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嘟》第二季-鉴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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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过程中遇见很多奇葩持宝人

    讲过打眼,有人觉得还要讲讲鉴定。但我老觉得,这鉴定没法教也没法讲。这就跟厨师讲做菜似的,你按照厨师的做法去做了,你那菜也还不是他那味儿。鉴定就更是这样了。连着得有十年了吧,我每个月有两次向社会开放鉴定日。这鉴定日为什么要开放呢?是我认为,人要跟社会保持一个通道,当这个通道封闭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社会信息了,你的鉴定能力也就会下降,你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

    在鉴定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奇葩持宝人。

    持宝人有各种各样的,大部分还能实事求是,但少数人并不如此,生怕你不认他这东西,一来就先给你讲故事。前些年一次来了三四个人,进门就跟我讲故事。这故事有意思,开篇就惊人。上来就说,他们家祖上是太监。祖上是太监也不是不可能,太监虽然不能生,但不代表他就不能结婚、不能领养。所以,过去很多著名的大太监也是有后人的,只不过这后人也不愿意说这事儿。过去祖上是太监也不好意思说,可这位进来就说我们家祖上是太监,就差点说他祖上不是安德海就是李莲英了。

    我说,这太监不太监不重要,您把东西拿来我看看。人家说,他这东西名字不知道,让我给断断。我说,有一专业术语叫鸡心罐,就是底下大上面小这种形状的。有人那脸就长这型,底下大上面小,瓜子脸长倒了。这西瓜子长倒了的形状,就叫鸡心罐。这鸡心罐,明清两代不流行,都是近些年才流行的;而且这东西一看就是个出土的,不是他家祖上所能传的。有人拿过东西来,我一看,说这是家传的吧?那人就说你怎么知道?因为这家传的东西上带有很多家传的信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比如,一人到你跟前一站,你就说大学刚毕业吧?你是怎么知道人家大学刚毕业的呢?就是你动用了你全部的社会经验做出的一个总体判断。他刚毕业,正找工作呢。让你说着了。这就是一个鉴定过程。

    这人拿来的这东西叫鸡心罐。但他说他不知道,就说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我说不对,因为他拿的这东西太尖了,就是器型有问题。人说这器型怎么就不可能太尖呢?它就是不可能太尖了,因为它有功能需求。比如壶嘴就能特细,但再细它也得倒水流畅。有时候有人也拿壶来,我就说试过水吗?问干吗试水啊?我说你试试水,你这壶根本不出水。结果一试,说它不出水吧,它往下滴答,一点一滴,像老年人前列腺不好的时候;说它通吧,它又滴滴答答不太通。所以,这种东西一看就不是实用的,设计中有缺陷。所以我说您这东西甭跟我讲故事,这东西是新的,你家祖上未必是太监。这一窝人就作鸟兽散了。

    我还碰见过为了堵我的嘴,上来就说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我就说小伙子,你说这个没用,因为很多东西你是不懂的,你以为是你爷爷留下的就是老的吗?我告诉你,这东西是新的,没多大年龄。他说不可能,这就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还咬住了去说。我就说那你爷爷也没多大。我只能这么说了。他听不懂还跟你掰扯,我就不愿意跟客人掰扯。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东西肯定不是他爷爷留下的,是他自个儿在地摊上买的,只不过想借他爷爷来堵住我的嘴,让我告诉他这东西是老的。

    有一回,一小伙子来了就说,说我这东西是家传的。我说这个不可能是你家传的,这东西都是出土的,起码是元朝的。他说我们家祖上就是放羊的,就是蒙古人啊。反应快吧?我们不能保证现在十好几亿人里,就没人从蒙古时期,从元朝就把这东西一代一代传到今天。但这东西如果从忽必烈时期传到今天,至少要经过二三十代人。过去的人生孩子早,从十几岁会生到三四十岁,平均二十五岁算一代人,平均一百年得走四代人,七百年要走二十八代人。二十八代人把这么个东西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没可能。

    很多人来鉴定都不愿意说实话,老想用一个假设前提来影响你的判断。有时候我上去就问你这哪儿来的啊?我问的意思是您这东西打哪里来,从东北来的,还是从西北来的?有人上来就说是买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买的,不懂,所以您给判断判断。但有人就不这么说,来了就说是祖传的。我有点不好意思问他,你往上看过几代人啊?备不住你连爷爷都没见过,就说祖传的。有时候我就跟他闲聊两句,跟着冷不丁问一句,买得贵吗?说不贵。祖传的,还买得不贵,前脚就把后脚的事忘了。这就是我在鉴定日经常看到的景象。我想,很多人不明白,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有一条线,每道线都会有断代标准,什么东西历史上什么时候才有的,你不知道不代表别人也不知道。

