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砰！”枪声沉闷而扎实。1972年深春的青桐人武部，晚上九点，正刮着大风。这枪声很快被淹没。以至于在后来的卷宗中，对枪声的描述完全来源于这起案件的唯一的目击者姚望江。姚望江当时有一小段关于枪声的叙述：

    当时，我和贾兆安正坐在房间里谈白。他坐在床头上，一边说话，一边擦他那把前不久刚刚更换的配枪。那是一支五四式手枪，很小，黑色。我们谈着前不久发生的大事件。他擦好枪，举起来，对着眼睛，眯缝着看了会儿。接着，我就听见他扣动扳机的声音，再接着就是一声沉闷而扎实的枪响。真的，我从没有听过如此沉闷而扎实的枪响。我当时没意识到他开枪了，但接着见他头歪向一边，人顺势就倒在了床上。再接着，我起身扶住他。他眼睛睁着，嘴角冒血。我急着问：“怎么啦？怎么啦？贾政委。”贾政委喉咙里咕噜着，嘴里开始冒血水。是血水，真的，咕嘟咕嘟的，有热气，像烧开水一样，往外冒。我吓得开门出来，敲隔壁吴部长的门。吴部长出门来一看，人已经不行了……

    从上述姚望江的证词看，一是证据平稳，显然是经过了在大脑中反复地酝酿和组织过的。其次是语言极有条理，有过程，有情景，甚至还有细微的动作与情绪反应。这份证词夹在这起案件的发黄的卷宗里，是第二份。第一份是“最高指示”。内容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不知道这个“最高指示”与这起案件是否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有什么关系。我是在这起案件发生近四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这些的。我就此问过一些青桐的朋友，他们几乎都不清楚。也难怪。四十年了，我认识的青桐的朋友们大都也才四十多点，有的甚至才二十来岁。在这个历史容易被忽略的年代，不清楚这一声枪响是再正常不过了。何况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而这起案件又因为涉及部队，所以就更加隐秘。这种不清楚，或者说隐秘，刺激了我一向喜欢探奇的心理。何况我手头正接了一桩活儿，就是“奇案追踪”，给一个由十几家电视台组成的拍摄联盟提供前期素材。这起在当地都不太清楚，或者说隐秘的案件，正符合这个栏目的要求。而且，以一个作家的敏锐感觉，我嗅出了这起青桐枪击案是有文章可做的。这些年，随着小说市场的萎缩，我这个以写畅销小说出名的作家，渐渐地被人遗忘了。作品也很少上架，更没有那些年的网上的铺天盖地的评论了。我是一个相当有自知力的人，我知道在作家圈中我算是混到头了。但生活还得继续，我得寻找更加适合于我的道路。我选择了与电视台的合作，策划“奇案追踪”这个栏目。我已经做了三期，整体反映尚好。但从观众反馈来的意见看，我所策划追踪的案子有的太过于遥远，有的离我们生活的距离差距太大。总之，就是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不够。基于此，我改变了以往在故纸堆里寻案件的做法，开始深入民间，寻访线索。青桐1972年的枪击案，我就是从《青桐县志》上看到的。县志上只有两行：

    1972年4月26日夜，青桐人武部发生枪击案。后查明系人武部政委贾兆安擦枪走火而致。贾在枪击案中当场身亡。

    就这么两行，四十五个字，隐在整整七百页的《青桐县志》里。但是这每一个字，却都像一粒小小的子弹，一下子射中了我的神经。我很快选定了这一起案件，并且以从未有过的效率，立即动身前往青桐。在路上，我打电话给青桐电视台的记者叶敏。她听了我的介绍，也一时愣住，说从没听过这个案件的事情。我说那是因为你太小了，没有走进过那个时代。她叹口气，问需要她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两件事，一是给我安排个简单而安静的住处，二是帮我打听一下当时这起案件的当事人姚望江的下落。她爽快地答应了，告诉我到了青桐立即跟她联系。

