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简况

    一、书名含义

    什么是《伤寒沦》？其实际含义是什么？这是困绕不少初学者的常见问题。

    说白了，《伤寒论》其实是“论寒伤”。若直译过来，就是“论述寒凉（对人体的）伤害”。但仅仅这样理解，就未免失之于狭隘，比较合乎于书中具体内容的综合认识应该是：“论述寒、凉、温、热等四时之气与时行疫疠之气等诸多病邪对人体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病理机转以及如何进行辨证论治、处方用药、护理预防的一部中医药学专著。”

    这样表述似乎有些繁琐而累赘，但这也只是对全书知识要点的一个基本概括，其中蕴涵的医药学内容还有很多很多，远不是一二句话所能说全的。好在这已经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和要旨，以后阅读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导致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本书之名为什么如此专注于“伤寒”呢？

    这就需要从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认识。据著名气象物候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描述：东汉时期，我国气候趋于寒冷，有几年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三国时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气候比汉武帝时寒冷。曹丕到淮河广陵视察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公元366年，勃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3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几千人的军队。那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由此可见张仲景所处的时代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再者，当时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黑暗、动乱发生最频繁、经济破坏最严重、卫生防疫最糟糕的战争年代，人们生活在战火与饥荒之中，流离失所，颠沛惊恐，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就更加易于遭受寒凉病邪的伤害。以此推测，当时的外感病因尤以寒凉病邪为甚，故以“伤寒”命名，是有一定根据的。

    感受寒凉等病邪就容易产生疾病，这固然是人们对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初浅认识。但“伤寒”二字，还有没有其他更多更广更高更深层次的特殊含义呢？

    有！但这仍然需要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医药认识水平来探究。追溯秦汉时期及其之前的“伤寒”概念，可以发现“伤寒”几乎是多种发热性疾病的同义语，当时将各种各样的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此即《素问·热论》所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当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医家必须重视对该病的研究，其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汉代著名医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伤寒热病治疗的论述。众多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奠定了临床治疗与理论著述的基础，而张仲景对“伤寒”的认识则更为系统而深刻，他已经将“伤寒”的辨证论治推向了中医临床医学的一个阶段性高峰，《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径》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晋·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认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而“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如果将当时诸多医家对“伤寒”的认识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对“伤寒”的认识结合起来，就不难发现，“伤寒”二字在不同条件下还有其不同的特殊含义，至少可以说有“广义伤寒”与“狭义伤寒”之分。

    “广义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备急千金要方》引《小品方》云：“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肘后方》云：“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又云：“伤寒、时行、温疫，名同一种耳，而本源小异。”由此可见，“伤寒”是当时世人对各种外感热病总合的雅称，社会上也流传着“天行”、“瘟疫”、“时行”等不同称谓。

    狭义伤寒是专指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伤寒论·伤寒例》云：“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又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即是指狭义伤寒而言。

    《难经·五十八难》中描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伤寒有五”是广义伤寒的概念，泛指多种外感热病，意即“广义伤寒”包括了“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等各种病症。后者“有伤寒”是狭义伤寒的意思，意即5种类型之中的一个病证，也就是5种外感热病中有一个是属于“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狭义伤寒。

    《伤寒论》以伤寒命名，书中论述了中风、伤寒、温病等多种病因致病及其衍生的各种各样的疾病类型，尤其是对于少阳热病、阳明热病、发黄、蓄血等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描述以及使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栀子豉汤、白虎汤、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大承气汤、桃核承气汤、抵挡汤、抵挡丸、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葛根黄芩黄连汤、黄芩汤、白头翁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猪苓汤、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竹叶石膏汤、牡蛎泽泻散、枳实栀子汤等散热、清热、泻火、解毒、攻下、清营、凉血、和解清热、和解攻下、逐瘀攻下、逐水攻下、清热燥湿、清热化湿、清热利湿、清化痰热、清泄水热等诸多治疗温热性疾病的方药，就不难作出判断，《伤寒论》全书讲述的是包括“湿温、热病、温病”在内的广义伤寒。而书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中叙述的“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则是属于概念最小的狭义伤寒，书中用麻黄汤一类方药治疗的病证，均属于狭义伤寒。

    此外，尚需说明的是，《伤寒论》中的伤寒病证与西医学中的“伤寒杆菌”与“副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疾病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西医学中描述的“肠伤寒”，如果按照中医辨证，主要证候应归属于“湿温”的范畴。

    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也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与多种杂病的诊治规律，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伤寒论》所确立的六经辨证及其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它既适用于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也适用于多种杂病的辨证论治，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伤寒论》的学习与研究，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因此，《伤寒论》是中医药工作者的必读医著之一。

    二、成书背景

    《伤寒杂病论》由东汉末年张机所著，成书于公元200～219年间。

    张机生活的年代，恰值汉末建安时期。当时战乱不断，疫疠流行，死亡甚重，曹植曾有记述（《曹集诠评》第九卷）：“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张机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馀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是张机，字仲景，生活于公元150～219年间，是东汉南郡涅阳人，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关于张仲景的里籍，古今认识有异，另一说法是：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按《水经注》记载：“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之阳，故名。”涅水，即今赵河。陈邦贤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玉、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

    此书撰成之后，屡遭战乱，原著散佚。后经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林亿等在《伤寒论·序》中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李防《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能得以流行于世，乃王叔和整理之功。

    由于时代的变迁，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也有变更。至北宋初，国家校正医书局收集到的版本有《伤寒论》、《金匮玉函要略方》等。关于《伤寒论》，“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至于《金匮玉函要略方》，始由王洙发现。“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该二说见于孙奇等编订的《金匮要略方·序》。宋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由校正医书局林亿等完成订定，并出版发行，此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

    学术思想

    一、学术渊源

    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东汉以前中医学的临床治疗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战国时的名医扁鹊、西汉的仓公淳于意、东汉的太医丞郭玉等，均属理论上有高深造诣、临床上具相当水平的医学大家。至东汉末年，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已逐渐形成，如《内经》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辨证论治、方剂配伍、药性理论等已基本完备；《难经》则在脉法诊断、针刺腧穴和脏腑病传理论等方面有较多发展；专门论述药物产地、功用、主治的《神农本草经》以及专门论述药物合和、汤液治病的《汤液经》亦已问世，复方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这些都为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张仲景是在系统总结与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著成了《伤寒杂病论》。它既是对前人理论与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医学术理论的再创造。从《伤寒论》的自序、条文并结合有关史料分析，其学术渊源大致是：①基础理论主要继承于《内经》、《难经》、《阴阳大论》等；②诊法是从《内经》、《难经》而来，不过其间的脉诊系将《内经》的三部九候法简化为上中下三部（人迎、趺阳、少阴）诊法，并将其与《难经》的独取寸口法有机结合而成；③药学理论系全面继承了《神农本草经》及《胎胪药录》的成果，并在临床实践中予以发扬光大；④方剂主要来源于上古的《汤液经》，并在此基础上“博采众方”而成；⑤诊治疾病的方法是在综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继承了众多先贤名家的经验而成。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二、学术沿革

    《伤寒杂病论》撰成之后，屡遭兵火洗劫，原著散佚不全，未得广泛传播。一直到西晋时期，才有太医令王叔和进行搜集、整理和编次。他在《伤寒例》中云：“今搜集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由于王叔和所处的时代距离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的日期相隔不远，又担任太医令之职，有获得《伤寒杂病论》的条件，更兼其热爱医药事业，因而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隋志·梁七录》中载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隋书·经籍志》中载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唐代医家孙思邈深以“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为憾事，因而着力搜集。早年仅得仲景方药46首和部分条文，载于《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卷十。晚年才得窥全貌，并采取“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办法整理编次，载入《千金翼方》的卷九和卷十，共392条原文、109首方剂。王焘也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外台秘要》中称《张仲景伤寒论》有十八卷，所引用的原文涉及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内容。

    宋代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主据开宝年间高继冲所献的《伤寒论》十卷本校订，并于治平二年完成，共10卷22篇112方合397法。《校定伤寒论·序》中指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今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请颁行。”此书成为后世流传的《伤寒论》主要版本。此外，又据另一版本校订了《金匮玉函经》，共8卷29篇115方。还校订了《金匮要略方论》。因此，张仲景学术得到广泛传播。继之，涌现出一大批注释、发挥《伤寒论》的医家和著作，比较著名的有韩祗和的《伤寒发微论》、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类证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论著三种》和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等。其中《注解伤寒论》是现存全面注解《伤寒论》的最早专著，系采用“以经解论”的方法，选取《内经》、《难经》等理论来阐述伤寒学说，并旁参《备急千金要方》、《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书，逐条注释，尤重视脏腑经络，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诸证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深得后世医家赞允，汪琥谓“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足见其评价甚高。其他医家也对《伤寒论》进行注释，并多有发挥。如许叔微主张将“三阴三阳”辨证与“表里虚实”辨证相结合，韩祗和发挥冬伤于寒、春夏发作的热病及其治法方药，庞安时认为感受“异气”、“乖气”、“疫气”的“天行”温病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朱肱对阴毒伤寒以及妇人、小儿伤寒的证治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都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清时期，众多医家围绕《伤寒论》的编次、注释、内容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出现了《伤寒论》研究领域中的学术争鸣，继之以考据，并由此逐渐分出不同派别。例如：方有执著《伤寒论条辨》，首先提出“错简重订”之说，认为，《伤寒论》年代久远，已失仲景之旧，“颠倒错乱殊甚”，必须“重考修辑”，返还本来面目，遂采用“消、移、改、调”的办法，对《伤寒论》进行通盘的订正和编次。喻嘉言、张路玉、程郊倩、章虚谷、周扬俊、黄坤载等均追随方有执，指责王叔和，批评成无己，形成了错简重订派。但也有不少医家认为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仍为仲景之旧，成无己注释《伤寒论》符合仲景原旨，均不必更改。例如：张遂辰著《张卿子伤寒论》，极力尊崇王叔和，赞同成无己。其学生张志聪更强调《伤寒论》原著的编次条理贯通、章法井然，没有错简。张令韶也认为原著“前后照应、血脉贯通、无有遗漏”，不必重订。陈修园更赞扬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是“有功千古”，对原著“不敢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主张维护旧论。后人称这些医家为维护旧论派。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伤寒论》的实质是辨证论治，不管是张仲景原文，还是叔和纂集，只要有利于辨证论治，就应采纳运用，其“错简”与“真伪”不是主要问题。例如：钱天来主张按因类证论治，沈金鳌主张按症类证论治，尤在泾主张按法类证论治，柯韵伯主张按方类证论治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伤寒论》的辨证施治规律，极大地丰富了张仲景学说，被世人称为辨证论治派。

    民国初期，欧风东移，西医日盛，受其影响，中医界出现了中西医汇通的趋向，有些医家开始借用西医的理论知识来解析《伤寒论》。例如：恽铁樵的《伤寒论辑义按》，“全书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全书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配合以临床经验为准”；“此当本之《内经》，参用西说，证之实验，然后能为比较真切之谈”。陆渊雷在《伤寒论今释》中多次引用西医知识解释《伤寒论》条文，认为外感病的病因有病毒、细菌，“极易接触传染”。这种方法对促进中西医之间的相互了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难免存在着某些肤浅套用或牵强凑合之处。

    三、广义伤寒的病因与病机

    1.伤寒的病因广义伤寒的病因广泛，据《伤寒例》所述，导致伤寒的原因有四时正气与非时之气为病等类型。

    （1）四时正气为病：《伤寒例》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具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日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之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由此可知，四时之气虽为正常的气候变化，但触冒之后，皆能导致外感热病的发生，然四时正气之中，尤以寒邪致病最广，为患最重，故为四时正气为病之主因。汉代在四时正气为病中之所以偏重寒邪为病，其原因在于寒为阴，阴主杀，阴寒为病，每易伤人身之阳，故最具杀厉之气。当时认为，感受冬日寒邪，感而即病者名为伤寒，似属狭义伤寒。若感而不即发，寒毒藏于肌肤之中，至春感温气而发者名日温病，至夏感暑气而发者名日热病，则属于广义伤寒范畴。

    （2）时行之气为病：《伤寒例》云“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时行之气为病与四时正气为病不同，它是由反常的气候变化所致，由于人体对反常的气候变化不适应，所以容易触冒而病。另外，时行之气在发病上还有一个不同于四时正气为病的特点，即常常是在同一时令内许多人同时患病，且长幼之病，多相近似。这是对时行病发病特点的具体描述。时行之气为病最常见的疾病有两种，即“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为冬温”；“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2.影响伤寒发病的因素伤寒的发生，除上述致病的主因之外，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影响伤寒发病的因素主要有体质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1）体质因素：在影响伤寒发病的诸多因素中，体质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外邪侵袭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体质的强弱，亦即正气的盛衰。正盛则邪气难以人侵，反之正虚或邪气过盛，超过人体的防卫能力则易发生疾病。感邪后发病之轻重也与体质的强弱以及正邪对比有重要的关系，即正盛邪衰者病轻易愈，正衰邪盛者病重易变。感受邪气后，究竟发为阳证还是阴证，是自太阳经表而发还是直中三阴，甚至少阳病是传阳明还是传太阴，少阴病是寒化还是热化，亦与人的体质有关。一般规律是：在发病上，阳盛者易发三阳病，阳虚者可直中三阴。在传变上，正气较盛者，病情少变，正气不足者，病邪易于传变。在从化上，邪入少阴，阴虚者可从阳化热而成少阴热化证，阳虚者可从阴化寒而成少阴寒化证。此外，过度的饥饿、劳累，过度运动，心理的创伤等所造成的脏腑功能失调，也会成为外邪侵袭与发病的影响因素。

    （2）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因素与环境因素。四时气候的变化对外感热病的发病有重要的影响。《伤寒例》中描述：“然气候亦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四时之气避之不足，尤其是感受寒邪，不仅可感而即发为伤寒，而且会导致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热病。而非时之气的发生，则又是引发“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的疫疠病的根本原因。环境因素主要是地理因素，《伤寒例》描述：“土地温凉，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飧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以训后贤，开其未悟者，临病之工，宜须详审也。”不同的地域条件下，气候的变化不同，人们的起居劳作，饮食习惯不同，外感热病发病的类型也有所差别，如西北高寒地区多伤寒病，东南水网地区多湿热病。再者，久旱、大涝、雪灾等灾害性气候，也是温疫性外感病发生的重要诱因。

