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7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出乎人们预料地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按照毛主席的说法，“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那么，这个“伟大的事变”是怎样发生的？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是如何达到的？当时，不要说我们的敌人对此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就连我们的朋友，我们党内的许多干部，对此也十分惊讶，出乎意外。可是，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一切可以说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1946年7月，蒋介石不顾我党一再忍让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他调集193个旅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的80%），大举进攻我解放区，其势汹汹，不可一世。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分裂的“国民大会”，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延安，从而关闭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大门。
11月15日，伪国大开幕。18日，毛主席起草了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19日，恩来同志从南京返回延安。21日，毛主席约少奇、恩来同志在枣园谈话，胡乔木作记录。毛主席发言的内容，前面已经作过一些介绍。他在这次发言中首先提出，南京谈判是有成绩的，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至失去人心。还说：教育人民是我们党成立以来的任务，对党本身、对党中央本身也有一个教育的过程。过去，在人民中间，在我们党内，都有一个“打不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许多人希望我们胜，但是害怕我们不能胜，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以及现在可能失掉的延安、烟台等地。因此，现在揭破蒋介石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已退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毛主席强调，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就要孤立敌人。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敌人是孤立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不能直接援助我们，而美国反动派则直接援助蒋介石，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毛主席继续说，我们的问题是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要好转。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就开始反攻。当然，美国还会加强援助蒋介石，新的困难又会产生。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坏一些，不但要准备打3年到5年，还要准备打10年到15年，最坏就是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也没有。一切要照长期战争打算。毛主席的这番话在小范围内传达过，统一了高级干部们的思想认识。
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有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德怀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有从中原突围到达延安的李先念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现在是它的前夜。
这个“高潮”指的是什么呢？毛主席在会上说：20年前，1927年的北伐，是有共产党以来的第一次革命高潮。10年前，1937年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现在，1947年，将要出现第三次革命高潮。北伐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形式上以国民党为主体，最后以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共产党却坚持抗日，壮大了人民的力量，成了抗日的主体。北伐、抗日，国共两党分掌领导权，这次不同了，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人民革命的目标，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毛主席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决不是凭着主观的想象，而是根据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所依据的基本的事实是两个：
一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1946年7月到1947的1月，我军7个月作战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如果今后几个月再歼敌四五十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几乎要占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半，那么，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1946年11月上海市民骚动和12月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由北平学生带头开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反蒋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抗日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
正是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的事实，毛主席在2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指出要准备5年到15年的长期斗争，一方面预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革命高潮到来的时间也许就在今年、明年、后年。
尽管毛主席和我党中央充满了必胜的信心，预见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和敌人作斗争，但是在战术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又重视敌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兢兢业生”。特别是，当时我军还不强大，在数量上还处于劣势，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很强大，还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毛主席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他对许多事情总是“估计”，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肯定地作出结论。2月1日指示（即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发出以后，对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提法，不仅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也存有疑虑，有的同志还专门打电报问中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同志看到的是敌人的强大和凶狠，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威胁。当然，他们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但那只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和信念。而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英明之处就是善于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时局能作出清醒的估量，能预见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势利导地组织和调动一切力量促成事物由量变转为质变，一步一步地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2月1日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延安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因为蒋介石决心要把战火烧向延安，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延安的命运如何，便成了国共双方和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心。为此，毛主席一方面力争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另一方面又向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放弃延安。过去有人认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要放弃延安以诱敌深入，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早在1946年10月，胡宗南即奉蒋介石之命加紧准备攻打延安，延安进行了第一次大疏散，中央各机关学校纷纷迁往瓦窑堡等地。从11月1日至14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连续发出十几份电报给贺龙、薄一波、陈赓等，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3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3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从山西渡过黄河，“协同边区部队保卫延安，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2月1日，毛主席电告刘伯承、邓小平：由于我采取坚决措施，迫使蒋介石攻打延安的计划。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提问时，毛主席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由此可见，毛主席尽管从最坏处打算早已准备在情况于我不利时放弃延安，。但他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保卫延安并对打垮进犯军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1947年2月9日，胡宗南召开进攻延安的作战会议，声称“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有国民党军队39个旅，共23万人，即南面胡宗南的15万人，西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马家军”7万人，北面榆林地区邓宝珊部l万余人。边区我军最初只有l万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了。