，应该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最初，他乔装打扮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没多久就洗劫了乃至于杀害了主人全家老小——真是新英格兰一大怪。但是，历史想必还没有把此间上演过的所有悲剧一一记述下来，不妨让时间从中斡旋，给这些悲剧清除一些哀痛，添上一丁点儿蔚蓝的色彩吧。有一个最含糊不清的传说，说这儿从前有过一家小酒店，此外还有一眼井，就是这井水兑在路人的饮料后特别好喝，并使他的坐骑很快恢复活力。在这里，人们相互打个招呼，听听新闻，相互传告，然后各自重新上路。
布里德的小屋虽然早就没有人居住了，十二年了，还矗立在那里。它跟我的小屋大小差不离，那是一个总统大选的夜晚，如果我没记错，是几个淘气的小男孩放火把它烧掉的。当时我住在村子的边上，捧读戴夫南特[285]的《龚达伯特》出了神，那年冬天，我得了瞌睡病——顺便说一下，我可不知道这毛病是不是家传的，反正我有一个大叔，连刮胡子的时候都会睡着，因此，他每逢礼拜日不得不下地窨子去摘掉土豆上的芽儿，就是让自己保持清静，守安息日。要不就是因为我想精读查尔默斯[286]的《英国诗选》，一首也不跳过去，结果导致了昏睡，这部诗选简直把我的神经[287]给征服了。我读着读着，脑袋越来越耷拉下来，猛然间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飞也似的赶了过来，冲在前头的是一大帮子大人和孩子，可我跑在最前列，因为那条小溪我纵身一跃就过去了。我们都以为着火地点远在树林子南边——以前我们都去救过火的——什么谷仓啦，店铺啦，或者什么住宅啦，或者是这一切通通着了火。“是贝克家的谷仓着火了。”有人大声嚷道。“是考德曼宅子着火了。”另一个人打包票说。随后，鲜亮的火花星子升上了树林子上空，仿佛屋顶坍下去了，我们大伙儿都扯着嗓门高喊：“康科德，快快来救火呀！”马车急如星火般驶去，车上挤满了人，说不定里头还有保险公司经纪人，反正不管有多远，他们是哪儿有火就往哪儿赶的，可是，救火车的铃声不时在后头响起来，越来越慢，越来越稳当，落在了大伙儿的最后面，就像事后人们窃窃私语的，也许正是他们这拨人先放了火，再去报警的，那也难说。就这么着，我们继续往前赶，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相信自己感官提供的证据，直到在大路上拐弯时，我们听见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真的感受到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这才猛醒过来，老天哪！我们就在火场。火场近了，我们的热情反而凉下来了。开头，我们打算把一个蛙塘里的水都浇到大火上去，但后来还是随它烧下去，这小屋子已经烧得差不离，救也是白搭。于是，我们围着救火车伫立着，相互之间推推搡搡，通过喇叭筒表达我们的观点，或者压低声音，谈到世人们目睹过的所有大火灾，包括巴斯考姆家的商号失火，我们一些人却想到：如果我们自己的“老爷船”[288]及时赶到，旁边又有一蛙塘的水，也许我们最后可以把这场骇人的大火变成另一场大洪水。后来，我们一点恶作剧都没干就全部撤退，回去睡大觉。我呢，回去就看《龚迪伯特》。不过，说到《龚迪伯特》，序言里头有一段话，说机智就是灵魂的火药——“大多数人不懂得机智，就像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这段话，我可不敢苟同。
转天晚上，大约在同一时刻，我穿过田野，正好走过那里，猛地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我摸黑走近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这个家族的唯一幸存者，继承了这一家人的善与恶，只有他还记挂着这场大火。他这时趴在地上，眼看着地窨子的断垣残壁还在冒烟的余烬，喃喃自语，如同往常一样。他整天价在河边草地那儿干活，但凡有空就过来看看他祖上的老宅子，他自己的青春岁月就是在那儿度过的。他老是趴在那个地窨子上头，从各个视角、各个方位，轮番地仔细察看，仿佛那儿的石板里头藏着他还记得的金银财宝，其实，如今什么都寻觅不到，只有一堆堆碎砖和灰烬。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了，他眼前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此刻我来到他面前所隐含的同情，好歹使他得到不少宽慰。他指给我看已被覆盖住的那口井，天色已黑了，只能尽量看一看，真是谢天谢地，那口井是断断乎烧不掉的。他沿着墙根摸索了老半天，总算寻摸到了他老爸亲手制作并且架起来的井水提取装置，摸一摸那钩住盛满水的井桶往上提的铁钩或铁扣——如今，他能抓得住、摸得着的，也仅仅是这一个玩意儿了——他要我相信它是一个非凡的“提水装置”。我就摸了一下。后来我每天出去溜达时，总会过去看看它，因为它还悬挂着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呢。
