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隆美尔的“死亡”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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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4月中旬,经过几星期的干燥天气后,雨水来到了法国。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站在城堡内卧室的窗前,思忖着即将来临的大战。

    15日晚上,一辆军用轿车驶过高大的铁门,在大门口戛然停下,一位陌生的军官钻出来,走进雨中。他的公文包被送到城堡的城楼上,他本人则去向隆美尔报到。他就是隆美尔的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

    一个月以前隆美尔送走了从1941年7月起就与他生死与共的高斯将军。

    希特勒通知总参谋部给隆美尔新派一位参谋长,总参谋部的人便把斯派达尔派给了隆美尔。隆美尔看见斯派达尔也佩带着骑士十字勋章,并且是历史学的博士,因此对他颇有好感。隆美尔比较喜欢那种带点学究气的人物。他感觉到斯派达尔富有朝气,他会和他合得来的。

    然而,斯派达尔的到来,实际上给隆美尔的棺材上钉了第一颗钉子。

    斯派达尔来到隆美尔身边,根据总参谋部的某些将军的指示,还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总参谋部的许多将领都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包括斯派达尔在内。

    总参谋部正是缘于以上理由才把他派给了隆美尔。他在到来的前一天还和反希特勒分子斯图加特市市长施特罗林商讨过怎样引导隆美尔参与谋反。然而,隆美尔却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丝毫没有怀疑。

    几个月后,隆美尔还写信给希特勒说他信任斯派达尔,当他前往巡视海岸地区时,也时常把他留在城堡里“照料工作”。隆美尔的医生约德尔曾经向斯派达尔建议要他尽量给隆美尔打气:“尽你的一切努力治好他的悲观主义病症。”

    自从非洲的经历后,隆美尔就受了不少这方面的罪。而斯派达尔却认为这是一个影响隆美尔的机会。他把搜集到的关于苏联前线灾难性局势的黯淡消息——两支南方集团军完全崩溃、克里米亚已被苏联红军收复的资料呈给了隆美尔。果然,这些消息加深了隆美尔对战局的怀疑,他甚至还多次试图给希特勒打电话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

    自从斯派达尔就任隆美尔的参谋长后,他的日记的调子就变得更加犹豫、不安起来:“将来历史学家会怎样评论这些撤退?对于我,历史将作出什么样的裁决?假如我在这里取得胜利,谁都会说,一切全是光荣——正像他们大肆赞赏我构筑的防御工事和设置的滩头障碍那样。倘若我在这里失败了,那么所有的人又都会因此而责备我。”

    斯派达尔尽量利用自己很高的智商和学历给隆美尔造成谨慎而尊重的态度,以逐渐来影响隆美尔。

    隆美尔终日忙于研究盟军的情报,而事实上盟军已开始执行代号为“坚毅”的登陆欺骗计划。然而,此时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却调进了许多反希特勒分子,有的甚至充当了盟军的间谍。他们一边把希特勒和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泄露出去,一面向总参谋部提一些不确实的情报和假情报。

    隆美尔的情报军官是一位性情笃实的陆军上校,名叫施道布瓦塞。由于他是对英情报专家,所以希特勒有意将他分给了隆美尔。施道布瓦塞手下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两名译员,但他却没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不得不依靠总参谋部西线外国军团的情报部门,然而这个部门的头目后来被希特勒以密谋反对元首的罪行拉上了绞刑架。

    另一个情报来源是总参谋部伦斯德庞大的参谋班子所提供的数据资料。而这个班子里的许多人后来被查明是反希特勒分子。而且,由于德国空军处于劣势,隆美尔已不能对英国和盟军的行动实行空中侦察。

    因此,盟军的“坚毅”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给希特勒的情报网送去假情报,说是进攻已迫在眉睫。而希特勒又把这些情报原样转给隆美尔,以供他“参考”。

    英国人为了实施这些欺骗计划煞费苦心,英国政府停止检查邮件以便于这些假消息传到德国人手里,而且禁止外交官员离开英国。然而一位瑞典外交官却被允许“溜出去”,以便向希特勒提供情报。他们伪造无线电通讯,将假情报送给德国间谍,有意让他们得知美军已调往英国南部,而实际上英国还看不见一个美国士兵的影子。

    所有这些真、假消息通过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源源不断地到达隆美尔的手中。参谋长斯派达尔则以另一种方式——不停地讲述一些坏消息来影响隆美尔。希特勒几次打电话给隆美尔要他对局势提出看法,而隆美尔却显得困惑和一无所知。这些,不由得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和怀疑。

    对于盟军在一场大战前的各种频繁的活动,德国统帅部并不是视而不见。希特勒就对约德尔总司令说:“英国人为对付我们所作的一切看来全是假的。从他们最近实行的限制以及取缔安全等措施来看,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什么事都有所打算,他决不会按常规的办法来干的。我不能不感到这一切都是无耻的伪装罢了。”

    当希特勒得知“部队朝英国南部运动时”,他怀疑地说:“我这样自问,为什么要对这些不着边际的行动加以解释呢?我敢担保。我们不会这样干!他们也不会这样干的,是吗?他们完全能够把部队开到这一带,然后用船把部队运到这里,”他指着诺曼底,“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在那儿干什么。”几分钟后,希特勒宣布:“我赞成把全部部队调到这里。”他指着诺曼底一带的海岸线说。

