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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看过三张那个男人的照片。
第一张照片，他大约十岁的样子，应该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吧。这个男孩子被一群女人簇拥着（她们大概是他的姐妹或堂姐妹们），站在庭院的池畔，身穿粗条纹裙裤，脑袋向左歪了近三十度，笑得煞是难看。难看吗？即便是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丑不甚关心的人），表情漠然地随口夸他一句“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啊！”也不会让对方觉得这是在阿谀。虽说在那孩子的脸上并非找不到可爱的影子，但是对美丑多少有点概念的人，只要瞥上他一眼，很可能会不快地发出：“哎呀，怪让人讨厌的小孩！”甚至于会像掸落毛虫时那样，把照片一下子扔在地上的。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很大变化，让人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是一副学生打扮。尽管很难判断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但已出落为一个相当英俊的学子了。只是有一点让人觉得疑惑，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丝毫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露出一角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依然笑着。然而，这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满是皱纹的猴子似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与人的笑容不大一样。可以说是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苦涩之类的充实感，简直就像是一张白纸般笑着，宛如鸟儿的羽毛般轻飘飘的。换言之，整个人都给人以假人的感觉。说其“做作”，或轻浮，或“女气”都不足以表达，称之为“矫情”仍不足以表达。仔细打量的话，还会发觉这个相貌英俊的学生身上有种近似于鬼故事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不可思议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奇怪的，几乎无法判定他的年龄。他的头发已有几分斑白。照片的背景是一间肮脏的房间（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剥落）的某个角落，他正把双手拢在小火盆上烤火取暖。这一次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毫无表情。他木然坐在火盆前，双手伸向火盆，好像就这么坐着自然死亡了一般，使得整张照片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诡异的还不只这些，在这张照片中，他的脸部被放大成了特写，因此我得以仔细审视这张脸的整体构造，额头长得很平凡，额头上的皱纹也很平凡，甚至连眉毛、鼻子、嘴唇、下巴也相当平凡，啊！这张脸不但没有表情，甚至都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没有任何特点，我看完照片后闭上眼睛，就想不起这张脸的模样了，只依稀记得房间里的墙壁或小小的火盆，但是对这房间主人的印象犹如骤然烟消云散般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这是一张无法入画的脸，也无法成为漫画中的人物。等我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是这副模样呀！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终于回想起来时的快乐。夸张点说的话，即使睁开眼睛再看一遍那张照片，也留不下什么印象。剩下的只有不愉快和焦躁不安，不由自主地想把视线移开。
即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多少有些表情或给人留下些印象吧！假如在人的身上安上马的头，兴许就是这样的感觉吧！总之，让看到照片的人感到毛骨悚然、厌恶至极。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见过这么不可思议的男人的面孔。
第一篇笔记
从小到大，我一直过着充满耻辱的生活。
因为我不明白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我生在东北的乡下，第一次看见火车，已经是长大以后的事了。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地玩，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为了方便旅客跨越铁轨而修建的，以为它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成像外国的游乐场那样构造复杂、有趣而时髦才建的设施。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么认为的。在天桥上跑上跑下，对我而言，毋宁说是在玩时髦的游戏。我一直觉得这是铁路局最为顾客着想的服务之一。后来我发现它不过是让旅客们跨越铁道的实用的楼梯时，顿时觉得索然无味了。
另外，我小时候，从画本上看到地铁时，以为它也不是因实用性需要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让人们觉得乘坐地下的车辆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来更新潮、更好玩。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老是躺在床上。整天这么无所事事地躺着，只觉得床单、枕套、被套之类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二十岁左右，才意外地发现它们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于是，我为人类的节俭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一直不懂得什么叫饿——不，这并非指我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家庭，不是那么弱智的意思，我是不知道“饿”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句话说来有些可笑，就算肚子饿了，我也没有感觉。小学、中学时，每次一回到家中，大人们总会七嘴八舌地问我：“肚子饿了吧？”“记得我们小时候从学校回来后，总是特别饿。”“吃点甜纳豆吧？还有蛋糕和面包。”于是，我就发挥喜欢讨好人的天性，嘴里说着“我肚子饿了”，一边抓起十颗甜纳豆送进嘴里，其实，我完全不懂得肚饿是什么滋味。
虽说我吃得也不算少，但我不记得曾经因为饿了而吃。我会吃人们眼中的“珍馐”，以及“佳肴”。去外面餐馆用餐时，我也会勉强自己吃很多。然而，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在家中吃饭的时候。
在乡下的家中，用餐时一家十几口人全都到齐后，分成两列相向而坐，各人面前摆着自己的餐盘。我是最小的孩子，当然坐在餐桌最末端的位子上。即便是午餐时，饭堂里也很昏暗，家中十几个人都默默地吃着饭，那情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加上老派的乡下家族，饭菜的花样总是一成不变，所以，珍馐佳肴都成了奢望，这使我越来越恐惧这一段用餐的时间。我坐在昏暗房间里的末席上，冷得直打哆嗦，一边一点点地把饭送到嘴边，塞进嘴里，一边想：人们为何每天都要吃早、中、晚三餐呢？大家都这样神情严肃地吃饭，仿佛吃饭也是一种仪式，一家人一天三次在固定的时刻，聚到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井然有序地坐在自己的饭菜前，即使根本不想吃，也必须低着头，默默地咀嚼着饭菜，向徘徊在屋内的灵魂们祈祷。
“人不吃饭就会死掉”——这句话在我听来，只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恐吓。但是，这迷信（至今我仍认为这是一种迷信）一直带给我不安和恐怖。人不吃东西就会死，为此不得不工作、吃饭，对我来说，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解，更令我感觉受到威胁般的语言了。
总之，可以说至今我对于何为人的营生全然不了解。我为自身和世间人们的幸福观念不一致深感不安，这份不安的感觉令我夜夜辗转难眠、梦呓呻吟、濒临发狂。我到底是不是幸福的人？虽然从小就常常听大人说我是个幸福的孩子，可是自己却感觉生活在地狱里。反倒是那些认为我幸福的人们生活平平安安的，远比我幸福得多。
我甚至认定自己背负着十个痛苦，哪怕是其中的一个，降临在别人身上的话，都足以要了他的命！
总之我不懂得。别人的痛苦的性质和程度，我都完全不懂得。我不懂得那些现实的痛苦——只要吃了饭就可以解决的痛苦，因此才是最强烈的痛苦，是足以将我的那十个痛苦化为乌有的凄惨的阿鼻地狱[3]。可是，他们竟然能够不自杀、不发狂，谈论政治，不绝望、不屈服地继续与生活抗争，并不显得多么痛苦啊？他们不是已经变成了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深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一次也不曾怀疑过自己吗？若如此，的确是快乐的。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都以此为满足呢？我不懂得……只要夜晚熟睡的话，早上就会觉得清爽吗？做了什么梦呢？人们走在路上，脑子里在想什么呢？钱？决不可能只是想钱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这句话，但是为了钱而活着这句话却没有听说过，不对，不过，也说不定……不！不明白……我越想越想不明白，只觉得唯有我是世界上的异类，因而更加不安与恐怖。我和别人几乎不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好。
于是，我琢磨出来的对策，就是扮演小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因为我虽然对人类极度恐惧，却不能对他们彻底死心。这样做，我就可以借着表演这条细线，与人类联系起来了。我表面上虽然总是对别人笑脸相迎，实际上却是在心里拼尽全力，仿佛成败在此一举般汗流浃背地为他们服务。
从小时候开始，就连对于我的家人，我也完全不明白他们有着什么痛苦，整天在思考什么，只是觉得恐惧，无法忍耐这种难堪，以至于小小年纪就变成了搞笑高手。换言之，曾几何时，我变成了一句真话也不说的孩子。
看看小时候与家人们合照，其他人都是一副很庄重的表情，唯独我必然是拧巴着脸怪笑——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滑稽表演之一。
无论被家人们怎样训斥，我都不曾顶过一次嘴。他们的一两句训斥，于我而言，如同晴天霹雳般强烈，简直令我发疯。别说顶嘴了，我甚至认定这些责备正是万世一系的人类的所谓“真理”，而自己则毫无践行此真理的能力，因此恐怕自己已经无法与人类共处了。所以我连与人争执和自我辩解的能力都不具备，若是别人说我什么，我就觉得对方说得对极了，都是自己做错了，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对方的攻击，内心感到极度的恐怖。
当然，没有人在遭受别人责备与训斥时，会觉得愉快，但我从生气的人们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时他们都将这些本性隐藏着，可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像那些温顺的卧在草原上睡觉的牛，突然甩动自己的尾巴抽死肚子上的牛虻一样凶狠。突然看到人类在生气时暴露出来的这种丑恶本性，我总是感到毛骨悚然般的战栗，一想到这种本性或许是人类赖以生存下去的一种资格，便对自己几近绝望。
我对人类总是感到恐惧，终日战战兢兢，对于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自信，于是我将自己独有的烦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竭力将这一忧郁和敏感隐蔽起来，一味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异类。
无论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总而言之，自己决不能碍他们的眼。我是“无”、是“风”、是“空”，这样的念头日甚一日，我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发笑，就连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们，我也不遗余力地逗他们开心。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里面穿了一件鲜红的毛衣，在檐廊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哈哈大笑，甚至连轻易不笑的大哥也扑哧笑了出来：
“喂，阿叶，不能这么穿哟！”
他的口吻里充满了疼爱。其实，我就是再怪癖，也不至于不知冷暖，大热的天，还穿着毛衣到处走。我是把姐姐的裹腿套在两只手腕上，让它们从浴衣袖口里露出来一截，以便让别人看来就像是穿了件毛衣似的。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不少事情，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那里的。父亲每次回家时，总是给家中的人，以及亲戚们带回很多的礼物。这可以说是父亲的一大嗜好。
一次，上京前一天晚上，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询问每个孩子，下次他回来时，想要什么礼物，并且把孩子们的回答一一写在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这么亲热是很罕见的。
“叶藏想要什么？”
被父亲一问，我竟一时回答不上来。
因为每当父亲一问到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反而什么都不想要了。什么都一样，反正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这种想法掠过我的脑海。同样，只要是别人送给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喜好，我也不会拒绝的。我对讨厌的事不敢说讨厌，对喜欢的事，也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只能够品味到极其苦涩的滋味，以及难以形容的恐惧感。总之，我甚至缺乏在喜欢与厌恶之间取其一的能力。我感到这一性格是多年以后，最终造成自己所说的那种“充满耻辱的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见我不说话，总是磨磨唧唧的，父亲脸上有些不悦，说道：
“你还是想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卖一种大小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的狮子，就是正月里跳狮子舞的那种狮子。你不想要吗？”
只要别人一问我“你不想要吗”，我就完蛋了，根本回答不出逗人发笑的话来。滑稽小丑完全演砸了。
“是想要书吧。”长兄认真地问道。
“是吗？”父亲露出扫兴的神色，也没有记录，啪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
简直太失败了！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非常可怕的，现在必须想办法挽回。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一边浑身颤抖着，一边思考，然后我悄悄爬起来，走到客厅，打开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起来，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舔了舔笔记本用的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回去睡了。其实我根本不想要那种跳狮子舞的狮子，还不如给我买书呢，但我意识到，父亲想给我买那种狮子，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思，让父亲不生我的气，才壮着胆子深夜冒险溜进客厅的。
我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果然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效。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
“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哟，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这可不是我的字呀。奇怪，这是谁写的呢？我总算是猜到了，原来是叶藏那小子的恶作剧啊。这小子，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嘿嘿笑，也不说话，不过看起来，他是实在太想要那个狮子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噢。装得若无其事的，却自己写在本子上了。真是那么想要，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我在玩具铺里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还把男女用人召集到房间里，让一个男佣胡乱敲打着钢琴键（虽然是在乡下，但这个家里几乎应有尽有），我伴随着那乱弹的调子，给他们表演印第安舞蹈，逗他们大笑。二哥闪着镁光灯，拍下了我跳印第安舞的镜头。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我的裹腰布开合处（那裹腰布是一块薄纱包袱皮儿充当的），竟然可以看到我的小鸡鸡。结果又惹得家人笑破了肚皮——这也算得上是歪打正着吧。
我每个月都会买十本以上新出的少年杂志，而且还从东京邮购了五花八门的书，私下里阅读。所以，我对胡诌八诌博士呀、古里古怪博士[4]等等都了如指掌。除此之外，对鬼故事、讲谈[5]、单口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旁门左道也相当精通。因此，我常常一本正经地讲一些可笑的故事，逗家人捧腹大笑。
呜呼，学校！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对于“受人尊敬”这种观念我非常惧怕。近乎完美无缺地蒙人，后来被某个全知全能之人识破，当众揭穿，而蒙受比死亡更难堪的羞辱——这就是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做出的定义。即使依靠蒙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早晚也会有人识破真相，过不多久，那个人就会告诉其他的人。当人们发觉自己受骗后，会是怎样愤怒和报复呢？就连想象一下，我都不由得毛发倒竖。
我在学校里受到大家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出身于富有之家，不如说是得益于人们所说的“脑子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休学一个月、两个月是常事，甚至卧病在床而休过一年学。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虚弱的身体，坐着人力车去学校，参加了学年末的考试，考试成绩居然比班上的同学都好。即便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也从不用功。去上学，也是在上课的时候画漫画，到了课间休息时，就给班上的同学讲解漫画，逗得他们笑个不停。上作文课时，我总是写滑稽可笑的文章，虽然老师不让我写这些内容，我也不理会。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内心里，盼望着看到我写的滑稽作文呢。一天，我照例用特别悲伤的词句描写了自己的一次丢人的经历。那是我跟随母亲坐火车去东京的途中，把尿撒在了车厢通道上的痰盂里（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痰盂而出的丑，而是为了表现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这么做的）。我自信，这些描写肯定能逗老师发笑，就悄悄地跟在回教员室的老师后面。只见老师一走出教室，就从班里同学的作文中找出我的那篇作文，走在走廊上，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还一边嗤嗤地笑，走到教员室里时，大概已经看完了，他涨红着脸，放声大笑，还立刻让其他老师看。看到这里，我十分满足。
活宝一个。
我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耍活宝的角色，我成功地逃离了受人尊敬。我的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操行这一栏不是七分，就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一个笑料。
