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毛泽东于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新中国的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并说明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此后，中共中央花了很大精力解决各领域中的“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必须克服“左”的错误思想，以团结他们共同建设新的国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抓得非常紧。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各民主党派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民主人士纷纷出走表示反抗。民主同盟于1947年11月被迫宣布解散，第二年在香港重建。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也于12月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此，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指示和修改新闻稿，代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在1948年1月14日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在他亲自为新华社修改的一篇新闻稿中写道：我们欢迎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
毛泽东十分关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城市职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出现了在职工运动中把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定得太高，超过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这样做不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实际上违背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为迅速纠正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毛泽东亲自审阅和批改了纪念二七罢工25周年的时候新华社发表的《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社论，并在原稿上加了很长一段话，把清除这种错误思想与建立新中国联系起来，他说：只有迅速纠正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日益重要地提到了日程上来。但是我们有些干部对解放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还不很清楚。比如有以农民代表大会取代之或以它为主的倾向，而且这种错误还发生在党的报刊宣传上。为此，毛泽东在1月16日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指出：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不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照顾到中农。这个指示澄清了共产党内在政权建设上的糊涂观念。
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生入晋察冀解放区。4月11日来到阜平县城南庄。过了两三天，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一部分先行到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仍留在城南庄。当时是准备去苏联的，去苏联的目的是为了向共产党国家说明我党即将建立的国家的性质，因为它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国家，特别是要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意义。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毛泽东去研究处理，所以此行没有实现。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毛泽东把建国方案向他作了介绍，由米高扬把情况带给斯大林。
这些情况均表明，当时毛泽东已在考虑建国的具体问题了，同时也表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了。
毛泽东当时是在阜平县城南庄修改“五一口号”的，他指示聂荣臻用电话一字一句地将修改意见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这条具有历史的意义的口号就这样产生了。
1948年5月1日，就在发表“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主持盟务的沈钧儒，提出在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之前应先召开一个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这个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具体提到召开政协的地点拟在哈尔滨，时间拟在当年秋季，并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党发表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当时，毛泽东还亲自拟了一个三党联合声明的草案，可惜现在找不到这份珍贵的文献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对“五一口号”第五条内容的具体补充。
毛主席在发出“五一信件”后，立即着手筹建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他于5月7日、6月13日、6月14日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有关负责人的几份电报。指出，“目前重心是准备召集新政协”，要他们“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例如民建会、学生会）、社会贤达（例如郭沫若、茅盾）的意见”。
“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5月5日，聚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并通电国内外暨海外同胞，共同促进完成建国大业。可是，这封重要的电报因交通阻隔，到8月1日毛泽东才收到。
8月1日毛泽东立即复电，表示“请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新华社8月3日发布的电讯稿，报道迟到的消息，说明在五六月份还有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了宣言或声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但“因交通不便，其全文直至最近始达此间”。毛泽东的复电和新华社发布消息，消除了因时间拖延，引起的各界不必要的猜疑。
毛泽东在复电的同时，还审改了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港分局、潘汉年并告刘晓及沪局的电报，重申向民主人士征询意见的重要性，要求对这件事给予足够的重视，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要他们表示欢迎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商谈。不管是团体代表或个人，只要表示愿意进来，就应与之直接磋商进来的办法，给予帮助。