    （3）社会因素：社会动荡，战乱灾害，破坏了人们安定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必然使机体的正气受损，抗病力下降，从而成为外感热病发生的诱发因素。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温疫流行，形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况，而张仲景之家族也发生“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的悲凉突变，由此可见社会因素与伤寒发病之间的重要关系。

    3.伤寒的感邪途径秦汉时代，中医对人体感受外邪的途径，多认为“邪从肌表皮毛而入”，《伤寒例》描述“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入里则不消矣，未有温覆当而不消散者”，就充分代表了当时对伤寒病感邪途径的认识。由于太阳主表，总六经而统荣卫，为一身之藩篱，故外邪袭表，太阳首当其冲，卫气起而抗邪，失其温煦之职，故不论伤寒中风，初起多见恶风恶寒，发热头痛等症状，所以张仲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作为太阳病之提纲，同时将辛温发汗、温覆取汗作为治疗伤寒、中风表病的主要方法。

    4.伤寒的病证传变外受邪侵引发外感热病，仲景以六经辨证分治。六经病证是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的临床反映，而脏腑经络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故某一经的病变，常常涉及到另一经，从而出现相互传变以及合病、并病等证候。

    传，是指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变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不循一般规律而起着性质的改变，但传变常并称。一般而言，凡病邪侵袭，正虚邪盛，则病证由表传里，由阳入阴；若正气恢复，驱邪外出，则病证由里出表，由阴转阳。无论病证由表入里，由阳入阴，还是由里出表，由阴转阳，皆称为传变。所不同的是，前者属邪胜病进，后者属邪衰病退。

    六经病证的传变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是决定于正气的盛衰：正气充盛，抗邪有力，则邪气不能内传；若正气衰弱，则易致邪气内传；若邪气已内传，但正气恢复，已具驱邪外出之力，则可使病情由阴转阳，由里出表。二是决定于邪气的轻重：若感邪重，其势较盛，外邪直袭而入，则必然向内传变；若邪气不甚，或邪气渐衰，则内传无力，或虽已内传，亦可有外出之机。三是决定于治疗的当否：在疾病发展的过程中，治疗是否及时、得当，关系到疾病的传变与否及传变的趋向。

    六经病证不仅有自太阳病内传而来者，而且还有“直中”者。直中是指病邪不经太阳初期及三阳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三阴经，其中尤以直接进入少阴为著。产生直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正气内虚，抗邪无力，正因为如此，病邪才得以越过阳经直接进入阴经而发病。

    六经可以单独为病，也可以两经或三经合并为病，故有“合病”、“并病”之称。合病是指两经或三经同时发病，无先后次弟之分者，如太阳少阳合病、阳明少阳合病以及三阳合病等。并病是指一经的病证未罢，而另一经病变又起，有先后次弟之分者，如太阳少阳并病、太阳阳明并病以及少阳阳明并病等。合病多属原发，其势较急；并病多属继发，其病较缓。

    四、辨证体系

    1.六经辨证《伤寒论》是以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由于每一经又分为手足二经，因而六经又总领十二经及其所属脏腑的生理功能。六经病证则是人体感受外邪之后所表现出的各种病理变化及其症状表现，它既是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是相对独立与相互联系的证候。六经辨证是以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为基础，并结合人体的抗病能力、病因属性、病情缓急、病势进退等因素，对外感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症状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借以判断病变部位、证候性质、疾病特点、邪正消长等，并以此作为前提，决定治法、选方、用药、护理等问题，形成辨证论治的方法与体系。

    （1）太阳病的辨治：太阳，亦称巨阳，统摄营卫，主一身之表，为诸经之藩篱。太阳病系外邪侵袭人体，正邪交争于肌表，营卫功能失常所致的病证，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辨证提纲。并据受邪寒热、体质强弱及临床表现不同，将其分为太阳中风表虚证、太阳伤寒表实证与太阳温病3种类型。太阳中风表虚证的主要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其病机为风寒袭表，卫不外固，营阴外泄，营卫不和。治法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方用桂枝汤。太阳伤寒表实证的主要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等。其病机为风寒袭表，卫阳被遏，营阴郁滞，肺气不宣。治法为辛温发汗，宣肺平喘，方用麻黄汤。太阳温病的主要脉症有发热，头痛，口渴，不恶寒或轻微恶寒，脉浮数等。其病机为温邪犯表，化热伤津，营卫不和。治法为辛凉解表，切不可辛温发汗，否则易生变证。太阳病还有表郁轻证，其主要脉症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如疟状，且呈阵发性发作，身痒无汗等。其病机为表证日久不解，邪气留连未解，邪气渐轻，表郁无汗，治宜轻微发汗，酌情选用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等。此外，太阳病病程中，随感邪之轻重，脏腑阴阳之偏胜偏衰，或素有宿疾等因素，其证候常有兼夹或变化。其中以太阳病为主，而又兼某证者，称太阳病兼证，如太阳中风证兼经脉不舒而见项背强几几者，用桂枝加葛根汤治之；兼邪气犯肺而喘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之；兼阳虚汗漏者，用桂枝加附子汤治之；兼胸阳受损而见胸满甚或脉微恶寒者，用桂枝去芍药汤或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治之；兼营气不足身疼痛者，用桂枝新加汤治之；太阳伤寒证兼经脉不利而项背强几几者，用葛根汤治之；兼内热烦躁者，用大青龙汤治之；兼心下有水气咳喘者，用小青龙汤治之；表郁轻证兼有郁热者，用桂枝二越婢一汤治之等。

    太阳病因误治失治，或由疾病自身发展，导致病情发生了性质变化，其证候则称之为太阳病变证，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如表邪内陷，热郁胸膈，心烦懊恼者，治宜栀子豉汤；邪热壅肺，汗出喘息者，治宜麻杏石甘汤；若热归中焦，燥热亢盛，津气两伤，壮热烦渴、脉洪大，甚或背微恶寒、时时恶风者，治宜白虎加入参汤；表邪未解，邪热伤肠，下利脉促、喘而汗出者，治宜葛根芩连汤。虚寒之变、阴阳两虚之证，当据证而辨，治疗有别。如心阳虚者，大法当温养心阳，又视其兼证所差，治法同中有异：心阳虚损，心悸喜按者，治以桂枝甘草汤；兼心神不宁烦躁者，治宜桂甘龙牡汤；兼痰扰惊狂者，治宜桂枝救逆汤；兼下焦阴寒上冲，发为奔豚者，治宜桂枝加桂汤；兼下焦饮动，欲发奔豚者，治宜苓桂甘枣汤。脾虚证当健中补脾，因其表现不一、病机有间，治亦有异，脾虚饮停，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者，治宜苓桂术甘汤；脾虚气滞，脘腹胀满者，治宜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脾胃虚寒，气血不足，腹中急痛者，治宜小建中汤；表证不解，脾土受损，心中痞满，协热而利者，治宜桂枝人参汤。肾阳虚者治宜温补肾阳，但相兼病症各有侧重，治疗也同中有异：肾阳虚欲脱，昼日烦躁，夜而安静，脉沉微者，治宜干姜附子汤；肾阳虚衰而兼气阴不足，烦躁、四逆者，治宜茯苓四逆汤；肾阳虚衰而兼水气泛滥，小便不利，心悸头眩，身为振振摇者，治宜真武汤。阴阳两虚者，当调补阴阳，然证候不同，治亦有别：如表里内外阴阳俱虚，症见恶寒、心烦、咽中干、脚挛急、四肢不温、小便数者，治当先温复中阳，用甘草干姜汤；阳复后酸甘复阴，用芍药甘草汤；阴阳两虚，症见脚挛急、脉微细而恶寒者，治宜芍药甘草附子汤；心之阴阳两虚，症见脉结代，心动悸者，治宜炙甘草汤。上热下寒，胸中或胃脘有热邪扰乱而气逆欲吐，腹中有阴寒凝滞而腹中痛，治宜清上温下，用黄连汤。水蓄下焦，膀胱气化不行为主要病理机制，症见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或烦渴，甚或水逆，饮人口即吐，治宜通阳化气利水，方用五苓散。邪热与血结于下焦，症见小便自利，少腹急结或硬满，如狂、发狂，脉沉涩或沉结，治宜攻逐瘀血，随蓄血的轻重缓急，分别选用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和抵当丸。外邪不解，内陷：于胸，与痰涎水饮之邪搏结，则形成结胸证。热实结胸有热与痰水互结的大结胸及痰热互结的小结胸之分。大结胸证又有病势较急的大陷胸汤证及病势较缓、病位偏上的大陷胸丸证。寒实结胸，为寒邪与水饮互结，临床无热证表现，治宜温寒泻水破结，方用三物小白散。脏结证类似于结胸，但性质截然不同，是阴寒凝结于脏，阳气极度亏虚，治疗较难。邪气由表入里，聚于心下而无结实之象者，属于痞证，以心下痞闷、但满不痛、按之濡为特征。其中属单纯邪热壅塞心下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泻热消痞，兼阳虚者，以附子泻心汤治之；属寒热错杂者，用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辛开苦降，散寒清热，和胃消痞；属痰气不消、阻碍中焦者，用旋覆代赭汤化痰理气，降逆消痞；属下焦蓄水，中焦气机痞塞者，用五苓散化气行水。

    太阳病为表证，治当发汗，但不可火逆迫汗，否则将产生津液内竭、肌肤失濡、气血逆乱等等多种不良后果，尽管论中有证无治，但对后世医家尤其是温病学家有较多启发。某些病证在发生发展过程出现类似太阳病的表现，此类病证称之太阳病类似证，如十枣汤证、瓜蒂散证等，因其并非都是太阳表证，故不宜施用辛温发汗。太阳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常常两经或两经以上证候同时存在，构成了合病与并病，其治疗当依不同情况而定。合病有太阳与阳明合病、太阳与少阳合病、三阳合病。并病有太阳与阳明并病、太阳与少阳并病。临证之时，应辨孰轻孰重，灵活治疗。论中还特别强调表里标本缓急之辨，并提出了明确的表里先后治则，证急者先治，证缓者后治，重证宜先，轻证宜后，具有审时度势、圆机活法的辨证论治规律。

    （2）阳明病的辨治：阳明主燥，多气多血，又主津液所生病，故邪入阳明，多从燥化，无论阳明自身受邪，或病邪从他经传来，其证多属里实燥热性质，故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主症以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口渴、脉大等为特征。阳明病随其燥热与肠中糟粕结合与否，而有热证、实证之分。阳明热证是无形邪热充斥全身，症见身热、汗出、口渴、舌红苔黄者，治宜辛寒清热，方用白虎汤；若在此基础上又见大渴引饮，或背微恶寒，或时时恶风，为邪热炽盛，气津损伤，治宜辛寒清热，益气养阴，方用白虎加入参汤；若邪热扰及胸膈，见心中懊，饥不能食，头汗出等，治宜清宣郁热，方用栀子豉汤；若热盛伤阴，水气不利，见小便不利，发热，渴欲饮水者，治宜清热养阴利水，方用猪苓汤。阳明实证据邪热微甚、津伤轻重以及燥屎停留位置等差异，分别治以攻下、润下、导下等法。临床可根据痞、满、燥、实的不同表现程度，分别使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适用于痞满燥实坚者，小承气汤适用于痞满较甚而燥实较轻者，调胃承气汤适用于燥实较甚而痞满较轻者。邪热较轻津伤较重而大便秘结多日无所苦者，是脾约证，治宜泻热养阴通便，方用麻子仁丸。燥屎停于直肠，当其自欲大便之时，可施导下法，用蜜煎或大猪胆汁、土瓜根等。攻下易伤阳损阴，故用之宜慎，若病势向上，或病势偏高，或腑实未成，或脾胃虚寒，皆当禁用。若胃中阳虚、浊阴上逆而食谷欲呕者，当温中散寒、降逆止呕，方用吴茱萸汤。

    阳明发黄证，按病因分类，有湿热、寒湿、火劫等类。身目发黄如橘子色，发热，口渴，无汗，小便不利，或兼腹满，证属湿热内蕴中焦，熏蒸肝胆，胆热液泄，治宜清热利湿退黄，主方用茵陈蒿汤，证情较轻，用栀子柏皮汤，兼表用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若寒湿中阻，脾运失司，肝胆失于疏利，胆汁外溢，则属于寒湿发黄，治当温中散寒，化湿退黄。火劫发黄者，为火热内盛，津伤血热，肝胆失疏所致，治当清热凉血，生津利胆退黄；另有邪入少阳阳明，胆热液泄而发黄者，可与小柴胡汤。

    阳明病热邪侵入血分，可成血热证，如衄血、蓄血、热人血室等。衄血证邪在气分者，须清泄邪热；邪人血分则须清营凉血；热入血室，症见下血，谵语者，可刺期门；阳明蓄血，症见喜忘，大便硬而反易，其色黑，或见消谷善饥，六七日不大便，可施下瘀血法，用抵当汤。

    （3）少阳病的辨治：少阳主相火，主枢机，病则胆火上炎，枢机不利，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其主要脉症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舌苔白、脉弦细等，治宜和解少阳，用小柴胡汤。少阳病可自他经传来，也可本经自受。病人少阳，已离太阳之表，又未入阳明之里，从三阳证深浅层次而论，少阳为半表半里证，惟其界乎表里之间，故少阳病有兼表兼里的不同证型。如兼太阳之表，则出现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等症，治以两解太阳少阳，用柴胡桂枝汤；如兼阳明之里，则出现往来寒热、呕不止、心下急，或心下痞硬、郁郁微烦，或潮热、不大便等症，治宜和解少阳，通下里实，用大柴胡汤；若误下后，由少阳传入阳明出现潮热为主证者，宜先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治之；如兼气化不利，则出现往来寒热、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等症，治以和解少阳，温化水饮，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如少阳病误下，而使病邪弥漫，表里俱病，虚实相兼，则见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等，宜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和解泻热，镇惊安神。妇女感受外邪，适逢月经期，病邪乘虚内陷血室，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胁下满，如结胸状；或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或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治宜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或用小柴胡汤，和解枢机，则邪去病愈。

