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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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我的“滥调”的解释与普通一般的解释有点不同。在“滥调”二字旁,我加了“ ”,表示它的意义是全属于字面的(literal)。即是指“无意义的论调”或直指“无聊的论调”亦可。伏园先生与江震亚先生对于“滥调”二字似乎都有误解,故顺便提及。

    现在且把我对于鲁迅先生《咬嚼之余》一篇的意见说说。

    先说第一点吧:鲁迅先生在《咬嚼之余》说,“我那篇开首说:‘以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两位的通信似乎于这一点都没有看清楚。”于是我又把《咬文嚼字》再看一遍。的确,我看清楚了。那篇开首明明写着“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那面的意思即是: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即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了,我在前次通信曾说过,“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然而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鲁迅先生对于此点没有非议。)那末,结论是,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小说看下去就知道,戏曲是开首有说明的。”作家的姓名呢?还有,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至于说托尔斯泰有两个女,又须别想八个“轻靓艳丽”的字眼,麻烦得多,我认此点并不在我们所谈之列。我们所谈的是“两性间”的分别,而非“同性间”。而且,同样我可以反问:假如托尔斯泰有两兄弟,我们不要另想几个“非轻靓艳丽”的字眼吗?

    关于第二点,我仍觉得把Gogol的Go译做郭,把Wilde的Wi译做王,……既不曾没有“介绍世界文学”,自然已“摆脱传统的思想的束缚”。鲁迅说“故意”译做“郭”、“王”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游魂是《百家姓》,也未见得。我少时简直没有读过《百家姓》,我却赞成用“郭”译Gogol的Go,用“王”译Wilde的Wi,为什么?“习见”故也。

    他又说:“将翻译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图便利,爱折中的先生们是本来不在所讽的范围之内的。”对于这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反面“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而藉翻译以主张男女平等,介绍世界文学”的先生们,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人名,用郭译Go,用王译Wi,我也承认是对的,而“讽”为“吹敲”,为“无聊”,理由上述。

    正话说完了。鲁迅先生“末了”的话太客气了。(一)我比起三苏,是因为“三”字凑巧,不愿意,“不舒服”,马上可以去掉。(二)《呐喊》风行得很;讽刺旧社会是对的,“故意”讽刺已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的人们是不对。(三)鲁迅先生名是有的:《现代评论》有《鲁迅先生》,以前的《晨报附刊》对于“鲁迅”这个名字,还经过许多滑稽的考据呢!

    最后我要说几句好玩的话。伏园先生在我信后的附注中,指我为簇新青年,这自然挖苦的成分多,真诚的成分少。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二,一,一九二五,唐大。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副刊》所载。)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

    陶璇卿君是一个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画家,为艺术上的修养起见,去年才到这暗赭色的北京来的,到现在,就是有携来的和新制的作品二十余种藏在他自己的卧室里,谁也没有知道,——但自然除了几个他熟识的人们。

    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

    将来,会当更进于神化之域罢,但现在他已经要回去了。几个人惜其独往独来,因将那不多的作品,作一个小结构的短时期的展览会,以供有意于此的人的一览。但是,在京的点缀和离京的纪念,当然也都可以说得的罢。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六日,鲁迅。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京报副刊》所载。)

    聊答“……”

    柯先生:

    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内,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的割台湾、旅顺等地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罗素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

    偏见的经验 柯柏森

    我自读书以来,就很信“开卷有益”这句话是实在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日。(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京报副刊》所载。)

    报“奇哉所谓……”

    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锈的老兵器。讲《易经》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的著作我未见;《列子》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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