    而隆美尔此时却带着斯派达尔去第十五军团的驻地视察。隆美尔喜欢出其不意地探访下级官兵。一位陆军哨兵被这位陆军元帅的出现搞得惊慌失措,以至于向他语无伦次地叫道:“是的,少校大人!”他指示在十五军团驻地都布满地雷,打上木桩,设置水泥障碍体。

    为了要在绿色的草原上构筑秘密工事。隆美尔起草了一份二十二页的报告给希特勒,希特勒看后对他的工作表示“祝贺”。

    4月下旬,希特勒再次给隆美尔打电话,要他做好准备工作,并且说他已把“整个德国交给了他”。

    隆美尔对自己所肩负的重担也忧心忡忡。他对斯派达尔说:“历史只注重那些取得胜利的人。作为一个拥有雄厚财富进行战争的富裕国家的军阀来说,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然而我,倒还满意于自己有这么一点艺术修养,并力图以最谦恭的方式去打败敌人。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能战胜我们,他们就注定要失败。我们打败英美两国以后,和俄国的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俄国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这时,特工人员报告,敌人的进攻日期定在1944年5月的头一个星期或第三个星期。隆美尔再次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第十五军团的防御阵地上。

    但这在德国国内,宣传部长戈培尔却在鼓吹“英国人士气低落,罢工此起彼伏,人民都走上街头高喊着‘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我们要和平!”’因此,隆美尔得出了盟军不会铤而走险地发动进攻。

    6月4日,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

    5日清晨,隆美尔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西线德军总司令伦斯德元帅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他还向希特勒打电话请假,要求6月6日回到赫林根家里去为他妻子露西过生日。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呈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内容的报告从4月份以来已经看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对待它。

    德国人对盟军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窄处的加莱地区。为加固防线,隆美尔在加莱的沿海建立了许多“死亡地带”。各种钢筋水泥障碍物犬牙交错,用以撕裂和刺穿盟军登陆艇的底部。

    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在加莱地区集中了最精锐的十五军团,该军团的实力已由原来的十个步兵师增加到十五个步兵师。这时德军的主力无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隆美尔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地区而不是诺曼底。

    4、5月间,盟军又在这里搞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月6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海滩约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勒思进行“图上作业”。

    6月5日夜间十点,第十五军团截获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一份密码电讯,内容大致是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立即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然而,盟军在快到午夜时分,向第七军团驻扎的西端海岸,千船竟发,蜂拥而上。

    6月6日凌晨一点十一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发生什么事情。两个美军空降师和一个英军空降师这时已开始着陆。一时三十分,第七军团发出全面警报,参谋长用电话向斯派达尔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一场“大规模行动”。

    拂晓后不久,在庞大舰队的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大批的盟军士兵从无数的两栖登陆舰上跳下来登上法国海滩。此时,西线总司令伦斯德仍然认为盟军在声东击西,竟没对第七军团进行增援。

    直至6月6日下午,情况总算明朗了。而此刻,盟军已在三处海滩建立了滩头阵地,并且向纵深推进了二至六英里。

    6月6日清晨,隆美尔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白底衬衣,兴致勃勃地走出卧室,站在阳台上观赏他的花园。这座山间别墅今天变得焕然一新,因为今天是女主人的生日。

    图14-2希特勒与高官们研究作战计划这时,女仆走进来说:“元帅,您的电话。”

    隆美尔以为是希特勒的副官打来表示祝贺的。他拿起话筒听了几句话,脸色顿时变得僵硬了——电话那头有谁在急促地喊着什么。好半晌,他才回答:“我马上回来。”原来,总参谋部通知他,盟军已经开始进攻,选择的是德军防守最为薄弱的环节——诺曼底。实际上,现在告诉隆美尔这个消息,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在一小时前,盟军的“敌台”广播已经向全世界播出了一条消息: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陆海军部队依靠空军强有力的支援,已于今天早晨在法国海岸登陆,盟军已顺利地建立了滩头阵地。”

    当隆美尔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大骂德军统帅部没有及时通知他敌情,但他却没有怀疑希特勒此时对他已经心存不满,并在思考着如何替换上另一个人。

    6月6日下午快四点时,隆美尔才乘专机匆匆赶回了集团军司令部。

    在这以前,伦斯德和斯派达尔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保持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命令,即使是西线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所以西线将领们只好坐等希特勒的批准。

    希特勒让副官的答复是,元首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下午三点,希特勒醒来时,被传来的坏消息惊呆了。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底去了。怎么回事?“您现在动用第二十一装甲师,是否要请示元首?”