事实上，我的天性和那种耍活宝的人恰恰是相反的。那时候，男女用人不仅教会了我干那个事，还侵犯了我的童贞。现在我知道了，对幼小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所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都忍了下来，甚至觉得由此窥视到了人的某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养成了向别人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告发他们的丑行吧，可是，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完全了解。我对那种“向别人倾诉”的手段一点也不抱希望。无论是向父亲母亲，还是向警察，或是政府，到头来不是照样被那些老谋深算的人，无理搅三分地驳倒吗？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不公平的事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向别人倾诉原本就是徒劳。所以，我从来不说一句真话，除了默默地忍耐着，继续扮演滑稽角色之外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我：“怎么，你对人类难道不信任吗？嘿，你什么时候成了基督徒了？”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直接通往信仰宗教。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人们难道不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吗？记得小时候，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人来到我们镇上发表演说，男佣带着我去剧场听演讲。剧场里挤满了人，我看见镇上很多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都出席了，还拼命地鼓掌，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众人三三两两地结伴踏着雪夜的道路往回走。他们一路上都在说演讲会的坏话，一个和父亲交情不错的人的声音也夹在其中。这些父亲的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乎气愤的声调大加褒贬，说我父亲的开场白糟糕透顶，说那位名人的演讲简直是不知所云、不得要领等等。尽管如此，他们路过我家时，竟然拥入我家客厅，脸上挂着一副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情况时，他们居然也若无其事地回答：“真是太有趣了！”然而，这些男佣刚才还一直在抱怨：“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这件事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人们相互欺骗，却又不可思议地不会受到丝毫伤害，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对方似的，这种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堂而皇之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就连我自己也不例外，整天靠着扮演滑稽角色欺骗别人。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对我来说，倒是那些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堂而皇之的相互欺骗地活着，或是有自信这样活下去的人，才是最让我费解的。人们到底也没有教给我人生的真谛。倘若明白了那些真谛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畏惧别人，也不会拼命地逗别人发笑了吧。或许也就不必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每天夜晚承受那地狱般的痛苦了吧。总之，我没有向任何人控告那些男女用人对我犯下的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是由于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关闭了信任之门之缘故。就连我的父母也时常令我无法理解。
不过，我觉得，我身上那种无法倾诉于人的孤独气息，被许多女性本能地嗅到了，甚至成了多年以后，我被女人们趁机纠缠的种种诱因之一。
也就是说，对于女人来说，我是个能保守恋爱秘密的男人。
第二篇笔记
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几乎近在海水冲刷的海边，排列着二十多棵树皮黑黢黢的粗大的山樱树。借着这片天然海滩作为校园的东北地区某所中学里，每到新学年，这些山樱树便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与褐色嫩叶一起，绽放出美艳的花朵。转眼间，便到了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纷纷飘落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浮现，又被波涛冲回海岸边。我虽然没有好好备考，却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中学校帽上的徽章，以及校服的纽扣上都刻有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住在那所中学附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拥有海滨和樱花的中学。我寄居在那个亲戚家里，由于离学校特别近，所以，听到学校敲响早会的钟声之后，我才跑去学校。虽说我是这样懒散的中学生，却凭着自己擅长的搞笑本领，越来越获得班上同学的喜爱。
尽管我是第一次来到外乡，但对我而言，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更让我感觉轻松快乐。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早已将表演的本领运用自如，在欺骗他人时已不像以前那么劳神费力了。这样解释虽然也说得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象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这中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上的难易之别。而且这种难易之别对任何一位天才来说，即便是对于神之子耶稣也是同样存在的。对于演员来说，最难表演的地方就是故乡的剧场了，更不要说在远亲近邻齐聚一堂的房间里了，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发挥不好吧。相比之下我已经在家乡身经百炼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像我这样的高手，到他乡来进行表演，自然会万无一失的。
对人的恐惧依然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扭动着，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的演技却在不断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绝对是个特别好的班”，一边用手捂着嘴窃笑。我甚至还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个总是咆哮如雷的驻校军官忍不住笑出来。
当我以为已经完全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正要松口气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被别人戳了后脊梁。那个戳了我后脊梁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瘦弱、面色苍白浮肿的家伙。可是他却穿着像是父兄穿剩下给他的衣服，衣袖长得犹如圣德太子[6]的衣袖。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军事训练和体操课也老是在一边见习，像个白痴，所以连一向谨慎小心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他。
那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被老师要求练习单杠。我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嗨——”地大叫一声，就像是跳远那样朝着单杠，猛地向前一扑，结果扑了个空，一屁股蹲儿摔在沙地上。这当然是有预谋的失败，果然招致了所有人的大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着裤子上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小声嘀咕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无比震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伎俩竟然被竹一识破了。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包裹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拼命克制住自己的疯狂，才没有“哇”的一声大叫出来。
从那以后，我每一天都是在不安与恐惧中度过的。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博取大家的笑，有时候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一想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会被那个竹一识破，而且他还会很快向所有的人透露这一秘密时，我的额头上就直冒冷汗，像疯子一般用怀疑的眼神观察四周。如果可能，我甚至打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监视竹一，不让他泄漏这个秘密。纠缠着他的时候，我竭尽全力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故意的”，而是真的。如果顺利的话，我想要和他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倘若这些都不可能，我就只能祈祷他死掉了。但是再怎么样，我也绝不会产生杀死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经多次想过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
为了能够控制他，我屡次三番地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友好”的媚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地搂抱着他瘦小的肩膀，用轻柔甜腻的腔调，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可每次他都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过，一天放学后（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突然下起了雷阵雨，学生们都在发愁怎么回家，由于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正要冒雨跑回去时，看见竹一正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木屐箱旁边。“走吧，去我家给你拿把伞。”我说着，拉住瑟缩的竹一的手，两个人在大雨中飞跑起来。跑到家后，我请婶婶帮我们烘干湿衣服，终于把竹一领进了二楼自己的房间里。
亲戚家有母女三人，年过五十的婶婶和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一副病怏怏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她曾经嫁过人，后来又回到娘家来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叫她“大姐”），小女儿刚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她和姐姐相反，个子矮小，长着一张圆乎脸。她家楼下的店铺里，只摆放着少许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生活来源好像是靠去世的男主人留下的那五六排平房的房租。
“我耳朵特别疼。”竹一也不坐下，站着说道。
“要是雨水进了耳朵，就会疼的。”
我查看了一下他的两只耳朵，患有严重的耳膜穿孔，都流出脓来了。
“这可不行啊，很疼吧？”我夸张地大惊失色，“都怪我把你拽到大雨里淋雨，真是对不起啊。”
我操着女人说话的腔调，“温柔”地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仔细地给他清理了耳朵。就连竹一似乎也没有察觉到这正是我的一种伪善的诡计，以至于枕着我的膝盖，对我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
恐怕连竹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很多年以后，他的这句话就像恶魔的预言一样，在我的身上应验了。什么“迷恋”、“被迷恋”的，这些词语都给人感觉俗不可耐、嘲弄挖苦、猥琐不堪。无论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语一探头，忧郁的伽蓝[7]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变得了无情趣。但倘若不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换成“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就不会破坏忧郁的伽蓝了，这真是奇妙至极。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血时，听到他奉承我说：“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当时，我只是红着脸笑着，没有回答，但自己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猥琐不堪的氛围，我竟然愚蠢地表达自己的感慨，说他说的话不无道理，其愚蠢程度已然超越了相声里的傻少爷说的台词了，可实际上，我怎么可能怀着那种嘲弄挖苦、猥琐不堪的心情“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呢？
我觉得，人世间的女性比男性还要费解好多倍。在我家里，女性比男性要多，亲戚家也有很多女孩子，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对我“犯罪”的女佣，说我从小就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也不为过。尽管如此，我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和那些女人交往的。我完全搞不懂她们，如坠五里雾中，甚至一不留神会摸到老虎屁股而受重伤。这种失败不同于受到男性的鞭笞，犹如内出血一般自内发作，令人极度不快，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勾引我，有时又弃我于不顾。有时当着别人轻视我、羞辱我，可是没有别人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睡得很沉，仿佛死去了一般，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是为了睡觉而活着的——诸如此类的种种发现，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对女人进行观察的结果。尽管同是人类，女人却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可正是这种不可理喻、不能放松警惕的生物，总是不可思议地照顾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根本不适合我，倒是“被照顾”这一说法更能够说明我的真实情况。
对待耍活宝，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够享受。当我扮演滑稽角色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个不停，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得意忘形，表演过了火的话，肯定会倒霉，所以我总是估摸着差不多了，就中止表演。而女人却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总是没完没了地要我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无休无止的要求，我直累得筋疲力尽。她们的确很爱笑。说到底，女人们似乎比男人能够更多地吞噬快乐。
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的那两个表姐妹，一有空闲，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把我吓得一大跳，令我心惊胆战。
“你在学习吗？”
“没有啊，”我微笑着合上书本说，“今天，学校里的那个名叫‘棒子’的地理老师吧……”于是，从我嘴里很自然地胡编乱造出一些笑料来。
“阿叶，戴上眼镜让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我房间玩。让我表演了半天笑剧后，她们冷不防地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为什么？”
“别问了，快戴上看看吧。就戴阿姐的眼镜！”
表妹平时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个小丑就乖乖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两个姑娘顿时笑翻了天。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8]一模一样啊！”
当时，一个名叫哈罗德·劳埃德的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风头正劲。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诸位，此次，我向亲爱的日本影迷们……”
我模仿劳埃德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致辞，更惹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从那以后，每当劳埃德主演的电影在这个镇上放映，我都去看，悄悄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的时候，表姐像鸟儿似的飞快地跑进我的房间，猛地扑倒在我的被子上哭天抹泪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帮我的，是吧？一定会吧？我觉得，咱们还是一起离开这个家出走的好。你帮帮我吧，帮帮我！”
她说完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嘤嘤哭泣起来，就这样说一会儿哭一会儿折腾了好半天。好在我不是第一次见识女人的这种表演，所以，对表姐的夸张表达并不感到惊讶，反倒是对她那些陈词滥调和无聊的表演技巧感到扫兴。于是，我轻轻地从被窝中爬出来，拿起桌子上的柿子削了皮，递给表姐一块。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一本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女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活着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甚至比猜测蚯蚓的想法还要麻烦、琐碎，令人感到可怕。幸亏我凭着幼年时的经验，知道女人若是那样突然哭闹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好吃的东西，只要她一吃东西，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还有，表妹雪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照例平等地逗大家笑，朋友回去后，雪子必定会说一通那个朋友的坏话，而且必定会说“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啊”。既然如此，又何必特地带她来这里呢？托雪子的福，来我房间的访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说的那句奉承话——“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那时还绝对没有实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化为可恶的预言而存活下来，呈现出了不祥的兆头，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竹一另外还送给我一份贵重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
一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来玩的时候，得意洋洋地打开自己带来的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一边这样说道。
“什么？”我吃了一惊。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堕落之路因此而决定了。这张画，我是知道的。我知道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在日本非常流行，对于西洋绘画的鉴赏大都是从印象派绘画起步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看到过写真版。我也见过不少凡·高的原色版绘画，对其巧妙画法和鲜艳色彩颇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么你看看这张，怎么样？也像妖怪吗？”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9]的画册，给竹一看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的画像。
“好可怕。”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就像地狱之马。”
“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画这样的妖怪。”
越是惧怕别人的人，反而越是更加渴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越是神经质的、胆怯的人，越是企盼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啊，这样一群画家受到了人类这种妖怪的伤害和恐吓，最终相信了幻影，竟然于大白天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妖怪。而且，他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画法来遮遮掩掩，而是尽力将自己所看到的如实再现出来。正如竹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妖怪的画像，画这种地狱之马。”不知为什么，我用非常小的声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就很喜欢画画、看画。但是我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大人的夸赞。我对人类的语言从来就不信任，所以作文对我来说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让老师们大大的开心，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描绘出对象上多少花费了些心思，虽说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却很有自己的一套。学校绘画课的画帖毫无意趣，而老师的画又拙劣不堪，所以我不得不自己胡乱琢磨各种各样的画法。进了中学后，我虽然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可是即便我试图从画帖中寻找印象派的画风，画出来的东西却宛如折纸手工一般单调乏味，难看极了。不过，竹一的这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竭力想把自己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表现出来是幼稚而愚蠢的。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秘传——绘画大师凭借主观想象，将平淡无奇的东西描绘得或美丽无比，或丑恶得令人呕吐，却毫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是丝毫不依靠人的思维的原始作画方法。于是，我瞒着上面说的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的阴惨的绘画画出来了，而这就是隐匿在我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虽然我表面上快活地欢笑，并逗别人欢笑，可事实上，我却有着如此阴郁的心灵。“有什么办法”，我暗自认可。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阴郁，突然之间小心地提防起我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们没有发现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依旧看做是我新发明的搞笑方式，成为新的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事，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的最里面。
