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十四军算是李宗仁的亲兵部队了，也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事材料，没有；要工兵，没有；要炮兵，更没有！
李宗仁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比台儿庄大捷前都惨，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他能给予各部队的只有一纸死命令：假如打起来，一线官兵必须与阵地共存亡。
连桂军都是这个样子，其他部队可想而知。
早在冬季攻势时，张自忠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冰天雪地中，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冻得连手都扳不开枪机，到了晚上则只能以稻草当被窝御寒。悲哀的是，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境况，张自忠能做的，只是带着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部下不停地去厮杀、去拼命，这让他备受煎熬。
冬季攻势之后，兵团建制撤销，张自忠仍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看起来他可指挥超过十万之众的集团军，其实这个集团军很难指挥，各部队原来都来自不同的单位，有的是一味保存实力，不愿意真正跟日本人打，有的则是战斗力极弱，就算想打都不是那块材料。
能依靠的，仍然只是五十九军。
可是五十九军也不是磨不钝的铁枪头。这支当年华北首屈一指的雄师，曾拥有三万精兵，但自台儿庄大捷后，每打一仗就要损耗很多，如今只剩下一半不到，而且这一半里面还有很多是后来补充的新兵，其作战能力和素质无法与老兵相比。
一边是责任不断加重，另一边却是可用之兵急剧减少，张自忠所面对的困境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年前的淮北之役，五十九军单独击退第十三师团也不算特别困难，然而一年之后面对同样的对手，却已是倍感吃力，无论鄂北大捷还是襄东大捷，其实胜得都很勉强。
张自忠清楚地知道，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永远眷顾某一个人，这样下去将来非丢人不可，不是大捷，而是大败。
他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联手冯治安第七十七军，通过“统一思想、健全干部”，使这两支老二十九军中最强的兄弟师能够协同一致，共同御敌。
张自忠所说的“统一思想”，就是他在给冯治安的亲笔信中所说的，要跟日军拼，哪怕是拼到底，拼到完。
可惜此时的冯治安早无“七七事变”时拔剑而起的英武，仍然是能敷衍的继续敷衍，敷衍着布置，敷衍着防守，有时甚至写一些假战报进行搪塞。
在健全干部方面，冯治安同样做得很差。第七十七军的军纪本来就不好，南下后由于他的放纵，更是变本加厉。下面强拉老百姓的骡马，有人告状，他竟然说，现在这种情况讲什么纪律，拉几头牲口不算什么，我们不拉，日本人也会拉。
第七十七军的一个营长不仅强征民粮，而且公开抽大烟，但冯治安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来了一句：以后大烟少抽点。至于强征民粮的事，则半点也不涉及。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很多中下级军官变得十分骄纵猖狂，除了欺负老百姓外，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张自忠纵使把一颗心掏出来给人看，亦改变不了对方，他为此十分忧虑，曾对自己的幕僚说：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个人只好早点死掉，不然对不起苦战中的官兵。
死，是张自忠重掌五十九军后出现频率最多的字眼。实际上他每次作战也是险中求胜，死中得活，“濒死者屡矣”。人生慷慨处，视死忽如归
不过在这之前，只要一息尚存，他仍抱有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自己可以做到无愧于心。
然而宋哲元病逝的消息，却把这一线希望击得粉碎：那些曾经的岁月、曾经的你我，已再不能够重来。
天还是原来的天，地还是原来的地，却已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又该去往哪里。张自忠的内心有了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只有他知道，当一个人离去，剩下的人会有多么孤独。
名利、地位、荣誉，一般人想要的如今都有了。可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抛弃这一切，就静静地坐在你的身旁。
想哭，却流不出一滴眼泪。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直到见到友人后，张自忠才抑制不住爆发出来，他捶胸大恸，痛哭流涕：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真正成为张自忠唯一的人生抉择。
决心
1940年5月1日，第十一军对第五战区发动进攻，枣宜会战（枣阳—宜昌）开始，这是自武汉失守后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第三十三集团军据守的襄东防线成为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
