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的变革——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一词用来形容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理论与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标志是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它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凯恩斯是２０世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凯恩斯《通论》出版之前，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信奉“供给能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否认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对古典经济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经济理论陷入困境。凯恩斯摒弃了被古典经济学视为金科玉律的“萨伊定律”，推翻了传统经济学关于宏观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必然是充分就业的教义，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由于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假设前提、理论结构和政策主张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有着重大的区别，为现代宏观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促进西方战后经济复苏和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把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产生比喻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理论包括以下内容。

    １． 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自愿失业是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单纯依靠市场手段难以彻底将其消灭。只有在国家积极干预的条件下，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２． 均衡分析方法。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与总就业量，用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其他宏观经济问题，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分析方法。

    ３． 货币理论体系。通过“流动偏好”分析，把传统的价值论问题从单纯的实际变量的决定，转向货币对利率、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把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

    ４． 国家经济干预政策。反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政策，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提出了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需求管理政策，确立了充分就业宏观调控目标，制定了系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凯恩斯革命理论是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理论体系。在假定总供给（资本、技术、资源等）既定的前提下，重点分析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以总需求不足来解释失业的存在。

    ■    看得见的手如何调节经济运行？——宏观调控

    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８年，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自然灾害、国际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与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接连不断的意外，考验着宏观调控者的智慧。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一年内两次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引领中国经济穿越急流险滩。

    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也称“有形之手”、“看得见的手”，其目的是为了补救“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微观经济运行中的失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的引导被称为“看得见的手”。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两只手”的配合运用，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重商主义，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早期重商主义者力图在国内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把货币积累起来，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晚期重商主义者为了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并采取扶植和鼓励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的政策。德国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实行保护贸易，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以计划管理或规划的必要性为中心，突出国家干预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指出，新古典主义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能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这一点甚至连最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拥挤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失衡状态，价格就不再是经济选择的可靠参数，而整个价格机制就会瓦解。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任务只能依靠深思熟虑的政策去完成。对比之下，规划起着市场机制所不能起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规划不啻于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前后一致的、协调的经济政策的另一种说法。规划利用的手段可能是间接的（如货币的、财政的和商业的政策），也可能是直接的（如公共投资）。通过规划，一国可以实现总供求的均衡、充分就业及保证最佳的经济增长。罗森斯坦·罗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即使是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实现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

    为什么人们对房价迅速上涨反应如此强烈？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改善住房条件，甚至能不能住得起房。如果这个市场能够让中低收入家庭按照自己的收入状况，较好地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房地产市场有那么多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不仅是“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调”政府自身的行为。

    综观世界各地的情况，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是完全靠市场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的。这是因为，人们收入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市场机制在住房领域不是万能的。收入差距越大、贫困人口越多，有能力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就越少，住房问题也就越突出。所以，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

    我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充满期待。如果说，２０多年的房改在房地产业展示了市场力量的巨大魅力，那么，在完善社会主义住房保障体系的道路上，则需要展现政府的责任和智慧了。

    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分为以下几种。

    （1）经济手段：是指政府在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借助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主要包括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

    （2）法律手段：是指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公有财产、个人财产，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个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调整各种经济组织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关系，维护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法律手段的内容包括经济司法和经济立法两个方面。经济立法主要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各种经济法规，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经济司法主要是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对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的活动，以维护市场秩序，惩罚和制裁经济犯罪。

    （3）行政手段：是指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方式来调节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等特点。当然，行政手段是短期的非常规的手段，不可滥用，必须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来加以运用。

    ■    调控经济的“大手”——财政政策

    尽管新加坡经济低迷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人们对全球经济的信心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称，虽然税收预计将因经济放缓而减少，但２０１０年的财政支出可能还会增加，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立场在２０１０年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财政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之一。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如购买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年人或失业者）的收入。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整体经济。首先，税收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税收还能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因而也能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

    财政政策工具包括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支出政策工具分为购买性支出政策和转移性支出政策，其中，购买性支出政策又有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和消费性支出政策之别。

    （1）税收政策是通过增税和减税两个方面来发挥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的。具体来说，税收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需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决策时滞较长。

    ②对于政府来说：“减税容易增税难”，减税大家都很高兴，但要是增税，就会遭到纳税人的反对。

    ③税收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是无偿的永久性的影响。当政府以增加税收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时，实质上是将资金从个人或企业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当政府所扩大的支出效率不高或无效益时，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是双重的。

    ④政府的减税政策存在不确定因素。因为减税是通过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实现的，而这又依赖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确定因素。

    （2）公共工程支出政策。政府更多地承担民间不愿意投资或在萧条年份不愿意投资的工程，扩大公共工程支出，这样可以扩大总需求，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①积累性强。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往往形成若干公共投资项目，可供居民长时期消费，具有积累性质。

    ②效率低下的可能性大。由于投资于公共工程的目的是刺激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决策往往比较仓促，因此公共工程本身是否必要就成了问题。

    ③时滞长。

    ④公共工程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动用地方性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均衡，形成地区间新的不平衡。

    （3）政府消耗性支付政策。政府直接购买劳务和消费品并用于当期，如增加政府雇员、提高雇员工资、扩大办公设备的购买等。这一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①与公共工程支出政策相比，其时滞短。

    ②与转移支出政策相比，其公平性差。

    ③这一政策的效率取决于政府工作的效率。

    ④政府雇员工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有重要的影响。

    ⑤消耗性支出，特别是政府雇员提高工资的资金来源应该是税收，避免用政府举债收入，这是由政府活动本身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特性所决定的。

    （4）转移支付政策。通过政府为企业、个人或下级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以调节社会分配和生产的政策。例如，对居民的补助，对企业的投资补助、限价补助、进出口补助等，都会直接促进企业生产发展或保证企业利润的提高。这一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1}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功能较强。转移支出本身具有直接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政府增加对低收入者的支出，可以缩小贫富的差距。