而且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回到以往那样的平庸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
我一向只在竹一面前才坦然地展示自己容易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画的自画像也放心地拿给竹一看，果然得到了他的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看了，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
“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的额头上被傻瓜竹一刻上了“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样两个预言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之所以送我上高中，就是为了将来成为官吏，所以，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对樱花的海滨中学也已经感到厌倦，所以没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结束后，便考上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生活。可是宿舍的肮脏和那些粗鲁的人使我惧怕，根本谈不上扮演丑角了。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住进了上野樱木町的父亲的别墅。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啦、什么年轻人的骄傲啦等豪言壮语，只会让我浑身发冷，那种“高中生的意气风发”是我无法追随的。我甚至觉得，无论教室，还是宿舍，都仿佛是被扭曲的性欲的肮脏痰盂，我的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只在别墅住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宽大的房子中，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虽然时常逃学，但也没有心情去逛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到明治神宫、楠木正成[10]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壮士墓[11]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儿。等父亲来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急匆匆地去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练习三四小时素描。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我连到学校去上课都会感觉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这可能只是自己的偏执，可我对学校越来越失去了兴趣，越来越懒得去学校了。从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我最终也没能弄懂什么是爱校之心。诸如校歌什么的，我也从来就没打算学会。
后来，我在画塾里，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里，学会了抽烟喝酒，见识了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虽说这种组合十分奇妙，却是真实的。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比我大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由于家里没有画室，才来这所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我和他只是认识，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慌忙掏出了五元钱给了他。
“好嘞，去喝酒吧。我请你喝。你可真像个女人。”
我不敢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酒馆——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你了。看看，就是你这腼腆的微笑，正是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阿绢，这家伙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上哟。就因为这小子来了画塾，我才不得不降格为二号美男子了。”
堀木肤色微黑，五官长得很标致，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打了条素雅的领带，这副打扮学画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梳着光溜溜的中分。
在酒馆这样生疏的地方，我害怕得不行，不停地一会儿抱起两只胳膊，一会儿松开，脸上一直挂着腼腆的微笑。然而两三杯酒下肚之后，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了获得解放似的轻松。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没意思，那种地方可没意思了！学校就是个无聊的地方。我们的老师，在大自然之中！在对大自然的激情之中！”
可是，我对他说的话从没有感到任何可敬。我只是想，愚蠢的家伙！他的画也必然糟糕透顶，但作为玩耍的伙伴，倒是个不错的人选。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货真价实的市井无赖。尽管他和我的表现方式大不一样，但在浑浑噩噩地游离于人们的营生之外这一点上，属于同类的人。而且他是无意识地扮演着丑角，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丑角的可悲，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只是一块玩玩而已，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玩伴交往的——我心里总是这样蔑视他，有时甚至耻于与他交往，谁知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居然被他打败了。
起初我认为他是个好男人，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一向对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了解东京的好导游。说实在的，我要是一个人出门的话，上了电车，会害怕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会害怕看见站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边的引导小姐；去餐厅吃饭时，对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尤其是付钱的时候，老天爷啊，我那双手僵硬得不成样子，我买了东西后，把钱递给对方时，由于过于紧张、过于害羞、过于不安与恐怖（而非因为吝啬），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变得漆黑一团，几乎是一种半疯癫的状态，且不说讨价还价，连找的零钱都忘了要，甚至忘了拿走自己买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到东京的街头转悠，所以才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地窝在家的。
可是，当我把钱包交给堀木，和他一起去逛街，就全然不害怕了。堀木会狠狠地砍价，而且他精通玩乐之道，可以让最少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敬而远之，向我展示了恰到好处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的本事。此外，还给我进行一些现场示范，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去某某料亭泡个晨澡，然后吃碗煮豆腐，喝口小酒，不仅花不了几个钱，还显得很奢侈。他还告诉我，路边摊上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但便宜而且营养丰富。他还断言，要想醉得快，就喝白兰地，无出其右者。总而言之，每次在结账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点不安和恐惧。
此外，和堀木交往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堀木完全无视对方的感受，只顾听凭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因此，我完全不用顾虑两个人逛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为了预防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天生不爱说话的我才会拼命说笑话，以求渡过难关。而这个傻瓜堀木，却无意中主动承担了那个滑稽角色，使我只需对他的话随口附和两句，或是偶尔笑着说一句“真的吗”就足够了。
不多久，我也渐渐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都是能够帮助人暂时忘却惧怕别人的极好方式。我甚至产生了为了寻求这些，不惜变卖我的全部家当的想法。
在我的眼里，妓女这种生物，既不是人，也不是女人，就像是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安心入睡。因为她们全都没有一点儿欲望，以至于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因此使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现出不让我感到压力的自然的好意。这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不强加于人的好意，对于露水之情的好意，使我在黑夜中，从白痴或疯子般的妓女那里，亲眼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圣洁光环。
然而，当我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求得一夜安息，去了她们那里，和我的“同类”——妓女玩乐的时候，不知何时开始，某种无意识的，或是奇妙的氛围开始在身边弥漫，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添加的附录”，那“附录”渐渐地变得鲜明起来，被堀木点破后，我不禁愕然，并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是利用妓女来进行对女人的修行，而且最近很有长进。据说，通过嫖妓的方式了解女人是最难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在我身上早已熏染上了那种“情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妓女）凭着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纷纷前来，这种猥亵的、不名誉的气息竟然被她们看作了我的“添加的附录”，这“附录”甚至比我所寻求的安息更加招人注目了。
堀木或许是半奉承地说出那番话的，而我自己也有这样可怕的预感。比如说，我曾经收到酒馆的女招待写来的稚拙的情书；樱木町的邻居，将军家的二十来岁的姑娘，每天早晨都在我上学的时间，故意化了淡妆不停地进进出出；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句话不说，那儿的女招待也会……还有我经常去买烟的香烟铺的姑娘，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那个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我喝醉了迷迷糊糊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给我寄来了情意绵绵的信……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给我送来了一个像是自己做的偶人……由于我的态度非常消极，所以每次情缘都到此为止，仅限于一些残缺的片断，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我身上总是缭绕着令女人梦想的氛围这一点，绝对不是自我炫耀、随口乱说的，被堀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于找妓女玩乐的兴趣也骤然消失了。
堀木还出于其爱慕虚荣的赶时髦心理（我一直认为，堀木这个人，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对于堀木那种人来说，带我参加那个秘密集会，不过是一次“游览东京”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然后聆听坐在上座的丑陋青年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但是，在我看来他讲的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他说的虽然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更为不可思议、更为可怕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似乎不够达意，说是“虚荣心”也不够确切，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不足以表达。尽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总认为，人世的底层不只有经济，还存在着近似鬼故事的东西。我这个极端害怕鬼故事的人，尽管肯定唯物论，就像肯定水往低处流一样那么自然，可是我却不能靠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绿叶而感受到希望的喜悦。然而，我一次不缺席地参加了R.S的活动（好像是这么说的，也可能不是）。看到“同志”们都郑重其事、表情严肃地专注于“一加一等于二”程度的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我就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那套逗笑本领来活跃研究会的气氛。也许是这个关系，渐渐地研究会的拘谨气氛得到了缓和，我成了研究会上不可缺少的宠儿。那些看样子很单纯的人或许认为我也和他们一样的单纯，并且把我看做是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了。倘若是这样的话，我便是彻彻底底欺骗了他们。因为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从不缺席研究会，每次都为他们进行滑稽表演。
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喜欢他们这些人，但这并不是由于什么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它让我获得了小小的快乐——不，应该说使我感觉非常舒服。倒是世上称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可怕（那些东西让我预感到某种深不见底的强大的东西），其构造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无法呆坐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里，哪怕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游泳，直到死去，对我而言反而更舒服些。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阳光的人”，这个词指的就是那些世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己从一出生就是个“见不得阳光的人”，所以一遇到世人所说的“见不得阳光的人”，就必定变得温柔了，而且我的“温柔之心”足以令我自己陶醉般的温柔。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罪犯意识”。我在这个世上，虽然一辈子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可它又像是我的糟糠之妻一般，两个人相濡以沫，孤寂地耳鬓厮磨，这已然成了我活着的样式。俗话说“腿有疤痕，无颜见人”，我还在吃奶的时候，这伤口就已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长大后非但没有治愈，反而变得越来越深，抵达了骨头。每夜经受的痛苦就如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是（这么说可能叫人惊讶），那伤口竟然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了。我感觉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那道伤痕鲜活的情感，如同爱情的低吟。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那种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让我安心和享受。换言之，比起那活动本身追求的目的来，其外壳更加适合我。堀木只是出于傻乎乎的凑热闹心理，带我去参加聚会，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来他再也没有去过。他胡诌过这么句谬论：“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观察消费的问题嘛。”所以他不喜欢去参加活动，而是热衷于拉着我到处去考察消费状况。说起来，那时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堀木那样为了虚荣和时髦，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我这样的只是一味喜欢“不合法”的气氛，而参加聚会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的话，那么，堀木和我都会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被当做卑鄙的叛徒赶出组织的。但是我们俩一直没有被开除，尤其是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里，反倒比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里更加有活力，更加“健康”，以至于被他们当作很有培养前途的同志，委以各种被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的所谓秘密任务，可笑死了。我从没有拒绝过交代给我的工作，非常平静地接受每一个任务，而且从来没有因表情异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讯问。我总是笑着，或逗他们笑着，毫无差错地完成他们所谓的任务。（从事地下活动的那些家伙，总是煞有介事地过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般警惕得过了头。虽然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到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们却竭力渲染有多么危险。）我当时的心情是，倘若作为共产党人而被捕，即使终生在牢狱里度过，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在牢房里更能够让我解脱。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不是忙于接待客人，就是有事外出，虽然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常常三四天也见不到他一面，但我对父亲总是很发憷、很害怕，一直琢磨着搬出这个家，另外找个地方去住。可还没等我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打算卖掉这栋房子的消息。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到届，大概还有其他什么理由吧，反正父亲无意继续参选，况且已经在故乡盖了一所养老宅子，对东京似乎已无可留恋。再说，考虑到为了我这么个高中生，保留住宅和用人，也是不必要的浪费吧（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父亲的心事也是我无法了解的），就这样，这所房子不久就变成了别人的，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的一处名叫仙游馆的旧房子的阴暗房间里。没过多久，我的手头就开始拮据起来。