左边，就在看得见水井和墙边丁香花的今天那块空地上，纳廷和勒·格罗斯曾经在这里住过，不过他们都回林肯那儿去了。
比以上这些地方更远的树林子里，离湖最近的边上，陶工韦曼擅自占用了一块地。平日里他给镇上的人制作陶器，还让自己后代继承他的手艺，他们活在世上很不宽裕，只能默许他占住了这块地，县里治安官[289]常常跑来收税，也老是白跑一趟，“扣押一件破玩意儿，”走走过场罢了，我看过他的账目，舍此以外确实身无长物。仲夏时节有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一个人驾着一辆满载陶器的马车去赶集，到了我的地头边，他就勒马停了下来，向我打听有关小韦曼的情况。很久以前，小韦曼向他买过一个陶轮[290]，他很想了解一下小韦曼今日里怎么样了。过去我在经文里读到过陶工的泥坯和陶轮，但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纤毫无损地从那时候留下来的，或者就像长在树上的葫芦一样，所以，听说我的街坊里头有人从事这种塑造艺术，我心里挺高兴。
在我之前，这些树林子里最后一位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写成科尔也无妨），借住在韦曼的屋子里——人们管他叫夸尔上校。据说他以一名战士身份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如果今天他还活着，本来我应该让他重上战场一显身手。他在这里是靠挖沟过活。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树林子里。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就像见过世面的人似的，他很讲究风度，说起话来特别彬彬有礼，那是你断断乎没有听到过的。到了仲夏时节，他身上还披着一件厚大衣，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连脸色都红得像抹上了胭脂。我入住树林子后不久，他就死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大路上，所以，我的记忆中没有他这个邻居。他的房子还没拆掉前，他的同道都把它当作“凶宅”而退避三舍，可我倒是对它实地走访过。只见他的那些旧衣服都已起了皱皮疙瘩，就像他本人似的，乱堆在那张高高隆起的木板床上。搁在壁炉上的是他的破烟斗，而不是一只在泉水边打破了的碗。布里斯特泉水永远也不会成为他死亡的象征，因为他向我坦承过，他尽管早就听说过布里斯特泉水，却一辈子都没见到过。沾满尘埃的纸牌，什么方块、黑桃和红心、老K等等，满地都是。一只黑色小鸡没让遗产管理人捉去，依然栖在隔壁房间里头，它的羽毛乌黑得像黑夜，一气不吭，默默地等待列那狐[291]。房子后头花园的轮廓至今依稀可见，那里草木种下后一次都没有松过土、除过草，因为主人患病后周身一直在震颤。不过，如今已到了收获时节。园子里长满了罗马苦艾和叫花草，这后一种草的果实都黏附在我的衣服上。一张新近剥下来的土拨鼠毛皮紧绷在房子后头，这是他最后一件滑铁卢的战利品，反正如今他再也不稀罕什么温暖的毛皮帽子或手套了。
现在，地上只有一个浅坑还能让人看得出这些旧宅的遗址，地窨子里的石块已被掩埋，草莓、紫莓、榛子灌木丛以及漆树全都生长在阳光灿烂的草皮那边，一些油松或多节的橡树已从往昔烟囱那个角落里长了出来。当年门前石阶那儿，也许还有一棵芳香的黑桦树在摇曳呢。有时，水井的凹坑还能依稀可见，原先这里有过泉水，如今只有干枯的无泪的野草，要不就是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离去时，从草地里搬来一块石板，将水井深深地盖住了——反正赶明儿总会被人发现。把水井掩盖起来——想必是令人伤心的事，泪泉随之汩汩地喷涌。这些地窨子的凹坑好像被遗弃的狐狸窝、旧洞穴，全是往昔人类沸腾生活留下的遗迹，当时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言讨论过何谓“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等问题，但是，据我所知，讨论的结果不外乎是“加图和布里斯特扯过羊毛”，这几乎就像极有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一样发人深省。
