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失眠。袁非多睁着大大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耳朵嗡嗡作响，像无数个小金铙在耳根接二连三地响着，而脑子却异常清醒地想着一簇又一簇的事情。天都快亮了，他的脑细胞仍然如此活跃，睡意全无。

    邬筱筠本来睡得好好的，却被袁非多翻来覆去的声音弄得醒来了，她坐了起来，问道：“……还在想那些事情？”

    袁非多表示默认了。邬筱筠说：“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想得太多也没有了。”

    袁非多说：“也许，我们该为过去那些的事情赎罪了。”

    邬筱筠说：“没有人会知道的，除了她。”

    袁非多说：“唉，我不这么看。”

    邬筱筠一怔：“那你怎么看？”

    袁非多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欧阳天白这家伙要借机搞事了。”

    邬筱筠说：“他不会那样做吧？”

    袁非多说：“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在想什么。”

    邬筱筠说：“当初你怎么会想到找他呢。”

    袁非多叹息道：“我是看上他够义气。他给我们做的形象广告，很大气，所以信得过他。唉，这只能怪我们当年太过于疯狂了……”

    邬筱筠说：“别再提那些事情了。孩子正在上高三，我不想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他。过去的那些事情，是我们做错了，但事已如此，夫复何用。忘掉它，淡忘它，也就求得心安理得了。而且，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善事也不少。前天，我们还捐助一笔钱给灾区；昨天，城区政府提议我们资助贫困家庭，我们也尽力了。资助寒门学子，资助灾区群众，扶助教育等善事，我们总是走在前头。每年，我们捐出去的钱物不下于四五千万元。我们求什么，难道求的就是名声？我们求的就是一种心理平衡。”

    袁非多没有听妻子说话，而在想着另外的事情。上午的时候，政协开会了，政协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冥冥之中，他认为这回是要成功了。那几个候选人与他竞争，是竞争不过他的。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是不能出事的，一出事，他就会被其他人取代。

    他穿上衣服，走到客厅。

    客厅的装修极其一般，仅有几样值钱的摆设，一套组合音响，一台背投彩电和一套红木茶几。一张书柜靠在茶几的右侧，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许多书籍，除了文艺类的书之外，还有些佛经之类的书籍。

    在外人看来，袁非多是个大富豪，肯定是住在豪宅里，豪宅流光溢彩，如同宫殿般堂皇富丽，光是装修的费用可能就是几幢房子的价钱了。他可能就像台湾靠炒股发迹的黄×玉一样，家里的厕所全部用黄金嵌镶而成的，一张大床少说也是几百万元的红花梨原木。事实相反，他的家毫无出奇之处。

    他们夫妻俩所用的一张大床，也就是家具市场上再也普通不过的桃树原木，价钱也就是一两万元左右，而一些家具等物品，也与普通百姓人家的摆设无任何区别，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代步工具，他也没有刻意追求，只是选用了极其普通的小车，十几二十万元一辆。这种车型，任何一个工薪阶层都有可能买得起。

    作为全职太太的邬筱筠，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所用的车辆，也同样毫不起眼。她的穿着打扮，稍微过得去，全身没有珠光宝气，压根儿就不像有钱人的太太。儿子袁枚上学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几百元的自行车；儿子吃的、穿的、玩的，都与普通人家的小孩没两样。

    从上小学开始，袁枚上学或放学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无人接送。袁枚也不是不知道家里有钱，但在生活上，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要求，不像别的同学，追求名牌，追求时尚，追求享受，而他始终保持一种勤俭节约的本性，从小学直至高中。

    大富豪的独生仔，每天应该享受全程接送、保驾护航的服务。因为绑架大老板的小孩的案件时有发生，绑匪要的赎金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达不到目的后，他们就会撕票。这样的案件，媒体曾经公开报道。此类案件，偶尔也在本省甚至本市内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让许多人脑昏心浊，伸出了罪恶之手。

    袁非多知道某些人的病态心理，但他似乎对儿子的独来独往却很放心。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袁枚在××中学读书；袁枚的同学也知道他的家境。若有人图谋不轨，随时都在他儿子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把他绑了。

    范氏母子闯进他的平静的生活后，准确地说，自从他得知他们被天叔囚禁起来后，他才开始担心儿子的安危。他也不好对儿子说什么，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只有他们夫妻俩苦涩地回味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儿子知道他们的过去，也不想让儿子另眼看待他们。邬筱筠请了保镖后，也建议他如法炮制，并要求他请专职司机兼保镖接送儿子。犹豫再三之后，他采纳了她的意见。

