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党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总前委成员邓小平与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奉召同毛泽东再次商谈渡江作战问题，决定4月10日为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一切工作都必须充分保证，这些定了，方才南返。
陈毅于16日过济南时，特地去探望粟裕，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又共同商讨渡江作战问题，18日赶回徐州三野指挥部。
这时，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及第三野战军等四大机构都齐集徐州，工作极其浩繁，正如以后5月1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的：“三、四两个月，在极度紧张和忙乱中度过。二中全会后，我们3月18日才回到前方，其时中野各部刚过淮河，华野各部亦多在运动中……”
这里说的“中野”、“华野”，还是习惯性的称呼。因为这两支野战军在2月上旬，已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命令进行了整编。中野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委兼主任张际春，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建立了野战军后勤机构，加强了炮兵和工兵，拥有各种火炮共1500余门，部队人数由13万发展到28万。华野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谭震林，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15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58万多人。这些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共百余万人，都有步骤地分向临江指定地域开去，积极练兵备战。
陈毅、谭震林回到驻在大北望村的三野指挥部了解情况，签发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预备命令。21日晚，总前委和三野指挥部由徐州登车南行，次日渡过淮河，抵达蚌埠南面ll公里处的孙家圩。设营人员先已为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妥善安排了住处。
经陈、邓、谭商议，原来三野在徐州计划于24日召开的兵团首长会议改在26日举行，由总前委召集并主持。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当年三野参谋处作战股长秦叔瑾写过这么一段日记：
“3月26日，在总前委及兵团首长会议上，决定渡江时间延迟到4月15日，并停止攻浦口、炮击南京，主要是求得主动突破江防。并确定谭震林指挥七、九兵团由南京以西渡江；粟裕率原野战军机关之大部指挥八、十兵团由江阴、镇江之线渡江。渡江后，统归粟谭（按“谭”系“张（震）”字之误）指挥。以原华东军区机关一部加原野战军（按：此处省略了“机关”二字）一小部组织成总指挥部，总前委设总指挥部，邓小平为书记，而统一指挥二野和三野的渡江作战。”
在这次会议开过的当天申时，陈、邓、谭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我们召集三野兵团负责同志（按：系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第八兵团司令陈士榘、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汇报各项准备，尚好。惟感原定的13日（3月20日2时，军委曾指示陈、谭和二野：南京代表4月1日到达北平，谈判过程将由4月1日拖延至4月中旬、甚至4月下旬才能结束。如果你们于4月2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如你们能于4月13、14日渡江成功，则较为有利。”）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晚上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
这个建议，军委在3月27日批准了。但后来因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渡江作战发起时间要再度推迟。
陈、邓、谭在26日的报告中还说：“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将八纵（按：即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三十四、三十五两军，与渡江同时积极佯攻两浦。”
“不攻浦口、江浦”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2月25日，军委曾电示三野和二野：3月中旬或下旬，你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军委提出这个作战任务之目的，是因为南京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军委指出，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谈判不顺利，须加以压力才能解决，则应于那时攻浦口。
其时在三野指挥部主持工作的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他们在接到军委的命令后，立即准备。当时，浦口及其附近地区为敌军第二十八、九十六两个军四个师所控制，其主要阵地似为铁路工厂、车站及浦口城防。为了执行军委提出的攻取浦口、炮击南京的任务，同时又不影响下步突破敌江防作战，三野决定以八兵团之二十六军、三十四军及七兵团之三十五军，配属榴、野炮两个团执行此任务。拟一个军攻占江浦，尔后沿铁路向浦口攻击，力求分割敌二十八军与九十六军之联系；以一个军正面攻击。根据火炮射程等研究，炮击南京必须攻占浦口，将炮位移至江边才行。为分散敌人注意力，第七、九、十兵团于八兵团执行任务时，应各就当面之敌、沿江桥头堡垒同时发起攻击，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垒，配合八兵团动作，开辟突击江防道路。同时建议二野在安庆以西也同时对江北桥头堡阵地发起攻击，协同动作。