    “来不及了!”隆美尔近乎吼叫了。

    的确来不及了。盟军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占了优势,法国海滩已经控制在盟军手里,英美的几千艘登陆艇和庞大的掩护舰队遍布海滩,探测气球、巨大的运输机像蝗虫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两栖登陆艇在大规模而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空降师则神速、准确地投送到指定战略位置,并立即开始行动。

    希特勒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在几个小时内就被突破了。

    到了6月9日以后,西线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落入盟军之手,盟军组织的第二战场基本上顺利实现了。现在的德国,已真正成为置于苏联红军的铁锤和盟军的铁砧之间的一块熟铁了。

    战争还未结束,但结局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这是隆美尔在继阿拉曼惨败之后的又一次失败,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失败,因为希特勒就要剥夺他的这种权力了。

    1944年6月28日下午,一辆飘着陆军元帅三角旗的大型麦西德斯轿车载着隆美尔向东疾驰,穿过法国,朝德国边境一路驶去。希特勒这时要召集西线的所有高级将领到伯希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山庄召开军事会议。第三帝国的命运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俄国战线上,德军一个集团军全军覆没,苏联的坦克师正向德国边境滚滚而来,形成了重兵压境之势:而西线,诺曼底的盟军桥头堡已经形成,强大的机械化部队马上就要向东攻击了。因此,西线总司令伦斯德请求“未来战斗的指示”。

    希特勒明白此中含义,他是在请求允许撤退,首先要允许他夹着尾巴溜出敌人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外,然后再逃出敌人轰炸机的圈子,进而退到西壁——德国边境。这一切大大激怒了希特勒。他认为手下的指挥官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战区。明摆着德军多数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跑不过敌人,而他的指挥官们却高喊着进行“运动战”。

    希特勒的战略是在远离德国城市以外的地区进行战争,比如在巴尔干国家,在俄国、意大利或法国。他要竭力赢得时间,以便让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发展的火箭、电动潜艇和喷气式飞机等新式武器投入战斗。他的指挥官们光知道避免失败,拖延痛苦的挣扎。而希特勒却在寻求一个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机会,这就是他命令在诺曼底实施新的反攻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遵照他个人的命令,六百名英美战俘被赶着从巴黎的火车北站到东站的街道上慢步行走的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让挥舞着拳头的巴黎人用唾沫和嘲笑带给战俘以羞辱,让法国人也看看被德国打败的敌人。

    然而对于希特勒的这一盘算,并不是每个将领都这样想的。隆美尔就是一个。他在驱车回国参加会议的途中,还在想着如何向元首进谏,让他罢兵,为德国人民留条后路。途中,他的车在另一辆高级轿车旁停下,伦斯德从那辆轿车里疲惫不堪地爬出来。

    隆美尔对他说:“伦斯德阁下,你我都认为该是停止战争的时候了。待我们见到元首时我要直截了当地把它提出来。

    “明天我要对元首这样说: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对全体德国人民负责。我有许多问题要回答,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而言,它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

    “政治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丝毫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敌人竭尽全力,已经在西线取得了立足点。”

    很显然,隆美尔从前线回来,并不打算去听希特勒的伟大计划,而是带着一套自己的想法准备与元首开诚布公地谈谈。隆美尔是个正直而略带书卷气的军人,他以为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没有诸多的隐晦的手法。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将不但得不到希特勒的理解,而且还会把他推上一个危险的台阶——虽然他仍然对元首忠心耿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那天晚上,隆美尔和家人一同度过。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发了。到了伯希特斯加登,他竟然天真地以为他应该去找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我迫切需要你的支持。”然而狡诈的戈培尔却不动声色,偶尔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天真的隆美尔还去拜访了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希姆莱更为阴险和狡猾,他让人记录下了隆美尔的谈话,以备有一天用得着时随时报告元首。

    希特勒的会议定于下午六点在山庄大厅里举行。

    希特勒、隆美尔、伦斯德以及其他军事指挥官站在长桌的一边,桌上铺着军事地图。在他们对面,是帝国的部长、外交官和其他官员。会议开始后,希特勒照例先向大家介绍了一通德军的战绩。但就在这时,陆军元帅隆美尔却要发言了。

    “元首阁下,我作为十三集团军的指挥官来到这里,我想时候已到,我代表我应对之负责的德国人民向您阐明西线的局势。首先谈谈我们的政治局势,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力量失衡……”

    希特勒听到这里,猛然打断他的话:“陆军元帅,请谈军事局势。”

    但是隆美尔固执地继续说:“我的元首,历史要求我应该首先谈谈整个局势。”

    希特勒再次厉声打断他:“你谈你的军事局势,其他什么也不许谈。”隆美尔不得不停止了谈话,他鼓起勇气的进谏就这样结束了。看了看戈培尔和希姆莱,他们两人却避开他的目光,一言不发。

    随之而来的是令人难堪的沉默。

    隆美尔又鼓起勇气对希特勒说:“元首阁下,我必须坦率地说,我不谈到德国这个主题就不离开这里。”

    希特勒立即尖叫道:“陆军元帅,你还是离开这间屋子吧!我看这样做好一些。”

    会议在没有隆美尔参加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间是1944年6月29日晚上九点十五分。隆美尔离开了伯格霍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第二天,隆美尔回到他的指挥部。他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也要服从希特勒的意志。

    然而,隆美尔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希特勒是不需要听到反对意见的,一有机会,希特勒便会毫不犹豫地让帝国的元帅死去。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顶撞,立即就显示出了它的严重后果。首先是与隆美尔意见一致的西线总司令伦斯德。

    7月1日,希特勒的特使在前往巴黎途中,给伦斯德带去了一枚高级勋章和一封密信,元首在信中对这位陆军元帅的健康表示关切。

    年迈的伦斯德立即明白了这份礼遇的含意。7月2日,伦斯德便向希特勒送交了在法国的兵权。

    接着。希特勒便派克鲁格接替伦斯德的职务。而隆美尔则满以为将由自己接替总司令的职务。这使得他怏怏不乐。

    克鲁格出人意料地接替伦斯德,虽然令隆美尔大为不满,却使得另一些人高兴起来。这时,军队中隐藏着的反对希特勒的那个集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即在未来的推翻希特勒的革命中利用隆美尔的名字,这将在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很大的号召力。斯派达尔——一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向巴黎的同谋建议,甚至可以试图去说服隆美尔。

