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台-鬼子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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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坟隐藏在北京安定门外护城河北岸一片灌木葱郁的荒地里,是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墓地,知道的人不多,很是僻静。背靠着那些绿叶掩映的墓碑,向南望,可以看见巍峨的安定门城楼和翻飞不歇的燕子,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护城河凝滞的河水腾起薄薄水雾,教堂的尖顶反射出金色的光芒,一切便变得混沌诡异,让人有虚幻之感。当然,现在的人已经寻不到那些墓碑和烂树,感受不到那些扑朔迷离的风光,一切均被高楼替代,面目皆非了。护城河的河水还在,成了休闲的带栏杆的小河,城墙改作了热闹的二环马路,以往的痕迹再无法寻觅。我想,那些魂灵应该不灭,那些曾经的气息应该存留,它们随着电梯在豪华写字楼内升降,跟着疾驰的汽车不停歇地在马路上翻滚,飘散在我们的身前身后,在我们眼前倏忽闪过,那些细碎的飞絮偶尔也会落脚于我们的文字,幻化成散淡的故事。远了……

    一

    躲在树荫里的我看见谢尔盖神父从教堂的拱门里走出来,在正午太阳的直射下,神父苍白的脸如同蜡铸的一般,仿佛顷刻就会熔化,蒸发。这让他有种远离尘寰的虚无,让人感到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至少他不属于几百米外城圈里火热的日子,不属于方家胡同口卖炸油饼、老豆腐和鲜鱼水菜的早市,不属于雍和宫喇嘛们嗡嗡的诵经声和善男信女燃起的缕缕香烟。他像只年老衰弱的猫,悄没声地存在于安定门鬼子坟这块奇异的地界。

    神父用手遮着阳光,朝东南张望,东南那片建筑是俄国东正教的建筑群,我们称之为北馆的地界。北馆的前面是南馆,一座花木蓊郁的园子,里面有洋式的白亭子和说不出名堂的纪念碑。无论北馆、南馆,都是我们的乐园。

    神父转过身,把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移向了我们,我们知道,他的视力有限,十几米外他什么也看不到,他的头发是白的,皮肤是白的,连眼睫毛也是白的。墓地东边钉马掌的老孟头说,谢尔盖是丘子托生出来的,前生他的尸体没有入土。棺材被封存在地面,北京人谓之丘子,是对棺木的一种临时性的安置,被丘的灵魂轮回转生,就是这般模样。要不人们为何老说入土为安呢。什么东西该在哪儿它就得在哪儿,违背了这个规矩就得出麻烦,谢尔盖神父就是如此。我爸爸说孟老头的说法是迷信,白发、白皮肤是一种病,白化病,无法根治的遗传性疾病,跟前生入不入土没关系。我的同学李冬生说谢尔盖神父姓肖,有一半俄国血统,俄国人是白人,白人自然长得白,眼睛正面看是蓝的,侧面看是绿的,像波斯猫。三种说法我更信冬生的,因为冬生的爸爸是东正教教徒,给教会养牛,冬生他们家就住在北馆里头。冬生还说,谢尔盖喜欢人家叫他肖神父,不喜欢人家叫他谢尔盖,在北馆里,人们都叫他老肖。老肖在北馆,级别只是助理诵经士,跟工友差不多,北馆里级别最高的是司祭,老肖是干杂活、看管墓地的,教会管理的事且轮不上他呢。我们这些局外的孩子搞不清那些复杂的关系,见了穿袍子的男的统叫神父,女的叫嬷嬷,也不管他们是哪国人。但是我们一直管老肖叫谢尔盖,因为谢尔盖这个名字很洋气,很外国。

    出了教堂的谢尔盖径直朝大门走去,他的黑袍子如同一片阴影,在阳光下无声地移动,眼瞅着就要移出我们的视野了,这时候小四儿一声尖厉的喊叫,谢尔盖,老肖,你妈拉×——声音划破了沉闷濡热的夏日空气,如同一把寒凉锋利的小刀,将一幅静物画割裂开来。神父没有因小四儿的恶作剧停留,这样的伎俩我们重复得太多了,已经毫不新奇,他行走的速度没有丝毫改变,那片巨大的阴影依旧滑动在墓园的土路上。我们几个立即钻出树丛,朝着谢尔盖齐声高喊:

    谢尔盖,大脑袋,黑袍黑帽黑腰带

    走一步,踹三踹,一屁崩出安定外

    一遍又一遍重复,一遍比一遍急促,一遍比一遍声高,没有目的,就是为了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嘴痒痒,那些太多的剩余精力无处发泄。

    神父在墓园出口停顿了一下,没有回头,还是走出去了。

    我们迂回在墓园里,这里虽然荒芜,但是并不恐怖,不似中国的乱葬岗子那么令人沮丧。这里好玩的东西很多,隐藏在各处的小虫子们是我们的乐趣源泉,金龟子、磕头虫、花大姐、天牛、呱嗒扁、蝲蝲蛄……只要你有心,随处可见。小虫子们只要到了我们手里,下场都很悲惨,几乎没有善终的。这里是人的墓地,也是虫子们的墓地,在我们眼里,人和虫子没有什么区别。鬼子坟石碑背阴的青苔下面有水牛儿(蜗牛),那些水牛儿个头肥大,比城里墙根下的能大一倍。我们捉了来捏在手里,对着它唱:

    水牛儿,水牛儿

    先出来犄角后出头哎

    你爹你妈,给你买了烧肝烧羊肉哎

    你不吃,喂猫吃

    猫不吃,喂狗吃

    狗不吃,还得给你吃

    并不是因了我们周而复始的喊叫,而是因为热手的蒸烤,那些水牛儿极不情愿地从壳里探出脑袋,伸开两只犄角,犄角上有眼睛,晃晃悠悠面目可憎。只要它们一出来,我们立刻把它们排列在墓板上,让它们赛跑。大多数爬了几步就缩回去了,没有哪个愿意在炎炎夏日里为我们奔命,于是我们就整治它们,把它们的壳在石头上磨,磨出一个小洞拿小棍扎。这时候的水牛儿会疯了一样从里头挣出来,迅猛地在地上爬,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水印……

    那些红肚子的蚂螂(蜻蜓)非常傻,落在草叶上睡着了一样,我们轻轻地用两个手指头一夹,就能夹到一只。用线拴了,拽着一头让它飞,放活风筝,它们最终的命运是脑袋和身子分家,在我们手里,没有哪只蚂螂能活过半个小时。天牛是会夹人的虫子,有一口钳子一样的大牙,黑壳带白斑点,张开翅膀飞,硬壳下面有红色的衬,像一层薄薄的纱,头顶两条长长的须子,活似戏台上戴雉鸡翎的武将,是虫中珍品,但是不能轻易逮到。逮到几只全须全尾的,可以让小四儿和李立子拿到北小街花鸟市上去卖,一只天牛能卖一分钱,我们拿钱去小人书铺看小人书。小人书铺一间门面,一个老头打理,一分钱看一本。我们通常分两拨,小四儿、冬生、李立子三个男生看《三国演义》,我和大芳看《嫦娥奔月》。老头不太欢迎我们,因为我们五个人看两本书,占了他长长一条板凳。墓园里,细长的磕头虫闪着黄绿的身子,在我们的拿捏下不住地磕头求饶,我们让它把头磕在我们的指甲盖上,叭、叭、叭,一声比一声响亮,痒痒的,很好玩。趴在树干上的唧鸟(蝉)亮着大嗓门,伏天儿——伏天儿——没完没了地叫唤,我们用一根竹竿,一头粘上面筋,去粘它们,一下午粘十几只,塞进玻璃瓶子里,看它们在里头掐架。蝉们互不相让,能把腿掐折了。粘唧鸟的白面由我到厨房去偷,小四儿负责洗面,洗出面筋来才能有黏性。经常偷面被我妈发觉,她让做饭的莫姜管好家里的面口袋,被人这样一把一把往外抓面不是个事。莫姜说,小孩子都爱玩这个,连皇上都不例外,我在宫里的时候宫里还有粘杆处,是专门伺候皇子、公主们粘唧鸟、逮蚂螂的。都是打小时过来的,四太太不要管得太严。

