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日本政界感到吃惊的还是1939年8月21日，德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一直都以为德国鬼子跟自己是一边儿的，大家都是鬼子嘛，然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乎意料的幕后交易，等于是把日本给出卖了，日本上上下下无不哗然变色。
既收拾不了中国战事，又防不住德国的“背信弃义”，继近卫内阁之后诞生的平沼内阁由此备受指责，被迫于8月27日宣布总辞职，由阿部信义重组内阁。
阿部上台时，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企盼已久的欧战终于爆发了，可惜它并没有如预想中那样给中国人带来全面利好，由于英法无暇顾及东南亚利益，反而给了东瀛以更多的可乘之机。
阿部首相公然宣称，要趁欧战爆发之际，继续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当初日军攻占广州，是为了掐断中国沿海的外援路线，但犹如一根水管，你把这边的口堵住，水必然还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取代广州的，是南宁，那里的外贸量激增，成为西南国际交通的主干线。
其实那时中国有两条对外路线，除了西南，还有西北，可是对西北路线，日本人却奈何不得，当然主要是奈何不得苏联。
双方不是没有较量过。先是张鼓峰事件，朝鲜军罗南第十九师团被打到只剩一个空壳，后是诺门罕事件，新编第二十三师团几乎被整建制抹掉。
正如石原曾经预计的那样，由于日军在中国越陷越深，导致对苏战备薄弱，作战时，对方人多、炮多、飞机坦克多，你拿什么出来跟人家比？
两次试图把手伸进锅里去捞煎饼，结果两次都被烫出了泡，到第三次就再也不敢了，加上日本航空队对兰州的空袭连遭败北，日本统帅部对西北路线索性采取了视而不见，当它没有的态度。
还是捏软柿子吧，这个相对容易。
诸葛的另一面
就像过去对待南京、徐州、武汉、广州一样，日本统帅部这次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南宁之上，他们甚至将即将开始的战役确定为“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负责登陆并攻占南宁的是广岛第五师团。这个师团虽然在台儿庄大捷中被挫了威风，但其战斗力仍居于日本部队前列。在参加华南作战前，广岛师团专门回国进行了补充，部队缺额全部填满，光步兵就达到一万五千人，加上特种部队，兵员超过两万。
登陆战就是偷袭战。为了封锁机密，当装载广岛师团的舰只停泊于港口时，官兵都严禁登上甲板，只能从船舱的窗口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算这样，还是没能保住机密，蒋介石已提前收到了日军进犯的情报，并要求前线作出御敌准备。
可是没有人去准备。
广西前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桂林行营，然而行营主任白崇禧却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去了。
主任不在，当然还有行营参谋长可以负责，然而这个参谋长也有事不在，所谓负总责的行营在关键时候成了一座空营。
行营下面，是战区。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其实自己也得到了相关情报，但他一直都在等待行营命令。倒不完全是墨守成规，而是因为他人尚在广东韶关，能指挥的也主要是粤军，驻广西的则多为桂军，如果得不到行营指示，就算下命令都不一定指挥得动对方。
战区下面，是集团军。
守卫广西海防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本已奉令调离，由“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名将蔡廷锴接任，但夏威对这一人事任命极其不满，以为母奔丧为名，赌气跑回老家去了。
上行下效，以桂军为主体的第十六集团军便对蔡廷锴来了个集体抵制，使得蔡帅空有一身抗倭之能却无从着力，迟迟不敢就职任事。
桂林行营层次复杂，仅从行营到各师司令部，就有五级，假如从团、营、连开始算，则有八级之多，导致信息沟通异常缓慢，基层部队甚至都不知道日军即将登陆的情报，大敌当前，还认为日军的进犯只是惯常的骚扰，打几枪就没事了。
对此身为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当然是有责任的。
在一般人眼里，广西新桂系的两大首领，几乎就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君臣搭配：李宗仁宽宏大度，有刘备之风，白崇禧则精明能干，“小诸葛”实至名归。
小诸葛（左）和李宗仁这对旧
日君臣也有关系微妙的一面
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舞台上的鲜亮，从来代替不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复杂及微妙，“皇叔”和“孔明”的关系也是如此。
在公开场合，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白崇禧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总司令”（指李宗仁），不仅不会说半句对李宗仁不满的话，而且给人印象向来是一个谦虚谨慎，甘居人后的“老忠臣”。
可是“小诸葛”其实并不甘于只是在主公背后摇摇鹅毛扇。“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曾对白崇禧南京之行极为不满，并不是说不同意他去，而是因为后者表现过于“自私”。
那时李宗仁本打算向蒋介石要一笔出桂抗战的军费，然而白崇禧在被许以副参谋总长的高位后，就把这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更让李宗仁感到格外尴尬的是，他这位“总司令”似乎一下子遭到遗忘，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也还是后来自己争取来的。
嘴里甜言蜜语，关键时候却抛弃“主公”，一个人去追求荣华富贵。这事让李宗仁很是气愤，私下里当着别人的面说：难道我李某就不认识蒋介石？你白崇禧现在和蒋介石显得那么要好，我李某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恶劣到哪里去……
