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儒家的起源

    严格来说，中国人应该是不信神的，中国人的神其实就是自己。

    然而中国人又是喜欢拜神的，有时候，一家可以供奉好几个神明，似乎多多益善，群策群力。道观和寺庙里这种繁盛就更加可观了。中国不但有好的神佛，还有专门干坏事的神佛，例如瘟神、扫把星等。

    总而言之，中国人心中最根本的神还是他自己。因为无论相信哪个神，人都是要修炼的，绝不像西方世界一样，喝一口经过祝福的圣水就能飞升天界，在中国你要清修，要苦练，练完了内功，练外功，然后还要经过一关关的考验、面试，有时候还要受到雷击，最后才能飞升天界。由此可见唐僧同志多不容易，九九八十一难可不是小数目，尤其是面对一个个迷死人水灵灵的小女妖而不能下手的时候，那是相当考验人的意志力。

    当然，中国人“多神”的这种习惯和统治者有关。自古以来，中国的历朝历代即便是那个皇帝自己笃信某个宗教，也从没有强迫人民也跟着相信的。

    但是中国有一种不是宗教但比宗教更厉害的东西，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知道今天中国才没有形成一种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儒。

    儒，很庆幸这个字眼从出现到兴盛到衰落都只是一个学派而已，自始至终并没有披上宗教的外衣。

    儒家有个十分怪异的信念，他们认为一切古代的都是好的。

    在他们的观念中，古代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所以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堪称经典，堪称金科玉律，完全不可能有错误的地方。所以，所有的中国人必须向黄帝和尧舜禹汤学习，而向他们学习的基石就是“孝道”。

    为此，儒家专门编写了一本《孝经》来阐述这些孝道，《孝经》对不同身份的人都提出了不同的孝道，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

    《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天子孝道”——能够亲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厌恶别人的父母，能够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

    “诸侯孝道”——身为诸侯，在众人之上而不骄傲，其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慎行法度，财富再充裕丰盈也不会损溢。居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财富充裕而不奢靡挥霍，所以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能够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住家国的安全，与其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就是诸侯的孝道。

    此外还有卿大夫孝道、士人孝道、庶人平民孝道，假如一一列举不但繁琐而且麻烦，所以只列举其二。

    儒家中人坚信，只有严格遵守孝道，才能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体现，国家有此既可治理。

    举个例子，藤国国君逝世，他的儿子向孟子请教，接下来他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

    孟子一本正经的说：“你什么也不要做，做了就是不孝，你只需要为亡父服孝三年，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这话的意思是说，他必须为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内，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更加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一的悲哀，——如果触犯了某一项，就是不孝，就是不仁义。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一命呜呼，跟着祖先去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孝子哩。

    这种表面文章、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可笑，且不说三年会耽误多少国家大事，普通的老百姓三年不干活，也会耽误生产，社会会因此而退化。退一万步来说，你就算是服丧三十年，你的祖先能活过来吗？

    守孝只是这些道德规范的开始而已，事实上儒家的法规极其繁复而琐碎，除了包含孝经之外，还有很多……仅只是仪式程序这一部分，就有葬礼、祭礼、婚礼、冠礼、等等，以及国君之礼、贵族之礼等等。还有关于乐舞、衣服、饮食甚至医药都有严格的区划与规定，等级制已经森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行走在礼教之间就像行走在布满地雷的山谷间，一不小心就会踏响一只，被炸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礼教的束缚去生活，定会变成一只牵线木偶或者膝行的僵尸，没有自己的意志，丧失自己的生活。

    幸好，所有的礼教都是贵族的玩意儿，整个庞大的礼教系统中没有关于平民的，因为平民和奴隶是低贱的，他们不需要礼教，只有贵族才需要礼教的教化。

    孔子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能够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分，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地甘心于现状，安分守己，不去追求他名分之外所不应有的东西，就会天下太平。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求成为平民，只安心的做好他的奴隶；平民不妄求成为诸侯；诸侯不妄求成为国君，那社会就会永远的和平了。

    孔子认为，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尧舜禹汤那种“无忧无虑”的时代。

    孔子不是周礼的始祖，却是儒家的始祖，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儒家的弟子，他们在日后的岁月里，严守着‘有教无类’的准则，把儒家学说传遍了长江和黄河流域，把整个中国的读书人都变成了同志关系。出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对产生“礼教”的那个“古代”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崇拜感情，拼命地想让社会倒退到古代去。但极其讽刺的是，在孔子生后，他的祖国那个被称为文化巨城的鲁国，居然被蛮荒的楚王国所消灭，当时“仁义”没起到任何作用。

    孔子的一些弟子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国度，为此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但很遗憾，各国的国君都忙于征战，对于这种颟顸，不求进步的政治主张似乎不怎么感兴趣，最终游说失败。

    孔子虽然失败，但是他的弟子们并不承认失败，他们的政治嗅觉非常的敏锐，只要稍稍的有些风吹草动就会一个个的冒出头来，一遍遍的不厌其烦的阐述来自儒家的经世救国的理论。

    也许是因为他们太罗嗦太讨厌了，所以后来统治者赋予他们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腐儒。意思就是迂腐的儒生。

    2    焚书坑儒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儒家学派看到秦始皇好大喜功，以为翻身做主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于是非常大胆的做了一件自信会让秦始皇龙心大悦的事情。