    莫姜过去在宫里当过宫女,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她来到我们家当女佣,主要从事做饭,管我妈叫四太太,是个麻利干净的老妈子,我们俩关系不错。

    虫子之外,鬼子坟本身也很好玩,那些造型奇异的墓碑没有一个是相同的,现在回想,每一件几乎都算得上艺术品。记得我曾面对着一个鬈发美女石像仔细审视,石像是半身的,比我略高,她侧脸低视的目光正好与我相对。我喜欢这个大姐姐一样的石头美女,我的姐姐也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面貌如此清晰、轮廓如此分明的。我的姐姐们都已出嫁,平时极少回家,每到过年正月初二,她们会带着女婿和一帮儿女回一次家,点到为止,上午来下午走,见她们甚是不易,不似这个石头像,想看了随时来看就是。石头姐姐忧伤地看着我,嘴角微微有些翘,像是要跟我说什么,如果说脚下的长方石头就是她的安歇之处,那么石头下面应该睡着一个鬈发美女。石头上全是洋文,我能读出的是1870—1900几个数字,那是她的年龄,三十岁。冬生告诉我,这个是义和团捣毁北馆时候的遇难修女,叫达莉亚。义和团杀洋人,也杀信洋教的中国人,甚至谁懂洋话、谁家有洋书也难逃一劫,那年光东城一带就有二百多教徒死在义和团的大片刀下。那些人的遗骸没有入土,被安放在北馆的致命堂地下室里,这是他们的习惯,受尊崇的人死后都放教堂里,比如说教会领导和圣徒。他们认为遗体能搁在教堂里就是留在了神的身边,是至高无上的、很荣誉的事情。我听了却别扭,才知道常去玩耍的北馆还有过这么要命的故事,北京这块地界真不得了,保不齐哪个犄角旮旯就藏着一件大事情,让世界震惊,要不怎么叫古都哪。

    李立子从墓地的草窠里钻出来,耳朵上别着两朵喇叭花,他说他在学西门庆,《水浒传》小人书上,西门庆脑袋上就别了一朵花,倜傥无限,很是惹人。见我在石头人像前站立,不管不顾,一把将石像搂住,叭地亲了个嘴,看来他还没有从西门庆的状态滚出来。我想骂李立子,一想,反正也是个石头东西,说不定躺着的死鬼还希望他亲呢。

    鬼子坟墓碑的雕刻五花八门,有卷叶的,有花朵的,有十字架的,有三角的,很多上面还嵌着照片,有男有女,看着都不太顺眼。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一只石头松鼠抱着一只大橡子,蹲在一个墓的墓角,很是惬意的模样。我想搞清楚松鼠墓里边是不是埋了个孩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字迹,连1870—1900也没有。

    墓地的灌木中,时常能寻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一个正向你张望的大骷髅,骷髅的深眼窝里积着一汪清亮的水,像是刚刚哭过,几块堆积的大腿骨,一片精美的铜饰,抑或两三颗说不出质地的彩色珠子……这片墓地曾经被彻底捣毁翻腾过,地面的东西十分丰富,当然那也是义和团干的事情了。我想象不来义和团是些怎样的人,听说他们是刀枪不入的半仙,打仗很勇敢,烧了很多洋教堂,跟《水浒传》里的“哥哥”一样能打架。小四儿的爷爷就当过义和团,常给我们讲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的故事,可是我见他削萝卜的时候削了手,照样流血,捂着跑到街道卫生所去包扎。连小刀都抵不住的义和团能刀枪不入?肯定是瞎掰,吹呢!

    鬼子坟的墓碑大多是义和团以后立起来的,再早的都躺在护城河河沟里,歪斜在草丛深处,深埋在泥土下面了。有一回,我无聊地坐在路边抠一块小石子,那石子竟然越抠越大,最后加上小四儿、冬生和大芳,我们一起连续抠了两天才抠出来,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光屁股小孩,露在路面的小石头不过是它的一个脚指头。当然也有让人不愉快的,下坡我一脚没刹住,冲进墓地的深沟里,沟里满是烂泥、杂草,还有小蠓虫。蠓虫烟一样围着我飞,臭气熏得我出不来气,一转脸发现我旁边睡着一颗人头,是个小孩子,黄头发,高鼻子,眼睛烂成了两个白球,嘴巴大张着。一群绿头蝇嗡嗡地落在人头上,落在我的脸上,我不敢喊叫,翻身往上爬,那些苍蝇追赶着我,锲而不舍,一股恶臭,一阵闹心,感觉真是不爽……回家被妈按在水龙头下冲了半天,说我身上有股冲不掉的恶毒气息,隔老远就能把人熏俩跟头。晚饭后就发烧,精神恍惚,起了满身的红疙瘩。莫姜老太太说是“鬼风疙瘩”,一定是撞着了什么不洁的物件。妈问我到哪儿去了,我说哪儿也没去;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看见。

    有些事绝不能实话实说。

    病好了以后,鬼子坟照去不误,这样的地方是多么难得啊,它比公园的游乐场,比那些秋千、浪木、转椅、滑梯更刺激,更有吸引力。秋千算什么,悠过来荡过去,两根绳一块板来回折腾,没劲!

    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鬼子坟这样精彩的地方,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二

    我们的学校方家胡同小学在雍和宫西边,与有牌坊的成贤街并行。我认为成贤街是全北京最美的一条街,路北有中国最有名的学府国子监,那些整齐的绿树红墙,那座“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古老石碑,显出了京师首善之区无可替代的威严和传统,是北京精气神的集中体现。作为它旁边的小学校,无疑也彰显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品位,方家胡同小学上追二百年是八旗学堂,民国时候改为第十七平民小学。学校离我们家是极近便的,课间十分钟,我可以跑回家去喝两口凉茶再跑回来,并不耽误上课。家里给我选择这所学校,大约就是看上了这一点,过条马路的事。学校胡同东口,马路对面是雍和宫,一大片黄琉璃瓦建筑,那些金龙和玺的彩绘牌楼,那些几个人抱不拢的大柏树,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西口是安定门,那座陈旧高大的城楼连同它那几乎要垮下的屋檐以及马道上的酸枣树,都是那么自然亲切,仿佛千百年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沿着马道像大马似的奔上城墙,也可以蹬着狭小的砖缝,一步一挪,蒙面侠客一样攀缘女墙。安定门城楼上的每根柱子每块砖,我们都了如指掌,熟悉得如同自家书包里的物件。李立子突发奇想,说犯敌攻打北京,何须云梯火炮,把我们几个找来,顺着砖缝就上来了,多省事!大芳说李立子里通外国,跟他爸爸一副德行,美蒋特务!

