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长语音刚落，法庭里便响起一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有一大群绿头苍蝇正围着囚犯乱飞，等着看他即将变成就要变成的东西。这阵喧哗过后，那无懈可击的爱国志士已经登上了证人席。
副检察长先生于是跟随他上司的榜样询问了爱国志士：这个人是约翰·巴萨先生。他那纯洁灵魂的故事跟检察长先生所叙述的完全一样，如果有缺点的话，大概是叙述得太精确了一点。在他放下他那高贵的心胸中的负担以后，他本来是能够谦抑地退场的，可是坐在罗瑞先生身边不远、面前放了一大堆文件的戴假发的先生却要求对他提出几个问题。这个时候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个戴假发的先生依旧在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自己做过密探么？没有，他看不起这种卑鄙的暗示。他靠什么生活？靠他的财产。他的财产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财产？那与任何人都无关。是继承来的么？是的，继承来的。从哪里继承来的？一个远亲。很远么？有些远。坐过牢么？当然没有。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么？不知道这件事与案件有什么关系。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么？——来，再回答一次。从没坐过牢么？坐过。多少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么？可能是。什么职业？绅士。被人踢过么？也许。常挨踢么？不。被踢下过楼梯么？一定没有。曾经在楼梯顶上挨过踢，是自己滚下楼梯的。是因为掷骰子做假么？踢我的醉汉说过这方面的话，但那话不可以相信。能发誓不是真的么？肯定能。以前有靠赌博作弊为生么？从来没有。以前有靠赌博为生么？不比别的绅士们厉害。有向这位囚犯借过钱么？借过。还过么？没有。跟这囚犯那点疏远的友谊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邮船上硬攀的么？不是。他肯定见到囚犯带着这些文件么？肯定。对文件再也不知道别的了么？不知道。自己没想办法去弄到么？没有。事先估计从这次做证你能得到好处么？没有这种想法。不是受到政府的雇用接受正规津贴陷害他人么？啊，天啦，不。或者是别的什么？啊，天啦，不。能发誓么？可以一再发誓。除了纯粹的爱国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动机么？并无其他任何动机。
道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很迅速地就完成了宣誓仪式。他从四年前开始朴实、单纯地为该囚犯工作。在加莱邮船上他问囚犯需不需要一个勤杂工，囚犯就雇用了他。并非因为囚犯可怜而雇用的——想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他对囚犯产生了怀疑，接着就开始监视他。他在旅行中收拾囚犯衣物时曾在口袋里多次见过类似的文件。以前从囚犯抽屉里取出过这些文件。并不是事先放进去的。他在加莱见过囚犯把这几份文件给法国人看过。在加莱和波伦那又一次见他把同样的文件给法国人看过。他热爱祖国，心中充满了正义的愤怒，于是揭发了他。从没有涉嫌盗窃过一个银茶壶。曾经有一次因为一个芥末壶遭过冤枉，那壶实际上是镀银的。他和那个证人已经相识七八年，完全出于巧合。他并没说是特别出奇的巧合。大多数的巧合都有些出奇。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他唯一的动机。他没有把这叫作出奇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不列颠人，希望许多人都能像他一样。
绿头苍蝇再一次发出嗡嗡声。检察长先生传唤贾维斯·罗瑞先生。
“贾维斯·罗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工作人员么？”
“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你是不是曾坐邮车出差，从伦敦去过多佛？”“去过。”
“车厢里还有其他的乘客么？”“有两个。”“他们是在晚上中途下车的么？”“是的。”
“罗瑞先生，你看看囚犯，是不是那两个旅客中的其中一个？”
“我不能够确定的说他是。”“他像不像两个旅客中的其中一人？”“他们两个都裹得严严实实，夜又很黑，而我们大家又都很封闭，我连像不像也不能够肯定。”“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如果他也像那两个旅客一样把自己裹起来，他的个头和身材像不像那两人？”“不像。”“你不愿发誓说他不是那两人之一么，罗瑞先生？”“不愿。”
“那么你是说他有可能是两人之一么？”“是的。我记得当时那两人都胆小怕事，害怕强盗，跟我一样。但这位囚犯却没有胆小怕事的神气。”“你看见过故意装作胆小怕事的么，罗瑞先生？”“当然见过。”“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你肯定以前见过他么？”“见过。”
“是在什么时候？”
“那以后几天我从法国回来，这个囚徒在加莱上了我坐的那条邮船，跟我同船旅行。”
“他几点钟上的船？”“半夜过后不久。”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不方便的时刻上船的只有他一个人么？”
“碰巧只有他一个。”“别管碰巧不碰巧，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船的只有他一个，是么？”“是的。”
“你是一个人旅行么，罗瑞先生？有没有人和你一起？”
“有两个人同路，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两个现在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那么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没怎么说话。那天有暴风雨，船摇晃的很厉害，路又长，我几乎全程都是躺在沙发上过的。”