老猛仔那样的直人快语，你永远不要指望从“小诸葛”的嘴里能够听到，但他不会说，却会去做。
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期间，始终都想独揽军政大权，特别喜欢培植私人亲信，而对李宗仁的老部下，则大多采取排斥或不予信任的态度。
“七七事变”前后，正值新桂系内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忠于李宗仁的部分军官密谋“拥李倒白”，白崇禧看到事不可为，要想立即取代李宗仁老大的位置已不现实，这才选取了和当年黄绍竑一样的道路，索性远离广西，傍着蒋介石做中央高官去了。
到建立桂林行营时，情况又不一样。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身份重回广西，李宗仁则远在湖北前线，他的心又大了起来。
桂军内部，从军、师长到连、排长，几乎都是白崇禧任南宁军校校长时的学生，跟“小诸葛”沾不到一点历史关系的，你就根本别想去做官。夏威敢大闹情绪，说到底，也无非是倚仗了他是白崇禧最可靠的亲信而已。
端着广西这只碗，白崇禧还想着别人的锅。
广州失守后，日军第二十一军由于兵力有限，所以未向广东南路一些地区继续扩展，而当地一时也无中央军或粤军驻扎，白崇禧便来了个抢先控制。
地盘大了，但是你的责任也大了。第四战区的防线因此扩至上千公里，守备变得非常薄弱，且缺乏纵深防御。
在一线部署中，南宁方向又偏弱。这是因为白崇禧在判断上出现了错误，他认为日军如果要窜犯广西的话，必然会就近从广州湾登陆。
11月15日，广岛师团突然登陆，不过登的不是广州湾，而是钦州湾。
在钦州一线，第四战区用于防守的，只是一个刚刚组建的新编师，无论武器还是训练都很差，很快就呈溃散之势。
日军的成功登陆，让蒋介石很是震惊。11月16日，他在重庆召见白崇禧，让后者不必继续参加五届六中全会，而要立即返回桂林去指挥作战。
白崇禧问：打仗，你信不信得过我？
当然信得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
那好，我的要求也很简单。我必须以桂林行营主任的资格全权进行指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能插手，所有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
先前情报得不到处理，说来说去，还是行营层次太复杂，反应过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更是形同虚设，既然有和没有都一样，干脆让“铁军”军长整别的活去吧。
11月19日，白崇禧从重庆飞至桂林，开始调兵遣将，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
除了第十六集团军外，另外还有六个军分别从外省向广西集结。可是这时候“小诸葛”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起初判断，日军登陆后，北上要夺取的是柳州，所以部队均往柳州方向汇集。等到发现广岛师团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再往南宁方向赶时，已经晚了。
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3日，广岛师团已进抵昆仑关。
没有什么不可能
南宁失守，让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失去南宁，不仅意味着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对重庆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反攻南宁是必须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厚结兵力。接近12月中旬，共有二十万中国军队云集于昆仑关以北。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有相当数量的特种部队参战，光中苏空军就出动飞机一百一十五架。
12月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其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并调杜聿明第五军主攻昆仑关。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是张治中的德械师及教导总队，另外还有一个税警总团，但是经过淞沪会战，它们如今都成了过去式，现在得看第五军的了。
第五军拥有从苏联进口的各种特种装备，从野炮、重炮到汽车、摩托车、坦克车，一应俱全，是抗战初期成立的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新军。这支军队曾经历过交辎学校、装甲兵团、第二〇〇师、新编第十一军等不同阶段，托起它的，是一对曾经历过长城抗战创痛的师徒。
师父是徐庭瑶。中原大战时，徐庭瑶刚刚担任师长，由于还未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因此部下有很多人不服他，对他的话前耳朵进后耳朵出，根本不当一回事。
徐庭瑶看到下面几个团大多松松垮垮，无论纪律还是训练都不成样子，只有一个团例外。这个团完全按照徐庭瑶的指示办事，你说要驻地清洁，我就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你说要内务整齐，我就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你说要训练到位，我就把指标一项项展示给你看。
徐庭瑶一问，团长的名字叫杜聿明。
徐庭瑶与杜聿明非亲非故，后者也无任何派系背景，但徐庭瑶此后就对杜聿明另眼相看，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尽力提拔。
杜聿明，字光亭，陕西米脂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从黄埔第一期开始，黄埔学生就分左右两派，两派关系一度很紧张，甚至闹到了“汉贼不两立”的程度。杜聿明内心倾向于右派，但他一派都不参加，也一个都不得罪。
在杜聿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性格，即在人际关系上尽可能圆通，而对个人要求严谨，一丝不苟。
正是杜聿明这种忠厚踏实的人生态度，使他得到了伯乐的赏识，也成为其人生飞跃的重要起点：在徐庭瑶手下，他从团长升成旅长，接着又在关麟征担任师长的第二十五师里任副师长。
