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是谁？

    波洛走进餐车时，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正在说话。布克先生看上去有些沮丧。

    “来啦。”后者看见波洛时说。他的朋友坐下之后，他又补充道：“要是你破了这个案子，我亲爱的，我真的会相信奇迹了！”

    “让你担心了吗，这个案子？”

    “当然让我担心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同意。”医生说，他饶有兴致地看着波洛，“坦白说，”他说，“我看不出来你接下去要做什么。”

    “看不出！”波洛若有所思地说。

    他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细长的烟，眼神迷离。

    “对我而言，这正是本案的吸引人之处。”他说，“所有正常的破案程序都被切断了，我们听到的这些人的证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无法找到答案——除非我们自己想出来。这是对大脑的一个锻炼。”

    “非常好，”布克先生说，“但是你有何依据呢？”

    “刚才我告诉过你了，我们有旅客的证词，还有自己看到的证据。”

    “旅客的证词很棒！但等于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波洛摇了摇头。

    “我可不同意，我的朋友。旅客的证词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有意思的要点。”

    “真的吗？”布克先生怀疑地说，“我没看出来。”

    “因为你没有听。”

    “那么，告诉我，我漏掉了什么？”

    “只需要举个例子——我们听到的第一份证词，年轻的麦奎因说的。在我看来，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关于那些信的？”

    “不，不是信。我现在还记得，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到处旅行。雷切特先生想环游世界，可语言不通，于是我更像是个旅游团的导游而不是秘书。’”

    他看看医生，又看看布克先生。

    “怎么，还没明白吗？这就不能原谅了，因为你刚才还有第二个机会，他说：‘只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话而不会别的语言，不一定能走运。’”

    “你是说——”布克先生仍旧一脸迷茫。

    “啊，你想让我逐字逐字地说给你听。好吧，我说了。雷切特不会说法语。可是列车员昨天晚上去应铃的时候，房间里传出来一个声音，是用法语告诉他弄错了，不需要什么了。而且用的还是一句惯用短语，只知道几个法语单词的人可不会选这么一句话来说：‘没事，我按错铃了。’”

    “就是这样，”康斯坦汀医生兴奋地大声说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记得你对我们重复这句话时加重了语气，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不肯接受那块瘪了的表上的证据。一点差二十三分时，雷切特已经死了。”

    “那是凶手在说话。”布克先生感触地说。

    波洛不赞成地抬抬手。

    “不要进行得太快。我们所做的假设不能多于实际知道的。我认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时间——一点差二十三分——有另外的人在雷切特的房间里，而且那个人要么是法国人，要么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你真是谨慎小心，我的朋友。”

    “我们只能一次向前推进一步。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雷切特死于那个时间。”

    “有个叫喊声惊醒了你。”

    “对，是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布克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这一发现并没有对案情产生太大的影响。你听到隔壁有人在走动，那不是雷切特，而是另外的人。无疑，他正在冲洗手上的血，清理案发现场，烧掉能成为罪证的信件。之后他一直等到周围静下来，他认为安全了，过道上没有人了，就从里面锁上雷切特房间的门，搭上链条，打开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那扇连通门，然后溜走。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所想的——不同之处在于雷切特被杀的时间早了大概半小时，而且手表被拨到一点一刻，这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

    “这个不在场证据做得可不太高明，”波洛说，“手表的指针指向一点一刻——也就是这个闯入者离开现场的确切时间。”

    “没错，”布克先生有点糊涂，“那么手表给你提供了什么信息？”

    “如果指针被人拨过了——我是说如果——那么所指的时间一定有某种意义。正常的推测应该是：凡是在这个特定时间，一点一刻，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的人都有嫌疑。”

    “是的，是的，”医生说，“推理得不错。”

    “我们还得稍稍注意一下凶手进入房间的时间。他什么时间才有机会进去呢？除非我们假设那个真正的列车员是同谋，否则，他只有一个时间点可以进去——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的时候。火车离开温科夫齐之后，列车员始终面向过道而坐，而且旅客很少会留意列车员，唯一能发现假冒者的是真正的列车员。但是火车在温科夫齐停下来时，列车员都到站台上去了。所以，这个阻碍没有了。”

    “而且根据我们之前的推断，肯定是其中一个旅客。”布克先生说，“我们又回到原点了。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波洛笑了。

    “我列了个名单，”他说，“如果你们想看看，也许能恢复一些记忆。”

    医生和布克先生一起仔细地看着这张名单。上面按照询问旅客的次序，写得有条不紊，非常整齐。

    赫克托·麦奎因，美国人，六号卧铺，二等厢

    动机——可能跟死者有交往而引起的。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午夜至一点半，阿巴思诺特上校作证；一点一刻至两点，列车员作证。）

    不利证据——无。

    疑点情况——无。

    列车员皮埃尔·米歇尔，法国人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十二点三十七分，有声音从雷切特房里传出来时，波洛在过道里见过他。一点至一点十六分，其他两个列车员作证。）

    不利证据——无。

    疑点情况——列车员制服的发现对他有利，因为似乎是有人想要栽赃给他。

    爱德华·马斯特曼，英国人，四号卧铺，二等厢

    动机——可能因为是死者的男仆所以有所关联。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作证。）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无。除了根据身高体形，他是唯一能穿得下列车员制服的人。另一方面，他不太可能会说法语。

    哈巴特太太，美国人，三号铺，头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无。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哈德曼和施密特的证词可以证明她的话，即有个男人在她房间。

    格丽塔·奥尔松，瑞典人，十号铺，二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玛丽·德贝纳姆作证。）

    注：她是最后一个看见雷切特活着的人。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法国籍，十四号铺，头等厢

    动机——与阿姆斯特朗一家关系密切，还是索妮亚·阿姆斯特朗的教母。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列车员和女仆作证。）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无。

    安德雷尼伯爵，匈牙利人，外交护照，十三号铺，头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列车员作证，不包括一点至一点十五分这段时间）。

    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同上，十二号铺，头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服台俄那，睡觉。（她丈夫作证。台俄那药瓶在她的橱柜里。）

    阿巴思诺特上校，英国人，十五号铺，头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和麦奎因谈到一点半，回房后没有离开过。（麦奎因和列车员作证。）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烟斗通条。

    赛勒斯·哈德曼，美国人，十六号铺，二等厢

    动机——未知。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从未离开过包房。（列车员作证，除了一点到一点十五这段时间。）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无。

    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美籍意大利人，五号铺，二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爱德华·马斯特曼作证。）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无，除了使用的凶器符合他的性格。（参考布克先生的意见。）

    玛丽·德贝纳姆，英国人，十一号铺，二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格丽塔·奥尔松作证。）

    不利证据或可疑情况——波洛无意听到的对话，而且她拒绝解释。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德国人，八号铺，二等厢

    动机——无。

    不在场证明——午夜至凌晨两点睡觉。大约十二点三十八分被列车员唤醒，去女主人那里。（列车员和她女主人作证。）

    注：旅客的证词由列车员的供词证实，就是，午夜至一点（他去隔壁车厢的时候），以及一点一刻至两点，没有人进出过雷切特的房间。

    “这些资料，”波洛说，“只不过是我们听到的证词的摘要，这么排列是为了方便起见。”

    布克先生做了个鬼脸，把它还给了波洛。“没什么启发性。”他说。

    “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更合你的口味，”波洛说着，微微一笑，又递给他第二张纸。

    第二章 十个问题

    纸上写着：

    需要解释的事情：

    ⒈有字母Ｈ的手帕。是谁的？

    ⒉烟斗通条。是阿巴思诺特上校丢的，还是其他人的？

    ⒊穿猩红色睡衣的是谁？

    ⒋假扮成列车员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是谁？

    ⒌为什么手表针指向一点一刻？

    ⒍谋杀发生在那个时间吗？

    ⒎是更早？

    ⒏还是晚一些？

    ⒐我们能确定，杀死雷切特的不止一人吗？

    ⒑他身上的多处刀伤还有别的解释吗？

    “好，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布克先生说，这些对智力的挑战，让他面露喜色，“从手帕开始吧，务必做到有次序、有条理。”

    布克先生带着一点训导的语气继续说道：

    “首字母H跟三个人有关——哈巴特太太（Hubbard）；德贝纳姆小姐，她的中间名字是赫米翁（Hermione）；还有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Hildegarde Schmidt）。”

    “啊！就是三个人中的一个？”

    “很难说。但是我认为是德贝纳姆小姐。大家都知道，也许大家都叫她的中间名而非第一名字。而且还有一些疑点跟她有关。你听到的对话，亲爱的朋友，确实有点奇怪，而且她拒绝解释，这也很奇怪。”

    “我选那个美国人，”康斯坦汀医生说，“这块手帕非常昂贵，而且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不关心价格。”

