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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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放”解作“孥戮”,“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天津《大公报》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

    “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象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

    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

    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

    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

    “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

    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

    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

    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

    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

    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萧红作“生死场”序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象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象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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