    （4）太阴病的辨治：太阴主湿，主运化精微，必赖阳气之温煦。太阴病的病因是脾阳素虚，外受风寒，内伤生冷，寒湿直犯太阴，或三阳病失治误治，损伤脾阳，转属太阴。太阴病的病机为脾阳虚损，运化失职，寒湿内盛，升降失常所致。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口不渴为辨证要点，治当温中散寒、健脾燥湿，方药宜四逆辈。若兼表证，里虚不重，以表证为主，脉见浮者，可用桂枝汤温经通阳，调和营卫。若太阳病误下，邪陷太阴，导致脾伤络瘀，气血失和，轻者见“腹满时痛”，治宜桂枝加芍药汤通阳益脾，活络止痛；重者见“大实痛”，治宜桂枝加大黄汤通阳益脾，化瘀通络。太阴发黄属于阴黄，乃寒湿郁阻中焦，影响肝胆疏泄功能所致，除见身目发黄，黄色晦暗外，当伴有太阴虚寒，湿邪内阻之证，治疗当“于寒湿中求之”。太阴病预后，若太阴中风，四肢烦疼，脉浮取微缓，沉取由涩转长，是正气来复，邪气欲解之象，故为欲愈。太阴病经过七八日，虽出现暴烦下利，但手足温暖，精神慧爽，食欲转佳，是脾阳恢复之象，腐秽尽则利必自止。但亦有阳复太过，化热化燥，转为阳明病者。

    （5）少阴病的辨治：少阴包括心肾两脏，各具水火之性，故其病有寒化热化两途。少阴寒化证，由心肾阳衰、气血不足而成，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主症。其症还多见无热恶寒、身蜷而卧、心烦或烦躁、下利清谷、小便清利、手足厥冷等，治宜回阳救逆，方用四逆汤；甚则阳气大虚，阴寒内盛，虚阳外扰，而反见不恶寒、发热、面赤、烦躁、脉微欲绝等内寒外热之象，治宜破阴回阳，通达内外，方用通脉四逆汤；甚或阴寒内盛，虚阳上浮，下利，面赤，手足厥冷，脉沉微等，治宜破阴回阳，通达上下，方用白通汤；若服用辛热药而格拒不纳者，则用白通加猪胆汁汤，以破阴回阳，咸寒反佐；若元阳虚衰，寒湿留著者，治宜附子汤温经扶阳，散寒除湿；若肾阳虚衰，水气泛溢者，治宜真武汤温补肾阳，化气行水；若虚寒下利便脓血，滑脱失禁者，治宜桃花汤温阳固脱，涩肠止利；若阳虚血少，气陷下利者，当升提阳气，固脱止陷，用灸法。热化证以肾阴不足、虚热内生为基本病机，以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数等为临床特征。若肾水不足，心火偏亢，治宜滋阴清热，方用黄连阿胶汤；若阴虚内热，水热互结，治宜育阴清热利水，方用猪苓汤。

    少阴经脉循喉咙，夹舌本。若虚火上炎咽痛者，治宜润肺滋肾，清热利咽，方用猪肤汤；若客热上扰咽痛者，治宜清热解毒，开肺利咽，方用甘草汤、桔梗汤；若咽伤生疮声不出者，治宜涤痰开结，消肿敛疮，方用苦酒汤；若客寒上犯咽痛者，治宜通阳散寒，涤痰开结，方用半夏散及汤。

    太少两感者，治宜温经解表，方用麻黄细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阳明热炽，灼伤真阴者，治宜急下存阴，方用大承气汤。剧吐致厥，治宜温胃散寒，降逆止呕，方用吴茱萸汤；阳郁致厥，治宜调畅气机，通达郁阳，方用四逆散。

    肾阴肾阳为身之根本，少阴病情多沉重，其寒化证主要取决于阳气的存亡，阳回则生，阳亡则死；热化证的预后，取决于阴液的存亡。

    （6）厥阴病的辨治：厥阴主风木，下连少阴肾水，上承心包相火，同时与脾胃有木土相克的关系，故厥阴病较为复杂，可出现寒热错杂、寒证、热证等不同证候。厥阴病提纲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即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之代表证候，治以清上温下，寒热并用。其中上热下寒、蛔虫内扰的蛔厥证，治宜清上温下，安蛔止痛，方用乌梅丸；胃热脾寒、上下格拒的吐利证，治宜清上温下，调和脾胃，方用干姜黄芩黄连汤；肺热脾寒、阳气内郁的唾脓血证，治宜发越阳郁，清肺温脾，方用麻黄升麻汤。厥阴受邪，阴阳失调，邪从寒化，也可形成厥阴寒证。其中血虚寒凝的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等症，治宜养血通脉，温经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兼内有久寒者，方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肝寒犯胃，浊阴上逆的干呕吐涎沫、头痛等症，治宜暖肝散寒，和胃降浊，方用吴茱萸汤。厥阴受邪，阴阳失调，邪从热化，还可形成厥阴热证，症见下利便脓血，肛门灼热，里急后重，发热口渴，舌红苔黄等，病属肝经湿热，下迫大肠所致，治宜清热燥湿，凉肝止利，方用白头翁汤。

    病至厥阴，正邪相争，阴阳消长，阴盛则厥，阳盛则热，阴阳相争，互有胜负，则手足厥冷与发热可以交替出现。厥多于热为病进，热多于厥为病退，厥热相等则病愈。若发热不罢，则是阳复太过，亦为病进，可见到热伤上焦的喉痹、热伤下焦的便脓血等。

    厥阴病常见厥、利、呕、哕等症。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其机制是阴阳气不相顺接，有寒热错杂、蛔扰致厥的乌梅丸证，血虚寒凝致厥的当归四逆汤，热盛阳郁致厥的白虎汤证，胸中痰食致厥的瓜蒂散证，胃中停水致厥的茯苓甘草汤证。下利有厥阴病肝热下迫大肠的白头翁汤证，热结旁流下利的小承气汤证，阳虚阴盛下利的通脉四逆汤证等。呕哕有厥阴病肝寒犯胃的吴茱萸汤证，阳虚阴盛呕吐的四逆汤证，邪传少阳呕吐的小柴胡汤证等。

    2.其他辨证

    （1）八纲辨证：《伤寒论》中既建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又确立了八纲辨证。在发病学上提出“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在证候学上，以三阳证为阳证，以三阴证为阴证，由此，阴阳辨证的大纲确立；三阳证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表里之间），而三阴均属于里，由此，表证、里证的辨证概念得到了确立；表证既有太阳伤寒、太阳中风，又有太阳温病，兼变证中既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抵挡汤证等热证，又有桂枝甘草汤证、干姜附子汤证等寒证，同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指出“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由此，寒证、热证的辨证概念得到了确立；三阳证以实证为主，兼有虚证（如太阳病中伤寒为表实证，中风为表虚证），三阴证以虚证为主，兼有实证（如太阴病本证属于虚寒，但也常于虚寒中夹有实热，桂枝加大黄汤证便是明证），由此，虚证、实证的辨证概念得到了确立。阴阳辨证主要是辨病之性质，《伤寒论》的六病分类，有三阴三阳之别，就是辨别证候的阴阳属性。由于三阳病正邪交争较为激烈，多表现为亢奋的状态，临床上以热证、实证为主；三阴病正气不足，抗病力弱，多表现为虚衰状态，临床上以寒证、虚证为主。表里辨证主要是辨病位之浅深，因此，表与里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就六病而言，三阳为表，三阴为里；就三阳而言，太阳为表，阳明为里，少阳者为半表半里；就太阳与少阳而言，太阳为表，少阳为里；就少阳与阳明而言，少阳为表，阳明为里。寒热辨证主要是辨证候之属性，六病皆有寒热之辨，太阳病既有中风、伤寒，亦有温病；阳明既有热证，亦有寒证。虚实辨证主要是辨正邪之盛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证属于正气不足，实证属于邪气亢盛。虚与实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就六病而言，三阳病多属实证，三阴病多属虚证，但三阳病中也有虚证，三阴病中也有实证。由此可见，八纲属于思维辨证，是通过分析、分类、归纳等方法，把四诊中所收集的纷繁的体征、脉症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分析，将证候概括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个类型，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后世医家在《伤寒论》的基础上，经过临床诊疗实践，不断总结，逐步发展和完善，使之成为各种疾病辨证的总纲。《伤寒论》中虽未明确提出八纲辨证的名词术语，但在其六经病证辨证中却处处都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内容，它是六经辨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脏腑辨证：六病的发生、发展与传变，不能脱离脏腑、经络而孤立存在，而是以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为基础的。如伤寒表实证，其病机就是风寒束表，肺气失宣，故治以麻黄汤发汗解表，宣肺平喘。若是邪热壅肺，宣降失司，而见喘逆的病证，则治以清热宣肺，降气平喘，方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若寒饮伏肺，见有咳喘，痰稀色白，舌苔白滑，脉弦紧者，则方用小青龙汤，温肺化饮。若是“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其病机则是心阳不足，心失所养，治宜温通心阳，方用桂枝甘草汤。若是“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者”，其病机则是心阳虚弱，心神不敛，治宜温通心阳，潜镇安神，方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若见脉率不齐，心动悸、脉结代者，其病机是心之阴阳气血不足，治宜通阳复脉，滋阴养血，方用炙甘草汤。若见“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者，则是脾阳虚弱，水饮内停，治疗需温脾阳、化水饮，方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溻。若是脾气虚弱，运化失健，气机阻滞，而见腹胀满者，治宜温运健脾，消滞除满，方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若是心中悸而烦，腹中急痛，喜温喜按者，其病机是中焦虚寒，气血不足，治宜温中补虚，调和气血，方用小建中汤。若见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则是肾阳暴虚，阴寒内盛，治宜温肾祛寒，急救回阳，方用干姜附子汤。若见烦躁，肢厥，脉微细者，其病机是少阴心肾阳虚，阴液不继，治宜回阳益阴，方用茯苓四逆汤。肝郁气滞阳郁，见有四逆，或腹痛、泄利下重、咳嗽、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治宜通阳导滞，方用四逆散。肝邪乘犯脾胃者，见有呕吐、腹痛、下利者，治用乌梅丸，清上温下、辛开苦降。肝经湿热下迫大肠，大肠传导失司，见有下利便脓血，血色鲜艳，急后重，肛门灼热，渴欲饮水，舌红苔黄者，治宜清热燥湿，凉肝止利，方用白头翁汤。肝血不足，复受寒凝，见有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头晕心悸，爪甲少华，唇色淡白，舌有紫气紫斑，或伴妇人月经衍期，经来腹痛，经色黑而有血块者，治宜养血通脉，温经散寒，方用当归四逆汤。在营血不足，寒凝经脉的基础上，兼有沉寒痼疾，与肝、胃有关，病机是血虚寒凝，兼有肝胃陈寒，治宜养血温经，暖肝温胃，方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阳气内郁，肺热脾寒，见有寸脉沉迟，手足厥逆，咽部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下部脉不至者，治宜发越阳郁，清肺温脾，方用麻黄升麻汤。胃热脾寒格拒，见有呕吐，食人则作，口渴口臭，脘中饥嘈，下利便溏，食少乏力，腹胀腹痛，喜暖喜按，舌边尖红，舌苔黄白者，治宜清胃降逆，温脾散寒，调和脾胃，方用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阳明大肠实证，据邪热微甚，津伤轻重及燥屎停留位置等不同，或以攻下（承气汤证）、或以润下（麻子仁丸证）、或以导下（蜜煎或大猪胆汁、土瓜根等）。若胃中阳虚、浊阴上逆而食谷欲呕者，当温中散寒、降逆止呕，方用吴茱萸汤。少阳胆热，见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是少阳枢机不利，进而影响脾胃功能，治宜和解少阳，用小柴胡汤。若少阳病不解，传人阳明，出现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或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是少阳病兼阳明里实，治宜和解少阳，通下里实，用大柴胡汤。妇女感受外邪，适逢月经来潮，病邪乘虚内陷血室（胞宫）者，治宜刺期门，或用小柴胡汤。

    （3）气血津液辨证：气血津液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基本物质，其耗损不足或分布异常均可导致相应的疾病发生，《伤寒论》重视气血津液病机的辨证施治。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白虎汤、白虎加入参汤等方药都是用于治疗气分热盛证。治疗气病的，尚有脾虚气滞的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治、气郁不疏的四逆散证治。气虚下陷则用温灸的方法，如“少阴病，下利，脉微涩，汗出而呕，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在气虚的用药上示人慎用寒凉，提出“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在血有血虚、血瘀、血热等不同病机的证治，如“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阳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衄”等。邪热与血结于下焦，治宜攻逐瘀血，随蓄血的轻重缓急，分别选用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和抵当丸。症见少腹拘急不舒，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发热，午后或夜间为甚，舌红苔黄或有瘀斑，脉沉涩的，治宜泻下瘀热，方用桃核承气汤。少腹硬满，其人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或见发黄，脉沉涩或沉结，舌质紫或有瘀斑的，病势急迫，治宜破瘀泻热，方用抵当汤。少腹满，小便自利，或有发热，舌紫暗，脉沉涩或沉结的，病势较缓，治宜泻热逐瘀，峻药缓图，方用抵挡丸。在津液病机上指出“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津液亏损则机体失于濡润，如“大下之后，复发汗，医更重发汗……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在津液亏损的治疗上，首重饮食调理，提出“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燥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阳明热盛，见有大烦渴不解，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表明津气损伤严重，治宜清邪热，益气津，方用白虎加入参汤。热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是燥热亢盛，阴津欲竭，病情严重，迟则不救，宜釜底抽薪，急投大承气汤，泻热实以救阴液。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是里热蒸腾，迫津外泄，阳热呈亢极之势，阴津有枯竭之虞，亦应抓住时机，急下存阴，投以大承气汤。若伤寒发汗不解，津液已经外夺，又迅速出现腹满疼痛，则燥热结滞之势迅疾，也需要当机立断，用大承气汤急下阳明燥实，以护阴液。“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是素体阴虚之人，感受温热病邪后，伤阴燥化迅速，燥热灼津，真阴将竭，故当急下，治用大承气汤峻泻燥实，以救将竭之真阴。“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是热病燥屎内结，迫液旁流，泻下之物为黑色臭秽粪水，病机属于热结旁流，火炽津枯，治宜大承气汤，泻其燥热，则旁流可止，阴液可复。“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是热病燥屎内结，浊气壅滞，阳明腑实已成，少阴真阴已亏，有土实水竭之虞，治当急下，用大承气汤，去其燥结，以救肾水。