    “所以你们都排除了女仆？”波洛问。

    “是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手帕是上层社会的人用的。”

    “说到第二个问题——烟斗通条。是阿巴思诺特上校掉的，还是其他人？”

    “这就更加难说了。英国人，不会刺人。你是对的，我倾向于是别人掉的这个观点，而且是为了嫁祸给那个长腿英国人。”

    “正如你所说，波洛先生，”医生插话进来道，“留下这两条线索也太粗心大意了。我同意布克先生的说法。手帕是个真正的疏忽——既然没有女士承认这块手帕是自己的。烟斗通条则是个虚假线索。你们注意到阿巴思诺特上校没有表现出任何窘迫，而且很自然地承认自己抽烟斗，也使用这种类型的烟斗通条，这样就更能证明我的推论了。”

    “你的推论不错。”波洛说。

    “第三个问题——穿猩红色睡衣的是谁？”布克先生接着说，“关于这一点，我承认我毫无头绪。你有什么看法吗，医生？”

    “没有。”

    “那么我们只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输了。下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总算有点希望。假扮成列车员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是谁？关于这点，我们肯定可以列出几个不可能的人：哈德曼、阿巴思诺特上校、福斯卡雷利、安德雷尼伯爵以及麦奎因全都太高；哈巴特太太、希尔德加德·施密特和格丽塔·奥尔松的骨架很大；剩下的还有男仆、德贝纳姆小姐、德拉戈米罗夫公主以及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可是她们谁都没有可能！格丽塔·奥尔逊和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分别发誓说德贝纳姆小姐和男仆从未离开过房间。希尔德嘉德·施密特发誓说公主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安德雷尼伯爵告诉我们说他妻子服用了安眠药。所以，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不可能的——太荒谬了！”

    “就像我们的老朋友欧几里得说的。”波洛咕哝着说。

    “肯定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康斯坦汀医生说，“除非是有人从外面进来，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不过我们都认为这不可能。”

    布克先生说起了下一个问题。

    “问题五——为什么手表针指向一点一刻？我有两个解释。要么是凶手弄的，以便留下不在场证据；后来，他打算离开房间的时候，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而没走成。或者——等等，我有了个新想法——”

    布克先生痛苦地作思想斗争的时候，其他两个人都恭恭敬敬地等待着。

    “想到了，”最后他终于说道，“拨指针的不是那个穿列车员制服的凶手！是我们称为凶手二号的那个人——左撇子——换句话说，就是穿猩红睡衣的那个女人。她到那里比较晚，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她拨了手表指针。”

    “真棒！”康斯坦汀医生说，“想象得真棒。”

    “事实上，”波洛说，“她是摸黑刺的，因此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死了，可不知怎么，她推测他的睡衣口袋里有块表，就拿了出来，摸索着拨了指针，然后还把表砸瘪了。”

    布克先生冷冷地看着他。“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他问。

    “在这一刻，没有。”波洛承认，“反正，”他继续说道，“我认为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块手表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第六个问题要回答的吗？”医生问道，“关于这个问题——谋杀是发生在一点一刻吗？——我的答案是不。”

    “我同意，”布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是更早吗？’我回答：是！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吗？”

    医生点点头。“是的。但是下一个问题，‘还是晚一些？’其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理论，布克先生，而且我觉得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波洛先生也是同意的。凶手一号是在一点一刻之前作案的，但是凶手二号则是在之后作案的。说到左撇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弄清楚哪个旅客是左撇子？”

    “我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波洛说，“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让每个旅客都签了名或写下了地址。不过这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有些旅客确实是用右手做一些事，用左手做另外一些事。有些人惯用右手，然而却用左手打高尔夫。不过仍然有一定帮助。每个旅客都是用右手拿笔的，除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她拒绝写字。”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不可能。”布克先生说。

    “我怀疑她没有力气用左手刺那一刀。”康斯坦汀医生疑惑地说，“造成那种伤口需要很大的气力。”

    “女人使不出那么大的力气？”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认为会比一个老妇人的力气大，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体质特别虚弱。”

    “也许这是一个精神影响肉体的问题，”波洛说，“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个性非常强，意志力也很巨大，但是现在先不谈这个。”

    “第九个和第十个问题，杀死雷切特的不止一人，多处刀伤是否还有别的解释。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刀伤没有其他解释。假如，一个男人先轻轻地刺一刀，再使劲刺；先右手后左手；再过半小时之后，在尸体上造成新的伤口——好吧，这说不通。”

    “对，”波洛说，“这说不通。那你觉得凶手是两个人说得通吗？”

    “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还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呢？”

    波洛直直地盯着他。“我就是这么问自己的，”他说，“从未停止过。”

    他向后靠在椅子里。

    “从现在起，所有的都在这里。”他拍拍额头，“我们已经反复深入地研究过了，事实全都摆在眼前，有条不紊，非常整齐。旅客们坐在这儿，一个接一个地提供了证词。我们知道了所有能知道的——从表面上看……”

    他亲切地冲布克先生笑了笑。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小玩笑，对吗——坐着能想出真相吗？好，我要立即把理论用于实践——用在你们面前的这里。你们两位也得这么做。让我们三个人都闭上眼睛，思考……”

    “一个或多个旅客杀死了雷切特。是哪几个呢？”

    第三章 启发性的几点

    足足有十五分钟没人说话。

    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尽量按波洛说的做。他们努力从迷宫一样的矛盾的细节中找到一个清晰且突出的结论。

    布克先生的脑海中是这么想的：

    “我的确得思考，可是那些问题我已经想过了呀……很明显，波洛认为那个英国女孩跟本案有关系，可我总觉得这不可能……英国人都非常冷漠，可能是因为他们身材不美。但这不是重点。看样子那个意大利人不可能这么做——真可惜。我觉得那个英国男仆说他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从未离开过，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他怎么会杀人呢？贿赂英国人可不容易，他们那么难以接近。整件事简直倒霉透顶。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总得做一点救援工作。这些国家做事这么慢……做什么事之前先得想上几个小时。还有这些国家的警察，他们最不好应付了——自高自大，暴躁易怒，还摆出一副有尊严的样子。他们会把这件事闹大，因为他们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刊登着……”

    接下来，布克先生的思路又沿着他们已经走过几百次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汀是这么想的：

    “他真奇怪，这个小个子。一个天才，还是一个怪人？他能解开这个谜题吗？不可能——我看不到出路。这一切都太混乱了……没准，每个人都在撒谎……可是就算这样也没用。如果他们全都在说谎，可还是那么让人迷惑，好像他们都在说真话。关于那些刀伤的说法很古怪，我无法理解……如果他是被枪打死的，就容易理解了——毕竟，‘带枪者’这个词意味着他们得有把枪。美国是个奇妙的国家。我真得去那里看看。真是先进啊。我回到家一定得找到迪米特里厄斯·扎刚——他去过美国，有一脑子的新鲜玩意儿。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要是我老婆知道了……”

    他的思维已经完全走向了个人问题。

    赫尔克里·波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别人可能会以为他睡着了。

    忽然，经过一刻钟的静默之后，他的眉毛开始慢慢地舒展开来，轻叹一声之后，他蚊子般地咕哝道：

    “可是，毕竟，为什么不呢？而且如果是这样——嗯，如果这样，一切就能解释清楚了。”

    他睁开了绿得像猫眼一样的眼睛，轻声说：“好啦，我想完了。你们呢？”

    思绪飘到九霄云外去的两个人，开始大声地说了起来。

    “我也想完了。”布克先生脸上蒙上了一层羞愧的阴影，“但是还没有得出结论。解释这个案子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朋友。”

    “我也费尽心思很努力地想过了，”医生说，厚颜无耻地回想着刚才自己脑子中的色情细节，“我想了各种可能性，不过一个也不满意。”

    波洛和蔼地点点头，像是在说：

    “非常好。这么说就对了，你们已经给了我需要的提示。”

    他坐得笔直，挺着胸脯，摸着小胡子，像演说家发表公开演讲那样说道：

    “朋友们，我把脑子里的事实都检查了一遍，也考虑过旅客的证词，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很模糊，但我看到了某种掩盖我们已知事实的解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解释，我还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为了证明其正确性，我得做几个试验。”

    “首先我说几点看起来对我有启发性的问题。让我先从和布克先生在这个地方一起吃午饭时，他给我讲的一句话开始说起吧。他说我们周围都是一些不同阶层、不同国籍、不同年龄段的人。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很少见的。比如，雅典－巴黎，布加勒斯特－巴黎这两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别忘了，还有一个旅客没出现。我认为这个人值得注意。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哈巴特太太洗漱包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哈德曼先生的侦探手法，麦奎因所说的是雷切特自己烧毁了我们发现的焦了的纸片，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护照上的油迹。”