此前，我每月都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数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转眼间花光，但是香烟、美酒、奶酪、水果等家里应有尽有，书本、文具、衣服等一切日常用度也都可以在附近店铺里赊账购买，即便请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我都可以不付一分钱，吃完就走。
可是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人单独租房子生活，一切花销都必须在每个月有数的汇款中支付了，我一下子慌了神。汇款照样是两三天内就花个精光，我胆战心惊，因担忧生活无着，精神快要崩溃了。我轮番给父亲、哥哥、姐姐打电报、写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写的，不外乎是虚构出来的笑料。我知道，求得他人的施舍，逗其发笑乃是上策）。与此同时，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依然捉襟见肘。
归根到底，我不具有那种在别人家里独自“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仿佛随时会遭到什么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常常跑到大街上去，或者去帮助那种“运动”，或者和堀木一起去酒馆喝廉价酒，学业和绘画渐渐都荒废了。进入高中后，第二年十一月，我和一个比我大的有夫之妇一起跳海殉情，这个事件使我的命运为之一变。
尽管我经常缺课，学习也不用功，可是每到考试的时候，成绩总是不错，因而家人一直不知就里。然而，最终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似乎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大哥代表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来，给我带来更直接的痛苦的是手头缺钱，以及那个地下组织派给我的任务——由于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了。我当上了什么中央地区的，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不过是一把小巧得连铅笔都削不了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里四处奔走，去进行所谓的“联络”。我想喝个痛快，倒头大睡一觉，可手头没有钱。然而，从P那儿（我记得P是党的隐语，也可能记错）还在不停地下达任务，我忙得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我这副病弱的身子骨实在是无法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本来我就是出于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结果弄假成真，忙得不亦乐乎，我按捺不住愤怒，私下里恨恨地对P的人抱怨：你们是不是搞错对象了？那些任务还是交给你们的正式成员好不好？最后我逃走了。虽然逃走了，心情却没有因此而变好，以至于想去死。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为那个组织四处奔波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时，那个姑娘总是拿着信纸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太吵了，我实在没办法写信。”
说罢就在我的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可以佯作不知地继续躺着，可是看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等着我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那套惯用的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但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猛一翻身，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聊天。
“我听说有的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
“哎呀，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用情书煮过牛奶。”
“很得意吧，喝你的牛奶好了！”
我暗想，她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哪里是在写什么信啊，明摆着在装模作样，肯定在那儿乱涂鸦呢。
“给我瞧瞧你写的信！”
其实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听我这样一说，她竟嗲声嗲气地一个劲地撒娇：“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样子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我大为扫兴，于是就打发她去帮我办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大街上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啊？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啊，给你钱……”
“不用啦，不用给我钱。”
她愉快地站起身走了。因为我深知，打发女人去办事是绝对不会令她厌烦的，甚至可以说女人是非常愿意有男人拜托自己替他做什么事的。
另一个女人是所谓的“同志”，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由于参加组织活动的关系，不管愿意与否，我每天都会和她照面。即便开完会之后，无论我去哪儿，这个女人也总是跟着我，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姐吧。”
听了她这句装模作样的话，我浑身一哆嗦。
我做出一副忧郁的表情，微笑着说道：“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敷衍过去。因此我越来越尽力去取悦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听凭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几乎是转手就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老是缠着我不肯离开，我为了尽快打发她走，就在街头的阴暗角落里，亲吻了她。谁知她竟不知羞耻地欣喜若狂，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带到了一座大楼里的狭小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好像是他们为了搞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结果我和她在那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我只好暗自苦笑，真是个无法招架的姐姐。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对付从前纠缠自己的那些女人那样避开。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不安心理作怪，我不得不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纠缠得越来越紧了。
在同一时期，我还意外地受到了银座一个大酒吧女招待的恩遇。虽然只去了一次，我仍然因感念其恩惠，而有种被紧紧束缚住的担忧和恐惧。那时候，我已经无须依赖堀木的导游，能够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座，甚至敢穿着飞白[12]和服进出酒吧等等，表现得老道多了。在我内心，尽管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仍然抱有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和人像模像样地寒暄了。不对，其实不做出怯懦的丑角式的苦笑，我这个人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好歹磨炼出了能够勉勉强强与人胡扯一通的“伎俩”了。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我为地下组织四处奔波？还是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不过，最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拮据。无论待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若是去大酒吧，混迹在那帮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之中，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颗总是被追逐般的心灵，也能获得片刻的安宁吧？我这样想着，只带了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那家银座的大酒吧。我笑着对招呼自己的女招待说：“我只有十块钱，你瞧着办吧。”
“不用担心。”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神奇地安抚了我这颗颤抖不停的心。我不是说不用担心钱不够花，而是可以放心地待在她的身边。
我喝起了酒。由于对她特别放心，反而不想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毫不掩饰自己天生的少言寡语和落落寡合，默默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吃吗？”
女人在我面前摆了各式各样的菜，问我。我摇摇头。
“你只喝酒吗？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秋天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按照常子（我记得她叫这个名字，但已经记不清了。我竟然连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忘记了）的吩咐，在银座后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得酷似青蛇脸的秃头老板一边摇头晃脑，一边熟练地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坐在电车上，我常常会觉得某个人的面相好像在哪里见过，苦苦思索一番之后，才想起原来与那个寿司老板颇为相似，只好独自苦笑。之所以就连那个女人的名字和相貌都已全然不记得的现在，那个寿司老板的面孔却清晰得能够画成一幅肖像画，可见当时的寿司有多么难吃，以至于令我感觉寒冷与痛苦的缘故吧。虽说我原本就没觉得寿司有什么好吃，即便被人带到一个口碑非常好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也是一样，因为那次吃的寿司个头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租住在本所[13]的一个木匠家二楼上。在她的房间里，我一点也不用掩饰自己那一贯的阴郁心情，我一只手托住脸颊，就像在忍受剧烈的牙痛一样，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让她着迷。她给我的感觉，也是一个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周被刮落的树叶在纷飞的孤独无助的女人。
我们躺在床上，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我有丈夫的。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全家一起逃到了东京，可是丈夫在东京不干正经事，结果后来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呐。我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向来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女人的讲述方式太差劲，就是说她们说话总是抓不住重点的缘故吧，反正在我听来，她们说的这些都是马耳东风。
好寂寞。
比起女人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倒是这一句短短的叹息更能够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这么期待着，却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嘴里听到过一次这样的叹息，真是奇怪，令我无法理解。不过，这个女人虽然没有说过“好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却仿佛缭绕着一股一寸宽气流般无言的深深的寂寞，我的身体一贴近她，也会被那股气流包裹住，恰好和我自己身上的那种有些阴郁的气流交融在一起，犹如“落于水底之枯叶”一般，使我自身得以摆脱恐惧和不安。
和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一起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幸福地（毫不犹豫地、肯定地使用这种夸张的说法，在我的整篇笔记中是绝无仅有的）获得了解放的一夜。
但是这感觉仅仅是这一夜。早晨，我醒来后，立刻起床，又变回了原来那个轻薄的、伪装出来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棉花都能让他们受伤！我说不定会被幸福所伤。我想趁着还没有受伤，赶快分手，便又开始释放拿手的逗笑烟幕。
“俗话说‘钱一用完，缘分就完’，其实人们把这句话给解释反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没有了钱，就会不自觉地意志消沉，打不起精神，连笑声都无力，而且性情变得特别乖戾，最终自暴自弃，甩了女人，近乎半疯的拼命地甩掉女人。应该是这个意思。据《金泽大辞林》就是这么解释的。真可怜呀。我现在也明白那种心情。”
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这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脸也没洗就马上离开了，谁能想到，我当时胡乱编造的“钱一用完，缘分就完”的疯话，后来竟然与我自己发生了关联。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悦之情虽渐渐淡薄，但蒙受了她的点滴恩惠倒让我隐隐不安，越来越感觉是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前些日子在酒吧里的消费都由常子结账这种俗事，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仿佛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也不过是一个纠缠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离得很远，我也对常子感到恐惧。我十分害怕再次见到那些和自己睡过觉的女人，总觉得她们会对我大发雷霆。因此，我对银座越来越敬而远之。不过这种胆怯的性格绝不是由于我的狡猾，而是我对于女人这种生物的活法——即女人能够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这两件事严格区分开来，就像是彻底忘却了一样，干脆地斩断两个世界的联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还不大了解的缘故。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一个露天摊上喝了廉价酒，离开那个小摊后，这个损友提出再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喝酒。可是我们手里已经没有钱了，而他还是醉醺醺地嚷嚷着“喝呀，喝呀”，大概是酒壮怂人胆吧，此时我就对他说道：
“好吧，那我带你去一个梦幻之国。你可别大惊小怪啊，那里叫做酒池肉林……”
“是酒馆吗？”
“对。”
“走吧！”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手舞足蹈，嚷道：“今晚我好想要个女人啊。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我一向不喜欢堀木那样撒酒疯。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我一句：
“可以吗？我要亲她一口啊。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一个给你瞧瞧。行不行？”
“可以吧。”
“好极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我们仗着认识常子，几乎身无分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刚对面坐下，常子就和另一个女招待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常子将要被堀木亲吻。
但我并不是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占有欲，即使偶尔觉得可惜，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与人抗争的能力，因而导致了结婚后，我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别人侵犯。
因为我一向竭力回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之交。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产生怜惜之类的感觉，但我还是吃了一惊。
这是因为我为将要在我的面前接受堀木疯狂亲吻的常子而感到怜悯。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就不得不和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以挽留住常子的热情。啊，一切都会就此结束。尽管我对常子的不幸感到瞬间的惊愕，但立刻又如同流水般顺从地放弃了。我来回看着堀木与常子的脸，竟嘿嘿地笑了。
然而，事态却出乎意料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
“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道，“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啦，这么寒酸的女人也要……”
他极其为难似的抱着双臂，打量着常子，苦笑着说道。
“给我拿酒来，我身上可没有钱。”
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连醉汉的亲吻都配不上的、丑陋而寒酸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雷击一样，我一反常态地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直喝到烂醉如泥，悲哀地望着常子的眼睛微笑着。堀木说的不错，她真是个满脸倦色、穷酸不堪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是贫贱之人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认为：贫富不合尽管陈腐，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可爱极了，我平生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生了尽管很微弱却自发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喝得烂醉如泥。喝酒喝到这个程度，还是第一次。
酒醒之后，看见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躺在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完’，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看来你是认真的？因为你不来了呀！我真搞不懂这个。我挣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从女人嘴里第一次吐露了“死”这个字眼。她似乎也早已对人世的生活感到疲惫不堪，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烦恼，以及金钱、那个不合法组织、女人、学业等等，就觉得无法再活下去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提议。
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还是抱着一些“游戏”的心态。
那天上午，我和她在浅草区游荡，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你结账吧。”她对我说。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枚铜币。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感觉袭上心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荒凉的房间，那里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了。除此之外，就只有此刻穿在我身上的飞白和服和斗篷了——这就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已经无路可走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女人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我的钱包里，随口发出：
“哟，就这么点钱？”
尽管是随口说的，可这句话也令我痛彻心扉。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是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痛苦——不是这么点钱的问题，三枚铜币根本就算不上是钱。它让我尝到了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是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有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的少爷这种属性吧。就是在此时，我才真正发自内心地下决心去死。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镰仓一块儿跳了海。那女人说“这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把它解下来，叠好了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一块儿，然后一起跳进了海里。