    （4）三焦辨证：《伤寒论》中虽然没有三焦辨证的名称，但已经具有三焦辨证与治疗的雏形，如阳明清法三证，就是三焦辨证与治疗的典范，伤寒学大家柯韵伯认为，栀子豉汤、白虎汤、猪苓汤治疗阳明病，有上宣、中清、下渗之异，指出三方是治疗阳明病的起手三法。从汤证性质分析，栀子豉汤所治疗的病证是热郁胸膈，扰乱气机，表现出为虚烦不得眠，心中懊，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舌上苔（舌苔薄黄或黄白相间），是热病过早使用下法，损伤了胃气，而致胃中空虚，邪气乘虚而入，无形之热归并于胸膈之间，治用轻苦之栀子与上宣之香豉等，以清宣胸膈郁热。白虎汤所治的病证是阳明胃热炽盛，充斥表里内外，症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心烦、舌干、口渴、脉浮滑，治用石膏辛甘大寒，擅能清热，配伍知母苦寒而润，长于泄火滋燥，石膏与知母同用，以清阳明独胜之热而保护胃津，并用炙甘草、粳米，益气和中，一则气足则津生，再则可免寒凉伤胃之弊。若症见大烦渴不解，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等，则可知阳明胃热炽盛，津气损伤严重，治当清邪热，益气津，方用白虎加入参汤。“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是热盛阴伤，三焦水道不通，水气内停，治宜清热滋阴利水，通调下焦，方用猪苓汤。成无己认为，此证虽属邪热客于下焦，但三焦俱受热侵，只不过以下焦为主。他在《注解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指出：“此下后客热客于下焦者也。邪气自表人里，客于下焦，三焦俱带热也。脉浮发热者，上焦热也；渴欲饮水者，中焦热也；小便不利者，邪客下焦，津液不能下通也。与猪苓汤利小便，以泻下焦之热也。”猪苓汤证的“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与五苓散证的“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在文字表述上十分相似，两证病位均在下焦，由于膀胱气化失职，均见小便不利，治用猪苓、茯苓、泽泻以利水。猪苓汤证由于阳明余热尚存，津伤而水气不利，故见心烦不得眠，舌红少苔等阴虚内热证，其治在利水基础上加阿胶、滑石育阴清热；五苓散证由于太阳表邪不解，循经入里，邪与水结，气不化津所致，故见恶寒、发热、舌苔白等表寒证，其治在利水基础上加桂枝、白术，通阳化气，兼以解表。若症见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心悸头眩，脉沉紧，是中焦脾阳虚弱，水停内停，治宜温阳健脾，利水降冲，方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若脐下悸，欲作奔豚，小便不利，是心阳不足，下焦寒饮欲逆，治宜温通心阳，化气利水，方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自利不渴，属太阴”是中焦脾阳不足，寒湿内蕴，治宜温中散寒，健脾燥湿，方用理中汤。“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治宜温补下焦命门之火，以回阳救逆，方用四逆汤。“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医者不能正确辨证，误认为痞利为实邪内阻所致，遂以他药下之，一误再误，以致里气更虚，下焦关门不固，而下利不止。医认为是中焦虚寒所致，而治以理中汤温中健脾，然下利不仅不止，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当用赤石脂禹余粮汤，以涩滑固脱止利。若利仍不止，又见小便不利者，是下焦气化失职，清浊不分，水湿偏渗大肠之故，治当利小便而实大便，使水湿去而达到止泻之目的。

    （5）汤方辨证：汤方辨证是在临床诊治过程中，着重辨识各个方剂所主治的证候，有是证用是方。如“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这里所说的“桂枝”、“柴胡”，并非药物名称，而是汤方辨证。桂枝证即太阳中风表虚证之互辞，柴胡证系少阳半表半里热证的代名词。太阳病包括麻黄汤证、桂枝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小青龙汤证、桂枝麻黄各半汤证等；阳明病主要由栀子豉汤证、白虎汤证、白虎加入参汤证、三承气汤证、麻子仁丸证、茵陈蒿汤证等所组成。这种每一病证与每一汤方的直接对应，互为约束限定的证用方名、方因证立、方证一体的内在联系贯穿于整个《伤寒论》之中。临床上只有认真辨识各个汤方的具体脉症，才能使辨证和论治得到最终的统一。《伤寒论》有112方，其中大部分汤方有主治证候的记述。这些主治证候，即是该方证的典型适应证。确立了与汤方相对应的证候，就使方剂的使用指征规范化。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脉浮缓，是桂枝汤的主治症状；头痛，发热，恶风寒，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是麻黄汤的主治症状；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面垢，咽燥，口苦，腹满，身重，脉浮滑等，是白虎汤的主治症；潮热，谵语，大便秘结，腹胀满绕脐痛，拒按，手足漐漐汗出，脉沉实有力，属大承气汤的主治症状；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脉弦，是小柴胡汤的主治症状。临床上无论病在何经，只要见到患者具备上述某个汤方出现的典型证候，即可径投某方施治，对应准确，疗效也显著。临床应用不求方证俱备，但求病机相合，如“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此之“一证”，是说表现症状虽少，但却要符合汤方病机，是反映汤方病机的主症或主脉，是汤方辨证的眼目。如栀子豉汤证的主症是虚烦、懊恼；大陷胸汤证的主症是心下痛、按之石硬、脉沉紧；炙甘草汤的主症是脉结代、心动悸；白头翁汤证的主症是热利下重、渴欲饮水等。主症体现了汤方证候的病理本质，是病机演变的客观表现，因之成为运用汤方疗疾的主要依据。病有常变，治亦有常变。一旦病机兼夹或交叉，引致病情复杂化，就需互相兼顾，如“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此“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是桂枝汤证；“微呕，心下支结”，系柴胡汤证。桂枝汤与小柴胡汤方证俱见，非一方所能获效，即将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外调营卫以解太阳之表，内和枢机而治少阳之里，方证合机。余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桂枝二越婢一汤证等，都属于此种类型。如主要病机未变，而又兼有一些次要证候，则仍用主方，只需随证加减即可，如桂枝汤、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四逆散、通脉四逆汤、理中汤等，都有很灵活的随证加减变化。

    此外，《伤寒论》还有经络、体质、逆从、真假等方面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多采，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学之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中医辨证与治疗的临床基础。

    五、基本治则

    疾病的论治法则，包括治则与治法两个方面。治则是治疗疾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治法是治疗某一疾病的具体方法。

    《伤寒论》中的基本治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治病求本，本于阴阳《伤寒论》继承与发扬了《内经》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精神，对每一病证，均遵照审证求因的原则，辨其病因之阴阳、病性之阴阳、病位之阴阳，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就是本于阴阳的典型例证。太阳病有发热恶寒，少阳病有往来寒热，阳明病但热不寒。三阳经病均有发热，说明正气尚旺，抗邪有力，属正盛邪实的阳证。三阴经病通常无热恶寒，甚至肢厥蜷卧，则是阳虚阴盛、正气虚衰的阴证。继而，按照病因、病性、病位的阴阳属性确定其相应的治法。

    2.祛邪扶正，分清主次祛邪与扶正虽是治则的两个方面，却又是辨证的统一体，在具体应用时，又须分清主次。一般而言，三阳病属表、属热、属实，正盛邪实为基本矛盾，故以祛邪为主。太阳病治以发散外邪，少阳病治以和解清热，阳明病治以清泄里热或攻下里实。三阴病属里、属寒、属虚，正虚邪恋为基本矛盾，治以扶正为主，理中四逆辈方药加减。但疾病是复杂的，治则也需要根据病情而定。祛邪之时，应不忘扶正，如太阳病，身疼痛，脉沉迟，是气营不足，脉道失于充盈，治疗应以桂枝汤解表，又需加芍药以养血和营，加入参以补气生血，是表里兼顾之法。扶正之时，亦不应忘记祛邪，如太阳病屡用攻下，中阳受损，运化失司，寒湿中阻，利下不止，需用人参汤（药味与理中汤相同，剂量略有差别）温补中阳，但仍要加桂枝外散表邪。

    3.调和阴阳，以平为期六经病证，不论采取扶正还是祛邪，无论是正治还是反治，皆应以协调阴阳、以平为期。如用桂枝汤解肌祛风，服药后喝热稀粥以助药力，并保养胃气。服药汗出病愈，停后服。如若不效，则需再进；若还不效，则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病情严重的，可昼夜服药，甚者可加量到2～3剂，总以获效病愈为度。未感外邪，而病常自汗出者，是卫气不能固护营阴，也可给予桂枝汤调和营卫，使营卫和则汗出自止。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是卫阳浮盛而发热，营阴不能内守而自汗出，在其发热、汗出之前，给予桂枝汤，使营卫调和，则发热、汗出自止。

    4.明确标本，分清缓急病有标本，证有缓急，故治有先后。如一般情况重在治本，此是论治之大法，但特殊情况又要急则治标，此是灵活之变法；先表后里为常法，而先里后表为变法，表里兼治为权宜之法。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虽有身疼痛等表证，也不可按常规方法的先解表后救里，而应当速用四逆汤急救回阳，待服用四逆汤后，脾肾之阳恢复，腹泻停止，而身体疼痛等表证仍在者，再转方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以治其表证。

    5.正治反治，依证而行六经病证绝大多数为表象与本质相符，故多用正治法，如三阳病热实证，治以“热者寒之”之法，三阴病虚寒证，治以“寒者热之”之法。然有疾病的表象与本质不一致，或病邪过强、拒药不受，或体质太弱、纳药不化，则又须应用反治之法。如阳气衰微，阴寒极盛，逼迫虚阳浮越于外，出现身热不恶寒、面赤等热象的真寒假热证，使用通脉四逆汤，回阳救逆，通达内外，即属反治。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证更是以通脉四逆汤温经回阳，又以猪胆汁引药入阴，以防格拒。

    6.随证治之，变化灵活《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既是针对六经兼变证而提出的治则，又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论治法则。针对不同病证，采取不同的治法，是《伤寒论》的基本治则之一。在“宋本”《伤寒论》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论述的大多是太阳病本证，治以解表为主，但也多随证加减，变化用药。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中，则大多是论述太阳病的变证与类似证，如结胸、痞证、蓄水、蓄血等，都是证变则治变，治变则药变，绝没有固定不变的套法。尤其是将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方证也置于太阳病篇中论述，都体现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灵活特性。

    7.三因制宜，各有侧重疾病的发生发展，受客观环境及个体差异的影响，故治疗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此亦为《伤寒论》的基本治则之一。太阳伤寒治用麻黄汤，太阳中风治用桂枝汤，但若二证都不典型，也不严重，则需酌情调整方药。由于病延已久，邪势渐衰，既非单纯桂枝汤证，也非单纯麻黄汤证，则需将麻黄、桂枝二方酌量参合以治之。病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其邪稍重；一日再发，其邪稍轻；发热恶寒全日无休止时，则其邪较重，但比桂枝汤、麻黄汤证为轻。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汗，治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之太阳表郁轻证。用桂枝二麻黄一汤的微发汗，治发热恶寒、一日再发的邪在肌表之轻微证。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外散表邪，内清郁热，治太阳病表未解而内有热的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全日无休止之轻证，也为微发汗，但兼清里热。麻黄汤、桂枝汤的诸多加减变化运用，都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体现，其他方药的变化运用亦然。

    六、组方用药

    《伤寒论》中的方药，组方严谨，用药精湛，配伍合理，疗效卓著，历2000年而不衰，被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之方，被称之为“经方”。

    张仲景组方，君、臣、佐、使分明，药味精炼，严谨有序。一般方剂3～5味药，如四逆汤、四逆散、理中汤、白虎汤、承气汤、陷胸汤、泻心汤、真武汤、桂枝汤、麻黄汤之类；少则一二味，如桔梗汤、甘草汤、文蛤散、桂甘汤之辈。然一药多效，加之配伍不同、炮制有别，煎煮、调护有异，则复方功效殊然。

    1.方不变，药味变如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为小建中汤，变调和营卫之方为补益气血之剂；桂枝汤加大黄，为桂枝加大黄汤，功在和脾通络，兼泻实导滞。桂枝去芍药汤即为桂枝汤去芍药，功在温阳通痹，治疗心阳不振之“脉促胸满者”。

    2.药不变，剂量变如桂枝加桂汤，即桂枝汤中加大桂枝量，由3两增至5两，功以平冲降逆，治疗奔豚病。桂枝加芍药汤，即桂枝汤中芍药增至6两，功在和脾通络，主治太阴腹痛症。

    3.量不变，调护变如桂枝汤用于表证，则需啜热粥，温覆其被以解肌取汗；若旨在调和营卫，用于营卫不和之自汗症，则不需如此调护。

    4.量不变，服法变如调胃承气汤，若重在通腑，则取“顿服”；若旨在泄热以止谵语，则宜“少少温服之”。

    5.两两相合，功效叠加三承气汤均治疗阳明腑实证，调胃承气汤偏治燥实，小承气汤偏治痞满，大承气汤则治疗痞满燥实俱全者。从组方言，大承气汤实质是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的合方。又如柴胡桂枝汤，主治少阳与太阳合病者，其方亦为主治太阳病之桂枝汤与主治少阳病之小柴胡汤组合而成。

    6.减小剂量，作用降低如治疗太阳表郁轻证之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实由峻汗之麻黄汤与取汗之桂枝汤之组合，由于减轻了药量，变为微汗或小汗之剂，主治太阳病病久表郁邪微之证。

    7.增大剂量，功效放大如四逆汤主治“下利清谷，脉微欲绝，四肢厥逆”之少阴病寒化证，功在回阳救逆。若组方不变而加大干姜、附子之量，则名通脉四逆汤，主治“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之少阴病阴盛格阳证。又如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均治疗寒热错杂痞，甘草泻心汤即为半夏泻心汤加重甘草剂量而成，功效则由重在降逆和胃转变为重在和中益气。

    8.主方不变，药随症变在主证不变前提下，由于体质、宿疾等不同，病情常有兼夹。在《伤寒论》中，大量兼夹症处理，多采取主方不变，随症加减之形式。如桂枝汤证兼项背强几几者，用桂枝加葛根汤；若兼喘者，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若兼阳虚漏汗者，予桂枝加附子汤。

    9.善用药对，彰显特色《伤寒论》中善用药对，是其特色。如桂枝配麻黄发汗，麻黄配石膏清热宣散，桂枝配芍药调和营卫、阴阳、气血，麻黄配附子温里透表，温散寒湿，柴胡配黄芩清解少阳邪热，石膏配知母善清气分热邪，枳实合厚朴善行气消胀，大黄合芒硝清热泻下，干姜合黄连辛开苦降，桂枝配茯苓通阳利水，半夏伍生姜止呕，细辛、半夏、五味子温化寒饮，桂枝合甘草温补心阳，芍药配甘草酸甘化阴，缓急止痛，干姜合甘草温补脾阳，附子合甘草温补肾阳，附子配干姜温补肺脾肾，附子配人参温壮元阳等。

