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装在套子里的人(1)

    在密洛诺西兹果叶村，有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在村长普洛柯菲的谷仓里过夜。他们是兽医伊凡·伊凡尼奇和高等学校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尼奇有一个特别古怪的双姓——契木夏·喜马拉伊斯基，与他本人是一点儿也不相称，全省认识他的人，就简单地叫他一声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养马场里，养马场就在城市附近，出来打猎也容易，顺便透一透新鲜的空气。至于那个教师布尔金，他每年夏天都在这儿，住在P伯爵家里，因此，他对这一带已经非常熟悉了。

    夜已经深了，他们还没睡。伊凡？伊凡尼奇是高而瘦的老头儿，留有长长的胡子，这个时候静静地坐在门外，在月光下叼着烟斗。布尔金躺在谷仓里的干草上，却并没有睡的意思。在黑暗里，谁也看不清楚他究竟长的什么模样。

    其实，他们正在闲聊呢，什么话都聊。他们聊到了村长的老婆玛尔娃，一个非常健康而且绝不愚笨的女人；她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她的家乡的村子，十几年来就这么一直呆在家里，一辈子没见过城市，没见过铁路，没见过其他很多东西，可也就这么过来了，只是偶尔到了晚上才能到街上去散散步。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布尔金说，这个世界上性情孤僻的人多着呢，他们像隐居的龙虾或者蜗牛一样，极力地钻进自己生来就有的壳里。这也许是因为隔世遗传的缘故吧！就像我们人类祖先群居时那样，有时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洞穴里。当然，简单一点儿说，这不过是人丰富多样的性格中的一种罢了。谁会知道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我是不会去理会这类事情的，也懒得去理；我想要说的只不过是像玛尔娃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绝不少见。不用说别的，就拿我的一个同事来说吧，他的名字叫别里科夫，是教希腊文的，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死去。我想，您一定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也真是奇怪，就是在特别晴朗的日子里，他也是穿上雨鞋和夹了衬底的温暖的大衣，甚至还带着雨伞。

    平时他把雨伞用套子包好，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羊角做的盒子里；他拿出铅笔刀来削铅笔的时候，他的铅笔刀也是放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的那张脸总是躲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着黑眼镜，穿着厚绒线衫，把棉花塞在耳朵眼儿里；他一坐上马车，总是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这个人表现的所有一切，都显现出了一种难熬的、难忍的，而且经常的心意——一心要把自己蒙在一层外壳里，一心要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现实生活刺激他，吓坏他，使他的心情很不好，不停地波动，因此，他想让自己与外界隔绝，免得受外界影响；顺便也为了替自己的胆怯和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他老是歌颂过去的日子，赞美那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事情；实际上他教的希腊文，是一种死语言，对他来说，除了雨鞋和雨伞，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帮助他逃避生活。

    “啊！希腊文是多么的响亮，多么的美妙！”他常常这样说，而且脸上现出甜蜜的表情；他接下来便要证明他的话，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得意地念道：‘Anttropos！’(希腊语：人——译者)

    关于他的思想别里科夫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通告上规定的禁止的什么事情，他才弄得明明白白。看到某个法令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某篇文章批评性爱，他就觉得既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样就够了，这件事是禁止的。他觉得在官方批准的或者大家所默许的事情里面，老是有些令人起疑心的成分，有着隐隐约约、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成分。每当当局批准在城里开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茶馆之类的，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好是好的，但说不定，以后会出什么乱子。”

    凡是不合规矩的事，凡是脱离常规，超出常情的事，尽管别人看来，与他毫不相干，却使他心里闷闷不乐。如果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里做礼拜去迟了，或者是听到流言，说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闹出了乱子，再不然要是某个女教师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才回来，他就很激动，一个劲儿地说：“谁也说不定会弄出什么乱子来。”在教务会议上，他特别慎重而且多疑，他的那种特有的强调，简直让我们难受极了，他说什么不管男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女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年青人的行为都不安分，教室里吵吵闹闹的——唉，只求这种事千万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别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若是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样才是好事。你猜得出来结果怎么样？他凭着那种唉声叹气，闷闷不乐的臭猫样的小脸，加上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折服了我们。我们只好做出让步，减少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直至最后把他俩开除。