杜聿明跟关麟征是一期同学，两人当初在班里也都是排前几名的优秀生，但他们的性格正好相反。
长城抗战时，原在古北口驻防的东北军想退下来，让第二十五师顶到第一线，然而关麟征只愿守第二线，双方争执不下。
杜聿明眼看东北军急于撤退，即使强留也不可能力战，便建议关麟征答应对方要求，索性据守第一线，因为此处地势高，其实比第二线还好守一些。
关麟征一口拒绝，就是不肯让步。最后的结果是，东北军果真无心防守，很快就把第一线给丢掉了，第一线一丢，第二十五师在第二线防守很吃亏，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古北口仍不能确保。
作为副师长的杜聿明真是够郁闷。在第二十五师，基本是关猛一个人说了算，杜聿明不负什么实责，说的话对方也不听，几乎等同于在混日子。
我绝不能这样下去！
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人拉一把是不行的，而这个来拉他的人，又是那个伯乐。
徐庭瑶经历长城抗战的创痛后，便率团遍访欧美各国，重点考察和学习机械化特种部队的使用。回国后，他经过蒋介石同意，在南京创办陆军交辎学校，自任教育长。
获悉得意弟子与关麟征相处不融洽，他便将杜聿明召到学校，而后又委任杜聿明为中国第一支装甲兵团的指挥官。
一条新的人生之路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杜聿明来说，他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机械化兵种方面，他原先完全是个门外汉。
黄埔军校只教步兵操典，战场上虽曾看到过坦克横冲直撞，但对“铁牛”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一般官兵高出多少，机械化作战这个新课题，足以困扰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军人。
杜聿明不是那种一出场就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常之人，他能秉持的法宝无非还是四个字：忠厚踏实。
忠厚，是不耍滑头；踏实，是始终不放弃。有了这四字箴言，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杜聿明刻苦自学，治军之暇，手不释卷。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装甲兵团里的各种车辆，还会修理。人们常常看到他身穿工作服，钻在车底下修底盘，或者拆除安装各种零部件。
实践之外便是理论，对步车如何协同，步炮如何协同，单车与群车如何配合，怎样进行射击和伪装，杜聿明都能娓娓道来，以至于部下们个个佩服他们的领导：杜长官是万能，什么都懂。
要指挥特种战，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特种战专家，否则你就不配在指挥位置上待着，这在杜聿明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短时间内，外行就变成了内行。采访装甲兵团的随军记者很是吃惊，他当时就断言：（杜聿明）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
12月16日，杜聿明召开军事会议，对昆仑关之战作出了部署。
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已经逼近关前，但广岛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到来，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将越南至南宁这条西宁国际交通线完全斩断。
12月17日，及川源七第九旅团由南宁出发，奉命攻击龙州和镇南关，后面这两个地方均处于中越边境，与昆仑关背道而驰。
从昆仑关到南宁，只剩下了中村正雄第二十一旅团，分出来守昆仑关的，仅为一个骑兵联队和一个步兵大队。
过分轻敌，就必然要付出代价。
又一个老实人
12月18日，杜聿明集中了第五军直属的所有重炮及山炮特种部队，向昆仑关及周围阵地进行连续炮击。
第五军是抗战初期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
广岛师团在板垣时代也属于机械化部队，但此次为了适应新的作战环境，战前特地进行了两个月的山地作战训练，同时进行了轻装化，师团仅配备有山野炮，没有重炮和坦克部队相随，这让他们在与第五军狭路相逢时大吃苦头。
由于无法承受第五军远射程的重炮打击，昆仑关上的日军山炮很快就偃旗息鼓，在这场炮战中，中国军队罕见地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杜聿明自己对特种作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知道，第五军的机械化特种兵貌似威武，但其实力量有限，不能包打一切，只可以起一个先期的火力压制作用。阵地得失和战役胜负，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步兵手里。
为了训练第一流的步兵，杜聿明找来了过去的老朋友郑洞国。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跟杜聿明一样，郑洞国开始也在关麟征手下做事，而且同样都接受不了关猛“蛮横霸道”的作风。
台儿庄战役时，郑洞国任第二师师长，当时为了攻一座关系不是很大的小村庄，第二师损兵折将。他就向关麟征建议放弃攻击，不料对方不仅听不进去，还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
关麟征这种丝毫不顾及别人颜面的处事方式，让郑洞国无法接受，自此以后，他只好让参谋长去代接电话，来个耳不听为清。
台儿庄战役结束，第二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的一半，被调回后方休整，说明郑洞国作战时并没有藏着掖着，更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如同杜聿明之于关麟征，由于性格不同，郑洞国和关麟征相处不融洽是肯定的，郑洞国有这种感觉，关麟征也是。
在关麟征出任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时，原有的战将都得到了提升，郑洞国也因功升职，可是拿到的那张委任状，却让这个老实人有一种明升暗降的感觉——免去师长，任副军长。