    两个人凝视着他。

    “这些问题对你们有没有启发？”波洛问道。

    “一点没有。”布克先生坦白道。

    “医生，你呢？”

    “我连你说的是什么也没弄明白。”

    布克先生赶紧抓住他朋友提到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在一堆护照中分拣起来。接着，他咕哝一声，拿起了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的护照，打开。

    “这就是你说的吗，这块污渍？”

    “是的，这是一块刚滴上去的油迹。你注意到它在什么地方吗？”

    “在伯爵夫人姓名一栏的前端——准确地说，是她的教名。可我承认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块手帕上面。就像前不久我们说过的那样，三个人跟这个字母有关系：哈巴特太太、德贝纳姆小姐和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看这块手帕。我的朋友们，这是一块非常昂贵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制作、巴黎刺绣。这些旅客中，先不说姓名首字母，哪一个人有可能拥有这么一块手帕？不是哈巴特太大，她是个举止得体的女人，不喜欢在衣着上表现得很奢侈。不是德贝纳姆小姐，那个阶层的英国女人都用雅致的麻布手帕，而非昂贵的、可能要花掉两百法郎的棉纱手帕。而且肯定不是女仆。但是火车上有两个女人有可能用这种手帕。总之，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把她们的名字跟字母H联系起来，我说的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

    “她的教名是娜塔丽亚。”布克先生挖苦道。

    “对极了。而且她的教名，正如我刚才所说，显然具有启发性。另一个人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那么我们就会马上想到——”

    “只有你！”

    “好吧，是我会马上想到。她护照上的教名被一块油迹弄糊了。只是个意外，任何人都会这么说。可是，想一想那个教名。埃伦娜（注：英文为Elena。）。假设，不是埃伦娜，而是海伦娜（注：英文为Helena。）。大写的H可以改成大写的E，就能轻易地盖住旁边那个小小的e，再弄一块油渍掩盖这种改变。”

    “海伦娜！”布克先生喊道，“想法真不错。”

    “当然是个好主意！我到处寻找我这个想法的证明，不管多么微小——并且找到了。她行李箱上的一个标签有些潮湿，正好在箱子上面的首字母上。标签是用水浸湿之后，揭下来又贴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开始说服我了，”布克先生说，“但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当然——”

    “啊，现在，我的朋友，你必须转变观念，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个案子。凶案本来应该怎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呢？别忘了，大雪打乱了凶手的原始计划。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雪，火车就会正常行进，那么，会发生什么？”

    “可以说，凶手十有八九会于今天早上在意大利边境被发现，意大利警方同样会获得很多相同的证词。麦奎因先生会说出那些恐吓信，哈德曼先生会讲他的故事，哈巴特太太会急切地说出有个男人经过她的房间，纽扣也会被发现。我想，只有两件事会有所不同。那个男人会在一点之前穿过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而列车员制服会被扔在一个厕所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杀案原本计划得像是外面的人干的。凶手原本打算等火车零点五十八分准时到达布罗德时下车，有人可能会在过道上碰见一个奇怪的列车员，制服则被扔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样人们就能看清凶手设计的骗局。这样所有的旅客都不会有嫌疑。我的朋友，凶案原本是想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但是大雪改变了一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知道凶手为什么在房间里跟受害人待这么久了，他在等火车继续往前开。但是他最终意识到火车开不了了，必须另行制订计划。现在已经知道凶手仍然还在火车上。”

    “没错没错，”布克先生不耐烦地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手帕从何而来？”

    “我会用比较曲折迂回的方式解释给你听。首先你们得意识到那些恐吓信有些瞎蒙的性质，可能是从一本差劲的美国侦探小说里抄的，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是给警方看的。我们必须问自己的就是：‘它们骗到雷切特没有？’表面上看是没有。他给哈德曼的指令好像指的是一个明确的‘个人’的敌人，他完全掌握了敌人的身份，前提是我们认为哈德曼的故事是真的。但是雷切特确实收到了一封风格迥异的信——内容包含阿姆斯特朗小孩的信，也就是我们在他房间发现的碎片。万一雷切特没有及早意识到，就要确保他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一直在说的那封信，凶手没打算让人发现，他首先关心的就是烧掉这封信。然而这是他计划中的第二个障碍。第一个是大雪，第二个是我们复原了那封信。”

    “如此小心地烧毁那封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火车上一定有人跟阿姆斯特朗家有密切的关系，而发现那封信，就会直接导致那个人受到怀疑。”

    “现在，我们说说发现的另外两条线索。我先略过烟斗通条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我们说说手帕的问题。很简单，这条线索直指名字首字母为H的人，而且是那个人无意中掉落的。”

    “非常对。”康斯坦汀医生说，“发现手帕掉了之后，她会立即采取措施隐瞒教名——”

    “你还真是快！你这么快就得出结论了，我可还不敢允许自己这么说。”

    “还有其他结论吗？”

    “当然有。比方说，假如你犯了罪，并且想嫁祸于人，而且，火车上有一个人跟阿姆斯特朗家关系密切——是个女人。假如，那时候你留在那儿一块属于那个女人的手帕，她就会受到讯问，她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就会公开——就是：动机——也是与案子有牵连的证据。”

    “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医生表示反对，“清白的嫌疑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掩饰身份。”

    “啊，真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这正是警方的观点。但是我了解人性，我的朋友，面对突如其来的谋杀审讯，就算最清白无辜的人也会失去理智做出最荒唐的事情。不，不，油迹和修改过的标签不能证明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有罪——只能证明她由于某个原因而急于隐瞒身份。”

    “你觉得她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什么关系？她说她从未去过美国。”

    “确切地说，她的英语带有外国口音，相貌也像个外国人（注：这里的外国人，是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只是有些夸张。但是不难猜到她是谁。刚才我说过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叫琳达·阿登，她是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尤其是作为一个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想想《皆大欢喜》中的阿登和罗莎琳德森林。她给自己取名字的灵感即来自于此。那个让她享誉全球的名字，‘琳达·阿登’，并非她的真名。她的本名可能是戈尔登贝格，在她身上，很有可能流淌着中欧人的血，也许掺有犹太人的血液。很多民族都漂泊去了美国。我提示你们一下，先生们，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就是埃伦娜·戈尔登贝格，琳达·阿登的小女儿，惨剧发生时她还是个孩子，后来，嫁给了在华盛顿当使馆专员的安德雷尼伯爵。”

    “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说，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可是他的名字她却不记得了！我问你，我的朋友，可能吗？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爱琳达·阿登，就像贵妇人爱伟大的演员一样。她还是这个演员其中一个女儿的教母，这么快就忘记她女儿的夫姓了吗？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她在撒谎。她知道埃伦娜就在火车上，还见过她。听到雷切特的真实身份时，她马上就意识到埃伦娜会受到怀疑。所以我们问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时，她立刻撒了谎——模糊了，记不得了，但是认为埃伦娜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说法。”

    一个餐车服务员从另一边的门口进来，走到他们前面，对布克先生说：

    “吃饭了，先生们。要送上来吗？已经做好了一会儿了。”

    布克先生看看波洛，后者点点头。“一定要开饭。”

    服务员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传来他按铃的声音以及大喊声：

    “头等厢，开饭了，开始供应晚饭——第一桌！”

    第四章 匈牙利护照上的油渍

    波洛和布克先生、医生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在餐车里的人都闷闷不乐的，不怎么说话。就连总是喋喋不休的哈巴特太太也异常安静。她一坐下就咕哝道：

    “我觉得自己没有心情吃饭。”之后，她在仍然自认为是她的守护者的瑞典太太的鼓励下，把送上来的东西每样都吃了一点。

    上菜之前，波洛拉住服务员领班的袖子，跟他嘀咕了几句。接着伯爵夫妇的饭菜总是最后才送上桌，给他们结账的时候也有所拖延，于是康斯坦汀医生猜出了波洛刚才的指示内容。这样一来，伯爵夫妇就成了最后离开餐车的人。

    终于，他们站起身，朝门口走去，波洛也急忙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

    “对不起，夫人，您的手帕掉了。”

    他递给他一块小小的、有花押字的手帕。

    她接过来看了一眼，又还给他了。“你弄错了，先生，这不是我的手帕。”

    “不是？您确定吗？”

    “绝对没错，先生。”

    “可是，夫人，上面有您的名字的首字母H。”

    伯爵忽然一动。波洛没有理他，两眼紧紧盯住伯爵夫人的脸。

    她镇定地看着他，说：

    “我不明白，先生，我名字的缩写是E.A.。”

