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立在前哨”底攻击，“锻冶厂”也曾应战。那第一颗子弹是在前记的无产阶级作家第一回莫斯科会议上所朗读的宣言。这是在一九二三年的《真理报》第一八六号上公布的。然而这宣言含着许多矛盾。忽视着从来的他们底艺术的气氛，单单发着为了理论的对抗的大言壮语。但即使无论怎样地想使理论上无矛盾，他们底艺术的气氛总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了。在这里，象茵格洛夫在《立在前哨》底创刊号上所指摘着的一样，作为倾向的“锻冶厂”是已经灭亡了的。那结果，“锻冶厂”常常起了分裂。然而天才诗人凯进为中心，为了挽回颓势起见，从一九二四年的六月开始发行了《劳动者的杂志》。在《十月》底创刊号上，烈烈维支论着“无产阶级文学底路”，给了致命的打击于“锻冶厂”了。
如上文所说，第二期是“立在前哨”所卷起的批评的时代，论争的时代。这论争底激烈示人以政治的意义底重大，使俄国共产党底注意向着文艺界了（在这点上有着“立在前哨”底大的功绩）。这结果，为了决定对于文艺的党的政策起见，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刷部底招集，开了讨论会。在这讨论会上有三个不同的立场。
第一是托罗兹基及瓦浪斯基底立场，施行同路人及“烈夫”（即资产阶级文化底传统）底拥护，反对“立在前哨”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想以政策来压倒他们的办法。
第二是“立在前哨”一派底立场，叫着无产阶级文学底支配权获得的必要。然而这之际，是要求藉政策来确立支配权，即共产党直接干涉文学的。
第三是布哈林及卢那卡尔斯基底立场，这是前二者的理论之折衷。
象这样地，分为三派而不见解决，党底政策没有即刻决定。
这其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底阵容，依据“十月”一派底活跃，造成全国的战线统一，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成立了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其第一回大会上，采用了瓦进底报告《意识形态战线与文学》当作决议。这决议非难着托罗兹基及瓦浪斯基的立场，竭力想实现自己一派底主张。
然而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所发表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底决议“在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却否定了他们底主张（但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来的理论的支配权要求，是承认为正当的）。
这文艺政策使从来的论争告了一段落。同时在文坛上也生出新的气运来了。
六 第三期
党底政策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引导到新的方向。旧的《立在前哨》停刊，而发行新的杂志《立在文学底前哨》。加上“文学底”这个字是大有意义的。这杂志以实现由文艺政策所指示的方针为目的。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发行的这杂志底创刊号上，由编辑者（阿卫巴赫、伏玲、里白进斯基、阿里闵斯基、拉斯珂里尼珂夫）的名，否定着从来《立在前哨》的指导，理论，象下面似地说道：
“注意底焦点不可不移到创作底方面。独习和创作和自己批判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底根本标语。”
由这路，他们开始努力着想实现无产阶级底文化的独立。然而不肯抛弃从来《立在前哨》底立场的瓦进、烈烈维支、罗陀夫三人，却退出“域普”（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从大众离去了。
《立在文学底前哨》底理论，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底最后的理论，因此是最近的理论。而且在这杂志出现的一九二六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底阵营早已聚集着不劣于别的任何派的许多天才了，因此在作品底竞争上，也已有着足以在苏联文坛上获得支配权的实力了。
一方面，那承继着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底根本精神，是和无产阶级文学底根本精神同样地以产生理想社会为必要的）底传统的“同路人”底文学，也已经在无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经过十年，受着它底当然的影响，渐次地开始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融和了。这倾向显著地使无产阶级文学和其他的文学相接起来。这结果，为了更加强地实行在革命期的文学者底共同任务，保证着共通利益起见，到了一九二七年便有“苏维埃作家总联合”组织起来了。从来的一切团体（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俄农民作家同盟，“烈夫”及其他）都参加这联合。
这尚是联合，不是合同，所以各个的团体还照原来的样子存留着的，但这相当强固的联合机关底组织，却向着革命底目的完成，使文学底伟力比从来更扩大。
但在这文学的努力底中心，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质量二方面都想握支配权的。
这是最近的形势。
【后记】
这一部书，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辑译的本子为底本，从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开手翻译，陆续登在月刊《奔流》上面的。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托罗兹基、卢那卡尔斯基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普列忒内夫；最多的是‘那巴期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有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但直到现在，首尾三年，终于未曾得到一封这样的信札，所以其中的缺憾，还是和先前一模一样。反之，对于译者本身的笑骂却颇不少的，至今未绝。我曾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提到了一点大略，登在《萌芽》第三本上，现在就摘抄几段在下面———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我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较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著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在这里又向谁输诚呢。今年，法又两样了，……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种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自己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陶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未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因为至今还没有更新的译本出现，所以我仍然整理旧稿，印成书籍模样，想延续他多少时候的生存。但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点了。第一，雪峰当编定时，曾给我对比原译，订正了几个错误；第二，他又将所译冈泽秀虎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附在卷末，并将有些字面改从我的译例，使总览之后，于这“文艺政策”的来源去脉，更得分明。这两点，至少是值得特行声叙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之夜，鲁迅记于沪北小阁。
注释：
[1]现在一句不漏掉地，将拉孛理乌拉对于那些使马克斯的理论变质，成为纸版和无所不合钥匙的单纯的头脑的人们，所下的精力底的警告，引在这里：“怠惰的头的所有者们——马克斯主义的优秀的意大利的哲学者写着——高高兴兴满足于这样的宣言，将一切科学，都嵌进那由数个命题所成的要领中，而且有只借一个钥匙之助，便可透彻了生活的一切秘密的可能；将伦理，美学，言语学，历史底批评和哲学的一切问题，归在仅仅一个的问题里，以逃避所有的困难，这在一切稳当而且因而恬淡无欲的人们，是怎样的欢喜，怎样的慰乐啊！蠢才们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将一切的历史弄低到商业算术的程度，而结局，则但丁的悲剧的新研究，将会给我们以这样的观念，说是《神曲》不过是狡猾的弗罗连斯的商人们为自己的厚利而卖掉的羽纱帐单了！”实在是写得好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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