张自忠知道这将是一场大恶战，特地晓谕五十九军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自忠有死战决心，但他没有想到，战斗之残酷程度远远超出原先的预计。
从出击日期、路线到包抄迂回的战术，枣宜会战和随枣会战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得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日军像南昌会战时那样，进行了高度的特种配备。
包括第十三师团在内，进攻第五战区的每个师团都配有一个山炮兵大队，此外，园部还将第十一军直属的重炮兵旅团、战车联队以及骑兵联队全都派上场。
对防守工事而言，重炮和战车都是最大的威胁。
在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军队曾用战防炮对付坦克战车，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日本人的武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一炮便能干掉的89式、92式、94式战车已成过去时，刚刚出来的95式、97式在装甲厚度和火力上今非昔比，尤其是97式战车，被称为日本在二战中装备最成功的一种坦克，要想把它轰个对穿颇不容易。
5月2日，第十三师团便突破了襄河东岸的右翼防线，这一速度比随枣会战还要快得多。
张自忠迅速调整部署，派第三十八师等部队东渡襄河，对北进之敌实行侧击。
过河的部队很多，但数第三十八师打得最凶，因此也最为引人注目。第十三师团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八师进行合围，后者处境十分险恶。
5月6日，张自忠召开集团军会议，提出要渡河督战，以挽危局。
在场将官都认为主帅不宜亲征，应该让身为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冯治安去。
宋哲元病逝后，张自忠曾致书冯治安。
他说，佟麟阁和赵登禹都死在南苑，现在宋哲元又死在四川，老二十九军的将领只剩下你、我，还有刘汝明等几个人了。
我们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永别，所以应立即下定决心，趁没死的时候，为国家和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休，那样，即使在九泉之下相遇，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可是这番肺腑之言，显然对冯治安的触动并不大。电话打过去，对方说他抽不开身，而且还劝张自忠也不要去。
张自忠不再犹豫，当晚他给冯治安留下了最后一封信——
我因责任所系，必须过河与敌一拼，假如事情不顺，将奔着最终的目标而去。总而言之，不管做好做坏，一切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7日，张自忠东渡襄河，这实际上已是他第四次亲自渡河作战。
仅仅三个月前，第十一军就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春季攻势，那一次的情况也险恶异常，同样是张自忠在渡过襄河之后，以侧击的方式发动猛击，才最终扭转了局势。
可是那句话永远是对的，战场之上，幸运之神不会始终眷顾某一个人，如果说前面三次都庇护了你，那么到第四次，你就不一定会那么走运了。
平时张自忠的衣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但这次他似乎已有预感，一反常态地穿上了将军制服，并戴上了中将领章。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解脱
第十一军往北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5月8日，中路的第三十九师团攻占了枣阳，西路的第十三师团和东路的名古屋第三师团对中国军队完成了第一层合围。
如果张自忠不渡河督战，前面曾屡次出现过的险境必将再现。
事实上，在他未过河之前，东岸部队是一盘散沙，相互间失去了联系，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
集团军总司令过河之后，形势即刻逆转，三军士气大振。
5月10日，张自忠指挥东岸集团军所属的五个师，开始由南向北朝枣阳推进。
他要反过来截断日军后路，让对手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在关键时刻，集团军总部的电报却出了问题。
从张自忠渡河开始，他拍出的大多数电报都被第十一军情报部门截获和破译，而园部也犹如在他身上安装了窃听器和跟踪仪。
枣宜会战中的日本侵略军
在春季攻势中，园部对喜欢从侧后给他捣乱的张自忠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得知，冈村随枣会战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之相关，因此早就多留了个心眼。
在获得张自忠要截其后路的情报后，他赶紧命令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全部沿襄河东岸南下。
第三十三集团军虽在东岸拥有五个师的兵力，但也就第三十八师比较能打一些，面对整整两个日军师团，并不占有任何优势。
最致命的，当然还是张自忠自己的行止一直未能脱离园部的掌握。因为后者知道，电台就在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附近，只要找准电台的准确位置，也就知道了张自忠在哪里。
张自忠在哪里？他在南瓜店。
第三十九师团根据情报，连夜行动，于5月16日拂晓完成了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的战术包围。