    “我不这么想，您的名字是海伦娜，不是埃伦娜。海伦娜·戈尔登贝格，琳达·阿登的小女儿——海伦娜·戈尔登贝格，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死一般的沉寂。伯爵夫妇的脸色变得惨白。

    波洛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否认是没用的，这是事实，对吗？”

    伯爵怒不可遏地大叫起来：“我需要个解释，先生，你有什么权利——”

    她制止了他，一只小手捂住了他的嘴。

    “不，鲁道夫，让我来说。否认这位先生的话是没用的。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这件事吧。”

    她的腔调发生了变化，虽然仍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但是变得清晰锐利起来，第一次流露出了地道的美国口音。

    伯爵顺从了妻子的阻止，不再说话了。两人在波洛对面坐了下来。

    “你说的话，先生，非常正确。”伯爵夫人说，“我是海伦娜·戈尔登贝格，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今天早上的时候您没告诉我这个事实，伯爵夫人。”

    “是的。”

    “实际上，您跟您丈夫所说的全都是谎言。”

    “先生！”伯爵生气地叫了起来。

    “别生气，鲁道夫。波洛先生说的事实的确很残酷，但不可否认。”

    “很高兴您能如此坦率直接地承认事实，夫人。现在可否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为何在护照上修改您的教名吗？”

    “这全是我做的。”伯爵插嘴道。

    海伦娜平静地说：“当然，波洛先生，你能猜出原因——我们的原因。死者就是杀害我小侄女的那个人，他杀死了我姐姐，伤透了我姐夫的心。我最爱的这三个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的世界！”

    她的声音激情地迸发而出。她母亲所演绎出来的情感的力量让无数观众感动到落泪，而此刻的她，确凿无疑是那个伟大女演员的女儿。

    她平静了一些，继续说道：

    “整个火车上，可能就数我要杀他的动机最强了。”

    “您没杀他吗，夫人？”

    “我发誓，波洛先生——而且我丈夫也知道，也可以发誓——尽管我很想杀了他，却从来碰都没碰过他。”

    “我也发誓，先生，”伯爵说，“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海伦娜昨晚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房间。正如我所说，她吃了一片安眠药。她绝对、完全无罪。”

    波洛把他们两个打量了一番。

    “以我的名誉保证。”伯爵又说了一遍。

    波洛轻轻摇摇头。

    “然而您承认是您在护照上改名字了？”

    “波洛先生，”伯爵真挚而激动地说，“请从我的角度想一想。你觉得我能忍受让自己的妻子扯进一场肮脏卑鄙的刑事案件中吗？她是清白的，我知道，但她所说的也是实情——由于她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肯定最先被人怀疑。她将受到讯问——也许会被捕。既然厄运让我们跟那个雷切特上了同一列火车，我相信只有这一条路了。我承认，先生，我对你撒谎了——我说的全都是谎话，但有一件事除外。我妻子昨晚从未离开过她的房间。”

    他说得十分恳切，让人难以否定。

    “我并不是说怀疑您，先生，”波洛缓缓地说道，“我知道，您的家族古老而值得骄傲，假如您的妻子被扯进一件讨厌的刑事案件中，确实是痛苦的事。我很是同情。但您妻子的手帕的确出现在了死者的房间里，您要怎么解释呢？”

    “那手帕不是我的。”伯爵夫人说。

    “就算上面有个首字母H？”

    “就算上面有个首字母Ｈ。我的手帕跟那块有些相似，但样式确实有所不同。当然，我知道，我不能期望你能相信我，但是我向你保证那块手帕不是我的。”

    “可能是有人放在那儿的，以便嫁祸给您？”

    她浅浅地笑了笑。“你是在怂恿我承认手帕是我的吗？但是波洛先生，真的不是我的。”她极其真诚地说道。

    “如果手帕不是您的，那您为什么要修改护照上的名字？”

    伯爵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听说发现了一块绣有首字母H的手帕。在被叫去询问之前，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我向海伦娜指出，如果被人发现她的教名的首字母是H，肯定会立刻引起怀疑，受到更多严苛的提问。这事很简单——把海伦娜改成埃伦娜，轻而易举。”

    “您的手法倒是跟罪犯一样高明，伯爵先生，”波洛干巴巴地说，“伟大的、天生的聪明才智，显然是要毫不留情地误导正义。”

    “哦，不，不，”女孩俯身向前，用法语说，“波洛先生，他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她又改成了英语，“我吓坏了——完全被吓个半死，你知道。这事很可怕——那时——现在又要旧事重提。而且还要被人怀疑，可能还会被扔进监狱。我只是害怕极了，波洛先生，你一点也不理解吗？”

    动听、低沉、丰富、恳求般的声音，演员琳达·阿登的女儿的声音。

    波洛严肃地看着她。

    “如果我相信您，夫人——我不是说不相信您——那么您得帮我一个忙。”

    “帮你？”

    “是的。谋杀的原因在于从前——那个让你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让你年幼的生活充满悲伤难过的悲剧。带我回到过去吧，小姐，也许我能找到解释整件事情的环节。”

    “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呢？他们全死了。”她悲伤地重复着，“全死了——全死了——罗伯特，索妮亚——亲爱的、亲爱的黛西。她那么可爱——那么幸福——长着一头活泼的鬈发。我们都为她着迷。”

    “还有另外一个受害者，夫人，可以说，是个间接的受害者。”

    “可怜的苏珊娜？是的，我把她给忘了。警察询问了她，认定她跟此事有关。也许有关，可就算有，她也是无罪的。我相信，她只是跟别人闲聊，说了黛西的出游时间。可怜的女孩完全被吓蒙了——她认为责任都在自己。”她打了个寒战，“她从窗户跳了下去。哦，太可怕了！”

    她把脸埋进双手中。

    “她是哪国人，夫人？”

    “法国人。”

    “她姓什么？”

    “说起来很荒谬，但我不记得了——我们都叫她苏珊娜，一个漂亮、爱笑的女孩。她全心全意照顾着黛西。”

    “她是保姆，对吗？”

    “是的。”

    “谁是护士？”

    “那个受过训练的医院护士，叫斯坦格尔伯格，她对黛西也是全心全意的——对我姐姐也是。”

    “现在，夫人，我希望您仔细想一想再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您上了这列火车，有没有看见认识的人？”

    她盯着他。“我？不，一个也没有。”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呢？”

    “哦，她。我当然认识她。我以为你是说那时——那时的人。”

    “我正是这个意思，夫人。现在仔细想一想。很多年过去了，夫人，请别忘了，这个人的样子也许发生了改变。”

    海伦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之后，她说：“不——我肯定——不认识什么人。”

    “您自己——那时您还是个小女孩——没有人教导您的学习或者照看您吗？”

    “哦，对，我有个监护人——类似我的家庭教师，也是索妮亚的秘书。她是个英国人，确切地说是苏格兰人，一个高大的红发女人。”

    “她叫什么？”

    “弗里博迪小姐。”

    “年轻还是年长？”

    “对当时的我来说，她老得可怕。我想她现在可能也不会超过四十岁。当然，苏珊娜一直负责照顾我的衣着和生活。”

    “房子里没有其他人了吗？”

    “只有仆人。”

    “那么，夫人，您是否确定，非常确定，在火车上，您一个人也不认识？”

    她认真地回答道：

    “没有，先生，一个也没有。”

    第五章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教名

    伯爵夫妇离开之后，波洛打量着另外两个人。

    “你们瞧，”他说，“我们有进展了。”

    “太棒了！”布克先生诚心诚意地说，“要是我，做梦也不会怀疑安德雷尼伯爵夫妇。我承认我认为他们跟此事完全无关。我想，毫无疑问是她作的案了？这真让人难过。但是，他们不会处决她的，这案子情有可原。监禁几年——仅此而已。”

    “事实上，你非常肯定她有罪。”

    “我亲爱的朋友——肯定是毫无疑问的吧？我看你那种让人放心的样子，好像只要等我们从雪堆里出来，警察接手此事，一切就都妥善解决了。”

    “你不相信伯爵明确地坚持——以他的名誉保证——他的妻子是清白的？”

    “我亲爱的——自然了——不然他还能说什么？他爱他的妻子。他想救她！他很会撒谎——一副贵族的样子。可是除了谎言，他还能说什么？”

    “唔，你知道，我有个荒谬的想法，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不，不。别忘了，手帕。手帕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哦，我不完全相信手帕的事。你记得，我总是跟你说，关于手帕的主人，有两种可能性。”

    “反正——”

    布克先生停住了。另一端的门打开，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走进餐车，径直走向他们。三个人站了起来。

    她无视其他两个人，只对波洛说道：

    “我相信，先生，”她说，“你有我的一块手帕。”

    波洛朝另外两个人胜利地瞥了一眼。

    “是这块吗，夫人？”

