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在家里 (1)

    “格里果列夫家派了一个人来取一本书，但是我说您不在家。邮差送来了报纸和两封信。还有件事，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您应该多留意一下谢辽热。前天和今天我看见他在抽烟。我去劝他，他就一直把手指头塞在耳朵里，大声唱歌，把我的声音压下去。”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贝科夫斯基，巡回法院的检察官，刚开完庭回来，一边看着那个向他报告的女家庭教师，一边在书房里脱手套，边笑着。

    “谢辽热在抽烟……”他说，“我能够想得出来这小胖子抽烟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不过，他几岁了？”

    “七岁。您似乎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要告诉您，在他这样年纪里，抽烟可是一种有害的坏习惯，坏习惯是应当从一始就改掉的。”

    “绝对正确。但是他的烟是从哪儿来的？”

    “从您桌子的抽屉里。”

    “是吗？既然如此，叫他来见我。”

    女家庭教师出去了，贝科夫斯基在他书桌前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思考着。他在想象他的谢辽热，不知什么原因，抽着一根又大又长，足有一俄尺【一俄尺约合中国的二尺。】的烟，正在喷云吐雾；这让他觉得非常好笑。而且，女家庭教师的那副一本正经、烦恼不堪的面容也使他想起那个早已过去的、几乎已经忘光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抽烟在父母和教师心中可以引起一种奇怪的、然而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恐慌。那也确实称得上是一种恐慌。小孩子因此而受到无情的责打，被学校开除出去，前途由此断送，而那些做父亲的、做老师的，当真没人真正知道抽烟到底害处在哪儿，又犯下了什么罪恶。但就连头脑很清楚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自己所不了解的罪恶的。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想起了中学校长，有一回当他发现一个学生在抽烟，居然吓得脸色发白，马上召开了教师紧急会议，决定要开除那个罪人。这也许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法则吧：所谓恶事，越是不太被人理解，就越容易受到凶猛而粗暴的攻击。

    检察官想起了两三个被开除的学生和他们以后的生活，禁不住暗想：实际上这种惩罚的害处往往比罪行本身的害处大得多。有生命的东西有一种本能：能够很快地适应环境，对无论什么样的空气都会熟悉、闻惯，要不然人就会时刻感到自己的合情合理的活动往往包含了多么不近情理的内容，感觉就是在教师、律师、文学家……那些责任重大、影响严重的工作中也难有什么可以理解的真理和信心了。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的头脑里开始充斥着这种遐想，仅仅在脑筋疲劳和休息的时候才会这样；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来；它们在脑海里也停留不了多久，就如同只从浮面上滑过去，没有深深钻进去似的。对于那些被迫一连好几个小时，甚至连续好几天，不得不顺着一条思路思索的人来说，这种自由自在、无伤大雅的遐想倒成了一种享受，一种称心的安慰。

    傍晚八九点钟的时候，在上面的二楼上，有人来回走动；再往上的三楼上，有四只手正在练习弹琴。二楼的那个人，也许是有什么恼人的心事，或者闹牙痛；单调的练琴声呢，给傍晚的寂静增添了一丝睡意，使人禁不住生出散漫的幻想来。在相隔两个房间以外的那个儿童室里，女家庭教师正在和谢辽热谈着话。

    “爸——爸来啦！”男孩高唱着，“爸爸来——啦！爸！爸！爸！”

    “Votre pere vous appelle，allez vite！【法语：您的父亲叫您，快去！】”女家庭教师叫道，“我在跟您讲话！”

    “但是，我该跟他说什么好呢？”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暗想着。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儿子谢辽热，一个七岁的男孩，已经走进书房来了。

    “您好，爸爸！”他爬上爸爸的膝盖，很快地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是您让我来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塞尔盖伊？叶甫盖尼奇，”检察官把他从膝头上抱下来，“在接吻之前，我们需要先谈一谈，仔细地谈一谈……实话说，我生你的气了，不再喜欢你了。你要明白，孩子；我不喜欢你，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谢辽热盯着他的父亲，随后又把目光移到桌子上，耸了耸肩。