    从安定门到雍和宫豁口一段最有意思,沿城墙里头几百米的路面摆满了小摊,北京人称之为安定门小市。小市上都是卖旧货的,有估衣古玩,有手使家具,还有旧书钟表,琳琅满目,出人意料,美不胜收。摆摊的有专业卖主,也有临时将家里闲置物件拿来出售的,还有些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人和物,小四儿告诉我,这些人多是贼,卖的东西也很蹊跷,摆一天就换地方,怕失主追来。崇文门外也有小市,天黑才摆出来,卖的买的打着手电,点着油灯,黑灯瞎火进行交易,如同布袋买猫,天一亮呼啦啦走人,所以叫鬼市。鬼市的东西基本来路不正,买对了能淘着真货,买错了只能怪自己看走了眼,没有找后账一说。我的三哥喜欢在安定门小市和崇文门鬼市上走动,常常能给我爸爸淘换来一些老旧版本的书籍,我爸爸是搞版本学的。有一回,老三花一毛钱买回来一双紫色的栽绒高跟鞋,不是为了穿,是为了便宜,大概是被哪个姨太太或是舞女抛弃的。高跟鞋鞋跟像锥子一样,细而高,妈不穿,姐姐们也不穿,扔在窗台上让雨淋着。我穿,穿上高跟鞋感觉不错,有华贵的气质,穿着它我能在胡同里跑百米赛,惹得赵大爷啧啧称奇,不知我的“两只小脚是怎么捯的”。后来,别出心裁,我让鬼子坟外钉马掌的老孟头把鞋后跟锯了,想的是更方便,却穿不成了,跟没了,鞋尖也朝了天。

    舞女的鞋跟鬼子坟那些虫子一样,彻底寿终正寝。

    放了学我也爱在小市上溜达,主要是看热闹,我手里没钱,买不来什么东西,尽管小市上的东西都很便宜,可大多于我无用。一个老太太,坐那儿卖珠花,有人蹲那儿挑,挑着挑着老太太从怀里摸出一根点翠扭丝金钗,说是从宫里流出的物件。一个中年汉子,眯着眼靠城墙坐着,揣着手,脚底下平铺着两排书籍,搭眼一看,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施公案》一类,我顺手翻开一本《七侠五义》,竟然还是带绣像的,虽然是黑白,还是很传神。我一向对书里的插图感兴趣,想买,却没钱。看《七侠五义》的下边还压着一本画书,彩色的,精美无比。拿在手里翻阅,无字,却有些看不懂,画面上大多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也有三个的,女的把脚跷得高高的,男的趴在女的身上啃。旁边一个男人大惊小怪说,丫头怎看这书!

    我说,我怎不能看?

    那人说,春宫画,少儿不宜!

    我抬头看卖书的汉子,竟是一脸诡笑,寻思不是什么好事,就把书放下了。自此记住了“少儿不宜”。

    乱哄哄的摊贩中,有一对大洋花瓶,在污杂的旧物中绝对是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地显眼。花瓶被卖主用包袱皮遮着,有意露出一个角,谁要看,他就把包袱皮揭开一个缝,看一眼立刻盖上。洋瓶子上有金色的花朵,有牧羊女放羊,还有小洋人吹喇叭。我站在那儿不想走开,盼着有人问津我能再看看那美丽的瓶子。小四儿在我耳边悄声说,这对花瓶是偷来的。

    我问何以见得。小四儿说,你看那卖主,俩眼闪烁不定,贼眉鼠眼,四处踅摸,破毡帽,烂棉袄,哪里是趁洋花瓶的主?再看那价钱,分明是急欲出手的价。

    小四儿一说,我才窥出卖主的不同寻常,遂知道小市的水很深,下头藏着许多看不见的内容,就跟北馆的致命堂似的,往深里追,下头就是两百多具遗骸。

    我们的班主任姓马,回民,女性,长得白皙漂亮,她老在班上说,下学不要去逛小市,那里五方杂处,三教九流,遇到拍花子的会把我们拍走,再也回不了家了。拍花子的是老北京吓唬孩子的话语,说是有帮人,专门诱拐小孩,手上抹了药,往孩子脑袋上一拍,孩子就迷迷瞪瞪跟着人家走了,带到远地方卖了。我们谁也不信有拍花子的,谁也没见过拍花子的,老师拿这样小儿科的瞎话骗我们,是把我们估计得太幼稚了,但确实,小市的环境不是让老师能放心的地方。她让我们互相监督,发现谁去小市就立刻告诉她,她要请家长。请家长是马老师的撒手锏,凡是遇到她不能和我们本人沟通的事情,她就把我们的爹妈叫到学校来,直接告“御状”,一点不留情面。她要家里和学校共同管住我们不到小市去,说在那样的地方学不出好来。

    谁管得了哇,我们都是长腿的,放学回家多走二十米就转到小市去了,一切都是放学路上……

    有一回,我正在小市上看人打架。一个卖留声机的,说买主划了他的唱片,抄起板凳就往买主脑袋上砸,买主也不含糊,抡起留声机的大喇叭就往城墙上摔。我正看得出神,远远看见马老师在西头出现,金刚神一样叉着腰,在人群中堵截她的学生,她要抓现行。我当然不会往枪口上撞,趁她没看见,哧溜从东头跑了,照直回家,一点没耽误事。有一回被老师按在了小市东口的城墙根,老师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看王八。老师问什么王八,我说听说城墙豁口拆出了一只王八,明朝的,还活着哪,我来看看。老师看着我一脸苦笑,问我能不能编点新鲜的。我把她领到马路东边,指着豁口的墙洞让她往里看,她说,哪有王八,里面有块石碑,明朝砌城墙的时候砌进去了。

    我说,石碑不是坐在王八脊背上吗?

    老师没说什么。

    这些我是听爸爸和老三闲聊时聊出来的,应急用在这儿罢了,还挺恰如其分。大北京,随时随地能给我解围,对这点,我深信不疑。

    老师不让去小市,但是她没有交代不让我们去鬼子坟,这是因为她可能压根不知道鬼子坟这个美好的地方。

    去鬼子坟,每回都少不了冬生。冬生是个好学生,不似我们,每天混打混闹,没心没肺,对什么都感兴趣,就是对学习不上心。冬生对学习抓得很紧,平时话语也不多,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有一回,那是我们刚刚接触古文的时候,老师头天讲解《木兰辞》,第二天一上课就让我们背,一人一句,背不下来就站着。第一个叫起来的就是小四儿,头天我们在鬼子坟疯跑了一下午,又看了老孟头收拾了两匹马一头骡子,回家累得贼死,谁还有精力和花木兰周旋。被叫起来的小四儿一脸茫然,巡视四周,乞求援助,有人在下边小声提醒,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小四儿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小鸡一样叫唤了半天,没有下文,老师气得把教鞭啪地往讲桌上一拍,朝他瞪眼。小四儿一急,背出来了,唧唧复唧唧,木兰生小鸡……

    老师说,门外站着去!