    他掏出了那块精致的棉纱手帕。

    “就是它。角上有我名字的首字母。”

    “但是，公主，这里的字母是Ｈ，”布克先生说，“您的教名——请原谅——是娜塔丽亚（Natalia）。”

    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正是这个，先生。我手帕上的首字母是俄语，在俄语中，H就是N。”

    布克先生有些惊讶。这个倔老太太身上有些东西让他觉得慌张和不自在。

    “今天上午问您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们手帕是您的。”

    “你没问我。”公主冷冰冰地说。

    “请坐，夫人。”波洛说。

    她叹了口气。“我想，好吧。”她坐了下来。

    “不需要多费唇舌了，先生们，你们下一个问题会是——我的手帕怎么会在尸体旁边？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您真的不知道吗？”

    “一无所知。”

    “请原谅，夫人，但是对于您的回答的真实性，我们能相信几分呢？”

    波洛说这话时语气十分柔和。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轻蔑地答道：“我想你的意思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海伦娜·安德雷尼就是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您的确在这件事上故意对我们有所隐瞒。”

    “当然。而且我还会这么做的。她母亲是我的朋友。先生，我相信我是忠实的——对朋友、家人、阶层。”

    “难道您不认为您应该尽最大努力伸张正义吗？”

    “在这个案子中，我认为，正义——严格的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

    波洛俯身向前。

    “您明白我的难处，夫人。在手帕这件事上，我能相信您吗？或者您是在掩护朋友的女儿？”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好吧，先生，我说的话很容易证明。我会给你为我做手帕的巴黎人的地址，你只要给他们看一下那块手帕，他们就会告诉你那是我一年多前定做的。这块手帕是我的，先生。”

    她站起身。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

    “您的女仆，夫人，上午我们给她看的时候，她认得这块手帕吗？”

    “她肯定认得。她看到了可什么都没说？啊，很好，这表示她也很忠诚。”

    她微微一低头，走出了餐车。

    “就是这样，”波洛轻声咕哝着，“我问女仆是否知道手帕是谁的，我注意到她有一点犹豫，她不确定应不应该承认是女主人的。但是怎么才能对应到我脑中那奇特的中心理论上去呢？没错，也许可以。”

    “啊！”布克先生做了个很有特色的手势，“她真是个厉害的老太太，不简单！”

    “她有可能谋杀雷切特吗？”医生问波洛。

    他摇摇头。

    “那些刀口——用力刺入肌肉的伤口——体质虚弱的人绝对、绝对做不到。”

    “但是浅一点的伤口呢？”

    “没错，浅一点的。”

    “我正在想，”波洛说，“今天上午的事，当我跟她说力量存在于她的意志而非手臂的时候，这句话其实是个圈套。我想看看她是否会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右臂或左臂。她不是只看了一个，而是两个手臂都看了。但是她的回答很奇怪，她说：‘我一点力气也没有。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一句古怪的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这并没有解决左撇子的问题啊。”

    “是没有。顺便问一下，你们注意到没有，安德雷尼伯爵的手帕放在他上衣右胸的口袋里？”

    布克先生摇摇头。他的思绪沉浸在刚才半小时内被揭露出来的惊人的内情中。他嘟囔着说：“谎言——还是谎言。真是惊奇，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一堆谎言。”

    “还会有更多发现的。”波洛兴致勃勃地说。

    “你这么想？”

    “不然我会很失望的。”

    “这么口是心非是可怕的，”布克先生说，“可是你好像对此挺高兴的。”他带点责怪意味地补充说。

    “有这么一个好处，”波洛说，“如果你用真相和说谎的人对质，通常他会承认的——往往出乎意料。只要猜对了，就能产生作用。”

    “这是处理这个案件唯一的方法。我依次请旅客来询问，思考他或她的证词，并且对自己说：‘如果某人在撒谎，那么他在哪一点上撒了谎，撒谎的原因又是什么？’然后我回答道：‘如果他在撒谎——请注意，是如果——只能是这个原因和在这一点上撒谎。’在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身上，这一点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印证。现在我们要用相同的方法对待其他几个人。”

    “如果，我的朋友，你的猜测碰巧错了呢？”

    “那么至少有一个人彻底摆脱嫌疑。”

    “啊！一种排除法。”

    “正是。”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对付谁？”

    “我们要对付的是那位真正的绅士，阿巴思诺特上校。”

    第六章 第二次会见上校

    显然，再次被叫进餐车问话令阿巴思诺特上校十分恼怒。他面色冷峻地坐了下来，说道：

    “怎么了？”

    “很抱歉还要麻烦您一次，”波洛说，“但是我想您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真的吗？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您见过这根烟斗通条吗？”

    “见过。”

    “是您的吗？”

    “不知道。你知道，我又没在上面做私人标记。”

    “您知道吗，阿巴思诺特上校，在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旅客中，您是唯一抽烟斗的人。”

    “这么说，可能是我的。”

    “您知道是在哪里发现它的吗？”

    “不知道。”

    “在被害人的尸体旁边发现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扬了扬眉毛。

    “您能否告诉我们，阿巴思诺特上校，东西怎么会在那里出现？”

    “如果你是问是不是我扔在那里的，那么，不是我。”

    “您有没有进过雷切特的房间？”

    “我甚至都没跟这人说过话。”

    “您从未跟他说过话，也没有谋杀他？”

    上校又讥讽地扬了扬眉毛。

    “如果是我杀了他，我不可能对你说真话。事实上，我确实没有谋杀这家伙。”

    “啊，好吧，”波洛咕哝着，“这不重要。”

    “你说什么？”

    “我说这不重要。”

    “哦！”阿巴思诺特一脸惊讶，不安地盯着波洛。

    “因为，你瞧，”这小个子男人继续说道，“烟斗通条，无关紧要。我自己还能想出十一种完美的理由来解释它的出现。”

    阿巴思诺特瞪着他。

    “我想见您，其实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波洛接着说，“也许，德贝纳姆小姐已经告诉您了，我在科尼亚车站上无意中听到了她对你说的几句话？”

    阿巴思诺特没有回答。

    “她说：‘不是现在。等一切都结束了，等事情过去了。’您知道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很抱歉，波洛先生，但是我必须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上校生硬地说：“我建议你还是问德贝纳姆小姐本人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吧。”

    “我问过了。”

    “结果呢，她拒绝告诉你？”

    “是的。”

    “那么我想这再明显不过了——即便对你——我会守口如瓶的。”

    “你不会泄露那个女孩的秘密？”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愿意。”

    “德贝纳姆小姐告诉我，这些话说的是她的私事。”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解释呢？”

    “因为，阿巴思诺特上校，德贝纳姆小姐在这起案件中可以说是非常可疑。”

    “胡说！”上校激动地说。

    “这并非胡说。”

    “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

    “在小黛西·阿姆斯特朗被绑架的那段时间，德贝纳姆小姐是他们家的家庭教师，难道这个理由也不算吗？”

    死一般的沉默。

    波洛温和地点点头。

    “您瞧，”他说，“我们知道的比您想的更多。如果德贝纳姆小姐是清白的，她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她为什么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上校清了清嗓子。“也许你弄错了？”

    “我没弄错。德贝纳姆小姐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阿巴思诺特上校耸耸肩。

    “你最好去问她。我还是认为你弄错了。”

    波洛抬高了声音叫人。一个服务员从餐车另一端走进来。

    “问问十一号房间的英国小姐，可否愿意来一下。”

    “好的，先生。”

    服务员走了。四个人沉默地坐着。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脸像是木刻的一般，僵硬且没有表情。

    服务员回来了。

    “那位小姐就来了，先生。”

    “谢谢你。”

    一两分钟后，玛丽·德贝纳姆走进餐车。

    第七章 玛丽·德贝纳姆的身份

    她没戴帽子，头挑衅似的向后仰着。波浪似的梳向脑后的头发和鼻子的线条，让人想到乘风破浪驶入汹涌大海的船头雕像。那一瞬间，她很美。

    她看了阿巴思诺特一眼——就一眼，然后转向波洛说：“你想见我？”

    “我想问问你，小姐，今天上午你为什么要对我们撒谎？”

    “对你们撒谎？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隐瞒了一个事实，即阿姆斯特朗惨剧发生的时候，你正住在他们家。但你告诉我你从未去过美国。”

    他看见她退缩了一下，接着又镇定下来。

    “对，”她说，“这是真的。”

    “不，小姐，是假的。”

    “你误会了。我是说，我真的对你撒谎了。”

    “啊，你承认了？”

    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当然，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起码你很坦率，小姐。”

    “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哦，当然，这倒是。那么，小姐，能否问问你隐瞒的原因呢？”

    “我认为原因很明显，波洛先生。”

    “对我来说不明显，小姐。”