    他们建议秦始皇分封他的儿子们到各地去当国王，效法周代的统治（他们竟然没有想到周朝是如何灭亡的，秦始皇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统一的国家，差点因为一句话又被活活分裂，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秦朝的儒家博士淳于越不管这些，他进言——“臣听说商代和周代都立国有一千年，那是因为他们分封了自己的子弟，今天陛下统一了四海，而你的儿子们却没有一寸土地，这样是不合适的。万事不效法古人而能长久者，臣闻所未闻。”

    秦国呢，一向以“法”立国，不论是商鞅、张仪、范睢、韩非最重视的就是改革变法求新。丞相李斯更是当仁不让。

    淳于越这番话，气得李斯三尸暴跳、七窍生烟，他忍不住大声驳斥：认为儒家学者愚陋颟顸，对新的大一统局面缺乏认识，他们所说的分封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不足以效法！儒家学者不向时代学习，只一心一意的崇拜古人，用虚伪的语言打击真实，实在罪大恶极！

    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儒家学派这次结结实实的碰到了墙壁。

    他们此次碰壁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遭遇了‘法家政治体系’，与一切向前看凡事都要求革新的‘法家’比起来，那些崇拜古代要求“退步”的儒家是多么的呆板可笑啊，甚至连韩非子都曾经用‘守株待兔’和‘井底之蛙’来讽刺他们。

    正因为儒家和强大的秦王朝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关系，他们遭到迫害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秦政府开始焚烧儒家典籍，逮捕儒生做苦工，禁止人们公开的谈论儒家经典，处死那些不肯放弃儒学的人。具体的法令是这样的：

    一、焚毁诗书。

    二、超过六十天仍然拒绝焚毁的，处以黥刑，罚做苦工。

    三、两个人以上谈论儒学，一律处斩。

    四、凡是胆敢‘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

    这就是‘焚书’。

    秦始皇并没有做绝，他仍然保持了朝廷内儒家学派的博士地位，以及国家图书馆对儒家经典的保存。真正大规模的焚书大约发生在十几年后，项羽的大军焚烧了咸阳城。

    焚书之后就是坑儒。

    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公元前212年，两位原本替秦始皇求取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在用尽了所有方法求取丹药失败之后，决定脚底抹油开溜。跑就跑吧，问题在于这两个小子把秦始皇赏赐的金银珠宝打包之后，居然开始造谣说：“嬴政这个人天生凶残，只信任手下的官吏，博士虽然有七十多个，不过都是吃闲饭的摆设而已。他最喜欢的就是杀人，几乎每天都杀。我们本来有大神通，但我们不愿意把长生不死的仙药给这样的暴君来吃。”

    秦始皇听说以后，勃然大怒，对两个家伙攻击诽谤不能释怀，再加上他们求取长生不死药的过程中，浪费了无数的金钱，于是下令要给‘方士’们一点教训。

    请注意，这些人其实是‘方士’而不是‘儒生’。

    但是秦始皇下令把首都咸阳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全都逮捕归案（儒墨法道全都包括），调查他们有没有讽刺皇帝的言论。

    调查结果，罪状确凿的有四百六十人，给他们的处罚全部是“坑杀”。

    这四百六十人，应该大部分都是炼丹的方士，就算有几个儒生，占得比例也不会太高，而且这些儒生很可能不务正业，在研究儒书的时候兼职炼丹。所以，秦始皇‘坑儒’，实际上是坑‘方士’。但是从此儒家学派的人恨透了秦始皇，他们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年的口诛笔伐，利用他们掌握的思想世界，将秦始皇说成是杀人吃人的洪水猛兽。

    秦王朝虽然严刑峻法，但最初在学术上还是包容的。他们所统治的帝国是由许多种族和学派共同组成，所以只要你规规矩矩不惹事儿，秦人都会让你走自己的路。而且儒家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的教徒不愿意双腿跪拜他们的皇帝，因为他们只会在上帝面前双膝跪倒，可是儒生们不一样，他们尽可能得把‘君权神话’，认为主神和皇帝基本上是一个人，所以他们愿意给皇帝下跪。

    儒家学派之所以一败涂地，错就错在他们碰到了秦始皇。

    崇古、守孝虽然迂腐颟顸，让法家的政治家们看不起，但通常他们也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不会去迫害。因为在法家的眼中，儒生只不过是一群找不着北的可怜虫而已。他们拼命地宣传腐朽过时的政治理念，却没有人愿意听，人们宁愿去市场上听一文钱一段的大鼓书，也没人给他们捧场。他们的错误在于不该去触碰法家集团的政治地盘（他们斗不过法家，因为皇帝也是法家的），如此一来，法家中人就认为这些人胆大妄为，后患无穷，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必须毫不犹豫毫不手软的铲除掉。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其实并没有不遗余力的去迫害这些儒生和儒书，否则的话，凭着秦国最初建国时期的国力，还有秦国一向奉行的严刑峻法，收拾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只是小菜一碟，不可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3 儒家的春天

    奇迹发生了。

    在经历了秦朝的风雨摧折之后不久，儒家得到了一米阳光，并且很快就光辉灿烂了起来。

    公元前140年，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得不说的皇帝——汉武帝登上了皇位。年仅十七岁的汉武帝举办了一次全国人才选拔大会，以“贤良”“方正”等名目为国家选拔管理人才。那时候没有科举，所以由皇帝亲自考试。

    儒家学派的‘董仲舒’在选拔中一举夺魁，受到了汉武帝的尊重与赏识。

    董仲舒在他的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都是妖言、邪说，只有孔子的四书五经才是真正的学术。