    {2}转移支付政策对需求的扩张作用更大。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支出，对社会总需要的刺激作用更大。

    {3}积累性差。转移支付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的可能性要比上述两项支出政策小，其用于消费的部分将更大。

    {4}对需求的影响与受益者的层次关系重大。例如，从年龄结构来看，通常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中年人次之，老年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

    （5）公债政策。公债发行是财政部门的重要事项，但发行公债会对金融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冲击。

    ■    调控经济的杠杆——货币政策

    据初步统计，我国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有６．７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１万家，有２／３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么多的企业倒闭呢？如此众多的中小企业倒闭，其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经济大环境因素。企业自身的结构因素。市场优胜劣汰等诸多原因，但有一条原因不可否认，那就是我国的货币政策。

    金融体系完整的国家都有中央银行，从广义上说，中央银行就是政府的银行，在特殊时期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英国的中央银行是英格兰银行，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联邦储备体系，日本的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而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银行在宗旨、职能、业务等方面和一般的商业银行有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特殊关系。作为政府的银行，中央银行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制胜“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１． 存款准备金率

    作为追求最大利益的银行家，应当明白存款是有需即付的，只要有顾客来提取他自己的存款，银行必须在第一时间支付，这就需要银行有足够的储备，以便能够满足这种需求。银行需要具备的这些储备就叫做存款准备金。那么存款准备金的数额是多大呢？

    如果所有的存款在同一时间必须全部付清，那么准备金的数额就要等于存款的总量，但是在现实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在同一天之内，总有一些人存款，一些人取款，这两类交易的数额常常互相抵消。对于银行家来说，以准备金形式持有的资金是无利可图的，它们躺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连利息都赚不到，于是早期的银行家们就想到把顾客的存款借贷出去。把大部分货币存款借贷出去赚取利息，而留下小部分货币存款作为现金准备金应付顾客的支取。这样银行家的利润在开始单纯的收取手续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借贷的利息，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商业银行留取准备金的数额应该占存款总额的多大比重呢？这就需要由中央银行来制定。

    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把自己吸纳的存款的一部分存到中央银行，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如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那么流通中的货币就会成倍缩减，因为商业银行交到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多了，可供自身支配的资金便少了，所以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就会减少，相应的，企业在银行的存款会更少，于是在整个社会上就会出现“存款—贷款”的级级递减，导致社会货币总量的大幅降低。就像我们在调试音响的过程中，如果降低功放机的功率，输出的音量就会减小，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这个道理。反之，如果中央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调低，那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就会成倍增加。

    ２． 再贴现率

    企业向商业银行借贷货币时，常常把没有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以取得贷款，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称为贴现。

    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扮演的是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商业银行在囊中羞涩、资金周转困难时，就需要向中央银行借贷。这种借贷和企业向商业银行借贷的性质一样，也需要有所付出。于是商业银行就如法炮制，把从企业那里得来的没有到期的商业票据再转让给中央银行，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称为再贴现。而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也是有条件的，即要在票据原价的基础上打折，这个折扣率就是再贴现率。很明显，中央银行如果对再贴现率做出改动，就相当于增加或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即抑制或鼓励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积极性，同时，货币供应量也会相应地收缩或膨胀。

    贴现率是一个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的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所谓贴现率，是指未来的款项折合为现值的利率。

    前面已经介绍过，商业银行需要增加贷款或者现金吃紧时，就需要一部分货币，这时它们就把自己银行拥有的一部分商业票据交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按照一定的比率扣除一部分钱后兑换为现金。这样商业银行就可以把票据换为现金或者充当存款准备金，以扩大自己的放款数量。而这个折扣率就称为再贴现率。

    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自己拥有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了货币投放，也就是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再贴现额的高低，并且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进而影响再贴现的整体规模。一方面，再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决定再贴现成本的高低，如果再贴现率提高，那么再贴现成本就随之增加，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会影响到再贴现需求；另一方面，再贴现率的变动，是中央银行政策意向的反应。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贴现率来实现某种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为了控制货币数量和商业银行的放款额度，就会提高再贴现率，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借贷款数量；而当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就会降低再贴现率，把商业银行手中的债券吸收过来实行贴现以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鼓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刺激社会的消费和投资，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３． 公开市场业务

    在平时对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央银行使用得最多的是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的金融市场上购买或售卖政府有价证券，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影响整个经济活动，实现既定目标的行为活动。中央银行买进有价证券时，会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中央银行在卖出有价证券时，就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

    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对经济的震动小，因而中央银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而且操作灵活方便。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美联储９０％的货币吞吐就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实现的，其他很多国家也都采用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货币供应量。

    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可以分为两类：能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和保卫性的公开市场操作。能动性的公开市场业务以改变准备金水平和基础货币为目的；保卫性的公开市场业务则以抵消影响货币基数的其他因素的变动为目的。例如，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是美国财政部和政府机构证券，特别是美国国库券。

    公开市场操作相对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而言，具有主动性强、灵活性强等明显的优越性。于是各国政府的货币操作手段逐渐出现趋同趋势，都逐渐向依赖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靠近。但是公开市场业务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还必须满足一些重要的前提，只有这样公开市场业务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货币政策就像一只“大手”，不断地校正着国家经济的方向，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做深入的了解。

    通常来说，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如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货币政策分为紧缩性的和扩张性两种。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较严重时，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为合适。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因此，当总需求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比很低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为合适。