    “我做了什么错事吗？”他纳闷地问，“您的书房我今天一次也没来过，我什么东西都没碰过的。”

    “刚才，娜达丽雅？谢米扬诺芙娜对我说你抽烟了……是真的吗？你是不是抽过烟？”

    “是的，但是只有一回，是真的。”

    “你看，你还在说谎，”检察官说，为了掩掩自己的笑容，只得皱起眉头来。“娜达丽雅？谢米扬诺芙娜说看见你抽过两回。这就是说，你有三件坏事让人抓住了——抽烟，拿别人的烟，撒谎。三个错误！”

    “哦！对对！”谢辽热的眼睛眯成一条线，“这话不错，这话不错！我抽过两回，昨天和今天各一回。”

    “那么你看，这是说：不是一回，是两回了……我对你非常不满意，你以前可是个好孩子，但如今我看出你已经被宠坏了，变成一个坏孩子了。”

    “我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呢？”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暗自想道。

    “是的，你没有做对，”他继续说，“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第一，不是你自己的烟，你没有权利去拿。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都有权利。但对他人的就不行；要是他拿别人的……那他就是坏人了！”(“我说得不对头！”叶甫盖尼？彼理罗维奇想。)“例如，有一口箱子是娜达丽雅？谢米扬诺夫娜的，装着她自己的衣服。那是她的财产；我们呢，不能够去碰它，原因在于那不是我们的。这话难道不对吗？你有木头马，有画片……我就是不拿。大概我心里想拿，但是……那不是我的，是你的！”

    “您要拿就拿吧！”谢辽热说，“爸爸，拿吧，您可千万不要害臊！您桌子上的那只黄狗是我的，但是您看，我就是不当回事儿……让它摆在那里好了！”

    “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贝科夫斯基说，“你已经把这只狗给了我，现在它属于我；既然是我的，我要把它怎么样就可以把它怎么样；不过要知道，我可没有给你烟呀！烟是我的！”(“我解释的不对头！”检察官想，“不对！完全不对！”)“假如我想抽别人的烟，那么我得求别人同意我抽……”

    贝科夫斯基把一个个句子懒懒散散地串起来，装着儿童般的语言，尽力想向儿子说明白什么叫做财产。谢辽热呢，瞅着他的胸脯，注意地听着(他很喜欢在傍晚跟父亲一块儿谈话)，随后他把胳膊肘靠在桌子边上，看着桌上的那些文件和墨水瓶。他的目光在桌子上左溜右溜，停在胶水瓶上。

    “爸爸，胶水是来干什么用的？”他突然问，把瓶子拿过来凑到眼前看。

    贝科夫斯基从他手里夺过瓶子，放回原处，继续说：

    “第二，你抽烟……那可不是好事儿！即便我也抽烟，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你也可以抽烟。我抽烟，我知道这事情不乖，所以我骂自己不好，不喜欢自己……”(“我简直成了狡猾的教师！”他想。)“烟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抽烟的人活不长，死得早。对你这样的孩子来说，抽烟就更不好了。你的肺弱，身体弱的人抽烟会害上肺痨和别的什么病。你也清楚，伊葛纳特叔叔就是死于肺痨的。要是他不抽烟，大概他会活到现在也说不定。”

    谢辽热只呆呆地看着灯，又用手指头触了一下灯罩，叹口气。

    “伊葛纳特叔叔的提琴拉得多好啊！”他说，“如今他的提琴还放在格里果列夫家里。”

    谢辽热沉思起来。他那苍白的脸上显出呆呆的神情，似乎他在听什么，或者顺着自己的思路在想什么。此刻他极可能想到的是死亡，原因是最近死亡夺去他的母亲和伊葛纳特叔叔的生命。母亲和叔叔被死亡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们的孩子和提琴却留在了人间。那些死了的人，生活在天空里那些星星旁边的某一个地方，低头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承受得了这样的离别吗？

    “我还应该对他说点什么好呢？”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又想，“他并没有在听我讲话。他的坏行为也好，我的批评也行，他明显觉着没有一点儿关系。怎么办才能让他醒悟呢？”