因此，毛主席认为保卫延安的最好方法是外线配合内线作战。3月6日，他电令陈赓率五个旅渡河攻占陇海路上潼（关）洛（川）线以调动和打击胡宗南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胡军17个旅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10天时间，主要依靠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人延安亦能持久。”为配合陈谢纵队渡河作战，毛主席又电令刘邓同时攻击平汉线以“直接援助陈谢”。3月8日，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率两个旅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以参加保卫延安之战。3月11日，胡宗南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延安。第二天，当常驻延安的美军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3人乘飞机离去不久，国民党飞机就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3月14日，胡军第一线部队10万人，从洛川、宜川之线全面向北出击，而我军用于保卫延安的只有5000多人，敌我兵力为12：1。蒋介石动用100架作战飞机（占其空军兵力的3/5）轰炸延安，最多时一天达40多架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于14日停止播音，由预先设在瓦窑堡附近的备用电台接替。中央书记处书记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于3月12日凌晨离开延安去瓦窑堡，毛主席、恩来同志留在延安，经常在防空洞里开会、办公，指挥延安和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3月16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部署的命令》，内称我边区部队必须“再抗击10天至2星期（16～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的企图”，为此特组织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右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命令称：“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然而，由于敌人过于强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保卫延安的作战部署未能实现。陈谢纵队没有渡河从外线加以配合，边区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胡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炮火，在飞机排掩护下向延安猛攻，于3月18日早晨逼近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我军死守延安，必然招致重大伤亡，这样，毛主席才决定主动地放弃延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在延安的窑洞住了整整10年的毛主席，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于3月18日黄昏和恩来同志一起离开了王家坪，告别了延安。
紧紧抓住蒋介石的“两个拳头”
胡宗南部队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国民党反动派欣喜若狂。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这一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在政治上，蒋介石采取打延安的步骤完全是“自走绝路”。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进攻延安，就是妄图首先“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向何处去，成了举世瞩目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消灭不成便赶过黄河，迫使我党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从而在政治上打击我党。我解放区军民自然也非常关心我党中央的去向和前途，各解放区领导同志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对党中央是不是要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去，即使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战略考虑，坚持我党中央在撤离延安之后必须留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一方面，在政治上，不但使蒋介石的计划破产，灭了敌人的威风，而且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长了自己的志气，同时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征服的。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必然要牵制住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大军，使其不能东调来进攻华北，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为我以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不能不承认，在三面有二十几万敌军、敌我总兵力为10∶1的情况下，毛主席留在陕北确实带有“冒险性”，而且后来真的两次遇到了危险。另一方面，也正如在他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主席科学地预见到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将要起的作用，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终于两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此可以说，党中央留在陕北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盲目的冒险行为，而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英明决策。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党中央到底什么时候决定留在陕北的呢？应该指出，毛主席早已下了两步走的决心。第一步，坚决保卫延安，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延安；第二步，如延安实在守不住，主动撤离以后党中央仍然要留在陕北。
3月19日夜，毛主席在延安附近送别王震将军的时候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3月20日，也就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新华社电讯称：“此次保卫延安，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3月25日，当国民党《中央日报》造谣说毛主席、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之时，毛主席、恩来同志正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和先行撤退到这里的少奇、朱德、弼时同志会合，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9日凌晨，他们从王家坪到了枣林则沟，一下车连觉也顾不上睡就继续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弼时同志主张党中央离开陕北，迁往更加安全的解放区，而毛主席坚决不同意，反复阐述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和意义。经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仍然留在陕甘宁边区，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刘少奇、朱德过黄河，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这次会议后，毛主席化名为李得胜，恩来同志化名为胡必成。仅从“得胜”和“必成”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毛主席、恩来同志面对强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概和战胜一切的信心。
彭老总对党中央的去向极为关心。因为他是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中央留在陕北，他不但要消灭十倍于己的敌人，而且要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毛主席非常了解他的心情，所以在枣林则沟会议结束当天，即3月27日，他就电告彭老总：“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一天，毛主席又给贺龙、李井泉同志打电报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为了安排中央后方机关的工作，也为了有意迷惑敌人造成党中央东渡黄河的假象，以掩护毛主席在陕北向安全地带转移，恩来同志特意向群众场合公开露面后，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为刺探我党中央的去向，国民党早已派遣大批特务到陕北搜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毛主席的行踪必须绝对保密。3月29日，毛主席电告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我们昨夜移至绥德以南地区，为迷惑敌人之目的，先向东移，下一步则准备向西移。”就在这一天晚上，
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
200多人到达田庄。大家以为要向东走，过黄河，不料毛主席命令队伍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走去。这是以“昆仑”为代号的中央纵队第一天夜行军。第二天凌晨，人们看见毛主席柱着柳条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既不乘车，又不骑马，而且是背着太阳往西走，无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怀疑走错路了。当天，即3月30日下午，弼时同志召集各大队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宣布由中央机关200多人组成的“昆仑”纵队成立，司令为任弼时（代号为史林）、政委为陆定一（代号为郑位），参谋长为叶子龙，副参谋长为汪东兴。会后，各大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人们这才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拥护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工作。
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党中央做些什么，又是如何工作的呢？毛主席后来对人说，中央在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如何多打胜仗。他认为“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队伍无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各战场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到1947年4月，全国各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已开始变为劣势。对于他的收缩和集中兵力的所谓重点进攻，毛主席曾经打着手势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一生动的比喻反映了他在撤离延安前后逐步形成的战略构思和战略部署。