    ■    为什么１＋１＞２？——乘数效应

    ２００５年8月，一则重大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产业上空“爆炸”——互联网巨擘雅虎计划以近１０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３５％的股权，阿里巴巴将正式吞并雅虎中国公司。此次阿里巴巴将其搜索引擎与中国雅虎的搜索业务强强整合在一起，能够收到“双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雅虎拥有的庞大客户有可能成为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客户，辅助阿里巴巴业务链的产品挖掘出更多的延伸价值。另一方面，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客户基础能够巩固雅虎中国的搜索业务，发挥更大的价值。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带动，提升的是电子商务和搜索业务的商业价值，放大的是阿里巴巴和雅虎中国的竞争优势——这就是合并所带来的潜在“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是指一个变量的变化以乘数加速度方式引起最终量的增加。乘数效应的应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通常被称为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这一概念通常与凯恩斯经济学相联系，其他一些经济学学派低估或否认这一效应对于宏观经济，尤其是从长期看来的重要性。

    在经济学中所说的乘数主要有以下几个。

    投资乘数是指投资支出的变动引起收入的成倍变化。普遍理解为：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被利用的情况下，投入一笔投资可以带来数倍于这笔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增加。

    目前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加大投资力度，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年底前投资４万亿无人民币扩大内需，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对经济规模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投资规模，还取决于投资乘数。一笔原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倍乘的，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多倍的增加，因此为了提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还应促进投资乘数的增加。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是指国民收入变化量与引起这种变化量的最初政府购买支出变化量的倍数关系，或者说是国民收入变化量与促成这种变化量的最初政府购买支出变化量的比例。通俗的说法是，政府采购支出每增加一美元所引起的ＧＤＰ的增量。

    税收乘数用来反映税收变动与其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的倍数的关系。由于税收是对纳税人收入的一种扣除，因此税收高低会影响到投资，进而影响到国民收入。税收变动与国民收入呈反方向变化，即税收减少，国民收入增加，税收增加，国民收入减少。因此，税收乘数是负值。税收乘数又指收入变动与税收变动的比率。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的变动与政府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人们可支配收入也增加，因而，消费会增加，总支出和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因而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为正值。

    平衡预算乘数是指政府购买和税收以相同数量增减时，国民收入变动量与政府购买或税收变动量的比率。平衡预算乘数的值为１。

    ■    你有多少货币？——货币供应量“三兄弟”Ｍ０、Ｍ１、Ｍ２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问：“你有多少货币？”你可能会掏出自己的钱包说自己有多少钞票。钞票是货币，那么银行存款是不是货币呢？实际上，我们手里的钞票、银行里的存款，甚至短期国库券都可以说成是“货币”。为什么呢？因为货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购买商品时进行支付结算。钞票随时可以购买商品；当款项数额比较大时，银行存款可以开出支票结算；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有短期国库券直接支付。所以说，不仅钞票是货币，而且银行存款和短期国库券也是货币，它们都会对社会购买力产生影响。

    钞票和银行存款虽然都是货币，但它们的流动性有很大的不同。现钞直接就是现实的购买力，而银行存款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变成购买力。为了测算、掌握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情况，更有效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货币涵盖范围的大小和流动性的差别，把货币供应量家族划分成“三兄弟”：

    老幺Ｍ０，又叫“现钞”，是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钞，也就是居民和企业手中的现钞。Ｍ０虽然是货币家族的老幺，但最机灵、流动性最强，具有最强的购买力。

    老二Ｍ１，又叫“狭义货币”，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钞（Ｍ０）和银行活期存款构成。其中活期存款由于随时可以变现（提取），所以流动性和购买力不亚于现钞。Ｍ１是货币家族的老二，代表了一国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因此，对社会经济生活有着最广泛和最直接的影响。许多国家都把Ｍ１作为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对象。

    老大Ｍ２，又叫“广义货币”，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钞加上活期存款（Ｍ１），再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Ｍ２是货币家族的老大，包括了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不能直接变现，所以不能立即转变成现实的购买力，但经过一定的时间和手续后，也能够转变为购买力，因此它们又叫做“准货币”。由于Ｍ２对研究货币流通的整体状况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近年来，很多国家开始把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转向Ｍ２。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划分口径是：

    Ｍ０：流通中现金；

    Ｍ１：Ｍ０＋企业活期存款；

    Ｍ２：Ｍ１＋准货币（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我们一般所说的货币，通常主要是指Ｍ１，即流通中的现金＋企业活期存款。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流动性：货币的流动性指各种货币转换为现金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转换成现金的时间越短，成本越低，流动性也就越强。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ＩＭＦ）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它是根据１９４４年７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市召开的联合国和联盟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建立起来的。１９４５年正式成立，至今ＩＭＦ已有１８４个成员国。

    ■    你的个人收入有多少？——个人所得税

    在日常生活中，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拿到了一笔外快，在扣税后，感觉少了一大笔钱。因此，如何对个人所得税进行税收筹划，怎样合理避税、节税就成了不少人关心的话题之一。

    个人所得税，其实是指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个人所得税法，就是有关个人的所得税的法律规定。

    个人所得税分为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主要包括以下１１项内容。

    （1）工资、薪金所得。它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3）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它是指个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的所得，包括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4）劳务报酬所得。个人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济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的所得。

    （5）稿酬所得。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纸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这里所说的“作品”，是指包括文字、图片、乐谱等能以图书、报刊方式出版、发表的作品；“个人作品”，包括本人的著作、翻译的作品等。作者去世后取得其遗作稿酬的，应按稿酬所得项目计税。

    （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个人提供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作者将自己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公开拍卖（竞价）的所得，应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计税。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8）财产租赁所得。个人出租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的所得。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9）财产转让所得。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自有财产给他人或单位的所得，包括转让不动产和动产所得。对个人股票买卖的所得暂不征税。

    （10）偶然所得。个人取得的所得是非经常性的，属于各种机遇性所得，包括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含奖金、实物和有价证券）。