副军长和副师长没什么两样，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在关麟征手下当副职，那真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其尴尬处境可比照当初的杜聿明。
郑洞国就算再好说话也忍不下去了，他愤然请假离开，并应汤恩伯的邀请，去了第三十一集团军。
汤恩伯对郑洞国很欣赏，但他下面的所有要职也满满当当，一时腾不出位子来，只好让郑洞国先在总部担任参议。
此时正值武汉会战，汤恩伯派郑洞国去第三十七军督战。第三十七军军长是郑洞国北伐时代的老上级，两人多年不见，分外亲热，有时谈到深夜，甚至一块抵足而眠。
让郑洞国万万想不到的是，过了些日子，汤恩伯却突然打来电话，表示第三十七军战绩很差，系军长指挥无方所致，要郑洞国就地接任对方的职务。
直到此时，郑洞国才明白汤恩伯要他督战的用意。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在暗算朋友，我绝不能这么做。
他当即委婉地拒绝了汤恩伯的任命，由于担心后者会下达正式委任状，他连前方都不敢待，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那个老上级不知究竟，还一再对郑洞国进行挽留哩。
知道这件事前因后果的人，私下都说郑洞国过“迂”：人家想抢这个职位还来不及呢，你偏偏还要逃。
郑洞国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后悔。也许他当时接受了任命才会悔恨，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本色和人生信条。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总算找到空缺，让郑洞国担任第九十八军军长，然而一个月不到，郑洞国又接到了杜聿明的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到第五军去“屈就”师长。
考虑了整整一夜之后，郑洞国决定向汤恩伯请辞。
汤恩伯将郑洞国叫去谈话，一再问“你真的要去吗”，神情里充满了疑惑不解。
我不过是集团军司令，你只比我低一级，还有谁比我更重视人才的？何况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师长，你怎么肯弃高而就低呢？
作出这个选择，自有郑洞国自己的考虑。
第三十一集团军原本并不是纯中央军，实际是五湖四海凑一块儿的，都是从别的碗里或锅里拨过来，然后再一点点予以消化的，说句不好听的，其实就是抢人家的饭吃。
这个第九十八军原属湘军，不但战斗力弱，而且内部成分复杂，一群湖南人并不接受郑洞国这个老乡，反而认为他此行是奉着汤恩伯的命令来“吞并”他们的，因此戒心很大，对郑洞国也十分排斥。
和从前一样，郑洞国做不出那种暗地里挖别人墙脚，或者两面三刀的事，因此很是苦恼。
一方面是无法认同汤恩伯的“吸星大法”，另一方面，从台儿庄战役开始，郑洞国对汤恩伯的运动战战术就没法适应，认为太“虚”，打仗没有计划性，忽东忽西，不讲章法，一旦仗打起来，自己恐怕无所适从。
不错，汤恩伯很看重自己，也称得上礼贤下士，但汤恩伯作战同关麟征一样独断，他和李宗仁都能吵架，你说还有谁会被他放在眼里？
到第五军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老实人的窝。徐庭瑶是多年的老长官，杜聿明又是好朋友，大家彼此相知，推诚共事，不用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而且在一支极具发展潜力的机械化部队里面带兵打仗，未来将不难有一番作为。
汤恩伯见郑洞国去意坚决，实在挽留不住，只好长叹一声，不再说什么了。
为了建设新军，徐庭瑶、杜聿明师徒几乎就是在同关麟征和汤恩伯们进行着一场人才争夺大战。郑洞国到第五军后，担任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在他的影响下，原第二师的部下同事都接二连三地跑了过来。其中，师参谋长舒适存素为关麟征所器重，已确定要升为军参谋长了，但他因与郑洞国有约在先，也如期而来，使关麟征都不由得着急起来，发出了“爱才难舍”的感慨。
有了郑洞国等一批既熟悉操典，又富有实战经验的步兵将佐作为骨干，杜聿明短时间内就将第五军训练成了一支能战之师。在重庆军委会组织的校阅中，第五军的实战操练被评为全国第一。
12月18日这一天，在特种战见效的情况下，杜聿明命令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与军直属的坦克部队协同，向昆仑关正面发起进攻。
第五军向昆仑关发起进攻
荣誉第一师由抗战中受伤痊愈的老兵组成，均为能征善战之辈。在坦克战车的掩护下，该师当天就收复了昆仑关主阵地。
郑洞国指挥若定，师部在前移过程中曾遭到日机俯冲扫射，仓促之下来不及躲避，只好就地分散卧倒在水田旁边，然而竟无一伤亡。
参谋长舒适存站起身，突然来了一句：难怪人家都说师长是员福将，果然刀枪不入，我们也跟着沾光了。
众人闻言大笑，郑洞国也不禁笑了起来。
好长时间没有如此畅快过了。当一名军人摆脱人事纠葛，坦坦荡荡地屹立于战场之上时，所有危险，都不过是场儿戏罢了。
疯子是怎样诞生的
仅仅一天工夫就丢掉了昆仑关，今村均终于发现对手不同凡响，不能等闲视之。
12月19日，他派出增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驰援昆仑关。昆仑关日军迅速由大队升至联队，并重新夺回主阵地，其他阵地也处于激烈争夺之中。
按照冈村宁次的兵力换算公式，日军一个大队可抵中国军队一个师，但这个公式还有些模糊之处，今村均将它精确起来，“大队定律”具体表述为，如果是攻势作战，一个大队可顶一个师，如果是守势作战，则一个大队对付三个师都没问题。
第五军作为中国最精锐的部队，让冈村的公式和今村均的定律都出现了偏差，所以今村均才不得不将大队提升成联队，而局面立刻就扳了过来。
可是高兴也就那么一会儿，很快今村均就得到报告，昆仑关以南被中国军队包抄，看门的和救命的都陷在了昆仑关！
中国人也敢于迂回包抄了，而更让人惊讶的还在于，这次迂回过来的完全是一支新兵部队——新编第二十二师。
第二十二师师长为邱清泉，昆仑关之役后，他被人称为“邱疯子”。
疯子不是天生的，他所经历的一切，曾经非人所堪。
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黄埔第二期。
一般人印象中的邱清泉，似乎是一副龇牙咧嘴的武夫形象。其实大谬不然，他从前也是小学老师出身，一儒雅书生耳。
邱清泉的后期求学生涯，和张灵甫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一北一南，张灵甫考上的是北京大学，邱清泉则毕业于上海大学，而且同样是校园里的热血青年，从军后一个泼墨挥毫，一个吟诗作赋，都称得上是十足的懦将。