    叶敏是去年在省台认识的。她当时正在省台实习。她实习的节目，正好就是我现在服务的拍摄联盟。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爱笑。我们都以为她才二十岁，结果她说已经结婚了，又离婚了。我们都被她一下子“雷”住。她能喝酒。实习结束聚会时，她喝了一瓶多干红。娃娃脸红得像苹果，嘴里讲出的话似乎都还带着乳香。大家都很喜欢她，觉得她是个孩子。孩子向来是被人喜欢的，而且这种喜欢，纯纯洁洁，没有什么功利。虽然大家都认她做孩子，可是这孩子做事还挺老到，也很实在。三个月的实习，大家印象颇好。省台甚至有留她的想法，但因为考虑她是青桐台的一号主播，如果留了，有挖墙脚的嫌疑，只好作罢。我在她离台之时就承诺，将来有机会一定跟她合作一把。这不，机会说来就来了。从高速开车也就两个小时，我就到了长江边上这个叫作“青桐”的小城。一进城，一股子县城的气息和拔节成长的激情，就汹涌而来。到处都是工地、脚手架，满街都是商店、广告横幅；充斥在耳中的是大功率的喇叭声，叫卖各种商品；而在道路的醒目处，往往是“创建文明县城，争做文明公民”的大标语，如火如荼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正在青桐燃烧。这同我所到过的那些县城，几无区别。县城同质化倾向，正成为中国复制的标本。其实何止县城，县城里的建筑、人，都在同质化，都成为流水线的复制品了。我将车开到县城中心广场，这里有个公共停车场。我停了车，开始给叶敏打电话。没人接。她或许正在忙，甚至可能正在播音。我下车耐心地等了会儿。停车场边是一座有些年头的建筑。我踱过去，见大门边立着个石碑，上面写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青桐文庙”。再看下面的介绍，这座建筑已有七百年历史，是长江中下游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文庙。我想进去看看，刚到门口，一座巨大的牌坊就扑过来。上面也有三个字“灵星门”。我正犹豫该先伸哪只脚跨过门槛，手机响了。是叶敏。她声音有点激动，说刚才正在给节目配音。对不起了。我说没事，我正好在文庙转了会儿。她说那正好，您就在那等着，我就到。晚上，我请了青桐文化界的几个名人，为老师接风。我说那就不必了吧，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她说要得，一定要得。您是著名作家，现在又是大编导。您能来青桐，是青桐的光荣呢。本来我要请县里领导作陪。但一想您是文化人，对官场可能……所以就只安排了几个文化名人。正好，你们可以谈谈您所说的那个什么……枪击案。我说那倒是，既然安排了，恭敬不如从命。她说那说好，您等着，我马上就到。