毛主席的注意力首先放在陕北战场。但是，应当指出，彭老总仍然是陕北战场的直接指挥者。说毛主席亲自指挥了陕北的各个战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有言在先，要彭老总放手打仗，不要因为中央的安全而有后顾之忧。我军撤离延安以后第三天，即3月22日，彭老总致电中央军委称，胡宗南似判断我军主力在安塞及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令31旅到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因此我拟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31旅。毛主席虽在行军途中，仍于接到电报当天电复彭老总说：“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25日，敌3l旅4000多人即被我全部歼灭。这就是撤出延安以后陕北我军打的第一个胜仗——青化砭战役。当人们担心和怀疑陕北我军的兵力如此薄弱，党中央留在陕北是不是安全的时候，这一仗作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振奋了十气，提高了信心，所以有人说它为党中央留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26日，毛主席打电报给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在陕北战场的指挥方面，毛主席和彭老总互相尊重，配合默契，关系是非常融洽的。4月2日，毛主席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彭老总，内称：“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31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老总接到电报当天晚上即复电说明情况，表示异议，内称：“敌自青化砭战役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而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追其分散，寻找弱点。”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很受启发，经过缜密的思考，于4月15日致电德怀同志，提出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应该是，“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西北战场的一连串胜利，意义重大。4月18日，毛主席在评敌135旅被西北我军全部歼灭的新华社社论中，亲笔增加了如下两段话：“可以预计，从四月开始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紧紧拖住蒋介石伸出来的另一个拳头——山东战场，毛主席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常常为山东战场的严峻形势担心，特别是从延安撤出以后，中央军委与山东电台失去联络长达10天之久，更使他忧心如焚，日夜不安。此时，蒋介石已调集60个旅、约45万大军向山东进攻，企图将我华东人民解放军聚歼于沂蒙山区。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山东战场已成为扭转全国战局的主战场。因此，在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之后，他就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山东战场上。为及时掌握敌情，他电令陈毅、粟裕同志每天或每两天将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主要是敌第一线各军的每日变动要以急电报告中央军委。5月份，毛主席和陈毅、粟裕同志间的电报来往极为频繁。由于毛主席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才胸中有数，指挥若定。但是，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毛主席也只能向陈毅、粟裕提出原则性的看法和建议，由他们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机断处理。
山东战场即将拉开大战序幕。5月4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5月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再次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人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移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5月12日，毛主席在电报说：“敌5军1l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山东战场打响了。5月14日和15日，毛主席连续两次致电陈毅、粟裕同志称：“你们以4个纵队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此次作战，战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作战，如此则歼灭74师后可以再打83师、25师，连续打两三个大仗，完成中间突破，则全局好转。”经三昼夜激战，我陈粟大军在沂蒙山区之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74师全部及83师一部共3-2万余人，击毙蒋介石的“得意门生”——74师师长张灵甫。孟良崮大捷标志着山东战局的转变，敌人被迫停止进攻，我军开始夺得战争主动权。
捷报传来，毛主席欣喜万分，当即致电陈粟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不几天，毛主席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粟，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
刺向蒋介石的“胸膛”——决策进军中原
在把陕北和山东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并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毛主席就在思考和部署如何使刘、邓大军早日向蒋介石的“胸膛”——中原进军了。中原腹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史上，谁要得到中国，谁就要夺取中原，即所谓“中原逐鹿”。如今，鹿死谁手，决定着战争的命运。1946年6月，蒋介石要发动全面内战，首先就要消灭我中原解放区，以30万大军团团包围我中原6万大军。我军中原突围后，毛主席曾致电郑位三、李先念同志，提出中原我军之任务，第一阶段是“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由此可见，刘、邓向中原进军早已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中心一环。1947年1月，毛主席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止，准备五月开始向中原出动变为外线作战”，同时也电令陈毅同志争取“五一”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准备配合刘、邓到外线作战。我军经过几个月内线作战，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毛主席于4月27日电询陈毅、粟裕同志：“你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是出鲁西南及豫东较近地区协同你们作战？还是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至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经过几天的酝酿和讨论，5月4日毛主席致电刘、邓、陈、粟等，认为现在可以确定，刘、邓十万大军立即开始休整，于6月10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机动作战，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5月8日，毛主席再次电令刘、邓争取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渡河作战，并电令陈、粟集结全部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在指挥打仗的同时，毛主席极其关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通过文的一条线——新华社，指导舆论战线，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能听到我党中央的声音。当时，新华社绝大部分人员已由社长廖承志率领由陕北转移到太行解放区。设在瓦窑堡附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3月28日播送了青化砭战役的捷报之后，由于敌人逼近和敌机轰炸而停止播音，从此便由先行准备好的在太行的新华广播电台接替，但仍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播音。留在陕北的新华社人员，起初只有20多人，编为中央纵队四大队，由范长江任大队长。这支小小的队伍，不管白天黑夜，即使长途行军，也见缝插针，坚持工作。每到一地，他们便架起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文字广播，抄收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英文广播，译成中文后送毛主席、恩来同志等参阅，供他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大事。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新闻等通过四大队电发太行新华总社，再由太行以文字和口头广播传遍各地。此外，四大队还每天将抄收到的新华社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通讯，编辑油印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各大队人员阅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军从延安撤出以后，蒋介石千方百计寻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企图将它一举摧毁。他把在美国训练有素的无线电侦测人员调回国组成测向总队，分驻西安、徐州和陕北的清涧进行“三角测向”，以判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位置。结果是枉费心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照常广播，把真理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当人们为战争的结局和中国的前途而忧虑的时候，党中央通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对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而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到处派兵寻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也就是寻找我党中央的所在地，但到处扑空，一无所获。他甚至怀疑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否真的还在陕北。他急于想把他的主力从陕北调到山西。因为我陈赓纵队在晋南作战一个月，连克22座县城和禹门口、风陵渡，严重威胁着胡宗南的后方。可是，蒋介石却一再命令他在陕北捕捉和消灭我党中央首脑机关，这就使胡宗南的20多万主力深深陷在陕北的泥潭之中，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毛主席于5月5日打电报给彭老总，告他“我们已转到旧安定城西北地区”。事实上，早在4月13日，“昆仑”纵队已离开青阳岔到了王家湾，并从此改名为“三支队”。为了使彭老总不因顾虑中央安全而能放手打仗，毛主席一直未把中央住地告诉他。蟠龙大捷之后第二天，恩来同志找新华社同志去王家湾口授了一篇述评，内称：“胡宗南这个‘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这篇述评由新华社发出之后，毛主席又从收音机里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感到非常高兴，连声夸奖女播音员讲得好。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尤其是陕北和山东连连告捷，既在他的预料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所以，那些日子，毛主席的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提出要开个庆祝大会，决定派恩来、定一同志到真武洞去，代表他和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