    他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宿舍。他去拜访一位教师的时候，总是先坐下来，然后一声不响地瞪着眼睛，仿佛在仔细地察看什么东西似的。他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离开。他管这个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事情却很清楚，也很明白：这样子的访问，这样子的呆坐，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他又不得不过来，因为这样是他对同事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不例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总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高等学校辖制了整整十五年。光是高等学校吗？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礼拜天不组织私人演出，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到了斋期不敢当着他的面吃肉，不敢当着他的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五年，他们不敢高声说话，不敢写封信，不敢交友，不敢看书，不敢赈济穷人，不敢教人认字和写字……

    伊凡？伊凡尼奇嗽了嗽喉咙，准备继续往下说，可是他却先点燃了烟斗，瞧了一眼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了起来：“是啊，就连那些读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巴克尔等等写的书的正派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就住在一层楼上，房门还和我的正对着呢，我也经常碰到他，也知道他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不过还就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门扣啦，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唉，谁也弄不准会出什么乱子哟！’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能吃肉，因为怕别人说他不持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吃食，但也不能叫做肉。他从不雇佣女佣人，因为怕人家说闲话，于是雇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傻头傻脑的，爱喝酒，名叫阿发纳西，从前做过勤务兵，还算马马虎虎地会烧一点菜。

    “别里科夫的卧室非常小，跟盒子一样；床上吊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拽过被子蒙上脑袋；房子里又热又闷，又不通风，炉子发出嗡嗡的响声，厨房里传来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非常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发纳西来谋害他，深怕小贼溜进来；于是，他整夜地做噩梦，每天早晨他脸色苍白，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地和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而他所去的人多的地方——学校，也使他充满了害怕和憎恶；我害怕和他并排走路，因为有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总也不愉快。

    “‘课堂里真闹啊！’他常说，仿佛要找一个说法来说明他的愁闷似的，‘真叫人受不了！’

    “不过，你信不信，这个希腊文教师——这个一心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儿就结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地瞟了一眼谷仓，说：“您不是在说着玩吧！”

    “是啊，看起来虽然奇怪，可是他确实差点儿结了婚。有一个新来的史地教员，是一个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乌克兰人，给分配到我们的学校里来了，带着他的妹妹华连卡。他个儿高高的，皮肤发黑，手也挺大，从他的脸就看得出来他的嗓子是洪亮的低音，事实上他的声调好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就不怎么年青了，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她的身材匀称，个儿也高，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是一个生龙活虎、闹闹哄哄的小姑娘；她老爱唱小俄罗斯的歌，老爱笑，只要人家稍稍一逗，她就发出清脆的笑声：‘哈哈哈！’我们第一次认识柯瓦连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死板的，沉闷的，把这类活动看作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女神从浪花里钻了出来；她走起路来把两手插在腰上，笑啊唱的，跳啊蹦的。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了一支乌克兰的歌，随后又来一支；她把我们，包括别里科夫在内的人都迷住了，他在她身旁坐下，露出甜蜜的笑容，说：‘小俄罗斯的语言让人联想到古希腊文的柔和与清脆好听。’

    “这话中了她的意，她就开始热心地、动情地对他讲他们家乡的事，她的妈妈住在葛嘉斯基县，有一块土地，种梨树，也种西瓜，还有好的酒馆，他们用番茄和茄子做浓汤，那汤好吃极了！

    “ 我们听啊听啊，忽然我们大家都想起了同一件事。

    “校长的妻子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把她们配成夫妇，那肯定是一件非常绝妙的事情。’

    “也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这才想起来，想起这里还有我们的一个朋友别里科夫没有结婚；我们以前从没有理会过，也根本没有注意过，所以到了现在才觉得奇怪，在别里科夫的人生里还有这么一件要紧的事没有办。而别里科夫对女人的态度怎样？对婚姻的态度又怎样呢？他是否为自己考虑过终身大事？在这以前，我们是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事儿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思想里：一个不管天气如何总是穿着雨鞋，睡觉总要挂帐子的人还需要爱情吗？