    检察官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第三十二章 在家里 (2)

    “在我那个年代，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他想着，“所有抽烟的孩子，一被抓住，只须一顿打。那些胆小，意志薄弱的，真的立即就不敢抽了；那些胆大一些的，机灵的，挨了打，却把烟藏在靴腰里，躲到柴房里去抽。假如他们在柴房里又让人发现在抽烟，又会再挨一顿打，他们于是就到河边去抽……照这样直到从小孩长到大人为止。我母亲为了使我不抽烟，给我钱用，给我买糖吃。如今这个办法却已经没有价值，不道德了。现代的教师们，根据种种道理，希望孩子们自觉养成好的品行，而不能因为恐惧，不要因为想出风头或者是贪图报酬而养成好的品行。”

    他走着，想着；谢辽热则画起来。

    “今天厨娘切白菜时，划破了手指头，”他一边说着，一边在画一所小房子。“她尖声叫起来，我们都跑进厨房里去了。真笨！娜辽丽雅·谢米扬诺芙娜让她把手指头浸在冷水里，但是她却塞进嘴里吮它……她竟然把一根脏指头塞在嘴里！爸爸，要知道，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接着他又接着讲起了吃饭的时候，一个背着手风琴的男子带了一个小姑娘来到院子里，那姑娘合着乐声跳舞唱歌。

    “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检察官想，“他的脑子里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为了吸引他的注意，仅仅学点他的语言是不够的，还需要沿着他的思路才行。假如我真的因为失去了烟而伤心，要是我觉着委屈了，甚至于哭起来，那他才会彻底了解我的……只有这样，才没有一个人代替母亲来教育子女，因为母亲能和子女一同感受，一同哭、一同笑……假若只靠推理和道德教育，那样是无能为力的。唉，我还能够给他讲些什么呢？说什么呢？”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这样一个富有的检察官，在这半辈子的生活里专门对犯人进行阻难、警告和惩罚，此刻却对一个小男孩束手无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感到又奇怪又荒谬。

    “听着，对我说句真心话：以后不再抽烟了。”他说道。

    “真——心话呀！”谢辽热唱起来，“真——心话呀！哦！哦！”

    “他明白什么是真心话吗？”贝科夫斯基问自己，“我简直是个糟糕的道德教员！假若这里还有一个教员或是法律界的同行钻进我的脑子里看一看，他肯定会大声骂我是个废物的，或许还会怀疑这种不必要的客气……要知道，这类耍无赖的问题在学校或是在法庭上比起在家里解决起来更容易；在家里，要用爱来对待自己最心疼的人，而爱是要求非常严的，这只会把问题搞得复杂了。假如这男孩是我的学生，或者是我审讯的犯人，我就不会这么胆怯，我的思想也不会乱了！……”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靠着桌子坐下，把他儿子画的一张画拿起来看。

    “人怎么能比房子还要高呢？”检察官说。

    谢辽热爬上他的膝盖。

    “不，爸爸，”他看着自己的那张画说，“如果把士兵画小了，就看不见他的眼睛了。”

    是否还要和他争下去呢？检察官凭自己对儿子日常的观察已经相信：小孩跟野蛮人一样，是大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他有他自己独有的艺术见解和要求。假如大人仔细观察一下，就可能觉得谢辽热反常。谢辽热认为把人画得比房子高，除了用铅笔表现物件以外还在表现自己的感觉，这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所以他也把乐队的声音画成是模糊的圆形斑点，把呼啸画成是螺旋形的线……在他看来，声音跟形状和颜色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他也一直把字母Π画成黄色，M画成红色，A画成蓝色，等等。

    谢辽热丢开画儿，弄父亲的胡子。

    “看，此时您像伊凡？司节潘诺维奇了，”他说，“一会儿您就要像……我们那个守门的人。爸爸，那个人为什么总是守在门口呢？是为了防贼进来吗？”