    斯派达尔此时收到了秘密与美国人接头的技术方法。美国人释放了在亚瑟堡俘虏的八名德红十字会护士,允许她们经由战争前线回国,这使纳粹当局感到愕然。斯派达尔认为也许其中一两个人会带着给隆美尔的信回来。斯派达尔的参谋打电话向巴黎请示:“允许我们用无线电向美国人宽宏大量地对待这些护士表示感谢吗?”克鲁格的参谋部直言不讳地禁止这样做:“他们只不过是这一次才遵守了国际法,没有必要为此向他们道谢!”

    斯派达尔显然与隆美尔讨论过自己的设想。因为7月3日那天晚饭后,陆军元帅悄悄对海军上将卢格说:“我要让他们借用我的名字。但仅仅是我的名字还不足以揭穿事物的本质。”

    第二天一大早,隆美尔冒着纷纷细雨前往鲁昂——他正期待着“巴顿集团军”随时向该地区发动进攻。路上他对卢格说,有必要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停战。问题在于如果隆美尔提出这样的建议,英美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军的全部努力一直是徒劳!”他愤然说道。

    卢格温和地反驳他说,1918年情况也是如此,一切似乎毫无希望,但恰恰是全世界对德军的素质表示了巨大的敬仰,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复兴。“今天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信仰,陆军元帅阁下。他们特别尊敬你”。然而隆美尔耸耸肩,他似乎不相信德军还有什么前途。特别是对元首的失望,使他加剧了悲观情绪。而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全部被秘密报告给希特勒。希特勒开始流露出对隆美尔的不信任了——这是个致命的打击。

    随后几天,隆美尔一面小心翼翼地试探他属下的指挥官,一面又公开讨论诺曼底的军事行动。隆美尔对军官们说,还存在许多对他们有利的因素。蒙哥马利正在加倍小心地前进,他的师的数量实际上并没有超过十三集团军。此外,德军新型的豹式和虎式坦克远比敌军的要强。

    “还有,”隆美尔强调说,“我已见到许多奇异的导弹发射场,这表明除了V—1飞弹外,我们还隐藏着更多的导弹。但蒙哥马利拥有充足的物资优势和占有空中优势,”隆美尔继续说,“这就压倒了一切别的有利条件。”因此在隆美尔看来,他们现在能够继续战斗,还能“获取不太苛刻的和平条件”。

    很显然,隆美尔由于听到了错误的敌军数量的情报,从而陷入了一种对战局估计过于悲观的状态之中。从他来说,提出和谈是他分析实际情况后得出的切实的正确结论。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异于大逆不道,等于在自掘坟墓。幸而,希特勒没有及时地了解到隆美尔打算与蒙哥马利和谈的情况,不然的话,希特勒就不会等到“7—20”事件后才去收拾他。因为很显然,隆美尔的打算已经足以把他自己送上绞刑架了。

    然而,精细的斯派达尔很快就熟悉了隆美尔脑中回荡的这些念头。他在与巴黎的密谋者联系后,便加快了行事的速度。

    这时隆美尔的水路运输系统受到了阻碍。

    7月8日,隆美尔派身经百战的迪姆将军去调查这件事。当他听到迪姆激烈地批评军需官芬克工作不负责任,而芬克却对他置之不理时,隆美尔不禁“勃然大怒”。当要向芬克的上司、也是自己的上司克鲁格计较这件事时,斯派达尔急匆匆地劝阻隆美尔。要他不要和克鲁格作对。隆美尔不知道,斯派达尔和芬克都是密谋团伙中的中坚人物,派来是专门阻碍他的军事进展,从而达到控制他的目的。

    被选定直接刺杀希特勒的刺客施道芬贝格上校在芬克6月23日前往法国时,曾简明扼要地向他做过指示。施道芬贝格严厉地告诉他:“你知道,芬克,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真正有种的陆军元帅了。不管元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吓得拉一裤裆屎,没人敢起来顶他,包括陆军元帅隆美尔在内。”

    隆美尔在卡昂战线上度过了7月8日那个星期三的黄昏。他两次走访了装甲群的司令部,先和高斯,后和埃伯巴赫商议,抽出他们的重型大炮重新彻底组建部队,以挡住敌人的突破。将近子夜时分,他才驱车回到城堡,累得已然疲惫不堪。而斯派达尔这一天却是在巴黎度过的,他在与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斯图尔纳格一起谋划密商。

    斯派达尔和斯图尔纳格两人决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争取隆美尔,不然就想法除掉他。他们因此安排了翌日在城堡里隆美尔与斯图尔纳格的副官霍法克的一次会面。霍法克善于雄辩而又显得彬彬有礼,是巴黎的密谋分子中很有才干的一个人。然而,这次会面,却无疑在隆美尔的生涯中立了一块墓碑。

    第二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城堡里的气氛十分严肃,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围绕着最高统帅部发来的一道新命令而进行。统帅部要求十三集团军提出一个消灭盟军的诺曼底桥头堡的可行计划。斯派达尔在他最近向统帅部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仍旧坚持说,在英国,敌人尚存“六十多个师”。而当时的真实数字仅仅是十二个师。

    斯派达尔的用意在于故意拖延德军的进攻计划,从而可以使隆美尔有较多时间来考虑参与他们密谋的绝密计划。然而斯派达尔绝不敢贸然向元帅提出这件事,他知道隆美尔很注重德意志传统军人的那种精神,弄不好,让他觉得这是卑鄙的伎俩,那一切就都完了。所以,当下午隆美尔独自在作战室研究敌情时,斯派达尔适时地把霍法克中校领了进来,而隆美尔的心思此刻还记挂着前方。斯派达尔有意让霍法克和元帅单独呆在一起。隆美尔唐突地问:“说吧,你要告诉我什么?”