    “‘他已经四十岁出头了，而她也三十岁了，’校长太太接着说，进一步阐明她的思想，‘我相信她肯定会愿意嫁给他的。’

    “也许是由于烦闷无聊，做了一些无益的傻事，使得我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大家把别里科夫想象成一个不能结婚的人，按理是没有必要给他做媒的，但是。校长太太啦，训导主任太太啦，所有我们高等学校的太太们，都变得活跃起来了，甚至漂亮多了，一个个仿佛找到了生活目标似的。在戏院里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包厢；那阵子，华连卡坐在里面，扇着扇子，满面放光，很高兴的样子。别里科夫就坐在她的旁边，一个伛偻似的矮子，看上去就像刚被钳子从他的住处夹出来似的。要是我们有谁开晚会，太太们就坚持着要我们请别里科夫和华连卡。总之，一切都已经开始了，华连卡也并不反对结婚，她和她哥哥在一块儿生活也不是很快乐，他们经常吵架，一连几天地争吵，这儿就有一个典型的场面：柯瓦连科‘顺着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高而壮的汉子，穿一件带有绣花的衬衫’在他的额头上，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搭拉着，一捆书提在手中，一只手拿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后是他妹妹，同样也拿着书。

    “可是你没看过这本书，密哈益里克！(她哥哥密哈益的爱称——译者)’她大声争辩道，‘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绝对没看过 ！’

    “‘我看过嘛’我跟你说过！’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着。

    “‘唉，密哈益里克，我的天，你为什么这么别扭？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我看过嘛，我跟你说过！’柯瓦连科叫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那就一定要闹到开火的地步，这种生活她一定过够了，巴望有自己的家了。何况，她也不小了，没有工夫来挑啊选啊，跟谁结婚都无所谓了，即使是希腊文教师也不碍事。不管谁，只要静下来想一想，不都明白了吗？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是不管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总起来说，华连卡对别里科夫开始有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访柯瓦连科，就像他也常来拜望我们这些人一样。他去了也就坐下，也就那么闷声不响地坐着。华连卡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再不然就扬声大笑——‘哈哈哈！’

    第二章 装在套子里的人(2)

    “在恋爱方面，尤其在婚姻方面，怂恿总是要起特别大的作用的。很多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劝告：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就只差结婚这一步了。我们全向他道喜，而且还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婚姻是终身大事。’何况，华连卡又好看又动人，又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产，更重要的是，她是平生中对别里科夫诚恳亲切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的应当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伊凡？伊凡尼奇说，“您就应该把他的雨鞋和雨伞拿掉了。”

    “您只要一想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怎么可能呢？他把华连卡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家庭生活，谈华连卡，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还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而恰恰相反，他那结婚的决定好像还有一点儿不好的影响，他变得更加瘦弱了，好像更加缩进他那个套里去了。

    “‘我喜欢华尔华拉？沙维希娜，’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知道每个人都应当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来得多么突然——总得好好想一想才可以。’

    “‘有什么可想的？不就是结婚吗，而且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有什么可顾忌的？’我对他说。

    “‘不成，婚姻可是终身大事，总得先考虑一下今后的责任与义务吧——免得今后出了什么问题。这件事把我弄得烦闷死了，我好几夜都睡不好，我承认我有点儿害怕，她和她哥哥有一种特别的思想方法，您是知道的，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很古怪的，她的性子也很野。结婚倒没什么，说不定就要惹出什么乱子了。’

    “他没有求婚，他一个劲儿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的所有的太太们厌恶了。同时，他又差不多每天约华连卡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他理所应当做的事吧——而且常来看我，谈到家庭和今后的生活。要不是因为闹出了一场大笑话，他多半会求婚的，也许会造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吧。在我们这儿，由于纯粹的烦闷和无事可做，这样结婚的，不知有多少呢。

    “我得告诉您：华连卡的哥哥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受不了他，和他一点儿都和不来。