    （11）其他所得。

    在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税收的意义之所在，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缩小人民的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的平衡发展。其原则就是收入越高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越高，从而用于补贴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

    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个人收入，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的收入。所以，正确地认识税收的意义，充分掌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技巧，也是提高个人收入的一种方式。一个人收入的多少不仅反映了个人购买能力的大小，还与国家的ＧＤＰ有关。个人收入指数上升说明国家经济景气，而个人收入下降则表明国家经济缓慢衰退。

    当然，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可是，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不是偷税漏税，而是以合理的方式来降低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增加个人的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不也相当于是在为自己加薪吗？

    ■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累进税

    小林的父母在同一家单位上班，他的妈妈是普通员工，每月实发工资３５００元；爸爸是一名经理，每月实发工资５０００元。小林父母的收入不同，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也不同，爸爸每个月要比妈妈多交不少钱，这是为什么呢？

    所谓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在财政收入中占较大比重，对经济亦有较大影响。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交税多？原来，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补贴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税，按照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课税对象数额越小，税率越低。通俗地讲，就是收入越高，交的税就越多。

    累进税率的形式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

    （1）全额累进税率简称全累税率，即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量都按其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额。

    采用全额累进税率进行征税，方法简单，易于计算。但在两个级距的临界部位会出现税负增加不合理的情况。例如，某甲月收入2０００元，适用税率５％；某乙月收入2００１元；适用税率１０％。甲应纳税额为10０元，乙应纳税额为2００．１元。虽然，乙取得的收入只比甲多１元，而要比甲多纳税10０.1元，税负极不合理。这个问题，要用超额累进税率来解决。

    （2）超额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简称超累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规定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额。超累税率的“超”字，是指征税对象数额超过某一等级时，仅就超过部分，按高一级税率计算征税。

    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原来是１６００元，从２００８年３月份起调整为２０００元，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２０００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以上面所列举的小林的父母为例，小林妈妈应缴个人所得税＝（３５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２５＝１２５元；小林爸爸应缴个人所得税＝（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５％－１２５＝３２５元。在这里，爸爸比小林妈妈收入高１５００元，就要多交２００元的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的特点是税基越大，税率越高，税负呈累进趋势。在财政方面，它使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具有更大的弹性；在经济方面，它有利于自动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规模，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被人们称为“自动稳定器”；在贯彻社会政策方面，它使负担能力大者多负税，负担能力小者少负税，符合公平原则。累进税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其为多国所采用。

    ■    税赋应该由谁承担？——税赋归宿

    在经济学上“税赋归宿”的概念，是指一项税收最终的经济负担者。在这里要指明，它是相对于法定纳税人而制定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最终的税收负担者和法定纳税人有时候并不一致。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商品都已经是税后的价格，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在我国，假如一袋一公斤的盐为２元。其中就包含大约０．２９元的增值税。而每瓶３元的啤酒包含大约０．４４元的增值税、０．１２元的消费税。如果你花１００元买一件衣服，其中包括１４．５３元的增值税。如果你花１００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了１４．５３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２５．６４元的消费税。如果你吸烟，每包８元，其中大约４．０７元是消费税、增值税。总之，只要你消费，就需要纳税。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会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就要向政府交纳一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贫困。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一部分，那么税收变动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呢？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提高价格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１９９１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了９０％。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的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３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３０００万美元，只有预期的１／１０，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１９９３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的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就大部分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    为什么蛋糕忽然变小了？——漏桶理论

    阿瑟·奥肯曾经形象地说：“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经济学家们强调效率，却忽视了公平；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往往是矛盾的，一味讲求公平，却又影响了效率。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对此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该理论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的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假定有这样一个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的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重新买盛粥用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这样就增加很多开支。更为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一个洞，成为了一个漏桶，一路上漏掉了不少，等粥送到穷人那里时已经所剩无几了。为实现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漏桶原理体现在很多实际情况中，比如对富裕家庭增加一定的税收来帮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的资助总量总是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在转移的过程中有很多中间环节，要有一定的支出；同时，这样的做法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于是，该政策就变成了一个漏桶，漏出的就是效率的损失。

    ４０２爱心社，河北省的一个由民间网络慈善组织蜕变而来的正规民间慈善组织，２００７年的时候曾经面临网友的质疑——在调查中，７０%的投票者选择了其是“打着爱心的幌子聚敛钱财的非法组织”的选项。质疑的焦点是“４０２爱心社每次都会从募捐来的爱心款中提取７％作为他们的提成。”

    这与“漏桶原理”不谋而合。在实现美好理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同理，在开展慈善事业的过程中，也不能绝对避免出现漏水的桶——一些人鱼目混珠。正如我们要修水桶一样，自然就要加强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但正如水桶会老化或受碰撞，必然要漏水一样，对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也很难尽善尽美；正如水总是要运的，民间慈善事业也总是要开展的。

    这就如同用刀子划分蛋糕，平等代表了如何分，而效率则代表蛋糕的大小，人们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效率关注的是能不能尽量把蛋糕做大，而公平则更加关注能不能平均地分蛋糕。

    ■    为什么涨也滞后，跌也滞后？——工资粘性

    工资粘性或工资黏性是指工资率不能随劳动供求的变动而及时迅速地变动。失业率上升时，劳动力市场供给是超过需求的。因此相对于失业率较少的时期，工人的工资似乎应该有所下降。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纽约时报的一则小新闻却记录了截然不同的现实答案，美国在２００８年经历了自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失业危机，可是工资却一反常态地继续小有上升。