大门、门楣和门槛消失了一个世代后，丁香花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到春天，鲜花怒放，香气四溢，喜爱沉思的观光客都会前去采摘。过去是孩子们在前院的小小地块上亲手栽下和呵护过的，如今却落到了杳无人迹的草场颓垣边上，把位置让给了一些新的拔地而起的树林子——这些丁香花树就是这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也是这个家族的最后孑遗。黑黝黝的孩子们压根儿想不到，他们在住宅背阴处插下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经过他们天天浇水，就这么深深地扎下了根，没承想活得比孩子们的岁数还大，而且活得比在后头它遮阴的宅子本身寿命更长，甚至比大人们的花园和果园沿革更悠久，在他们长大、去世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丁香花树却悄悄地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听——丁香花儿开得很美，而且，芳香四溢，和在第一个春天里开放一模一样。丁香花那种依然娇嫩、淡雅和欢快的色彩，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小村子按说是大有可为的好苗子，为什么它却倏忽消失，而康科德还留在原地呢？难道它不具备自然资源优势——比方说，水源不足吗？啊，深深的瓦尔登湖，清凉的布里斯特泉——常喝这些水有益于健康，该有多好！可惜人们压根儿没有加以利用，只不过用它去稀释杯中之物，他们都是清一色酒徒。为什么就不能让编篮子、扎马厩扫帚、织席子、烤玉米、织麻布、制陶器等行当在这里生意兴隆起来，使荒原像玫瑰一样灼然盛开，使子子孙孙都能继承他们祖上的田地呢？贫瘠的土壤至少也能防止低地的退化。天哪！这些原住民的记忆，竟然压根儿没能使这里的山山水水增光添彩！也许大自然会再次考验，让我做第一个移民，使我去年春天造的小屋子成为这个村里最古老的宅子。
我可不知道，我的宅基地上从前有没有人造过房子。让我远离那个建造在古城废墟上的城市吧，因为这种城市是利用废墟建成，以墓地造花园。那里的土地已经泛白，并被指控在还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之前，说不定大地本身也会给毁掉。我就这么着回首前尘，追怀往事，仿佛使原住民重归树林子，然后自己才安然入睡。
寒冬季节，我很难得有客人来。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一个星期或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小屋，可我生活得倒是很舒服，就像大草原上的一只耗子或牛羊和家畜似的，据说它们埋在积雪中很长时间，即使没有吃食，也照样存活下来；或者像本州萨顿镇早期移民那一家人，一七一七年刮起那场大雪时，这个移民本人正好外出，不料他那个小茅屋全被大雪盖没了，只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热气在积雪中融化成一个窟窿眼儿，被一个印第安人发现，这才使一家人得救了。不过，对于我呢，至今没有哪个友好的印第安人表示过关注，其实，对他来说，也没有必要，因为这小屋主人总是株守在家哩。好大的雪啊！听着多有劲儿！农夫们没法驾着驴马去树林子和沼泽地，他们不得不把自家门前的那些绿荫树砍倒。积雪变得越来越硬时，他们还要到沼泽地去砍树，待到来年开春时一看，没想到砍树那块地方，竟然离地面有十英尺高呢。