    “‘我不懂”他常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和这样一个爱进谗言的东西，和这样的一幅叫人恶心的嘴脸相处呢？唉！你们在这儿怎么能呆下去呢？你们呼吸的空气是闷闷的，不干净的！你们不是导师，教员吗？不，你们都是一群不值一提的小官儿；你们这里是警察局而并非学府，而且有警察局特有的那股腐败的酸臭。诸位老兄，我是无法忍受，我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就要回到我的农庄上，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跟你们的犹大在这儿长久地住下去——那个该死的东西！’

    “否则他就会笑出眼泪来，他的笑声时而洪亮，时而尖细，他时常抬起手来问我：‘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呆坐在这里，他打算干什么？’

    “他还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蜘蛛’的绰号。当然，有关他妹妹打算跟 ‘蜘蛛’结婚一事，我们避他不谈，只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如果他妹妹与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实实在在，被大家所敬重的人结婚，那将是一件好事，他皱起眉头，嘟哝道：‘这才与我无关呢，只要她愿意，和大蟒结婚也行，我才不管其他人的事呢。’

    “此刻，您听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人。’这位艺术家画得极其相像，他肯定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差不多每个人，全都接到了一份，别里科夫本人也收到了一份。这幅画弄得他极其痛苦。

    “我们一起走出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好在高等学校聚齐，接着就去城郊的树林子里去。我们出发之后，他忽然脸色发青，比乌云还阴沉。

    “世人竟然还有如此恶毒的坏人！他说，气得嘴唇直发抖了。

    “我不由地为他难过，我们走啊走啊，突然间——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涨红了脸，疲惫不堪，不过显得快活而又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啦，’她嚷道，‘多么好的天气！太可爱了！’

    “他两人都走远了，不见了之后，别里科夫的脸色由青变白，如同变成了石头。他呆呆地望着我。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我的眼睛怎么会欺骗我？高等学校的教师竟和小姐骑自行车，这种事合乎规矩吗？’

    “‘这又怎么不合规矩的？’我问，‘让他们只管骑自行车，快活地玩上一阵子，只要他们自己愿意。’

    “‘但是这怎么能行呢？’他叫起来，看见我心平气和，他觉得很奇怪，‘您在说什么？’

    “他心里非常乱，怎么也不愿再往前走，转身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依旧咬着他的手，心神不安地搓着，从他的脸色明显看出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回呢，他午饭也没吃，近傍晚的时候，此时已是夏天，他却要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华连卡不在，只有她哥哥一个人在家。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心情并不是怎么好。

    “别里科夫沉默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就开口说话：‘我上您这儿来，是为了了却我一桩心事。我非常烦闷，最近，有个居心叵测的家伙画了一张很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的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和这件事是一点儿联系也没有的……我没做什么不对的事儿才至于得到如此的讥讽——恰恰相反，我的举动向来在每个方面都称得上是一个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那时正闷闷不乐，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别里科夫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继续说，‘另外我有件事想和您谈谈，我在这儿做了好多年的事，您到这里，作为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认为我有责任忠告您：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教育者来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用他那洪亮的声调问道。

    “‘这当然不用我解释，密哈益？沙维奇——这道理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还能指望学生能做出什么好事？他们可能做的就是倒过来，用头走路啦！这种事情既然还没得到正式的批准，那就不应该做。昨天我可被吓坏了！我一看到您和您的妹妹，我的眼前就变得一团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着自行车——这着实可怕！’

    “‘您究竟要怎么样？’

    “‘我要做的，仅仅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个年青人，您的前途光明，您的举动需要十分小心才对，而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您穿绣花的衬衫出门，别人时常见您拿着书在街上来回走动。如今呢，又骑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妹妹一同骑自行车的，以后，这事又可能传到督学耳朵里。这不是一件好事。’

    “‘这仅仅是我妹妹和我骑自行车，可与别人无关，’柯瓦连科说，‘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鬼把他逮了去！ ’

    “别里科夫变得脸色苍白，不由地站起来。

    “‘假如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无法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您在我面前冷静一些，在谈到上司时不要这样说话，您应当尊重上司。’

    “‘莫非我说了冒犯上司的话？’柯瓦连科生气地反问，‘请您离开我，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愿和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憎恶暗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神不宁，匆忙地穿上大衣，脸上充满了恐惧的神情。这还是他有生以来首次遇到有人对他如此不客气地说话，他受不了。‘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出门，一面郑重声明，‘但是我需要跟您说一声：没准有人偷听我们的谈话，避免我们的谈话被别人误解，以致弄出坏下场，我必须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去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得不去这样做。’