    他看着孩子的眼睛，觉得他母亲、他妻子、他所爱的一切人，都从那双大眸子里向外看着他似的。

    “揍他一顿怎么样……”他想，“我怎么能想得出这种惩罚来！不行，我们真不配教育孩子。以前，是由于人比较简单，想得也少，所以解决问题就爽快。但是我们想得太多，我们满脑子全是道理……人越是智力发达，越是想得多，也就变得越客气，愈加优柔寡断，敏感多疑，愈加不敢采取行动。确实这样，假如细细一想，人需要多大勇气和自信才敢于教诲，判案，写出厚书来啊……”

    钟响了十下。

    “行了，孩子，你该上床睡觉去了，”检察官说，“说声晚安，走吧！”

    “不，爸爸，”谢辽热说，“我想再待一会儿。给我讲点什么！讲个故事吧……”

    “可以，但讲完了故事，你就要立刻去睡。”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养成了在闲暇的夜晚给谢辽热讲故事的习惯。他一首诗也记不住，也想不起什么神话，因此每次讲故事都是临时胡诌。他开头总是照例讲几句老套的话：“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王国里，”接着他再临时编出种种没有害处的荒唐事，最初讲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知道故事接下来会怎么样，结局更是无从谈起了。场面啦、人物啦、事情啦，全是信口说出来，临时凑成的；情节和含意好像自动合成，讲故事的人并没有参与其中似的。谢辽热很愿意听这样的故事，检察官也注意到，情节越简单，越不花哨，给孩子的印象就越深刻。

    “听着，”他开始讲，“有一回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王国里，住着一位很老很老的国王，长着一把很长很长的白胡子，而且上髭又大又白，他住的那个水晶宫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孩子，那水晶宫矗立在一个大花园里；在那儿，长着好多果树，有橘子，佛手相，樱桃……开着郁金香，玫瑰花，铃兰花；许多各种各样的鸟儿在这里唱歌……对了，……树上挂着小玻璃风铃，风一吹，铃铛儿响的声音很清脆，令人百听不厌……玻璃的声音比金属还柔和，还清脆……嗯，还有呢？花园里还有一个喷水池……你还记得你在索尼雅姑姑的消夏别墅里见过的那个喷水池吗？对了，国王花园里就有一个那样的喷水池，只不过比那个大多了，喷出来的水最高的跟一棵白杨树那么高。”

    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想了一想，接着说：

    “老国王有一个独生儿子，是王位的继承人——他跟你同样大。他是个好孩子，从来不淘气，早早地上床，从来也不碰一下桌上的东西，一句话是个乖孩子。他只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抽烟……”

    谢辽热全神贯注地盯着父亲的眼睛。检察官一面说着，一面暗想：“往下该怎么说呢？”他只好边说边诌，讲了很长时间，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国王的儿子因为抽烟害了肺痨病，活到二十岁就死了。撇下了他那体弱多病的老父亲，没人来帮他的忙。没人来管理花园，也没人来保卫宫殿。敌人杀来了，杀死老人，捣毁了宫殿，现在那个花园里既没有樱桃树，也没有了鸟儿，也没有了小铃儿……就是这样，孩子……”

    甚至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自己都感到这样的结局非常可笑，天真，可是整个故事却给谢辽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近似恐惧的神情；他足足呆了一分钟，打了个冷颤，用非常低的声调说：

    “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他道了晚安，走了；他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这不是人们常说的美的影响，艺术形式的影响吗？”他思虑着，“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安慰。无论如何这不是正当的办法……道德和真理为什么就不可以按它们原来的面目原原本本地提出来，非得要加上些打扮，添上了甜味，涂上了光彩，如同药丸子一样呢？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欺骗，是伪造……玩花样……”

    他想起了法庭上的那些陪审员，他们是一定发表“演说”不可的；他想起了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他们只会从传奇里，从历史小说里吸收历史知识；他还想到了自己，他是从寓言、小说、诗歌里发现对生活的理解的，不是从布道辞和法律里面。

    “药品应当甜，真理也该美……从亚当的时代开始，人就养成了这种愚蠢的习惯了……但是……大概这很自然，就原本该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合理的欺骗和幻觉呢……”

    楼上面琴声已经听不见了；但是二楼上的居民仍旧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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