当年为了发展教导总队，南京军委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人到德国留学镀金。桂永清是首批留德学生，出任教导总队总队长，邱清泉则是直到南京保卫战打响前七个月，才学成归国并被授以参谋长一职。
在南京即将失守的倒计时阶段，太多的人都惊慌失措，桂永清也一直催促邱清泉同自己一道先行撤到江边去。
邱清泉极其冷静，他说，你们先走，我得暂时留下，再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
在让卫士把机要文件和地图全部予以烧毁的同时，邱清泉坐在电话机旁，尽可能联系每个团营单位，并部署撤退事宜。
那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但邱清泉坐在指挥部始终一动不动，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有时微闭双眼，若有所思。
他的留守是必要的，虽然参谋长其实职权有限，然而在身为总队长的桂永清已经缺席的情况下，如果他再早早脱离，教导总队的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
我翻阅过很多当年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回忆录，尽管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邱某已声名狼藉，但在涉及这一段时，他们笔下的邱清泉无疑是高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比如有一个高炮连，当天正好击落了一架日机，连长还喜滋滋地跑到指挥部来领取奖金，根本就不知道要撤退的事情。
进门一看，傻了眼，许多人已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整个房间里，只有邱清泉神色如常。
在了解击落日机的经过后，邱清泉大声称赞：打得好。
随后他便把撤退令交给这个连长，并告诉他，撤退之前，必须将火炮就地掩埋或索性毁掉。
见连长有些舍不得，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绝不能留给敌人。
最后，所有人员都走了，连参谋也撤了，指挥部里只剩下邱清泉和两个卫士。
等到邱清泉抽身撤离，连江边都去不了，只能便衣避入难民所。
南京沦陷后，有两位出身教导总队的将军皆得以幸存，除邱清泉外，还有时任旅部参谋的廖耀湘，两人都是来不及渡江才被困金陵的，后来又因为曾出国学习过机械化战术，而被杜聿明双双召入第五军。
在他们身后，许多同事和部属都把性命丢在了南京，教导总队得以过江的百不存一。一个幸存者在泅渡上岸后，曾眼睁睁地看着一船弟兄被日军汽艇上的机枪活活扫射而死。痛心愤恨之余，他对着大江发下誓言：我也是迟早要死的人，然而后死之人，若不能为烈士雪耻，光复河山，实难面对今日大江！
后死之人当中，当然包括邱清泉。经历过这场劫难，他才真正“疯”了。
何处是青山，定多杜鹃血。
——邱清泉《征途过郓城》
关门打狗
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军队基本都是以“守军”的面目出现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战术大多为防御式，即使是口袋阵，也是要等对方攻过来，才能乘隙进行包围。
杜聿明拥有特种部队的机动优势，终于也可以在局部感受一下快速迂回带给人的那种晕眩般的快感了。
战术名称叫“关门打狗”，杜聿明派邱清泉从小路绕到昆仑关以南，以便在那里与郑洞国一起实现对守敌的迂回包围。
当邱清泉驾驶战车，率领部队赶到目标地点时，那个增援的联队已经进入了昆仑关，而他们对中国军队的迂回行动还毫无察觉，于是邱清泉立即发动奇袭，以闪电速度截断了昆仑关日军的后路。
关门之势将成，眼见得要挨揍了，今村均紧张起来，他赶紧让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再率一个联队前去解围。
按照他的计算，纵然是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对阵，一个联队击溃一个师也是绝对没问题的，何况对方还只是一个新编师。
今村均和中村正雄唯一没有计算到的，是不知道那个师长已经成了“疯子”。
先让你过桥，再将桥炸掉，然后出伏兵，使得中村旅团断为两截，但哪一截都去不了想去的地方。
正面不行，那就走山路绕行吧。
没想到又是伏兵四起，好不容易冲过去，后面却还有第二道封锁线。中村无可奈何，怕再中埋伏，只能与邱清泉形成对峙。
在“邱疯子”面前，“联队定律”也失灵了。
此时在昆仑关内，由于荣誉第一师遭遇困难，杜聿明又把作为预备队的戴安澜第二〇〇师调上来，实行“正面攻击，两翼包抄”，但连续强攻两天都没能夺回关口。
广岛师团的山地作战能力让杜聿明很是吃惊，如果战事再这么僵持下去，一旦昆仑关之敌得到增援，则所有努力将前功尽弃。
杜聿明意识到自己还是急了一点，没有拔除两侧高地上的据点，就先攻击关口，反而欲速则不达。
必须改变打法，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集中优势兵力，先夺据点和高地，然后再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23日，郑洞国对最重要的西北高地发动攻势，但从傍晚开始，整整打了大半夜都未取得进展。杜聿明很是着急，不停地在电话里催问战况。
关键时刻，第五军常年演练的步炮协同战术发挥了作用。郑洞国以少量步兵佯攻，将日军诱入阵地后，再用重炮进行延伸轰击，通过这一方式，将进入阵地的日军杀伤近半。
12月24日傍晚，第五军的旗帜终于插上西北高地。为此，荣誉第一师整整一个突击营打到仅剩数十人。
中国军队缴获了一面日军军旗
高地失守后，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补给完全断绝，今村均被迫向被围的第二十一联队实施空投，可是因为第五军有高炮进行拦截，很多物资都到不了日军手里，反而成了第五军的战利品。
就像万家岭大捷时的第一〇六师团，在将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后，日军官兵们也开始生吞田间的稻谷，稻谷吃完了，再摘山果甚至啃树叶和草根。这些“皇军”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穿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
