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后锋不知道车荣福凌晨时分把他叫到一个偏僻的小区有何事,当他极不情愿地赶到那儿时,见到大批的警察进进出出,气氛异常紧张。他还见到很多同行在现场采访,其中就有他的两个同事,一个是文字记者,一个是摄影记者。他们在现场到处瞎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原来,警方封锁了现场,所有的记者都不能进入那幢楼房;而居民也不能进出家门,更不能到现场观望。
他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这小区可能发生命案了。他不是跑政法线的记者,但之类的重大而突发的事情,一般来说,领导都会通知他们机动记者前往采访的。每天晚上,他们机动组的成员都得分派一名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值班,有什么重大新闻,随时扑往现场。好在当晚不是他值班,所以他睡得贼死。
见两个同事在现场,他极不自然。因为他见到两个同事古怪地盯着他,像是担心他抢他们的饭碗呢。他想跟他们解释他是被莫名招来的,低头点支烟时,他们却不知道钻到何处了,想来他们已经靠近那幢楼,混进了现场。
丁后锋稍一打听,果然如他猜想的那样,居民楼里果真发生了命案,一间房子里死了五个人。有些居民被这场血案弄得睡不着了,披着衣服站在楼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他们的脸色骇人之极,好像亲眼目睹了死者的惨状。事实上,除了一名值班保安看到现场外,居民都是被呼啸而来的警车惊醒后才得知身边发生了惨案的。
丁后锋听到一个心有余悸的居民如是描述,想来他也引述保安的话——凌晨四五时左右,值班保安突然见一个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的女子从楼上冲下来,她边发足狂奔边怪笑着,“我们发财了,阿林!阿林,我们发财了”。保安知道这女的是楼上一住户的未婚妻,但他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本想拦下她询问,可她并未停下,而是怪声尖呼地冲出了小区的大门。保安意识出了什么事,便迅速冲到楼上,一看,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了。我的妈呀,五条尸体血肉模糊,房间里一片狼藉,地上满是钞票,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家主人被打劫了”。于是,他立即用手机报警。
丁后锋想,车荣福叫他到此来,难道是请他报道此事?这不像警方的风格呀。以往发生指甲般大的一点案件,只要见到记者出现,他们就会板着脸孔怒冲冲地驱赶着记者,声称别干扰他们的办案。野蛮的时候,警察还收缴采访工具,责令记者当着他们的面把拍录到的东西全部删除。他一贯以来对警方如此粗暴的行为大为不满:你警察在办案,是在工作,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的采访也是在工作,群众有知情权,我们有职责向老百姓传递相关信息,与你们的工作互不干涉。如果说我们干扰了你们的办案,一篇报道会让嫌疑人闻风而逃,我认为那是牵强的说辞。该逃跑的嫌疑人早在犯案后就逃跑了,他还会看我们的报道再决定逃跑吗?
丁后锋掏出手机,准备联系车荣福时,一名警察走过来,凶巴巴地吼着:“走走走,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快离开。”原来,丁后锋已经靠近警戒线了。丁后锋迟疑着,那名警察以为他故意顶牛:“听到没有!”说着,就用力把他推开。
丁后锋火起了,指着那名警察骂道:“我又没有逾越警戒线,你怎么这么粗暴无礼!警察的素质怎么这样差!”
那名警察可能是睡眠不足或深夜被此血案搅乱了什么计划,抑或刚才被领导怒骂了,说他们办事不力什么的了,他的心情极为不佳,转而把迁怒于丁后锋了。他弯下腰穿过警戒线,大步朝丁后锋走了过来,口气挺冲:“你想怎么样?你以为你是记者就了不起呀!我不给你靠近就不给你靠近!”
丁后锋回敬说:“别以为穿了这身制服就可以吆喝来吆喝去了,你唬谁呀!”