    “‘报告他？您只管去报告好了，该死的东西！’

    “柯瓦连科从后面抓住他的衣领，用力一推，别里科夫就连他的雨鞋雨伞一类的东西一起滚下楼去了。但是，他滚到楼下却没一点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但是非常巧合，在他滚下楼时，华连卡带着两位女士回来了，她们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眼里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是啊，那样一来，整个学校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了，既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谁也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下场来！没准又会有另一张漫画，搞得他只有奉命退休，我想他是害怕到极点了。

    “等他站起来以后，华连卡才认出来是他。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误认为他是从楼梯上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不由地大笑起来，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着：‘哈哈哈！’这响亮而又清脆的‘哈哈哈’结束了所有事情，结束了预料中的婚姻，结束了别里科夫在人间的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往下又说了些什么，他确实什么也没听见。到家后，他做的首件事情就是把华连卡的照片从桌子上撤了去，随后他上了床，再也没起来过。

    “大概两三天过去了，阿发纳西来找我，问我是否请医生来，原因是他主人有些不对劲，我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默不作声，无论问什么，他始终回答‘是’或者‘不’，别的什么话也没有，他就躺在床上，阿发纳西满脸愁容，在他四周打着转儿，深深地叹气。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也就是，所有跟高等学校有关和跟神学校有关的人全去了。这时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好像还有些高兴，似乎暗自庆幸终于装在一个套子里了，从此再也没有必要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他的理想了！老天爷也似乎在对他表示敬意，他下葬的那天天气阴沉，下着雨；我们每个人都穿了雨鞋，打了雨伞。华连卡也去了，等棺材下了墓穴，她掉眼泪了。

    “我实话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十分快活的事情。从墓园回来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显示出快活的心情——那样的心情，在很久以前作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家里没有大人，偷偷到花园里跳一两个钟头，享受彻底的自由的时候，是经历过的。啊，自由！自由啊！只要有了一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能够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能长出翅膀来，莫非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吗？

    “我们高兴地从墓园回来。但是还没到等一个礼拜过完，生活却又落进旧辙，和当初同一样郁闷，这种生活虽然没有到明令禁止的地步，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儿。实话跟你说，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但是这样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是有很多，而且不知将来还会有多少呢！”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伊凡？伊凡尼奇说。

    “那样的，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呢！”布尔金又说了一遍。

    这个高等学校的教师从谷仓里走了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着天空，说道。

    时间已是午夜。一切都如同在深沉而静寂的梦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任何一点儿声音，谁都无法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尼奇又重复着说一遍，“我们住在一个缺乏空气，异常拥挤的城市里，我们写些没价值的文章，玩着牌，——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不就是一个套子？至于那些在渺小而又懒惰的男子和愚蠢而又无所事事的女人中间消磨时光，说着各式各样的废话，也听着别人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不正是套子吗？

    “不，此时也该睡了，”布尔金说，“有点儿累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讲吧。”

    他们走进谷仓，在干草上睡下。他刚把被子盖好准备睡去，突然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谷仓周围走着，忽然又站住了，过了大约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搞得狗也汪汪叫了起来……

    “这是玛尔娃。”布尔金说。脚步声逐渐消失了。

    “你亲眼看着他们做假，亲耳听着他们说慌，”伊凡？伊凡尼奇说，“他们呢，由于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是傻瓜。你忍受着侮辱和委屈，却不敢说你站在正直和自由一边。于是，你自己也开始去做假，还微笑着。此举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为了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为了当一名卑贱的、毫无价值的小官儿罢了。不能，绝不能照这样子活下去。”

    “唉，就到这里吧，您扯得早已经跑题啦，而且是越扯越远了，伊凡？伊凡尼奇，”教师说，“咱们睡吧！”

    过了十分钟，布尔金已经睡熟了。但是伊凡？伊凡尼奇依然不停地叹气，辗转反侧；最后他只得站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默默得点上了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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