没有粮食还可以吃树叶，但没有弹药就麻烦了。迫击炮弹打光了，迫击炮没了用处，只能埋入土中。子弹打光了，一些日本兵竟然土法上马，把竹子削成了梭镖。
梭镖毕竟不能当真枪使。开场时表现极其凶悍的第二十一联队此时士气低落，有人在日记中写着：当面之敌的战斗力为对华作战以来从未遭遇者，因此伤亡极重，实足寒心。
发现已进入穷途末路，联队长下令准备焚烧联队军旗，同时向师团司令部发出了最后的告急：如果黄昏前旅团还不能前来，第一线将难以确保。
要救人，就要继续派人，可是现在今村均处于无兵可派的窘境。
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全部部署在昆仑关地区，只能急调及川源七第九旅团回援，但桂军已提前对道路进行破坏，并沿途进行阻击，不仅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还得今村均从南宁派兵去接应。
就在广岛师团走投无路之时，担任后方警戒的台湾旅团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提出派主力联队前去增援，并交由中村旅团进行指挥。
拥有两个联队的中村少将知道无论如何得拼老命了，遂向邱清泉发起完全不顾及伤亡的集团式冲锋，好歹打开缺口，进入了关内。
避开“疯子”，中村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却再也没能上得来。
郑洞国的一个团奉命赶到，团长郑庭笈从望远镜里观察到，日军军官正在公路边的大草坪上进行集合训话，并没有察觉到周围中国军队的出现。
郑庭笈马上组织迫击炮齐射，这些军官们躲闪不及，死伤惨重，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也被弹片击中腹部而受重伤。
当晚，军医在为中村进行腹部手术。在此期间，一颗炮弹再次击中手术室的房顶，手术台上落满灰尘，日本军医脸如死灰：就算治得好伤，也治不好命了。
第二天一早，中村就不治而亡。临死前，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在日俄战争中，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虽然旅团长中了招，但里外日军得以会合，联队也上升到旅团，甚至是加强旅团，这使得昆仑关的战局又变得复杂起来。
昆仑雄狮
聚齐兵马后，中村旅团重新反扑。12月27日，昆仑关部分高地再陷敌手。
杜聿明决定聚拢全部力量，对中村旅团实施重击。
第五军是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队。征得白崇禧和徐庭瑶的同意，杜聿明走马换将，先将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抽回，作为军预备队，再将第二〇〇师和荣誉第一师的部分防区也置换出来，使这两只拳头能全力以赴投入攻坚。
12月29日，正在指挥攻坚战的郑洞国忽然接到杜聿明的电话。后者极为焦虑地告诉他，第二〇〇师拿东北高地不下，损失惨重，已无力再攻，问他有什么好办法。
郑洞国自己还在为西南高地苦苦搏杀，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将保存相对完整的郑庭笈团调给戴安澜指挥。
放下电话，郑洞国仍不放心，又把得意爱将叫到跟前。
当初郑洞国刚担任荣誉第一师师长时，就对郑庭笈这个团长予以格外信任和重用。起初有人不服，私底下猜测两人同姓“郑”，可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郑洞国是湖南人，郑庭笈却是海南文昌人，哪里扯得上半点关系。
郑洞国是老实人，他不会任用那些虚头巴脑的家伙，之所以器重郑庭笈，是因为后者不仅个人操守好，而且治军有方，勇猛善战。
果然，郑庭笈不负所望，上场一炮就让中村正雄毙了命。
郑洞国告诉郑庭笈：东北高地俯瞰昆仑关，极为重要，军部要求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它，倘若作战不力，将施以军法。
郑庭笈回答：如果攻不下来，不用军长杀我的头，我自己杀头。
东北高地确实难攻，由于日军火力网密集，导致部队伤亡很大，郑庭笈手下九个步兵连长，有七个阵亡。
强攻不成，郑庭笈改为智取，而且仍然是采用具有第五军特色的步炮协同战术。
郑洞国是以少量步兵佯攻，郑庭笈却是利用夜色掩护，在日军阵地前沿埋伏敢死队，但两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要用炮——第二天拂晓，郑庭笈调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轰击，打得鬼子不敢露头。
炮击刚停，敢死队就呼啸一声杀出，在日军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火力点一一摧毁。
获得东北高地被攻占的捷报，杜聿明情不自禁地发出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
所有高地里面，只剩下了郑洞国负责的西南高地未拿下。
郑洞国实际上已经攻取了这块高地，但因为这是中村旅团在昆仑关据守的最后一处制高点，所以对方仍在以死命相夺。
第五军收复昆仑关，门口执勤的换成了中国士兵
把郑庭笈调出后，郑洞国自己的处境也变得异常困难。在西南高地上据守的部队，人越打越少，最后团缩成了营，营缩成了连，阵地危在旦夕。
打惯硬仗苦仗的团长在电话里一再告急，甚至哀求：实在顶不住了，弟兄们快拼光了，您就让我撤下来吧。
郑洞国沉默了几秒钟，一旁的参谋长舒适存急了，他生怕郑洞国因为心软而作出错误决策，因此一个劲儿敦促师长不能同意对方的撤退请求。
郑洞国咬了咬牙，厉声发出命令：决战已至最后关头，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给我顶住，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
利用这段时间，舒适存已将师部特务连、勤杂兵、伙夫、轻伤员等拼凑起来，组成了一支突击队。
就像台儿庄大捷时的那最后一个晚上，当突击队出现在日军侧背时，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阵脚，西南高地终于得以稳固。
12月31日，邱清泉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完成了最后的收官任务。
昆仑关之战，是广岛师团在板垣离开后吃到的第一个败仗。按照日方统计，中村第二十一旅团的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一半，旅团长和随后指定的代旅团长均被击毙，联队长及以下军官更是死伤殆尽。
