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嘟》第二季-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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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公共表达能力明显比西方人弱

    讲话的艺术,往大了说就叫讲演。

    中国人一般不大爱在公众面前讲话,因为强调含蓄为美,别那么张扬,于是就不喜欢出风头。一说出风头,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跟西方人比起来,我们的公共表达能力明显偏弱。这源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河岸上的土堆,突然滑落到水中,流水立刻就会把它冲没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本事或地位高于别人,大家一定会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国人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跟从小缺乏训练有关。比如语文课,“语文”本来是“语”在前、“文”在后,可今天却天天考孩子们写作文。甭管孩子写多少作文,他也不能在公众面前好好说话,顶多能朗诵他那作文。

    不用稿子能否在公众面前讲话,可以检验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看看领导讲话,只要发言,就要从兜里掏出稿子来念,干巴得要死。我在单位时就怕听报告会,拿一大摞纸,念完拉倒,一点都不生动,一点都没有意思。为什么不能脱稿讲话呢?就是因为怕犯错误。说话确实很容易说错。我在这里录节目也经常打磕巴,脑子突然短路,都是很正常的。如果再有责任压着,就更容易出错。与其出错,不如干脆不说。于是,越不说就越没有在公众面前表达的能力。因而,很多人都非常怵上台发言。我曾去参加一个很大场面的会,单位有一个副总从来没上台讲过话,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非逼着他上台讲两句,结果他上台以后就剩下嘴唇哆嗦了。我坐得近,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嘴唇一直在哆嗦,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色煞白。

    其实,在公众面前讲话,大场面人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紧张。按理说我应该不紧张了吧?我有时候也紧张。有一次我跟濮存昕参加CCTV一个类似讲演的节目,我跟濮存昕都没上台,就聊天。我跟他说,我也不该紧张了吧,为什么上台前还是有些紧张呢?濮存昕就说,这好啊。他说演员就不紧张,因为他是职业,但适度的紧张对临场发挥特别有好处。后来,我发现自己就属于那种“适度紧张”的人,上台之前一定是紧张的,上去就不紧张了。他那天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紧张并不可怕,有那么一点点反而是好事。

    “创业之神”们的讲演水平都不错。马云最近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有个讲演,他手里攥着稿子,但他没念稿子,稿子只起提示作用。俞敏洪是一个天生幽默的人,他的讲演,尤其是谈起情感问题来口若悬河,特别有意思。我没怎么听过雷军的讲演,他是一个不惧怕把缺点暴露给别人的人,比如说话有口音,不清晰,不是标准讲演态势等等,但他都不在乎,他就专心讲自己熟悉的那点事,也很自如。这种自如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自信。

    好的讲演都是靠细节支撑起来的

    中国的小学教育跟西方的完全不同。西方的小学教育经常是这样,上一堂课,说今天上课没别的事,这不刚放完假吗?每个同学都上去把放假这两天的事情自个儿讲一遍,讲完就下课。讲完以后,老师就会告诉你,谁讲的有意思,谁讲的有重点。于是,我也就要想一想,说我昨天出去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就跟着爹妈出去玩了一圈,看见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但你肯定不能这么讲吧?你肯定得讲,我出去的时候,有个细节就是我们的车开出去了,才忽然想起照相机落家里了,于是又掉头回来取照相机。这就叫细节。细节的表达是最真实感人的,一个好的讲演都是靠细节来支撑的。网上流行的乔布斯在斯坦福的讲演,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这里就讲三件事,讲我自己的三件事。第一个是我的来历。我怎么来的?我并不是我爹妈亲生的,我是抱养的。第二就是,我在人生中栽了一个什么样的跟头,我怎么创造“苹果”的,我又怎么被苹果开了,正是在被苹果开了以后,我才对生活有了另外一个认知,我怎么最后达到了今天的成就。第三就是我得了病。得病在西方人心中是非常隐私的事,尤其是得了绝症。乔布斯说,我得了这种罕见的胰腺癌,但现在已经治好了。讲得从容感人,所有人都静静地聆听着他的讲演。

