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现在我被托付为该在这本小说前面，写一点小引的脚色。这题目是不算烦难的，我只要分为四节，大略来说一说就够了。
1.关于作者的经历，我曾记在《一天的工作》的后记里，至今所知道的也没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聂维洛夫（Aleksandr Neverov）的真姓是斯珂培莱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〇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厂’；二三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说，在一九〇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饶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译本。”
2.关于作者的批评，在我所看见的范围内，最简要的也还是要推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所说的话。这回是依据了日本黑田辰男的译本，重译一节在下面：
“出于‘锻冶厂’一派的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不消说，是善于描写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者之一的亚历山大·聂维洛夫了。他吐着革命的呼吸，而同时也爱人生。他用了爱，以观察活人的个性，以欣赏那散在俄国无边的大平野上的一切缤纷的色彩。他之于时事问题，是远的，也是近的。说是远者，因为他出发于挚爱人生的思想，说是近者，因为他看见那站在进向人生和幸福和完全的路上的力量，觉得那解放人生的力量。聂维洛夫——是从日常生活而上达于人类底的东西之处的作家之一，是观察周到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生活描写者的他，在我们面前，提出生活底的，现代底的相貌来，一直上升到人性的所谓‘永久底’的性质的描写，用别的话来说，就是更深刻地捉住了展在我们之前的现象和精神状态，深刻地加以照耀，使这些都显出超越了一时底，一处底界限的兴味来了。”
3.这篇小说，就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人生的面目》里的一篇，故事是旧的，但仍然有价值。去年在他本国还新印了插画的节本，在《初学丛书》中。前有短序，说明着对于苏联的现在的意义：
“A·聂维洛夫是一九二三年死的。他是最伟大的革命的农民作家之一。聂维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这部小说里，号召着毁灭全部的旧式的农民生活，不管要受多么大的痛苦和牺牲。
“这篇小说所讲的时代，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结果了白党而开始和平的建设的时候。那几年恰好是黑暗的旧式农村第一次开始改造。安得伦是个不妥协的激烈的战士，为着新生活而奋斗，他的工作环境是很艰难的。这样和富农斗争，和农民的黑暗愚笨斗争——需要细密的心计，谨慎和透澈。稍微一点不正确的步骤就可以闯乱子的。对于革命很忠实的安得伦没有估计这种复杂的环境。他艰难困苦建设起来的东西，就这么坍台了。但是，野兽似的富农虽然杀死了他的朋友，烧掉了他的房屋，然而始终不能够动摇他的坚决的意志和革命的热忱。受伤了的安得伦决心向前走去，走上艰难的道路，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村。
“现在，我们的国家胜利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要在整个区域的集体农场化的基础之上，来消灭富农阶级。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里面说得那么真实，那么清楚的农村里的革命的初步，——现在回忆一下也是很有益处的。”
4.关于译者，我可以不必再说。他的深通俄文和忠于翻译，是现在的读者大抵知道的。插图五幅，即从《初学丛书》的本子上取来，但画家蔼支（Ez）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夜。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记。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以黄天霸之流自居，头打英雄结，身穿夜行衣靠，插着马口铁的单刀，向市镇村落横冲直撞，去除恶霸，打不平，是一定被人哗笑的，决定他是一个疯子或昏人，然而还有一些可怕。倘使他非常孱弱，总是反而被打，那就只是一个可笑的疯子或昏人了，人们警戒之心全失，于是倒爱看起来。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s Saavedra，1547—1616）所作《堂·吉诃德传》（Vida yhechos d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
但我们试问：十六十七世纪时的西班牙社会上可有不平存在呢？我想，恐怕总不能不答道：有。那么，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他惩罚了毒打徒弟的师傅，自以为立过“功绩”，扬长而去了，但他一走，徒弟却更加吃苦，便是一个好例。
但嘲笑吉诃德的旁观者，有时也嘲笑得未必得当。他们笑他本非英雄，却以英雄自命，不识时务，终于赢得颠连困苦；由这嘲笑，自拔于“非英雄”之上，得到优越感；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不平，却并无更好的战法，甚至于连不平也未曾觉到。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卖买。
这一个剧本，就将吉诃德拉上舞台来，极明白的指出了吉诃德主义的缺点，甚至于毒害。在第一场上，他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精神上是胜利的；而实际上也得了胜利，革命终于起来，专制者入了牢狱；可是这位人道主义者，这时忽又认国公们为被压迫者了，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他虽不为人们所信仰，——连跟班的山嘉也不大相信，——却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
国公，傀儡而已；专制魔王的化身是伯爵谟尔却（Craf Murzio）和侍医巴坡的帕波（Pappo del Babbo）。谟尔却曾称吉诃德的幻想为“牛羊式的平等幸福”，而说出他们所要实现的“野兽的幸福来”，道———
“O！董·吉诃德，你不知道我们野兽。粗暴的野兽，咬着小鹿儿的脑袋，啃断它的喉咙，慢慢的喝它的热血，感觉到自己爪牙底下它的小腿儿在抖动，渐渐的死下去，——那真正是非常之甜蜜。然而人是细腻的野兽。统治着，过着奢华的生活，强迫人家对着你祷告，对着你恐惧而鞠躬，而卑躬屈节。幸福就在于感觉到几百万人的力量都集中到你的手里，都无条件的交给了你，他们像奴隶，而你像上帝。世界上最幸福最舒服的人就是罗马皇帝，我们的国公能够像复活的尼罗一样，至少也要和赫里沃哈巴尔一样。可是，我们的宫庭很小，离这个还远哩。毁坏上帝和人的一切法律，照着自己的意旨的法律，替别人打出新的锁链出来！权力！这个字眼里面包含一切：这是个神妙的使人沉醉的字眼。生活要用权力的程度来量它。谁没有权力，他就是个死尸。”（第二场）
这个秘密，平常是很不肯明说的，谟尔却诚不愧为“小鬼头”，他说出来了，但也许因为看得吉诃德“老实”的缘故。吉诃德当时虽曾说牛羊应当自己防御，但当革命之际，他又忘却了，倒说“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于是德里戈（Drigo Pazz）说———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二场）
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然而吉诃德还是没有觉悟，终于去掘坟；他掘坟，他也“准备”着自己担负一切的责任。但是，正如巴勒塔萨（Don Balthazar）所说：这种决心有什么用处呢？
而巴勒塔萨始终还爱着吉诃德，愿意给他去担保，硬要做他的朋友，这是因为巴勒塔萨出身智识阶级的缘故。但是终于改变他不得。到这里，就不能不承认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这和一般的旁观者的嘲笑之类是不同的。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
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但这种的辩解和豫测，人们是未必相信的，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而更加证明了这剧本在十年前所豫测的真实的是今年的德国。在中国，虽然已有几本叙述希特拉的生平和勋业的书，国内情形，却介绍得很少，现在抄几段巴黎《时事周报》“Vu”的记载（素琴译，见《大陆杂志》十月号）在下面———
“‘请允许我不要说你已经见到过我，请你不要对别人泄露我讲的话。……我们都被监视了。……老实告诉你罢，这简直是一座地狱。’对我们讲话的这一位是并无政治经历的人，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于人类命运，他达到了几个模糊而大度的概念，这就是他的得罪之由。……”
“‘倔强的人是一开始就给铲除了的，’在慕尼锡我们底向导者已经告诉过我们，……但是别的国社党人则将情形更推进了一步。‘那种方法是古典的。我们叫他们到军营那边去取东西回来，于是，就打他们一靶。打起官话来，这叫作：图逃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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