此后，军委同总前委及三野指挥部之间，电报往复不断，反复商讨攻占两浦及炮击南京的必要性和时间，3月17日，军委考虑，如浦口、浦镇一被占领，南京政府大部人员势必立即跑散，不利于成立有利于我之协定，不利于我军和平地接收南京政府。军委透露了一些取消这一作战的意向。第二天，这种意向有进一步的发展，军委认为，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又过了两天，军委再进一步提出：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
对此，陈、谭于3月20日向军委报告：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这个问题，邓、陈、谭又在26日的会议上提出讨论，最后作出了以上不攻两浦的决定。总前委这项决定于3月27日10时获得军委批准。使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幸免了一次炮火之灾。
总前委详细检查了几个兵团的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确实认为“尚好”。但又特别强调，在战役指导上，要从最困难情况出发，着眼粉碎敌人固守江防，并在我军完成渡江后收缩兵力以求攻我一路的企图，要作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
这一批40岁上下的久经战火考验的高级指挥员，工作效率极高，半天便开完了会。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两份电报，邓小平接过手。第一份是说，国民党又从西北调了一个独立第九十五师增防江南。邓小平想了想，说：对头，从前我在冯玉祥那里工作时，就晓得这个部队。他再看第二份电报时，忽然扬起眉梢，欣喜地高声说：好啊，毛主席、党中央昨天下午进北京了！（虽然当时北京还称北平，但他说北京。）
这一声呼喊使得大家都突然兴奋起来了，欢声笑语不断。有的说：“嘿呀，以后进北京城，可要三跪九叩了！”有的说：“大家可要当心，搞不好会绑赴午门斩首的！”陈毅不大赞成，他说：“同志哥，还要刀下留情哟！”……
谈笑间，两张拼在一起开会的八仙桌已经拉开，摆上了菜饭，一声招呼，立即开饭，不一会儿，碗底朝天。饭后各返原防。
军委得知总前委的会已经开完，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邓和陈、谭碰头后，决以三野前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作一个正式报告，汇报部队的准备工作。
报告说，在2月中旬徐海整训期间，即部署了渡江各种准备工作，并派军、师干部率侦察队以兵团为单位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王建安兵团控制安庆、无为间江岸150余里，宋时轮兵团控制无为、和县间江岸60余里，陈士榘兵团迫近两浦外围，叶飞兵团进入江都、泰兴、靖江间200余里江岸，此刻正进行侦察与渡江准备，各部队均利用内河湖泊进行了实地水上演习，如撑船、摆渡、上下船只、船上屯兵方法、作战方法等。各兵团抽调懂得撑船和识水性的指战员各有一二千人不等，解决了自己的水手，可以不完全依靠船工。实地演习后，指战员逐步懂得依靠轻快船只作第一梯队，一字排开，使数十、数百只船直向江南，利用昏夜猛勇靠岸，可以争取战术上的突然性。
现在各部队对江岸实情、对岸敌情和敌舰巡逻规律、江水流速，均有初步了解。如宋兵团派干部已偷渡到江南繁昌山地观察，回报敌情，得知江南敌人防务空隙甚大，火力有强有弱，在沿江1500里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敌人防不胜防，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奏效。以兵团为单位，第一夜可渡过2万到4万人。如我军有六个团以上部队登陆占领阵地，即可支持，以待第二梯队继进。这样便一般地打破了南下时怕江水、怕兵舰、怕敌机、怕漂船、怕登陆不成功等各种顾虑，增强了渡江的胜利信心。各级干部对水上演习及侦查江边情况等工作的领导均极负责，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到克服轻敌情绪方面，强调渡江仍然有各种困难，必须继续加强准备工作。如何保持渡江的战役和战术上的突然性与协同动作，以及如何应付登陆后的严重战斗等，必须保证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击破敌人的抵抗。
前委也报告了沿江人民支前的热烈情况和问题。
对于渡江成功后的打算是，凡某部渡江成功即迅速占领阵地，并立即接应左、右邻登陆，在全局上，力求苏南及皖南两个主面登陆成功后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团对南京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不性急，以保持我军各方面的主动。
三野前委报告的最后部分，实际上是总前委对指挥系统的总的安排：华野前委由粟裕主持，即东移苏中，统一指挥华野全部渡江作战。华东局、总前委与华东军区、邓、饶、陈留合肥附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并于必要时就近照顾集结于巢无地区的第七、第九兵团，这两个兵团由谭震林统一指挥。中野专门在桐城、安庆线上指挥，与总前委相距甚近，便利联络通报。
三野指挥部根据以上报告的分析，于3月30日在孙家圩颁发了《京字第二号作战命令》。
从上年12月12日便开始考虑渡江作战问题的总前委书记，经过了100多天的运筹，一部宏伟的战役纲要的腹稿已完全形成。于是，他利用所在的三野指挥部的有利条件，亲自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纲要于3月31日完成，第二天，交由机要部门发往中央军委审核。
这部纲要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这个纲要将直接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体现了中国人民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以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组织和动员了最强大的一支战略突击力量。