    在等待叶敏的当儿，我又想了一下我设计中的“青桐枪击案”的追踪。这部追踪片子，一定要新，要奇，要突兀。要有年代背景，有人物命运，有错综复杂的案情。甚至最好还有些男女之情，或者明争暗斗。至少，我对这部片子有信心。越是记录中的东西，越是值得深挖的所在。《青桐县志》中寥寥四十五个字，就是很好的注脚。它留给了我无限的空间和无数种可能。我想着，竟然有了做这档节目以来少有的激动。站在文庙前，我竟然脸微微地发热。或许是被下午的阳光照耀的，或许是因为即将见到那个娃娃脸。或许……我将手中的烟头扔到垃圾桶里，正抬头，娃娃脸站到了面前。她喊着：“叶老师好！让您久等了。”说着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握了下，她手有点发冷。她说：“咱们直接去酒店吧。他们已经在等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多少酒，我自己并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我喝多了。我是怎么回到住宿的酒店的，我也不清楚。一切都是半夜我醒来的时候。那时我头疼，一睁眼，房间里朦胧着，似乎有灯光。我翻了个身，然后坐起来。接着我就看见床那头似乎还睡着个人。一定是青桐的那些文化人中的一位，我记得酒后是他们送我回来的。大概他们怕我出事，所以留了个人在这照看着。我伸了伸腿脚，下床，又朝床头瞥了眼。这回我一下子呆了，正对着我的目光的是一头黑色的长发。这黑发被白色的被褥一映衬，显得更黑。我凑近了看，那张娃娃脸正安静地睡着，睫毛向上稍稍地翘起，有点调皮。我看了会儿，这些年，我也算是个阅尽风尘的人，但面对这张如此安静的熟睡中的娃娃脸，我还是忍不住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下。她没动。我坐回到窗前。窗外灯火阑珊，路面上有水样的光亮。看看手机，已经是凌晨四点十分。我坐着，点了支烟，慢慢地吸着。叶敏依然熟睡，几乎没有声息。我想了想晚上吃饭时的情景。虽然头有点疼，但一些细节还是慢慢地浮上来。那几个文化人，我记得其中有姓王的，有姓高的，有姓朱的，还有就记不住了。有几个人长得颇有文化人的面相，那个王局长，清瘦，修长，面白，说话也慢条斯理。他说他写过些剧本，得过田汉戏剧奖。不过我倒是注意到他看叶敏的眼神，太过于温柔了。还有那个姓朱的，是青桐一中的老师，出过长篇小说，他一再声明：这些年不搞文学了，只搞文化研究。我便问他青桐1972年的枪击案。他似乎是蒙了下，接着将杯子里大半杯酒一饮而尽，说：“我只研究青桐古代和近代文化。当代，不研究。当代文化，没法研究。”我笑笑，也干了杯酒。倒是那个姓高的老干部局的副局长，给我提供了一条相当有价值的线索。他说青桐1972年枪击案，他知道。那时，他们家就住在人武部边上。那天大清早，他们就知道人武部那边出人命了，但死的是谁，怎么死的，一概不知。人武部门口有哨兵站岗，一般老百姓是不能进去的。那几天，人武部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都只在人武部大院里，不出门。四五天后，一切便都平静了。他只听父母说过：“人武部里那个东北政委老贾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高局长给我说这些后，也喝了杯酒，然后比画着说：“那个贾政委我见过，块头很大，我们这边很少见到那么大块头的人。站在人面前，就像座山。说话的声音也大，侉子腔，有时是训部下，有时是骂孩子。人武部周边的人家都听得清楚。那贾政委的女人倒是很漂亮的，是青桐人。枪击案后，就再没见过。”我敬了高局长一杯酒，问：“那姚望江呢？我看资料上说他是唯一的目击者。”高局长说：“姚望江倒是知道。我刚工作时他在县志办编县志。后来就没声音了。恐怕已经死了吧？”我很失望，高局长说：“我们再喝一杯。看得出来，叶老师是个能喝酒的人。”说着，他先将酒干了，我也不含糊。酒尽后，他抹了下嘴，说：“不过，叶老师对这事有兴趣，我倒是可以给您打听打听。我们老干部局有这方面资源。”我一想也是，老干部局，就是管理和服务那些老同志的。姚望江既然在青桐县志办工作过，岂能没人知道？就是死了，也肯定能查出个准信。我于是又敬了杯酒，拜托高局长尽快打听一下。

    叶敏睡到早晨六点多才醒来。她揉着惺忪的眼睛，问我：“早醒了？没事吧？昨晚喝得太多了。”我说：“没事，谢谢你。”她的娃娃脸竟然挂上了一层红晕，低着头说：“谢什么呢？我是怕你出事。叶老师来青桐，我有责任服务好。何况我也是一个人过日子，哪地方都是睡，没事的。”我心里一动，问道：“你……还是一个人过？”“当然。”她莞尔一笑，进了洗脸间，很快就洗漱完毕。再出来时，娃娃脸上又洋溢着光泽了。她说：“我得先离开。不然传出去不好听。青桐是个小地方，我怕会影响叶老师的声誉。”我点点头，笑着说：“影响我什么？没影响。不过，昨晚没休息好。你先回去再补一觉吧。我也得再睡会儿。”

    上午十点，电话吵醒了我的睡梦。我看了看，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按下接听键，高局长很兴奋地说：“叶老师，我给你找到姚望江了。”“好啊，在哪儿？”我也没来得及谢谢，就直接问。高局长说：“在福利院。”“那好，我下午就过去。”