    知道器物的演变过程,鉴定就容易

    每个东西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最初的一个局限,就是它什么时候才出现的。比如,手机什么时候才有的?手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超过三十年。何以见得?很简单,中国移动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什么时候才有手机。三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最早成立,其次是中国联通,再次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1987年11月就在广东成立了,距2015年已有二十八年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就非常重要。如果去拍电影、拍电视剧,只要是拍这个时间以前的,里面就不能出现手机,否则就穿帮了。我记得最初有手机的时候,大概是1990、1991年,那时候还都是“大砖头”呢,出门拿着,又狂又傻。傻狂傻狂地拿手里,吃饭的时候全戳在桌子上,都能挡住视线。那种手机到今天已经变成文物了,有人收藏。通讯方式变得越来越便捷,手机也逐渐变小,最后变成现在这种触屏的,这个过程长达二十八年。如果把这二十八年捋一遍,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手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滑盖的、什么时候有打开式的、什么时候有触屏的。但是,如果几百年时间过去,后来人就未必能知道了。

    文物专家知道很多东西确切的演变过程,他的界限就非常清楚,就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比如鼻烟壶,就是清代有,明代则肯定没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找到过一个明代出产的鼻烟壶。

    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鼻烟壶也是清顺治元年的,铜制的,一物两用,一面鼓一面凹。为什么要有一面凹的呢?就是方便把鼻烟搁在上面抹,抹完了好往鼻子上抹。鼻烟壶到中国,是万历年间由传教士进贡给皇上的。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改变了容器呢?是因为中国吸鼻烟的人跟欧洲吸鼻烟的人不是一类人。欧洲吸鼻烟的人都是贵族,都是在屋里把所有的事儿准备好了,自个儿拿出一个鼻烟盒,上面都是画珐琅的,特精致,打开鼻烟盒把鼻烟弄出来吸。满清是骑马民族,骑在马背上怎么打开盒呢?就必须搁在这鼻烟壶里头,倒出一点来吸食。所以,这鼻烟壶也就有个非常清晰的界限:明朝绝对没有,有的都是清代的。所以,有谁给你打电话说,他发现俩明朝鼻烟壶,你不用问也知道,那一定是后仿的。

    再有,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的家具。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硬木家具的呢?所谓硬木家具,就是今天说的红木家具,包括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红木等,都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明朝晚期。因为在明朝晚期有了刨子。在所有工具当中,刨子出现得最晚。早期中国人做家具都是刮削,而不是刨削。刮削使的这个东西叫鐁。刮削有个问题,就是它貌似平的,实际却不平。刨子的出现,是中国硬木家具突飞猛进的一个前提。所以,明朝早期都是漆器,而没有硬木家具。这也跟文献记载比较吻合。明朝末期的范濂写了一部《云间据目抄》。云间是指上海地区。有一种做得非常精美的铜香炉,叫云间胡文明,意思就是上海地区有个叫胡文明的人造的。“云间据目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范濂在整个上海地区,那时也包括苏州,把自己看见的东西都写下来了。对于细木家具,当时他大概是这么写的,“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予少年曾不一见”。就是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看见过细木家具这类东西。细木家具就是硬木家具,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红木家具。他又说“隆庆万历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就是说,榉木家具在苏州地区已经是非常好的家具了,但他们觉得这事儿还不够狂,就是“凡窗橱几案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这就是那时候的文献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黄花梨、紫檀,包括一些鸡翅木的优良的明式家具,大约都是那个时期的。

    说刨子的出现是一个前提,但没有材料也不行。中国人又是哪天开的窍,开始用这么硬的木头做家具的呢?是在隆庆开关以后。紫檀家具是从哪里来的呢?过去书上说紫檀料都是当年永乐下西洋,满船去空船归的时候压舱用的,所以是在海外买的。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硬木中的紫檀,大部分都是印度产的。但这说法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也没有看到明代中叶以前有硬木家具出现,小件倒是有,大件确实没有。隆庆开关在明代贸易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事情,开关是指开放海禁,这直接促成了万历以后的社会富足。这些都是一些时间界限,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你的判断就肯定有误。

    玉器也是这样的。对于玉器,很多专家一看就说这东西够乾隆。为什么够乾隆呢?这是因为,光是玉质的鉴定就有一条界限。我们知道最好的玉都是从新疆和田来的,在乾隆平定西域以前,新疆和田进入内陆的通道被阻隔,之后这玉路才被打通,大量的玉器原材料才运入内地,所以乾隆以后的玉器非常白,就有了“羊脂玉”之说。

    了解历史比了解鉴定技巧更重要

    前些日子,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突然说了几个观点,对文物界的影响非常大。他说,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跟社会上的人是不一样的,首先,专家之间、部门之间不往来,就是看玉器的、看书画的、看陶瓷的、看家具的互相不往来;第二,这些专家只看真不看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没假的,他们看的就都是真的,所以要想去做鉴定就比较难。因为鉴定不仅要看真还要会看假;第三,这些专家自己也不怎么买,所以就不懂价钱。他这话其实是在告诫或者劝阻故宫里的那些专家,不要更多地介入社会上这些事。