    汉武帝的父亲（景帝）爷爷（文帝）都是道家，到了他这一辈，却成了至少半个“儒生”。他公开表态支持‘儒家’，下圣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拿出钱资助儒家办学，罢黜百家博士，儒家学派很快就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非宗教而胜于宗教的系统。

    如此这般，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诸子百家灿烂辉煌的局面终于被扑灭，儒学成了这个大帝国正式的也是唯一的思想源头。这时候，儒家的遗老遗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在各大城镇里宣传他们的复古精神，西汉王朝变成了儒学的天下。

    没用多长时间，西汉朝廷就和以前的朝廷有了明显的区别：皇帝更加威风了。

    皇帝上朝的时候，大臣们跪在地上，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平视，否则就是犯了‘失仪之罪’，要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这是因为儒家的‘礼制’在发挥作用。

    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分外的感受到了当皇帝的威严和快乐，臣子和百姓们的地位则显得更加的卑贱。礼教把皇帝变成了神，在人与人之间竖起来一道道坚实的藩篱，谁也无法逾越。体会到快乐的皇帝们，更加义无反顾的推崇儒教，他们觉得这样当皇帝才过瘾，这样当皇帝才算是当皇帝啊！

    儒家系统乘着这阵春风迅速的茁壮成长起来，他们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担任教师，传授的当然也是儒家学派的四书五经。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能拿到毕业证，就可以获得分配，至少也是国家公务员（地方官），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强了儒家学派的号召力和向心力，各门各派的学者纷纷‘背叛师门’加入儒家，儒家的组织越来越庞大了。

    此时，儒家不仅只管国事，还管到其他的重要大事，例如婚姻、继承、祭祀、礼乐，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就连皇帝娶媳妇他们也要来插上一脚，后来干脆在朝廷里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九卿’，掌管国家具体政务。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太常专门负责掌管礼仪。

    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对于礼教的重视到了空前的地步。

    几千年来，无论是朝代更迭，皇帝易位，儒家却从未失去过他显赫的地位。它成了统治者手中的工具，不，应该说是一件利器。

    西汉王朝覆灭之后，儒家却意外的更加强大起来，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此人便是历史上第一位纯儒家的皇帝——王莽。

    单看这个名字，很像个莽夫，其实并非如此，王莽是个心细如发、野心勃勃的汉子，更加是一位儒家的大学者。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他和刘邦、李渊、朱元璋这些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些人做皇帝只是为了满足私欲，而王莽则有着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利，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也就是孔老夫子一再倡导的——尧、舜、禹、汤的快乐世界。

    王莽是一代大儒，他非常推崇孔老夫子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觉得富人很有钱，穷人却没钱，男人沦为奴隶，女人成为婢女，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家没有按照‘周礼’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造成的。

    所以，他要大力改革。

    王莽以周礼为理论基础进行改革，以西汉政府留下的强大的帝国和儒家的统治地位作为他改革的强大后盾。可是，他刚一开始改革，这些后盾就全部的离他而去了，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立马横刀，大刀阔斧，立志全面恢复尧舜时代的旧观，并把其发扬光大。

    王莽的改革措施我们不一一列举，反正他恢复了一千两百年前的很多早就不合时宜的制度，妄图以自己手中无上的权利颠倒乾坤，逆转时空。

    他是个钻牛角尖的人。

    或许所有儒家学派的——腐儒们，都有这个钻牛角尖的毛病。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所以，钻的就比较厉害一点。

    他把大部分时间没有留在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上面，却放在了一些细枝末节上，比如说，恢复儒家学派特有的繁文缛节，不厌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一律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

    大家如果读过《左传》，就知道儒家有多少令人头疼的规矩，比如说天子应该在什么时间出去狩猎，什么时候祭祀太庙，百官应该如何的安守本分，坐立起行等等，他对这些东西，似乎比真正的改革更加的有兴趣，总之，王莽的改革仿佛就是要大家坐上时光机直接回到尧舜时代为止。

    孔子在春秋里固执的称呼‘楚王’为‘楚子’，虽然楚国立国数百年一直称王，但孔子认为于理不合，拒绝承认，因为周礼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

    王莽也傻啦吧唧的跟着起哄，拒绝称呼西汉时期‘西南夷’和‘匈奴’人为王，改封他们侯爵，这些蛮人誓不接受，王莽就认死理，一定要他们接受。

    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已，但在食古不化的儒家巨子心中，没有什么比僭越称谓这件事更大逆不道的了。双方各执一词，竟然引发了后来中原与匈奴的大战。

    虽然王莽用儒家的哲学和逻辑学来替自己的改革解释和辩护，可是就算是那些儒家学者都受不了他的改革了，纷纷的投靠了起义军。可见其有多么的失败。信奉儒家学派的人认为，王莽只触及了部分真理，而歪曲了真正的涵义，其实那只不过是因为王莽的改革触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已。

    如果王莽的‘纯儒家改革’真的成功了，也不知道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幸好他失败了，这至少证明，一个纯儒家的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

    4 时代的寄生虫

    汉武帝之后，儒家系统迅速的膨胀起来，渐渐的形成了他们特有的阶级——士大夫阶级。士大夫就是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读儒家经典，以当官为唯一的职业。

    这些人很像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教士，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他们代替了夏、商、周时代的血亲贵族，成为了政府真正的当权人。当然血亲贵族仍然存在，但在士大夫的强大团体之下，只能退居二线了。