女人死了，我却被人救了。
也许由于我是个高中生，加上父亲的名字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情死被当做一起重大事件在报纸上大加渲染。
我被送到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专程从故乡赶来，为我处理种种事情，并告诉我故乡的父亲和家人都勃然大怒，所以很可能与我断绝关系，然后就回去了。比起这些来，死去的常子更让我难以忘情，终日以泪洗面。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女人中，我只喜欢那个穷酸卑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写有五十首短歌的长信，这些短歌差不多都是以莫名其妙的“我要你活着”开头的。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有的护士每次都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因祸得福。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的罪名从医院带到了警局，但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让我住在拘留室里。
深夜，在拘留室旁边的值班室里，值夜班的一个老警察悄悄拉开两个屋子之间的拉门，招呼我：
“喂，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沮丧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你还是很喜欢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叫做人之常情噢。”
然后他渐渐摆起了架势，以法官的派头，拿腔作势地问道。
“最开始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秋夜，他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架势，把我当小孩子，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些猥亵的东西来。我很快觉察到他的企图，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但为了给这漫漫秋夜增添点兴致，我一直表现出丝毫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的诚意，以为判刑的轻重取决于这个警察的态度，胡乱做了些稍可满足他那好奇心的“陈述”。
“唔，你这么一说我基本上清楚了。如果你都能够老老实实回答的话，我们自然会从宽处理的。”
“谢谢，请多多关照。”
堪称出神入化的演技，然而却是对自己没有一点用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以后，我被署长叫了去——这次才是正式的问讯。
我打开门刚走进署长室，署长就说道：
“嗬，真是个美男子啊。这倒也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你的母亲，生了你这么个美男子。”
署长很年轻，皮肤微黑，好像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冷不丁听他这样一说，我不禁为自己感到悲哀，仿佛自己半边脸上长了红痣似的，是个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位如同柔道或剑道选手般雷厉风行的署长，讯问也非常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偷偷摸摸进行的刨根问底的好色讯问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讯问结束后，署长一边填写送检的材料，一边说道：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看你都吐血了。”
那天早晨，我不知怎么咳嗽得很厉害。每次一咳嗽，我就用手帕捂住嘴巴，而那块手帕上净是血点子，就像红色的雪粒似的，但这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脓包时的血印子。但我突然意识到，不说明真实情况对我更有利，就垂下眼睛，乖巧地回答道：“是。”
写完材料后，署长说道：
“是不是起诉，要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你最好还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一下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担保人或监护人什么的，你应该有吧。”
我想起了有个经常出入父亲别墅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在东京上学的担保人。这人名叫涩田，是个四十来岁的独身男人，和我家是同乡，长得五短身材，喜欢讨好我父亲。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睛，酷似比目鱼，所以父亲老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这么叫了。
我借用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就给他拨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很不客气，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喂，那个话筒最好马上消消毒，刚刚他咯血了。”
我回到拘留室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听见署长大声命令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后，我和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电车出发去横滨。我的胳膊被细麻绳绑住，虽然我获准穿着斗篷加以遮掩，但麻绳的一头牢牢地攥在年轻警察手里。
不过，我丝毫没有感觉不安，反倒是对警察署的拘留室，还有那个老警察有些恋恋不舍——呜呼，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被当成犯人捆着，竟使我松弛下来，气定神闲了。即使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也不由得心情畅快起来。
在那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是令我冷汗三斗，终生难忘的悲惨失败。我在检察局一个昏暗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讯问。检察官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是个沉着稳重、不那么龌龊的人（倘若我还算美貌的话，那肯定是所谓淫邪的美貌，而这个检察官的脸上流露出的聪明静谧的气质，算得上是真正的美貌），因此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只是信口叙述着。突然我又想咳嗽了，我从袖口掏出手帕，看见了上面的血点子时，不禁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想，说不定这咳嗽还能给我帮上忙呢，于是就夸张地使劲假咳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巴，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
“你真的咳嗽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悄无声息，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时，我就像被人一脚踢进了地狱里，可是这一次的蒙羞远远超过了那一次，这么说也毫不为过。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人生中演技惨败的两次记录，我甚至想过：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静的侮辱，我宁愿被判处十年徒刑。
虽然被免予起诉，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满怀悲戚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接我出去。
从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映红的天空，许多海鸥排成“女”字形在天上飞。
第三篇笔记
一
竹一的两个预言一个应验了，一个落空了——“被女人迷恋”的不光彩预言变成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祝福预言却落了空。
最终我只是沦落为给粗俗杂志画画儿的无名蹩脚漫画家。
由于镰仓的殉情事件，我被学校除了名。于是，我不得不在比目鱼家二楼的一个三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生活。每月从家里寄来可怜的一点钱，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给了比目鱼（而且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寄来的）。除此之外，我与老家之间的所有联系都被断绝了。所以比目鱼总是绷着脸，我讨好地对他笑，他也不笑。比目鱼整天对我絮叨着一句话：
“不能出去啊，你不要出去就是了。”
其变化大得令人觉得可鄙——不，应该说是滑稽，以至于我怎么也想不通，人怎么能够变得判若两人呢？
看样子，比目鱼是怕我自杀，也就是说，他认定我很可能追随女人再度跳进大海，所以严禁我外出。可是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只能从早到晚闷在二楼的三榻榻米房间，坐在被炉里看看旧杂志，这样过着傻瓜一样的生活，使我连自杀的劲头都丧失了。
比目鱼的家在大久保医专的附近，虽然堂而皇之地挂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的招牌，其实只不过是一栋房子的两户住家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脸十分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胡乱摆了些不值钱的货物（据说比目鱼根本就不是靠卖店里的破烂货赚钱的，而是在钻营其他门路，比如将某个老爷的藏品出让给另一个老爷，从中获利）。比目鱼几乎从不坐在店里，每天清晨都阴沉着脸，脚步匆匆地出门去，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看店，这小伙计也就是看守我的人。尽管他没事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们玩投接球，却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看做傻瓜或疯子，居然像大人那样对我说教。我的个性是不愿意与人争执，所以每次都装出疲惫或敬佩的神情洗耳恭听。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但由于一些奇妙的缘故，涩田没有和小伙计以父子相称。涩田一直未娶，似乎也与此有关。我也记得过去听家里人谈论过有关涩田的这些传闻，但我对别人的事情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对详情一无所知。不过那个小伙计的眼神总是让人不禁联想起鱼的眼睛，因此，说不定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倘若如此，他们俩倒可算是一对可怜的父子。有时候半夜三更，他们俩背着二楼上的我，默默地吃着外卖的荞麦面什么的。
在比目鱼家里，是这个小伙计做饭。我这个二楼食客的一日三餐，都由小伙计用托盘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铺半席大小的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狼吞虎咽地吃着什么，只听得碗碟乱响。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也许是比目鱼意外找到了什么赚钱路子，也可能是另有企图（这两种猜测即便都猜对了，还会有我这等人无法揣测的种种琐屑的原因吧），他竟然把我叫到楼下来吃饭。桌子上破天荒地摆放着酒壶和金枪鱼生鱼片，而不是比目鱼。款待我的涩田自己一边啧啧赞叹着生鱼片好吃，一边向我这个不知所措的寄居者劝了点酒。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以后？”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上的盘子里夹起一片沙丁鱼干，看着那小鱼的银白色眼珠子，我渐渐有了醉意，怀念起了曾经放浪不羁四处冶游的时光，甚至还包括堀木在内。我对自由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差点儿就哭出来了。
自从住进这个家以后，我连表演的欲望都没有了，只有整天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轻蔑的目光之中。比目鱼也似乎竭力避免与我敞开心扉进行长谈，而我自己也无意追着他，向他倾诉什么，于是乎我就扮演了一个傻头傻脑的食客。
“所谓免予起诉，大概就是此事不会成为你的前科的意思。所以，今后就要看你想不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了。若是你想改过自新，认真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会帮你的。”
比目鱼说话——不，世上所有的人说话，都是这样拐弯抹角，云山雾罩的，有种类似遁词般的无法形容的复杂性。对于他们这种近乎徒劳无益的过度的戒备心和数不胜数的琐细算计，我总是感到惶惑不已，无可奈何，因而，要么采取以滑稽的玩笑来对付，要么采取默默地服从，任由对方决定的所谓犬儒者的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比目鱼要是像下面这样直截了当地说明的话，原本会是另一个结果，可是……我为比目鱼那多此一举的戒心——不，为世人那不可思议的虚荣心和面子而备尝痛苦。
比目鱼当时只要这么告诉我就好了：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从四月开始，你就去学校上学。只要你去了学校，老家就会寄来更充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了解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比目鱼若是这样说的话，我自然会听从的吧。但是，比目鱼那怀有戒心、过分转弯抹角的说法，反倒让我产生了抵触情绪，从而导致我的生活轨迹被完全改变了。
“如果你不想诚心诚意地跟我商量，我也没有办法。”
“商量什么？”我完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当然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了。”
“比如说？”
“比如，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找点事儿干吗？”
“不，我是问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可是，即使我想进学校，也……”
“那肯定是需要钱。但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钱，而是你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不明说“老家会寄钱过来”呢？只要这一句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现在一直是如坠五里雾中。
“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抱负呢？总而言之，照顾一个人有多难，这是受人照顾者根本无法体会到的。”
“对不起。”
“我真是为你担心呐。我既然答应了照顾你，就不希望你这样整天混日子。我希望你能够拿出幡然悔过、重新做人的决心来。比方说，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考虑，诚心诚意地来征求我的意见的话，我也会帮你出出主意的。话说回来，就算我这个穷比目鱼帮助你，可如果你还奢望过从前那样的阔绰生活，肯定会失望的。不过，要是你很有决心，想好了将来打算怎么办，而且愿意与我商量的话，我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尽力帮助你重新做人的。我的心情你明白吗？你究竟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如果不方便继续住在你家里的话，我就出去找点事干……”
“你是真心这么说的吗？如今这个世上，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都……”
“我并不是要去公司里做事。”
“那你想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啊？”
我无法忘记当时比目鱼缩着脖子怪笑的狡黠样子。倘若把人世间比作一片大海，我仿佛看见了在深深的海底晃动着那种近于轻蔑却又不同于轻蔑的怪异无比的影像。我正是透过那种怪笑，窥见了成年人生活的最隐秘之处。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就没法谈下去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今天晚上你先好好地考虑一晚上吧。”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像是被人轰到二楼去似的，回了房间。可是无论怎样辗转反侧地思考，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主意，等到天刚蒙蒙亮，我就从比目鱼家逃了出来。
傍晚我一定回来。关于以后的去向，我去找一位朋友商量，他的地址写在后面了，请不用为我担心。真的不用。
我用铅笔在信纸上写了上面这些话，字写得很大。然后，又把住在浅草的堀木正雄的住址和姓名写上，就悄悄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受不了比目鱼的训斥才跑出来的，而是感觉自己的确变成了比目鱼所说的那样一个毫无主见的人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将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可是在比目鱼家当食客的话，又觉得对不住比目鱼，况且，即使我以后想立志发奋图强，一想到自己每个月都得从贫穷的比目鱼那里接受资助，就痛苦不堪。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去找堀木商量什么“将来的打算”而逃离比目鱼家的。我是希望能让比目鱼放下心来，哪怕是片刻也好（而在他放松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逃得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了那张留言——不，应该说，虽然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但害怕自己给比目鱼的打击太突然，使他惊惶失措似乎更准确一些。尽管败露是迟早的事，但我还是惧怕照直说出来，必定会加以某种粉饰是我的可悲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鄙视地称其为“撒谎”的性格颇为相似，但我从来没有为了给自己带来利益而那么做过。我只是对那种气氛的骤然冷却而造成的变化感到一种窒息般的恐惧，所以，即使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进行自己那套“拼死拼活的服务”，哪怕是扭曲了的、微乎其微的、愚蠢至极的，我也会出于这种“服务”的心理，不由自主地添加上一句美化语，可这种习惯常常被世上所谓的“正人君子”大肆利用），所以，我就把当时从记忆的底层浮现出来的堀木的住址和姓名，写在信纸左边[14]了。
我离开了比目鱼的家，一直走到新宿，卖掉了带出来的书后，不知该去何处了。尽管我对别人都很好，却一次也没有体会到所谓的“友情”。像堀木这样的吃喝玩乐的朋友姑且不论，所有的交往给我带来的只是痛苦，为了排遣那种痛苦，我拼命地扮演丑角，累得筋疲力尽。就连在大街上看到熟悉的面孔，哪怕只是与熟人相似的面孔，我都会大吃一惊，顿时感到一阵令人头晕目眩的痛苦战栗。尽管我知道如果想让别人喜欢自己，自己却缺乏去爱别人的能力（当然，我对世上的人是否真的拥有爱别人的能力这一点，抱有极大的疑问），这样的我是不可能拥有所谓“亲密朋友”的。而且，我甚至缺乏拜访朋友的能力。对于我来说，他人的家门比《神曲》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恐怖。因为毫不夸张地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在别人家门里面，蠢蠢欲动着可怕的恶龙一般散发着腥臭味儿的怪兽。
我和谁都没有交情，我谁家也去不了。
堀木。
这就叫做歪打正着吧，我决定按照自己写的留言条那样去浅草的堀木家。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过堀木家，大都是打电报叫堀木到我住的地方来。眼下我甚至连打电报的钱都不敢花了，再说我现在这潦倒之身，只发电报，堀木恐怕是不会出来见我的，看来我只好进行自己最不擅长的“拜访”了。我叹息着坐上了电车。对于我来说，这个世上唯一可以依赖的人难道就是那个堀木吗？一想到这儿，不由得脊梁发冷，浑身颤栗。
堀木在家。他的家是座两层小楼，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堀木住在二楼上仅有的一间六榻榻米大的房间。堀木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年轻工匠正在楼下制作木屐，有的在敲敲打打，有的在做木屐带子。
那天，堀木让我看到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另一面，即俗话说的很会算计的一面。原来他是个如此冷酷而狡猾的利己主义者，令我这个乡下人瞠目结舌。他决不是一个像我这样随遇而安的男人。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找我啊。你爸爸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以往那样支支吾吾着，尽管马上就会被堀木察觉，但我还是含糊其辞道：
“总会有办法的。”
“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可得忠告你一下了，你也该收收心了吧。我嘛，今天还有点事，这阵子忙得晕头转向。”
“有事？什么事？”
“喂，喂，你别老是揪坐垫上的线头呀。”
我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着自己屁股下面的坐垫一角上的穗子，也不知道是坐垫上的线头儿还是扎绳儿，我只是一味揪着那玩意玩。只要是家里的东西，堀木似乎连坐垫上的一根细绳都爱惜无比，竟然毫无顾忌地凶巴巴地责备我。回想起来，堀木在与我交往中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亏。