“曼内特小姐！”
以前大家用眼睛搜寻的小姐，现在又受到了众人的瞩目。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父亲也跟着站了起来——他不希望她松开挽住他胳膊的手。
“曼内特小姐，请您看看这个囚犯。”对被告来说，面对这样真诚的青春与美丽，面对这样的怜悯之情是比面对在场的整个人群还要困难的。他好像是站在坟墓的边沿跟她遥遥相对。这个时候带着好奇心注视着他的所有目光也没有办法给他保持安静的力量。他那忙乱的右手把手边草药组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想象中花圃里的花朵。他努力想掌握住呼吸以致使他的嘴唇颤抖起来，血液也从嘴唇涌向心里。大苍蝇的嗡嗡声再度响起。
“曼内特小姐，你曾经见过这个囚犯么？”“见过，先生。”
“在哪儿？”“在刚才谈起的那艘邮船上，先生，在相同的时间。”“你就是刚才说起的那位小姐么？”“啊！很不幸，是的！”她出于同情而发出悲痛忧伤的声音跟法官那不如她悦耳的声音搀和到了一起。法官庄严地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不要发表其他的意见。”
“曼内特小姐，在越过海峡的时候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说过，先生。”“仔细想一下。”
她在深沉的寂静中用细小的声音说：“那位先生上船时——”“你指的是这个囚犯么？”法官紧皱眉头问。
“是的，大人。”“你就叫他囚犯吧！”
“那囚犯上船时看到我的父亲很困乏，很衰弱，”说时她深情地转过头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非常疲乏，我怕他缺少了空气，于是在船舱阶梯旁的甲板上给他临时搭了个铺，自己坐在他身边的甲板上服侍着他。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乘客。那善良的囚犯不断地说服我。他告诉我要怎么样安排才能使我的父亲不受风雨侵袭——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知道我们出港之后风雨怎么样，全靠了他的安排。是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病非常地关心，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我俩就是这样交谈起来的。”
“我插一句嘴。他是一个人上船的么？”“不是。”
“都有什么人跟他在一起？”“两个法国人。”“他们在一起谈话么？”
“他们一直在一起谈话，直到两个法国人要乘小船上岸时才停止。”
“他们之间传递过像这些一样的文件么？”“是传递过一些文件，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跟这些文件的大小和形状相同么？”“或许是，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虽然他们就在离我身边很近的地方小声说话：因为他们站在船舱楼梯的顶上，就着头顶的灯光。灯光非常暗，他们的声音又很小，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见他们看过一些稿件。”
“好，你说说你同囚犯的谈话吧，曼内特小姐。”“囚犯对我说话毫无保留，因为我处境很困难。同样，他对我父亲也很关心，很善意，很有帮助。”她哭泣着。“我不希望今天用伤害来回报他。”
绿头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曼内特小姐，出庭作证是你应尽的义务，你必须作证，不可以逃避。如果囚犯不能够理解你特别不想作证的心情，不理解你的也就只有他一个。请继续下去。”“他告诉我他正在为一件很可能给别人带来灾难的事奔走，所以旅行时使用了假名。他说他为这事几天前去了法国，或许还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断断续续来往很久。”
“他谈起过美国的事么，曼内特小姐？说准确一点。”“他向我解释了那场纠纷的来龙去脉，而且说，照他当时的判断，是英国错了，而且很愚蠢。他还开玩笑说乔治·华盛顿或许会名标青史，跟乔治三世小平相当。不过他说这话时并没有恶意，说时还在笑，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在广大群众注视之下的动人演出中，主要演员那吸引人注意力的面部表情是会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受到观众模仿的。那姑娘提出这些证词时前额痛苦地紧锁，很着急，很紧张，暂时停止说话等待法官记录时也仔细地观察律师是不是赞成她的话。这时法庭每一个角落的观众也都流露出同样的表情。而在法官从他的记录中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离经叛道之论表示憎恨时，证人脸上的表情也立刻反映到在场的绝大部分人的额头上。
检察长这个时候向法官大人表示，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也为了形式上的需要，他觉得应当要求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内特医生作证。于是曼内特医生被要求出庭。
“曼内特医生，你看看囚犯。你曾经见过他么？”“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住所来看过我。那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你可以确定他就是跟你一起乘过邮船的旅客么？你对他跟你女儿的谈话有什么看法？”“对两个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大人。”“你没有办法回答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么？”他低声回答说，“有。”“你在你出生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不幸，没有经过审判，甚至没有经过控告就受到了长时间的监禁，是么，曼内特医生？”