    于是,与斯图尔纳格的副官决定命运的会谈就这样开始了。

    关于隆美尔与霍法克这次谈话的内容当时是保密的,即使是后来出了事,盖世太保审讯霍法克的一些材料也被销毁了。随着当事人的离开人世,这些内容便成为了一个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现在毫无所知。从许多间接材料,我们仍然能探出这次谈话的大体轮廓。据后来审讯斯派达尔的材料得知,霍法克与隆美尔谈了将近半个钟头:时局需要迅速行动,如果希特勒拒绝行动,就对他采取强硬措施。隆美尔说:“我不久就去晋见元首,请求他允许我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会面。我相信蒙哥马利不会因为我俩是老对手而不接见我。然后我要劝告他在英国进行鼓动宣传,让他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俄国。”

    实际上,这次会谈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误会。霍法克小心谨慎地绝口不提密谋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更没有敢向隆美尔泄露那个隐藏在军内的密谋圈子。而隆美尔则把霍法克当作一个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有识之士,期待他联络其他力量去晋见元首,劝说希特勒改变计划——这一切,无疑是出于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而采取的一项大胆建议——这与密谋分子的目的差距何其远矣!

    但是,这位霍法克还是带着一种错觉以为即使自己不说,这位陆军元帅也一定知道了他们的密谋行动,知道并赞成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因此当天下午,霍法克中校兴冲冲地跑回巴黎,凯旋般地冲进他在皇家旅馆的房间,对同谋者福肯豪森男爵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有趣的时光,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什么都对陆军元帅说了。”

    霍法克是个罗曼蒂克式的人物,也是一个性急好动的幻想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他每描述一次自己跟隆美尔的约见,就要把成绩的砝码加重。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隆美尔的崇拜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是他对他们这次会见的严重误解。他对他身边的另一个同谋说:“远远比我希望的还要成功。”

    霍法克兴奋地说:“隆美尔几乎按捺不住,他要求马上就下手,即使德国内的阴谋失败也在所不惜。”

    接着他又向斯图尔纳格汇报:“隆美尔绝对听从我们的支配。”不知不觉的,这位希特勒的忠心耿耿的陆军元帅竟成了那天晚上密谋分子的中心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和谈产生的误解现在带来的严重后果了。更为要命的是,霍法克连自己也在逐渐相信自己显然已过于夸大了的成绩,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这就是霍法克为什么在审讯中一口咬定这些自以为是的事实的原因。这样做产生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即无论隆美尔同意参加密谋,还是拒绝参加密谋,反正对于希特勒来说,他都成了一个反对者——一旦事发,隆美尔必须死去。

    第二天早晨,霍法克连忙奔往柏林。米歇尔博士用车子把他送到火车站。霍法克喋喋不休地向他谈着准备在作战会议上暗杀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斯图尔纳格派我前往柏林请求他们火速行动,我已简单地向隆美尔谈过。他完全听从我们的支配,并表示愿意带头和西方国家交涉停战。”

    米歇尔有力地点了点头,眼睛盯着前面的公路说:“既要使我们的革命成功,又要做到不分裂整个国家,我们正需要隆美尔这样杰出的人物。”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霍法克曾经跟陆军元帅克鲁格也有过交谈。克鲁格要在两天之后与在瑟堡与美军接触过的几名德军护士交谈。显然,克鲁格也在开辟与敌人接触的渠道。

    霍法克于7月11日在柏林见到了他的表兄克劳斯·冯·施道芬贝格上校,把自己在城堡的胜利同样夸张地告诉了他。施道芬贝格年逾四十,敢作敢为,在非洲曾被一颗地雷炸掉一只胳膊,但他坚强地挺了过来,他还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他被选为刺杀希特勒的执行者,因为希特勒把他奉为民族英雄而赐与其参加军事会议的特权。

    这样施道芬贝格可以亲自把炸弹带人会场,并安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霍法克接着会见了卡尔·戈台勒市长,文职官员的主谋者之一,告诉他已把隆美尔争取过来了。

    7月16日,刺杀行动前四天,施道芬贝格对聚集在一起的密谋者们谈到现在西线的指挥官已经和他们站在一道了。他说:“他们将主动停止敌对状态。并把部队撤至西壁,由西方国家与德国向苏联发动联合攻势。”

    霍法克还派遣德国空军将军巴尔斯维斯奇去通知在东普鲁士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告诉他西线的陆军元帅已打算投降。