虽然是包围，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合围，张自忠是有时间，也有机会撤走的，然而他始终带伤在第一线进行指挥。
这是一种疯狂的勇敢和执著。
最后关头，参谋长李文田开了口：论公，你是我的长官，论私，你是我的朋友，我理应跟着你、帮助你，但今天这个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赶快撤吧。
李文田本来预料张自忠会痛骂他一顿，但后者听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怒容，只有平和：你们谁都可以走，除了我。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
南瓜店之战极其惨烈。张自忠当时指挥的并非第五十九军，而是韩复榘的鲁军，鲁军的战斗力本来并不强，但这批鲁军的带队军官皆为张自忠从前在老西北军中带过的学兵，因此他们在南瓜店之战中实际上是超水平发挥了，面对数量和武器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堪称英勇卓绝。
进入短兵相接后，不仅鲁军尽殁，连张自忠身边的卫士都打到精光，他自己也身中数弹，成了血人。
最后的遗言：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这个曾背负了沉重包袱的男人终于解脱了，不再有痛楚，不再有忧伤，也不再有亏欠。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日本军队已没原来那么骄纵和不可一世，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对面之敌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极其优秀的将领。
如同冈村宁次所说的，“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第三十九师团在找到张自忠的遗骸并确认身份后，就近在当地老百姓家赶制了一口棺材，由师团参谋长亲自目送入殓，予以礼葬，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在得知爱将殉难的消息后，李宗仁痛苦莫名，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蒋介石则严令第五战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
第五十九军激战两昼夜，付出两百多人的伤亡代价，才将自己的长官抢出运回。
5月21日，在蒙蒙细雨中，载运张自忠灵柩的船只驶往重庆，一路上，日机只是在上空盘旋，未开一枪，未投一弹。
5月28日，蒋介石戴着黑纱，提前两小时在重庆码头迎接灵船，船只一靠岸，他就抢步上船，跪泣于灵柩前。
蒋介石（低首者）亲自参加了张自忠灵柩的迎接和拜祭活动
抗战以来，张自忠是第一位牺牲于正面战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诗赞曰：瞻望南瓜店前路，抗战史上第一人！
当生命像流星一样滑过，那瞬间的绽放和辉煌，已足以照亮人们眼前的重重黑暗。
当年那场兄弟恩怨似乎已经了结，但还有一个人需要提及。
这个人在一月之内连着遭受了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宋哲元死后，闻知噩耗，他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然后就作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辞去所有军政职务。
那时他已位居上将，虽无实权，但待遇足够优厚。
辞职的原因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也曾是宋哲元的手下兼结义兄弟，而当年恩断义绝时，宋哲元又表露过不希望他再到蒋介石那里就职的意思。
你走了，我能做的，也仅有这一件了。
他当然就是萧振瀛。
张自忠在出事之前，曾托孤萧振瀛，并致信大哥：弟将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
果然，他倒在了南瓜店。
都走了，当一切只能成为回忆，思念足以令人窒息。
每一次相聚和别离，都是一次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萧振瀛后来对家人说：你们不要学我，我演了一辈子的戏，其实没有意思。
他的最后岁月以经商为生，赚的钱都拿来收容救济东北和华北的流亡子弟，因此“萧老板”很少有盈余，有时甚至入不敷出。
1947年5月，萧振瀛突发脑溢血，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五十七岁，据说这与他当时经商失败有关。
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纵横大师，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谢幕了。
望风
张自忠因电报而被跟踪，充分说明当时作战环境的险恶，由此看来，汤恩伯的行踪不定，甚至有时连李宗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确有几分道理。
从东迂回的名古屋第三师团是三个师团中唯一的常备师团，从随枣会战到枣宜会战，它的使命也始终如一，就是寻找和包围汤恩伯。
可是汤恩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上次是这样，这次也差不多。
名古屋师团从随县到枣阳，再从枣阳北上，都出湖北到河南境内了，仍然不见对方踪迹。