他回答的口气打动了每一颗心，“受过长时间的监禁。”
“刚才谈到的在邮船上的那个时候你是刚刚被放出来么？”
“他们是那样告诉我的。”“你对当时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么？”“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从我在坐牢时让自己学着做鞋起，直到我发现自己已在伦敦，跟此刻在我身边的女儿住在一起为止，我心里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官能恢复时，我女儿跟我已很熟悉。但是我连她是怎样跟我熟悉起来的也说不清了。那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记忆。”
检察长坐下，父女俩也坐下。
这个时候案子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变化。此案主要为了要证明五年前那个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个正在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邮车南下，两人在晚上的时候一起下了车，到了某处，却没有停留（目的是造成假象），马上又折返十多英里，来到某个要塞和造船厂搜集情报。一个证人出庭确认四犯曾经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城市某旅店的咖啡馆里等候另一个人。囚犯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位证人，却只发现他在其它时候从未见过囚犯，除此之外便一无所得。这时那位戴着假发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先生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卷起来，扔给了律师。律师抓住空隙读完纸条后很认真很好奇地把囚犯观察了一会儿。
“你再次重申你能确定那人就是这个囚犯么？”证人表示很能确定。“你见过样子很像这个囚犯的人么？”证人说，再怎么像他也不会认错。“你认真看看我的有学识的朋友，那边那位先生，”
律师指着扔过纸条的人说，“然后再认真看看囚犯。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是不是特别的相像？”
除了我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有些不注重仪容整洁（如果不算是有失体面的话）之外，他和囚犯的确是一模一样。把两人一对比，不但叫那证人大吃一惊，全部在场的人也都大吃了一惊。大家要求法官司命令“那有学问的朋友”取下假发。那人勉强地同意了。这一来，他们两人就显得更加相似了。法官询问斯特莱佛（囚犯的律师）下面是不是要求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那是我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莱佛先生回答说不必了，但他希望证人说明：发生过一次的事是否还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早一些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他是否还会那么深信不疑？在他已经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之后，他是否仍然那么深信不疑？会不会更加深信不疑？反复询问的结果是把那证词像瓦罐一样砸了个粉碎，也把证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驳了个体无完肤。
克朗彻先生听到这儿时，已经从他的指头上啃下了可以当一顿饭吃的铁锈。现在他必须听斯特莱佛先生把囚犯的案情修减成一套紧身衣穿到陪审团身上了。斯特莱佛先生向陪审团指证，那爱国志士巴萨是个受人雇佣的密探和奸细，是个做人血交易从不脸红的家伙，是个自从受诅咒的犹大以来最不要脸的流氓——而他长得也的确像犹大。他指证，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当之无愧的朋友和搭档。这两个作伪证发伪誓的家伙看中了囚犯，想拿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人，在法国有一些家务使得他在海峡两岸来回奔走。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可是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经过曲解的证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诸位已经看到她提供证词时所受到的痛苦），只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友情礼貌的活动而已——仅仅是对华盛顿的提法例外，那话越出了党规，很极端，可也只能看成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假如政府居然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限制，树立威信（检察长先生对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不足的地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曲解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完全没有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这话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
接着斯特莱佛先生提出要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证。