    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迫在眉捷。

    但古德里安空军中将心里却是有底的:他敌视克鲁格,但对隆美尔在这项行动中所能起的作用持有怀疑。他了解隆美尔这个人,无论他的密谋同伙如何向他炫耀他们争取过来了隆美尔,他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事实”。因此,古德里安将军便悄悄地动身前往元首送给他的乡间别墅去躲风头。他想隔岸观火,静等事态的发展。

    午夜。柏林的广播突然中断了。广播里传来了希特勒因狂怒而变得颤抖和沙哑的声音。

    刺杀失败了。

    希特勒开始对军界进行大清洗。

    1944年10月13日晚上,刚刚从五十英里外的奥格斯堡探友回来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感到十分疲惫。豪华的元帅专车奔驰ACV——停在他幽静的别墅的石子小路上,助手卢格便赶忙下去打开车门。元帅径直走向自己的住所。

    美丽的露西早已等在了门口。隆美尔看到自己的妻子,所有的疲劳和病痛立即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热烈地拥抱了露西,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如此热烈地拥抱自己的妻子了。

    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是德国空军的一名战士,这时正好在休假,他身穿空军辅助部队的蓝色制服走了过来。隆美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觉得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许能够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了!

    这时,男仆拿来一张电话留言条,上面写着陆军中将布格道夫的留言:请转告陆军元帅,明天中午至下午一点之间,我和另一位将军要来拜望他。

    隆美尔看过以后,似乎觉得形势还是很乐观的,尽管他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恢复,而且据说苏联红军已经逼进了德国边境。

    由于担心空袭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他把最后一批财产疏散到法尼家里。有莱卡照相机和露西的珠宝。

    但是隆美尔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需要他,需要他这个陆军元帅重振德军士兵的十气,甚至把苏联红军阻挡在德国边境之外,至少他也应该指挥着他的英勇的士兵们和盟军再打几次大仗。

    也许,布格道夫将军正是奉了元首的命令来和他谈这个的。想到这里,隆美尔又来了精神。

    他属于标准的德意志的优秀军人的楷模,对工作。特别是对军事方面的计划和准备,充满了热情。

    他草草地在一本记录本上写下他要向布格道夫提问的有关问题的内容:“要汽车到医院看病,参谋军官的摩托车,秘书,参谋人员。”可是,他还是感到心烦意乱。自从他因车祸住院以来,德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战局的不利,人民的怨气在增加,而且生活配给品也日见减少。其中包括新总统府的爆炸事件,虽然元首安然无恙,但这件事还是使他感到震惊。随之而来的是秘密警察局的一系列调查和审判,他知道的几个军官也被逮捕了。一想起这些,他就莫名其妙地心烦起来。

    隆美尔感到疲惫了,他把露西叫过来,告诉她自己要休息,于是露西给他准备了一片镇定剂,他便上床休息了。

    1944年10月14日。大清早。隆美尔很早就起了床,他穿着那件褐色上衣和正在花园小道上跑步的年青的曼弗雷德跑在一起。空气清新极了,阳光就要洒在这个小庄园的白色屋顶上。

    隆美尔显然在思考着什么问题,突然,他若有所思地大声说道:“今天有两种可能,要么平安无事,要么今晚我就不在这儿了。”

    在乌尔姆火车站,花圈已经送到。党卫队的军官们秘密地护送着一个巨大的、用来作为“国葬”典礼之用的白色花圈,车队长长的、静悄悄的排成长队。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就等着一个新的“葬主”了。

    在离隆美尔别墅不远的公路上,布格道夫的车子在一辆载着便衣警察的大功率八座位警车旁停留了一会儿。埃尔思·斯比格少校从偷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们的总司令担负着监视隆美尔的职责。

    跑完了步,隆美尔回到客厅里,露西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外衣——半旧的开领非洲军服。隆美尔以自己的非洲生涯为自豪,他经常穿着那件半旧的非洲军服,即使在他晋升元帅之后也一贯如此。

    他穿好衣服,戴上铁十字勋章和元帅功勋奖章,奖章上的蓝瓷釉由于那次车祸已经破裂。并有一块地方凹陷了下去。他把男仆鲁道夫叫来对他说:“把花园的大门打开,柏林的两位先生一会儿就要到了。”

    中午时分。门铃响了。鲁道夫打开前门。威廉·布格道夫走进花园。他是个大块头,脸色红润,气色极佳。他的副官思斯·迈赛尔和他相形之下显得有点矮小,长着一只尖而长的翘鼻子、两只狐狸般的耳朵和一双机灵忽闪的眼睛。两人作出彬彬有礼、不露声色的神情和隆美尔相互敬礼。

    露西邀请两位客人共进午餐,但布格道夫婉言辞谢了:“这是公事。我能和陆军元帅阁下单独谈谈吗?”不知怎么的,一种宽慰的神情流露在隆美尔脸上,将军们觉察到了他脸上的这种表情。

    当隆美尔把客人们引进一楼的书房时,还转过身来对他的副官说:“把那份诺曼底的档案材料准备好,阿尔杰丁,我想我们要用它的。”

    与此同时,埃尔思·斯比格少校在花园里等候着。不一会儿,阿尔杰丁走来和他搭讪,俩人谈起德累斯顿的步兵学校,隆美尔当时是这位少校的教官,随后他们又谈起了1917年的蒙特山之战。

    鲁道夫走到门外布格道夫的欧派尔小轿车跟前,请司机把车开进花园。司机摇了摇头。鲁道夫吸着鼻子说:“这也无妨。”司机冷冷地答道:“伙计,你的花园太漂亮了。”