    小四儿就出了教室,站在了外面灿烂的阳光下。

    那天,能接下来背的没有一两个,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眼瞅着同学们森林一样站了一片,坐着的没几个了,我坐在最后一排,知道罚站是迟早的事,心里就比较坦然。书背到冬生这儿情况发生了逆转,他站起来朗声背道,……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老师没喊停,他就一直背了下去,直到完了。

    把后边的我救了。

    老师说,很好,李冬生同学坐下,其余都站着。那天同学们站着听老师分析《木兰辞》课文,老师坐着讲,很是独特,大家记忆都十分深刻。

    老师在内,大家对冬生刮目相看。

    那时候,谁学习好谁就当班干部,冬生自然成了我们的学习委员,这个从河北乡下转来的、剃着光脑袋、穿蓝色对襟夹袄的插班生,比我们这一帮北京胡同串子能干多了。我们课间是玩,冬生要到教员室把下节课老师用的教具拿到教室来,比如木头圆规尺、演算珠算的大算盘、挂图什么的,实在没得拿了还有粉笔盒跟教案……他认为这都是学习委员应该做的。老师们都喜欢他,说他身上有农家子弟的朴实和憨厚,我倒是觉得他更像瑞蚨祥布店的小伙计,穿上长袍,一顶一地像。

    六一儿童节,要举行庆祝活动,要求女生穿白衬衫花裙子,男生是白衬衫蓝裤子。冬生的白衬衫样式很老旧,胳肢窝下头还有个蓝色字母M,升旗的时候一敬队礼,那个M就清楚地露出来了。见我老朝那个M看,冬生悄悄告诉我,白衬衫是他妈妈拿面口袋给做的,这个M放到胳肢窝是万不得已,实在是躲不开了。

    我知道了,冬生的家境很一般。

    冬生有个弟弟叫秋生,像画上的人物,长得很好看,安静瘦弱,梳着中分,穿着棉袍,小毛窝窝,见了我鞠躬说,姐姐好。秋生在北馆小学读一年级,北馆小学是东正教的教会学校,有一批很老派很正统的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有一回学校开家长会,冬生的爸爸来了,带着秋生,秋生在他爸爸旁边规规矩矩地站着,不闹也不说话,大眼睛四处看。那天我妈也参加了家长会,拉着秋生的手直夸秋生懂事,说到底是教会学校教出来的,很绵很乖,她要是能有秋生这么个听话的小儿子,这辈子也知足了。我妈这人看谁家的孩子都比我们家的好,老是拿我的缺点比人家的优点,时刻不忘打击我的自尊心,这是她一生教育最大的失误。人家的妈都是护犊子,我妈绝不,每回在外头吃了亏,跑回家来哭,妈都说,再接着出去打!

    那天,秋生爸爸说秋生身体不好,断不了药,孩子能维持成这样,是托了圣母的护佑了。

    秋生有肺病,我周围生肺病的人很多,这个病得静养,得吃好的,是个富贵病。养牛的秋生爸爸每天给秋生带回一缸子牛奶,牛奶是北京小孩根本见不到的东西。我们自小都是吃人奶,没吃过牛奶,实在没奶了吃糕干粉。天津卫西边杨村的糕干粉很有名,也便宜。要是连糕干粉也吃不起,就只有吃糨子了,打一小锅稠糊糊的糨子,搁点糖,拿手指头往孩子嘴里抹,小孩叭叭吃得还很香。牛奶是大人吃的东西,现代派的家里,老爷子能吃上牛奶,老太太一般还轮不上。我们家订了一份牛奶,是给我爸爸的,门口挂一个小木头箱子,每天有人来送。我的任务是头天晚上把空瓶搁箱里,第二天早上把一满瓶牛奶取回来交到厨房莫姜手里。我得到的犒劳是拴瓶盖纸的猴皮筋,一来二去猴皮筋攒了不少,那时候,猴皮筋是女孩的重要家当,跳皮筋是游戏的首选。北馆小学的秋生能正儿八经喝上牛奶,还真是托了圣母的福了。

    秋生很少到鬼子坟来玩,来了也是一个人待着,他喜欢坐在石头松鼠旁边,看着我们在灌木丛钻进钻出,对我们高亢的兴致不能理解。我则认为秋生这个精致的小人儿和啃橡子的松鼠相搭很和谐,当初刻松鼠的石匠要是把秋生刻上就完美了。我最怕听秋生唱歌,他的歌声尖细高亢,一种很古怪的唱法,歌词也很含混。秋生的声音不大,但是飘得很远,让人的心一阵阵发颤。我问冬生,秋生唱的是什么,冬生说是教会的歌——《神圣上主》,一首赞美神的歌。我说还是我们唱的歌好听: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败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开口笑

    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多好,简单直接。

    冬生说,我弟弟嗓子好,适合唱赞美诗。

    我说,我的嗓子也不赖。

    礼拜天,我们常到北馆去玩,北馆小学就在教堂的大院子里边,几排平方,几棵大树,跟公立的方家胡同小学不能比。在北馆,我们不敢像在鬼子坟那般放肆,特别是进到那高大的教堂里面,看着燃在烛台上的一根根蜡烛,看着墙壁上晃动的一幅幅人像,觉得新奇陌生。画像的脑后都有一圈金光,眼仁都很白很亮,一眨不眨地死盯着你,无论你走到哪个角度,他们都在看你,让你躲没处躲,藏没处藏,索性不看。我爱看擦拭烛台的修女,眉眼细发,手指修长,黑袍子下头露出精致的皮鞋,烛光照耀下,那张脸光润得比墙上的画好看多了。我认识其中的一个,叫玛丽,她跟我们家的小狗一个名字。我们家那只玛丽狗是我的五哥从狗市上给我妈买来的,白色普通京巴。老五跟北馆的玛丽认识,他向我妈吹嘘他爱玛丽,跟玛丽亲过嘴。老三说,充其量玛丽是亲了亲老五的脑门,她亲过很多人的脑门,不单是老五一个。被亲过的老五很激动,就把买来的狗叫了玛丽。后来老五死了,玛丽狗也死了,我妈想念老五,又买了一只,还是京巴,还叫玛丽,至今,那只玛丽狗在我们家很欢实很幸福,地位比我要高一个档次。我跟玛丽说起老五和玛丽狗的事,玛丽说她还记得老五,那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留学法国,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却穷困潦倒,冻死在后门桥下。我五哥的事,几乎大半个北京城的人都知道,我不想接玛丽的话头,但是我看到玛丽的蓝眼睛有些湿润,她捧起我的脑袋,在我的额头亲了一口,就像当年亲老五一样。她的嘴唇湿湿的,温温的,有股栀子花的味道。我看到了玛丽眼角细碎的皱纹,这个玛丽已经不年轻了,我的五哥活着也该奔五十了,他是我爸爸第一个妻子的小儿子,因为不学好,被我爸爸赶出了家门。

    我们经常参加教堂举办的一些仪式,仪式为了什么不知道,只是对那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到好奇,对人家没有把我们轰出去而心存感激,它比我们自己玩过家家有意思多了。信教的人排成长长的一队,女的都用头巾包着脑袋,依次到台子上去,用额头接触圣像和一个石头棺材,棺材里是谁不知道,圣像是谁不知道,我们只是站在一边看。这时候的小四儿再不敢喊“谢尔盖,你妈拉×”,我们也不敢调侃“一屁崩到安定外”了,教堂嗡嗡的歌声和回音让我们这些顽劣小儿变得规矩安静,小小的心变得空洞高远,充满了感动。为什么而感动,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得到一小块松软的饼,饼不咸不甜,巴掌大小,很普通的发面烤饼,却被冠以圣饼的名称,显得别有一番意味。小四儿说饼太小,一口一个不够塞牙缝。我说烤制圣饼的教会应该向胡同口打烧饼的老刘取经,裹进花椒盐蘸上芝麻,神一定更爱吃。

    李立子说,神是外国神,不吃中国烧饼。

    大芳说,哪天让老刘过来烙烧饼,让外国神也惊喜一下,换换口味。

    冬生说,这个饼是用牛奶和的面,所以松软好吃,那些牛奶是他爸爸提供的。

    就是说,是教会的牛产的奶做的饼。

    小四儿常常多领两块饼,遭到冬生的不屑,冬生说小四儿贪痴之心太重,将来成不了大事。小四儿说,不就两块饼嘛,反正我也不信教!

