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战，似和，似守；
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语丝》第七期。）
一九二五年
Petofi Sándor的诗
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
从幼小以来，亲爱的父亲，
你的诚实的嘴嘱咐我，很谆谆，
教我该像你似的，做一个屠兽者———
但你的儿子却成了文人。
你用了你的家伙击牛，
我的柔翰向人们开仗———
所做的都就是这个，
单是那名称两样。
愿我是树，倘使你……
愿我是树，倘使你是树的花朵；
你是露，我就愿意成花；
愿我是露罢，倘使你是太阳的一条光线；
我们的存在这就打成一家。
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
我就愿意是，其中闪烁的一颗星；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狱，———
为要和你一处，我宁可永不超生。
太阳酷热地照临……
太阳酷热地照临
周遭的谷子都已成熟；
一到明天早晨，
我就开手去收获。
我的爱也成熟了。
红炽的是我的精神；
但愿你，甜蜜的，唯一的，———
但愿你是收割的人！
坟墓休息着……
坟墓里休息着我的初恋的人儿，
而我的苦痛就如月亮，当坟墓的夜中。
新的爱从我这里起来了，太阳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阳的威力下柔融。
我的爱——并不是……
我的爱——并不是一只夜莺，
在曙红的招呼中觉醒，
用了受白昼的亲吻而赤热了的妙音，
来响彻这人境。
我的爱并不是郁郁葱葱的林薮，
有白鹄浮泛于闲静的鱼塘，
而且以雪白的颈子点首，
向了照耀在川水里的月亮的影光。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
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
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
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
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
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语丝》第九，十一期。）
咬嚼之余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滥调”，又引起小麻烦来了，再说几句罢。
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没有看见这一句，所以多是枝叶之谈，况且他大骂一通之后，即已声明不管，所以现在也不在话下。
第二回的潜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见那一句的了，但意见和我不同，以为都非不能“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各人的意见，当然会各式各样的。
他说女名之所以要用“轻靓艳丽”字眼者，（一）因为“总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但我却以为这“常想”就是束缚。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二）因为便当，譬如托尔斯泰有一个女儿叫作Elizabeth Tolstoi全译出来太麻烦，用“妥妳丝苔”就明白简单得多。但假如托尔斯泰还有两个女儿，叫做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字样，反而麻烦得多了。
他说Go可译郭，Wi可译王，Ho可译何，何必故意译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为什么不能有伟力？但我却以为译“郭”“王”“何”才是“故意”，其游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诧异《百家姓》的伟力者，意思即见前文的第一句中。但来信又反问了，则又答之曰：意思即见前文第一句中。
再说一遍罢，我那篇的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所以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
末了，我对于潜源先生的“末了”的话，还得辩正几句。（一）我自己觉得我和三苏中之任何一苏，都绝不相类，也不愿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驾他们。倘以某古人相拟，我也明知是好意，但总是满身不舒服，和见人使Gorky姓高相同。（二）其实《呐喊》并不风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间者，因为其中的讽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针对旧社会的缘故，但使老先生们一看，恐怕他们也要以为“吹敲”“苛责”，深恶而痛绝之的。（三）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使厌恶滥调的读者看看，可以从速改正误解，不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当面，一位通信，问我《现代评论》里面的一篇《鲁迅先生》，为什么没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恼》和后面的《破落户》，而本在其间的《鲁迅先生》确乎没有了。怕还有同样的误解者，我在此顺便声明一句：我一点不知道为什么。
假如我说要做一本《妥妳丝苔传》，而暂不出版，人便去质问托尔斯泰的太太或女儿，我以为这办法实在不很对，因为她们是不会知道我所玩的是什么把戏的。
（一月二十日。）
（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第四十四号。）
咬嚼未始“乏味”
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She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么？答曰：断然不必。我是主张连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别的，这回的辩难一半就为此。怎么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赞成用郭译Go……习见故也。答曰：“习见”和“是”毫无关系。中国最习见的姓是“张王李赵”，《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潜”字却似乎颇不习见，但谁能说“钱”是而“潜”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谢。我其实还有一个兄弟，早死了。否则也要防因为“四”字“凑巧”，比超“四凶”，更加使人着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报副刊》第五十七号。）
杂语
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
编完写起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但我能向那里介绍呢，饭碗是谁都有些保重的。况且，看《现代评论》的豫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我于他们三位都是熟识之至，又毫没有研究过什么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敢来说外行话。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但陈先生文章的末段，读来却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严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尽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拍马屁，认为无损人格么？”
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许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例如女人被强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处死刑，然则我们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许被强奸，认为无须自杀么？
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莽原》第四期。）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阿Q正传》序
这在我是很应该感谢，也是很觉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B.A.Vassiliev）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又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罢，这实在是使我觉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著者自叙传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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