在这部纲要呈报中央军委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和陈毅告别了东行的粟裕一行，然后带了新组建的一个总前委的轻便指挥机构，在蚌埠火车站登上一节“闷罐车厢”，躺到专为他们铺设的行军床上，在酣睡中开向前线。
邓小平和陈毅4月2日醒来，列车已到合肥车站，出了车站，参谋人员请他们乘上吉普车，向东开去。约半小时，他们到了总前委渡江战役的指挥位置——瑶岗村。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人也安排在这里。
从瑶岗南去百余公里便是长江。敌人在从上海到宜昌的漫长战线上，布下了7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上海——安庆段，集结了24个军，72个师，约44万人。这是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所统辖的。其中直接担任江防的是18个军，49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州、金华、衢州以及徽州地区的，计有6个军，23个师；可以机动使用的，大约有四五个军。这便是总前委所统辖的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作战对象。刘伯承评价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阵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当总前委在瑶岗同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后，4月3日便收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一份电报：
4月1目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按照《纲要》规定并经军委批准的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是4月15日18时。百万大军都在积极地迎接这个非凡的时刻的到来了。
可是，军委于4月10日询问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竞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这便引出一系列“不利”的回答。
二野刘、张、李说：据多方调查，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实测，3月26日至4月4日10天内，上涨5l公分）。4月末5月初即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渡江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还是觉得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前委回报说：以长江下流情况研究，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1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2/3为内河船只，在长江中行驶困难。因此那时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2/3。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现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可能增加某些顾虑。前委还提出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强渡，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而求、镇之间则船只较少，如仍需强渡，则以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
总前委亦于未时回报军委：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推迟过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服从政治斗争之必须。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22日渡江。
此点请即下达命令。”军委根据各方水文气象测报判断，我军自4月20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不难设想部队对军委这些意见会有什么反响。邓、陈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向军委报告实际上的困难及解决这些困难的建议，一方面对部队、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解释教育。
陈、邓报告军委：“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个月，即在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没有，草困难。”“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至合肥，再由合肥用汽车运至前方。因此，请军委再帮助我们解决一批汽油，以利运输。”“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到29日以后为好。”
