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秋天，这位从伦敦去巴黎的旅客，一路上走得非常缓慢。每一个城门口和村税所的门前，都有一群爱国公民，手里拿着随时准备射击的国民军火枪，拦截住过往行人，盘查诘问，检查他们的证件，在他们备有的名单上查找旅客的名字，有的勒令返回，有的放行通过，有的就地扣押。总之，一切全凭他们那变幻无常的判断或毫无根据的想象，全凭是否最有利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新生共和国”而定。
查尔斯·达内在法国的土地上才走了几里格路，他就渐渐发觉，除非他在巴黎被宣布为好公民，否则就休想沿这些乡间大道回来了。
全靠出示了遭难的加贝尔从阿巴依监狱寄出的那封信，他才得以走这么远。他在这个小地方的关卡，遇到了极大的麻烦，使他觉得这趟行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因而，当他被扣押在一家小客店里，半夜给人叫醒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叫醒他的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当地小官员，还有三个头戴粗布红帽、嘴里叼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全都在床上坐了下来。
“逃亡贵族，”那个小官员说道，“我打算派人护送你去巴黎。”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达内说。
“选择！听他说的！”还是那个满面怒容的戴红帽的大声吼道，“保护你，不让你给吊在路灯柱上，这莫非不是对你的优待！”
“还是这位爱国者说得对！”小官员说，“起来，穿好衣服，逃亡贵族。”
达内一一照办了，于是他又被带回关卡，那儿另有一些戴着红帽子的爱国者围在火堆旁抽烟、喝酒、睡觉。他在这儿付了一大笔护送费后，清晨三点，就在护送的人伴随下，走上了湿漉漉的大路。
待他们到达小城博韦时——已是黄昏时分，街上挤满了人——他再也不能哄瞒自己了，事态确实让人非常担心。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看着他在驿站的院子那儿下马，只听得许多人大声高呼：
“打倒逃亡贵族！”
他正要翻身下马，又坐定了，觉得还是骑在马上最安全，他说：“逃亡贵族！我的朋友们！我是自愿回法国来的，你们没有看见吗？”
“你是个该死的逃亡分子！”一个钉马掌的铁匠喊着，手里握着铁锤，怒气冲冲地分开众人，朝他挤上前来，“你是个该死的贵族！”
就在这时，达内看到群众的眼睛中冒出了一团怒火，转瞬之间，这怒火就会冲到他的身上。驿站长赶快把他的马拉进院子，两个护送的人紧跟在他的两侧，也骑马进来。接着，驿站长关上那两扇摇摇晃晃的大门，上了闩。钉马掌的又用他的锤子在门上砸了一下，人群又乱哄哄地吼叫了一阵，但也就到此为止。
“那个铁匠说的法令是怎么回事？”达内在院子里谢过了驿站长，站在他的身边问道。
“确有这么回事，是关于拍卖逃亡贵族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颁布的。”
“十四号。”
“正是我离开英国那天！”
“大家都说有好几条法令，这只是其中的一条，另外还要颁布一些——要是现在还没有颁布的话——禁止所有逃亡分子回国，凡跑回国来的一律处死。他说你的命已经不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颁布这样的法令吧？”
“我哪儿知道！”驿站长耸了耸肩膀说，“也许已经颁布了，也许将要颁布，反正都一样。”
天亮后，终于来到巴黎城下。他们策马上前，但见关卡的栅栏门紧闭，戒备森严。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一个看上去办事果断的负责人问道，他是给一个卫兵叫出来的。
这句令人反感的话，自然刺伤了查尔斯·达内，他请求说这话的人注意，他是个自由的旅行者，一个法国公民，是因为现在乡下的局势较乱，他才请人护送的，护送的人是他花钱雇的。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这位大人物根本不加理睬，又问了一遍。
那个喝得醉醺醺的爱国者一直把证件放在帽子里，这时拿了出来。那位大人物看了加贝尔的信，吃了一惊，显出不安的神色，把达内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达内坐在马背上观看着这番情景，约莫过了半个来小时，那位负责人又出现了，他命令打开栅栏门。然后给护送人员——一个喝醉，一个清醒——开了一张收条，表示送来的人已经收到，最后才叫被护送来的人下马。查尔斯·达内遵命照办。那两个爱国者牵起他那匹疲惫不堪的马，没有进城就拨转马头回去了。
他跟着那人走进了一间警卫室。办公桌上摊着一些表册，一个举止粗鲁、面色黝黑的军官掌管着这些表册。
“德发日公民，”他一面拿起一张纸来写，一面对带达内进来的人问道，“这就是那个逃亡的埃弗瑞蒙德吗？”
“就是这个人。”
“没错。埃弗瑞蒙德，现在要送你进拉福斯监狱。”
“天哪！”达内喊了起来，“这是根据什么法律，我犯了什么罪呀？”
军官从字条上抬起眼来看了看。
“从你离开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定了新的罪名，埃弗瑞蒙德。”他冷笑着说，把写好的字条交给德发日。
德发日举起字条对犯人晃了晃，示意跟他走。“犯人”服从了，后面还跟了两个警卫的武装爱国者。
“娶马奈特医生女儿的就是你吗？”待他们走下警卫室的台阶，朝巴黎城里走去时，德发日低声说，“他以前在巴士底狱关过，那监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是呀。”达内惊讶地望着他，答道。
“我叫德发日，在圣安东尼区开酒店，也许你听说过我。”
“我妻子就是到你家接她父亲的吧？这就对了。”
“妻子”一词似乎使德发日想起什么沮丧不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凭着那位新出生的名叫吉萝亭的厉害女人的名义，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回法国来？”
“刚才你不是听我说了。你不相信我说的是实情？”
“实情对你很不利哩！”德发日皱着眉头说，眼睛笔直看着前面。
“不会不经审判就把我关进那儿，连申辩一下案情的机会也没有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过那又怎么样？从前，也有人给这么关过，那时监狱里的条件更坏。”
“可那绝不是我干的，德发日公民。”
德发日没有答话，只是阴郁地朝他看了一眼。他一言不发，沉着镇定地往前走去。他越是默不作声，使他软化的希望也就越少——也许达内就是这么想的——于是，他赶紧说道：“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我得把我被投进拉福斯监狱的事，不加任何说明，通知现在巴黎的一位英国绅士，台尔森银行的洛瑞先生。你能帮我做这件事吗？”
“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德发日固执地回答说，“我要对我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誓死忠于祖国和人民，反对你们，我决不能替你做任何事。”
一个面孔浮肿的人，打开了一扇结实的小门，德发日把“逃亡贵族埃弗瑞蒙德”交给了他。
“真见鬼！这号人还有多少呀！”面孔浮肿的人大声嚷嚷道。
德发日没有在意他的叫嚷，拿了收条，就和跟他同来的两个爱国者走了。
“又是秘密监禁！”典狱长看了看那张字条咕哝道，“就像我这儿还没胀破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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