5月14日和15日，恩来、德怀等同志在真武洞检阅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游击队。在有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上，恩来同志发表讲话说，这个会既是庆贺陕北战场取得胜利的大会，也是庆贺全国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大会。他在会上庄严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各解放区和全中国人民为之振奋，而蒋介石则气急败坏，恼怒万分。
坚持留在陕北——神机妙算化险情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了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无论在战争的第一条战线上，还是以学生运动为主的民主运动的第二条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的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毛主席要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一篇社论，评第国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篇社论写好后，毛主席亲自修改，并将题目改为《破车不能再开》。毛主席在社论中加了两段话，说这个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是辆破车。全国学生展开了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悲壮神圣的伟大斗争，并且引起了教授、记者、工人和市民的普遍同情。
这篇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即6月6日，国民党飞机就到“三支队”住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察。早在5月15日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就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无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测向结果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一直犹疑不定的胡宗南也下了狼心说：“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
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危险降临了。
6月7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湾扑来。“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可是，往哪儿转移呢？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毛主席和弼时同志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毛、周、任、陆定一、胡乔木住在-排两间半相通的“套窑”里。所谓“套窑”，就是一进两开，一进门的过道住着恩来、定一和乔木，三个人睡一个炕；毛主席住在左边的窑洞，靠窗户是炕，炕上放着小炕桌，他就日夜伏在小炕桌上办公；弼时同志住在右边只有-个炕的半截窑里。毛主席、弼时同志出入都要经过恩来他们中间的过道窑，平时开会、谈话，即使声音不大也能互相听得见。何况毛主席和弼时同志争论的嗓门都很大。弼时同志提出：我军主力远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调兵来掩护中央；敌军四个半旅两三万人，而我们中央警备团只有四个半连，才200多人；敌从西边来，如果我们向西走，万一和敌人相通怎么办；除了刘戡军，西边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回旋余地小，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越往西，人烟越少，粮食也越困难。因此，他认为，往东走比较安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东渡黄河。一听“过黄河”，毛主席就很火。他尽量克制地解释道，敌人就是估计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有几百里，救不了我们，那么我们只好往东转移，这样他就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从南边来的这股敌人，就是想在东边拦截我们，即使消灭不了，也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毛主席说“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他还说：中央机关的安全，不用担心。这点队伍算什么，再大的队伍我也能指挥。天快黑了，“三支队”打前站的早已向东走去，可大队人马还在原地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恩来同志出面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不-会，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住了53天的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马不能骑，警卫战士们连拉带推，有时架着毛主席往山上走，-个个浑身淋得湿透。驮电台骡子滚下山摔死了，人们摸黑爬到山下把电台拖上来。半夜雨停了，队伍在-个小山村里休息。毛主席忽然灵机一动，要“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带一个排到王家湾附近骚扰侦察敌人。汪东兴同志立即带着队伍出发了。
向东追赶的刘戡扑了个空，立即掉头上山向北追去。6月9日，“三支队”到达小河，则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就来低空盘旋，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人越来越近了。队伍出村不久，天又下起雨来。夜里，只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大火，连敌军的人喊马叫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敌人离得这么近，但是陕北地形之险、地区之大，正如毛主席所说：“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敌人没有群众，如同瞎子、聋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乱擅。“三支队”有老乡做向导，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走过，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宿营。不料，敌人紧追不舍，也向天赐湾逼近，和“三支队”只隔一个山头，隐隐传来机枪声。情况十分紧急，各大队紧急动员，干部、战士纷纷表示决心，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除一部电台坚持工作外，全部人员整装待发。雨过天晴，烈日当空，人们在一条狭窄的光秃秃的小山沟里暴晒，闷热无比。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了解敌情，连毛主席身边的内卫排也派出去侦察了。毛主席临危不惧，地图摊在面前，仔细分析敌情。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果然，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没有发现我一兵一卒，便不再继续西进，通过尖山一带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惊叹毛主席神机妙算，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计”。后来，毛主席指着图介绍其中之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遇险那几天，中央和各战场的电台联络中断了，加上国民党中央社大肆造谣，说“周恩来受了重伤，毛主席下落不明”，等等。远在河北平山县的少奇、朱德同志和各解放区领导同志，都为党中央机关、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心焦。脱险当天，电台一架起来，各地就纷纷来电询问中央社的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毛主席当即起草了一份给各解放区领导同志的通报，说中央社所说胡军占我保安、青阳岔、卧牛城是事实。通报称，撤出延安后的3个月来，第一个月陕甘宁边区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步人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对敌斗争。敌以31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三十万，压迫我仅有150万人口及4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1人对付7.5个敌人。以敌人部署的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地区人口与敌人力量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中央机关于4月中旬移青阳岔卧牛城附近差不多两个月，6月9日至11日刘戡军到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通报称，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一着要棋：陈赓纵队调往哪里？
调陈赓纵队过黄河到陕北作战的问题，一直是毛主席战略部署中的一件大事。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3月，毛主席曾多次电令陈赓纵队渡河以保卫延安。因形势急剧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撤出延安后，毛主席又电令陈赓纵队迅速开展晋南战役，以威胁胡宗南的后方，配合陕北我军作战。晋南战役结束当天，即5月4日，毛主席又决定陈赓主力4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渡河到陕北受彭老总指挥，以歼灭胡军主力，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彭总收到电报后，于5月8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陕北与陈赓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至为重要，6个月即可能完成此任务。但陈赓部何时何地渡河，须等数日后看清敌军行动再走。为进一步研究和落实西北战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主席于5月10日电告彭总，派恩来、定一同志“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5月14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彭总，要陈赓兵休整待命准备渡河。5月24日，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赓并贺龙、伯承、小平、德怀等同志，命令陈赓纵队6月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于7月上旬渡河，先到陕北作战然后再到宁夏、甘肃作战，以歼灭胡军夺取大西北。6月6日，毛主席电令陈赓要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反复说明在陕北作战和在晋南条件有很大不同，要准备吃很多的苦，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要有消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雄心，总之，要有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充分准备。6月12日，即“三支队”脱险后的第二天，恩来同志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令陈赓兵团准备在6月底和7月初西渡黄河到陕北，带足五天干粮和弹药，注意保密不要暴露，并要陈赓沿大理河来中央面谈一切。