此时,呼啦啦地围上了一大堆记者,把摄像机、照相机对准着那个警察。丁后锋挺感动的,涌起了一股如冬日艳阳般的感觉。尽管这些同行中,他仅仅认识一两个,可同仇敌忾之下,他们都站到了他一方,用无声的行动支持他。可想而知,他们被警方封锁了现场后,一时找不到突破口正一肚子怨气,如今见同行被一名警察推搡,心头的怨意终于被点燃了,正好有一条像样的新闻了,于是围了上来。
那名警察似乎也不怕惹这些记者,仍然履行他的职责,仍然要把记者驱离到警戒线几米以外的地方。
此时,车荣福从楼上走下来,对那名警察说:“让他们进去吧。”
众记者来不及声援丁后锋了,就如开闸的鱼儿蹬蹬蹬地直奔案发现场了。这真是大出众记者的意料,也许这是他们多年采访有关案发现场以来所享受到最好的一次待遇了。再不扑到现场,若警察把尸体等东西清理干净了,再也拍不了触目惊心的镜头了。
他们有所不知,车荣福做出如此决策,那是有考虑的。如此重大命案,是封锁不住的。愈是封锁,愈是出现以讹传讹的局面,会造成人心惶惶。在信息如此密集、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不提高透明度,往往对警方的办案造成适得其反的作用。他想,等记者在现场搜集所有资料后,他再委托相关负责人召开媒体发布会,就此案情进行通报。
车荣福走近丁后锋,严肃地对他说:“跟我上去看看吧。”他的口吻有些责怪的味道。
丁后锋心里嘀咕着:你这脸色就跟我欠你钱一样,难道说楼上那凶杀案跟我有关?来到现场,丁后锋发呆了:五个死者当中,他均认识。一个是庞得成,一个是苏世创,另外三个死者则是庞得成的兄弟。前天上午,这三个人就跟着庞得成用刀子逼着苏世创裸跑街头。
庞得成的头颅被人砸得血肉模糊,几乎快要辨认不出来。血淋淋的场面,让丁后锋几乎不敢目睹。前天,他才与庞得成、苏世创等人见面,才短短一两天,这两个人却阴阳两隔了。谁这么残忍,一下子把五个人全杀掉了?
警察在忙碌着,进入现场的记者也在忙碌着。丁后锋见到两个不知从何混进现场的同事在聚精会神地采访着。这两个同事也跟其他同行一样,是不会知道庞得成与苏世创在前天就有过一场赌博游戏的,更不会知道苏世创裸跑街头的真正原因的。
2.
车荣福把丁后锋叫到另外一个房间,似乎有话要问他。几个警察正在房间里搜查着什么,见车荣福带人进来,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他们退出了房间。
恰在此时,万一知走进来,要向车荣福汇报工作。车荣福黑着脸示意对方先出去。万一知不知所措,毕竟这血案是在他的辖区内发生的,他的脸挂不住了。他知道,车荣福早就对他不满了,别的不说,就说上回的“鸡头”袭警案,险些就把车荣福的命要了。
丁后锋跟万一知打了招呼。万一知正烦着呢,哪有心思跟丁后锋闲聊,他点点头表示离开了。这么大的案子,惊动省、市领导,众多记者又在现场像警察一样仔细采访、拍照,明、后两天的重大新闻,就是这个小区的命案事件,他的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承担的。
一两年前,丁后锋就与万一知认识了。当时,他受命暗访青山路“发廊一条街”,并予以曝光。次日,阴着脸的万局长带着下属来到报社,声称报道有诸多失实之处,其中发廊女在记者暗访时所说的话——“你放心搞吧,不会有警察来查的。我们每月都给‘鸡头’交了保护费,而‘鸡头’则把部分钱交给了警察。警察拿了钱,是不会来搅乱我们的生意的。如果你被抓了,我保证把你赎出来”,就缺乏客观公正,此事你们没有求证,就这样随便刊登出去。这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了,现在很多市民都认为我们是发廊一条街的保护伞。你们再不给我们消除影响,我们就起诉你们。
“我得承认,那条街道治安确实不好,发廊女从事肮脏的勾当,‘鸡头’异常活跃,但你们不能因为有了‘鸡头’收取保护费一事就影射我们吧。发廊女为了拉到客源,当然要说出那样的混账话来了。”初时,万局长倒也心平气和且有理有节地跟报社交涉,只是到了后来,他见接待他的蒙卫西一声不吭,似乎也在认同他的观点,便咄咄逼人地说:“我现在跟你说了,请你记好。‘×年×月×日,丁后锋抢了我几万元,还把我打伤了’。明天,你就把我这些话登到报纸上。”蒙卫西说他还要参加编前会,回头他调查清楚后,再让记者跟局长你联系。
事后,蒙卫西找到丁后锋了解此事,既有指责他采访与写作作风不扎实之意味,也有批评编辑在编发稿子时没有认真把关之怨意。蒙卫西还说,报社领导表示要以经济手段处罚丁后锋,扣掉此篇稿费的三分之二,并以此稿作为反面教材,张贴到墙壁进行“圈点”。蒙卫西认为,文章中所引述发廊女的那句话,是没有必要写的,记者既要学会保护自己也要慎重对待“本省第一报”这个品牌。唉,编辑上夜班是不是上得多了,把自己的头脑上昏了。这句明显存在纰漏的话编辑咋就没看出来?