    我比较理解单霁翔院长的这些感受,可以说是深有感触。由于历史的局限,过去国家级博物馆、省级博物馆,各个门类之间确实不沟通。早年我喜欢这事儿,也什么都不懂,又没有门户之见,是一个外行人闯进这里头去了,逮住谁就跟谁聊天。到陶瓷组聊会儿天,又到玉器、铜器、书画,到哪儿都跟专家聊,后来我就逐渐发现了,他们之间互不沟通。比如,我说我想上谁那儿去,您帮我介绍一下。人家领到门口,连门都不进就走了,打个招呼说我还有事先走了。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时间长了才发现,各个门类之间的老先生都互不沟通。为什么呢?怕抢了别人的饭碗。

    过去的文物虽然没有高低之分,但各部门或者各怀绝技的专家之间,却是有高低之分的,典型的就是软篇看不起硬篇、硬篇看不起杂项。软篇就是搞书画的,硬篇是搞陶瓷的,杂项听着就难听,竹木牙角等都算杂项,至今也没命名。软篇里搞碑帖的又看不起搞绘画的,说绘画那两下子谁不会看?碑帖最难看,搞碑帖得懂学问,首先得把字认了,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知道是哪年拓的。所以,碑帖又有“黑老虎”之称,确实是难。所以搞碑帖的看不起搞绘画的。搞绘画的又看不起搞瓷器的,搞瓷器的则看不起搞玉器的,搞玉器的只能看不起搞杂项的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路子。

    我小时候是在医院长大的,发现医生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外科医生看不起内科医生,说内科那病发烧感冒的谁不能看啊。外科医生里,胸外科又看不起普外科,普外就是阑尾炎,把肠子截一截,那医生说了,那肠子上去多剪点少剪点都没事儿,心脏能乱动吗?我听了,觉得是有点道理啊。我又碰见一位脑外科专家,连胸外科都看不上,说胸外科算什么手术啊,我这是脑外科。脑外科确实是厉害,你想咱把这天灵盖一打开,里头就是一核桃仁,剔哪儿都不成,弄哪儿都坏,他确实有资格看不起别的。

    每个行当都有它自己的专业局限。比如,过去我喜欢陶器的时候,专门写过一本《瓷之色》,写各种颜色的陶器;还写了一本叫《瓷之纹》,写专画的陶瓷。将来我还会写一本《瓷之形》,就是说瓷器这形状怎么来的。这瓷器的形状都不是白来的,为什么这个时期有而后面就没有了?为什么就这个时期独有呢?它肯定是有功能的。你要是比较熟这个,一看东西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了。瓷器上带有画意的,跟鉴定绘画的人一说,他就挤对你,说瓷器上那画叫画吗?你跟他请教这瓷器上的画,他都认为是对他的一种贬低。他们一谈就是吴门画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你跟他说我这瓷器上有个一水隔两山,他都不理你。但仔细看看,清初,当四王吴恽的山水风靡中国画坛的时候,中国瓷器上的山水就都是照这路子画的,所以当你对绘画史有所了解的时候,看瓷器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尤其这种带有画意的瓷器,触类旁通嘛。历史上每个时期都一样。比如“文革”时期的画,甭管是画红卫兵还是画工人、军人,画什么人物都是一个形态,都是这样大眼瞪着,扮演戏状态。这就是时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了解这些,比你了解那些技巧更加重要。所以,我觉得跟普通人去谈专业问题是很枯燥的。我跟普通人讲鉴定专业,就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牛非无耳而在无心,就是这牛不是没有耳朵,它听得见,但是它不往心里去。

    一黑一黄一绿哥儿仨,本该一共八个,还有五个,按照行话说就叫失群的。这八个一定颜色都不一样。一个上头刻了一个葫芦。葫芦是啥意思?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咱也不知道。一个上面是云阳板,还有一个上面是箫。这三件东西已经提供了一个信息给我们,就是这八个东西跟八仙有关。所以这东西就叫“暗八仙”,就是它不直接画八仙这八个人,而是画这八个人手中的东西。所以,我看到这三个,就可以推断出来还有五件;因为这三个东西的颜色完全不同,我也可以推断出来那五件的颜色也不相同。

    东西是乾隆时期的,保存得很好,只可惜失了群。葫芦肯定是铁拐李的,颜色俗称剔红,其实是剔彩,是各种彩色。是髤了很厚的漆以后,很细致地刻出来的。拿手摸这东西的时候感觉还有点涩,像砂纸,但里头却非常新。这在过去的鉴定中有个行话,叫真赛假。就是这东西是真的,看着却跟假的似的。太新了。这东西保存得太好。这东西早年是日本人包装的,估计乾隆年出来没多久就去了日本,所以一直在日本搁在包装盒子里。日本人爱惜东西,又没经过大的社会动荡。所以这种土黄色里头就跟新的一样,但闻着啥味儿也没有。

    漆器有个简单的鉴定方法,就是拿来先闻,这味儿一时半会儿去不掉,有一丁点儿味都是新的。这是乾隆时期的所谓的淫巧之作,我们读《红楼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淫巧之作,就是过分了。这东西确实非常过分,一套八个颜色,每个都很精致。暗八仙还代表了道教精神,这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道教,非常入世。其他五个失群就失群了,有时候也得看缘分,如果那五个漆盒不失群,这三个也未必能到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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