堀木的老母亲用托盘送了两碗年糕小豆汤来。
“哎呀，真是的……”
堀木宛如一个大孝子一般，对老母亲恭敬有加，就连说话的腔调都客气得不自然了：
“不好意思，是年糕小豆汤吗？真是太奢侈了。用不着这么客气的，我们马上就出去办事。不过，您特意做的拿手的年糕小豆汤，要是不吃未免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喝了吧！你也喝一碗吧，怎么样？这可是我母亲特意给咱们做的。啊，这东西可真好喝啊。太奢侈啦！”
他显得很高兴，津津有味地喝着，看神情不像是在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年糕小豆汤，有股子兑了开水的味道，我又吃了块年糕，觉得不像是年糕，而是一种我全然不知的东西。我绝对没有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当时我非但不觉得难吃，对老母亲的心意还大为感动。我对贫穷虽有恐惧感，但绝对没有轻蔑）。多亏了那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堀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都市人那节俭的本性，看到了内外分得一清二楚的东京人家庭的真实一面。唯有愚蠢的我不懂得区分内外，只知道一味地逃离人间的生活，四处游荡，最终无处安身，连堀木这种人都抛弃了我。这样的氛围令我不胜惶恐，用油漆剥落的筷子吃着年糕小豆汤，我感到心里难以忍受的凄凉——我只想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抱歉，我今天有事要出去一趟。”堀木站起身，一边穿上衣一边说道，“真是对不起了。”
这时，一个女人来找堀木，我的命运也因此为之一变。
堀木立刻来了精神，说道：
“哎呀，真是对不起。我正要去拜望您呐，可是他突然来找我。哪里，一点也没关系，请坐吧。”
看堀木那么慌乱的样子，我赶紧把自己的坐垫撤出来翻了个个儿，递给那个女人，堀木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个儿，请那个女人坐。因为房间里除了堀木的坐垫之外，只剩下一个客人用的坐垫。
女人是一个瘦高个儿。她推开那个坐垫，在门边的角落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好像是某个杂志社的人，曾经约堀木画了什么插图，这次是来取稿的。
“因为急着出版，所以我来……”
“已经画好了，早就画好了的，这个就是。请看吧！”
这时，来了一封电报。
堀木一看电报，那满脸堆笑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有些阴森起来了。
“哼，我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要是我能送你回去当然好，可眼下实在没那个工夫。真有你的，从家里逃出来，居然还这么若无其事的！”
“先生住在哪儿？”女人问我。
“大久保。”我脱口而出。
“那正好在敝公司的附近。”
女人出生在甲州，今年二十八岁，带着一个年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园寺的公寓里。据她说丈夫已去世三年了。
“看起来你过去吃了不少苦头啊。真是会体贴人啊，怪可怜的。”
我第一次过上了男妾般的生活。在静子（就是那个女记者）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后，我就和她的名叫繁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看家。在我来之前，每当母亲外出时，繁子都是在公寓管理员的房间里玩耍，而现在有了一个“体贴”的叔叔陪着她玩，她高兴得不得了。
头一个星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从窗户里看见挂在不远处的电线上的一只风筝，被夹着尘土的春风吹得破烂不堪，却仍然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开，看着就像是在跟我点头似的，所以我一看见它，就忍不住苦笑起来，脸都涨红了，睡觉还会做破风筝的噩梦。
“我需要些钱。”
“……需要多少？”
“需要很多……俗话说‘钱一用完，缘分就完’，还真是这么回事。”
“瞎说，都老掉牙了……”
“是吗？不过你是不会明白的。这样下去，我没准会逃走的。”
“咱们两个相比起来到底是谁更穷呢？到底是谁该逃走呢？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
“我要自己挣钱，用挣来的钱买酒——不，是买烟。哪怕是画画儿，我也比堀木那种档次的强多了。”
这种时候，我脑子里会自动浮现出中学时代画的被竹一说成是“妖怪的画像”的几张自画像。那是一些丢失了的杰作，它们是在我多次搬家中丢失的，但我总觉得，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着画过各种各样的画儿，但都远远不及这些记忆中的杰作，因而我一直被内心空落落的、倦怠的失落感折磨到现在。
犹如喝剩的一杯苦艾酒。
我就这样暗自描绘着那永远无法补偿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了的苦艾酒就会闪现在我的眼前——啊，真想把当年那些画拿给她看看，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我因此才这样焦躁不已的。
“哼，真的还是假的。你老是一本正经地开玩笑，所以才可爱呢。”
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我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瞧瞧。我就这样徒劳地烦恼着……突然我改变了主意，放弃了那个念头，说道：
“是漫画，若论画漫画，至少我比堀木画得好。”
这句哄人玩的话，她倒信以为真了。
“是啊，我也挺佩服你的。你平时给繁子画的那些漫画，我看了都忍不住笑出来。要不然你试着画画，怎么样？我也可以向我们社的总编推荐你呀。”
她工作的那家杂志社发行的是面向儿童的没什么名气的月刊杂志。
“……一看到你，一般的女人就忍不住想为你做点什么……因为你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却又非常滑稽……有时候你是那么孤独，郁郁寡欢，这样子更让女人为你心动啊。”
除此之外，静子还唠唠叨叨地说了很多好听的，夸个不停，其实这恰恰是作为男妾的丑陋特性，于是我就变得越发“消沉”，打不起精神来了。我暗地里打算：还是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早晚我要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事实上，我是越来越依赖静子了。就连我从比目鱼家出走之后所有的善后事宜，都是靠这个男子气的甲州女人帮衬的，其结果，我在静子面前更是不得不“战战兢兢”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比目鱼、堀木，加上静子，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了个协议：我与老家彻底断绝关系，和静子“堂堂正正”地同居。而且，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挣到了些钱，我用这些钱来买酒和烟。尽管如此，我的不安和忧郁却有增无减，整天抑郁寡欢，为静子他们的杂志画每月连载的漫画《金太君与雄太君的冒险》[15]时，会突然想起故乡的家人来，因过于伤感，有时会画不下去，伏在桌子上泣不成声。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只有繁子能给予我一点小小的安慰。那时候，繁子已经无所顾忌地叫我“爸爸”了。
“爸爸，有人说，不管想要什么，只要一祈祷，神都会给的，这是真的吗？”
其实我倒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祈祷啊。
啊，请赐给我坚强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人欺负人，为何不是罪过呢？请赐给我愤怒的面罩吧！
“嗯，是的，对繁子嘛，神什么都会给的。可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给了。”
“为什么不给呢？”
“因为爸爸违抗了父母之命。”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呐。”
那是因为我骗过了他们。我也知道，这公寓里人人都对我抱有好感，可事实上，我是多么畏惧他们啊！我越是畏惧他们，就越是要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是畏惧他们，并不得不远远地离开他们。可是，要向繁子讲明我这种不幸的乖僻个性，分明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繁子，你究竟想向神要什么呢？”我若无其事地转换了话题。
“想要我真正的爸爸呀！”
我吃了一惊，突然一阵晕眩。敌人——到底我是繁子的敌人，还是繁子是我的敌人？原来，这里也有一个威胁着我的可怕的大人。他人，不可思议的他人，充满了秘密的他人。在我眼里，繁子的脸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他人。
原以为只有繁子是个例外，没想到她的身上也隐藏着“突然抽死牛虻的牛尾巴”。从那以后，对繁子我也不能不战战兢兢起来了。
“色鬼！在家吗？”
堀木又开始来找我了。尽管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那天，他对我那么冷淡，我现在却无法拒绝他，只有微笑着迎接他。
“看来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噢。一般来说，业余画画的人，就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忘形噢。你的素描底子就差得远呐！”
堀木以大师自居，对我教训起来。要是我把那些“妖怪的自画像”拿给他看，他会是怎样的表情呢？我又像以往那样一边暗自徒劳地较劲，一边说道：
“你别那么说我，不然我会大声叫唤的。”
堀木越发得意了：“只靠你那点社交本事，总有一天会露马脚的哟。”
社交的本事……听他这么一说，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居然具有社交的本事！莫非在别人眼里，我那种畏惧、躲避、糊弄他人的做法，竟然与那种奉行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灵活圆滑的处世训条，是同样的表现吗？啊，虽然人们相互之间并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相同，却自以为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一辈子都没有觉察到彼此的不同，直到对方死去，还在哭哭啼啼地念悼词，难道不是吗？
堀木毕竟是参与了处理我离开比目鱼家之后各种遗留问题的见证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一再恳求之下才勉强答应的），所以，老是摆出一副使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或月下老人的派头，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说教，有时候深更半夜喝得醉醺醺地跑来借宿，有时候从我这儿借走五块钱（每次都是五块）。
“不过，你这色鬼也该收收心了吧。再不打住的话，人们是不会容忍的。”
所谓人们，又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哪里有“人们”这种东西的实体呢？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里，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种强大的、严厉而可怕的东西，可被堀木那么一说，我差点脱口而出：
“你所谓的人们，不就是你吗？”
我不想激怒堀木，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人们是不会容忍的。）
（不是人们，而是你不会容许的吧？）
（如果你这么做，人们会让你吃苦头的！）
（不是人们，而是你让我吃苦头吧？）
（你很快就会被人们埋葬的。）
（不是被人们，而是被你埋葬吧？）
（你要知道，你有多么可怕、多么怪异、多么歹毒、多么奸猾、多么妖气！）此类词汇虽然走马灯似的在我心里转来转去，我却只是用手帕擦拭着脸上的汗，讪讪地笑着说道：
“冷汗直冒啦，冷汗直冒啦！”
然而，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所谓的人们，不就是个人吗”这种可以称之为思想的看法。
自从我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比以前多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借用静子的话说，我变得有点任性了，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了。用堀木的话来说，我变得特别吝啬小气了；而用繁子的话说，我不怎么喜欢她了。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笑了。每天一边照看繁子，一边应各家杂志社之约画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以自暴自弃为主题的连载漫画，诸如《金太君与雄太君的冒险》，明显模仿《慢性子爸爸》[16]的《慢性子和尚》，以及《急性子阿平》等等（渐渐地，静子就职的出版社以外，其他刊物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那都是一些比静子的出版社更差劲的所谓三流出版社的约稿）。现在我是怀着忧郁得不能再忧郁的心情，慢吞吞地画着（我画画时，运笔是相当缓慢的），完全是为了挣点酒钱。等静子从杂志社下班一回到家，我便马上交班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园寺车站附近的小摊上，或是小酒吧里，喝着廉价而烈性的酒，使心情变得稍稍快活一些，才回到公寓。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长得怪怪的呀。慢性子和尚的脸，其实就是从你睡着后的模样得来的灵感。”我醉眼迷蒙地盯着静子说道：
“还说我呢，你睡觉时的模样，也特别显老呢，就像四十多岁的小老头。”
“还不是得怪你，我都被你吸干了。‘人生似水流哟，何苦闷闷不乐，河边的杨柳哟……’”
“别唱了，赶紧睡吧。还想吃点东西吗？”
她非常平静，根本不理睬我。
“要是酒倒想喝一点。人生似水流哟，人生似流水……不对，是水流似人生哟……”
我一边瞎唱着，一边让静子给我脱下衣服，把额头埋在静子的胸脯上睡着了。这便是我每天过的日子。
只要你日日循规蹈矩，
只要你不再寻欢作乐，
上天就不会降临悲哀，
犹如蟾蜍般绕路前行，
躲开前面挡路的巨石。
当我读到由上田敏[17]翻译的查尔·克罗[18]的这首诗时，竟然羞得满面通红。
蟾蜍。
（我就是一只蟾蜍。已无所谓人们宽容不宽容，埋葬不埋葬了。我是比狗和猫更劣等的动物。蟾蜍。只是在地上爬行的蟾蜍。）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了。不光是去高园寺车站附近，还到新宿、银座一带去买醉，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不“循规蹈矩”，我在酒吧里装得像个无赖，见到女招待就乱亲一通——总之，我又恢复了情死之前的状态——不，比那时候更粗野无度地喝酒作乐。缺钱花时，我还把静子的衣服拿出去当掉。
自从我来到这里，望着那被风刮得破破烂烂的风筝露出苦笑，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当樱花树长出嫩叶的时节，我悄悄偷走了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去，然后用换来的钱去银座喝酒。我连续两夜没有回家，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感到实在不合适，就回来了，我不由自主地轻轻走到静子的房门前时，只听到里面静子和繁子正在说话：
“爸爸为什么喝酒呢？”
“爸爸不是因为喜欢喝酒才喝的，是因为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所以……”
“善良的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
“爸爸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也许会讨厌呐。瞧瞧，它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急性子阿平似的。”
“就是啊。”
能听到静子那压低了嗓门，却是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声。
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看了看，原来是一只小白兔。小白兔满屋子乱蹦乱跳，母女俩正追着它玩呢。
（她们真是幸福啊。我这个混蛋插进她们中间，很快就会把她们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的。穷酸的幸福，幸福的母女——啊，倘若神灵能够听到我这种人对幸福的祈求的话，该有多好啊！那么，我会祈求一次，哪怕只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我真想蹲在门外，合掌祈祷。我轻轻地拉上门，又回银座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回那个公寓。
我又一次以男妾的身份栖身于离京桥很近的一家小酒吧的二楼上了。
人们——我终于隐隐约约明白人们是怎么回事了，那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是面对面的争斗，而且只要在那场争斗中取胜即可。人是绝不会服从他人的，即使是当奴隶，也会以奴隶的方式进行卑屈的反击。所以，人除了靠着一决胜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生存下去。虽然人们提倡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毕竟是个人。不断地超越一个又一个的人。人们的不可思议其实也就是个人的不可思议。所谓的汪洋大海并不是人们，而是个人。这么一想，我对人们这一汪洋大海的幻影的恐惧多少得到了解放，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处处谨小慎微了。换言之，为了适应所谓眼前的需要，我学得多少厚颜无耻了一些。
离开高园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京桥的一家小酒吧。
“我和她分手了。”
我只对老板娘说了这一句话，但仅凭这一句话，就已经决出了胜负。从那天夜里，我便毫不客气地住进了酒吧二楼上。谁想到，本该十分可怕的“人们”却没有给予我任何伤害，而我自己也没有向“人们”进行任何解释。只要老板娘愿意，一切都不成问题。
我既像是店里的顾客，又像是老板；既像个跑腿的，又像是亲戚。在旁人眼里，我无疑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但“人们”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而且店里的常客们都“阿叶、阿叶”的叫我，对我非常和善，还请我跟他们一起喝酒。
我对世间变得不再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所谓的世间并非那么可怕的地方。即是说，迄今为止的自己所怀抱的那种恐怖感简直可笑之极。打个比方，就好比担心春风里有数不清的百日咳病菌；担心澡堂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导致人双目失明的细菌；担心理发店里有无数秃头病的病菌；担心生鱼片和生烤猪肉牛肉里隐藏着绦虫的幼虫，或肝蛭等虫卵；还担心赤脚走路时，会有细玻璃碴扎破脚心，那玻璃碴进入体内，会通过血液循环刺破眼珠，使人失明，诸如此类。的确，“成千上万的细菌在那儿蠕动”，即便从“科学”的角度看是对的，但同时我开始懂得：只要我完全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就成了和我毫无关联的立刻消失不见的“科学的幽灵”。比如人们说的，如果一千万人每天都在饭盒里剩下三颗饭粒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好几袋大米；或者，如果一千万人每天都节约一张擤鼻涕纸，就会节省出多少多少纸浆。这种“科学的统计”不知让我承受了多大的惊吓啊。每当我吃剩一粒米饭时，或是擤一次鼻涕，就觉得自己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似的。这种错觉折磨着我，以为自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然而这正是“科学的虚妄”、“统计的虚妄”、“数学的虚妄”，三粒米饭也是不可能被汇集一处的，即使作为乘法除法的应用题，也是过于原始而低能的题目。就如同在没有点灯的厕所里，人们一不小心踩空，掉进粪坑里的概率是多少？还有，乘客不小心跌进电车进出站处与月台边缘的缝隙中的概率是多少？统计这种可能性是愚蠢可笑的，尽管它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因上厕所时踩空了而受伤的事例却从没有听说过。不过，这样一种假设却被作为“科学的事实”灌进我的大脑，直到昨天为止，我一直把这些作为现实来畏惧。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怜，简直是可笑——总之我逐渐看到“世间”的真面目了。
即便如此，人这种生物，仍然令我畏惧无比。每次下楼去见店里的顾客时，我必须先喝一杯酒壮壮胆才行。可俗话说“越害怕就越想看”，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到店里去，就像小孩子往往会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紧捏在手中一样，我甚至趁着喝醉的时候，向店里的客人吹嘘自己的拙劣的艺术论。
漫画家——啊，我只是一个既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的无名漫画家。纵然我内心渴望着狂放不羁的巨大欢乐，哪怕巨大的悲哀会随之而来。然而，我现在的乐趣只不过与客人为无聊的话题争执不休，喝客人赏给我的酒。
来到京桥以后，我已过了一年这般无聊的生活。我的漫画也不再限于儿童杂志，开始出现在车站上贩卖的粗俗的色情杂志上了。我以“上司几太”（日语的谐音：上司=殉情，几太=没死）这个戏谑的笔名，画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裸体画，居然还配上了《鲁拜集》[19]中的诗句：
不要再做徒劳的祈祷，
扔掉那些让你流泪的东西，
干了这一杯，只回想愉快的过往，
将多余的烦恼抛在脑后。
用不安和恐怖威胁世人的坏蛋，
惧怕自己制造的深重罪孽，
他们绞尽脑汁，终日算计，
防备无数冤魂的复仇。
昨夜醉酒而满心喜悦，
今早醒来却空余荒凉，
不可思议，相隔一夜，
心情竟如此天差地别！
别想什么恶有恶报，
犹如远方咚咚鼓声，
叫人不由心神不安，
放屁也算犯罪，还有什么活路？
正义难道是人生的指针？
在鲜血淋漓的战场上，
在那暗杀者的刀锋上，
又是些什么正义？
济世真理何处寻？
睿智之光在何方？
美丽而恐怖的浮世，
令柔弱人子已不堪重负。
我被播种了难以抗拒的情欲，
只有承受善与恶、罪与罚的诅咒。
只要神不赐予我力量和意志，
只能活得浑浑噩噩，茫然无措。
问什么曾在何处彷徨？
说什么批评、思索、重新认识？
无非是虚无的梦幻、虚假的思考，
竟然让我连酒都忘了喝。