    下午，我赶到位于青桐城西的福利院。姚望江的确见到了。七十六岁，我见到时，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花坛子边晒太阳。他神情淡定，面容清癯。我上前招呼道：“姚老！”没有回答，而且脸上表情亦无变化。我以为他没听见，又加大声音喊了遍，还是没回答，表情亦是无变化。我想再喊，旁边福利院工作人员说：“别喊了，没用。他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不知道。”我怅然若失，呆呆地望着这个叫姚望江的人。想起他在那个关于1972年青桐枪击案卷宗中的那一段叙述。我有种直观上的感觉：他是最接近这个枪击案真相的人。但是，如同登山者，在接近巅峰时，突然面前成了悬崖。我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了。我茫然着，问福利院工作人员：“他就一个人？没家属？”“有呢。好像有。但我不清楚，我给你问问。”我同这工作人员一道到了办公室。他查了下资料，说姚望江确实是孤身一人，送他到福利院来的是个女的，姓苏，叫苏念。我问能不能查找到苏念现在在哪儿？他又查了下，并没有留下地址。他摊开手，说：“我印象中这叫苏念的已经有三四年没来看望姚望江了。不过，她会定期往福利院寄钱，而且寄得不算少。姚望江现在是特别护理，这老头子除了痴呆，身体倒是很硬实的。”我又回到院子中，姚望江依然在晒太阳。我凑近他大声喊了一次，没有回答，神情亦无变化。我只好叹了声，留下电话嘱咐福利院工作人员继续帮我查找那个叫苏念的女子。然后我就赶往青桐县志办。接待我的是县志办的黄主任。这主任年龄不算太大，但一头白发。他知晓我的来意后，说：“真不好意思。我到县志办时，姚老已经退休了。这事，我给你引个路，去找任老。任老是我们县志的老主编，跟姚老共事多年，相当熟悉的，应该知道些情况。”接着，就打电话。任老正好在青桐，我便让黄主任约好了任老，我让叶敏找了个安静的小餐馆，晚上，我，叶敏，加上任老，三个人，边喝酒边聊。任老健谈，话锋犀利。他一听我要追踪1972年的那起枪击案，就说：“有文章可做。”然后说：“姚望江是个关键人物。我当年编县志时，曾想好好地研究一下这起案件，但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加上碍于我与姚望江是同事，他对此不倾向，我也就只好放弃了。现在，叶老师来做这事，应该的。”我单刀直入：“姚望江一直单身？”“是的。我没见过他有家属。”“但是，福利院说他是被一个叫苏念的女人送进去的。”“苏念？”任老沉默了会儿，酒杯在他手中慢慢地旋转着，旋转着，沉默着，半晌才说：“难道是？”“是？”我急切地问。任老放下杯子，眼神空茫，说：“那女人姓苏？”“姓苏，确切。”“那就对了。她应该是苏幕的女儿。”任老停了会儿又说：“不过苏幕在那起枪击案后听说去东北了。怎么后来她女儿又到了青桐？而且这些年我们也没任何人听说过这个叫苏念的女子。这是……”我问：“难道苏念的母亲叫苏幕？那么，她是跟随母亲姓了。”叶敏插话说：“苏姓是青桐大姓。以前很有名的。”任老说：“对。是青桐四大姓之一。他们祖家就在现在文庙后面的告春及轩。那里有很多故事的。这样吧，明天叶老师有空，我陪你去那里好好看看。”我说：“好。那就先谢谢了。”

    晚上，我即上网搜索了一下“青桐告春及轩”，有一个作家还写了篇关于告春及轩的文章，文字抒情委婉，儒雅别致。读了，似见轩，如对轩。我又查了下青桐苏氏，果真是名门望族。从明清以降，青桐苏氏一共出了三个状元，二十五位进士，近百位举人。苏氏家族，因此成为明清以后中国百大家族之一。不过，从资料看，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苏氏家族在青桐已寥无声息。这个家族能查到的在青桐的最后一位名人是苏清鹤。《青桐县志》列有小传：

    苏清鹤，青桐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卒于1966年。光绪二十八年进士。1904年在日本加入光复会。1906年回国参与革命活动。后被清廷通缉，再次逃往日本。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以后在国立燕京大学任教。1933年回青桐，任青桐县政府参议员。1938年为阻日寇毁坏文庙，曾只身进入日营，唇枪舌剑，终致文庙得以保全。解放后任省政府文史馆员。1966年9月自杀。