    “粘性工资”不会随着价格的起伏而立刻变化，总有一段滞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调整。关于“粘性工资”的原因，有工资合同说、公会协议说、效率工资说等等解释，都言之有理。至少进入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美国价格水平开始大幅下降，美国劳动者的平均周薪依然原地不动，紧接着微微上升、“粘性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雇主为下一次复苏所预付的成本，为了不伤害高效率员工的积极性，保持他们良好的工作状态，有必要把工资维持在实际出清工资之上。

    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是由雇佣合同规定的，在协商合同时，劳动者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来决定他要求的工资的高低，如果劳资双方同意某一水平的工资，合同便会被签订下来。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必须按照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工资提供劳动，即使在此期间实际的价格水平有所变动，劳资双方也必须遵守合同中规定的工资水平。基于这样的事实，新凯恩斯学派提出了两个工资具有粘性的主要原因，即合同的长期性与合同的交错签订。

    合同总是具有期限的，而这种期限通常都不是短暂的，因为过于短暂的合同会增加劳资双方的谈判成本和调整成本。经调查研究发现，在美国占有决定性的重要行业中，劳动合同的期限往往为三年，即货币工资在三年内不能改变，这样，由于合同具有期限，而且期限往往较长，因此工资的调整总是缓慢的，这便使工资具有了粘性。

    一个社会经济中所有的劳动合同不可能是在同一时间签订的，也不可能同时达到终止期，因此，各种长期合同都是交错签订的，从而工资的调整也是交错进行的。这种合同的交错签订使得工资的调整不可能非常及时，这也是工资具有粘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为什么发行国债反而有害？——挤出效应

    国债的信用风险很小，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很多投资者喜欢这种投资工具，因此大量购买，从而导致企业用于非生产的资金减少，造成企业与政府争资金的情况。如果政府将用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那么这种国债的“挤出效应”就非常明显，是有害于生产的。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债有害论。

    通俗地说，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对减少私人支出，尤其是减少私人投资支出的影响。

    当政府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来为其支出筹资时，由于货币供给量没有增加，政府债券出售使债券价格下降，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减少了私人投资，引起了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大则挤出效应大。

    当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为其支出筹资时，增税减少了私人收入，使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引起了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税收引起的私人消费就减少越多。

    ２００９年上半年，零售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乏力，平均增速远低于宏观消费增速。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５％。而５１家零售公司（不包含ＳＴ公司）营业收入加权平均增长仅４．１３％，其中收入下滑的有１５家，８家收入增长在０～５％之间，１０家为５％～１０％，７家为１０%～１５％。增长差异和公司所处业态以及所处的区域的竞争状况、区域经济有很大的关系。连锁业态、内地城市、集中度较高的城市的零售公司增长较快。

    引起上述现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挤出效应”。消费疲软时候挤出效应尤为明显。2009年上半年汽车销售额增长４１％，与20０２年类似，政府政策推动和降价是主要原因。经济处在最初的复苏阶段时，政府推出包括汽车等在内的促进消费的政策，导致了大件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另外，房地产市场火爆对日常消费的挤出效应也非常明显，对家电消费的推动作用则有所滞后。

    ■    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拉动经济增长？——霍夫曼定理

    霍夫曼定理又被称做“霍夫曼经验定理”是指资本资料工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消费资料工业所占比重。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Ｗ．Ｃ．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经验数据推算出了该定理。他把工业化某些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通过设定霍夫曼比例或霍夫曼系数（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对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重工业）的相对地位变化做了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各国工业化无论开始于何时，一般都具有相同的趋势，即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是逐渐趋于下降，霍夫曼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

    霍夫曼把工业化过程分为四阶段。

    （1）消费品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居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其净产值平均为资本品工业净产值的５倍。

    （2）消费品工业最初所具有的主导地位被削弱，资本品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前者的产值仍是后者净产值的2.5倍。

    （3）两类工业的净产值大致相当。

    （4）消费品工业远不及资本品工业增长来得迅速，后者的净产值将大于前者。

    “对同一个问题，10个经济学家会给出11种不同的答案。”有人主张中国应走“重工业化道路”，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随后这一理论在我国很快风行起来。２００４年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霍夫曼定理对应的是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外延（粗放）增长。当前，信息化时代方兴未艾，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这种由重工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过时，我们大可不必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    为什么必须明确产权？——科斯定理

    当大家都认为“外部影响”是市场机制失灵的原因的时候，科斯却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影响”问题，前提是必须让它产权清晰。

    “科斯定理”是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产权理论开拓者、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Ｒ．Ｈ．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与观点的通称。科斯是最早对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其有关思想见诸《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著名的论文中。后来人们把科斯有关产权的思想归纳为“科斯定理”，并做出如下区分。

    科斯定理Ｉ。在法律及市场结构可以保障自由交换的条件下，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不管财产权利的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

    科斯定理Ⅱ。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不同的财产权利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换句话说，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使交易成本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优化，法律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产权就会让渡或交易。实现这种产权交易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在市场上通过等价交换，实现财产权利的重新配置。

    科斯定理Ⅲ。任何制度的选择与取舍均存在着一个成本比较的问题。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制度创新就没有必要。这个定理说明，由于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使得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选择，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制度选择本身不是无代价的，而是有成本的。这种制度选择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所直接耗费的成本，即内在成本或私人成本；二是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给接受者造成的资源耗费，即制度的外在成本与社会成本。

    科斯定理宣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产权归谁，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做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根据科斯定理，外部影响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解决外部影响问题时不一定要求政府干预，只要产权明确，市场就能自动解决外部影响问题。但是，在该理论提出以前，传统经济学认为解决外部影响的问题时要求有政府的干预。当出现外部不经济时就要进行征税，征税的数额应等于外部不经济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得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当出现外部经济时，政府就要采取津贴的办法，使私人收益等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得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可以说，科斯定理对传统的经济学解决外部影响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挑战，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得到验证。