当月，毛泽东还批示同意将中央城工部改为统战部，以专管政协、海外及国统区的工作。这样，从8月以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民主人士开始陆续分批到达解放区，加快了筹建新政协的工作。当时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另一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和蔡廷锴等到达哈尔滨。毛泽东得悉他们抵哈的消息，立即致电港分局：“沈谭章、蔡于申艳平安抵哈尔滨，情况很好。望转告有关方面。”同时亲自起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沈谭章蔡的欢迎电，电文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为在协商前先能有个草案，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请他草拟一个文件，电告高岗，由高岗面交诸人。10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草案，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指示他们就其中诸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榷。与此同时，中央统战部同已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等商讨同一文件。
毛泽东十分关心协商的情况，10月11日，他亲自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嘱高岗、李富春应抽出一天时间根据中央电示内容，邀集沈谭章蔡高（崇民）朱（学范）恳谈一二次，征得他们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的致高岗、李富春的电报，特别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名单只是我们的希望，他们有权加以增减或完全改动。比如对蔡廷锴，毛泽东特地改写了一句：我们对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不熟悉，请他提名单。至于蔡本人是以代表民革为宜还是代表民促为宜，亦请他自己定。充分体现了平等待人和民主协商的精神。
在协商过程中，东北局及时把民主人士的意见反映给中央，中央对于正确的意见一般都采纳了，并给以详细的答复。11月3日，中央关于新政协问题对沈潭等八人的答复给高岗、李富春长电是经毛泽东逐字逐句悉心修改过的。此答复经与民主人士协商，取得完全同意。这样，在10月8日、11月3日的两个文件基础上，连同征询在李家庄和暂留香港的民主人士的意见，终于在11月25日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使原来的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共同协议新政协筹备会在哈尔滨召开，现在可以考虑在更大的城市召开了。
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求和声明，提出在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等条件下与共产党谈判“和平”。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重申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提出向全国大进军。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不允许反革命和战犯参加新政协，给蒋介石“和谈阴谋”以粉碎性的打击。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我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的态度，因为这是真诚合作的政治基础。就在发布八项和谈条件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指示他们收到这一声明后，应立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民主人士予以响应。当时正值李济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等一行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电文还指示：“欢迎大会可在这一座谈会商得一致意见后再开。”关于报道东北局欢迎民主人土大会的新闻稿也是经过毛泽东阅改后发表的。
其实，李济深等到达东北后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发表地对时局的声明，但东北新华总社18日才发出，毛泽东21日夜才收到。为此，毛泽东批评了东北局，毛泽东认为，这一声明很好。22日即由李家庄方面的民主人士同意签署完毕，于本日广播发表。毛泽东还对其中的文字作了改动，并请东北局将修改情况转会各民主人士。1月22日，由55位民主人士签署写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着名声明，就这样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产生了。它表明了各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真诚合作的决心。
2月1日李济深等56人庆祝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贺电，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产生的。原来1月16日李济深等34人联名签署了一个贺电，毛泽东看到后觉得很好，但是贺电里只讲了淮海战役、津沽继克，就是没有提到北平情况。当时北平解放在望，所以此电马上发表稍显不足。毛泽东建议待北平解放后，请他们对辽沈、淮海、平津及其主人士的坚定立场，对推动时局发展有一定帮助。这正如毛泽东和朱德在2月2日的复电中指出的：“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日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心自然地移到北平。党中央一方面派中央统战部先遣工作队和请在华北的民主人士先行到北平，一方面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林伯渠临行时，毛泽东等曾多次同他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2月13日毛泽东在同林伯渠的谈话中指示：“朋友们如有问题，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了，“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到了按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哪些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第二天，毛泽东详细阅改了中央关于接待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来北平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有一条说：“林老与民主人士入关时，望东北局令铁路总局派专车并派有训练有纪律的部队一个连随车护送。”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重要会议批准了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设。
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到北平后与各民主人士接触的时间更多了，他不仅利用公开的集会、宴请、招待等场合与广大民主人士见面，而更多的是一一把他们请来，单独会见，促膝谈心。这在西柏坡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到了北平以后甚至在夜里登门拜访也是有的。毛泽东还亲自起草过一些邀请海内外和国内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函电。
毛泽东与柳亚子和诗的一段佳话，也值得一提。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写《感事呈毛主席》。他在这首诗中流露出，虽然全国解放在望，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铗”之意，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毛泽东见诗以后，以诤友的态度，婉言劝解他，于4月29日写了脍炙人口的七律诗《和柳亚子先生》。诗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劝柳亚子不要回乡隐居，还是跟胜利的人民在一起为好。5月1日毛泽东又去颐和园访柳亚子，并联步过长廊，乘画舫同游昆明湖。
5月5日柳亚子回访毛泽东，毛泽东手抄一首唐诗赠他。这些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和柳亚子的深厚友谊，同时表现了毛泽东帮助民主人士改正缺点的与人为善的真诚态度。