邓、陈又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作了如下指示：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的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错误，而且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产生于4月12日的好教材，系统地传达贯彻了中央军委近期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而且，认为对渡江推迟的原因，从正面加以解释，不会松懈士气的。中央军委曾指示，在下达推迟渡江至20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是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的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而邓、陈则把和平谈判与渡江的关系及推迟渡江的理由，从政治与军事两者相互关系上加以解说，把“底”交给干部群众，解开他们心底的疙瘩，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因而得到军委的好评。军委在14日批示说：
“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油盐。”
了解以上过程，不禁使人想起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有“人才难得”和“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赞叹。
为了战备工作的更加落实，邓小平曾风尘仆仆地前往桐城，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召开二野的高级干部会议。
这个在清朝以着名的散文家方苞、刘大魁、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发祥地，如今聚集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一批着名的战将。在这里，刘、邓不仅要直接指挥集结在湖口至安庆的二野的第三、四、五兵团，而且还要指挥第四野战军南下先遣兵团一一萧劲光所率的第十二兵团，以及江汉等中原军区部队，沿长江自宜昌、汉口以下，直达九江，以佯攻威胁敌人的华中集团。高干会议将渡江作战的有关工作部署完毕后，邓小平才返回瑶岗。这是前几天，刘司令员吩咐处长魏锦国和参谋李明义和高易拓下来的。陈毅也在15日这天驱车到合肥，由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陪同向正在集训的700多名新区接管干部讲形势任务，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然后返回瑶岗。
瑶岗是一个美丽的村落。正值清明时节，田野一片新绿。这景色不仅诱发了“将军诗人”陈毅的诗兴，也使邓小平吟诵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之类的古诗来。不过，邓、陈没有把酒，而是早晚常一同在村边散步，和乡亲们摆摆“龙门阵”，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形，有时也停下来看看儿童们捕鱼或吊泥鳅。
有一次，他俩遇到一位白发飘飘、衣裳褴褛的老大娘。在亲切的交谈中得知她的一个儿子叫王飞，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记者，邓、陈十分高兴，特地请老大娘到住地吃了一顿饭，还叫管理员给家送了些粮食去。
时间越推移，渡江作战的任务日益迫近，但究竟几时开始渡江？直到4月18日才部署大定。军委在这天上午9时的来电中说：“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事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彻底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改变。”指示电还说：“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体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这实际上是中央军委下的一道渡江作战命令。
20日黄昏，第七、第九兵团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半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指点员和船工们，嘶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登上木帆船，在昏蒙的夜色中向江南驶去。
4月20日夜里大江南北千百万人的不眠之夜，更是瑶岗村的不眠之夜。在40多年后的今天，瑶岗村的老人们还记得当夜的情景。他们虽然在自己家里，但也不能入睡。不时传来一声声洪亮的声音：“我命令你们，坚决打过去！”……最后是一片笑声，那意味着打过去了，登陆了。
这传出喊声、笑声的地方，便是邓小平、陈毅所在的作战室。那里面，自己发电照明，灯光通宵不灭。
最紧张的一夜过去了。21日午时，陈、邓报告军委：“昨（20日）夜，七、九两兵团渡江任务顺利完成，此刻正向繁昌、铜陵地区扩张。今（21日）夜二野三个兵团渡江，估计亦无问题。”同时报告了对二野和七、九兵团渡江后规定的动作。子夜以后，收到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的复电：
“一、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
二、同意总前委21日午电之部署。”
而粟裕发来的东线渡江成功的捷报已先到了。
总前委指挥下的百万雄师，从此横扫千里。
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长江防线，仅几昼夜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粉碎，并且对其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迅速形成包围，一幕“树倒猢狲散”的闹剧便在石头城里形成高潮。国民党的万余军、政人员“仓皇辞庙”，逃离南京。