    ■    产权和资源配置有什么关系？——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指研究财产所有权的性质、起因及其对经济社会活动影响的理论。

    产权或财产所有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早期的产权概念着重于它的哲学和伦理学含义，例如，休谟和穆勒从功利主义方面提出产权存在的理由，康德和黑格尔把产权当做人类自由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则把财产所有权视为人受控于物和产生“异化”的起因。

    现代产权理论着重于分析产权的经济学含义，即把产权看做一切有助于确定每个人占有、使用和转让财产的权利的法律、规章、惯例和条例，并把制度因素视为影响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内生变量。一般认为，罗纳德·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Ｄ·诺思、哈罗德·德塞茨、Ｏ·Ｅ·威廉姆森、Ａ·阿尔钦和小钱德勒等人。

    产权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两种：公有制和私有制。产权的功能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尤其是合理的产权能够解决激励问题。产权具有完备性、排他性、明晰性、实物性、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可转让性以及延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产权理论主要研究产权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产权与企业组织行为的关系，以及产权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规律，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交易成本理论。依据在市场背景下企业得以产生的历史现象，逻辑地推导出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并根据企业规模的变化，断定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这就彻底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市场交易无摩擦”或“零交易成本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描述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

    （2）产权起源理论。产权的产生在于资源的稀缺性。认为建立产权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对资源权利进行界定、保护和行使。关键在于权利的私有及相互间的明晰和排他性。稀缺性使资源的相对价格提高，因此，对资源建立排他性的产权的成本要低于潜在的收益。产权的产生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

    （3）企业理论。企业作为一种替代市场交易的组织方式，实质上是要素所有者的长期契约安排。在市场交易的背景下，之所以会出现企业，是因为这种组织方式相对于市场交易而言，能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而企业规模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动，也是由这种交易成本的变动所决定的。关键在于坚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原则，追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4）制度比较与选择理论。产权制度的比较与选择也就是交易规则或方式的比较与选择，包括公有产权、私有产权、权利划分、市场交易、内部交易、权利结构等方面的比较与选择。

    （5）制度变迁理论，即用交易成本方法考察西方经济史，也称为新经济史学说，以诺思为主要代表。该理论主要研究谁、为什么，以及怎样实施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把国家、意识形态和产权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或推动经济增长，社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有效的产权制度，而不是相反。

    现代产权理论是在“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制度的运行费用，包括制度的建立、改变、自身运行的费用，以及交易者在该制度下从事交易活动所花的费用。这个概念由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是产权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具体化。科斯认为，不论产权的初始分配合理与否，只要产权界限定义清晰，则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此时市场机制就充分有效，从而通过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反过来说，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明确产权界限，同时保证产权在法律上是可以转让的。

    ■    为什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失效？——流动性陷阱

    ２００８年２月以后，中国货币利率和投资利率利差缩小到通常低点０．１％以下。这种情况说明，扩张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已迅速降低，进一步降低利率对总需求的扩张作用已不大。２００８年６月，投资利率进一步降低到了货币利率下方，说明经济基本面变化已使社会投资需求迅速降低，再采用货币激励手段，功效已完全失去，流动性陷阱风险迫在眉睫。

    “流动性陷阱”这一名词大家并不陌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一般是从利率下调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来认识流动性陷阱的。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就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国内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即使中央银行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那么单靠货币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国民总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调的影响。经济学家把这种状况称为“流动性陷阱”。

    通俗一些的说法是，新增流动性宛如流入了黑洞一般。尽管央行加大基础货币投入，在货币乘数非常低的状态（伴随着投资、消费低迷）下，货币供应量始终无法对应相当的商品供应量，无法抑制通货紧缩的发生。

    造成流动性陷阱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利率和投资利率的偏离，两者间的利差是用于警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重要判断指标。

    据日本银行的公布，２００３年８月份货币供应增长２％，较７月份的１．８％为高。数据符合预期，但仍较上年增长有放缓，反映日本经济有复苏迹象之余，银行借贷收缩，货币流通有待改善。８月份银行借贷为连续６８个月下跌，年跌幅４．７％，７月份跌幅４．３％。数据反映出，金融企业仍不愿意申请新贷款，从上述日本的货币供应扩张与信贷持续萎缩来看，日本当时正处于流动性陷阱之中。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可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下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意投资和消费。此时，仅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无法影响利率。当利率为零时，即便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由于持有货币比持有债券更便于交易，因此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从而也就无法将债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的状态。

    解决流动性陷阱最根本的办法在于给储蓄资金找到新的出路，也就是通过别的渠道运用于企业，而不是变成银行存款。这一方面有待于资本市场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有待于保障体系的完善，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目前我国并不具备“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发生作用的基本条件。国民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比重还没有达到足够高的程度，还有相当比重的国民经济活动是非市场性的。至今我国还未形成普遍的利率回升预期。在财富持有者一致预期利率已经很低且不会更低、债券价格已非常高且不会再升高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在持有更多货币与更多债券之间做出倾向于前者的选择。只有在这时，才可以说经济运行有可能进入“流动性陷阱”。我国经济的这一轮大调整过程也未结束。经验表明，“流动性陷阱”往往发生于跨过衰退后的经济复苏阶段，而不是发生于由结构调整支配的经济衰退时期。

    ■    如何吸引企业投资非经营性的基础建设？——影子价格

    上海市近几年通过采用政府固定补偿加利差微调的融资方式，吸收了大量的企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例如，对黄浦江越江隧道、卢埔大桥等项目，在其经营期内，政府将银行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作为影子价格，每年以财政补贴的形式作为企业的收入回报。通过这一方式，近几年上海仅８条高速公路和４条越江工程就吸引了社会资本２３５亿元。