    冬生说,我也不信教,我就不多拿!

    三

    秋生和他妈妈是后来从老家河北宝坻县(今宝坻区)过来的,来的时候正好北馆小学招生,秋生就进了北馆小学。还有一个原因是秋生爸爸给教会做事,是教徒,秋生也就是小教徒了,秋生爸爸还给小儿子补了场洗礼,这样上学可以不花钱。冬生妈却不信教,她曾用一口宝坻话对我说,屋里有俩人进去奏行咧,在天国咱们也算是有人咧,到时候他们爷俩在上头还能不拽我们娘俩一把?一家子拆开了还能叫一家子?闺女你说是吧?

    冬生妈不信教主要是怕麻烦,信徒礼拜天黄金时间得去做祷告,她怕耽误工夫,她得做挑花挣钱。挑花是北京妇女的一个副业,跟现在的十字绣相似,冬生妈绣的时候先绣树干,五六条桌布,五六个树干,绣完树干再换线,绣树叶,绣好树叶再绣塔……看着很没意思。附近有北新桥挑花补花合作社,每周她得到那儿交活领活,靠冬生爸爸给教会养牛那点薪水,远不够一家的嚼谷。不是看在每天那保命的一缸子新鲜牛奶,看在小儿子命悬一线的病上,冬生爸爸也早不干了,不得已而已。

    我到冬生家去过,在北馆的尽东边,贴近东直门城墙的位置,南边有个空场,长着草,他们家的两间土房歪斜在草地北边,大概是教会财产。两只黑白花奶牛卧在地上反刍,我是头一回见到奶牛,原来很大,很健壮,一双眼睛很美。秋生穿着大胶鞋在牛旁边跟牛说话,见我过来,他告诉我,近处这只叫大花,那边那只是二花,是母女两个。大花最近不太高兴,刚下了小牛被拉走了,是公的。秋生说两个花脾气都很好,通人性。他让我摸大花的奶头,我哪里敢,怕那庞然大物顶我。秋生说不怕的,你对它好它知道,它心里什么都明白。秋生拽着我的手,放到牛的奶头上,啊,很奇妙、很细腻的一种相依相靠的感觉。我头回接触这么柔软的东西,大花的奶跟我们家玛丽狗的完全是两回事。我的手攥着奶头,它和我的掌贴合得恰到好处,我揪了揪,没有奶水出来,大花哞了一声,尾巴唰地扫过来,吓了我一跳。秋生说,你把它弄得不舒服了,它不想让你摸了。

    我说,可是我还想摸呢。

    秋生说,你可以轻轻用手心摩挲它,别使劲掐。

    秋生说着咳嗽起来,我从没见过这么猛烈的咳嗽,深沉的发自胸腔内部的震动,让我感到秋生细小的胸膛像是要爆裂了,不停的、不能遏止的、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咳,让人觉着十分可怕。此刻对秋生来说简直是到了世界末日,到了昏天黑地的程度。他的小脸憋得通红,咳嗽让他无法喘息,直不起腰,他无力地跪在地上,身子蜷缩在一起,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有些顾不过命来了。我想过去拍拍他的脊背,让他好受一些,但是我想起了妈妈的话,对痨病病人,尽量离得远一点,免得传染。我想后退,又觉得不应该,踌躇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倒是大花,弯下大脑袋,用嘴蹭秋生的衣裳,牛不怕传染,牛比我心地善良。

    冬生从屋里跑出来,嗔怪他的弟弟不该在外头站着,刚刚吃过雷米封,是要静养的。冬生蹲下来,秋生无力地爬到冬生的背上,让冬生把他背回去。哥俩的脸紧紧挨着,和牛一样,冬生不怕被传染,秋生也不怕传染人,显得我有些生分。

    冬生的家里除了一副锅灶,穷得可算是一无所有。一座盘的土炕,炕上有一床棉絮,其实就是个烂棉花套子,是全家过夜抵寒的物件,两块锃亮发黑的砖大概算作枕头了。三条腿的桌子可能是教会淘汰的,靠墙那边用砖支着。桌子上有磕了边的粗瓷碗,两三个长了芽的蔫土豆,暗淡的土墙上有暗淡的画,画的是圣母抱着耶稣,悲天悯人地注视着这个世界。我问冬生晚上睡在哪里,冬生指着门口的一口白茬木箱子,说他就睡在上边。箱子上有条薄薄的毯子,边沿已经磨脱了线。我问他睡这上边能伸开腿吗?他说,人睡觉都是蜷着的,难道你不是?

    我想起了自己那张舒服的小床和干松的棉被,没有吭声,想的是改天让妈收拾出一些哥姐们用过的被褥,让小四儿帮着送过来,反正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家另过了。

    李家的精彩全在冬生、秋生两个孩子身上,冬生的穿着在我们班不是最差的,秋生穿的小棉袍在小学生当中更是精致得体。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爹妈的节衣缩食,来自爹娘要好的心劲,他们不希望孩子在外头稍有逊色,他们的儿子得挺胸做人,跟别的孩子站在一条线上。

    那天,我头一回听到了雷米封这个词,知道雷米封是刚刚研究出来的专治结核的特效药,在国内的市面上还极少见到,价格很贵,疗效奇佳。李家倾全家之力购买雷米封,只是为了秋生,想的是这外国的神奇新药,能让中国的秋生命运有所改变。

    雷米封,救命的药,我牢牢地记住了它。

    在家里收拾出了三床被子,要抱到北馆去。妈说,先抱过去一床吧。

    我说,为什么?我和小四儿两个人,我们拿得了。

    妈说,先送过去一床。

    妈的语气不容商量,我认为她有点舍不得,老娘们家常常出尔反尔,动辄就冒小家子气。看出我的不高兴,妈说,今天先送过去一床,其余的明天再说。

    我说,背着抱着都是送,何必这么吞吞吐吐的?

    妈没说什么,递给我一床紫花的说,就这个吧。

    这床被卧是我二姐盖过的,最新最厚,二姐姐跟着她中意的男人私奔了,把所有东西都扔在家里,一走十几年,再没有回来过。她不是不想回来,是爸爸压根不让她回来,不认她这个闺女了。

    我和小四儿轮流抱着紫花被来到了北馆,一直把它送到冬生家的土炕上。花被在两间土屋里显得各色突兀,成了一抹鲜亮的阳光,不能融入那些暗淡色彩当中。正因如此,我和小四儿都觉得很得意,好像办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样,在屋里不住地走动,敢情施舍的感觉是如此美好!

    李家的人对紫花被卧的到来并没有现出怎样的惊喜,冬生妈沉着脸没有一句感激的话,冬生爸爸对我淡淡地说了句“让您惦记了”,客气得能拒人千里之外。冬生本人窘得脸通红,低着脑袋不敢直视我们。秋生正好放学回来,见了家里的紫花被卧有些吃惊,闪到冬生的身后,偷偷观察爹妈的脸色,好像我们不是雪中送炭,是夏日添火了。

    一床棉被惹得李家全家提不起精神,这是怎么了?

