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应变的生活过了不多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父亲傍晚回到家里时，对她说：“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高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时，查尔斯有时候能靠近那儿，他要是能到达窗口旁边——这取决于许多未知的情况和偶然机会——他认为，你如果能站在街上我指点给你的某个地方，他或许能看见你。不过，我可怜的孩子，你是看不见他的，而且即使能看见，你要是露出一点儿认出他的样子来，那对你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
“啊，我的好父亲，快把那地点告诉我吧，我要每天上那儿去。”
从此以后，不管是什么天气，她都要在那儿等上两个小时。每当时钟敲响两点，她就已经站在那儿了，一直待到四点，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要是天气不太阴湿不太冷，能带上孩子，她就带孩子去；别的时候，她就独自一人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
那地方是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的拐角处，又暗又脏。这角落里唯一的小屋，是个锯木柴的工人的棚屋；其他几面都是墙。她上那儿去的第三天，那工人注意到了她。
“又上这儿散步来了，女公民？”
“你不是看见了，公民！”
锯木工人是个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小个子，他朝监狱那边瞟了一眼，朝监狱指了指，把十个手指挡在脸前当做铁栅，滑稽地在“铁窗”后面探头探脑。
“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他说，接着便继续锯他的木头。
不论什么天气，露西每天总要在这儿度过两个小时，冒着隆冬的霜雪，迎着早春的寒风，顶着炎夏的骄阳，淋着晚秋的苦雨。每次离开这儿的时候，都要吻一吻监狱的大墙。在五六天中，她的丈夫或许能看见她一次，可能接连两三天都看见她，也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整整半个月看不见。只要有机会，他能够而且确实看见了她，这就足够了，为了有这种可能，她愿意从早到晚每星期在那儿等上七天。
就这样，她又熬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沉着冷静地周旋于那些恐怖分子中间。一天下午，下着小雪，她又来到了那个常去的拐角处。这是个什么狂欢的日子，是个节日。她一路上看到家家户户的房子上都插着小长矛，矛尖上挑着小红帽，还饰有三色彩带，刷了规范化的标语：
“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要不毋宁死！”
锯木工人没有在那儿，露西感到松了一口气，她可以安安静静独自一人待着了。
但是他并没有走远，过不多久，她就听到一阵骚动和叫喊一路传来，使她胆战心惊。转眼之间，一大群人拥到了监狱大墙旁的这个拐角，锯木工和复仇女手拉着手，走在人群中间。
大家都跳着卡曼纽拉舞。这场狂舞过去后，露西惊慌失措地站在锯木工人的棚屋门前。羽毛般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下来，落在地上，那么洁白轻柔，无声无息。
“你看不见他吧，我可怜的宝贝？”
“看不见，父亲，”露西满怀思念之情，哭泣着朝关押查尔斯的监狱窗口送去一个飞吻说，“看不见。”
雪地里传来脚步声。是德发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这只是顺口说出，如此而已。德发日太太过去了，像道阴影掠过雪白的路面。
“让我挽着你的胳臂吧，亲爱的。为了他，你应该高高兴兴、勇气十足地从这儿走开。对，做得对！”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这不会白做的。明天就要传讯查尔斯了。”
“明天！”
“没有时间好耽误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但是还要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防万一，这要等到他正式出庭受审时才能采取。现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不过我已经知道明天就要受审，马上要把他转移到候审监狱去。我及时得到了消息。你不害怕吧？”
她仅仅能回答出一句话：“我信赖你。”
“我得去见见洛瑞。”医生说，带她拐向另一条路。
和洛瑞先生在一起的会是谁呢——谁是放在椅子上那件骑马服的主人——这个不肯让人看见的人是谁呢？
洛瑞先生是打哪一位新来者那儿出来，兴奋而又惊讶地把他的宝贝抱在怀里呢？他提高嗓门，转过头去对着他刚才出来的那扇门，把露西那结结巴巴说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转到候审监狱，明天审讯。”他这是在对谁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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