还是看看那浩渺的太空吧，
地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
天知道这地球怎么会自转？
自转、公转、反转都任由其便。
至高权力无处不在，
所有的国家和民族，
都有着共同的人性，
唯独我成了异类。
所有人都误读了《圣经》，
不然就是缺乏常识和智慧，
竟然禁止欢乐，不准饮酒，
管他呢，穆罕默德，我最讨厌那些禁忌！
那时，有个处女劝我戒酒。她说：
“这可不好啊，每天你从午饭就开始喝得醉醺醺的。”
她是酒吧对面的小香烟铺子的女孩，十七八岁年纪，名字叫良子。皮肤白白的，长着一对虎牙。每当我去买香烟时，她都会笑着给我忠告。
“有什么不好呢？怎么不好了？‘杯中有酒尽情喝。人之子呀，用酒来消除憎恨吧！’这是古代波斯的一个诗人说的，‘好了，不要劝我了。给悲哀疲惫的心灵带来希望的，只有那让人微醉的玉杯’。你懂吗？”
“不懂。”
“你这个小坏蛋，我可要亲你啦。”
“亲呗。”
她毫不羞涩地噘起了嘴。
“这个小坏蛋，一点贞操观念都没有……”
但良子的表情里分明散发着没有被人玷污过的处女的气息。
过年后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喝得醉醺醺地出去买香烟时，掉进了香烟铺前面的下水道口，我连声叫着：“良子，救救我。”良子使劲把我拽了上来，还帮我处理了右臂上的伤口。当时她非常担心地说道：
“你喝得太多了。”
我对于死并不在乎，可若是身体受伤出血，甚至身体落下残疾，我是绝对不干的。良子给我处理手上的伤口时，我琢磨着我是不是真的该戒酒了。
“我要戒酒，从明天起一滴酒也不沾。”
“真的？”
“一定戒。如果我戒了，良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其实要她嫁给我，只是一句玩笑话。
“当啦。”
所谓“当啦”，是“当然啦”的省略语。当时正流行各种各样的省略语，比如摩男（摩登男人）、摩女（摩登女人）等等。
“那好，咱们拉钩吧！我一定戒酒。”
可是第二天，我又从午饭时开始喝酒了。
傍晚时分，我晃晃悠悠地走到外面，站在良子的店铺外面，大声说道：
“良子，对不起啦，我又喝酒了。”
“哎呀，真讨厌，还装得喝醉了似的。”
我吃了一惊，酒都醒了。
“不是装的，是真的。我真喝了酒啊，我可没有装醉呀。”
“别逗我了，你真坏。”
她认定我是装的。
“你看我这样子还不明白吗？今天我中午又喝酒了，原谅我吧。”
“你可真会演戏啊。”
“真不是演戏，你这个小坏蛋。我可要亲你了！”
“亲呀！”
“不行，我哪有这个资格，娶你做媳妇的事也只能死心了。你瞧我的脸，是通红的吧，我真的喝酒了呀！”
“那是夕阳照的呀，你想糊弄我可不行啊！这可是昨天说好的，你怎么可能去喝酒呢？我们拉了钩的呀！你说喝了酒，就是撒谎、撒谎、撒谎！”
望着坐在昏暗的店铺里微笑着的良子白皙的脸庞，我暗自感叹——啊，她那不知肮脏为何物的“童贞”太可宝贵了。迄今为止，我还没和比我年轻的处女一起睡过觉。我当即下了决心，我要和她结婚，无论今后有多大的悲哀会因此而降临，我也在所不惜。我要体验那近于疯狂的巨大欢乐，哪怕一生中仅有一次也行。我曾经以为，处女的美丽不过是愚蠢的诗人们在抒发天真而感伤的幻想，可现在我发现，它确实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要和她结婚，到了春天，我和她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看青叶[20]的瀑布。我抱着所谓“一决胜负”的心态，毫不犹豫地决定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
不久我们便结婚了。尽管因结婚而获得的快乐并非多么大，但其后降临的悲哀却是用凄惨至极都不足以形容，巨大得超出了想象的程度。对于我来说，“世间”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的地方，决不是通过“一决胜负”等便可以一劳永逸那么简单的地方。
二
堀木与我。
我俩互相蔑视却又经常交往，而且一起自我糟蹋，倘若这就是世上所谓“朋友”的真面目，那么我和堀木的关系就属于真正的“朋友”。
仰仗着京桥那家酒吧老板娘的侠义之心（尽管所谓女人的侠义之心乃是语言的一种奇妙用法，但据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在都市的男女中，女人比男人更具有可以称之为侠义之心的东西。男人大都懦弱胆怯，喜欢虚荣且吝啬无比），我和那香烟铺子的良子同居以后，就在筑地一带靠近隅田川的一栋木结构两层公寓里，租借了楼下一个房间安了家。我把酒也戒了，一心扑在那个日渐成为我固定职业的漫画创作上。晚饭后，我们俩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进咖啡馆喝咖啡，或是买一盆花——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最大的乐趣乃是完全信赖自己的这个小新娘说的每一句话，欣赏她的每一个动作。我甚至觉得自己说不定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人，不必再悲惨地死去了。就在我心中慢慢酝酿着这种天真的想象时，堀木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哟，色鬼！从你的表情看来，好像多少明白些人情世故啦。今天我可是高圆寺那位女士派来的使者噢。”堀木一见我就开口道，又突然降低声音，朝正在厨房里沏茶的良子那边抬了抬下巴，问我：“不要紧吧？”
“不要紧，说什么都没事。”我平静地回答。
事实上，良子也真是个信赖的天才。我和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的关系不用说，就连我告诉她自己在镰仓发生的那件事时，她也毫不怀疑我和常子之间的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善于撒谎，有时候我说得甚至是十分直白，可是良子也只当是我在说笑话。
“你小子还是这么张狂啊。也没什么大事，她让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圆寺那边玩玩吧。”
就在我刚要忘却之际，一只怪鸟飞了过来，用它的尖嘴啄破了我记忆的伤口。于是，转眼之间，过去那些耻辱和罪恶的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使我恐惧得想要高声喊叫，不能够再平静地坐下去了。
“出去喝一杯吧。”我提议。
“好的。”堀木回答。
我和堀木，外表上我们俩非常相似，甚至自认为是一模一样的人。当然这仅仅局限于四处去喝廉价酒的时候。总之，两个人一见面，转眼间就变成了相同模样、相同毛色的两条狗，结伴在下着雪的小巷里乱窜。
打那以后，我们又开始重温过去的交情，还一起去了京桥的那家酒吧。终于有一天，我们这两条喝得烂醉如泥的狗造访了高圆寺的静子，在她的公寓里过了夜。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闷热的夏夜。那天傍晚，堀木穿着皱皱巴巴的浴衣来到我在筑地的公寓。他说今天因为急用，当掉了夏季和服，要是被他的老母知道了，可就大事不好了，所以想马上把衣服赎回来，让我借点钱给他。不巧我手头也没有钱，就按照惯例，让良子拿她的衣服去当铺换了点现钱回来。借给堀木后还剩了点钱，我就让良子去买来烧酒，我们来到屋顶上，闻着隅田川上不时吹来的夹杂着臭水沟味儿的凉风，摆上了一桌不怎么干净的纳凉晚宴。
然后我们俩玩起了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猜字游戏。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游戏。既然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名词、阳性名词、中性名词之分，同样，也应该有喜剧名词与悲剧名词之分。比如说，轮船和火车属于悲剧名词，而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属于喜剧名词。至于为什么这样划分，倘若连这个都不懂得的人，哪里有资格奢谈什么艺术。作为一个剧作家，哪怕是喜剧中只夹杂了一个悲剧名词，也会因此而丧失资格的。当然，悲剧的场合也是一样。
“我开始问了，香烟是什么名词？”
“tra（tragedy，即悲剧的略称）。”堀木立即答道。
“药呢？”
“药粉还是药丸？”
“针剂。”
“tra。”
“是吗？可是还包括荷尔蒙针剂呀。”
“不，绝对是tra。你想想，注射用的针头不就是一个地道的tra吗？”
“好吧，算你赢了。不过我告诉你，药品和医生，那可都属于come（comedy，即喜剧的略语）噢。那么，死亡呢？”
“come。牧师啦和尚啦都是。”
“答对了！那么，生存应该是tra了吧？”
“不对，生存也是come。”
“不行，这样一来，什么都变成come了。那么我再问你，漫画家呢？你不能再说是come了吧？”
“tra，tra，是最大的悲剧名词！”
“瞎说，你才是最大的tra呢！”
变成这样低俗的调侃，虽说很有些无聊，但我们却把这个游戏看作世界上所有沙龙都没有的妙趣横生的玩意而自鸣得意。
当时我还发明了一种与此类似的游戏。那就是反义词的猜字谜游戏。比如，黑色的反义（反义词的略称）是白色，白色的反义却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是黑色。
“花的反义词呢？”我问道。
堀木歪着嘴巴，想了想说道：“嗯，有一个餐馆的名字叫‘花月’，所以说，应该是月亮。”
“不对，月亮怎么成了反义词了，不是同义词吗？星星和紫罗兰，不就是同义词吗？所以绝对不是反义词。”
“我明白了，那就是蜜蜂。”
“蜜蜂？”
“不是有牡丹……配蚂蚁吗？”
“什么呀，那是画题。不许糊弄我。”
“我明白了。花如层云……”
“应该是层云遮月吧。”
“对了，对了，花随风舞。是风，花的反义词是风。”
“真受不了你。那不是浪花节[21]里的词儿吗？这回你可是露怯了。”
“不对，是琵琶。”
“这就更不对了。花的反义词嘛……应该举出这个世界上最不像花的东西才对。”
“所以，那个……我想想，我知道了，是女人吧？”
“那么，女人的同义词是什么？”
“是内脏。”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诗意都不懂。那么，内脏的反义词呢？”
“是牛奶。”
“这个回答还有点意思，照这样子再来一个。耻辱，就是honte的反义词是什么？”
“当然是无耻啦，是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
“堀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我们俩越来越笑不起来了。烧酒喝醉了之后特有的那种脑袋里全都是玻璃碎片般的阴郁感觉，笼罩了我们。
“你说话当心点！我可没有像你那样受过被绳之以法的耻辱。”
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堀木心中，并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人来看，而只是把我视为一个自杀未遂的、不知廉耻的愚蠢的怪物，即所谓“活着的僵尸”罢了。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在最大限度上利用我，这就是我和他的交情，一想到这儿，我心情无比沮丧。但转念一想，堀木这样看我也情有可原。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做人资格的孩子，就连堀木也蔑视我是理所当然的。
“罪。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这可是一道难题哟。”我装得若无其事地问道。
“当然是法律。”
堀木平静地回答道。我朝堀木望去，堀木的脸在附近大厦上闪烁的霓虹灯的映照下，看上去就像魔鬼刑警一般威风凛凛。我呆若木鸡，说道：
“罪的反义词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堀木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不过，也许世人都是这样简单地看问题，装模作样地活着吧，以为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才有罪恶存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吗？因为在你身上总是有种和尚的味道，让人讨厌。”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好不好？咱们再想想吧。不过，这不是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一个人。”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别再开这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道德词语。”
“真讨厌呐。那么，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不会有错。我的肚子饿了。”
“良子正在楼下煮蚕豆呐。”
“太好了，我最爱吃蚕豆了！”
堀木把两只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这个词一点兴趣也没有啊。”
“那是当然，因为我不像你，没当过罪人呀。即使我玩女人，也不会让女人去死，或是卷走女人的钱财。”
不是我让女人去死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我内心深处回响着这微弱的、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然而，随即我又觉得一切都要怪自己不好——这就是我的怪癖。
我实在做不到与人正面冲突。我拼命克制着自己因喝烧酒引发的阴郁醉意而变得阴森可怕起来，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嗫嚅着：
“不过，唯有被关进监狱这件事，不算是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也就把握了罪的实体……神……拯救……爱……光明……但是，神里面也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拯救的反义词应该是苦恼，爱的反义词是恨，光明的反义词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都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22]，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饿了，快拿点吃的东西来吧。”堀木嚷着。
“你自己去拿不行吗？”
我愤怒地说道，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说话。
“好吧，我这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之后再上来吧。与其纸上谈兵，不如实地考察嘛。罪的反义词是蜜豆[23]——不，是蚕豆吧？”堀木已经醉得胡说八道了。
“随你的便，你赶快滚吧！”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堀木一边胡乱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念头突然掠过了我大脑，使我大吃一惊。倘若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作为同义词，而是作为反义词并列在一起的呢？罪与罚，是绝无相通之处的两样东西，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把罪与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笔下的绿藻、肮脏的水池、一团乱麻般的内心……啊，我开始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些念头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堀木忽然回来了。
“喂，这可真是吓人的蚕豆呀！你快来看！”
堀木的声音和脸色都变了。他是刚刚才晃晃悠悠地站起身下楼去的，不知怎么立刻又回来了。
“怎么了？”
堀木的表情非常吓人。我和堀木从楼顶上下到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小声说道：
“你瞧！”
我看见卧室上方的小窗户敞开着，从小窗户可以看到房间的里面。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干着什么勾当。
我感到头晕目眩。“这也是人的姿态，这也是人的姿态，不必大惊小怪……”我呼吸急促，心里只想着这些，竟然忘记了该去救良子，只是呆呆地站在楼梯上。
堀木使劲咳嗽了一声。我就像是逃命似的又跑回到屋顶上，躺在地上仰望着蕴含着水汽的天空，此时，冲击我心灵的情感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无比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遇见穿着白衣的神佛时所感到的那种来自远古的强烈的恐惧。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少白头就是那天晚上开始出现的，我对一切越来越丧失信心，对他人越来越充满怀疑，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所有期待、喜悦与共鸣等永远离我而去了。这件事在我的整个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仿佛被人迎面砍伤了眉间，无论与什么人接近，都会感到那道伤口在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是通过这件事，你也该醒悟了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对良子，你得原谅她哟。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哪。我告辞了。”
堀木绝没有傻到会在这么个令人尴尬的地方长久待下去。
我站起身来，一个人喝着烧酒，然后便“哇哇”痛哭起来。我一直哭个不停。
不知不觉间，良子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呆呆地站在我身后。
“我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好啦，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坐下吧。一起吃蚕豆。”
我们肩并肩坐下吃了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是罪过？其实那个男人是常常来我家，请我给他画些漫画，然后施舍般留下一点点报酬的不学无术的商人，三十岁左右，小个子。当然，从那以后，那个商人再也没有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恨堀木。他第一个目睹了那个场景，却连故意干咳一声都没有，就直接折回到屋顶上通知我，对堀木的憎恶和愤怒会在不眠之夜熊熊燃烧，使我痛苦不堪。
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因为良子是一个信赖别人的天使。她不知道怀疑别人，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要质问神灵：信赖他人也是罪过吗？
比起良子的身体被人玷污，良子对他人的信赖受到玷污这一点，成为我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种子。对于我这么个畏畏缩缩、看别人脸色行事、信赖他人的能力已经破碎的人来说，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一直犹如青叶的瀑布一般令我感到神清气爽，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黄色的污水。瞧瞧看，从那夜起，良子对我的一颦一笑都开始注意了。
“喂，”我叫她一声，都会让她吓一跳，不知道该看哪里了。无论我多么想逗她发笑，拼命进行滑稽表演，她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对我说话一个劲儿使用敬语。
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真的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来看，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女人遭到像良子那样悲惨的奸污。说到底，她的遭遇是根本不能成为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和良子之间，哪怕有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我的心境反而会获得拯救。然而，在夏天的那个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而且仅此一次，就让我被人迎面砍伤了眉间，声音变得嘶哑，出现了少白头，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了。大部分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那种“行为”之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却不是那么令人苦恼的重大问题。原谅与不原谅，保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根本无需大声吵闹，只要立即与她离婚，然后再娶一个新娘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只好“原谅”对方，忍下这口气罢了。就是说，这种事，即使对丈夫是一个巨大打击，也不过是个“打击”，与那种永无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可以通过拥有权利的丈夫的愤怒来处理和化解的纠葛。然而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我作为丈夫不具备任何权利，甚至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不用说发怒了，连一句怨言也不能说，况且，我的妻子恰恰是因她自己那罕见的美好品质而被奸污的，而她那种美好的品质正是她的丈夫向往已久的、被称为“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的无比可爱的东西。
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难道也是罪过吗？
我对自己唯一信赖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问，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匪夷所思，对我而言只有酒精可以信赖了。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龌龊，一大早就喝起了烧酒，牙齿也掉了好几颗，漫画也都是些近乎淫画的东西了——不，坦白地说，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复制春画进行秘密贩卖了，因为我急需喝酒的钱。一看到良子总是躲避我的视线，惶惶不安的样子，我就会胡思乱想：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所以和那个商人之间也许并非只有一次吧？和堀木会不会呢？或许还和其他自己不认识的男人？这样疑心生疑心，却又没有勇气去向她确认，于是陷入了一贯的不安和恐惧，只能天天喝得醉醺醺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进行屈辱的诱导性讯问。我内心深处虽说是一喜一忧，表面上仍然大搞滑稽表演，然后对良子施加了地狱般可恨的爱抚之后，像一摊烂泥似的酣然入睡。