    影子价格是一种理论价格。影子价格是从资源有限性出发，以资源充分合理分配并有效利用为核心，以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测算价格，是对资源使用价值的定量分析。

    影子价格又称“最优价格”、“预测价格”，是荷兰经济学家詹恩·丁伯根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首次提出来的，是运用线性规划的数学方式计算的，反映社会资源获得最佳配置的一种价格。丁伯根认为影子价格是对“劳动、资本和为获得稀缺资源而进口商品的合理评价”。１９５４年，他将影子价格定义为“在均衡价格的意义上表示生产要素或产品内在的或真正的价格”。

    从影子价格引申出影子收费的问题。因为在运用影子价格的方式来解决非经营性城建项目没有正现金流的问题，以利于融资工具的操作，达到借用社会资本目的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非经营性城建项目所提供服务的现实交易市场，即每个享受服务的个人并不会马上为此付费，而是通过市政府的转移支付间接付费。这里只存在影子价格而不存在市场价格。

    影子收费是由收费公路ＢＯＴ项目遇到的问题所引发的。由于车流量难以准确预测，导致了风险和赢利完全取决于双方谈判的最终结果，因此，政府的选择常常是干预和合法违约，私人的选择则是贿赂和机会主义。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国家审计署首先提出了“影子收费”的办法，即政府规定一个最低交通流量，如果低于这一流量，政府给予补贴，如果高于这一流量，双方分成。影子价格就是最低交通流量所对应的通行费，就是政府与企业达成的公平价格，使企业的投资至少可得到必要的补偿，而政府也不必承担超额支付的风险。这样，企业资本投资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由政府通过行政收费或税收等形式，来补偿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成本和资本成本，将影子价格作为计算政府需要支付给投资商的报酬，赋予项目一定的现金流。而每一个享用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的市民通过上缴政府行政性收费或税收，间接交付使用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的费用，这就是影子收费的应用。

    英、美等发达国家曾经对于归属公共产品范畴、难于计量直接经济效益的道路桥梁、污水处理等的投资建设，根据实测车流量和污水处理量的多少，由政府按约定支付一定的费用，通过这一收费机制或称影子价格机制大大刺激了私人部门对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英国对纯粹为社会服务而不宜通过收费收回投资的道路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保证企业投资的回收。据资料显示，英国政府每年预算列资５亿英镑用于公路建设的补贴和购买服务。

    ■    为什么税率高了税收反而减少了？——拉弗曲线

    《论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哀公问有若：今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大好，国库又不足该怎么办呢？

    有若回答：能否将老百姓的税率从两成减少到个成？

    哀公说：两成的税率，国库的钱都不够，减少到个成，那不是更糟吗？

    有若说：如果百姓手里没有钱，国库里怎么会有钱呢？如果百姓手里有钱，又何必为国库的钱发愁呢？

    这段话固然反映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主张轻徭薄役，坚持藏富于民，但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实反映了经济学里关于税收的一个重要理论——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由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画出的。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４年说起。当时，美国经济正处在“滞胀”的困境里。南加利福尼亚商学院的教授阿瑟·拉弗和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在华盛顿一家餐厅共进午餐，为了使切尼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拉弗即兴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浅显生动地给切尼讲明了减税的奥妙之所在。一起赴宴的还有《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万尼斯基，他立刻将这一曲线在报纸上大加赞扬和宣传，“拉弗曲线”由此声名远扬，被戏称为“餐桌曲线”的“减税主张”博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并最终被后来的里根政府所采纳，其影响遍及欧美。拉弗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

    下图所示就是“拉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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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原点０处表示税率为０，此时政府没有税收收入；随着税率增加（由O－Ｃ－Ｂ的方向移动），税收收入呈现抛物线形的变化。当税率到达Ｂ点为１００％时，社会将没有人愿意工作，所以也就没有税收收入了。拉弗曲线说明，当税率在横轴上超过Ｃ点时，税收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将大于其收入对积极性的提升，所以税收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图中的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禁区”。当税率处于这个禁区时，只有通过降低税率才可以使得税收收入和国民产量同时增加。

    拉弗曲线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当税率低于某个水准时，会激发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促进社会供给，政府的税收一同提升；当税率高于某个水准时，会降低社会的工作热情，从而降低社会供给，政府税收也会随之减少。由此可见，政府为了取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最佳方法不是提高税率，恰恰相反，应是减税。

    一般人认为，税率越高，对于相同税基来说，能征收到的税收越多。比如１０００元的收入，１０００元是税基，如果税率是１０％，那么国家可以收取１００元的税收，如果税率是２０％，那么国家就会收取２００元的税收。与原来相比增加了１００元，前面故事里的哀公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但拉弗曲线却认为，税率越高并不意味着可以多收到税收，反而还可能会使税收减少。拉弗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提高税率，的确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增加税收，但税率有个极限，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就会使人们工作消极，收入减少，而且逃税避税，国家征收到的税金反而会下降。如果税率进一步提高，很可能就会导致企业倒闭，收入锐减，使税基大大减少，从而使国家征收的税金更少。

    拉弗曲线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欲速则不达”的哲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违背这一客观规律，不按应有程序行事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在某城市郊区有一条高速公路，公路两侧有辅路，高速公路通行时候要收费，而辅路是不收费的。当地管理部门为了提高收入，准备提升高速公路的养路费，结果出现一个现象：高速公路上寥寥无人，而辅路上车水马龙，十分拥挤！

    提高养路费后，走高速公路的人更加稀少，从而导致收入锐减！

    相信当地管理部门并不了解拉弗曲线的理论，如果了解该理论肯定不会这么做，虽然其初衷是好的，结果反而得不到应有的收益！

    其实，拉弗曲线的理念可以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到了一个极限，才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老板让员工加班，连续加班，压榨员工，一开始可能员工还可以忍受，但是时间一久，员工可能就会选择跳槽或离职了。所谓“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    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多大？——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就是指，在一个总体（国家、地区）内，以“最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