    10.组方严谨，药少量宏《伤寒论》用药精炼，制方113首，药物仅55味。有的方药仅2味或3味，4味或5味的居多，10味以上的则甚少。《伤寒论》以其组方严谨有序、药少量宏而著称于世，后人尊称之为经方。

    复方是中医治病的特有的工具和载体，也是中医理论的集中体现。张仲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整体、协调、全面、个性的变化，是其灵活运用方药的集中体现，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重视。

    版本研究

    一、重要版本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九、卷十与《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中收载的《伤寒论》内容，可视为现存《伤寒论》的最早版本。

    现今通行的《伤寒论》版本有两种：

    一是“宋本”，即北宋治平年间经林亿等人校正的刻本，但宋代原校本已无保存，现存者只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由赵开美复刻的版本，又称“赵刻本”，简称“赵本”。因其系照宋版复刻，所以保存了宋版《伤寒论》的概貌。

    一是南宋绍兴十四年，即公元1144年，由金人成无己所著的《注解伤寒论》，称为“成注本”，该本经明代嘉靖年间汪济川校定复刻而流行于世，亦可称“汪校本”。

    二、宋本《伤寒论》目录与重点

    由宋·林亿等校正印行的《伤寒论》，后世称之为“宋本”，全书共10卷，22篇。其目录是：

    卷第一

    辨脉法第一

    平脉法第二

    卷第二

    伤寒例第三

    辨痘湿喝脉证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

    卷第三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

    卷第四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

    卷第五

    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

    辨少阳病脉证并治第九

    卷第六

    辨太阴病脉证并治第十

    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卷第七

    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

    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辨可发汗脉证并治第十六

    卷第八

    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

    辨不可吐第十八

    辨可吐第十九

    卷第九

    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

    卷第十

    辨发汗吐下牛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对“宋本”《伤寒论》的内容，后世医家存有异议，认为其中夹有王叔和之论，大多主张删而除之，故现在通行本多为删节后的本子，偏重点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至“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则是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至“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后世医家将其称之为“六经辨证”。

    六经辨证是专门论述外感病和部分杂证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并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方法，将病者的病状、脉候等，分为三阴三阳等不同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形成了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变化。由此确立了伤寒病辨证论治的纲领。在治疗方面，又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等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严谨，然后选方用药。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

    注家选介

    一、魏晋时期对《伤寒沦》的收集整理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因战乱动荡或传抄讹误而残损不全，因此，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整理。首次从事此项工作的，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医学家王叔和。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侯、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表明其研究《伤寒沦》是从脉、证、方、治几方面着手，亦即按照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进行的。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辑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现行《伤寒论》本，一般认为《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以及《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为王叔和所增。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病脉证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张仲景对伤寒病辩证论治的主要内容，也是现行《伤寒论》的主要部分。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事，后世医家议论褒贬不一，指责者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明代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平脉》乃王叔和赞经之词，又说叔和伪作《伤寒例》，使张仲景之道反晦，“究其叛乱，则叔和亦罪之魁”。因此，他把《伤寒论》原文不易讲通之处，说成王叔和编次该书时造成的错简。但是，历代医家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多数还是较为客观的。宋代林亿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同时也批评了王氏于书中杂以自己的言论，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之嫌。总的来看，由于王叔和距离张仲景生活年比较近，故其编辑整理之书，应较接近张仲景书原貌。不但传书之功应予肯定，且将仲景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分类进行比较分析，亦切合临证运用。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辑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也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的那种面目全非。

    二、唐代对《伤寒论》的研究

    孙思邈早年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但《备急千金要方》中仍引用了较多的张仲景方。王焘《外台秘要》伤寒各论第一篇，选张张仲景方证条文紧接《诸病源候论》证候之后阐述，可见王焘也视张仲景所论乃伤寒病治法的正宗。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为后世保留了一个较为可信的《伤寒论》版本，且以其独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阐发，这不仅影响其本人对伤寒病的治法，也对后世《伤寒论》学说的研究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这在他对“太阳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他将47个方子分为7大类，每类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汤法57证，方5个。后世用这种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继承了类方的名称。孙氏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这种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金·成无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继承、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

    三、宋代对《伤寒论》的整理研究

    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伤寒论》的书籍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人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排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释六经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1.庞安常与《伤寒总病论》庞安常曾以善治伤寒而闻名于江淮一带。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张仲景方。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惟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2.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旨在广张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所载40余首方药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张仲景的3个承气汤。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而后方成热病。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3个阶段，逐步递减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韩氏主张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3.朱肱与《南阳活人书》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后近20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张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如伤寒一二日，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他经均作类似说明。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致变证。

    4.许叔微与伤寒论著3种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3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3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其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张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备急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辨证的发挥。许氏认为八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虚实莫之能辨。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指三阳为阳，三阴为阴。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至于阳证似阴、阴证似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就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伤寒发微论》大抵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22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许氏选择了90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11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郭雍与《伤寒补亡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辨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张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己说。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金元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己《注解伤寒沦》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分述。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而马宗素的《伤寒医鉴》、镏洪的《伤寒心要》以及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张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1.成无己首先注解《伤寒论》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释《伤寒论》者仿效。二是成氏的注解着重于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50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

    2.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10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他认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因为阴证难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凋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向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五、明代对《伤寒论》的研究

    明代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也在20家以上。强调《伤寒论》编次真伪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方有执开始强调编次谬误，提出错简重订之说。以后，张遂辰主张维护原有编次，成为针锋相对的观点。到了清代，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故一般认为伤寒学流派之争始于明代。明代研究《伤寒论》诸家，涉及内容广泛。有的重在约论经义；有的偏于订正注家之误。有些医家则把重点放在临床治疗上，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吾仁的《撰集伤寒世验精法》，从分析病证人手；陈长卿《伤寒五法》从论述治法人手；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伤寒典》对诸家方剂进行归类分析，都有临床参考价值。明代有人提出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如王履的《医经溯洄集》，强调“感天气恶毒异气”的温病，受到后世的重视。万全的《伤寒摘锦》、戈维城的《伤寒补天石》都论述了时行疫病的证治。李中梓的《伤寒括要》、陶华《伤寒六书》中的《伤寒一提金》，则属于普及启蒙的通俗之作。

    1.错简重订说的提出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是明代研究《伤寒论》最有影响的著作。他认为张仲景与王叔和仅两朝相隔，王叔和所撰，纵不全是，也不会全非，按王叔和所列篇目看，王氏尤重太阳病，是明于辨证的。世传《伤寒论》，不合辨证处甚多，太阳三篇尤为混乱。这种编次肯定非叔和方位，乃后世误人之作。为此，方氏尽20余年努力，重加考订，以还叔和之故，通张仲景之源。方氏认为，“伤寒例”一篇是赘附，宜删；“平脉”、“辨脉”为叔和赞经之辞，当移诸书尾；“平脉”篇题不符实，应去其篇名，并入各篇。《伤寒论条辨》对六经均有改订，以太阳病篇变动最大。将太阳病卫中于风而病者列为上篇，收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一；将荣伤于寒而病者列为中篇，收麻黄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二；将荣卫俱中伤于风寒而病者列为下篇，收大青龙汤证及其变证为卷三，其余各篇分为5卷，凡8卷。这种分法由清代喻昌发展成为“三纲鼎立”说。方有执研究《伤寒论》，是有成绩的，但《伤寒论》是否因此恢复原貌，又当别论。方氏错简重订主观上是以“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求之”，但并未找到错简的有力依据。对错简重订说，后世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并由此形成一个伤寒学术流派。

    2.维护旧论说的主张明末张遂辰在其《张卿子伤寒论》中明确提出要维护原有编次。他认为：“仲景之书精人无比，非善读者免滞于语下。”张氏尊重历代《伤寒论》研究医家，谓“诸家论述，各有发明”，书中未贬斥任何一家，认为王叔和的编次只在卷数上与仲景原书不同，成无己的注释尤称详洽。张氏依成氏《注解伤寒论》之编次，自“辨脉”、“平脉”始，至“汗吐下可与不可”先后次序分毫末动，只在分卷上厘为7卷。文后注释亦以成无己说为主，兼采郭雍、张洁古、庞安常、李东垣、朱丹溪等人之说。张氏虽未明确反对方有执的错简重订说，事实上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他的学生张志聪、张锡驹承袭师说，进行发挥，形成伤寒学中的维护旧论派。

    六、清代对《伤寒论》的研究

    清代对《伤寒论》的研究，由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及训诂学的盛行，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较前代有了新的发展。仅清代前、中期流传至今的《伤寒论》研究著作就在百种以上。首先是明代已显端倪的学术之争，到了清代则更为明朗。主张错简重订或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不伺医家，观点都比较强烈，均竭力宣称自己最能反映张仲景的原意。清代主张错简重订的代表医家是喻昌，其《尚论篇》影响之大超过了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在他之后，持这一观点的医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派医家推崇方、喻提出的编次，著书立说也基本在此二家的基础上进行，如周扬俊、张璐、吴仪洛、程应旄、沈明宗、陈知等。另一派医家则认为，即便是方、喻二家也未能尽复张仲景原貌，因而他们的重订工作往往另辟蹊径而不循方、喻。如黄元御撰《伤寒悬解》，钱潢撰《伤寒溯源集》。主张维护旧有编次的医家有张志聪、张锡驹以及陈修园等人。这种学术之争并非没有意义，许多医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明力，往往博览群书，寻流溯源，深思熟虑，力求得出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因此，其中不乏具有影响的佳作。此期流传入境的外国学者的《伤寒论》研究著作也是《伤寒论》研究中的一条不可忽略的支流。至今仍可见到的日本学者的著作不下40种，以诠释或集注的形式为多。如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正》等，这反映《伤寒论》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医生对《伤寒论》的推祟、理解和应用。

    1.主张错简重订的医家

    （1）喻昌：喻昌研究《伤寒论》，尊张仲景为至高，对王叔和以降历代注家多有非议，而独对明代方有执一人颇赞赏，认为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尤其认为方氏卓识超越前人。因此，喻昌对伤寒六经病脉证治的编次发挥追从方有执的观点，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张仲景立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三法分治三证，鼎足三纲，成为《伤寒论》研究中一种颇具影响的学说。喻昌研究《伤寒论》用心良苦，致力深厚，其重编张仲景条文，几乎于每一条文之前先以简明短语点出大意，之后又结合本人体会进行发挥，反映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2）张璐：张璐自言研究《伤寒论》历30年，曾为诸家多歧而苦恼，迨见到方、喻著作，方豁然开朗。总结心得，撰成《伤寒缵论》与《伤寒诸沦》。将《伤寒论》条文重新编排，首详六经证治，后列他病。篇目分法，基本同于《尚论篇》，原文后注释也是主要依据方、喻之说。但他对喻昌伤寒温热不分，持有异议。他不仅将原文中言明温者指为温病，并将黄芩汤、白虎汤、白虎加入参汤等诸条，均归入温热病范畴。

    （3）周扬俊：周扬俊也是方、喻学说的追随者，认为历代注家惟此二人得张仲景精旨。因此，周扬俊研究《伤寒论》均采用方、喻二家，遇注释不完善处，又自潜心体会，以期另有所得而补其不足。故其著作名《伤寒论三注》。

    （4）黄元御：黄元御尤其推崇错简重订，他治古医经，无不以错简为说，但他并不像其他主张错简重订的后续医家那样推祟方、喻二人。他认为“四圣”之后，惟孙思邈不失古圣之意。他重订《伤寒论》条文，不遵风寒营卫或三纲鼎立之说，而是自成体系。他提出寒温异气，认为“冬伤于寒”并非指冬日感冒寒邪藏而未发，而是指冬寒之日未知调养，伤精蕴热，至春夏温热之气引动内热而发，故表里皆热，五脏六俯皆受病。他提出伤寒六经非皆经病，认为惟太阳有经证，而他经均无纯粹之经证。阳明全言腑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腑病连经。三阴经皆言脏病，即使有经病，也是脏病连经。少阳一经居半表半里，言半脏半腑，少阳之病乃脏病腑病连经。故经病总统于太阳一经，腑病、脏病则各经分治。

    清中叶之后，以此立说者，还有黄元御、包诚、陈修园等人。

    2.主张维护原有编次的医家

    （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遂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张志聪的著作为《伤寒论集注》。稿未成而病逝，由门人高世补订成书，共6卷。他认为，《伤寒论》中条绪井井，原系本文，非叔和所能编次。仅有“伤寒例”为叔和所增，宜删除之。其余根据先证后脉的原则进行调整，虽然将“平脉”、“辨脉”及“痉湿”移至六经篇后，六经脉证条文，悉以原书次序进行汇节分章，将398条分作100章，认为这样便使此经编次条理通贯，毫无漏隙，故亦无错简。此较张遂辰维护旧编次之论据大为有力。他对风寒伤营卫之说颇不以为然，认为“并非风必伤卫，寒必伤营”。主张以运气学说理解《伤寒论》，甚至认为此乃张仲景立论之本。他以六经气化为病解释伤寒病，认为计日与传经是两回事，前者指经气而言，后者指病气而言，经气日传一经，病气则一传便止。传于某经，则见某经之病，不复再传别经。如停留阳明，则见白虎汤及承气汤证，不复再传少阳。张锡驹著有《伤寒直解》6卷，书中完全同意张志聪以上主张，甚至除先脉后证外，六经证治的章节安排亦取诸张志聪。其比较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伤寒沦》为治百病的全书，并非仅仅为伤寒而设。因此，他提出能治伤寒即能治杂证。事实上这个观点成立与否关系到经方医家的社会地位，所以常是他们比较强调的内容。

    （2）陈念祖：陈念祖平生尊经祟古，其著《伤寒论浅注》6卷，竭力维护旧论。他认为：“叔和生于晋代，与张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而且叔和编次的《伤寒论》自“辨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10篇，章节起止照应，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鳞甲森然。因此，他断定此皆张仲景原文，叔和绝无意变乱。相反，如果割章分句，挪前换后，重成一篇畅达文字，则虽仍是张仲景句子，却非仲景文章。因而陈氏在《伤寒论浅注》中未有增减一字，移换一节。但是他认为除以上10篇之外其余几篇，皆叔和欲补其详而加入。为了维护《伤寒论》的纯洁，陈氏将之删削不录，形成所谓10篇《伤寒论》洁本，并由此流行。