4月23日，邓、陈得知南京的敌人已完全撤退，仅由民团维持秩序，估计芜湖的敌人也撤到了宣城及其以南地区，粟裕所指挥的东路军第八、十兵团与七、九兵团正在东、西对进。能否截获一部敌人，还难预料。二野第三、第五两个兵团正在向石埭（台）浮梁方向前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第四兵团还在望江、湖口地段之长江南岸。该兵团如果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同第三、第五兵团部队交叉运动，很不方便。必须迅速调整部署。他俩同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后，立即命令陈赓第四兵团改沿第五兵团的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第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看情况向东发展。
总前委将二野三个兵团齐插浙赣线的行动，是把国民党军的汤恩伯、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一刀劈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使得我军得以全力包围迂回蒋军嫡系，而放松桂系。
邓、陈同时报告军委，待部署大定后，他和陈毅也将同刘伯承及二野直属队先后进驻南京。这个日期，总前委定到4月25日，二野定到4月26日。想不到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难以行车。这可急坏了已到南京的宋任穷。因此，陈、邓于26日报告军委并宋。说明他们要27日或28日才能由合肥动身去南京。实际上他们于27日早饭后便乘车离开了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李伏仇已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京电号”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从中山码头过来，在电灯的照耀下，沿途都可以看到醒目的欢庆解放的彩牌、标语，令人兴奋。陈毅曾吟过一首七绝：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大概这诗的后两句便是这种景象的写照吧。但此时，夜已渐渐深沉，经过一天行车的颠簸，人已劳顿。他们草草地吃了些东西，便被安排在西花园的一个房间里度过这“入城”第一夜。
清晨，他俩终于被东院的嘈杂声吸引了。走过去一看，地上漫着水，走廊里的部分红地毯也被浸泡着。一问，自来水龙头被不会使用的战士扳坏了，水流遍地，好容易才堵住。
陈、邓的脸拉长了，显然有些激动，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的值勤人员留下外，全部搬出总统府。邓、陈也随即迁移到中山北路、福建路的原国民党“行政院”，并赶忙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此刻已到达南京。”
原拟于26日率二野机关前来南京的刘伯承也为风雨所阻，到4月29日才到达南京。
邓小平与二野的刘、张、李会合后，首先要定下部队继续追歼敌人部署。他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所属的第三、四、五兵团，在歼灭了徽州、衢州、上饶等地区的敌人之后，即在该地区开辟群众工作，同时组织轻便有力的部队继续追歼逃窜的敌人。二野三个兵团的主力留驻浙赣路沿线，既向西警戒国民党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以保障三野继续入浙攻占杭州、包围上海的作战行动，也是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刘伯承是中央任命的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的到来，便要同宋任穷等一起与南京地下党的人员共同研究南京市的接管问题。
京（南京）、沪、杭地区是着名的“金三角”，人民需要接管它，反动派也企图控制它，因此，邓小平自踏进这“金三角”的一角——南京，一些重大问题扑面而来。
随着军队向前进，新区接管干部纷纷南下，其中一部分是从中央派来的。原来邓小平向中央提出要几个“锅盖”的事，大概这便是事实的回答。
或许刘晓也算是一个“锅盖”吧，他也来到了南京。这位上海中央局书记在上海领导地下党时，他的公开身分是关勒铭金笔厂副董事长，以后奉命撤到香港。渡江前，他应召乘船北上，在中央和由合肥瑶岗前去北平的饶漱石一起，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北平西郊的双清别墅多次与陈叔通、黄炎培等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研究上海的经济接管和生产问题。他的到来，自然受到邓小平、尤其是即将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的热烈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后改为人民大会堂）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3000余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等都出席了大会，刘晓也应邀出席。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勉励两军的干部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新南京而奋斗。
就在这欢庆会师的歌声笑声中，总前委、华东局又在准备收拾行装了，因为战局发展很快，在4月29日上午，驻在常州合作仓库的粟裕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部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余两个师）逃跑。军委在得知以上情况后，电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陈毅、饶漱石同邓小平商量，在这会师大会之后，立即前往丹阳，赶紧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陈毅、饶漱石上车时，刘晓及一大批干部也上车了。
陈毅等一行离开南京后，在镇江略作停留，即转赴丹阳。他到达时，已有一批接管干部先赶到了，而且粟裕和唐亮已于5月2日到达了丹阳。陈毅和邓小平的住处，安排在丹阳县北门内的戴家花园。