6月17日，毛主席率领“三支队”返回小河村，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时候，毛主席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实现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其中心一环就是刘、邓大军何时向中原出动。5月4日毛主席曾经电令刘、邓军休整，6月10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刘邓接电后曾提出不同意见，要求从6月9日开始以半个月时间歼灭安阳附近之敌并争取再打一仗，以减轻野战军将来出击中原的负担，因此要推迟一个月即于6月底或7月初才能渡河南下。6月3日，毛主席电复刘、邓，同意6月刘、邓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到6月底，指出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资上的各种准备工作。6月20日，毛主席以迫切的心情电询刘、邓：“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定计划出动，盼告，以便令山东与你们配合。”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7个纵队13万余人，在鲁西南、郓城等横宽300华里地段，乘120余只木船，开始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斗争的高涨为标志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快要大到了！毛主席四个月前在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新高潮“一定要来”的预言快要变成事实了。听到刘、邓大军安全渡河进军中原的消息，党中央所在地的小河村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尤其兴高采烈，喜笑颜开。第二天是“七一”，中央机关在小河召开了纪念建党26周年大会，恩来同志在会上作报告，回顾了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五个特点：一是最彻底的革命的党，二是武装的党，三是群众的党，四是有理论的党，五是团结的党。
为纪念“七一”，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努力奋斗”四个字是毛主席加的。毛主席在修改社论时还加了三段话，第三段话说：“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4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为此，毛主席要胡乔木为新华社赶写一篇社论。两天后写出《总动员与总崩溃》一文送给毛主席修改，新华社于7月14日以社论名义发出去了。按照毛主席的意思，这篇社论的中心是：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他的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他却偏要大讲特讲，他企图用这个象征的总动员来挽救那个实际的总崩溃。
按照毛主席要求，社论从三个方面作分析。（一）先看军事，蒋介石故意使和谈破裂，在1946年6月底开始全国大打，将他的正规军248个旅中的226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这还不算总动员吗？可是一年作战被我消灭了100个旅，今后一年我军必将再消灭蒋军100个旅。（二）再看经济，蒋介石早已总动员了，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24小时印钞票。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1800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约为6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夜是14亿，日本投降前夜是5000亿，而这次总动员前夜至少在16万亿以上。所谓总动员，就是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人民固然遭殃，蒋介石也难逃财政总崩溃。（三）再看政治，从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就开始总动员了。在政协会后，他就制定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包括伪造国民大会和宪法，借以欺骗群众。蒋介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得多凶，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但是，随着他的军事失败，经济困难，“政治解决”这样的残脂剩粉，他也不要了。他决心不顾一切而宣布总动员以求统一内部。可是，一切都挽救不了蒋介石的总崩溃。连孙科也在答记者问“动员令下后，内战是否提前结束”时说：“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
在蒋介石颁发“总动员令”和通缉中共领袖毛主席的这一天，毛主席正在陕北靖边的小河村，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讨论如何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为此起草一份电报给彭总，提出两个方案征求他的意见。第一方案是照原来所议调陈赓纵队来陕甘宁边区，在内线歼灭胡军相当数量后出外线作战。第二方案是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战场，协同彭德怀消灭胡宗南。因为考虑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困难；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敌兵力空虚，如使用陈赓队于该地区必然要吸引胡军-个军（5个到8个旅），从而大大减轻陕北负担利于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大军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陈赓纵队到鄂豫陕对刘、邓作战亦有帮助。这两个方案究竟以何者较为适宜，请彭德怀、习仲勋考虑，并希望他们到小河村来开会面商。
这样，防赓、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先后来到小河，贺龙、杨尚昆、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小河会议从7月21日下午开始举行，到23日下午结束，一共开了3次会，每天上午自己交谈，气氛极为融洽和愉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毛主席几次在会上发言，由胡乔木作记录。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入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还说，对蒋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又说几个月，现在又说才开始。毛主席反复强调，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向全党全军解释。敌人的把握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内部要精简节约。从全国战略上考虑，也从陕甘宁边区的粮食考虑，小河会议同意中央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即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而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小河会议还专门讨论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财政、土改等问题，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的资格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3个问题，并决定在边区成立以彭德怀为首的前委。
“前有黄河，后有追兵”
小河会议结束后，彭总、贺总、陈赓等立即分赴各地，党中央也准备转移。8月1日，太阳刚刚出山，毛主f蒂率领中央机关大队人马离开小河。从这天起，党中央的代号“三支队”改名为“九支队”。队伍沿大理河向东北方向进发，开始了连续19天的长途行军。毛主席或者骑马，或者走路，一边欣赏陕北的大好山川，一边思考着各种问题。每到宿营地，电台立即架起来，和各战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把胡军主力吸引在陕北，以利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彭德怀部开始围攻榆林，毛主席也有意在白天行军诱敌北上。果然，蒋介石于8月7日匆匆到了延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钟松率36师北上解榆林之围，由董钊、刘戡率胡军全部机动兵力9.5个旅“尾追毛泽东”，企图将我党中央消灭或赶过黄河。8月8日，敌机即在“九支队”行进途中跟踪侦察、扫射、轰炸。8月9日，彭总电告中央：“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河，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最快也要到15日才可攻克”，而钟松增援甚急，故决定“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后再攻城”。毛主席当日复电同意我主力先打钟松后攻榆林。可是，没有料到狡猾的钟松率部从横山出长城，沿沙漠急行军，绕过了我军的伏击圈，3天即赶到了榆林，使我既打援扑空，又攻城不下。这时，胡宗南神气十足，急令董钊、刘戡抢占绥德以拦截我党中央。形势急剧变化，敌情越来越紧张。8月13日夜，毛主席率“九支队”急行军，赶在敌军之前到达绥德，过了无定河大桥，终于把敌人甩在后边，暂时脱离了危险。8月14日1时，毛主席致电彭总称，在目前情况下，宜集中8个旅迎击刘戡。8时，毛主席又电告彭总称，钟松今晨在榆沐接受空投之粮食，“估计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堡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如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堡、镇川堡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但不知部署是否来得及”。彭老总当即电复毛主席，刘戡令钟松率36师向米脂前进，我军准备迎击该敌。不出所料，钟松率36师离榆林南下了，这一方面使我军有了歼敌主力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党中央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危险的地带，敌我双方集中了十几万大军。钟松南下，刘戡北上，将我军主力和党中央压迫在佳县及其西北一隅，妄图实行南北夹击。为摆脱被敌军包围的危险，也为了使彭老总放手打仗而不必顾及中央的安全，“九支队”原想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一带，插入敌人后方。可是，派人找船没有找到，又不能涉水过河，无奈，“九支队”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于8月16日到达神泉堡附近。