    3.从方剂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清代有一些医家的研究以探索张仲景辨证制方之所以然为线索，强调见什么证，用什么方。代表者有柯琴与徐大椿。两家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分经立论，此外，徐彬《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柯琴：柯琴的著作《伤寒来苏集》8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3种，影响最大的是《伤寒论注》。柯氏认为，张仲景原书本平易，只是历代注家画蛇添足，使其反而被混淆。因而柯氏治伤寒学，很少步前代注家之后尘。而根据张仲景原文中所有的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从方剂人手，将原文以方证归类重新编排。他以六经为总纲，以证候为依据，因方类证，方随经出。开篇先立总纲一篇，概述伤寒脉证，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分述各经脉证大略，这样既提出纲领，又使原书中有论无方的条文有所归属。此后每证立为一篇，以方名证。如太阳病中收集了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11类证，其中桂枝汤证汇集了桂枝汤脉证、兼证、汤方、服法、方禁、坏病、疑似症以及其加减变化凡19方。他经方药均类此条例。条文既出，注解附后。

    （2）徐大椿：徐大椿虽为一代儒医，但他对《伤寒论》原有的编次问题并不十分看重。其著有《伤寒约编》6卷，《伤寒论类方增注》1卷。他认为《伤寒论》并不是张仲景依经立方之书，而是救误之书，本无一定次序。他指出，病本变迁不定，而方之治病有定，如解肌发汗、攻邪散痞，逐水驱寒，温中除热等，皆各有主方。其加减变化则各有法度，不可有分毫的错误。在《伤寒类方》中，不言从何经来，往何经去，而是着眼于张仲景的处方用药，类方不类经。他将《伤寒论》中112方分成桂枝汤证、麻黄汤证等12类，均以主方命名。每类先列主方及其方证，然后依次排列加减类方。最后方列“六经脉证一篇，说明六经主证主脉及别证变证。目的是有助于理解方证分类及用药加减异同的道理，有利于正确使用《伤寒论》方。全篇文字不多，语言简洁，条理分明，方证全面，即使作为一种学习《伤寒论》的工具书也很有价值。

    4.从治法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此派医家强调探索张仲景治病立法的依据。代表医家有尤怡与钱潢。事实上，二人对法的定义理解不同，研究的角度也颇有差异。

    （1）尤怡：字在泾。尤怡治伤寒学，立足于彰明张仲景辨证思想，在其《伤寒贯珠集》中，一方面从治法人手研究证候分析标准，一方面仍以六经为大纲。在三阳病与三阴病的治法研究中，尤氏使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标准。他将三阳病治法分为7大类，每类均不以具体的治法命名，而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法则。如太阳病治法共分5类。素体虚弱，或脏腑阴阳偏胜，或原有宿疾者，同为伤寒之证，必须将麻桂汤化裁使用，此为权变法。为汗之不当而有斡旋法；为误治生变而有救逆法等。三阴病治法大致分为汗、下、温、清4类，以具体治法命名。其中太阴病治法因脏病、经病、经脏俱病，分为温里发汗及先里后表。少阴病治法因寒热虚实见证分为清、下、温及生死法4种。厥阴病治法则根据厥热之进退分温、清两法。

    （2）钱潢：钱潢对《伤寒论》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张仲景辨证施治的方法。但他对法的理解不同于尤怡，他认为，《伤寒论》六经证治无一字一句非法。因而他对治法的分类非常细腻。在他重编的《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10卷中，以六经证候为依据，阐发张仲景立法制方的不同意义，对伤寒治法的分类，基本上是以证命名。

    5.从六经入手研究《伤寒论》的医家从六经人手研究《伤寒论》的著述有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舒诏《伤寒六经定法》、沈尧封《伤寒论读》等。其中陈修园是影响最大的，他作为强硬的尊经派，曾力主维护《伤寒论》原有编次。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临床医师，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因而他也主张使伤寒理论切于实用。

    6.经方学说的发展及其学术思想由于温病学派的兴起，外感热病的诊治研究打破了以《伤寒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逐步蔚为主流。但是伤寒学派的发展并没有停滞。相反，由于对立面的存在，更促进了学术间的争鸣。此期的经方学家，其言行论著多具论争色彩，更加重视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理论的探索，并尝试沟通中西医学为其时代特色。

    （1）陆懋修：字九芝，推崇张仲景之学，屡以经方治愈温热大病。著有《伤寒论阳明病释》4卷，认为《伤寒论》中，除桂麻两首外，大半皆治温治热方，伤寒由太阳传入阳明则为温病，“阳明为成温之薮”，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他通过对阳明病证的深研覃思，丰富了对阳明病证的认识。

    （2）唐宗海：对《内经》及经方学说有深刻理解。他曾为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增补订正。撰写《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

    （3）陈伯坛：字英畦，广东新会人，行医于广州、香港。临证之余主要致力于张仲景学术的研究，曾主办中医夜学馆，专授《伤寒论》。暮年复设伯坛中医专校，传授长沙之学。撰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

    （4）曹颖甫：所撰《经方实验录》是他一生应用经方治疗疾病的忠实记录。既有大量治而得生，也有少数治而不验终至不起的病案。认为《伤寒论》方并非不能治今病，惟贵在通变。曹氏又以数十年研究心得，撰写《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两书，考据精详，专务求实。推崇张隐庵、黄坤载两家。

    （5）包识生：又名一虚，字德逮，福建上杭人。祖父辈精医，幼承庭训，宗尚经方。著有《包氏医宗》三集，所论多为张仲景学说。

    （6）恽铁樵：尝问学于婺源汪莲石。汪是伤寒名家，有《伤寒论汇注精华》行世。恽氏对伤寒方的信任来源于家人爱子存殁的切身体验。当时废止派攻击中医理论的势头正盛，而中医界有些人散布的“仲景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恽氏对此进行了驳斥与批评。他在有关《伤寒论》及寒温之争方面的著作有《伤寒论研究》、《伤寒论辑义按》、《温病明理》等。

    （7）祝味菊：临证好用温热重剂，擅用附子，人称“祝附子”。他对于伤寒的学术思想与世医颇不相同。著作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对伤寒发病病理，祝氏重视机体的抗病能力，主以“五种阶段”代替六经。他认为，一切外感，无论其为何种病邪，正气未有不来抵抗者。其抵抗之趋势有五种阶段，所谓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所谓六经者，乃代表5种抵抗程度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大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祝氏的五段说证之今日，与西医免疫学说的某些内容相符，为近代外感热病研究中的新见解。对于伤寒的治疗，祝氏不以祛邪为首务，而强调匡扶之法：“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在匡扶正气方面，祝氏尤其重视对于阳气的维护与扶持，“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祝氏对《伤寒论》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许多观点未经人言，使人耳目一新。

    （8）陆渊雷：著作《伤寒论今释》8卷，主张“持科学以寻大论之旨”，“用古人之法释以今日之理”。他对伤寒病因证治的认识主细菌感染和分泌毒素。发热恶寒为人体产生抗毒力即正气抵抗病毒的表现，张仲景治外感热病主要是调动机体的抗毒能力，发表解肌及攻下等之目的是排除毒素和代谢废物等，这也是当时不少医家的普遍认识。

    （9）闫德润：1923年毕业于南满医学堂。1927年赴日留学于东北帝国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闫氏虽出身西医，但受家庭影响，对中医研究有素，又熟悉日本人近代研究汉医的著作，对中医基本持肯定态度，论著甚多，是近代西医界少数认真研究中医而成就较高者。所撰《伤寒论评释》，分“证状明理论”和“治疗辨证论”两篇。上篇运用近代知识对《伤寒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下篇分伤寒方为12类，每方药味除综合记载古人论述外，并结合近代研究成果对生药鉴定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每一处方都进行了介绍与评释，有助于今西医之间的互相学习。

    （10）余无言：字择明，江苏阜宁人。幼随父奉仙学医，喜钻研张仲景学说。后问学于西医俞凤宾。余氏治西医较深。有关张仲景学说的著作有《图表注释伤寒论新义》，《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等。

    近代较有影响的经方学家尚有四川吴显宗（棹仙），陕西黄谦（竹斋）等。

    7.寒温融合学派的兴起及其学术思想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说是伤寒学说的发展，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寒温两说发展到清代后期，又在寒温分立的局面中逐渐派生出寒温融合的医学流派。所谓寒温融合，是二者从病因、病理变化、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融合成为一个体系。这种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寒温融合学说之学术思想可追溯到清代中叶。如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吴贞（坤安）的《伤寒指掌》等书，虽并冠以“伤寒”之名，但却包括温病的内容。《通俗伤寒论》初稿为俞根初原著。俞氏祖藉浙江，世居绍兴陶里村，为绍派伤寒的奠基人。他认为伤寒是外感百病的总名，因当时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不传，王叔和整理此书混名以《伤寒论》而不名为“四时感证”。因此，俞氏伤寒是包括四时感证外感百病的，故后人奉为“四时感证之诊疗全书”。吴贞、俞震等认为伤寒是热病的总名，而风温等因六淫兼气或非时之戾气所发的为“类伤寒”，病热虽同，所因各异，不可概以伤寒法治之。俞氏在《伤寒指掌》卷2“六经本病”中增人“太阳新法”、“阳明新法”、“少阳新法”等。后来何廉臣重订《伤寒指掌》时即径将书名改为《感证宝筏》。这里既指出了风温等与伤寒的区别，又以“类伤寒”之名说明它们和伤寒的联系。杨栗山则说：“温病与伤寒初病散表，前一节治病虽日不同；而或清或攻，后一节治法原无大异。”

    近代对伏邪研究较为深入的，首推蒋宝素，号问斋，京口人。承其父椿田之学，又得同里名医王九蜂传，所著《医略十三篇》有六淫门13卷。蒋氏将人体与寒邪的关系分为3种，认为伏邪温热诸证都是由于冬时伏寒所致。寒是冬日的正邪，根据《内经》理论“正邪之中人也微”。冬三月为阳气闭藏之时，寒邪本不能伤。如逢肾亏形劳之人，精摇于内，汗泄于外，虽能避严寒杀厉之，而不知避正邪的潜入，寒邪乘虚深入少阴，“真阳复敛，进不能攻；腠理返密，退无归路”，势必盘踞于膜原。并说膜原在脏腑之外，形骸之内，此处有形积聚尚且能容，何况无形寒气。伏寒因春天温气而发，故名温；因夏天暑热而发，故名暑；因湿而发，故名湿温。假如其人肾气不虚，腠理密而不避风寒，触冒严寒杀厉之气。因肾不虚，寒邪不能人肾，直袭足太阳膀胱寒水之经，则为正伤寒，当从张仲景伤寒治法。如肾虚之人，又不避严寒杀厉，则为直中三阴之危证。治伏邪大法，以攻邪为上策，辅正祛邪为中策，养阴固守为下策。此伏邪理论的阐发对后人启发较大，柳宝诒即在蒋氏认识基础上予以发挥。

    陆九芝是有名的维护《伤寒论》的医家，但他并不否定温病的存在。他承认伤寒自伤寒，温病自温病，但认为温热有发自阳明和伤寒传入阳明之分，伤寒人阳明即为温病。在治疗方面，善用经方。批评温病学家对阳明证不敢用承气、白虎等方，主张惟寒凉之撤热力始足以救阴，重视胃系温病，反对治胃用肺、撤热不力。总之陆九芝融合寒温主要在于治疗，认为伤寒方即足以治温病，伤寒温清两法分治寒温两疫亦甚合。

    丁甘仁在治疗外感病方面，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辨证论治中采取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及其主治方药的综合运用。

    恽铁樵反对温病病因为温热的说法，认为伤寒为温病之原。“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不同名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人体惟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

    时逸人以擅治温病时疫著称，江苏仪征人，后迁居镇江，从师汪允恭习医，著《中国时令病学》，将因时令气候变迁所发生的病证，如春之春温、风温，夏之暑温、湿温，秋之秋燥、伏暑，冬之伤寒、冬温等四时发生而无传染性的疾病列为时令病。对于各病分定名、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予以科学整理与论述。对新感伏邪、六经三焦、营卫气血与太阳的关系以及兼病、夹病、并病等都有自己的辨析见解。他认为吴鞠通三焦为病证深浅界限的符号，上焦代表病证初期，中焦代表病证续进期，下焦代表病退身弱期。书中汇集伤寒与温病学说，并汲取俞根初、石芾南、何秀山、何廉臣之论。

    从寒温一统到寒温分立，又到寒温融合，这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它标志着学说的发展，学术的进步，透过这一至今未衰的寒温融合过程，反映出近代中医在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

    七、当代对《伤寒论》的研究

    当代对《伤寒论》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已涉及伤寒的体质、病因、病理、诊法、辨证、治则、治法、方药等诸多方面，获得了不少新认识，并将《伤寒论》的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

    1.体质是指个体的特殊性，包括组织器官和心理素质的特殊性。其本质是指阴阳气血的强弱多寡和脏腑功能的盛衰等。因此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类时，首先应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其次，与一般意义的体质比较而言，伤寒体质更多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伤寒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外邪的侵袭（脏腑功能失调和七情致病除外），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型时不能脱离外邪而独立地讨论体质。再者，人体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内脏功能为基础的，无论是思维运动还是形体运动，无一不是内脏活动的表现。人的体质同时也是以内脏功能为基础的，而体质的强弱又反映了内脏功能的盛衰。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型必须以脏腑学说为基础。