只好自我安慰，也许汤恩伯已经在网里了，快回去收网吧。
就在他们往回撤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出现，并且将该师团主力包围起来。
在第五战区，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战斗力居于首位。被汤恩伯包围之后，名古屋师团左冲右突，却怎么都无法摆脱。
5月15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激战后，名古屋师团已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不得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
园部收到电报后手忙脚乱，他的第十三和第三十九师团正在堵击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无法抽出兵力，只好从长江以南临时调了四个步兵大队前去应急。
5月16日，在援兵到达后，名古屋师团总算得以解围，但走出没多远，又在枣阳西北再次遭到汤恩伯的包围和攻击。
时间还是算得好好的，不让你难受恶心个三天不得放行。
本来要包围别人，反过来却连着被人家包围，园部憋了一肚子气。
在破译张自忠电码的同时，他也破译了蒋介石发给第五战区的电报，所以知道中国军队正按照以往的经验，在第十一军退却时进行追击。
我说呢，怎么找半天汤恩伯找不到，这个时候他倒自己出来了，原来是为了执行追击命令。
不退了，等汤恩伯再追来时，我要一棒子反击过去，把他给打得稀里哗啦，看他还起劲儿地跳来跳去不。
张自忠殉国后，继任的冯治安难当大任，第三十三集团军群龙无首，对日军已构不成威胁。因此，园部得以摆脱后顾之忧，并将三个师团全部集中于枣阳。
不是南撤，而是北上，非把这个可恶的汤恩伯给挖出来不可。
园部并不比前任老冈村要高明多少，你的行动快，人家汤恩伯隐身得更快。
见三个师团杀气腾腾地冲过来，壮汤马上闪到一边。在闪的同时，他又像以往那样，派出许多小部队到日军侧后进行游击和侦察。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风”，破你的密电码，但我可以派人望风，而且同样能够知道你在哪儿。
继续飘
曾经围击张自忠的第三十九师团率先着道。
5月20日，该师团的先头部队——第二三三联队准备渡河北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借助傍晚夜色的掩护，三个鬼子军官蹑手蹑脚地钻进了河岸边的芦苇丛里。
其中两人负责目测这里的河宽和水流速度，看看是不是能够不借助橡皮舟就能徒涉过去。
一看下来，很满意，此处水不深，也不急，完全能蹚着过河。
自然还得侦察一下对岸有没有中国军队，要不然就算蹚过去也很险。
举起望远镜一瞧，对岸空无一人。
太棒了。
如果三人侦察组都如此表现倒也算了，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个活宝。
与前面两位鬼鬼祟祟的样子不同，这位的身份大概高一点，算个讲究人。他不是低头哈腰，而是气宇轩昂地站立在芦苇丛中，举着望远镜往对岸看，小样儿整得煞是带劲。
嗯，嗯，你们俩说得没错，对岸没有什么情况，我们回去复命吧。
三个笨蛋忙活半天，却不知道对岸芦苇丛里也躲着人，而且同样有望远镜，他们就是汤恩伯派出的侦察兵，后者马上向集团军司令部进行报告。
那天的前半夜大家都在忙着，第二三三联队忙着卷裤腿、脱鞋子，汤恩伯则忙着调部队、设埋伏。
5月20日后半夜，第二三三联队开始渡河。
当走到河中心时，对岸忽然枪声大作，什么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凡是厉害的都搬了出来，子弹炮弹撒着欢儿往日军身上撞。
这是非常标准的“半渡而击”。
第二三三联队无遮无拦，而且缺乏起码的心理准备，仓促间完全谈不上还击或抵抗，仅被当场击毙在河中的就达到三百多人，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荣幸地位居其中。
这一场仗下来，第二三三联队光过个河就伤亡一半，已无法再投入使用，第三十九师团刚刚因包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并导致张自忠阵亡而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想到报应会来得如此之快。
汤恩伯指挥的这次伏击战，愣把三个师团都给吓坏了，没人再敢轻易冒险前进。
5月21日，园部在第十一军司令部召集幕僚开会分析。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汤恩伯行动飘忽，就跟个弹簧差不多，可伸可缩，很难对其进行迂回包围。
让园部更感苦涩的是，自发起枣宜会战至今，快一个月了，不仅没能围住汤恩伯，相反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近四千人的伤亡数字，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被汤恩伯打掉的。
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
答案也相当一致：不。
这时园部已经通过各方面的情报，知道汤恩伯往其身后派了很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三个师团继续往前拱，后方一露出空当，他们便能乘虚而入，切断你的粮草供应线，到那时，就是致命威胁。
看来冈村做不了的事，我也做不了。
当天，园部向三个师团下达统一命令，放弃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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