刘戡率大军紧追不放，距离我党中央只有半天行程。而黄河已近在眼前，真如毛主席所说：“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这时，不但原先主张过河的弼时同志，就是原先不赞成过河的恩来同志，也不能不劝说毛主席过河暂避一时，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恩来同志甚至说：“等打了胜仗，我们再过河来。兵不厌诈嘛。”毛主席还是坚决不同意过河，但他却命令西北局机关和伤病员东渡黄河以确保安全。这样，“九支队”又沿着黄河边北上。行军途中，恩来同志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大家再三劝说才上了担架。8月17日，刘戡军扑向黄河边上，但却扑了个空，于是分几路向佳县、神泉堡等地围追，咄咄逼人地向我党中央所处的位置进逼，使“九支队”处在极端危险之中。中央警备团一早接到三道命令，派团长率一个连赴前沿侦察、警戒。队伍又一次在夜间冒雨行军，沿佳芦河往西北方向潜行，中午抵达白龙庙。眼看人困马乏，一个个精疲力尽，毛主席往石头上一坐，说道：“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敌人上山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8月18日，刘戡和钟松两支大军愈加靠拢，将我党中央夹在当中，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的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九支队”又出发了，中央警备团大部留在山上，准备阻击敌人。山洪暴发，奔腾的佳芦河拦住了“九支队”的去路。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恩来、弼时同志亲自指挥战士和老乡们架设浮桥。毛主席若无其事地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拿着铅笔专心致专地批阅电报。木桥架好后，恩来同志在桥上来回走了两趟，才让毛主席过河。可毛主席却要机要人员把电台、文件先运过河，然后人才慢腾腾地走过桥去。人刚过河不久，雷雨大作，桥被洪水冲垮了。“九支队”在大雨中行军，在电闪雷鸣中默默前进。
8月19日晚11时，彭老总电告中央，我军准备在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20里）以靠近主力。“九支队”当即离开杨家园子到达梁家岔。8月20日凌晨3时，毛主席电复彭总，完全同意对36师的作战计划。电报说，据区政府报告，刘全塌西北15里之刘庄到有小股敌人，因此今天在梁家岔不动，如该敌向梁家岔前进，我们拟向槐树湾方向转移。由此可见，当时我党中央的处境是何等险恶，稍一不慎即有落人虎口的危险。尽管彭德怀主力已经在沙家店附近将钟松36师分割包围，但刘戡主力近在咫尺，敌人两支人马加在一起共有10万大军，而我军只有8个旅共3万多人，这一仗能不能打赢，还要作两手准备。因此，毛主席下令，各大队轻装，备好7天干粮，把文件烧毁，随时准备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这天中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沙家店战役打响了。经八小时战斗，歼灭钟松36师，西北战场我军从此由防御转入进攻。消息传来，毛主席、恩来、弼时同志等欣喜万分，第二天即到德怀同志总部所在地，向西北野战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又和指挥员们一起研究了西北我军下一步作战方针和部署。会后，他们来到山上观看了沙家店战场，一路上谈笑风生。人们议论的中心自然是全国各战场的形势，想不到这样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3月19日撤出延安之后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我军便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主席在2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预言的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终于来到了！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为了争取这一新高潮的到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作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尤其是6月、7月、8月3个月是最紧张最危险的关键时期。在这3个月内，毛主席经历了陷入刘戡四个半旅包围的极大风险，然后又准备和主持了小河会议。离刑、河之后，毛主席连续19天长途行军，又一次经历了“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大风险。即使在如此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下，毛主席也时时都在关心着、注视着全国各战场敌我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毛主席日夜辛劳，呕心沥血，经常看见他一边拿着电报，一边看着地图，或者一个人踱步，苦苦思索，或者和恩来、弼时同志一起交谈，直到深夜。单在6月、7月、8月3个月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洛个战场的电报就有200多份，占1947年他起草的全部电报稿的1/3。在最危险的8月，毛主席利用行军间隙起草的电报就将近90份，几乎每天平均要草3份电报。通过这些电报，毛主席作为我军的最高统帅，指挥各路大军从劣势变为优势，从防御转为进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不要等到我们的作战力量超过敌人以后再来进攻，而是要不失时机地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向敌人.进行战略进攻，使革命战争尽陕地发生伟大的转折。“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
一翼，即陕北。小河会议后，彭总即挥师北上攻打榆林，把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全部机动兵力12个旅吸引北调，以便陈赓兵团从晋南过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向大别山进军。
另一翼，即山东。小河会议后，7月27日，毛主席电令陈毅、粟裕同志：“主力须移至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同时，“陈（士榘）、唐（亮）和叶（飞）、陶（勇）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据此，华东野战军组织了东兵团司令部，由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指挥4个纵队在胶东发动进攻，把敌人15个旅吸引到海边，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同志在山东西线和刘、邓挺进中原的作战。10月3日至9日，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在昌邑以南歼敌万余人，胶东战场我军转入进攻。10月8日，毛主席电贺许世友、谭震林同志称：“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
三军之一，即刘、邓大军，如何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直是毛主席关注的中心。按照毛主席的第一步计划，刘、邓大军13万人于6月30日开始在3天内顺利地渡过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敌4个师部和95个旅共56000人，打开了南下大别山的通道。按照毛主席的第二步计划，刘、邓军准备向中原出击，直下大别山。如果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是1947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一步棋，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那么，刘、邓在挺进中原则是1947年毛主席所布下的关系到战略全局的第二步棋，同样也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在他看来，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尖刀，如能突然插进蒋介石统治的心脏——中原腹地，必将致敌于死命。因为我军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这样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动其进攻山东和陕北的主力回援，使我们能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主席认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独特的史无前例的进攻样式：决心不要后方，一举跃进到敌人后方去，先占领广大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毛主席既充分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也充分估计到在外线作战的各种困难，指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7月30日，毛主席电令刘、邓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8月7日，毛主席在行军间隙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刘、邓军“至少一星期不动”，可就在这一天，刘、邓大军十几万人兵分三路向大别山进军了。为什么会如此突然呢？因为刘、邓军渡过黄河歼敌九个半旅之后，蒋介石大为震动，果然如毛主席所料急忙从陕北和山东战场抽调部分兵力，加上从中原各地抽调的兵力，共达28个半旅，30多万人，企图乘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之际，用重兵对我实施合围，并扬言要决黄河大堤放水淹没我军。时值雨季黄河水位猛涨，决堤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所以，在此紧急情况下，刘、邓下决心不再按计划休整到8月15日，而提前于8月7日全军出动。8月9日和10日，毛主席两次致电刘、邓，称赞“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并提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那些日子，毛主席的心情极不平静，在陕北是“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在中原是“前有淮河，后有追兵”。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像陕北一样十分险恶。敌48师、7师、58师、10师、3师、65师、52师、骑一旅等19个旅，紧紧追赶着刘、邓军，敌65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军只有30多里，而前面却是汹涌澎湃的淮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征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8月30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称，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任务，敌人追截计划完全失败。毛主席看了电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三军之二，即陈、粟大军，如何直接配合刘、邓进军大别山，也一直为毛主席所关心，尤其在七八月为毛主席所担心、所揪心。在孟良崮战役打破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后。我陈、粟大军五个纵队于七八月间先后西渡运河，进入鲁西南地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和敌人周旋，拖住了敌人在鲁西南的全部驻军和8个机动旅，有力地掩护了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但是，由于敌人狡猾地龟缩一团，我军兵力分散，加上气候恶劣，天天下雨，南麻战役、临朐战役等接连几仗没有打好，部队士气大受影响，敌军气焰嚣张，扬言要把我军赶过黄河以北。