从公路到我的小屋的那条小路，约莫有半英里路远，积雪最深时，也许可用一条弯弯曲曲的虚线标出来，每两个圆点间都有很大空当。要是有个把星期里天气稳定，我来来去去的时候，总是迈着同样数目的步子，同样大小的步伐，故意找准我自个儿踩出来的足迹走路，精确得就像一副两脚规——原来冬天就这么着使我们循规蹈矩走老路呢——不过，这些足迹里常常映现苍穹自己的蔚蓝色。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天气，都阻挠不了我去散步或外出，因为我经常为了践约起见，在最深的雪地里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去跟一棵山毛榉，或者一棵黄桦树，或者松树林中的一个老相识会晤。积雪和冰凌使松树的枝柯都压弯了，树梢头显得更尖峭，因而变成了冷杉似的。有时候，我踩着近两英尺深的积雪，步履艰难地向高高的山顶走去，每走一步，都像另一场暴风雪冲我头顶上扑过来。有时候，我索性用双手和膝盖在雪地里爬行、拼搏，反正当时连猎户全都回去过冬了。有一天下午，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一只胸部有褐色斑纹的大林鸮（xiāo）（拉丁文学名Strix Nebulose），它栖息在一棵白皮松的低矮枯枝上，紧挨着树干，恰好是在大白天，我站的地方离它还不到一杆远。我走过去的时候，两脚踩雪的声响它是听得见的，却看不清我。我让两脚在雪地里踩得猛响时，只见它的脖子就伸了出来，脖颈羽毛竖立起来，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但它的眼睑很快又闭上，开始打起盹儿来。我观察它半个钟头后，自己也有点两眼迷蒙，瞧它就这么着两眼半睁半闭栖息在那儿，像一只猫，或者像猫的长翅膀的兄弟。它的眼睑间只留着一道窄缝，这样，它就和我保持了一种半岛状的关系。它就这么着两眼半睁半闭，从梦幻中往外观望，极力想知道我是何许人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抑或是一颗遮住它视线的尘埃？最后，也许是某个更大的声响，也许是我越走越近的缘故，它就显得很不自在了，懒洋洋地在栖枝上转了个身，仿佛美梦被搅乱了而很不耐烦似的。于是，它展翅起飞，穿过松树林，将翅膀舒展到了令人始料所不及的极致，我却一丁点儿响声都听不见。就这样，它不是靠视力，而是凭借对周边环境的灵敏感觉在松树枝桠之间飞来飞去，仿佛它的羽毛都极其敏感，能在昏暗中摸索自己的飞行路线。最后，它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栖枝，也许它就会在那里安静地等待它的白昼的到来。
我从横贯草地的长长的铁路堤岸上走过时，一阵砭人肌骨的寒风迎面刮来，因为它只有到了这里，刮起来才算最痛快淋漓。反正冰霜猛打我的左颊，尽管我是一个“异教徒”，我也还是照样把右颊送了过去[292]。从布里斯特山上来的火车道上也好不了多少。反正我还是要到镇上去，就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漫山遍野的积雪在瓦尔登路两侧有如墙壁一样地堆积起来，只消过去半个钟头，管保将行人的足迹给盖没了。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新形成的积雪里踉跄挣扎过，西北风忙不迭把粉状白雪积存在大路一个急拐处，那儿连一只兔子的足迹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一只草地耗子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在寒冬季节，我还看到过暖和而松软的沼泽地上野草和臭菘依然永葆常绿，一些耐寒飞禽有时偶尔会来这里，等待大地回春呢。
有时候，虽说冰天雪地，我傍晚散步回来，会发现樵夫从我家门里走出来的深深的脚印，壁炉上头还有他削好的一堆碎木片，屋子里充满他抽烟斗的味道。要不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如果碰巧我在家，听得见一个精明的农夫踩雪时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谅他是大老远穿过树林子，找上门来套近乎、“拉呱儿”。他是少数“在自家农场”种庄稼的人之一，身上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套工作服，他说话时会动不动援引教会或国家的那些仁义道德，就像从牲口棚里拉出来一车粪肥似的。我们谈到了原始时代的简朴生活，那时候，人们在冷得反而有精神气的天气里围坐在一大堆篝火边，倒是个个头脑清醒，如果没有别的甜点助兴，那就不妨拿自己的牙齿来试一试聪明的松鼠老早丢掉的好多坚果，因为那些坚果虽然外壳挺厚，往往都是空心的。