    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或说奥地利统计学家）Ｍ.Ｏ.洛伦兹提出的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它先将一国人口按收入由低到高排队，然后考虑收入最低的任意百分比人口所得到的收入百分比。将这样的人口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累计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即得到洛伦兹曲线。

    显而易见，洛伦兹曲线的弯曲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来说，它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说明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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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伦兹曲线用于比较和分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时代的财富不平等，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    如何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自助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用餐者最后一口的边际效用为零，而食物提供者的边际成本却大于零，这是和帕累托最优条件相违背的。但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自助餐的形式节省了等候和伺候顾客的费用，而且这种费用的节省一定是大于限制顾客消费的“浪费”，因此，帕累托最优仍然是满足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生来就是高尚的人，则交易费用就会减少，而且我们也会更加富有。人们看似非最优的行为，却是人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人们总是在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在不损害对手的利益的情况下又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算是帕累托最优，换言之，如果是双方交易，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３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都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都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    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经济学——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创立的。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产业变动论》、《财政学研究》中提出了“经济福利”的概念，主张国民收入均等化，且建立了效用基数论等。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即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主要由法定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以及各种国家补贴组成。在这一制度下，德国人从子女教育、看病吃药、失业救济、买房建房到退休养老，基本上都能得到相应的高福利照顾，这些福利费用由社会交纳的保险金和政府财政补贴构成。目前，德国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已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７％以上，并在不断攀升，过高的福利保障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１９９１年之后的１１年间，德国政府的债务整整翻了一番。同时，企业的负担也很重，发展活力受到压制，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从目前看来，过高的福利养成了德国社会的惰性，也超过了国民经济所能负担的限度，改革已势在必行。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人福利不减少，那么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那么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与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１９３９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于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给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做了论述。经济效率是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着重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学说、公平和效率交替学说、宏观福利理论等领域进行了讨论。这些“新”理论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调节价格和产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企图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分配制度虽然不合理，但是如果加以改变，则可能会更不合理，一切人为的改善分配状况和增进福利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    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５０年代就提出过。８０年代初，我国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

    所谓＂新农村＂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小康社会“新农村”的范畴。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息息相关。

    “新房舍”就是指农村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体现节约土地、材料和能源的特征。有关专家批评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出现的“农民豪宅”，看起来繁富讲究，其实有土地和资源浪费之嫌。在建设新民居时应加强管理，统一规划，广泛采用节约的新技术。

    “新设施”就是指要完善基础设施，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这是新农村的重要“硬件”，往往成为制约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基础“瓶颈”。

    “新环境”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等方面。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比如农村的生活垃圾区、污水沟、厕所、畜禽住所等应按照卫生标准规划和建设。这也正是我国农村和发达国家农村的主要差距。

    “新农民”则要求，有了新的设施和环境远远不够，关键要有具备现代化素质的新农民，即“四有农民”——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在农村教育、农民培训和文化道德建设上，我国农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７．３年，４０％以上的没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新风尚”就是指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比如浙江一些富裕农村大修豪华坟墓等现象就不符合“新风尚”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内容全面、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必须全面把握，突出重点，协调推进。从根本上说，经济是基础，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发展阶段，都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否则，新农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根本上看，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对严重失衡的城乡利益关系进行合理调整，是对农村和农民长期历史欠账的合理补偿。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求其从根本上转换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真正把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区域、农业产业和农村人口。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必须自始至终以满足农民的现实需求为中心，根据各地实际切实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紧迫的各种难题，理所当然是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点。从本质上看，新农村建设实际成效的直观反应是农民的满意程度，是困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

    新农村建设要达到上述目标并真正取得实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做到在充分提高农民参与能力的基础上切实推动农村社区全面发展，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１． 赋权于社区

    从根本上看，新农村建设是建设农民自己的家园。因此，必须以农民为本，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在农村社区内实行农民自主参与的内在机制，让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真正做到赋权于社区和还权于农民。赋权的核心是为农村社区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参与和决策权力，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实施、管理等全过程的自主参与度。从根本上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利益主体，是社区资源的拥有者、管理者、投入者和受益者，他们绝不能成为被动的发展对象。

    ２． 参与式方法

    长期以来，农村发展规划的制定者大多为政府或其相关部门，基本上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农民大多处于被动参与规划制定的地位，其发言权很少，因而规划难以真实反映农民的需求与愿望。社区发展规划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应坚持运用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运用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可以有效克服政府和社区存在的不利因素，使规划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更好地满足社区和农民的发展需求及其利益，从而充分调动他们参与规划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３． 普遍的受益性

    过去，政府支持的农村发展项目都有明显的规模偏好倾向，各种支持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都会规定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户进行奖励和贷款优惠，这样的政策安排虽有一定的激励效应，但在社区范围内政策实施的公平性无法得到保证，不能惠及社区贫困农户等弱势群体，客观上将其排斥在受益群体之外，拉大了社区内部的贫富差距。在农村社区内部不能有农户受益程度的显著差别，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受益面应当覆盖社区内的所有农户。在新农村建设中，贫困农户等弱势群体是最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和切实帮助的，必须特别重视项目实施过程中贫困农户的参与性，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考虑他们在经济上的承受能力，积极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确保贫困农户在新农村建设中能真正受益，从而尽可能扩大新农村建设在农村社区内的受益面。

    ４． 社区能力建设

    现实表明，新农村建设中重物资投入轻能力建设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对农村社区的持续发展而言，外部干预主要应发挥导向和催化剂的作用，而不能越俎代庖。高度注重农村社区的能力建设，促使农村社区的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应当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政策上给予有效支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我国当前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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