7月30日，陈、粟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连接几仗未打好，待检讨后详细具报。”毛主席非常体谅战场指挥员的困难，总是说“天下没有常胜将军”，鼓励他们总结失败的教训以利再战。8月6日，毛主席在给刘、邓陈、粟的电报中说：“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便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向全军将士安好。”当然，毛主席为了全局的利益也敢于批评，而且往往是毫不客气的。8月30日，毛主席未见陈、粟大军采取更加有力地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给陈、粟的电报中说：“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我们对于陈唐叶陶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罗广文、张轸、王敬久等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第二天，即8月31日，陈毅、粟裕即来电说明情况，因船太少，天雨夜行，道路泥泞，在渤海渡黄迟缓，在惠民多留几天，以便坐催新兵弹药等西运接济陈唐，24日晚到聊城，定9月3日晚率6、10两纵队于寿张东南渡河与陈唐会合。9月1日，陈、粟致电所属各部称，毛主席于8月24日“电示我们担任黄河以南、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的新任务，完成此任务要相当长时间，主力会合后要连续歼敌破击陇海路并迅速向南扩张，支援刘、邓，策应山东，吸引敌主力在陇海路南北与我争夺”。9月7日，我军发起沙土集战役，全歼敌整编57师2万余人。这是陈、粟大军外线出击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陈、粟大军6个纵队18万人挥师南下，越过陇海路，在豫皖苏平原地区连续作战，大大减轻了刘、邓在大别山的压力。
三军之最后一路，即由陈赓、谢富治、秦基伟、孔从周等领导的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按照毛主席8月14日电示，应于8月20日开始由晋南渡过黄河，25日前渡完，和陕北我军攻打榆林以吸引胡宗南主力南北呼应。可是，陈赓当天电复中央称，“4纵已出动3日，先头部队已到达阳城西，但连日大雨，山洪暴发，交通全断，我们异常焦急。”毛主席在复电中说：“你们推迟几天待水退后渡河是好的，并可以迟几天.晾动胡宗南，以利陕北我军配合行动。”8月23日，陈赓大军8万余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25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训斥胡宗南在陕北连连失利，如今陈赓军又威胁西安，要他令董钊、刘戡率部“迅速南下”。26日，毛主席在给陈赓的电报中说：“1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你们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27日，毛主席电告陈赓：“胡军6.5个旅今开始南退，我军正跟踪追歼。胡主力只有3个旅，歼灭此3个旅，胡即毫无办法了。总之，兰州以东、长城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主动权业已转入我手，望你们放手发展”。29日，陈赓电告中央军委称，“我们对军委意图了解有偏差，过河后主力向东南，准备乘虚抢占洛阳西边。因渡河经验不够，组织欠周密，雨中走山路，驮骡死病很多，河岸道路狭窄等关系，先头部队过河后炮兵、担架等隔断，故发展迟缓。”30日，毛主席电复陈赓，指出：“你们现在作战比晋南时环境大不相同，每一次大的行动计划，必须事前报告军委，必须迅速报告敌情我情民情，我们方能及时帮助你们。此次渡河你们重点放在东面，而洛阳附近为敌所必争，不应用主力，西面敌人空虚，攻取较易。现在改变，调头西向，致使丧失几天宝贵时间，给了胡宗南在西面完成其部署的机会，极为可惜。但胡军主力尚在绥德、米脂地区为我军所抑留，洛川以南只有几个旅及若干特种部队，这点对于你们极为有利。望速以全力抢占陕县至虚氏一线，牵制洛阳之敌，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薄弱点，在运动中歼敌。”此后，陈赓兵团在豫西纵横驰骋，节节胜利，歼敌12000余人，将豫鄂陕解放区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西越丹江、东至平汉路的广大地区。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和中原敌后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所以能够实现，是和我军在东北、在晋察冀英勇作战以及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分不开的。
1947年4月初，东北我军结束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在东北的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局。这时，正值党中央撤离延安，和东北失电台联系也长达10天之久。毛主席对东北战场的形势十分关注。5月13日，东北我军又展开了夏季攻势，毛主席非常高兴，于5月20日致电林彪、高岗称：“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0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一年以后进行的辽沈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早已在毛主席的战略构思之中。7月1日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胜利结束，歼敌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座，迫使敌军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转取所谓“重点防御”，从而改变了东北整个局势。7月10日，毛主席专门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高岗，就战争第一年作战总结和第二年作战计划，征求他们的意见。8月29日，毛主席致电林彪、罗荣桓，希望东北我军9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希望东北我军“能于明年四月底五月初，以三至四个有力纵队开始平绥线上之作战，首先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人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鉴于林、罗来电建议中央迁往东北或毛主席能到东北去一趟，毛主席电报的最后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9月14日，东北我军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到11月3日结束，历时50天，共歼敌69000人，收复中长路、北宁路沿线广大地区。至此，东北之敌被我完全孤立于长春、吉林、
沈阳、营口、锦州等点线及其附近地区。
毛主席对晋察冀战场极为关心，曾经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1947年4月8日，晋察冀野战军向石家庄外围发动进攻，歼敌l万余人。这时，保定以北敌军正在进攻冀中解放区。晋察冀我军不为敌人行动所牵制，继续西进攻占正（定）太（原）路阳泉以东各据点。毛主席收到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后答复称：“你们现已以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较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走。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太原之敌两个师来援，我军将其包围歼灭。正太战役至5月8日胜利结束，共歼敌3万余人，收复了阳泉工矿区和平定、寿阳等县，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的联系，并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应该指出，少奇、朱德同志离开陕北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之后，对晋察冀的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9月19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同意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为着加强晋察冀工作之目的，决定派彭真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10月22日，晋察冀我军于清风店附近一举歼敌13000余人，生俘敌军长罗励戎、副军长杨光钰等，毛主席立即打电报表示祝贺，指出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有巨大意义。11月1日，晋察冀我军准备攻打石家庄前夕，毛主席致电少奇同志，提出朱司令到部队帮助整训很好，但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11月12日，晋察冀我军解放华北战略要地和枢纽石家庄，歼敌24000人。毛主席当天打电报“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2万余人之大胜。”
对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经常提起并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情。这是不能不提到，1947年5月28日，毛主席在构思“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之时，特地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慰问电，给郑位三、李先念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该电称：“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以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陕北我军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先后进行了岔口战役、清涧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而使党中央的安全有了保征。“九支队”在神泉堡过了一个欢乐的中秋节。毛主席在神泉堡起草了着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由毛主席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在六十七条口号中，由毛主席加写上的有十五条。在“坏人悔过自新”后边，毛主席又加了一句“准许将功赎罪”。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个《宣言》、两个《训令》的发表，使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人们感到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真的来到了！
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
1947年12月会议11月22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来杨家沟之前，毛主席在佳县的谭家坪住了几天。他走门串户，访问了十几户贫苦农民，由于支援前线、敌人摧残，加上庄稼受冻，陕北人民的生活很苦，有些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焦急、难过，立即找到佳县县委书记说：“一定要把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切切实实地安排好。我讲的切切实实，就是说不是一个区、一个乡地安排，而是要一村一户地安排。”来杨家沟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商量决定，“亚洲部”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一两粮，帮助群众渡荒。毛主席每次吃饭都要问管理员：“今天我的一两口粮节省下来了吗？”他还对饲养员说：“把大青马的料减上一半，我以后出门可以少骑马。”很快地，“亚洲部”全体人员节约了70石黑豆和30石小米，分给杨家沟和邻近各村贫苦农民。