    这时,鲁道夫看见小路的远处还有一辆大轿车在等候着。

    书房里,布格道夫神色严峻地打量着他旧日的老朋友。他的双目暗淡无光。最后,他终于艰难地说出第一句话:“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布格道夫宣布后,把陆军元帅凯特尔交给他的那封信递了过去。布格道夫接着宣读了秘密警察出示的被逮捕陆军军官霍法克、斯派达尔及斯图尔纳格等人的书面证词。

    这些证词构成了足以毁灭一个人的起诉书,尤其是霍法克的供述。他把书面证词交给隆美尔:那个注定要遭厄运的中校在死牢里供认,施图尔那格曾派他带着各种建议去见隆美尔陆军元帅,隆美尔经过一阵思考之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霍法克甚至进一步宣称,离开城堡之际,隆美尔曾在后面叫道:“告诉你在柏林的先生们,时候一到,他们完全可以信赖我。”

    布格道夫这时看见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在隆美尔脸上一闪而过。隆美尔有口难辩,他怎么能说得清楚自己没有参与暗杀阴谋,甚至至今都一无所知呢?他所盘算的“一切”,难道不就是无论元首同意与否都要和蒙哥马利达成单独停战的尝试吗?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承认,这已经足够把他送上绞刑架了。

    隆美尔迅速地清理着这些一股脑儿涌上来的纷乱思绪。他的死亡已经注定,或许他至少还能挽救斯派达尔的性命。他紧锁着眉头,痛苦地思索着,一时间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

    布格道夫也表情复杂地盯着他,看着他心神不定、犹豫不决。但是终于,隆美尔喃喃地说:“好吧,我承担后果。我把自己忘掉。”

    隆美尔属于这类人,他一旦做出决定,便会变得坚强起来,果断地去执行它。他随即问布格道夫:“元首知道这件事吗?”布格道夫点了点头。隆美尔的两眼湿润了。布格道夫让迈赛尔退出书房几分钟,接着向隆美尔讲了没有写在信里的那些话。

    元首允诺,如果隆美尔自尽,将对他的叛国罪严加保密,不让德国人民知道。为了纪念他,还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为他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他的亲属采取非常手段。

    此外,露西还将领取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这是对你从前为帝国建树的功勋的肯定。”布格道夫严肃地结束了他的谈话。

    尽管隆美尔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且已经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决定,但他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搞得目瞪口呆,他请求给他几分钟的时间收拾一下东西。

    他心力交瘁,步履蹒跚。这是多么悲怆的一幕。他,隆美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多少次出生入死,而现在却要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密谋而死去。他为不能死于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事业而痛苦万分。

    “我可以借用您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他问布格道夫。“恐怕我不能很好地使用手枪。”

    “我们带来了一种制剂!”布格道夫说完,就回到花园里和迈赛尔、埃尔思一斯比格呆在一起:隆美尔则上楼到露西的卧室里去。

    隆美尔的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自己镇定下来。“十五分钟之内我将死去,”他尽量轻轻的但仍不免严肃地对露西说,“遵照元首的命令,我必须在服毒和面对人民法庭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斯图尔纳格、斯派达尔和霍法克把我牵连进了七月二十日的阴谋;在戈台勒市长的名单处,我似乎被提名为德国的新总统。”他勇敢地伸出双手,向露西抉别。

    露西没有哭,泪水只是在她以后孑然一身时才潸然而下。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改变。露西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天昏地暗,然而她也勇敢地迎接了他最后的拥抱。

    接着,隆美尔叫鲁道夫把他的儿子找来。他泰然自若地向儿子宣布了就要发生的事,随后他又让曼弗雷德去把阿尔丁杰找来。

    阿尔丁杰上尉拿着那份诺曼底的档案材料立即奔上来,隆美尔把它搁在一旁说:“不需要它了,他们来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楼下,将军们在等候着他。

    时值秋高气爽,隆美尔疋下楼来时,已经恢复了平静。鲁道夫帮他穿上轻便大衣,递给他帽子和元帅手杖。

    隆美尔和他的参谋握过手,然后就大踏步地最后一次走出别墅。曼弗雷德默默地伴着他小跑着。隆美尔从衣袋里掏出家里的钥匙,把它连同一个钱包一并交给曼弗雷德:“斯派达尔对他们讲,我是7月20日阴谋的主犯之一,”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他说只是由于我负了伤才没有直接参与活动。斯图尔纳格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来到了欧派尔轿车旁。布格道夫向隆美尔敬礼,并喃喃地说:“陆军元帅阁下!”隆美尔把一只脚踩在汽车踏板上转过身来说:“曼弗雷德,我想斯派达尔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好好照料斯派达尔夫人,听见了吗?”