    这小传精简，却意蕴丰厚。至少告诉了我三个信息：一是青桐苏氏最后一位名人苏清鹤老先生一生经历复杂；就小传看，他曾经有过四个同样了不起的身份：前清进士，光复会员和革命者，燕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的省政府文史馆员。二是苏老先生曾经对文庙的保全起过重要作用。三是他死于自杀。这三个信息联结起来，仿佛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坎坎坷坷，传奇跌宕。而且，我有种隐约的感觉，这与我所要了解的青桐1972年的枪击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是怎样的联系，又如何呈现，不得而知。

    到告春及轩那天，天气晴朗。随着任老的脚步，我在轩内轩外待了近两个小时。任老首先说到了告春及轩主人苏清鹤老先生。他说得缓慢，如同溪水，款款而流。

    二

    1938年秋天，对于青桐城来说，是个异样和令人纠结的秋天。9月，日本人沿江而下，月底，同守卫青桐的国民党保安团在城外江边打了一仗。保安团很快退进陈瑶湖的芦苇荡中。青桐沦入敌手。而此时，在青桐城内，苏清鹤老先生的告春及轩正好落成。本来，十月初八，他将举行一个文雅的落成仪式，请青桐的乡贤和文化人聚会一下，来看看这个他精心建筑的小轩。但现在看来，这个仪式是没法办成了。半个月前，日本人从下江过来，城里就传闻着日本人要进城了。对于日本人，苏清鹤并不像普通的中国民众那样存着惧怕的心理。相反，他对日本人骨子里还有一些感情。1905年和1907年，他曾两度去这个东瀛岛国。第一次，他意气风发，正是少年得意之时，带着振兴祖国学习日本先进技术的愿望，进了日本国立第三军事学校，后来在那里经过黄兴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一年后，他潜回国内，从事暗杀活动。但可惜的是剑未举，即遭叛徒出卖；得知消息，他连夜乘船潜回日本。这是1907年的事，那年秋天，海水蓝得出奇。他满心伤感，潸然泪下。到日本后，他很快陷入了自己同志的无休止的审查之中。要知道那个年代，革命即是暗杀。而暗杀者的首要气节就表现在：不成功便成仁。像苏清鹤这样全身而退，是不能被容忍和理解的。他百口莫辩，甚至他接到了自己人发来的死亡威胁。彷徨之中，他离开东京，到了奈良。在那里，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恋爱。是个日本姑娘。这段爱情持续了十年，一直到他1918年回国。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平，跟着浩荡的人流，他算是参加了一回这个世纪之初鼎革之运动。然而，他早已失去了当年第一次从日本潜回国内搞暗杀革命时的激情。他人在游行的队伍中，心却无法着落。他知道，革命对于他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了。革命是需要热血的，他的血已经冷了。革命是需要激情的，他的激情已成灰烬。他很快逃回了家乡青桐。在父亲创立的青桐一中谋了个教国文的位子，天天对着桐溪塥，读《古文观止》。读着，一切便云淡风轻，好不自在。他甚至在心里打算好了，就在家乡终老林泉。可是，不久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离开青桐。这事说起来有几分荒唐，他与一个不该爱也不能爱的女人相爱了。就像当年龚自珍与顾太珍一样，结果自然是很明了的。他不得不再次离开青桐。这次离开，他的背上驮着父亲用藤鞭打下的七条伤痕。父亲打他的时候，噙着泪。父亲给了他两条道路：一是在青桐立即找一个合适的女孩子结婚成家，安生过日子；二是离开青桐，并且发下重誓，在父亲有生之年，苏清鹤不得再回青桐。苏清鹤是苏家唯一的儿子，这一重誓无疑是残酷的。但苏清鹤接受了。他拖着伤体，留下一封长信，连夜离开青桐，直奔北平。这一去便是十一年，直到1933年冬天，他接到青桐来信，说父亲过世了，请他回去主持。他不得不辞了教职，又连夜回到青桐。主持完父亲的后事后，他突然就心地安稳地住在老宅子里，不想再奔波了。他开始谋划一桩大工程，就是在老宅子后面建一座小轩。名字他都想好了，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中的那句话：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就叫“告春及轩”，既有田园之意，又有安静之思。清雅，通朗。他计划将小轩建成一处能够放下心灵的所在。因此，他亲自设计，亲自到江南挑选上好的木材，在1936年的冬天，他从徽州请来了工匠，开始营造这座小轩。他是设计者，也是建造者。他每天同工匠们一道，严格地按照他心中所构想的告春及轩来一点点建造。将近两年后，小轩落成。说是小轩，其实是一组建筑。包含着一楼一轩。楼是跑马通楼，两层，中置天井。楼左是轩，亦是二层，上有推窗，下有月门。他又从老宅子里移了棵有些年头的芭蕉种在轩旁的小院子里，小轩立即有了生机。