    我觉得,讲演若遇到两种情况就不大容易发挥好。一类是人少,屋子里没多少人,讲演起来就很难有那种精神,很难把自己提升到最佳状态;一种是人太多,有一次我在河南讲演,一两万人总是有的,一眼望不到头,场面巨大,高音喇叭都有回声,觉得很怪异。那时候我就忽然有了一种感受,就是人多、人少和听众适中的场合,讲出来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择词都有可能各不相同。换句话说就是,作为讲演人,你得知道自己即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才能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我曾听过一个厨师的讲演,非常受感动。那次活动是一个国际品牌公司做的,很讲究,晚宴非常奢华。上甜点的时候,总厨师长出来讲了一段话。我当时觉得,这人就是一个天生的讲演家。他说,我为什么要学厨师,没别的原因,也不是什么理想,就是因为吃不饱,觉得要找一个工作,能让自己吃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就去学厨师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厨师都是免费吃的。他那天讲的事情我记住了一些,比如他说,自打学了厨师以后,两头没见过太阳。早晨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马路特别干净,除了扫马路的见不着人,然后就奔厨房了,做各种准备,学各种技巧。晚上等把一切都收拾妥当了,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宿舍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除了路灯基本见不着人。这样的日子过了很多年,一进宿舍没有任何欲望,倒头就睡。每天都感觉太累了,但从内心里非常喜欢厨艺,不管是红案白案,小菜大菜,都愿意去钻研、去学习,熬了三十年,终于成为一个超五星饭店的总厨师长。在超五星饭店里,总厨师长的薪水是非常高的。这时候他的岁数也挺大了,也不再强调收入了,他就讲我今天晚上为什么给你这样配菜。当时我就想,这顿饭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而厨师的这段话对我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个厨师,他没受过讲演训练,从小也没有过什么很好的学习,但他为什么就这么会说呢?想想,第一是他脑子清楚,第二是他说的完全是自己的内心感受。

    中小学阶段就应锻炼学生的说话能力

    讲课也是讲演的一种方式。我讲课从不备课,我上去就能讲,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我的储备比较多。我碰到过一个人,这人说自己特能讲,有一次给了他一个机会,现在想起来感觉特逗。他上去的时候,主办方跟他说,您上去悠着点,只能讲十五分钟。他说:哎呦,怎么给我这么点时间!上去了,把自个儿准备好的呱呱讲了五分钟,就没词了,一看表才过了五分钟,还差十分钟呢,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上台说话真的跟平时说话是不一样的。我见过很多人,私底下夸夸其谈,说话都没缝儿,你想扎都扎不进去。但一上台就前言不搭后语,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所以,在公众面前讲话是一个基础训练。我倒是觉得从小学、中学阶段就要锻炼孩子的说话能力,至少每个月每个孩子都应该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讲话,就讲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我在东北五七干校,第一次上台讲演才十四岁,台下人至少百人以上,我说的也多。上台之前,腿肚子就转筋,紧张得不行。上去说什么呢?基本上还是照稿念的,就是一些大而空泛的话,诸如“誓死保卫祖国”之类。尽管第一次讲演算不得成功,但毕竟是一次锻炼。后来我到农村去的时候都十八岁了,算是知识青年了。我还替农民叔叔包括村长什么的写讲话稿。那时候的文章都是一个套路,一开始引用语录或者诗词,我们都特别愿意引用毛泽东的诗词,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什么的。有一回村书记上去要念一个什么东西,当时给他写稿,我就写了“四海翻腾点点点,五洲震荡点点点”,我的意思是后面的你知道,我就别写了。结果,这哥们上去这么念的:“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这就是上台紧张了,一紧张就没有了辨识力,只好照着稿子念了。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经常有机会上台说话,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对我在公共场合表达能力的锻炼。

    乔布斯在讲演中说,他年轻的时候,风靡美国的杂志《全球目录》停刊了,停刊这一期上写了一段这样的话:“求知若饥,虚心若愚。”一般都说求贤若渴,或者求知若渴,但人家说“若饥”,是饿了的感觉;“虚心若愚”就是你有天大的学问也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傻一点,要虚心向别人学习。

    今天我拿了一个竹笔筒。竹子有节,中间有隔,又是空芯,所以虚心。竹笔筒搁在文人案头,提示自己要虚心。古人就用竹笔筒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提示自己。

    竹笔筒在明朝末年非常流行。最著名的是竹刻。朱松林、朱三松、朱小松祖孙三代的竹刻最有名。竹笔筒很多,但雕得如此好的并不多见。大部分都是素笔筒,或者简单刻几个字。这个竹笔筒上面有座建筑,在中国建筑里等级最低,叫卷棚式,没有房脊,圆乎着就过来了。里头有夫妻俩,外面还有个小书童或者佣人。在家里读书写字,这是古人最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竹笔筒背面环布风景,有洞石、梧桐、竹子、小桥流水,透出一种田园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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