    我和小四儿怏怏不乐地走出冬生家,冬生爸爸站在屋地上说,谢谢了。

    连我也听出了话语里面的敷衍和言不由衷,热脸贴了凉屁股,心里懊恼得很。冬生追出来送我们,在教堂门口说,以后别给我们送东西了,我爸妈……知道你们是为我们好……

    教堂的钟叮叮当当敲响了,晚风中,我望着教堂蓝色的葱头屋顶,第一次感觉到了它们的与众不同,在夕阳的映衬下,清冷孤傲,矜持得如同女神。那几只停滞在白色房檐上的灰鸽子,大概是附近的土著,咕咕咕地叫唤,显得有些不知深浅和自作多情。

    并不是谁都能接受施舍,这和穷富没有关系,敏感而自尊,这个家庭有自己的处世原则。

    我知道了,好心也能伤人。

    从北馆到我们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五分钟的时间里,在小四儿喋喋不休、抱怨不已的聒噪中,我隐隐感受到了人情的复杂、处世的多个角度,尊重别人、理解别人是挺重要的。

    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妈妈,她的练达、敏锐够我好好学习一阵子。她让我先送一床,其余的明天再说。

    好一个“先送一床”。

    明天不会再送了。

    四

    玛丽最近常到鬼子坟来,来给谢尔盖送东西。

    谢尔盖老得厉害了,已经不能正常走动,很多时候他就是在地上蹭,半天挪不了多远。谢尔盖的眼睛近乎瞎了,他根本认不清我们谁和谁,就是看玛丽,也是估摸个大概。只要我们在鬼子坟,玛丽见到我们,也会招呼我们进到墓地教堂去玩。安定门外的教堂对外称圣母堂,比北馆的教堂小多了,只有一个尖顶,上头立个十字架,比较单调,不似北馆五个大葱头,看上去就很轰轰烈烈。墓地教堂虽然比北馆的小,但是内里装修相当华丽,外部金色的顶子也很上档次。平时没人到这里来,北馆的人也压根不过来,那边的人好像把这里忘了,没事谁老往坟地跑啊。我们就觉得谢尔盖很可怜,有时候不叫他谢尔盖,故意叫他肖神父,为了讨他高兴。谢尔盖说东北话,他说他的老家在齐齐哈尔,离北京挺远挺远的。我们就顺坡下驴,问他爸爸妈妈可好。谢尔盖说,我都快死了,我的爸爸妈妈还能好吗?

    其实就是没话找话。

    我们几个不到鬼子坟捣乱,谢尔盖就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快成鬼子坟的幽灵了,有我们时常来闹哄一下子,还能证明自己是活着的。

    玛丽来的时候胳膊上挎个篮子,盖着白单子,里头除了黑面包再没其他东西。见了玛丽,我们抢着接过她的篮子,屁哄哄地随着她往教堂里边走,这种不把自个当外人的做法其实是装出来的,因为一般情况下玛丽不领我们进去。

    也有例外,那是玛丽拿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重的时候,比如说带了盐和胡萝卜、土豆什么的。我们跟在她身后,通过教堂大厅,进入谢尔盖那间卧室兼饭堂的房间。房间很小,窗户很高,外面的爬墙虎快把窗户遮严了,使得房间内的东西统统泛出阴森森的绿。搁下东西,我们不想马上离开,在谢尔盖的木桌子前坐下来,谢尔盖用他有限的视力把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看过,确认就是喊叫“谢尔盖大脑袋”的几个顽童后,会把他叫作大列巴的面包赏给我们吃。分的时候,谢尔盖把列巴夹在胳肢窝底下,拿小刀一片一片地片,鼻涕长长地流下来,他不在乎地用手抹去,又用那手削面包,再递到我们手里。我真不敢恭维那些大列巴,又黑又硬,又酸又咸,吃了一口我再不张嘴,因为那块面包在嘴里嚼不了两个来回,上牙膛就被硌破了。大列巴跟我们在商店里买的小甜面包绝对是两样东西,不可同日而语。跟那些圣饼一样,外国人吃的东西粗犷而简单,形式大于内容。

    最奢侈的一次是分了面包以后,玛丽还给我们烧了茶,俄罗斯的茶,让我们受宠若惊得都不会说话了。那是我第一回接触俄国茶炉,摆在桌子上,可以自己烧水,下头有小龙头。茶水发咸,有股土腥味,描金边的茶杯也不干净,沾满了黄色的茶锈。小四儿说,茶炉是银的,茶碟也是银的,谢尔盖灶台上堆着的脏兮兮的刀叉也是银的,让我觉得墓地教堂虽然偏僻、冷清,级别却是不低。

    老孟头在鬼子坟东边钉马掌,摊子就摆在路边上,为的是出城门的骡马能有一个整备,就像今天设在路口的自行车铺、修车行、加油站。钉马掌的摊子旁边是铁匠炉子,打马掌的,是老孟头的女婿在操持,两个人一个打,一个钉,一条龙服务,配合默契。安定门不比德胜门,德胜门是北京往北的通衢大道,出城门一头扎下去就是清河、昌平,奔了明皇陵,人来人往不绝如缕。安定门不行,出城走不远就没正路了,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有限。老孟头的生意不忙,很多时候他是坐在板凳上喝茶。来他这儿给马钉掌的也多是熟人,骡马从城里出来,在老孟头摊位旁边卸下套,拉到一个木头框子跟前拴住,老孟头穿起厚帆布围裙,把自个披挂起来,然后搬起一条马腿,拿绳套住,吊在木头框上,再用刀子把马掌片平了,把半圆的铁掌钉上去。那些骡马都很乖,没有哪个尥蹶子,因为它们自己也知道,钉了铁掌才好在硬路上行走,要不,走半天掌就磨下去了。老孟头说马掌看起来很厚,其实挺软,只要走官道就得钉掌。我问老孟头,三国里张飞骑的马是不是也钉了掌,老孟头说张飞骑的马连鞍子也没有,马身上的物件都是后来才发展的。驴一般不钉掌,因为那都是不上路的货,拉磨,驮脚,没见哪个老娘们坐驴屁股上,那头驴脚底下叮儿当儿的……

    我爱听老孟头侃山,远的近的,他把什么都能扯到一块,他什么都知道。老孟头说旁边的鬼子坟是罗刹国的地界,东直门里头还有罗刹庙。我问罗刹国是哪国,老孟头说是俄国,康熙大帝时候咱们跟罗刹国打了一仗,俘虏了一批罗刹鬼。皇上想看新鲜,都弄北京来了,这些鬼红发绿眼白脸,模样丑陋不堪,皇上一高兴,给领头的封了四品官,编入咱们的牛录,让他们驻扎在东直门羊倌胡同,还给他们盖了罗刹庙,就是现在的北馆。两百年下来,慢慢地这些鬼就有了人形……

    我问罗刹鬼吃什么,老孟头说当然是吃人,哪有不吃人的鬼。鬼吃人的时候先从头吃起,用利爪在人的头顶钻一个洞,然后用嘴嘬,把脑浆嘬干,再一点一点吃肉,精华都没了,剩下也没什么吃头了,边吃边吐渣。

    我说,就跟吃甘蔗似的?