    在没有科举的岁月里，读书人要成为“士大夫”就必须得到“推荐”，可是怎么样才能被“推荐”呢？

    首先，如果你倾向于道家或者法家，你这辈子也别想获得推荐，因为负责推荐的士大夫阶层全都是儒家的。

    其次，如果你是士大夫的子弟或者门生，那么你被推荐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推荐制度不如科举来的先进。这也是汉朝‘门第’以及后来的‘门阀’制度形成的一个原因。

    最后，你除了有丰富的儒家知识之外，还要在道德行为上面有突出的表现，比如说孝道、廉洁、不好女色、不贪财、效忠等等方面，有“过硬”的表现。

    谈到“过硬”，有些人就未免做的过了头，甚至虚伪的令人作呕。就拿孝道这件事情来说吧，它的具体体现就是前面说过的服三年之丧。

    在这个年代里，文人士大夫们为了出风头，赚名声，出尽奇招，孔子和孟子本来主张服丧三年，但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突发奇想的加倍，服六年之丧，并且开始搞竞赛，六年不行就来九年，十二年，大有后半生都要为老子娘服丧的趋势。

    有的人一生下来老子娘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丧了，等长大成人之后便失去了这个出风头赚名声的机会，但是他又实在很“孝顺”，怎么办呢？于是，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如果可能的话，真心希望爹娘还阳复生再死一次，让他好好的尽一下“孝道”。

    不仅如此，同时展开竞赛还有嚎哭与绝食，这两项“孝道”也非常的厉害，有人差点真的就跟着已死的父母去了。

    政府欣赏同时一直在鼓励大家这样去搞竞赛，大家非常熟悉的孔融同学，曾经做过东汉北海郡的郡守，人称为“孔北海”。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士大夫，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个人家死了父亲，哪家的儿子哭的不是很悲伤，竟然被他抓起来，处以死刑。大家说说，以后谁还敢不“悲伤”啊。

    社会风气由此而形成。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逐渐的缩小。渐渐的居然成了“家族化”。

    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成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而产生。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这样的，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做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做士大夫。

    像东汉后期的袁绍，与他背后的袁氏家族，四代中除了五个宰相，被人们成为四世三公。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羡慕、赞同、崇敬。

    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也非常的以此为荣，袁术甚至因此觉得自己有机会有资格做皇帝，自我膨胀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结果搞得很悲惨。

    袁术的膨胀并不全因为他的性格，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大家捧出来的。有人捧臭脚，没法子。

    关羽不是经常说嘛，这个这个是世代公卿可以和我齐名，那个谁谁不过是个老兵，怎么能跟我平起平坐。

    刘备之所以在三国时代左右逢源到处白吃白喝，靠的不过也是“刘皇叔”这个金字招牌。

    可见当时的社会上，除了血亲贵族之外，“门第”已经形成，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第二贵族”。

    门第把儒家的士大夫高高地捧上了天，和普通的老百姓彻底的隔离开了，这和孔子一直主张的礼教是分不开的。

    因为平民向来没有礼教。换句话说，有了礼教的也就不是平民了。

    以上那些令人作呕的“孝道”和故作姿态的的种种虚伪“廉洁”，也并不是没有人提出反思。尤其是在三国时期和魏晋时期，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表示过耻于与其为伍的。

    越是割据动荡的时代，往往越能孕育宁静、超然的心灵，让思想有所突破。面对功名的失落，面对灰色的现实，失去皇权的保护色，也失去了礼教的束缚和禁锢。思想家们往往会摆脱以往的藩篱，他们在逃遁俗世喧嚣中探寻真理。

    乱世之中，儒家原有的影响力大为减弱，礼教的约束被打破，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人无视礼法，放荡纵情，蔑视繁文缛节，公开推崇老庄，反对儒家政治，更把四书五经踩在脚下。他们高歌、醉酒、甚至吸毒（五石散），半点不像读书人。打个比方，这部分人马就像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东邪黄药师一样。也许金庸先生写黄药师，就是以竹林七贤为原型蓝本的。

    但，这只是极少数的几个思想家的行为而已，而且这几个可怜人还被摒弃在了朝政之外。

    实际上，魏晋时期，士大夫的门第制度更加的成熟，渐渐的开始向门阀过度。

    魏文帝时期，吏部尚书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新鲜出炉，这一政策为士大夫家的败家子与酒囊饭袋找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群也许根本就是在为了自己的儿子当官铺路。

    九品中正制就是把士大夫的出身门第高下，定出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吏部根据你的出身和学问来推荐用人。请注意，出身是排在学问前面的。也就是说，就算你满腹经纶，如果你的祖上有人做过乞丐或者妓女，那么对不起，我们拒绝录用，你面试不通过，请便，拜拜。

    反之，如果你是个废物、蠢材，我一查档案，你们家某某人曾经做过宰相，用关羽的口头禅说‘世代公卿’，那好，因为你祖上积德，就算你上厕所不会洗手，吃饭不会拿筷子，那也无所谓，我们还是用你。就冲你祖宗，我们就用你！谁不服也没用，俺们单位就这样！

    5    好战者培养寄生虫

    晋朝之后，大批的蛮族涌入了中原。

    这些来自苦寒之地的好战之徒，就像是闯入了面包房的非洲难民，认为中原什么东西都很好吃，什么东西都可以瓜分，于是动起手来，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瓜分为了十几二十份。