陈毅和饶漱石、张鼎丞、舒同、粟裕、唐亮、刘晓等联名给中央发了个电报。其中说：我们留小平在宁协助三天后东进。总前委已进驻丹阳县城，与华东局机关、部队及南下干部会合。正积极部署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粟、唐驻武进，现在此一同部署上海工作。
本来军委有指示，为了稳住上海的敌人，以免他过早逃跑，要求暂不攻占杭州。故陈等报告：谭、王率七兵团今日可占领杭州，停止已来不及，关于进占上海的时间，当遵照电示办理。
丹阳是个小县城，突然成了整个华东的领导中心。先后到这里集中的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副秘书长吴仲超负责的华东局机关，由华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周骏鸣率领的华东军区机关和警卫旅，由华东局城工部长王尧山和山东昌潍地委原书记赵毓华负责的“南下干部纵队”（由华东局干部和山东、苏北解放区各区党委、地委、县委配备的党、政、军整套班子组成，还有一部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撤退干部）以及周林、曹漫之带领的政务接管人员，曾山、许涤新、刘少文负责的财政经济接管员，夏衍、钱俊瑞、范长江等负责的文化教育接管人员，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杨帆等，以及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机构的人员，盛丕华父子和其他几位爱国民主人士，还有一位“杨秘书”，他是同潘汉年、夏衍、周而复等人一起，带着一个警卫班从北平赶来的。这些属于党、政、军、财、文各界的干部约5700余人，以及陆续增加到8000余人，连同警卫旅等，共3万余人。他们积极地工作，也盼望邓小平及早到来。
邓小平被副官处安排在南京颐和路八号，一连忙了几个昼夜。5月6日，才由华东财委委员、秘书长骆耕漠陪同前往丹阳。
为了加强接管工作的准备，总前委4月30日在南京时，便向军委建议推迟攻占浏河和进入上海的时间。军委同意，并规定5月10日以前不攻上海，以便有10天的时间作准备。
这些准备工作，首先是对全体人员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纪律教育，对部队，主要是认真学习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布告，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以及入城纪律、外交纪律的具体规定，做到人人熟记，个个遵守。对于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强调入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尽可能多地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在丹阳的刘晓、刘少文也起草了对上海解放后会师工作的指示电文，经中央台转上海台，告知战斗在上海的刘长胜、吴克坚等人。
在接管工作中属于事务性和技术性的准备也十分繁杂。如草拟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印制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代表的任命书，刻制和盖印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臂置等，几乎找来了丹阳全城的木刻匠人，买完了丹阳城内能供印刷的各种纸张，丹阳人民作了极大的支持。
总前委、华东局领导人员的繁忙更不消说，仅以5月10日这天为例，在从南京到苏州这个地段上，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在南京，中央批准了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市长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
在苏州金城新村，粟裕、张震草拟并颁发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而在领导中心——丹阳，邓小平在写《关于渡江后工作情况向毛主席报告》；饶漱石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接管上海准备工作的情况报告》。还有陈毅呢，他在丹阳大王庙的院子里向军队干部和接管工作人员作长篇大报告。
陈毅作报告的前两天，他在丹阳街上看到一堆穿黄军服的人，没有戏票硬要挤进光明戏院去看《白毛女》，而老百姓有票却进不去。陈毅火了，亲自跑去干涉，那些人才退出来。而且他看到丹阳街上好多队伍，看来是自由上街兜风的。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同邓小平谈起这些事来，表示自己要狠抓一抓。邓小平也严肃地说，对，赶快抓。上街不请假，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
于是陈毅便到大王庙作起报告来了。他又鼓励，又批评，充分说理。当他讲到激动处，摘下军帽往桌子上一摔，厉声说：“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见面礼’。”后来他告诉大家，我们必须用横渡长江的精神来演习入城纪律，这样，进上海一定会做好的。
有一天，陈毅说，在西柏坡时，毛主席告诉他，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还有很多人在南京、上海，部队过江后，对他们应该照顾。陈毅想派孙冶方到南京去一趟。邓小平赞成，叫到南京去找万里，把资源委员会在南京各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谈谈。结果以南京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资源委员会随军服务团”，并且很快也来到丹阳，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工作。