    老孟头说,对,就是跟啃甘蔗似的。

    我说我们家老三常管我叫夜叉,母夜叉,夜叉跟罗刹是怎么个关系?老孟头想了想说,可能是两码事,两种鬼,一个是白脸,一个是蓝脸。

    我喜欢和老孟头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亲热地管他叫大爷。当然,我的大爷不是白叫的,老头会把片下来的马掌给我留着,我将这些马掌带回家去,拿罐泡了,不久就会沤出一罐上好的花肥。我们家院里的大牡丹、芍药开得比北海公园的好,跟这些肥不无关系。

    老孟头建议我不要到鬼子坟来玩,说这个墓地不是一般墓地,煞气太重,怨气太深,阴气压得这里连大树也长不起来。老孟头当时用了一个与他身份极为不符、很文化的词汇:乱草丛生,明灭空影。我问怎叫明灭空影,老孟头神秘地说,这事外人不晓,我却是知道。

    我让他快说,别兜着。老孟头说,前两年这里下葬了七口铁皮棺材,里面装满了宝贝,沉得挪不动,埋进土里的时候棺材里的人还在说话,唱罗刹歌。

    我问前不久是多久。老孟头说,前两三年吧。

    我说,前两三年是哪年?老孟头说记不清了,女婿补充说就是他娶媳妇那年。谁也不知道打马掌的是哪年娶的媳妇,老孟头说他外孙子明年该上小学了。

    小四儿让老头说详细点,老孟头说,棺材是偷偷从北馆运过来的,里头装的是俄国皇上的亲戚,七个人,不是亲王就是郡王,保不齐还有太上皇,据说是俄国上峰下命令让埋的,跟咱中国没关系。俄国主教亲自跟过来,穿着大袍子,嘴里念念有词,很神秘,对外不让说。

    小四儿问,那您怎么知道?

    老孟头指着女婿说,我们俩挖的坑。

    ……

    我们这么瞎聊的时候,冬生一直在旁边听,不说话,我能看出,他对这些不着边的内容很关注。

    安定门墓地埋皇亲的事我问过我爸爸,问过历史老师,他们都不知道,直接问谢尔盖,那个老糊涂连他自个姓什么都忘了,哪还顾得上皇亲。还问过玛丽,玛丽给了我们一个反问,是吗?

    毕竟我们小,对这些地底下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们关注的是草里的虫子,蝲蝲蛄、蚂蚱、呱嗒扁,关注的是地面的酸枣、野草莓和大赤包……

    有一回过队日,老师领着我们到安定门城墙上拾捡垃圾,下起了雨,我们就在城楼的檐下躲避,闲着没事,老师让我们每人发言谈自己的理想。这是学校老师惯玩的把戏,动辄就是“我的理想”,虚无缥缈的事,全是扯淡!我们的同学中,想当教师的居多,大概除了教师,他们也再想不出别的什么了,其次是当医生,我一直闹不明白这个职业怎么那么招他们喜欢。我的几个朋友不愿随大流,他们都是有个性有思想、与众不同的人物,轮到我们发言,理想的内容就变得五花八门,十分出彩。小四儿说他要当武术师,练一身好本事,拳打宣武崇文二城,脚踢丰台朝阳二区,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李立子说他的愿望是把他爸爸从台湾揪回来,枪毙;大芳说她的理想是不用上课,改成天天看电影,而且是不花钱白看;我还真没考虑过自己将来要干什么,靠着城楼的大柱子抓了半天脑袋,突然看见东天出了一道彩虹,便说我要上天,看看骑在那上头是什么感觉。

    老师坐在地上,把脸埋在臂弯里,不敢抬头,她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临到冬生,他指着河对面的鬼子坟说将来要研究历史,把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事调查清楚,把对面墓地的情况弄明白。

    老师看了冬生一眼,把视线转向北边那片灌木,半天没有说话,大概在我们漫天飞舞的理想中,这个还算是落在实地上,比较靠谱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冬天。快放寒假了,我们忙着期末考试。冬天的北京滴水成冰,教室的铁炉子一整天都半死不活,冻得我们伸不出手来,几乎所有的同学手上都生了冻疮,红肿奇痒,流水生痂,连笔也拿不住了。北京的孩子,没有谁没受过这个苦,方家胡同小学的孩子亦是如此。上学的时候,西北风呜呜地吹,带着雪末子往脖子里灌,害得我们不敢伸头。隔着河远望鬼子坟,被一片皑皑白雪覆盖,杳无人迹,死气沉沉,没有谢尔盖,没有玛丽,没有虫子们,连钉马掌的老孟头也没有出来,只有教堂在迷蒙的雪雾中站立,仿佛与蓝天紧紧地冻在一起。

    这天冬生没有来上学,冬生从来没缺过课,我想,一定是他家里发生了大事。第二天冬生还没有出现在教室,我决定放学和小四儿到北馆看看。小四儿不想去,说这样冷的天去空旷的北馆,还没走到就被冻翻了。结果,没等到放学,在课间操的时候,小四儿就被叫到学校教导处,上课铃响过了还没被放出来。我们犯了错,至多被叫到教员办公室,被老师训斥责骂一番,臊不耷耷地出来就算完事了,直接被弄到教导处去尚无前例,可见小四儿的麻烦大了。放学的时候才见到小四儿,脸色甚不好看,我问他怎么了,他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看了看周围,小声对我说,冬生惹事了。

    我说,冬生会惹什么事?他连架也不会打。

    小四儿说,要是打架就好办了,他偷东西!

    我说不会,小四儿说局子来人了,现场抓住的。

    ……

    原来冬生趁着严寒无人,偷了鬼子坟教堂的银器,那些刀叉盘盏,包括那个银茶炉,拿到小市上出售,一件东西没卖出就让人追来了。小四儿说冬生傻,从鬼子坟到小市过一条护城河,在门口销赃,这不明摆着找倒霉嘛。要是他,怎么也拿到崇文门去,等夜里再出手……

    冬生的事让我们常去鬼子坟的几个很没面子,看起来是一帮疯玩傻闹的少年,原来却是贼。

    这事闹的!

    冬生再没有来上课,听说是进了少年管教所。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连馈赠也不好意思接受的同学却要去偷。一想起冬生课堂上精彩的古文背诵,总是觉得可惜。

    20世纪50年代中期,鬼子坟有了次大举动,致命堂地下室那些教徒遗骸被用浸过油的粗麻布包裹着,拉到墓地就地深埋。我们都去看热闹,看着那些小布卷依次被摆放整齐,填土夯实,地面没留印记。在墓地,我没有看到教会的人,连冬生也没见到。见到钉马掌的老孟头,问及谢尔盖,他说,老肖啊,那个看坟的,冬天前就死了。

    问埋哪儿了,老孟头说,好像是教堂地下室,他们不讲究入土,浮搁着,老肖下辈子还是个白人——倒是好认。

    五

    秋生死了,死在了他的病上。

    得到信,我和小四儿都去了,没有见到冬生,也不好意思问。秋生躺在土炕上,穿着小棉袍,依旧是中分,头发一丝不乱。脸颊上的潮红还没有退尽,长长的眼睫毛让他像一个熟睡的小姑娘。秋生的妈妈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淌眼泪,见了我们,也没说什么话。倒是秋生爸爸低声说,孩子走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我还是第一回遇到这样的事。

    小四儿人五人六地说,李叔,您节哀。

    我不知小四儿还有正儿八经的时候,还懂得节哀这个很专业的词,深感平时小瞧了这小子。我摸出一个信封,是临出门妈塞给我的,里头装了三块钱,妈说李家过白事,不能空着手去。我怕又像紫花被卧一样惹得人家不快,妈说不会,这是礼数。