对和平解放北平有大功的傅作义，毛泽东关怀殊多。1月28日，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征求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的意见致东北局的电中，特别指出：如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功折罪，可以免除战犯罪名。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得知傅作义想会见他，立即安排会见，于2月22日在西柏坡会见了傅作义。毛泽东迁居北平后，在香山又一次会见了傅作义。傅作义在毛泽东的关怀帮助下，消除了因绥远等问题产生的顾虑，于4月1日发表了早已拟妥，但近两月始终没有定稿的通电声明。第二天，毛泽东及时复电给予鼓励和肯定。8月，傅作又受毛泽东重托，亲赴绥远，实现了“绥远九一九起义”。9月，毛泽东代薄一波、聂荣臻起草致周北峰电，邀请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孙兰峰参加政协。毛泽东对傅作义今后的工作也十分关心。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和邓宝珊时曾问他们开国后打算干点什么。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便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就这样，傅作义当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
4月来北平进行和平谈判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因签定的协定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归路渺茫。毛泽东对他们的去向十分关心，曾指示周恩来争取代表团成员全部留下，但须尊重他们本人的意见，如对张治中，彼何时愿意回去，我们即可送他去香港或去兰州。这些代表最后全部留下了，并全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张治中还为和平解放新疆出了力。9月27日，毛泽东告诉张治中，准备请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疆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并询问是否愿意，张治中当即表示愿意做彭德怀的副手，为国家效力。早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分别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晤谈。4月11日，毛泽东约见代表团成员李蒸，秘书长卢郁文，毫无拘束的谈话足足进行了3小时之久。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和平实现后，国民党军队要改编，解放军也要改编，都要成为国家的军队，所有国民党军队原来的官兵，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都给予适当安排，使“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毛泽东还一再问他们，国民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哪些人才。卢郁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说的“各得其所，各尽其能”这8个字，给我印象甚深；毛主席这种为国求才，求才如渴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对国民党老前辈程潜，毛泽东是很敬重的，他争取和帮助了程潜，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长沙和平解放对解放大军顺利南下，解放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有些同志说，要是程潜在渡江战役前就起义，和解放军南北配合夹攻长江，南京政府就更吃不消了。毛泽东听到后说：不能啊。那时白崇禧的力量还很强，控制着江南，程潜要这样做是很为难的！这说明毛泽东是很体谅象程潜这些人的处境的。程潜被邀请参加新政协，于9月9日抵达北平。9月4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聂荣臻说：程潜9月2日抵汉，4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看好住处。毛泽东在北平亲自到车站去迎接被邀前来参加新政协的民主人士一共有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去迎接程潜。毛泽东还亲自设晚宴招待，登门拜访，并在百忙中邀请程潜同游天坛。一次，毛泽东单独约见了在程潜身边工作的程星龄，谈起了建国后程潜的工作问题，毛泽东说，颂云（程潜号颂云）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颂云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之职，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同颂云婉商一下如何？程星龄回答：他一定会欣然从命的。毛泽东坚持要程星龄回去同程潜商量一下，明日给回信。此后，毛泽东还考虑到程潜旧部多，其中要以安排工作的要尽量安排，有的还向他要点钱，他本人也可能想给旧部一点钱，所以决定由政府月送程潜五万斤大米（折合人民币5000元）作为他的特别费。还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可以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
毛泽东另一次亲自到车站迎接的是孙夫人宋庆龄。毛泽东曾两次邀请孙夫人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次是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告诉她新政协即将召开，希望她能参加这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当时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这封信几经周折才转到她手里。中共中央特别指示，孙夫人由沪北上，以安全为第一，如有危险，宁可不动。5月，上海解放了。毛泽东特派邓颖超亲赴上海迎接，并带去毛泽东6月19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中说：“重庆连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信中所表现出的尊敬与诚挚，在今天读来仍旧非常感人。因为北平是孙中山逝世的地方，宋庆龄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所以从不想到北平来。
但在毛泽东的邀请下，为商讨建国大事，宋庆龄立即果断地同意到北平来。在邓颖超等陪同下，宋庆龄于8月29日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亲自到车站欢迎。
最后还想提到的一个人是李达。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李达虽然在1923年脱党，但是还继续为党做了一些事，对宣传马列主义是有功的。当年，负责湖南组织的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李达脱党而嫌弃他，有什么工作仍叫他做，他也经常向湖南党组织推荐进步学生入党。1927年，李达还曾在武昌毛泽东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还受毛泽东之托，做过唐生智的工作。自1927年他和毛泽东在武昌分手后，整整20多年未见面。新政协召开前夕，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催促他们迅速找到并护送李达来解放区。李达到北平后，毛泽东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5月18日，毛泽东特邀李达到自己的家里叙谈。这天夜里，因毛泽东习惯在夜里工作，李达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下了，一觉醒来，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几天后，毛泽东致李达信，因考虑到李达健康欠佳，要李达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说。毛泽东于7月21日、26日两次致信周恩来，说已和李达谈过，他愿任湖南教育厅长，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此职，并说已嘱和叶剑英一道去汉口，转长沙，参加接收工作。