有一位诗人[293]顶着骇人的暴风雪，踩着深不可测的积雪，大老远赶到寒舍来做客。这样的风雪，哪怕是一个农夫、一个猎户、一个大兵、一个记者，乃至于一个哲学家，都有可能给吓退了，但是，也不能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的一切都是从纯粹的爱出发。他的来来去去，有谁能预测呢？他的职业就像医生，哪怕上床睡觉了，也随时被叫唤出门应诊去。我们使这个小屋子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而且好多轻声细语的清醒谈话也在回响着，这就弥补了瓦尔登谷地很久以来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汇[294]也会显得冷清而又荒凉。我俩不时纵声大笑，也许是因为刚才脱口而出的一句妙语，要不就是因为正要谈到的一则笑话。我们一边喝稀粥，一边谈论许多“崭新”的人生哲学，而这碗稀粥将宴饮之乐和哲学所必需的头脑清醒融合在一起了。
我可忘不了，在湖边的最后一个冬天，还有一个深受欢迎的来客[295]，有一回，他穿过林子，顶着雨雪，摸黑赶来，后来不知怎的从树丛里瞥见了我的灯光，于是跟我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漫长的冬夜。最后一批哲学家里头的一位——康涅狄格州把他推向了世界——早先他兜售康涅狄格州的商品，后来，据他自己所说，就兜售他的头脑了。他至今依然在兜售头脑，赞扬上帝，贬损世人，唯他的头脑能结出果实，就像坚果里头有果肉一样。我想，他必定是当今世界上还活着的最虔诚的人里头的一个。他的话语和态度始终表明，一切事物都比别人所了解的好得多，而由于时代在演进，也许他会成为最后一个感到失望的人。眼下他还没有什么冒险行动，虽然当今人们不怎么理会他，但他一旦旗开得胜，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法则就见效了，一家之主和统治者们都会来向他求教的——
看不到清澈的人是多么盲目啊！[296]
人类的一个真正朋友，几乎也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了。一个古老的凡夫俗子，还不如说是一个不朽之人，怀着不倦的耐心与信念，阐明深深印在人身上的形象，他们的上帝实际上只是一些残碑断碣罢了。他既亲热又聪明，体察孩子、乞丐、疯子、学者，对各种思想兼容并蓄，还常常使它臻于博大精深。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大道上开设一家旅馆，各国哲学家都可以来投宿，他的店招上应该写上：“宾至如归，役畜免进。凡有闲暇、心境平和、热切地寻求正道的人，请进来。”在我认识的人里头，也许就数他神志最健全，怪点子也最少，他昨天是啥样，明天也还是啥样。从前，我们俩一道漫步，聊天，全然将俗世凡尘置诸脑后。因为他没有向世界上任何制度起过誓，是个生来自由自在的性情中人。无论我们转身走向何处，好像天地都浑然一体了，因为他使湖光山色显得更美丽了。一个身穿蓝衣服的人，他觉得最合适的屋顶，就是映现他宁静心境的苍穹。我看不出他怎么会一瞑不视呢，大自然也还舍不得他呢。
我们各自把思想摊开来谈，就像把木片拿出来晾干似的。我们坐了下来把木片削得尖尖的，一边试试我们的刀锋，一边欣赏那些松木中清晰的黄色纹理。我们是如此虔敬地轻轻涉水而过，或者如此平平稳稳地携手并进，因此，我们思想中的鱼儿既没有从小溪中吓跑，也不害怕在岸边垂钓的人，而是好不快活地游来游去，宛如西边天空上飘过的浮云，那五光十色的云团在那里时而生成，时而消散。在那里，我们做作业，考订神话，润饰寓言，构建空中楼阁，因为大地上提供不了良好的基地。了不起的观察家！了不起的预言家！跟他思想交流不啻是新英格兰夜谭啊！啊！我们，隐士和哲学家，还有我提到过的那个老移民——我们三个人——就这么着侃侃而谈，谈得我的小屋子仿佛在不断膨胀摇晃。我可不敢说，在每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圆圈上要承受重达多少磅这种气氛的压力。小屋子已裂开了缝，以后就得填塞很多劳什子，方能防止泄漏——反正我早已捡好了够多的这类填絮。
余外还有一个人[297]，我和他在他的村舍里一起度过久久难忘的“美好的时光”，不过，他也不时到我的小屋子来。舍此以外，我在这里再也没有跟别的什么人有交往了。
反正不管到哪儿都一样，有时我也期盼过那些断断乎不会来的客人。毗湿奴·普纳那[298]说：“傍晚时分，主人始终要守在院子里，等上挤完一头奶牛的时间——或者更长些，如果他乐意——鹄（hú）候客人到来。”我常常恪尽这种好客的职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足够挤完一群奶牛，无奈总是没看见一个人从城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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