    果然,秋生妈接了,瞅着信封,眼泪唰唰往下流。她大概想起了冬生。

    秋生爸爸把秋生从炕上抱起来,放到狭小的棺材里,棺材很简陋,就是冬生睡觉的木箱子,把秋生放进去刚好。北京的孩子死去,没有装棺材一说,都是放在几块薄板钉的木头匣子里,谓之火匣子,木箱子装殓秋生倒是恰如其分,而且很厚实。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木箱里铺着曾经属于我二姐姐的紫花被卧,那被卧半边铺半边盖,将秋生严严实实裹在里边。

    秋生爸爸要把箱盖盖上,秋生妈扑过来,扒开被卧,一遍遍摩挲秋生的脸。秋生爸爸说,秋生该走了……太阳快下去了,天一黑,孩子害怕……

    秋生妈这才把被卧给秋生掖好,依依不舍地退到旁边抹眼泪。小四儿帮着秋生爸爸把木箱盖子钉上了,秋生爸爸一边钉一边说,儿子,躲钉!儿子,躲钉啊……

    听得让人心酸。

    秋生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秋生……

    本来我想说还有冬生呢,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秋生妈妈说,到走也没吃上药,断了顿啊。妈妈对不起秋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隐隐感到了这个家庭的难言之隐,或许冬生的作为和这个有关。

    秋生爸爸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装殓着秋生的不是棺材的棺材,顶着猛烈的西北风往鬼子坟那边走。我说,您把秋生埋在松鼠啃橡子的石雕旁边吧,这个地方容易记,看见了松鼠就看见了秋生。

    秋生爸爸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说,这冰天雪地的,上哪儿去找松鼠?

    他没听懂我的意思。

    那天我们没提到冬生,大家都有意地回避着这个敏感的话题。走出北馆,小四儿突然说,那些刀叉未必是银的,那天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有人就当了真。

    看来,小四儿想的和我一样。什么是发小啊,发小就是心有灵犀,不点也通。我回头望了望北馆的钟楼,感到了它的破旧苍凉,荒败的院落不见人迹,几片枯叶被风高高地旋上了天空,我说,教堂的钟许久没响了。这儿的人都哪儿去了呢?

    小四儿作了一首诗,写在他们家的月份牌上:

    秋天过去了,秋生死了

    秋天过去是冬天

    秋生走了有冬生

    狗屁诗还值得往月份牌上抄!

    冬生只是被教育了一段时间就出来了,我们都上了中学,分散到北京各个角落,再难凑起来。听说冬生考上了崇实中学,是个好学校,但是他一直回避着我们,不跟我们联系,大概是怕提起鬼子坟的事而难堪吧。

    北馆用高墙围起来了,教堂高高的钟楼和葱头屋顶都不见了,有兵在门口站岗,改叫苏联大使馆。

    养牛的范畴被划入高墙之内,无论是冬生还是牛,都不可能出现在那里了。

    “文革”时,红卫兵到鬼子坟造过反,把墓地彻底刨了个底朝天,所有的石碑都被打烂,所有的棺木都被刨出。谢尔盖·肖的遗体也未能幸免,据说他被从教堂地下室起出,拉至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中,长了一身白毛,听着都觉得可怕,我们分食过他给的黑列巴……

    有隔世之感。

    后来教堂拆了,低洼的地面挖成了湖,叫青年湖。各校的学生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挖湖工地上人山人海,打着红旗,唱着歌子,一改旧日的清冷荒凉。我在工地上遇见了小四儿、李立子、大芳等过去的同学,休息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说笑,从大铁桶里舀出工地供应的茶水,碰杯!闹哄哄的,引得不少人朝这边看。小四儿说冬生也来了,随着小四儿的手指,我们看到了不远处坐在土筐上的冬生,他正在看书。应该说他早已看到了我们,看书是一种掩饰,他是不想过来。我大声喊,冬生!

    冬生朝我摇摇手,又把视线转向了书。

    大芳说,这人怎么了?劲儿劲儿的。

    小四儿说,要不咱们过去?

    李立子说,心理障碍了,过去也没用。

    大芳说,我们也没招他惹他。

    李立子说,我们没招他,事招他了。

    小四儿说,这事搁我身上就不是个事,我是没被逮住……

    我说,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得学会当二皮脸。

    大家都说我说得对,上工的哨子响了,我们手手相叠,大声高呼,二皮脸万岁,散了。

    一别五十年。

    城墙没了,代之以二环马路,小市不见了踪影,换以排排绿树,一切变得美好光鲜,蒸蒸日上。是的,首都北京应该这样。

    有一年我去北海滑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看见了冬生,冬生穿着一身在当时颇为时髦的黄军装,围着灰色拉毛围巾,英俊潇洒,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冬生拉着一个女孩子,在场子里穿梭,做出种种花样,如入无人之境。那天我背着冰鞋没有下场,下意识地躲避碰面,冬生仰着脑袋微笑着,头发一甩一甩的,舒展而洒脱。我坐在游廊上默默地看着他,一圈又一圈,他和他的女孩从我的跟前滑过,我一次次感受到他的气息,体味到他的兴奋和幸福。他没看见我,他看见的是北京冬日湛蓝的晴空、北海美丽的白塔和身后动人的女友,我想到的是装入木箱子的秋生和白雪中孤零零的圣母教堂。我觉得见面非常不合时宜,在冬生这样快乐的时候。

    避免尴尬。

    我因为工作被分配到西北,有一年回北京探亲,意外地在北馆西边遇到了冬生妈妈,她是来北新桥挑补花厂革委会领工资的,老太太胖了,头发全白了。冬生妈告诉我,他们搬到了南馆公园的羊倌胡同,两间北屋,冬暖夏凉,冬生爸爸给一个招待所烧锅炉,老两口日子过得很舒坦。问及冬生,说是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宁夏,在银川教书。我说冬生是个好学生,他在我们当中是学得最扎实的。冬生妈妈说,可不,冬生是个孝顺孩子,难得的孝顺孩子,月月给家里寄钱,孩子知道没钱的难处。那些年,真是的……

    老太太摇摇头,往事不堪回首。

    近年我看到了李冬生的一篇学术论文,文中,他详细考证了北京东正教发展的始末,谈到了安定门外俄国东正教墓地的来龙去脉,甚至对老孟头们埋葬的七口棺木都有交代,那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亲族,伊丽莎白公爵夫人,皇后的姐姐,还有几个公爵。他们是1918年俄国革命,在沙皇家族被处死的同时,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堡附近被推下一口废弃的铁矿矿井。后来这些尸体被取出,当时正值俄国内战,便被运往中国,想的是等条件好了再运回去。这些遗骸在1920年到达北京,原拟放入北馆致命堂,但是北京人不允,因国人有死人不能入城的风俗,故而棺材只能运到安定门外东正教墓地,在教堂地下室存放。一放就是十几年,十几年中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历史记载,其间只有一个中国人来吊唁过,张宗昌。以后趁着中国跟日本打仗,战乱中俄国皇亲们终于进了城,进驻了北馆致命堂。这才有了1947年苏联政府让从北馆迁出,入葬安定门一说。

    文章完全是学者的论述,事实缜密,考据严实,让我对儿时光顾的鬼子坟一目了然。李冬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完成了在安定门城楼上的许诺,老师的这份作业他做得最好。

    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心内升起,我在文章的“评论”栏写了几句赞赏,追述了童年鬼子坟的友谊,在点击“发出”的时候,鼠标一下滑出了界面。

    不打扰了吧。

    大概是秋生不乐意呢。

    发表于《人民文学》2015年第6期树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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