    她的语气平静中带有一些坚硬：“我得生活。”

    “你是说——”

    她抬起眼帘，直视波洛的脸。“你要知道，波洛先生，争得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有多难？你觉得一个涉嫌谋杀而被拘留的女孩，一个名字也许还有照片被刊登在英国报纸上的女孩——你觉得有哪个普通的中产阶级主妇会请这样的女孩当她女儿的家庭教师？”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如果你没有责任的话。”

    “哦，责任——不是责任——是报纸的宣传！迄今为止，波洛先生，我生活得还算顺利。收入很高，工作也很愉快。我不会因为不好的事而失去现在的工作。”

    “恕我冒昧地提议，小姐，我才是最好的裁判，而不是你。”

    她耸耸肩。

    “比如，关于身份这件事，你能帮助我们。”

    “什么意思？”

    “你可能没有认出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就是你在纽约教过的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

    “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没有。”她摇摇头，“也许你觉得很不寻常——可我不认识她。你瞧，我教她的时候她还没长大。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伯爵夫人确实让我想起了某个人，这让我很困惑。但是她的样子像个外国人——我从来没把她跟那个小小的美国女学生联系起来。我只是走进餐车时偶然瞥过她一眼，况且更多的是看她的衣服，而不是脸。”她淡淡一笑，“女人就是这样！之后——嗯——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你不会告诉我你的秘密，是吗，小姐？”

    波洛的声音温和又有说服力。

    她低声说：“我不能——我不能。”

    突然，毫无预兆地，她崩溃了，整个脸埋进伸出的手臂中大哭起来，心都快碎了似的。

    上校跳起来，不知所措地站在她身旁。

    “我——听我说——”

    他停住了，猛地转过身，怒视着波洛。

    “该死的，我要把你身上的骨头都打碎！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矮子！”他说。

    “先生。”布克先生抗议道。

    阿巴思诺特转向姑娘。“玛丽——看在上帝的分上——”

    她跳起来。“没关系，我很好。你不再需要留下我了，是吗，波洛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过来找我。哦，我真是个傻瓜——我就是个大傻瓜！”她匆匆离开了餐车。

    随后，阿巴思诺特再次转向波洛。“德贝纳姆小姐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无关，你听到了吗？如果你让她为难或者干扰她，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他大步走了出去。

    “我喜欢看生气的英国人，”波洛说，“他们很有趣，越激动越不会表达。”

    但是布克先生对英国人的情绪反应毫无兴趣。他对他的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

    “亲爱的，你太了不起了！”他大喊，“又一个神奇的猜测。”

    “你是怎么想出来这些的，太不可思议了。”医生钦佩地说。

    “哦，这一次，我觉得都是理所应当的。这不是猜测。其实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告诉我的。”

    “怎么？不是吧？”

    “你还记得吗，我问她教师或女伴的事？我已经认定假如玛丽·德贝纳姆小姐跟本案有关，那她肯定在他们家中担任类似的某个工作。”

    “没错，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描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

    “正是。一个红头发的高个子中年女人——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跟德贝纳姆小姐正好相反。为的是造成一个明显的反差。但是那时她得立刻编一个名字，她无意识的联想让她露出了马脚。你们记得，她说的是小姐。”

    “是啊？”

    “好吧，可能你们不知道，直到不久前，在伦敦还有家商店名叫德贝纳姆·弗里博迪。因为脑子里一直想着德贝纳姆这个名字，伯爵夫人得立刻抓住另外一个名字，第一个跳进她脑海中的就是弗里博迪。当然我马上就明白了。”

    “这是另一个谎言。她为什么这么做？”

    “可能更多的是忠诚。这让事情有点难办了。”

    “哎呀！”布克先生愤然说道，“可是，火车上人人都在撒谎吗？”

    “这一点，”波洛说，“正是我们要弄明白的。”

    第八章 更多惊人内幕

    “现在，没什么事能让我吃惊了。”布克先生说，“没有！就算火车的人都被证实在阿姆斯特朗家待过，我也不会惊讶。”

    “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话。”波洛说，“你想不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嫌疑人，那个意大利人，是怎么说的？”

    “你又要来一次著名的猜测吗？”

    “正是。”

    “这真是一桩最离奇的案件。”康斯坦汀说。

    “不，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布克先生滑稽地挥动着双臂，失望地说：“如果你说这个是自然的，我的朋友——”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波洛已经让餐车服务员去叫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了。

    大块头意大利人进来时眼睛里充满了警惕。他像一只被困的野兽那样紧张不安地来回打量着。

    “你们想要什么！”他说，“我再没什么要告诉你们的了——没有，听到了吗？我向上帝发誓——”他拍着桌子。

    “不，你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波洛坚定地说，“真相！”

    “真相？”他不安地扫了波洛一眼，举止中的笃定和亲切荡然无存。

    “当然，或许我已经知道了，但如果你主动说出来，对你还是很有利的。”

    “你说话的口气就像个美国警察。‘老实交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老实交代。’”

    “啊，那么你跟纽约的警察打过交道了？”

    “不，不，从来没有。他们不能证明我有罪——并没有上庭审判我。”

    波洛平静地说：“那是关于阿姆斯特朗的案子，对吗？你那时是个汽车司机？”

    他迎着意大利人的目光。大块头泄了气，就像一只被扎破了的气球。

    “既然你知道了——干吗问我？”

    “今天上午你为什么撒谎？”

    “因为公事。另外，我不相信南斯拉夫警察，他们恨意大利人，他们不会公正地对待我的。”

    “没准他们给你的正是公义！”

    “不，不，我跟昨晚的案子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从来没离开过房间。那个长脸英国人，他可以告诉你。杀死那头猪——那个雷切特——的人不是我。你们无法证明我有罪。”

    波洛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他抬起头，平静地说：

    “很好，你可以走了。”

    福斯卡雷利局促不安地徘徊着。“你知道不是我？我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说你可以走了。”

    “这是个阴谋。你要算计我吗？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猪一样的、该坐进电椅的人！他没有被处死简直就是个耻辱。要是我——要是我被捕了——”

    “但不是你。你跟那起儿童绑架案无关。”

    “你在说什么？啊，那个小宝贝——她是全家人的欢乐。她叫我托尼奥。她会坐在车子里，假装握着方向盘。全家人都喜爱她。连警察也能理解。啊，可爱的小天使！”

    他的声音柔和了起来，眼里充满了泪水。之后，他猛地转过身，大步走出了餐车。

    “彼得罗。”波洛喊道。

    餐车服务员跑着进来了。

    “十号房间——那位瑞典女士。”

    “好的，先生。”

    “还有一个？”布克先生叫道，“啊，不——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不可能。”

    “亲爱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即使到最后，火车上的每个人都被证明有谋杀雷切特的动机，我们也得了解这些。一旦我们了解了，就能一劳永逸地找到罪恶所在了。”

    “我头晕。”布克先生呻吟道。

    格丽塔·奥尔松被服务员同情地带了进来。她哭得很伤心。

    她跌坐在波洛对面的椅子里，一块大手帕捂着脸，不停地哭着。

    “别伤心了，小姐，别难过了。”波洛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只是说几句真话，仅此而已。你就是照顾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护士，对吗？”

    “是的，是真的。”可怜的女人哭泣着说，“啊，她是个天使——一个可爱、听话的天使。她只懂得爱和善良，可她被那个邪恶的人绑走了……受到了残忍的折磨。她那可怜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你们无法理解……你们不知道……如果你们像我那样也在那里，如果你们看到了那幕可怕的悲剧！今天上午我应该告诉你们真相的。但是我很害怕……害怕。我很庆幸那个罪恶的人死了，再也不能杀害和折磨其他孩子了！啊，我说不下去了……我无话可说了……”

    她哭得更厉害了。

    波洛继续温和地拍着她的肩膀。“好了，好了。我都能理解，所有的事都理解。我不再问你了。你已经承认了那些我知道是事实的事。我跟你说，我理解。”

    此刻已经泣不成声的格丽塔·奥尔松站起身，摸索着朝门口走去。刚到门口就撞到了一个正走进来的男人。

    是男仆马斯特曼。

    他径直走向波洛，像平时那样平静、无动于衷地说道：

    “希望没有打扰您，先生。我想我最好还是过来一下，先生，告诉你们真相。我是战时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勤务兵，先生，后来成为他在纽约时的仆人。今天上午我隐瞒了这个事实，这是我的错，先生，所以我想还是过来说清楚的好。但是我希望，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要怀疑托尼奥。老托尼奥，先生，连个苍蝇都不会伤害。我可以发誓他昨晚整晚都没有离开房间，先生。所以，您瞧，先生，事情不是他做的。托尼奥是个外国人，先生，但是他很温和——不像那些常在报上出现的、卑劣的、杀人不眨眼的意大利人。”