战后昆仑关的每个山头都是弹痕累累，没有一块完好之地。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倒卧在血泊之中，连脚都伸不进去。
郑洞国在视察阵地时，看到有一个大个子士兵的遗体，左腿已断，全身遍布弹伤刀痕，但仍用双手紧紧扼住鬼子兵的喉咙。目睹此情此景，这位对惨烈场面已熟视无睹的军人也不由得热泪滚滚。
若干年后，杜聿明对昆仑关大捷作出了如下评点：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他本人因此战而名扬中外，被称为“昆仑雄狮”。
成功的表演
在昆仑关之战进入高潮时，中国军队发动攻势之猛烈，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都大大超出了对手的想象。日本战史后来承认，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的全部时期，这是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从参谋本部到刚刚成立的日本在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再到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司令部，一时之间都慌了神儿，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来了一句——别硬挺着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多简单多直接的办法，可是到最紧张的时刻，大家的脑子却都冻住了，没人想得起来，被安藤利吉一说，又都做恍然大悟状：对啊，还等什么，赶快撤吧！
12月29日，由参谋本部、“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一军联合组成的高官团搭着飞机来到南宁。
在出发之前，大佬们想象中的今村均师团长肯定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没准正望眼欲穿地在等着他们送来撤退令，以便把自己的师团给救出来。
可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本不是这么回事，今村均很镇定，镇定得甚至有些让人不可思议。
第一印象，这位师团长是不是给吓傻了？
第二十一军副参谋长在传达完撤退决定后，又告诉今村均：由于船只来不及输送部队，大概需要一个月后才能重新组织对昆仑关的反攻。
别怕别怕，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再把你的部队送入虎口了。
都等着今村均表态，对方一开口却让在场高官们大吃一惊：我绝不后撤！
众人心里暗暗称赞，太有勇气了。
这帮人不知道的是，今村均的勇气却是他们给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半个师团被人家做掉，你要说还能沉得住气，那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相信如果高官团不出现，没准今村均自己就会下令撤退，也没什么高明的，不过是逃生的本能反应而已。
可是高官团来了就不一样了。这些平时都抬着眼眉说话的大佬们能够组团光临，就说明上面对前线的境况很重视，绝不会看着广岛师团坐以待毙而置之不理。
在昆仑关吃了败仗已是确凿无疑，再也无法更改，假如再撤退，无疑就意味着彻底失败，自己可能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了，台儿庄大捷时的矶谷廉介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村均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首席。他与矶谷是陆大同学，后者的那次倒霉经历无疑教会了他一个道理：与其被搞到名誉扫地，灰溜溜退场，还不如硬着头皮继续挺下去，或许倒能迎来转机也说不定。
对着高官们，今村均在秀完“勇气”之后，又拿出陆大首席的理论功底，从兵法上分析了为什么不能退。
撤退不一定就完事。你想罢手，中国人未必肯让，他们会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追踪包围，到时我们可能比现在还要惨——中国军队会抽出兵力到钦州湾附近堵击，这样后续援军别说一个月内无法登陆，就算再多给点时间也是白搭。
今村均言罢，高官团面面相觑，认为师团长言之有理。
既不能后撤，那你说说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村均等的就是这个问题，答案他早就准备好了——
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大局着想，我要用广岛师团来牵制中国军队，使他们不能去钦州湾。
在那一天，今村均的表演实在够出色。在驾临南宁的高官们心目中，这位师团长早已不是败军之将，而成了一个既有勇气又有头脑的陆军精英。
很多时候，会不会打仗不要紧，要紧的是你会不会说话和做人。
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今村均打动了，他们撤销了原先的决定，并且当天就飞回广州部署新的救援行动。
今村均的所料是正确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哪里用得着他退。
兵力不是不够吗？那就临时改变一下程序，把准备回国复员的第一〇六师团调到广州，将第二十一军所属的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抽到南宁去。
一句话，绝不能辜负了那位智勇兼备的师团长。
反转一百八
虽然取得昆仑关大捷，白崇禧却并不能立刻置对手于死地。
昆仑关一役，靠的是第五军，但是经过前期的激烈拼杀，这支精锐部队损失也接近一半，荣誉第一师所有士兵都负伤一次，事实上已无力再继续投入作战，只能撤下整补。
缺了第五军，白崇禧的矛就不那么锐利了，相反，今村均的盾却强了起来。
至12月29日，不仅第九旅团回防南宁到位，台湾旅团还又增派了一个联队，使其最前沿部队从编制上增加到四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兵员缺额。
鉴于中村第二十一旅团已被打残，不能正常使用，今村均不得不将其调回南宁，转而由第九旅团接任，并由旅团长及川源七负责指挥。
及川源七到达前线后，他所指挥的四个步兵联队大部分战斗力完好，因此得以在昆仑关以南的八塘重新组织起防守阵地。