    汉人建立的晋朝灭亡了，很多思想都灭亡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灭亡，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的强大起来——门阀。

    众多的蛮族一个个战败，北方最后统一在鲜卑人的铁蹄下；南方则经历了宋齐梁陈，皇帝像走马灯一般的更换，民族一个一个的消亡。比起门阀和士大夫来，他们的生命力，简直太脆弱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士大夫和蛮族成为了搭档，对蛮族的统治照单全收，蛮族投桃报李，对中国的礼教照单全收，而且大家互相赞扬推崇吹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可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原来不只中原人迂腐，盲目崇拜者比比皆是，就像是八十年代的内地人们的观念——只要是香港的歌星必然都是天王级的。蛮族接受了中原人先进的文化，顺便连糟糠也一起接受了。

    被后代尊为大政治家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本来出身蛮七蛮八茹毛饮血的蛮族，却意外的崇拜起了中原的门阀制度，继而用政治手段和政府的力量，在北方进行硬性恢复。

    他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缛节，因为按照那样的一套规矩来做皇帝比较过瘾，连宠幸妃嫔都做得冠冕堂皇，完事之后，那女人还必须跪在地上谢恩。这都是儒家整出来的勾当。元宏是蛮族出身，蛮族人直率、朴实，不懂这些，后来懂了，觉得很有好处，也就迷恋上了。

    后晋南朝的门阀更加离谱，这些人根本就是寄生虫，他们不但轻视百姓，而且还数典忘祖的轻视君王和国家。

    君王被杀国家灭亡改朝换代，任何政权兴旺盛衰，士大夫都漠不关心，因为无论是任何政权，他们都是门阀，都可以继续做官。南朝如此频繁的兴国与灭国与这腐朽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已经成了一种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他们的子弟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而且这种做官等级森严，比如一个人要做宰相，那么你的出身不好，即使皇帝有意让你来做宰相，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高等门阀会站出来强烈反对。

    还有，为了避免平民渗透到门阀中去，世家大族还规定不能于平民通婚，也就是高级门第宁可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白痴，也不会嫁给眉清目秀的平民。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礼教凋零，世家堕落”——这是多么罪大恶极呀。

    隋朝很短暂，但隋文帝杨坚却为天下的读书人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革为考试制度。这样一来，本来封闭的政权向普天下的百姓打开了一条缝隙，鲤鱼终于有机会跃龙门了。

    到了唐代，这种制度继续被发扬光大，并且逐渐成为了一项基本的国策，它被称为——“科举”。

    这样一来，门阀制度就被打破了，但士大夫阶层依然存在。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看着一队队科举考试的胜出者，感慨的说：“天下英雄之士，都成了我的网中鱼了。”

    他说的没错，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天下百姓有了攀高枝的机会，都埋头研究四书五经了，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闹革命了。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6    四大门派的角逐

    儒、墨、法、道本来是四个学派，和武侠世界里的四大门派有些相似，各自拥有大批的门徒，和自家的绝学，大家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分庭抗礼，都想得到屠龙刀（权柄），都想称霸武林。

    四大门派各自拥有本门独一无二的秘籍，儒家有“四书五经”，墨家有《墨子》，法家有《法经》《韩非子》《商君书》，道家有《道德经》《庄子》，都是蕴含大智慧的经典。

    其各家的弟子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了可以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的“一流高手”，儒家自孔子之后，有曾子、孟子、荀子、左丘明、颜回、董仲舒等人；法家自李悝之后，有西门豹、吴起、商鞅、管仲、申不害、李斯、韩非子等等超级绝顶高手！

    道家和墨家与前两派比起来，相对来说显得门庭冷落人才凋零，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明星。不过，这并不影响两大门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道家思想，曾经统御中国社会长达百年之久。

    在四大门派产生的年代，同时还出品了一些更小的门派，例如刑名、兵家、阴阳、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这些门派综合起来，称之为“百家争鸣”。说是“百家”有些夸张了，据历史记载能够叫出名字的其实只有十几二十种而已，但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们可以把剩下的几种称为小门小派，而把儒、墨、法、道称为“四大门派”。

    春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各种思想应运而生，四大门派便轮流掌权，控制着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他们的斗争一度的达到血腥化和白热化，甚至一当一方面当权，另外的三方就会被指责为异端邪说，被烧毁或者禁止观看。

    世袭贵族千余年来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路而失去了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的知识，而且即便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都是封闭的，平民永远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春秋时期，由于各个国家的君主求贤若渴，发疯似地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人才的出身问题被统治阶级淡化了，平民有了扬眉出头的机会，他们重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思想能力决定他的权利和财富，而不再完全决定与他的祖先的成分，这是过去连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

    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因此而在这个时代萌芽壮大，儒墨法道四大门派应运而生了。

    首先掌握了权利魔杖的是法家，这是个一切向前看的门派，他们以坚决的态度，调动一切可以创造未来的力量和手段，把社会搞的鲜活而充满生机，他们与时俱进，甚至超越时代，领导时代，总是在变法中求生存，使国家一次一次的强大起来。

    法家虽然从没有确定始祖人物，但李悝的《法经》却无疑是法家一词的来源。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一上台，就任用了三位法家人物，即李悝、西门豹、吴起。

    李悝当宰相的时期，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得到了长时间的安定，西门豹在邺城一代兴办灌溉工程，使魏国强上加强。吴起更是法家学派的杰出军事家，在他镇守西河的时期，秦国的北疆差点被他蚕食殆尽。