    他停了下来。

    波洛镇定地看着他，说：“这就是你要说的吗？”

    “就这些，先生。”

    他停下来，由于波洛没有做声，他表示歉意地微微鞠了一躬，迟疑片刻，像来的时候那样安静谦逊地离开了餐车。

    “这，”康斯坦汀医生说，“比我看过的任何侦探小说都离奇。”

    “我同意。”布克先生说，“在车厢里的十二个旅客中，有九个已经证实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请问，接下来怎么办？或者我应该问：下一个是谁？”

    “我差不多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了。”波洛说，“我们的美国侦探来了，哈德曼先生。”

    “他，也是来坦白的吗？”

    还没等波洛回答，美国人已经来到了桌子旁边，警惕地看了看他们，坐了下来，慢吞吞地说道：“火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个疯人院。”

    波洛对他眨眨眼。

    “哈德曼先生，你真的不是阿姆斯特朗家的园丁吗？”

    “他们没有园丁。”哈德曼先生逐字逐句地回答道。

    “或者管家？”

    “我不具备获得那个职位的素养和风度。不，我跟阿姆斯特朗一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我开始相信我是火车上唯一跟他们家没有关系的人。你吃惊吗——这就是我说的，你吃惊吗？”

    “确实有点吃惊。”波洛温和地说。

    “开玩笑！”布克先生忽然大叫一声。

    “对于这个案子，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哈德曼先生？”波洛问道。

    “没有，先生。我被打败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弄清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卷进来——但哪个人有罪，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你是怎么想明白这一切的？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只是猜测。”

    “那么，相信我，你是个非常聪明机灵的推测家。是的，我会告诉全世界，你是个聪明机灵的推测家。”

    哈德曼先生向后靠了靠，钦佩地看着波洛。

    “请原谅，”他说，“可是只看外表，没人会相信的。我佩服你，确实佩服你。”

    “你太客气了，哈德曼先生。”

    “一点也不。我对你深表钦佩。”

    “然而，”波洛说，“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我们可否确凿地说是谁杀了雷切特先生？”

    “别算上我。”哈德曼先生说，“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充满了对你的钦佩。另外两个你没有猜测的人呢？那个美国老太太和她的女仆？我想我们可以认为她们是火车上唯一清白的人吧？”

    “除非，”波洛笑着说，“我们可以把她们也放入这个小范围之内——应该说——阿姆斯特朗家的女管家和厨娘。”

    “好吧，这世上没什么能让我惊讶了。”哈德曼先生平静而顺从地说，“精神病院——事情就是这样——精神病院！”

    “啊，亲爱的，这些巧合也太离谱了，”布克先生说，“他们不可能全都卷进去啊。”

    波洛看着他。“你不明白，”他说，“你完全没明白。告诉我，你知道谁杀了雷切特吗？”

    “你知道吗？”布克先生反问道。

    波洛点点头。“哦，是的，”他说，“我知道有段时间了。这么明显，真奇怪你们怎么还没有看出来。”他看着哈德曼，问道，“你呢？”

    侦探摇摇头，好奇地盯着波洛。“我不知道，”他说，“完全没有头绪。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麻烦你，哈德曼先生，把所有人都集合到这里来。这个案子有两个潜在的结论。我会把这两个都告诉大家。”

    第九章 波洛提出两个结论

    旅客们都拥入餐车，围着桌子坐了下来。他们的表情多少都有些相似——期待中掺杂着不安。瑞典太太还在哭泣着，而哈巴特太太正在安慰她。

    “现在，你得振作起来，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你一定要控制住自己。要是我们中间有个卑鄙的凶手，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你。唉，光是想一想这种事就能让人发疯。你坐在这儿，我就在你旁边——别担心。”波洛站了起来，她的声音便低了下去。

    列车员在门口走来走去。“您允许我留下来吗，先生？”

    “当然，米歇尔。”

    波洛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先生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懂一点英语，所以我就说英语吧。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调查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也就是卡塞蒂——的死因。这个案子有两个可能的结论。我会把这两个都告诉大家，并请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裁定哪一个是正确的。”

    “现在你们都已经了解了本案的情况。今天早上，有人发现雷切特被刺死了。昨天晚上十二点三十七分，他还跟列车员在门口说过话。我们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块被砸瘪的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上。发现尸体后，康斯坦汀医生作了检查，指出死亡时间在午夜至凌晨两点。大家都知道，晚上十二点半的时候，火车撞进了雪堆里，此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火车。”

    “哈德曼先生，是纽约侦探社的人员，”有几个人扭头看了看哈德曼先生，“他的证词说，只要有人经过他的房间（车厢尽头十六号房）他就会看到。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凶手只能是这节车厢，即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面的人。”

    “我要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推论。”

    “什么？”布克先生突然吃惊地叫出了声。

    “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推论。这很简单。雷切特先生有一个让他惧怕的敌人。他向哈德曼先生描述了这个敌人的样子，还说，如果这人要杀他，很有可能在火车离开斯坦布尔的第二个晚上下手。”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女士们、先生们，雷切特先生知道的事比他说出来的要多。这个雷切特先生预料中的敌人，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温科夫齐上了火车，是从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先生去站台时打开的一扇门里进来的。有人给他准备了一套列车员的制服，他套在自己衣服的外面。虽然门是锁着的，但是他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门。雷切特先生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已经入睡，这个人凶狠地刺死他，然后穿过通向哈巴特太太房间的联通门，逃走了——”

    “是这样的。”哈巴特太太点点头。

    “经过联通门时，他顺手把刚才用过的匕首塞进了哈巴特太太的洗漱包里。他不知道自己制服上的一个纽扣掉了。然后他溜出房间，沿着过道跑掉了。匆忙之中，他把制服塞进一个空房间里的旅行箱之中。几分钟之后，他穿着普通的衣服，在火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从他上火车的那扇门——餐车附近的门——下了火车。”

    每个人都倒抽一口气。

    “那块表是怎么一回事？”哈德曼先生问道。

    “我会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的。在查理布罗德的时候，雷切特先生忘了要把表调慢一小时。他的表仍然是东欧时间，比中欧时间快了一小时。所以雷切特先生被刺死的时间是十二点一刻，而不是一点一刻。”

    “但这个解释是荒谬的！”布克先生喊道，“差二十三分一点时房间里传出来的某个人的声音怎么解释？要么是雷切特的，要么是凶手的。”

    “不一定。可能，呃，是第三个人的。他想走进房间跟雷切特说话却发现他死了。他按铃叫列车员，然后，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害怕了，怕被指控谋杀，所以就假装雷切特说起话来。”

    “有可能。”布克先生勉强同意道。

    波洛看看哈巴特太太。“怎么，夫人，你想说——”

    “哦，我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你觉得我也忘了把表调慢了吗？”

    “不，夫人，我认为你听见这个人经过你的包厢，但当时并没清醒过来。后来你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间里，于是被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好吧，我想有这个可能。”哈巴特太太承认道。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你怎么解释我的女仆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您的女仆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是您的。她想掩护您，可是比较笨拙。她确实撞见了一个男人，但时间上要早一些——火车停在温科夫齐站时。她假装是在一个小时后看见的，因为她头脑混乱地想为您提供一个不在场证明。”

    公主低下头。“你想得真是周全，先生，我——我佩服你。”

    一片沉寂。

    突然，康斯坦汀医生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大家都被他吓了一大跳。

    “但是，不对，”他说，“不，不，还不对！这种解释站不住脚，有很多小的漏洞。犯罪过程绝对不是这样的——波洛先生肯定很清楚。”

    波洛转身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明白，”他说，“我会告诉你我的第二个结论。但是别着急否定这一点。稍后你会同意的。”

    他又转向众人。

    “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赞成这个说法，并跟我进行争论。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药，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挣扎着保护自己，但是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因曾提醒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非常明显），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任何人都能看穿这个手表的骗局——这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桥段。他们认为我能看穿这个骗局，然后自作聪明地推断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那么我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声音就不是他的，那么雷切特肯定已经死了。但是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雷切特正由于安眠药的作用熟睡呢。”

    “可是这个把戏居然成功了！我打开门朝外看了看。我确实听见了那句法语。要是我蠢得没有意识到那句话的重要性，那么一定会有人尽力引起我的注意。必要的话，麦奎因可以直接说出来：‘抱歉，波洛先生，不可能是雷切特先生说的。他不会说法语。’”

    “那么，真正的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还有，是谁杀了他？

    “以我之见——只是个看法——雷切特被杀的时间很接近两点钟，也就是医生给我们的时间下限。”

    “至于是谁杀了他——”