    袁枚对请来的保镖整天在他的屁股后面盯着极为不舒服，这样下去，他就不再有隐私了。于是，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给个解释。他们还能给儿子什么解释？这种可耻的事，就跟一个肮脏的污点一样，永远潜藏在他们心灵深处最黑暗的地方，怎么抹洗也难以清洁干净。他们所能给儿子的解释就是，他们接到威胁电话，有绑匪盯上他们一家了。

    纵使如此解释，也难以让人释怀。既然有绑匪那就报警呀，警察不会无视他们的安全的，肯定侦查破案的。何况他是市里一个异常有名的人物，警察岂敢怠慢。袁枚质疑他们的解释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怪异行为感到不解。如临大敌的气氛，确实让儿子感觉有些不对。一家三口出入均有保镖跟随，就是国家元首也没有这么要紧吧。家里再有钱，也不至于如此轻师动众吧。多少有钱的老板，得知有人要绑架他们时，顶多是报案之后小心翼翼行事，绝对不会动辄请那么多的保镖。

    其实，袁枚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恐惧什么。因为他们担忧天叔会丧心病狂地做出一些事情来。

    邬筱筠也走到客厅，坐到袁非多的身边，她一面给袁非多倒了一杯水，一面对他说：“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们弄出来？”

    袁非多说：“我也在想这个办法。就算把他们弄出来，此事还是没完没了。我知道你不可能接纳她母子俩，也知道你希望她离开我们的视线，可她却像吃了磅砣的水鱼铁了心，怎么也要个名分。她们母子俩的存在，对我们是一种威胁，我们此生辛苦打拼下来的东西，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倾倒了。”

    邬筱筠说：“报案吧。”

    袁非多吓了一跳，说：“一报案，什么事情都完了。”

    邬筱筠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袁非多大口地喝着水，一点儿也没顾及开水会烫伤他的咽喉，他焦虑地说：“就为这事，我烦了一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老实说，我倒希望他们永远关在地下室那儿，直至活活闷死，那么从此以后，就无人知晓我们的过去。血浓于水，她曾经是……我的情人，那孩子也是我的骨肉，我怎么舍弃得下……我很矛盾。如果我费尽气力去解救他们，但是，他们一旦出来后，还不是照样为难我……”

    邬筱筠说：“唉……”

    袁非多说：“天叔会冲着我们的钱来的，不知道他一开口会要多少？钱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但他若反复敲诈，没完没了，那如何是好。”

    邬筱筠说：“都怪我当年太贪心了……”

    袁非多说：“天叔什么事情都干得出，帮我们打听消息的一个打手已被砍了左手。天叔费煞苦心把他们关了那么久，等待的就是让我们在淡忘此事时突然把他们推出来，狮子大张口。”

    邬筱筠说：“就是因为担心他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所以我老是担心孩子的安全。”

    袁非多说：“我在想办法……我相信会有办法解决的。”

    忽然，袁非多有一种头痛欲裂的感觉，是睡眠不佳所致，还是思想紊乱使然，抑或天气发生了变化，快要下雨了？

    大自然跟人的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天要下雨了，或是降温了，人的心情就会变得烦躁，脾气也出奇的暴躁。屁大的一点事儿若放在平日，也会一笑了之；若遇上天气变化了，人就会像被黄蜂蜇了一样咒骂起来，不依不饶。

    没有人研究天气缘何对人的身体有关的问题，据他所知，风湿骨痛之类的病症，任你如何针灸、按摩、药疗，也只能起到缓和的作用，没有办法根除。天气稍一变化，全身还是隐约不舒服，伴随着偏头痛、关节炎酸麻的感觉源源不绝而来。

    他透过窗户，看着慢慢发白的天空，见没有一丝儿要下雨的迹象。打开窗户，还吹进一丝丝凉爽的寒风。由此可见，一两天内，天气断然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觉得奇怪，自己怎么会有头痛欲裂的感觉？是上了年纪后，年轻时落下的关节炎、肩周炎、偏头疼之类的病痛开始发作了？似乎也不是。此前，只要天气稍有反常，之类的毛病就会定期而来，让他浑身不舒畅。如今天气无异常，而他却有头疼欲裂的感觉，似乎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他终于明白了，人的脑子是装不下太多东西的，特别是在思绪纷乱的状态下，大脑就像一个集成电路，如果过多负荷了，只会导致短路。这个晚上，他把几十年来都要想的事情全部集中在一个晚上来思考，自然神经错乱了。

    2.