    在整个春秋战国的乱世，儒家、墨家、道家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只有以改革求新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有机会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

    吴起之后是商鞅，他在秦国玩了一次巨大的魔术，把一个偏僻蛮荒的小国变成了威慑中原天下无敌的侵略大王。

    接下来是李斯，他以法家的治国精神，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并且把秦政府推上了超级大国的轨道。

    不过，好景不长，秦始皇的不孝之子赢胡亥败家败的太快，致使历代祖先经营了三四百年的基业在三年内就土崩瓦解，这不能怪商鞅和李斯的治国理论，只能说帝国政府的掌舵人不懂得变通，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俗话说治‘乱世必用重典’，这就是战国时期法家格外受到青睐的原因，儒家的那些仁义、忠恕之道，到了战场生根本一文不值，君主们懒得在那些腐儒身上浪费时间，所以他们四处碰壁，以至于每个人都碰的头破血流，不过，儒家学派的人有股子执着的精神，只要没脑浆迸裂，就要继续碰下去。

    相比于儒家的处处碰壁，法家思想却处处受到欢迎，各国君主把可以为他们增强国力兼打胜仗的法学家视为爱不释手的明珠，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事情。公元前一百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如果历史沿着这种方向发展下去，中国会不会继续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商鞅式的变法，也许中国会比西方率先的进入蒸汽时代、科技时代呢！

    四种思想角逐最为激烈的时期，是公元前五百年道公元前一百年的这四百年间，也就是从春秋时代一直到西汉王朝的汉武帝时期。

    最后，墨家、法家、道家被儒家击败，被迫退出了第一梯队。

    7    儒家和墨家的对抗

    春秋战国时期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恐怕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所以有智慧的人纷纷站出来，想救国之道。但如何救，问题出在哪里，观点不同，说法不同，方案也不同，这就有了儒、墨、法、道。

    与西方社会的哲学起源不同，中国的哲学五花八门，不像古代西方一样，实际上就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徒弟柏拉图还有徒弟的徒弟亚里士多德的一脉相承，或者说是继承与发展，中国的哲学更加趋向于互相抬杠，互相拆台。

    四家都是主张救国的，可是在如何救国的问题上，却产生了极大地分歧，就像是四家卖狗肉的铺子一样，刀枪并举，砍杀起来。

    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所以崇尚礼教，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因此主张“改革”，墨家也认为问题出在‘人心’，但它主张“兼爱”。（这玩意儿很难做到）。

    四家之中最风光的是儒家，最成功的是法家，最安静的是道家，最没用最差劲的是墨家。

    儒家是执政党，掌握了中国政权两千年之久，连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都因为得罪了他们而有些“遗臭万年”，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儒家是风光无限的。

    但其实他的治国纲领并不怎么强大，至少比法家要差远了。

    法家是最成功的，因为它们的办法最管用，秦国最后能够一家独大，兼并天下，靠的全都是法家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的所有学术都是要救国的，但只有法家最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是最成功的。

    秦始皇之后，汉武帝之前，道家一度是“执政党”，之后，虽然被儒家所取代，但有时候也会发挥一些余热，所以说它们的影响仅次于儒家和法家！

    墨家对当时社会的病症描述最准确，诊断也最到位，但方案却最不可行——理想虽然美好，影响却最小。

    儒家和墨家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最为针锋相对的。

    儒家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它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所想，急统治阶级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说白了，儒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森严的秩序，秩序中有贵族、平民、奴隶。

    贵族当中，又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

    诸侯当中，又分五等公、侯、伯、子、男。

    此外，还有男人与女人不平等，长子和次子不平等，嫡出和庶出不平等，强行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个人要做好个人的本职工作，谁也不能越界过线，你是奴隶就专心做奴隶，是贵族就好好的做贵族。

    儒家学派认为，只要天下人都老老实实的尊重这种秩序，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五谷丰登年年有余了。

    所以，儒家认为‘人和人之间本身就应该存在着不平等’。

    这是周公在西周时代的一大发明，儒家学派一直都致力于让春秋战国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新回到“西周时代”的正轨上去。

    这的确是人心的问题，因为‘孔子本人是个贵族’或许他老人家只考虑到那些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贵族能够接受的局面，却忘了人有贪欲和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处在底层的人总是习惯于往上爬的，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当奴隶当平民呢！

    墨家的学说就恰恰相反，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草根平民说话的学者，他和他的学派，完全站在平民的立场，替老百姓讲话，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他认为人与人‘天生平等，从来都平等，一定要平等，绝对要平等’，反对儒家的等级制度。

    墨子还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五条标准——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利互爱。

    要做到这五条标准并不容易，所以又四大原则。

    第一每个人都要下地干活。

    第二按劳分配。

    第三各尽所能，充分发挥人才的力量，使政府不再靠宗法和血缘来维系。（各从事其所能）

    第四有能力的上，没能力的下，不搞世袭制度！（有能则举之）

    而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墨子认为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心（天下人皆不相爱，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所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兼爱。

    墨子说，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

    我考虑要是叔嫂相爱，就有点奸夫淫妇了。人人相爱，未必就是好事儿啊！

    墨子还说：如果天下人兼相爱，都把别人家的看做自己家的，还有谁会盗窃？都把别人的人看做自己的人，还有谁会残害？都把别人的家族看做自己的家族，还有谁会掠夺？都把别人的国家看做自己的国家，还有谁会进攻？把别人看的和自己一样，又怎么会剥削和掠夺别人，怎么会分配不公？