“服务团”到达丹阳，陈毅热烈欢迎，请他们到戴家花园的空地上一同看露天电影，并向他们介绍了邓小平。陈毅说，周恩来、小平同志和我，都到法国勤工俭学过，都有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还学过工程。大家听了既表惊讶，又感亲切。坐在小平右侧的是“随军服务团”的副团长谢佩和，原是资源委员会南京办事处副处长。他在谈到黄泛区的开发利用问题时，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已在考虑这个问题，很快将着手进行。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在这一天等于20年的革命高潮中，邓小平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处置着各项任务，就连在3月14日中央座谈会上提出的那些任务都必须一一落实，对原来拟定的那些组织、人事方案，还要根据新的情况认真调整，再报中央批示，真是千头万绪，更何况军事问题不能放松。
5月12日，淞沪战役打响了。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在于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在清外围之后，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附近主阵地前沿进行。在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一线，是敌人碉堡林立的永久性筑城地带，子、母堡群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成。每堡每点除利用自然河沟作障碍外，又设有铁丝网、鹿砦、木城、螃沟、地雷等副防御工事，炮火配备很强。加之地形平坦，射界开阔，公路纵横交错，利用机械化部队机动，有战车、装甲车配合，能得到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支援守敌又比较顽强.对重要阵地总有四五次的争夺，我军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伤亡的代价。
因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在月浦、杨行三天激战中，伤亡达8000余人，这是三野及其前身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少有的事。
邓、陈在获悉以上情况后，于15日电示粟裕、张震：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兵团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粟裕、张震一面调整部署，一面于16日颁发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指挥员加强战场侦察，切实查明敌隋，慎重周密地组织战斗。选择敌人防御弱点，切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的进攻方法。战术改变、战场形势也随之有所改变。
5月18日粟裕、张震向军委和总前委请示：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站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陈、邓当即明确答复：“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接着军委也提：“是否可于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
于是，三野于21日作了总攻击部署呈报军委和总前委。总攻击将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于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此部署迅速得到军委同意。
23日，三野获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仅剩下7个交警总队，据此判断敌军将撤离上海，便下令总政。战斗虽仍激烈，仍颇有进展。
根据形势发展，华东局和总前委决定，陈、饶先率一部分接管干部于25日下午东去。他俩过苏州时，同粟裕面谈一次。
时已过黄昏，粟裕到前线部队报告，上海守敌的殿后部队派人到我前线部队接洽投降，来人说，汤恩伯、陈大庆及其主力已撤到吴淞，粟裕一面嘱其继续接谈，一面令各部队加紧猛追。天黑以后，前方报告：我二十六军已占大场，正继续东进中。江湾之敌，已甚混乱，我二十八、二十九及三十三军正向东猛进中，预计此刻可能到达吴淞。
刚刚放下电话，得知陈、饶已乘火车东来。粟裕立即赶赴火车站接。见面后，粟裕汇报了以上情况，并且说，估计淞沪作战明日即可结束。
陈、饶本来准备在苏州住一夜的，听了粟裕介绍的情况后，陈说：不能住了，赶快走。对粟裕说：请你报告中央，因为我们没带电台，如中央对上海有指示，请发三野转，我们打算今晚到南翔宿营，明天晚上可以进到沪西圣约翰大学或交通大学暂住。你给小平同志发个电报，请他率华东局机关及接收人员，明晚乘车直开南翔；如南翔到西站可通，就直接开到西站，然后到圣约翰或交大与我们会合。
粟裕送走了陈、饶，从火车站回到指挥部，立即发报给邓小平，时已近午夜。
邓小平接电报，下了动员令。数以千计的干部，随即行动起来，有秩序地向火车站开去。这些与丹阳县人民一起为准备接管上海而日夜辛劳了1个月的“远方来客”的行动，牵动了丹阳千家万户的人心，他们唱歌、呼口号，夹道欢送、万人空巷。“丹阳，丹阳，丹阳朝阳。”小小丹阳城，俨然成了一只展翅飞翔的丹凤，迎着东方初现的曙光。四十年后，丹阳县已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为市，艺术家已在彩化了的通衢街心，塑起了颇有象征性的美丽的凤凰。
邓小平到达上海，陈毅、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等把他接到圣约翰大学休息，第二天，一同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的原“励志社”和“三井花园”。邓小平住在“三井花园”。
邓小平在“三井花园”住下的时候，上海已完全解放，歼敌15.3万人。
6月2日，传来了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总前委的历史使命胜利完成。
（吴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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