在第五军缺席的情况下，白崇禧要想啃动这道防守线就不那么容易了。更为致命的是，他的视线完全被吸引在了昆仑关局部，而没有照顾到战场的整个面。
此时，今村均完全是在硬撑着。他的八塘防线固然坚固，可是在援军未到达之前，其他地方却是虚弱得要命，在南宁，就靠一个残废的旅团驻守，也几乎是在冒险。
“小诸葛”用不着在八塘与及川源七对耗，他能应对的选择太多了。
假如要攻，可以绕过防线，或直趋南宁城下，或像今村均所顾虑过的那样，抽出兵力到钦州湾——既抄今村均后路，又阻第二十一军援兵上岸。
今村均自顾尚且不暇，牵制云云不过是想在高官们面前吹个牛，博个好印象而已。
假如要守，则可以利用广西多山地的特点，作出大纵深的部署。就算第二十一军上岸，遇到层层阻截线，要想成功反扑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可惜白崇禧一个都没选，时间就这样被一天天浪费过去。
1940年1月22日，第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在登陆后已到达南宁附近，桂林行营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1月24日，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南宁坐镇指挥，并下达了四天后进行反包围作战的命令。
纵然如此，补救机会还是有。
1月27日，就在日军开始反包围的前一天，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以协助名义和张发奎一起从重庆抵达广西。
一到前线，陈诚就发现部署有问题。这么多天过去了，多达五个军的主力仍被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新增援的部队亦毫不例外地进入这一战场，但实际情况却是，包又包不成，打又打不动，而后方及侧面兵力薄弱，没有一点用于机动的可控之兵。
万一日军迂回包抄怎么办，陈诚吓得一头冷汗，极力建议白崇禧从昆仑关正面抽出两个军作为预备队，同时注意侧面日军动向。
白崇禧倒没说陈诚顾虑得不对，只是他想的不一样：用五个军尚且撬不动八塘，剩下三个军还能干成什么事？
再等一等，等后面增援部队足够多了再抽的话，也许更妥当一些。
妥当是妥当了，问题是对手不会给你时间了。
1月28日，除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外，第二十一军两师两旅团倾巢出动，绕过昆仑关，对中国军队实行短切迂回包围。
白崇禧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仓促之间，他唯一能够调用的部队，只有位于昆仑关后方宾阳的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后者急忙派全军南下阻敌。
通过空中侦察，安藤利吉发现，他只要击败第三十八集团军就能赢得全局。
2月1日，第二十一军发动了具有决战性质的总攻。
先取首。安藤利吉从日本海陆航空队调动约一百架飞机，对宾阳进行集中轰炸，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被炸毁，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徐庭瑶与前线各部队联络中断，丧失了指挥能力。
第三十八集团军除撤下整补的第五军外，其他部队都是临时编入，互相之间也不熟悉，一旦失去指挥核心，便陷入了各自为战的混乱状况，加上由于是临时应战，防守阵地都没筑好，所以很快就被第二十一军逐个击破。
2月2日，近卫旅团攻占宾阳，中国军队后路被截，被迫采取全军大撤退，对此负有责任的徐庭瑶也因此在战后遭到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
至此，广西战局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眼见失败已不可避免，自己又无法挽救，陈诚焦灼万分，模样一下子变了形，乃至于眼球凸出，奇瘦骇人。李济深来广西时，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一个劲儿问他要不要紧。
陈诚十分难过：广西数十万生灵将蹂躏于日本人铁蹄之下，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
令人奇怪的是，第二十一军几天之后就自动退走了。
因为以现有兵力而言，他们根本就站不住脚。据说日军在进入广西时，沿途的老百姓都会跑个精光（“皆率相走避”），不光是避难，还为了留出空当给能打的。
广西的剽悍民风让日本人也为之头疼
广西寓兵于团，小伙子都经过军事训练，他们自发地组织民团，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拎上锄头钉耙，胆小一点的破路，胆大一点的就直接去骚扰鬼子，因此广西是颇不好待的，属于“抗战中最特殊之省份”，而日本人也视桂省民众为“最可恶”。
广西人不好惹，广东人也不是吃干饭的，粤北的余汉谋在广州附近接连发动牵制性进攻。
2月8日，安藤利吉下令各军退回南宁，第十八师团返回广州。
在此之前，他放弃了已到手的宾阳，甚至连白崇禧原来一直啃不动的八塘，他也自动放弃了。
临走时他特地在八塘给蒋介石留下一张布告，说我得承认，你的军队曾经表现得空前英勇，可是很遗憾，我粉碎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现在“璧还八塘于蒋军”。
蒋介石看到布告后气得七窍生烟，在事后的军事总结会议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然后当场宣布将白崇禧、陈诚以下十名高级将领分别予以降级、撤职查办、军法审判等不同程度的处分，这是“七七事变”后高层指挥官受到处分最多的一次。
人受罚，部队也倒霉，计有两个集团军及三个军的番号被撤（后来又撤销了桂林行营）。其中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中炮阵亡，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炸死的，大家都不知道，直到日军撤退后才找到尸首。
对这种抛弃长官自顾逃命的“无廉耻”做法，蒋介石尤其震怒，立即下令取消了第九师番号，改称“无名师”，官兵所佩戴的符号和臂章上均印有“进就不退，守就不走”的警语，此类处分在中国军队中也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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