    这话说的在逻辑上有些问题，比如大家都把别人家的看做自己家的，的确是不会有盗窃了，缺什么东西到“家里”去拿就好了，这是大锅饭思想，如果大家都想去“家里”拿，谁还会去干活？和墨子本身主张的大家都要下地劳动自相矛盾，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想的！

    另外我觉得把别人的人看做自己的人十分不切合实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多半都愿意把别人的老婆当做自己的老婆，而从不愿意自己的老婆去给别人当老婆。

    所以此方案从根本上行不通。

    儒家有个学子，曾经和墨子辩论，这位兄台是这样说的：

    “我和先生不一样，我可做不到兼爱。我不能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差别没有商量地爱。我爱本国肯定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肯定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肯定超过爱老乡；爱自己肯定超过爱双亲（爱我身于吾亲）。为什么呢？越近就越爱，越亲就越爱嘛！别人打我我会疼，打别人，我不疼。我为什么不救助自己，却要去管别人的痛痒？所以我只能损人利己，不能舍己为人。”

    这段话说的很厉害，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墨子并不这么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坚信，只要大家想做，一定能够做得到。

    孟子于是破口大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抛开《墨子》的治国之道不谈，此书中还蕴含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比如说光学、力学、几何学、逻辑学都有涉猎。

    《墨子》中包含小孔成像（小孔使影子在大小、正反上的变化），有投影，反射以及平面、凸面、凹面镜对影的改变。这些物体都是围绕影的，是他们使影的结构发生变换。

    比如说，墨子对飞鸟影像的研究，他说，当飞鸟扇动翅膀向前飞行的时候，飞鸟的影子仍然留在原地，并没有跟着一起运动，之所以产生跟随的感觉，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阴影产生，这说明中国古代对光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墨子在很多基本几何观念上表明了当时中国几何的抽象水平，彻底否定了中国人只擅长代数，不懂几何的说法。

    此外墨子中的逻辑学内容十分丰富，他独创了“三表法”对很多问题进行论证。所谓‘三表法’，很有些接近现代的议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字——本、原、用。其中“本”是间接经验；“原”是直接经验；“用”这是实用价值，实际效益。

    墨子的理论这么好，为什么所有的统治者都看不上呢？

    原因很简单：墨子的改革方案，不是“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吗？那么那些不劳而获，无故富贵，吃祖宗饭的，岂不是要饿肚子？

    墨子的主张，不是“各尽其能，机会均等，能上能下”吗？那些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岂非十有八九都要下岗失业！

    换了你当皇帝，你敢以这种思想作为统治意识吗？除此之外，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让统治阶级非常头疼，举例说明一下：

    问题一：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

    问题二：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而在战场上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

    问题三：为什么人民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享乐挥霍？

    问题四：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

    问题五：为什么一个人死了要用成百上千的活人来殉葬？

    其中还有专门针对儒家的问题之六：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孝三年，而不去从事生产劳动？（你不去从事生产劳动，馅饼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都冒犯到了隐蔽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墨子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气，实在是够胆大的，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如此的大胆的像统治阶级喷洒毒液能保住脑袋真是万幸了，还相当“执政党”？不但没门，连窗户也没有！

    8    道家是个矛盾纠结体

    儒家和墨家比较倾向于互相掐架，道家呢，他们反对除自身之外所有的学派，不，应该说，连自身也反对！

    因为在道家看来，天下之所以大乱，就因为有人要“治天下”，有治就有乱，越治就越乱！

    道德经里有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就是不要折腾。越是折腾，国家就越乱，凡事顺其自然，“以万物为刍狗，以百姓为刍狗”（把百姓看成土鸡木狗），那就最好不过了。

    道家认为，天下是“天”的，也就是“大自然”的，人根本治理不了，所以休想“替天行道”，凡是有想治理天下的人，都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

    儒家主张让社会倒退到西周时代去，道家比他们更酷，战线拉的更长，他们主张把社会倒退到尧舜禹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去。够狠吧！

    他们的祖师爷老子和庄子都坚持认为，原始社会的人单纯善良没有是非心，没有圣人，没有欺诈，也没有这么多的智慧经典和所谓的思想家，所以，也就没有斗争，没有纷争，没有暴力，没有集权统治。

    可怜的是，两位最讨厌“圣人”的人后来却都不约而同不由自主的成了圣人。

    “圣人生而大盗起。”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所谓的圣人就是天下最大的盗贼和骗子！只要有他们存在，人民就不可能安居乐业，这些人把大家都带坏了！

    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出来捣乱，社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老子和庄子最向往的景象：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用大白话说就是：领导人稀里糊涂，老百姓傻啦吧唧，这样就不会有人骗人，人吃人了。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表面上听起来可笑，细一琢磨，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哩！

    9    法家的霸王之道

    法家思想，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务实”，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切向前看”。

    儒家讲王道，墨家讲人道，道家讲天道，法家只讲霸道。

    所谓王道也就是文王、周公之道，也就是西周封建之道。

    所谓人道也就是尧舜禹时代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之道。

    所谓天道就是女娲、伏羲神农时代的道，也就是原始社会的道。

    ——所谓霸道，就是君王横行无忌的道理！

    横行，绝对的横行。

    不但君王横行，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在横行。绝对不允许有人反对，更别提对抗。

    ——就算全天下的人说行不通，老子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像商鞅，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那叫一个杀人如麻。史书中记载，某一日此君一天之内就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