杨家沟是陕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全村270多户人家，就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其余200户人家中，除1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毛主席不但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参加杨家沟的土改，而且还抽空亲自参加土改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在部分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毛主席听到有的干部随便没收粮食时说：“贫雇农生活困难，中农有粮食可以借，将来逐步还，但不能没收。”他一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打了一个比方说：“贫农好比骨头，中农是肉。一个人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就不成其为一个人了。”
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罗迈（李维汉）、李涛等人。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决定指出，毛主席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林彪在1947年春夏之交曾经打电报给毛主席，建议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100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在12月会议上，又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主席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在撤离延安8个月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使毛主席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分析敌我形势时说：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这一两年来才解决。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困难严重，我们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但可以解决，根本出路是土改，而蒋介石没有出路，况且我军主力又打出去了。
毛主席说，从现在到明年1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以前我们希望高潮有城市暴动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困难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战争需要不问断的，不让蒋介石喘息，但也不能说死。我们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政策，依靠群众。
毛主席说，关于统战，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以便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害怕到国民党区去，害怕美国。到国民党区，我们三路出兵，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证明了并不可怕。第二是对中间派认识模糊不清，但政治上打击与经济上消灭不同，内战时期混淆了这两点。因此，对中间派问题也是既反右又反“左”。对消灭封建阶级，如同对美蒋斗争一样，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中则要谨慎。有的同志则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
毛主席最后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会议讨论时非常热烈，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同志先后发言。恩来同志说，半年转入进攻，各战场无例外地转入主动。现在切忌骄傲，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彭总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中易于去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亦如此。华北各根据地土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均由“大体上已解决”的估计而来。贺总说，陈赓一出去就搞土改，我觉得是太早了。伏牛山土地很集中，地主都有寨子武装。要先消灭胡宗南反动派，统一战线要广泛些，等站住脚再保护群众翻身。西北野战军到关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另外，部队中非战斗员太多，要精兵，提高质量。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结论。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20年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北伐时期局面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
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太多，一直到长征，这是革命的最大难关，幸而渡过。抗日时期，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本投降，形势一直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不能还手的地位。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分心，对形势只能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出结论。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我们确实是占了优势。毛主席还说，我们这次会议，同今年7月小河会议不同，要解决新的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所以提出，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
在报告中，谈到10月13日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时，毛主席说：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最伟大的一次整党，增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来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毛主席又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土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反“左”。
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毛主席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肯定了的。2.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推翻地主阶级，这是不错的。我们要打垮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但不能用打蒋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千百万地主富农。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此次会议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
12月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经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营垒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也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开会期间，正是毛主席54岁生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主席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那天，毛主席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同志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947年快要过去了。毛主席把“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辞旧迎新。人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正是在这一年，如毛主席在解放后一次谈话中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总理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一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75亿人口的国家，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10亿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这番话，各大队负责人体会最深刻，感觉最亲切，因为他们从延安撤出以后跟随毛主席转战千里，亲眼目睹了这个伟大的事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尤其钦佩毛主席的预见性，由衷地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列宁曾经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人们亲眼看到，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预言“3个月到5个月”、“斗年之内”要“消灭共军”等等，最后都变成了昏话破产；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也许今年、明年、后年”等等，最后都变成了事实，而且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原因是，蒋介石依据的是反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毛主席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回顾以往，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心情激动。他对各大队负责人说：“
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
当1948年元旦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又一次预言：“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而毛主席在陕北的杨家沟，热情地向大家举杯祝福：“1948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
（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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