    他和布格道夫一起钻进了车的后座。那位司机、党卫队的一名军士长,松了一下离合器,车子随即消失在路上,朝着前面的村庄驶去。

    这位司机名叫海因里希·多斯,三十二岁。车子行驶了两百码以后,布格道夫命令他停车,并和迈赛尔将军一同下了车,沿公路往回走了一段路。

    过了一会儿,大约四五分钟,布格道夫叫他们回到车子那里,看见隆美尔坐在后座上,显然正处在弥留之际。他已神志不清,颓然倒下,啜泣着。他的帽子落了下来。多斯上前把他的身子扶正,给他戴上帽子。

    就这样,陆军元帅隆美尔死了。

    半个小时后。柏林方面便宣布了一张讣告:

    讣告

    1944年7月17日身受重伤之后,我心爱的丈夫,他儿子最忠实的朋友,亲属们敬爱的兄弟、姐夫和叔叔不期暴卒,享年五十三岁。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荣誉团骑士、嵌有橡树叶、剑与钻石骑士十字勋章的佩戴者,曾被授予光荣负伤奖章和其他各种崇高荣誉。

    他毕生为祖国效力。

    我们全体家属对他致以深切的哀悼。

    露西·玛丽亚·隆关尔

    空军战士曼弗雷德·隆美尔

    1944年10月14日赫尔林根

    在乌尔姆医院,布格道夫蛮横地拒绝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确实如此,一切似乎都已经安排好了。

    西线总司令英德尔陆军元帅发表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月17日受伤”不治身亡。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于10月17日发来“唁电”:

    “谨对贵夫君逝世表示最为沉痛的哀悼。元帅的英名将与非洲军团的英雄业绩一样永垂不朽!”

    戈林陆军元帅在电报中表示“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地使我难过。”

    10月18日,隆美尔的老上级,冯·伦斯德元帅奉希特勒之命主持“国葬仪式”。他宣读悼词时目光呆滞、声音嘶哑,好像在抵抗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站在覆盖着“卐”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一场庄严的“国葬”艰难地举行完了。普通的老百姓只能从电台上和电视上听到一些官方发布的新闻。露西始终忧伤而默默地主持着隆美尔的善后事情。德国人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隆美尔是德国军队的骄傲,没有了他,士兵的士气便大大消沉了。虽然统帅部一再强调要士兵们以自己的英勇行为来慰藉元帅的在天之灵,然而,人们还是感到沉重。

    然而此时,在德国,只有一个人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经历了严重的紧张之后的快感。

    他,就是帝国元首希特勒。

    这天,希特勒破例地走出他坚固而隐蔽的地下暗堡——“狼穴”,到外面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散了会儿步。通常在这种时候,他总命令卫兵去把爱娃找来。爱娃几周来第一次看到了希特勒有这么好的兴致,他甚至还没有忘了跟她谈起几个月前的一次短途旅行中的轶事。是的。爱娃觉得希特勒是应该高兴一下子了。虽然西线和苏联战场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观,然而几个月来缠绕在希特勒心头的一大隐痛终于解除了。

    从进入1943年以来,战局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起来。希特勒不得不每天声嘶力竭地给他在各个战场的将军们下命令、发指示,甚至把一些命令送到最前线。然而,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时刻。

    5月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突然要求紧急晋见元首。希姆莱告诉希特勒。在一个元首预定要经过的街道上发现了定时炸弹,而且有迹象表明,军队内部特别是陆军内部有人在密谋除掉元首。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些可耻的“人民公敌”,并要交给人民法庭审判,把他们统统送上绞架。希姆莱受命立即调查这件事,之后匆匆离开总理府。然而,从此希特勒便有一种放不下的心事。一想起军队内部,也许就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个打算谋害他的人时,就感到毛骨悚然。

    希特勒深深地知道那种来自内部的威胁,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他就把党卫队中的精锐部队调往“狼穴”和总理府,并且每次出巡都随时改变行车路线和时间,以防不测。然而他没有料想到会来得这么快。7月2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高级军事会议。

    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离希特勒的座位两米远的桌子底下爆炸了。一位将军被当场炸死。然而希特勒却幸运地逃过了这场厄运。原来,会议桌的木板太厚,藏在桌下的定时炸弹竟然没有炸穿,希特勒竟靠这块厚木板的遮挡得以逃生,他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谋杀元首的事件很快在德国传开。当天晚上,希特勒在电视上露面以证明他并未像谣传所说已经死去,他宣布下令调查这一谋杀事件。

    盖世太保的耳目遍布德国各个阶层之中,他们很快就掌握了一个准备谋杀元首的秘密团伙的情况。他们立即逮捕了几个低级军官并进行了审讯。然而。审讯结果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原来,军队中的一些军官在密谋除掉希特勒,并与盟军停战,成立一个新政府,而新政府的总统的提名却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元帅——隆美尔。

    希特勒听到这一结果时气得暴跳如雷,他大骂隆美尔忘恩负义,是个“可耻的内奸”,同时也为他失去了这么一位最值得“信任”的希望之星而伤心。但他最后还是做出决定,让隆美尔死去,而元首将为他隐瞒一切真相。因为公开隆美尔的“罪行”,对德国军队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隆美尔果然很听话地死了。密谋集团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希特勒终于放下了一桩心事。虽然失去隆美尔使他觉得选择一个陆军元帅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还是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并没有能维持多久。

    然而,再精明的希特勒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骗局,密谋集团设法借希特勒之手除掉了他最能干的一位元帅,这终于导致了西线的彻底溃败和苏联战场的大溃退。多少次,蒙哥马利曾派出英军精锐的突击队想杀掉隆美尔,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得手。今天,希特勒却替英国人完成了这一任务。蒙哥马利听到这个情报后兴奋地声称西线再没有敌人了。希特勒直到临死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就在他因为“赐死”了隆美尔而轻松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这个错误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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