    这七百人全都杀之有名，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处决”，而不是“治罪”，商鞅这一天其实也挺累的，您想一想，光是处决（杀头）的就七百人，那么断胳膊、断腿、割鼻子、挖眼睛的不知有多少了，应该上千。从审问到定罪除了没有充当刽子手之外，商鞅一条龙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给天下人树立个榜样：你们都看着，以后就这么干！

    大家或许认为商鞅在滥杀无辜，商鞅可不这么认为，他自认为是最公正的，他做事那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不容情”的。

    大家或许会说，秦国怎么这么多坏人？其实并不是秦国人有多坏，关键是法家的法理太严苛了。立法太严，执法太苛，行为僵硬，不知变通，就是机器，真正的“国家机器”。

    举个例子：秦国的法律规定，但凡不务农经商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或者干活偷懒不务正业者，老婆孩子都要收为官奴！乱丢垃圾都要受肉刑！

    如果把这两条规定放到今天，估计那就不是一天杀七百人的问题了，可能是七千人甚至七万人之多！有的时候，“法”的严厉和无理性实在让人没法子接受。

    比方说，有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管帽子（由专人负责）的小吏好心给他盖了一件衣服而不是帽子，结果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后者的罪名是‘越位’，统统处死。没道理可讲。

    法家的学者和帝王们就是坚定地认为——“制度比人可靠”。

    在治理天下的问题上，法家讲究改革，商鞅、吴起、李悝等人都尝试着改革维新，他们做事的方法、方针、方案或有所不同，但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央集权。

    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富国强兵。

    当中没有像孔子一样考虑贵族的利益，也没有像墨子一样考虑百姓的利益，更不像老子一样顾虑太上老君的和满天神佛的利益，他只考虑皇帝的利益。先是君主集权，然后是中央集权。把所有贵族的权利全都收回到皇帝的手里，像一个张开的手掌攥紧成拳头。

    强有力的拳头。

    所以，法家的世界里没有分封，没有公侯伯子男，就连皇帝的儿子们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待遇（跟别的朝代比起来）。

    这是儒家所不能忍受的！

    他们忿忿地想：皇帝一个人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靠什么？

    靠什么统治国家，在法家眼里，说得难听一点，无外乎就是——威胁利诱。

    用韩非子先生的文言文说出来，就是“二柄”，不是打麻将用的“二饼”，而是权柄的意思，即奖赏和惩罚，其实就是威胁利诱。

    做君主的，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两个权力，死死地捏住这两个权柄，一刻也不能放松，更不能放下（君主之所以导其臣，二柄而已矣）。

    后来的一些官员们也深得韩非子先生的思想精髓，如果被下属发现有贪污受贿或其他不轨行为，一开始可能会吓唬吓唬，如果你不害怕，那就是吃软不吃硬，对这种人，就该封官许愿，大事化小，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坠入翁中。百分之一的人软硬不吃，结果一般死的很惨。

    一个小官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皇帝了。

    虽然有此二柄，但你必须把它用好，所以，法家的巨子门还要教会你怎么用，就像教小孩子吃饭一样，一勺一勺的喂。

    他们有三大绝技——法、术、势。

    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一定要一板一眼的遵守，拿出死教条死心眼的劲头来执行自己制订的法律和法规，也就是——法。

    权力威势最重要，也就是说，领导你得端着，要有架子，要拉长脸，背着手，让别人都怕你——势。

    权术谋略最重要，要有心眼，赏罚分明，活学活用，不能拘泥，收买人心很重要，别干的跟桀、纣一样，迷信酷刑，招致失败——术。

    以上是韩非子的主张。

    表面上看，商鞅韩非等人是在“以法治国”，但其实骨子里猫腻余味十足，说白了就是教皇帝如何的玩弄权术，说到底，就是皇帝的雇佣兵集团在维护专制帝王的专制独裁。 他们一代比一代狠，一代比一代绝，一代比一代严苛。真是应了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法家第一代掌门人商鞅规定，人民没有改变职业的权利。也就是说，你是个伙夫就一辈子做伙夫，甚至世世代代做伙夫，是个妓女就一辈子不得从良，可叹，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去，也许做贼的一辈子必须做贼，做强盗的每天必须坚持抢劫才行。（这一点和儒家类似）

    韩非子更进一步，他有句名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不准乱动；不准乱说；不准乱想”。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活干活，别的最好别做。做了你就错，错了就倒霉。而且请记住，倒霉必然是倒大霉！

    在英明君主的统治之下，法家的制度或许可行，可是此制度一旦到了昏君或者智商达不到普通下限的同志手里，可就要坏菜了。

    秦朝灭亡，坏事的原因有很多。

    儒家知识分子一般将国家灭亡的原因归为统治者的残暴，比如贾宜在其名作《过秦论》中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为“仁义不施”，就是典型的儒家式评论。比如修长城，焚书坑儒等，再比如秦二世的暴政，虽然这样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其最根本的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原因。

    但是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秦朝暴政不得人心，才是最终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秦朝统一六国后，通过商鞅变法最先废除了做为封建制度核心的“世卿世禄”制度，采用了法家知识分子李斯的建议将郡县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而后苛严的法家制度迅速在六国推广，并且铁腕回击了来自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造成了六国人的不适应，引起了人们的反抗，因此秦政被视为暴政。

    对此，法家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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