    根据这些原则，可将伤寒体质粗略地划分为6大类，即六经人，每组人中又可划分出若干型。太阳人：先天禀赋及后天调摄较良，气血充盛，脏腑健和，主以肺、膀胱和营卫功能为基础；阴阳和平，偏气偏阳；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最强，内环境最稳定，属最健壮者。感受一般外邪，造成其阴阳偏差不剧，多在其自和（自稳调节控制功能）限度内，不发病，或稍有不适而自愈；邪气太盛，有造成表证的倾向；为病多局限于体表或累及与表有关的脏腑经络，一般不涉及其他脏腑。多见于气血阴阳充盛的中、青年人。依其营卫的相对偏盛偏衰等因素，又可分为卫强质、营弱质、阳郁质、痰湿质、血瘀质等类型。阳明人：先天禀赋与后天调摄良好，素食辛辣，气血俱盛，主以胃肠功能为基础，阳气偏重，津液偏欠，其耐燥热力不如耐寒湿力，属阳中之阳人。感受寒邪并不加大原有的阴阳偏差，可不发病，或发病也有自解之机；但感寒盛重或感受热邪可发病，并有热化、燥化，病发阳明的倾向。多见于阳气隆盛的中、青年人。依其胃肠失调的差异等因素，可分为胃强质、肠厚质、湿热质等类型。少阳人：先天禀赋稍弱，后天调养一般，主以胆、三焦功能为基础，胆火偏盛，阳气稍欠，枢机力弱，是阳人中卫外与自和力较弱、内环境较不稳定者，属阳中之阴人。感受外邪可发病，或内环境失调而自发，易致少阳病。多见于女性及非体力劳动者。依胆火偏盛和枢机不利等因素，可分为胆郁质、枢弱质等类型。太阴人：先天本弱，后天失养，主以脾功能为基础，阴盛阳弱，偏湿偏寒，不耐寒湿，属阴中之至阴人。受邪易发病，有寒化、湿化、虚化的倾向，易致太阴病。多见于终日操劳之人。少阴人：先天禀赋不充，后天阳气被戕，主以肾、心功能为基础，阴阳俱弱，阳弱甚，气血不足，其卫外力与自和力极为低下，内环境极不稳定，不耐寒热，耐寒力尤差，是易寒易热之体，属阴中之阴人。易感寒邪，受邪为病，有虚化、寒化的倾向，亦有热化之机，易致少阴病。多见于老年体弱之人。依其阴阳虚弱之偏阴偏阳的区别，可分为阳弱质、阴弱质、水气质等类型。厥阴人：禀赋薄弱，阴阳俱弱，阴弱甚，主以肝肾功能为基础，卫外力与自和力极为低下，内环境极不稳定，阴阳气顺接不畅，不耐寒热，耐热力尤差，属阴中之阳人。受邪易发病，有易致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倾向，发病易厥逆风动，易致厥阴病。多见于老幼体弱之人。依其阴阳俱弱之偏阴偏阳的不同，可分为厥热质、厥寒质等类型。在辨证、治疗、选方、用药的过程中，应考虑到病人的体质因素。体壮证实者宜攻伐，体弱病虚者宜补益，体弱证实者宜攻补兼施。

    2.病因是破坏人体正常生理状态而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伤寒论》中所述及的病因主要有外感、误治、劳复等。外感病因以寒邪为主，如太阳病篇所载的方药，属于解表剂的基本上是辛温发散之品，如麻黄汤、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寒邪致病特点在这些方药所治病证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寒邪损伤阳气或郁遏阳气所致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脉紧等。寒为阴邪，固多伤阳，但寒邪也易郁而化热，转为热病，《素问·热论》中就有“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描述，故寒邪为患在三阳病其他病证中也多有体现。而三阴病中表现为阴寒的病证尤为明显。寒邪为病固多，感受风邪者亦复不少，且风寒之邪常合并为病，难以截然分开。论述风邪为病者，多以“中风”称之，原著中言及“中风”的有18条，伤寒与中风同时出现的有3条。因“中风”而致的病证表现有发热、汗出、恶风、脉缓，或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关于温、暑等火热性质的病邪，原著中直接论述的甚少，但仍可窥其端倪，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等。再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方药所治的病证，都是阳热之证，从“受本难知，因发知受”的角度推测，其中当有因热、因暑致病者，而《金匮要略》中有“痉湿病脉证治”专篇，可为佐证，其中的中热，为感受暑、热病邪。湿邪致病，有外湿与内湿之分。内湿者，常水湿并称，如“心下有水气”等。外湿者，常与风邪相兼，如“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等。至于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疫疠”之邪，原著中虽未明确提出，但从其内容中推测，实已包涵在内。《伤寒论·自序》中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伤寒”，已包括了“疫疠”之邪，否则，何以如此剧烈？曹植《说疫气》中有“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描述，正是疫疠流行、死亡惨重的真实写照，可资为证。原著中所论述的“霍乱”病，发病急骤，变化剧烈，其病因当与“疫疠”有关。除此之外，医师治疗不当，也常为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原著中论及误治的条文多达115条，将及全部条文的1／3，当不容忽视。误治的方法较多，如误汗、误吐、误下、误火等，并介绍了救误的具体方法与方药。再者，原著还列有“阴阳易差后劳复”专篇，论述大病初愈，因劳、因食等而致病情复发的辨治，体现了病后调摄的康复医学思想，是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3.病理是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制。《伤寒论》中所涉及的病理比较复杂，其中主要与邪正盛衰、阴阳失调、脏腑虚实、体质从化等关系密切，有自发、直中、传变等发病规律，并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特有的病理表现。邪正盛衰取决于机体的抗病能力与致病因素的斗争，它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而且也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如“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既提出了发病根据，又指出了发病条件，内外因结合，导致疾病发生与变化。邪气盛则实，主要由于外感六淫疫疠之邪，或内生痰饮、瘀血、燥屎等，三阳病多见。精气夺则虚，一方面是禀赋薄弱，一方面是因病致虚，如久病不愈，耗伤正气，或失治、误治（大汗、大吐、大下等），导致气血津液损失、脏腑功能低下，正虚无力抗邪，出现一系列病理性反映为衰退或不足的证候，三阴病多见。在邪正消长盛衰的过程中，还可出现虚实错杂与寒热真假等复杂病理反映。如正胜邪退，则疾病趋于好转或痊愈；如邪胜正衰，则疾病趋于恶化或死亡；若正邪斗争势均力敌，便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邪正相持的局面。阴阳偏盛、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阴阳亡失等也是《伤寒论》中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主要根据。三阳病以阳盛为主要矛盾，尤以阳明腑实为甚，同时也消耗阴液；三阴病以阳虚为主要矛盾，尤以少阴寒化为重，同时有阴寒内生。而阴阳互损（如下厥上竭）、阴阳格拒（如格阳证、戴阳证、真寒假热证、真热假寒证等）、阴阳亡失（如吐已、下断、汗出而厥，或厥不止、脉不至等）则更为复杂或更为严重。蓄水、蓄血、结胸、脏结、胃家实、脾约、除中等，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或偏于实，或偏于虚，多于病邪侵袭和禀赋体质有关。《伤寒论》中有强人、赢人、旧微溏、其人本虚、虚家、喘家、衄家、亡血家、淋家等关于病人体质状况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化寒，或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出现阴阳虚实寒热的转化。从六经病证的主要方面判别，太阳病本证属于风寒表证（太阳温病除外）、少阳病本证属于半表半里热证、阳明病胃家实属于里热实证、太阴病属于脾虚寒证、少阴寒化证属于心肾阳虚证、厥阴病属于寒热虚实错杂证。当然，六经病证中又各有兼变证、类似证等，其病理变化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宜具体病证具体分析。

    4.诊法是诊察疾病的方法，中医注重望、闻、问、切，其在《伤寒论》中有诸多体现。望诊有望神、望色、望形态、望分泌排泄物等，如烦躁、惊狂、目瞑、睛不和、直视、失溲、循衣摸床、面合色赤、缘缘正赤、面黄如橘子色、面垢、叉手自冒心、息高、吐涎沫、喜唾、小便色白、大便色黑、下利脓血、自利清水色纯青等。闻诊有鼻鸣、鼻鼾、谵语、郑声、腹中雷鸣、噫气、哕等。问诊有问起病、问现病、问旧病与生活习惯等，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发热恶寒”、“寒热往来”、“无热恶寒”、“背微恶寒”、“不恶寒”、“不得眠”、“不得卧”、“身疼痛”、“骨节烦疼”、“欲饮水数升”、“饮食如故”、“不欲食”、“不更衣”、“小便已阴疼”、“汗家”、“酒客”、“旧微溏者”等。切诊有切脉、按肌肤等，如脉浮紧、脉浮缓、关上浮、尺中脉微、尺中迟、脉阴阳俱紧、阳浮而阴弱、肤冷、一身手足尽热、指头寒、手足厥逆、腹满痛、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痛不可近等。以四诊所得，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并借之判断疾病的预后与转归，如“脉弦者生、涩者死”等。据初步统计，《伤寒论》中脉证并举的有135条，共叙述了58种脉象，分见于104种证候。诊脉部位有人迎、寸口、趺阳等，并提出脉证合参之论。

    5.辨证是在四诊所得资料基础上进行诊断的辨证思维。《伤寒论》之所以能影响中医临床长达1700年之久，张仲景卓越的辨证思维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寓有丰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论。首先，《伤寒论》有其独特的六经辨证体系，以之概括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并以之作为辨证论治的核心系统，贯穿始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结合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主次分明，条理清楚，受到临床医家的欢迎，成为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在具体辨证中，又有其鲜明的分析方法。如重视特征，从纷纭复杂的症状中，撇开那些次要的、非典型的症状，有目的、有重点地选取其中的特殊性症状、体征或脉象进行辨证，以之揭示疾病本质。“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这里并无“头痛、恶风寒”等典型证候，而仅根据“时发热自汗出”又“脏无他病”就可以揭示其“卫气不和”的本质，并决定其治法方药。余如“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等，都是重视特征辨证的典范。同时还运用对比鉴别法辨证，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比鉴别进行辨证的方法体现。对于证候复杂而难以明确诊断的疾病，张仲景还巧妙地运用饮食试探、药物试探、语言试探等方法辨证，如“食以索饼”以探索“除中”，“少与小承气汤”以探索“燥屎”，“教示令咳而不咳”以探索“耳聋”等。有的医家还认为《伤寒论》中含有时相辨证、反馈辨证、体质辨证等方法，并提出了“证三态”的概念，认为六经病各有初证、显证、变证，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纵横辨证体系。有的医家则从邪与正、标与本、常与变、阴与阳等范畴探讨其辨证方法，或从共性与个性、整体与局部、内因与外因等方面分析，或从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等方面认识，更有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与设备以研究《伤寒论》的辨证诊疗系统者，都从不同角度加强了《伤寒论》的诊法研究。

    6.治则是防治疾病的总原则。多数医家认为《伤寒论》的治则是“扶正”与“祛邪”两个方面，而且始终贯串着“扶阳气”与“存阴液”的基本精神，从而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有的医家认为，其防治原则是未雨绸缪（即“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平调阴阳、治病求本、扶正祛邪、因势利导等，并各举例说明之，也有其道理，可资互补。还有医家从表里先后、标本缓急、阴阳燮理、体质差异、保护胃气等方面认识治则，也有可取之处，可供借鉴。在治法方面，《伤寒论》中已基本具备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如麻黄汤发汗、瓜蒂散涌吐、承气汤攻下、柴胡汤和解、四逆汤温阳、白虎汤清热、抵挡丸消瘀、建中汤补虚等。事实上，八法也只是粗略的概括，其中又寓有许多具体变化。如汗法中有峻汗、微汗、小汗，又有发汗化饮、发汗清里、发汗止利、发汗止呕、发汗退黄、发汗舒筋、解肌定喘、解肌止痛、解肌益气、解肌温阳、温经发汗、发表和解等，随不同病证而变化应用，十分灵活。有谓《伤寒论》397条即397法。有认为上病下取、下病上取、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在《伤寒论》中也有应用。不少医家还从调治脏腑法或常见病证、证候、症状等方面的治法展开讨论，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余如针、灸、熨、熏、导等外治法也有不少研究。

    7.方药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也是关系辨证论治能否获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伤寒论》方药因宾组合有度、结构严谨、用药精当、疗效显著而被誉为“经方之祖”，后世以之为：规矩准绳。研究经方运用规律，对提高临床疗效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当代医家多从其临床应用、制方理论（包括药物配伍、组方特点、加减变化、加工炮制、剂型和煎服法等）、药理实验等方面研究，并有不少新发现和新见解。

    如临床应用，一方面验证原著中所叙述的方证，一方面扩大其应用范围，增治新病种、新证候。炙甘草汤本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现治多种心脏病，如心律不齐、期前收缩等，均有良效。大柴胡汤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胰腺炎、胆囊炎、胆石症、肝炎、胃炎、肠炎、痢疾、阑尾炎、腹膜炎、盆腔炎、前列腺炎、肾盂肾炎、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症、梅尼埃综合征、三叉神经痛、过敏性紫癜、湿疹、皮炎等，效果显著。不少医家认为，经方的应用关键在于正确辨证，抓主症，抓特征，如小柴胡汤“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不能刻板呆法。有关经方验证与扩大应用的报道甚多。

    在制方理论方面，认为其配伍药物有同类相助、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巧用气味、量变方变等特点。炮制方法多样，如咀、切、擘、碎、研、筛、炮、炙、熬、蒸、洗、渍等20余种。剂型有汤、散、丸以及外用制剂等。煎服法有先煎、后下、烊化、兑冲、泡渍、加酒、加醋、加蜜和选用特定水等；有一次顿服、有分次试服、有中病即止等多种服用方法，并重视药后调护。除论文报道之外，还出版了不少专著，如《伤寒论方解》、《伤寒论类方》、《经方应用》、《伤寒论方医案选编》、《伤寒论方证研究》等。

    实验研究方面有经方作用机制研究、配伍机制研究、用量比例研究以及药物炮制、溶媒、煎煮方法的原理研究等。作用机制研究的指标很多，如抑菌、抗炎、免疫、保肝、利胆、胃肠运动功能、降血脂、血液流变、微循环、解除平滑肌痉挛、保护胃黏膜、抗凝、耐缺氧、抗血栓形成、抗过敏、平喘等，获得了许多新识。配伍机制研究证实，经方配伍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白虎汤诸药合用效果明显而持久，如单用石膏退热作用较弱而短暂，配知母则退热作用加强。再如茵陈蒿汤中，茵陈有利胆作用，但不能使胆囊收缩，山栀只能轻度收缩胆囊，大黄无收缩胆囊作用。茵陈配山栀，只呈现山栀的作用，再加入大黄，则胆囊发生强烈收缩，证实全方使用效果最佳。用量比例研究中发现五苓散按仲景原著剂量比例用药，利尿效果较好，如各药等量使用，则效果明显减弱。药物炮制研究中发现炙甘草汤中炙甘草对抗心律失常优于生甘草。