以后，李达出席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委员。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作证，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毛泽东恳切地对李达说：早年离开了党，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年的二十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选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等为副主任。毛泽东在开幕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说明筹备会的任务是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统一全中国。在筹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在本年7月7日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单位联名发表纪念文件，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该文件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后，在预定日子，由23个单位代表联合签署发表。它向全世界表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现正在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新政协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筹备会上还决定成立6个筹备小组，为召开新政协从事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负责第二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不过，毛泽东与该文件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且表现在每次成稿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精心修改过的，可以说毛泽东对《共同纲领》的形成直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现从能够看的材料来看，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就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9月13日稿。这五稿毛泽东都作了认真的修改，并亲自校对，督促付印，十分操劳。例如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便条上写道：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点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又如，毛泽东在9月11日稿上批道：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8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1000份。还有一张便条上写着：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这些具体的琐碎的小事鲜为人知，但说明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这项工作，为此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和多少精力。
在筹备新政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最广泛地约集海内外各界民主人士，另一方面即着手恢复和建立各种人民团体，使他们届时能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新政协。这个工作很早就开始做了。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已经胜利地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青妇革命群众团体的恢复和建立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具体指导。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认为写得简明扼要，完全可用，建议最好能在1月1日至五日的中央会议上通过一下。还有其他一些人民团体组和筹备会也纷纷建立，如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等，毛泽东都非常关心，有的还亲临大会指导。各种人民团体的建立和完善，使新政协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新政协的正式召开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除具体领导各筹备小组的工作外，还参加了一系列的有关活动。如7月7日，毛泽东冒雨亲临北平20万人为纪念“七七”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大会，给到会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8月13日，他又出席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发表简短讲话，号召北平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为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别看这些都是具体事情，毛泽东却非常重视，亲自过问。早在7月，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筹备小组，将《关于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杂）》发至每个委员手中，征求每个委员的意见。毛泽东也毫无例外地填写了自己的意见，他圈去了3个修改方案，表示完全同意筹备小组提出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国旗问题时，他拿着五星红旗图案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9月26日，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休息一天。这天下午3点钟，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张便条，说27日会议内容很多，要有许多代表讲话，又要通过许多决议，所以请周恩来及早安排一下，让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代表写好讲稿，否则来不及讲了。
9月27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关于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口号30条。
会议的最后一天，9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以周恩来、林伯渠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全体党员代表应负责保证这两次选举获得成功。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浓厚气氛。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9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这个庄严的宣言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人民政协的发起、筹备、召开到新中国成立的整个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把握时机、决定政策上所起的主导作用和在每项具体工作上付出的巨大劳动和精力。他为人民政协作出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刘益涛薛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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