那一年的年末，到了半夜三更时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白糖水，可是良子好像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自己去厨房找出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小纸盒。我随手拿起来，一看盒子上贴着的标签，立刻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还在，一清二楚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24]。那时我只是喝烧酒，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但失眠似乎成了我的顽疾，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我都相当熟悉，就这一小盒巴比妥酸足以置人于死地。盒子尚未开封，她大概打算什么时候服用它，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藏在这种地方吧。真是够可怜的，她因为不认识标签上的洋文，所以用指甲抠掉一半，就以为没人会知道了（你没有罪）。
我尽量不发出声响，轻轻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地打开盒子，把药全部倒进了嘴里，冷静地喝干了杯中的水，关掉电灯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天三夜，我一直像个死人一样昏睡不醒。医生认为是吃药不当所致，所以没有报警。据说我神志不清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家”，我所谓的“家”究竟是哪儿，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我说了之后，还大哭了一通。
眼前的雾渐渐散去了，我看见比目鱼满脸不悦地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那事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的，可是，他偏偏挑年底最忙的时候这么干，我的命还要不要啦。”
听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老板娘。”我叫道。
“什么？你醒了？”
老板娘微笑着俯下身来，对着我的脸说道。
我不禁泪如雨下。
“让我和良子分开吧。”
我竟说出了一句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话。
老板娘直起身，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这是一次不知该用唐突、滑稽，还是愚蠢来形容为好的失言。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比目鱼先放声大笑起来，然后老板娘也哧哧地笑出了声，最后连我自己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红着脸苦笑起来。
“唔，这个主意不错啊。”比目鱼下作地笑个没完，一边说，“最好是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只要有女人，就是麻烦，去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倒是个好主意。”
没有女人的地方。但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后来竟然悲惨地变成了现实。
良子以为我是代替她吞下那些致死剂量的安眠药的，因此在我面前比过去更加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笑，也不说话，所以，待在公寓的房间里，我感到非常憋闷，结果又忍不住跑到外面酗酒去了。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没有力气，漫画也懒得画了。我在医院时，比目鱼留给我一笔钱，算是探望费（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好像是从他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此时，我已经不同于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了，已经能够隐约看透比目鱼那种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狡猾地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煞有介事地向比目鱼道了谢。但是，对于比目鱼们究竟为何要把事情搞得如此繁琐，我始终不甚了了，总觉得怪异之极）。我虽然用那笔钱独自一人去了道南伊豆温泉，可是，我不是那种能够悠闲地泡在温泉乡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寂寞无比，远远达不到那种凭靠旅馆的窗户眺望山景的平和心境。在那里我既没有换上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只是天天跑到一家脏兮兮的茶馆似的地方，没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更加不成样子之后回了东京。
那天夜里东京下着大雪，我醉醺醺地沿着银座的后街走着，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几百里，这儿离故乡几百里”，一边唱一边用鞋尖踩着下个不停的积雪走着，突然间我吐了一口血，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大大的太阳旗。我蹲在地上发了会儿呆，双手捧起那些干净的白雪，一边洗脸一边哭泣。
这是什么小路？
这是什么小路？
犹如幻听般隐约听见远处有女孩子在轻柔地歌唱。不幸的人，在这个世上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幸的人——不，即便说都是不幸的人也不过分，但是，他们的不幸是可以大大方方地向人们发出抗议，而“人们”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但我的不幸却是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无法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哪怕我结巴着说出一句近似抗议的话，那么不仅比目鱼，世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于我居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来。我到底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为所欲为的人”呢，还是与之相反，太怯懦了呢？尽管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也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所以，我只能自然而然地变得越来越不幸，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之策。
我站起身来，打算先吃点什么对症的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当我和老板娘四目对视的一瞬间，我看见她就像是被闪光灯闪了眼睛一样，抬起头，瞪大双眼，呆呆地伫立着。但她那双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也没有厌恶的神色，而是流露出求救般、又像是恋慕般的表情。啊，她肯定也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对别人的不幸也会很敏感。我正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中的时候，发现那个女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着。我克制着跑过去搂抱她的念头，继续和她对视，不知不觉我的眼泪流了出来。从她那双大眼睛里也扑簌簌流出了泪水。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谎称是感冒，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吐血的秘密感到很是不安，就起床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是笑着向老板娘说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问她该吃什么药。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是亲人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现在还想喝酒呢。”
“那可不行。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得了肺结核，却说酒可以杀菌，整天泡在酒里头，结果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害怕极了，害怕得不行了。”
“我给你拿些药。酒，你不能再喝了。”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一只脚落下残疾了）拄着松木拐杖，给我找来了好几种药品。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为了不伤肠胃，和这个淀粉酶一起吃。
这是什么什么药，那是什么什么药，老板娘满怀爱意地给我拿了五六种药品，一边说明着。可是这位不幸的太太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是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忍不住想喝酒时，实在忍不了的时候的药。”说着迅速将那个小盒包在纸里。
后来才知道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老板娘说：“比起喝酒来，这药不怎么伤身。”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加上那时我自己也觉得酗酒太丢人，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手臂里注射了吗啡。不安、焦躁、腼腆等全都被彻底清除了，我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能说会道的人。而且每当注射了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虚弱，拼命地画画，以至于添了个古怪的毛病，有时候一边创作漫画，一边扑哧笑出来。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渐渐增加到了两针，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没有那个东西，就无法工作的地步了。
“这样可不行哟。要是中了毒，可不得了！”
听药店的老板娘这么一说，我就感觉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我这个人天性就容易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不应该用的，不过，你这个人没办法，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就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把那笔钱花掉了）。由于担心上瘾，我反倒大量需求那种药了。
“求你了！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被警察知道了就麻烦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环绕着某种浑浊阴暗的、见不得天日的怪异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糊弄他们，求求你了，老板娘！让我吻你一下吧。”
老板娘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愈加厚脸皮了：
“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药就等于是强精剂。”
“那样的话，干脆注射荷尔蒙好了。”
“你可别拿我开心呀。要么是喝酒，要么用那种药，不然我就没法工作。”
“酒可不行。”
“就是啊，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滴酒未沾。所以，我的身体状况才特别好。我也不会永远画那种差劲的漫画，从今往后，我要把酒戒掉，保养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所以求求你啦，要不让我亲亲你吧。”
老板娘扑哧一声笑了：“真让人为难啊。你要是上了瘾，可跟我没关系。”
她咯噔咯噔地拄着拐杖，从药品架上拿出一盒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盒，你会马上用光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唉，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死活也得打这东西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了，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还在深夜去敲过药店的门。老板娘穿着睡衣，咯噔咯噔地拄着拐杖来开门，我会一把抱住她，亲吻起来，装出伤心欲绝的样子。
老板娘总是默默地递给我一盒药。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比酒更可恶更肮脏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复制春画，并且与那家药店的跛脚老板娘发生了那种名副其实的丑陋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已经无法挽回了。我无论干什么，得到的都是失败，只是徒增羞耻。骑自行车去观赏青叶的瀑布，对我来说已是一种奢望，我活着只不过是在龌龊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只会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即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脑子里整天盘旋着这些极端的念头，却仍然以那种半疯癫的样子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玩命画画，药的用量仍旧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达到了巨大的数额。老板娘一看到我的脸，就热泪盈眶，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人间地狱！
为了逃出人间地狱的这个最后的手段也失败的话，那么，今后只有上吊自尽了。我以神明作为赌注，下决心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我把眼下的情况全都如实地告诉了他（只是关于女人的事，实在没脸写上）。
谁知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翘首以待，都杳无音讯。由于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晚，干脆一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了之，就在我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凭着恶魔的直觉嗅到了血腥味儿似的，带着堀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咯血了。”
堀木盘着腿坐在我面前，微笑着说道，那笑容显出从未有过的温柔，以至于令我感激不尽，终于忍不住背过身去潸然泪下。那他一点点温柔的微笑，就把我彻底打碎了，彻底埋葬了。
我被他们带上了汽车。“你还是先住院治疗吧，其他事情有我们呢。”比目鱼也是这样温柔地劝说我（其语调平静得简直可以形容为慈悲了）。我就像个没有意志、没有判断力的傻瓜一般，只是抽抽搭搭地哭着，唯唯诺诺地听从他们俩的安排。加上良子，我们四个人坐了很长时间汽车，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到达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一心以为这里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一个年轻医生对我进行了温柔而周到的检查后，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你要在这里静养一阵子。”
比目鱼、堀木和良子把我一个人留下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然后默默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递给我，她还以为那是强精剂呢。
“不，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这真是稀罕事。不夸张地说，敢于这样拒绝别人劝我做的事，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别人能力者的不幸，因为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和自己的心上切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伤口。可是，当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很淡然地拒绝了自己疯狂地想要得到的吗啡。或许是被良子那种“神一般的无知”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我不是已经戒掉毒瘾了吗？
然后，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送进了一栋病房，咔嚓一声大门上了锁——原来这是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如此奇妙地变成了现实。这栋病房里住的全是男性疯子，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仅是罪人了，而是变成了疯子——不，我绝对没有疯。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疯子，而没有送进来的人全都是正常人。
我质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罪过吗？
我因为堀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而感激涕零，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到这里，变成了一个疯子。即使以后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疯子”——不，是“废人”的烙印了。
我没有做人的资格。
我已经完全不配做一个人了。
来到这里时，还是初夏时节。从铁格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花，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的波斯菊开放时，老家的大哥突然带着比目鱼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那一本正经的令人紧张的语气告诉我：“父亲在上个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对你过去做的事我们不打算追究，也不会让你为生活担忧，你不用干活挣钱，不过，你必须回老家去疗养，虽说你可能很舍不得离开东京。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帮你处理了，不必担心。”
故乡的山水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废人一个！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萎靡不振了。父亲已经不在了。那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中的熟悉而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自己那个装满苦恼的容器骤然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容器之所以那么沉重，恐怕完全是由于这位严厉的父亲的缘故。宛如一下子被放了气似的，我连苦恼的能力都丧失了。
大哥完全兑现了对我的承诺。从我生长的城镇坐四五个小时火车南下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见的温暖的海滨温泉胜地。大哥为我买下了一处村边的破茅屋，尽管有五间房，但四壁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还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岁的、有着一头红发的丑陋老女佣。
在那里住下后又过去了三年多，期间我多次遭受了那个名叫阿哲的老女佣别出心裁的侵犯，有时甚至和她像夫妻似的吵架。我肺部的病时好时坏，忽而胖、忽而瘦的，还咳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哲去村里的药铺买点Calmotin[25]，谁知她买来的药盒形状和我平时服用的药不一样，我也没有太在意，可是睡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觉得奇怪呢，肚子疼了起来，急忙跑进厕所，腹泻得一塌糊涂，而且一夜间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很是蹊跷，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Henomotin”的泻药。
我平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敷在腹部，对阿哲抱怨道：
“你看看，这哪儿是Calmotin啊，这叫做Henomotin。”
我这么一说，自己就忍不住呵呵呵地笑了。“废人”，看来这是个喜剧名词了。本想快点入睡，却吃了泻药，而且那个泻药的名字叫Henomotin。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无所谓幸福不幸福了。
只有任凭岁月消磨一切。
可以说，这算是我在所谓“人”的世界里，阿鼻叫唤[26]地活到今天所获得的唯一真理。
只有任凭岁月消磨一切。
我今年才二十七岁。由于白发明显增多，大凡见到我的人，几乎都认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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