    这天上午，袁非多一家三口来到一个居民区。居民区错落有致的楼房，楼层高度一律为五层，狭窄的且用水泥、河沙与红砖做成的楼梯，因为年代已久，涂抹在红砖外层的混凝土也已剥落，随处可见里面的红砖。

    一看楼房的户型及阳台，就知道它们是建于七八十年代。因为阳台上使用的由水泥、河沙和钢筋做成的梅花状护栏，就留有那个年代的特征。楼房的墙壁上早已不堪风吹雨淋，早已隐现出污黑的斑点。

    此行，袁非多一家都没有带着保镖，只带来很多礼品。在一幢居民楼二楼，他们敲了敲一户人家的门口。门开了，一个小女孩站在门边，清澈而秀美的眼眸稚气地凝视着三个不速之客。

    小女孩五六岁的模样，很有礼貌，声音甜甜嫩嫩，见到陌生来客，她毫不怕生。她回头对着里屋大喊：“老妈，我们家有客人来了。”里屋传来一声“嗯，等一下我就来”，接着便听到拖鞋的声音慢慢传了过来。不久，袁非多便见一名年轻妇女走了出来。年轻妇女打扮得极其普通，但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精明的干劲，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带有某种让人不敢直视的神色。

    年轻妇女就是花红。花红见家门口突然站着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看起来也很贵重，似乎是来走亲戚的，她觉得异常纳闷，不解道：“你们这是……”

    邬筱筠堆起笑脸道：“你是花红吧，我是你的表姐。”

    花红愕然之极：“表姐？”已三十有一的她，居住在市里也有十多年了，没听说过有个表姐。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自称邬筱筠的中年妇女，莫非认错人了。

    邬筱筠说：“对，我是你表姐呀。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哩。你家门前不是有一棵大榕树么，那大榕树一年四季枝繁叶茂，就像一把张开的大伞，那时候，我们经常在那儿玩。我记得自己那时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果子，那果子又甜又酸又涩……完了，我还跑到你家院子的石凳、石椅上去玩。那些石头的玩艺术，也不知道从什么朝代开始就摆设着。夏天爬在上面，凉爽爽的……”

    弄了半天，花红终于弄明白这门突如其来的亲戚了：花红的母亲和邬筱筠的母亲是一对堂姐妹，邬筱筠的母亲是堂姐，花红的母亲是堂妹。邬筱筠长到十岁时，花红的母亲才开始嫁人。这对堂姐妹常有往来，虽说年龄相差很大，但她们经常结伴出去玩。就算各自嫁人了，逢年过节什么的，她们还互相串门。

    花红出生后，邬筱筠的母亲经常带着邬筱筠来看望花红的母亲。直至邬筱筠考上了大学，两家才少有往来，因为邬筱筠的母亲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再也无法走村过寨串门了。跟随母亲到花红家玩时，十一二岁的邬筱筠有时也抱着只有两三岁的花红到大榕树下玩，还把花红放到石凳、石桌上，逗着她乐。只是当时太小了，花红没有印象。如今再说起这些细节，花红自然也就想起来了。

    把邬筱筠一家三口迎进里屋时，花红一面端上茶水，一面问：“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邬筱筠说：“都什么年代了，把一个人找出来太容易了。凭你表姐夫的关系，把你找出来小意思啰。”

    花红笑着说：“表姐夫在什么单位工作。”

    袁非多见邬筱筠准备要把他的身份抬出来渲染一番的时候，急忙抢在妻子说话前介绍说：“地产公司。算起来，你表姐住在市里也有二十年了，听说你从工作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你们表姐妹同住在这个城市里，居然互相都不知道。”

    邬筱筠说：“前两天，你表姐夫突然问我是不是还有一个表妹，我才想起我们二三十年没见面了。于是，我就叫你表姐夫打听你的下落。你表姐夫还真行，立即托林上县一个朋友去办此事，才得知你从警官学校毕业后，就留在市公安局工作。于是，我们就冒昩而来了。”

    花红说：“花儿，过来跟表姨、表姨父、表哥见见面。”

    花儿放下手上的玩具，乖巧地走到袁非多等人面前，一一打了招呼。邬筱筠把花儿抱到怀里，问：“乖，你多少岁啦？”

    花儿说：“今年六岁啦，上学前班。”

    邬筱筠说：“成绩还不错吧。”

    花儿说：“不算得太好，也不算得太差，湿湿地啦。”这句“湿湿地啦”的白话，让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花红说：“花儿，你带表哥到你的书房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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