紧接着克朗彻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佛先生为陪审团剪裁的衣服全部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翻了过来，又翻了过去，总的来说，肯定是把它重新剪裁了一次，改装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尸衣。
现在，陪审团开始商议案情，大苍蝇又发出嗡嗡的声音。
即使在这样的波澜起伏的情况之下，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卡尔顿先生依旧没有挪一挪身子，或改一改态度。在他那知识丰富的朋友斯特莱佛收拾着面前的文件、跟他身边的人小声交谈，而且不时着急地望望陪审团的时候。在所有的观众都多少走动走动、另行组成谈话圈子的时候。甚至在连我们的检察官也离开了座位，在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不见得不使观众怀疑他很紧张的时候，这位先生依旧靠在椅背上没有动。他那拉开的律师长袍一半敞着，散乱的假发还是脱下后顺便扣上的样子。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两眼依旧死死盯住天花板。他有一种非常马虎的神态，看上去不但显得不受人尊重，而且大大减少了他跟囚犯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程度（刚才大家把他俩做比较时，他暂时的认真态度曾强化了相似的印象），所以大多数观众现在都注意到了他，并交换意见说他们刚才怎么会觉得他们俩那么相像呢。克朗彻先生对他身边的人就是这样说的。他还说，“我可以用半个金币作担保，这人是不能做法律工作的。他那副模样就不像，是么？”
然而这位卡尔顿先生所注意到的现场细节反倒比表面看去要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曼内特小姐的头耷拉到了她爸爸胸口上，而这事却被他第一个看到了，并且毫不含糊地说：“长官，注意一下那位小姐。帮助那位先生扶她出去。你难道看不出她快要昏倒了么！”
在那姑娘被扶出去的时候，许多人都深表同情，也对她的父亲深表同情。再次提起他的牢狱生活显然使老人苦不堪言。在他受到查问时，他表现的非常的激动，从此以后一团浓重的乌云就遮住了他，他一直在呆呆地想着，露出一副年迈体弱的样子。他出场后，陪审团重新坐定，过了一会儿，它的团长开始讲话。
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希望退庭。法官大人（心里也许还想着乔治·华盛顿）对他们竟然会意见分歧感到意外，并指出他们退席后必须要受到监视与保护，随即自己便退了庭。审判已经持续了一天，法庭已经点上了灯。有人传说陪审团要退场很久。观众们纷纷出场去吃点心，囚犯也退到被告席背后坐下。
陪同那位小姐和她爸爸离开法庭的罗瑞先生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他向杰瑞做了个手势。现在众人兴趣已经降低，杰瑞不费吹灰之力就挤到了他的身边。
“杰瑞，如果你想吃点点心，现在可以去吃。可是不要走太远。陪审团回来之后你一定要在才行。不要比他们晚回，因为我需要你立即把判决带回银行。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快的信使，赶回法学院大门比我要快多了。”杰瑞就露出了一点额头，他用指关节敲了敲额头，表示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一个命令。这时卡尔顿先生走了过来，碰了碰罗瑞先生的手臂。
“小姐怎么样？”“她很不舒服，她爸爸在照顾她，出了法庭之后她好多了。”
“我可以把这话告诉囚犯。像你这样体面的银行人员当众跟他说话是不行的，这你也知道。”
罗瑞先生脸红了，似乎意识到他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内心斗争。卡尔顿先生到被告席去了。法庭出口正在那个方向。杰瑞紧随其后，他的眼睛、耳朵、连满头铁蒺藜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达尔内先生！”囚犯朝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你当然急着听到证人曼内特小姐的情况。她很快就会好的。她最激动的时刻便是你见到她的时候。”
“我让她难受了，我觉得非常抱歉。你能把我这话向她转达么？还有，对她的一片苦心我也发自内心的感谢。”
“可以。如果你提出要求，我可以替你转达。”卡尔顿先生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情，几乎有些不礼貌。他半个身子背对着囚犯站着，手肘懒懒地靠在被告席上。
“那我就提出要求。请接受我发自内心的谢意。”“那么你，”卡尔顿说，依旧半个身子背着他，“你在等什么呢？”“最不幸的后果。”
“这是最明智的希望，也是最可能的后果，不过，我认为陪审团不参加会对你有利。”
在法庭附近的路上停留是不允许的，所以杰瑞再也没有听见别的。他离开了这两个长相相似、态度却完全不同的人。那肩并肩站着的两个人，都反映在头上的镜子里。
在外面那挤满了小偷和流氓的街道上，尽管有羊肉馅饼和麦酒，一个半钟头也好不容易才打发过去。那沙哑喉咙的信使吃完便餐就在长凳上很不舒服地坐下，就睡起觉来。这时一阵大声的嗡嗡声和一股着急走的人潮挤向法庭和楼梯，他也被席卷而去。
“杰瑞！杰瑞！”他赶到时罗瑞先生已经在门口叫他。
“这儿，先生！挤回来真像是在打仗。我在这儿，先生！”
罗瑞先生在人群中塞给他一张纸条。“快，拿好了么？”
“拿好了，先生！”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无罪释放。”
“就算你送的消息又是‘死人复活’”杰瑞转过身小声地说，“我也会明白你的意思的。”
在他挤出老贝勒之前没有机会再说什么，甚至没有机会再想什么，因为人群早已像洪水一样拼命往外挤，差点把他挤倒在地上。一股喧闹的人流卷过大街，好像那些失望的绿头苍蝇又分头，找寻别的尸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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