    药物剂量的折算，目前认识尚不一致。史料记载东汉度量衡制度承新莽，据此认为《伤寒论》中的1两合今之13.92g，1斤合今之222.72g，中医研究院与广州中医学院合编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江苏新医学院主编的《中药大辞典·附篇》等均引用此数据。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根据唐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认为东汉时期有药秤，是当时常用秤的二分之一，1两折合今之6.96g。2版教材《伤寒论讲义》认为“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据此1两折今之1钱约3g。此后的教材均采用此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已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汪昂《汤头歌诀》也认为：“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陈家骅根据药物比重推算，得出“古十六两，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古一两，今重七分六厘强”的结论。柯雪帆根据古代衡器（权）核算，东汉1斤合今之250g，1两合今之15.625g。王伊明据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的测重方法，认为汉代1药两合今之1g左右，最大不超过1.6g。

    容量的研究，吴承洛认为东汉1升合今之198.1ml，刘复从新莽嘉量上测得1升容量合今之200.6349ml，1合约合今之20ml。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按临床将东汉1升折为60～80ml，王伊明按《本草经集注》的记载，折算汉1药升合今之6.34～10.4ml。赵有臣氏认为东汉1方寸匕合今之5ml，张同振认为东汉1方寸匕合今之12cm3，《中药大辞典·附篇》认为：方寸匕是依古尺正方一寸所制的量器，形状如刀匕。一方寸匕的容量，约等于现代的2.7ml。其重量，以金石药末约为2g，草木药末约为1g左右。柯雪帆等根据东汉1升合今之200ml进行测定：半夏半升约42g，五味子半升约38g，芒硝半升约62g，麦冬半升约45g，麻仁半升约50g，赤小豆1升约150g，葶苈子半升约62g，杏仁半升约56g，香豉五合约48g，吴茱萸1升约70g，大枣12枚约30g，杏仁50个约15g，附子小者约10g，大者20～30g，特大者约70g，栀子14个约7g，枳实4枚约22g，瓜蒌实1枚，小者约40g，中者约70g，大者约120g，乌梅300枚，干者约300g，湿润约680g。中药的剂量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临诊宜取常用量。在一般剂量无效的情况下，可酌情增加，但不能过分，以免产生副作用。

    8.校勘对《伤寒论》原著的校勘，当代多侧重于宋本，如重庆市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任应秋《伤寒论语译》，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朱佑武《宋本伤寒论校注》，198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全国统编各版《伤寒论》教材，多设有“校勘”一项，或有校勘内容。这些校勘的特点多是取各本之异，平铺直列，不加可否，很少有作者见解，因之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1984年初，卫生部下达了校注《伤寒论》的任务，由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任主编，钱超尘任副主编，经过5年的整理研究，于1991年出版了《伤寒论校注》，该书校勘精审，训诂准确，是《伤寒论》校注之佳作。此外，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是流传最广的伤寒著作，虽然其重点是成氏之注解，目的是帮助学者理解原文大义，但由于成书较早（1144年），其原文部分也被到为《伤寒论》重要版本之一。成本的校勘有刘渡舟之《伤寒论诠解》，该书后附有《伤寒论》原文校勘，共列414条校文，即按《注解伤寒论》条文顺序，逐字逐句进行校勘。其他《伤寒论》本的校勘有：1993年，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对唐本《伤寒论》、高继冲本《伤寒论》、敦煌《伤寒论》残卷等著作作了校勘。所称“唐本”即《千金翼方》中第九、第十卷内容。所称“高继冲本”即《太平圣惠方》第八卷内容。“敦煌本”即今搜集到的敦煌残卷有关伤寒内容。前二书校勘系钱氏之首创，后者是在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之基础上发挥和补充。

    对《伤寒论》版本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马继兴《中医文献学》、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马氏系统地整理了历代《伤寒论》版本，首次条陈了《伤寒杂病论》系统，对《伤寒杂病论》版本源流作了简要的阐述，对于宋代以来《伤寒论》三大刊本系统之总结尤为具体，并采用图表形式予以说明，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伤寒论》版本学简史。钱氏对古代多种伤寒传本作了考证，如《脉经》、《金匮玉函经》、唐本、宋本、成本、敦煌本、淳化本、康治本、康平本等，以丰富之史料，逐一历考，并提出许多新见解。如认为：《隋志》著录张仲景著作之《张仲景方》、《张仲景辨伤寒》、《张仲景评病要方》、《张仲景疗妇人方》不是同一层次、同一平面的著作，后3种著作是医家从《张仲景方》十五卷中根据自己需要分别抄出的，钱氏还断定《太平圣惠方》中论伤寒的内容即是高继冲本《伤寒论》。

    当代伤寒学目录的编制，对深入研究伤寒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曹炳章完成了《历代伤寒书目考》，于1935年上海千项堂书局出版，共收录历代伤寒书目494种。较具影响的伤寒学目录专著有唐明华《历代伤寒著作书目辑录》，于1991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书目扩大至1326种。在某些目录学和医学著作中亦记载有伤寒著作目录，如：1955年，丁福保《四部总录医药编》收伤寒著作书目45种，每书有提要、题跋。1959年，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收汇诸丛书伤寒著作书目97种。1961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存世伤寒著作目录469种，书目下记有版本、馆藏。1988年，刘渡舟主编《伤寒论辞典》，末附伤寒书目545种。1988年，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词典》，于人物传略中出现伤寒书目449种。1990年，严世芸《中国医籍考》，从地方志中辑录伤寒书目483种，从引书中可窥得许多今轶的伤寒著作名。199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收伤寒书目679种，是当今论述版本，馆藏较详之中医目录学专著。1992年，余瀛鳌、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珍本提要》收珍本伤寒著作书目48种，伤寒金匮合编著作书目8种，每书均有简明的提要。辽宁中医学院图书馆编写的《国内期刊中医资料索引》汇集了1950—1980年间139种期刊的文题，其中研究《伤寒论》的文章634篇。

    此外，尚有张仲景史迹研究、《伤寒论》成书年代研究、有关条文的考据、注释、排列、分类等研究。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伤寒学说的发展，使其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认识不断深入，提高了学术水平，开创了全面研究《伤寒论》的新格局。

    学习方法

    学习要遵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学习《伤寒论》也应重视这一问题。学习任何一门学科、一门课程或一本学术著作，除了要解决好为什么学的问题之外，还应当解决好如何学以及怎样才能学而有得的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习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从自己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使自己得到提高。

    一、认识学习《伤寒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自《伤寒杂病论》成书以来，迄今近1800年间，我国历代医家以及不少国外医家，都重视研究《伤寒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历代与《伤寒论》有关的著作近3000种。自1950年至今，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公开发表的与《伤寒论》有关的文章达7000余篇，而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伤寒论》能长期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如此之多，不仅在中医学术界，而且在其他学科领域也是少见的。《伤寒论》从其诞生以来，被后世反复地研究、引用，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价值和在中医药学术发展中巨大的影响力。《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知识体系是中医专业技术人才知识能力结构中重要而又核心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著作掌握的程度，关系着现代中医人才的学术功底。这是《伤寒论》在中医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也是历代名医治学成才的经验之一。《伤寒论》是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著作。它继《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著作之后，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热病及某些杂病的诊治规律，发展并完善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所创立的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与方法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是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辉煌成就与重要价值的一部经典著作，毫无疑问，《伤寒论》是每一位立志继承发扬中医学术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的必读书籍。

    二、认识《伤寒论》的基本特点

    《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规律。本书原名《伤寒杂病论》，其内容是既论伤寒，又论杂病，即伤寒与杂病合论，对临床各科都有指导意义。陈亦人先生认为《伤寒论》的特点有五：一是“变”，论中内容言变多而言常少，对于常规的如六经病的主证主方论述不多，绝大部分是探讨非典型的、证情疑似的、病势不定的复杂证候。通过对这些复杂病情的讨论，从而揭示诊察的规律和方法。二是“辨”，每篇都以“辨”字冠首，如“辨××病脉证并治”，全书皆贯穿着“辨”的精神，不但要辨病在何经，而且要辨病性的阴阳，辨病位的表里，辨病情的寒热，辨邪正的虚实；不但要辨简单的证候，而且要辨复杂的疑似的证候。三是“严”，方药配伍极其严谨，其中一二味药的变动，或仅是药量的增减，作用就显著不同，而且皆有一定的规律，药味少而功效高，充分体现了经方的优越性。四是“活”，辨证上很少固定证型，强调具体分析；治疗上不是刻板呆法，主张“随证治之”；方药上反对执方治病，重视加减化裁。五是“简”，《伤寒论》六经病篇同霍乱、劳复等篇在内共398条，13404字，内容十分简要。有的条文只提出一个症状或一种脉象，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这是举主略次，举变略常，举脉略证，举证略脉，故不可孤立看待。他认为学习《伤寒论》不宜拘泥于外感病专著之说，如果把《伤寒论》作为单纯外感病学来认识，即使十分强调“广义伤寒”，也收效甚微。就基础课程来看，《伤寒论》既是诊断学的基础，又是方剂学的基础。就临床课程来看，《伤寒论》既是温病学的基础，又是内科学的基础。确切的说，《伤寒论》应该是临床各科辨证治疗学的基础。只有这样认识，在思想上才不致于受到局限，才能提高学习效果。

    三、认识《伤寒论》具体分析的辨证方法

    学习《伤寒论》，要着重学习其具体分析的辨证方法。具体分析的辨证方法是《伤寒论》活法的具体体现，在辨证上很少固定证型，强调具体分析；在治疗上不是刻板呆法，而是主张“随证治之”；方药上反对执方治病，重视加减化裁。例如25条和26条同样是“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而治法与处方截然不同，一则仍用桂枝汤如前法，一则用白虎加入参汤。何以如此，通过具体分析就可看出两者的主要鉴别点是有无“烦渴”，26条见有“大烦渴不解”，表明病机已经由风寒表虚证变为阳明里热伤津证，而且津伤颇甚，所以治用白虎加入参汤清热生津；25条虽然“大汗出，脉洪大”，却无烦渴，则知在表的病机未变，其大汗出因为汗不如法，脉洪大乃因大汗出而表气外浮的缘故，证不变治亦不变，故仍用桂枝汤，因前未遵桂枝汤服法而致汗不如法，故此张仲景特以“如前法”戒之，以示人在用桂枝汤时必须注意遵守服法及药后调护，可见药物的服法及药后调护亦是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又如，同样是“小便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起到不同的辨证作用，56条“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据此作为辨表里证的依据；251条“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受食，但初头硬，后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则是据以测知肠腑燥结程度的微甚；125条“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126条“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即是以小便利与不利作为鉴别蓄水证与蓄血证的参考；282条“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则是据以作为判断少阴寒证的依据；59条“得小便利，必自愈”、111条“小便利者，其人可治”、232条“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等，则是以此推测疾病的预后转归。所有这些，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例，重在辨证论治。

    四、认识《伤寒论》方药的配伍与运用规律

    学习《伤寒论》，要注意学习其方药的配伍与运用规律。经方选药准确，配伍严谨，效果卓著。其所出113方，都是方随证设，证药合机，组成各病各证的主方。六经病机不一，各有本经的主方。如太阳病的麻黄汤、桂枝汤；阳明病的白虎汤、承气汤；少阳病的小柴胡汤、黄芩汤；太阴病的理中汤；少阴病的四逆汤；厥阴病的乌梅丸等。在学习中，有必要认识主药研究药对。论中药物92味，其中可称主药者，按六经病证的主方划分，如太阳病的麻黄、桂枝；阳明热证的石膏、知母，腑实证的大黄、芒硝；少阳病的柴胡、黄芩；太阴病的人参、白术、干姜；少阴寒化证的附子、干姜；厥阴病的乌梅、吴茱萸、当归等，即是各经的主要用药。如麻黄在麻黄汤类方中是主药，附子在四逆汤类方中是主药。桂枝汤中的主药有桂枝与芍药，两者不可缺一，缺一则失去了桂枝汤的本意。如麻黄与桂枝相伍，构成发汗解表的麻黄汤；麻黄与石膏相配，构成清泄肺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两者因药对搭配不同，则功用主治大异。再如栀子与豆豉、干姜、厚朴、枳实、生姜配伍组成的几个汤方，其主药是栀子，但配伍殊别，因而主治虚烦兼各种变证。熟悉这种药物配伍，不仅能洞悉伤寒方的配伍规律，而且可以推论病机，审察主症，领悟其组方的灵活性。除药味的变化外，药量的改易，其主治功用也因之而改变。麻黄汤中用麻黄4两，配桂枝3两，旨在发散表寒；大青龙汤中用麻黄6两，配石膏如鸡子大，重在发散表寒，兼清郁热；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中用麻黄4两，配石膏05斤，发表与清解郁热并重。再如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与桂枝附子汤之药味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桂枝用3两，附子1枚；后者桂枝用4两，附子用3枚，而其主治则大异，前者主治下后脉促胸满的胸阳不足，后者主治风湿留着肌肉的身体烦疼。由此推论，桂附之量小是用于温阳，桂附之量大则着重于镇痛。

    五、熟读和背诵《伤寒论》的重要条文

    学习《伤寒论》，要熟读原文，最好能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重要条文。学习之目的在于力求精通，而精通之目的全在于应用，而要精通必须熟读，熟读可以帮助理解，俗谓“文章不厌千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强调了记诵的重要性。吴考槃先生认为：《伤寒论》397法，113方，字数不多，最好能全部或大部背熟，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陈鼎三认为，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因此，《伤寒论》中的重要条文和方药最好能熟记或背诵。

    六、注意条文的前后对勘与纵横比较

    学习《伤寒论》，必须前后对勘，纵横比较。由于《伤寒论》年代久远，文辞古奥，而且十分简要，有时举脉略证，有时举证略脉，有时举主略次，有时举变略常，要能达到对条文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就不能囿于某一条文，而必须前后对勘，纵横比较。同时，不仅要理解条文的正面，而且要联想到其反面、侧面。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深入的理解条文。

    七、必须紧密联系临床实际

    学习《伤寒论》，必须紧密联系临床实际。《伤寒论》有理论，有实践，有继承，有创新，源于临床，高于临床，对临床有极高的指导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以学习《伤寒论》必须紧密联系临床实际。陈亦人认为，联系的方法有二：一是将原文内容与临床对照，看是否符合实际。二是联系临床验案，通过对验案中理法方药的分析，证明《伤寒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这就更有利于《伤寒论》理论的推广运用。

    八、正确对待后世医家的注释

    学习《伤寒论》，需正确对待后世注家的注释，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择善而从。由于《伤寒论》对临床的指导价值和中医学中的地位，后世研究者甚众，其注释者有数百家之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见解不一，学术多歧，同一条原文，常有几种不同解释，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学者需要发挥独立思考，反复推敲，择善而从。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