当时丁后锋颇为不快:采访写稿是记者的天职,哪里有新闻就扑往哪里,就好像医生救死扶伤一样义不容辞,可你不能认为一点小失误就给我们大扣帽子吧?何况,后期的把关、标题制作等工作都是你们这些领导去敲定的,为何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我们身上推了呢?当晚你也值班,报纸的三样你与报社领导也看了,为何就看不出这个毛病来呢?还有,稿子在提交后,就挂在采编系统里,你们事先都不审阅吗?
尽管丁后锋满腹牢骚,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不满归不满,在领导面前总得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吧。事后,你可以在背后骂他娘,把他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或者也可以像日本一些企业的员工一样,在某个房间内设个跟真人大小的领导模拟像,用针或用刀拼命往领导身上扎、刺或拳打脚踢以出怨气,但你千万不可在领导面前表露出任何不敬、不满、不悦的神色。乖乖低头认错,态度诚恳,并愿意接受领导批评,方是上上之策。所谓的分辨与解释,领导是不会听得进去的。领导看重的是结果,从来不在乎你的过程。装傻也不见得就傻吧!
不可否认,丁后锋有时候认为自己活得太累,特别是领导面前,他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像个男人,简直比瘪三还瘪三。以他的个性而言,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呵斥与摆布。被人指手画脚,他一看就烦。想想,不就是那么一回事么,犯得着跟这些自以为是的领导怄气吗?他们把你当傻瓜,你难道就不可以把他们当傻瓜了吗?你透过铁栅自鸣自得地看猴子,自言自语地说:哟,这猴子挺傻的,我丢什么东西它都捡;猴子也饶有兴趣地看你,玩弄着你丢下的东西:哟,这人真怪,傻乎乎地笑,是不是有病了?是不是没事干了,就跑到动物园来陪我啊……你想过了没有,是你看猴子还是猴子看你?一句话:这年头,谁看谁呀?谁骂谁呀?谁笑谁呀?
在丁后锋看来,那个新闻细节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还不至于让步到在报纸上公开更正表示歉意的地步。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也不敢那样下笔的。不错,那些卖淫女是为了拉到客人而信口雌黄,但他接触到“鸡头”时,“鸡头”所说的话难道也会有假?“鸡头”在未明他的身份时,说过这样的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你想想,这条街如此‘繁荣娼盛’,若没半点能耐,能长久在此经营下去么?我们若不跟警方中的某个人物有往来,早就被一锅端了”。当时,考虑到“鸡头”的话过火了,且存在导向性,他才没有写了上去。
再说,那条街道如此乌烟瘴气,发廊女早晚站在店铺门前招揽客人,运用夸张的肢体动作与轻佻得让人鼻孔喷血的话语挑逗过往行人,社会风气有多坏就有多坏。尽管警方反复整治,还是没见有成效,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警方已经无力控制这一肮脏的局面了,让发廊女为非作歹了。小小的一条街道遍布着卖淫女,淫荡之气飘散各街区上空,打架斗殴之事时有发生,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说人民警察?如果警方不充当发廊女的保护伞,为何久治不下?
正是用此理论,丁后锋当时跟万一知交涉时,摆出他的观点。他知道自己有些理亏,所采写的新闻细节是失实了,但当他把种种事实摆到万一知面前时,万一知似乎不想再计较那些失实的细节了,而是希望丁后锋在以后的报道中,能否事先与他们通气再作曝光。为了尽快挽回负面影响,当时的史局长限令万一知尽快把发廊一条街取缔。
取缔行动中,万一知邀请了丁后锋到现场跟踪报道。那些发廊里间的床铺等违规摆设被拆得支离破碎,有些涉嫌卖淫的妇女也被拘留,或被送收容教养了。至于一些靠收保护费的打手,也被判刑处理。看样子,发廊一条街将不复存在。谁也没有想到此后不久,发廊女又卷土重来。
从那以后,丁后锋跟万一知有过几次工作上的联系。凡是涉及到该辖区内的丑恶社会现象,他在调查摸底之后,都会及时向万一知通报,万一知则安排警力进行查处。双方合作得皆大欢喜,倒也成了朋友。
可以这样说,跑政法线的记者尽管天天往江北公安分局及万一知办公室那儿转,隔三岔五报道该局抓获什么嫌疑人了,通报什么案情了,确实做足了人情,也给该局出尽了风头,但万一知始终只认丁后锋这条情。有时候,政法记者在采访过程遇到搞不定的事,都会叫丁后锋出面。有人说丁后锋豪爽,酒量惊人,而万一知也好喝一口酒,酒量也不会逊色于丁后锋,所以他俩以酒为友,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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