    他顿了顿，看看他的听众。他可不能抱怨人们不关注他——每个人都紧紧盯着他，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他缓缓地继续说道：

    “要证明火车上的某一个人有罪是相当困难的，这一点让我很奇怪。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都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可能’的人作证，这样一来，麦奎因先生和阿巴思诺特上校可以相互提供不在场证明，而这两个人似乎不可能之前就认识对方。英国男仆和意大利人也是如此，还有瑞典女士和英国女孩。我对自己说：‘这太不寻常了——他们不可能都卷进来！’”

    “然后，先生们，我忽然明白了，他们都牵涉其中。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坐同一趟火车旅行，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不是偶然，而是计划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诺特上校关于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么，一直困扰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寻常的人挤满了斯坦布尔－加来的车厢——就解释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国逃脱了审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着有十二个人自己组成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由于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担任他的死刑执行人。基于这一假设，整个案子瞬间就一目了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个人都扮演着分配给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怀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就会为他澄清，并把问题搅乱。一旦有画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场证明，那哈德曼的证词就很必要了。斯坦布尔车厢里的旅客是不会有危险的。他们证词中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件事就是个设计巧妙的拼图玩具，每发现一片新的线索，案子就困难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说，这案子简直离奇得无法想象。而这正是作案人想要给人的感觉。”

    “这个结论能解释所有问题吗？是的，可以。刀伤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伪造的恐吓信——之所以说伪造，是因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写下来只是为了制造证据。（无疑，肯定有真的恐吓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麦奎因销毁了，用恐吓信代替了。）之后哈德曼所说的被雷切特雇用的事——当然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对那个神秘人的描述，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只是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会牵扯到任何列车员，而且男女都适用。”

    “用刀刺这个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细一想就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当前情况的了。匕首是每个人都会用的武器，无论身强还是体弱，而且不会发出噪音。也许我是错的，不过我猜想，十二个人依次从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进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间里，刺了他一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杀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头上发现的那最后一封恐吓信，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没有留下关于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线索，那么警方绝对没有理由去怀疑火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那样就可以当成是外来的人做的，那么车上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证看到这个‘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人在布罗德下了车。”

    “我完全不知道当这些共谋者发现他们的部分计划因火车事故而可能无法实施时，会怎么办。我想象着，他们匆忙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进行。这样一来，一个或者所有的旅客都会受到怀疑，但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可能性并且有所准备。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乱。两条所谓的‘线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间里——一条栽赃给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他的不在场证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条，手帕的线索，栽赃给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凭借她的社会地位，非常虚弱的体质，还有女仆和列车员的证词，她的清白无懈可击。

    “为了把事情搞得更乱，他们又凭空编造了一个穿猩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为这个女人的存在作了证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门，我从床上跳起来向门外看过去——看到一个穿猩红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远处。他们明智地选了三个人——列车员、德贝纳姆小姐和麦奎因——也见过她。我想，肯定是某个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车跟人交谈时，把那件睡衣放进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层。这件睡衣最开始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旅行箱里只有一件雪纺绸的长睡衣，而且太精致了，更像是喝茶时穿的，而非睡衣。”

    “当麦奎因第一个知道那封已经被小心烧毁的信居然还有一点没被烧毁，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几个字时，他肯定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就在这时，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处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采取措施涂改了护照，这是他们第二次碰到霉运！”

    “他们一致否认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也知道我不可能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怀疑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不然不会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的。”

    “现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确的，那么列车员一定也知道这个计谋。但如果是这样，那凶手就是十三个人，不是十二个。与通常那种‘多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临的是‘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辜的’。是哪一个呢？”

    “我得出一个很古怪的结论，没有参与谋杀的那个人，正是被认为是最有犯罪动机的那个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严肃地以自己的名誉向我发誓，他妻子那晚从未离开房间时的真挚之情。于是，我认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皮埃尔·米歇尔绝对是十二人中的一个。可是如何解释他的参与呢？他是个在铁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好人，并不是那种会受贿协助谋杀的人。由此，皮埃尔·米歇尔肯定也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可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后来我想到那个死了的保姆是个法国人。假定这个不幸的女孩是皮埃尔·米歇尔的女儿，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这也可以解释谋杀地点为何选在火车上。还有谁扮演的角色不是很清晰呢？我把阿巴思诺特上校当作阿姆斯特朗家的一个朋友。他们可能一起经过了战争。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我能猜到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职位。也许是我太贪吃了，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她是一个好厨娘。我给她设下了一个圈套——她上当了。我说我知道她是个好厨娘。她回答道：‘真的，没错，我的女主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是个女仆，你的主人很难有机会知道你是否是个好厨娘。”

    “然后是哈德曼。他似乎肯定不是阿姆斯特朗家里的人，我只能想到他跟法国女孩恋爱过。我跟他说起外国女人的迷人之处——再一次得到了我一直寻找的反应——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可他却假装说雪太刺眼了。”

    “还剩下哈巴特太太。现在，哈巴特太太，请允许我说，在这出戏剧中你扮演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由于房间就在雷切特的隔壁，因此她的嫌疑比其他人都大。照道理说，她没有什么不在场证明。为了演好她要扮演的角色——一个非常自然的、有些荒谬可笑的、宠爱女儿的美国母亲——确实需要一个艺术家。然而有个艺术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关系密切：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琳达·阿登，一个女演员……”

    他停了下来。

    接着，响起了一个柔和、梦幻般的声音，跟在这次旅行中所用的声音截然相反，哈巴特太太说话了：

    “我总是幻想自己能演喜剧。”

    她继续梦幻般地说道：

    “洗漱包的安排是个疏忽。这表明事先应该排练一下。我们来的时候曾经演示过，我想那时我在一个双号房间里。我从未想过插销的位置会有所不同。”

    她稍稍移动了下身子，直视着波洛。

    “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可就算是你，也无法想象那种感受——纽约那可怕的一天！我悲痛欲绝，仆人们也是。阿巴思诺特上校也在那儿。他是约翰·阿姆斯特朗最好的朋友。”

    “战时，他救过我的命。”阿巴思诺特上校说。

    “那时我们当场决定（也许我们都疯了，我不知道）一定要执行卡塞蒂逃过的死刑。我们有十二个人——或者说十一个。当然，苏珊娜的父亲远在法国。开始我们打算抽签决定由谁来执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现在这个方法。这是汽车司机安东尼奥提议的。后来玛丽和麦奎因详细拟定了各种细节。他一直很敬慕索妮亚——我女儿，是他向我们详细解释了卡塞蒂是如何用钱逃脱死刑的。”

    “完善整个计划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首先得了解雷切特的行踪，最后哈德曼做到了。接着我们想方设法让他雇用马斯特曼和赫克托——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嗯，我们做到了。然后我们跟苏珊娜的父亲商量了一下。阿巴思诺特上校很支持十二个人合作，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加合乎规则。他不喜欢用刀刺这个主意，但他同意这么做能省掉大部分麻烦。而且，苏珊娜的父亲也表示愿意。苏珊娜是他唯一的孩子。我们从赫克托那里得知，雷切特早晚要乘坐东方快车从东边回来。因为皮埃尔·米歇尔就在那趟车上工作，真是时不可失。而且，这也是个不牵连外人的好方法。”

    “当然，我女婿也知道了，他坚持陪她坐这列火车。赫克托设法让雷切特选择了米歇尔值班这天的火车。我们打算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上的所有铺位都包下来，可遗憾的是，有个铺位被订走了，是留给公司董事的。‘哈里斯先生’当然是假的。但是如果赫克托的房间里有个陌生同伴会很尴尬。于是，在最后一刻，你来了……”

    她停了停。

    “好啦，”她说，“现在你全都知道了，波洛先生，你打算怎么办？如果必须把事情公之于众，你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让我独自承担呢？我情愿自己刺了那人十二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要对我女儿还有她孩子的死负责，还要对另一个原本可以幸福快乐生活的孩子负责。不仅如此，在黛西之前，还有别的孩子被绑架过，而且将来还可能会有其他人。社会给他定了罪，我们只是执行判决。但是没必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所有这些善良忠诚的人——还有可怜的米歇尔，还有玛丽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他们都深爱彼此……”

    她的声音极其动人，回响在拥挤的空间中——这个低沉、富有感情、振奋人心的声音，感动了纽约许多的观众。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你是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他说，“你要说些什么？”

    布克先生清清嗓子。

    “我的意见是，波洛先生，”他说，“你提出来的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确实如此。我建议，南斯拉夫警察到达时，我们把这个结论提交给他们。你同意吗，医生？”

    “当然同意，”康斯坦汀医生说，“至于医疗证据，我想——呃——我会提一两个奇妙的建议。”

    “那么，”波洛说，“我的解决方案已向大家说明，我可以荣幸地退出此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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