    苏清鹤计划中的告春及轩落成仪式，因为日本人的到来，只好停了。虽然他骨子里对日本也还存着些感念。但日本人这是跑到中国的国土上来了，且是出兵，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然而，百无一用是书生，青春血气时尚不能做成什么大的事业，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岂能做成？他听说日本人从东门进城，骑在东洋马上，好不威风。城内的一些头面人物早得到了日本人先头部队的传唤，清早就在东门列队，欢迎日本人进城。苏清鹤自然也得到了传唤，但他没去。他泡了壶茶，躲在刚刚建成的告春及轩里，看《易经》。他甚至悄悄地占了一卦。卦象凌乱，但根基稳定。他心想：这卦象正合适，正合理。占卦结束，他一个人来到隔壁的文庙内，默默地跪在历代先贤的牌位前。先贤们不语，他亦无语。这样，一直跪到黄昏，直到家里来人告诉他：太太生了。他起身，双脚发软，他顿了下，再慢慢地起来，拍拍尘土，也没问，径直出了文庙大殿。一抬头，夕阳正照在文庙的屋顶上，缓慢而沉着。他出了文庙大门，回到老宅子，门口有人接了，恭喜说：“恭喜老爷得了个千金！”“千金好！”苏清鹤笑了下，又抹了下胡子，说，“千金好！”说着，便拐进了告春及轩，上了轩，坐在轩靠上，顺手拿起一本《宋词选注》，就读到范仲淹的《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他读了三遍，拍着栏杆道：“就叫苏幕吧，苏幕！”说着起身，匆匆步入书房，在桌上铺开的宣纸上写下了两个浓墨大字：苏幕。命下人拿过去，告诉房里的太太。太太张水清，是青桐张家偏房的女儿，当初苏清鹤从北平奔回青桐料理父亲的后事，族中人都劝他：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个家，有个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苏老先生在世时是对你刻薄了点，但总不能因此就断了苏家的香火。苏清鹤先是不应，族人们便轮番地苦劝，他只好松了口。这一松口不打紧，事情马上就提上了日程。青桐有个风俗，家中有白喜事，红喜事必得在七七之内，要么就得等三年守孝期满。族人又来相劝，说等不及了，还是在七内吧。七内成了亲，也好让苏老先生在九泉之下瞑目。苏清鹤说成亲又不是赶猪集，捉一个就是？族人说这事你不用操心，我们早就瞅好了。张家有两个女儿正待字闺中，都是刚刚二十。我们也问了张家，他们愿意。说能嫁青桐苏家，也是造化。何况你又走南闯北，是个知事识断的人。他们巴不得呢。苏清鹤不再言语。族人便要来张家两个女儿的照片，正房那女儿叫张水白，偏房这叫张水清。论长相，张水白姣好，张水清显得小家子气。族人意在张水白。可苏清鹤偏偏选中了张水清，且容不得族人争议。苏老先生五七之后，便择了个黄道吉日，也没太铺张，就成了亲。这张水清虽是偏房所生，但毕竟是青桐张家这大门户人家的女儿，懂分寸，知礼数，进了苏家的门后，把个苏清鹤服侍得也算顺畅。唯一遗憾的是成亲四五年，都不开怀。本来指望着娶个女人进门，给苏家续了香火。可结果……这事虽然苏清鹤并不太在意，但张水清却一直心怀愧疚，甚至劝丈夫再娶一房。苏清鹤说我本来就不指望成亲生子的，这样也好，免得日后麻烦。张水清哭着劝丈夫：你当初要是真的不娶也便罢了。但凡娶了，不生，又是一码事情。外人会嚼舌头，就是族内，我也没法抬头。苏清鹤又一笑，说：也别急。我占过了，我们命里有子。不急。张水清抹着泪水，看着这整日里读书作文、养花弄鸟的丈夫，不知如何说好。不过事情还真是像苏清鹤所说，不出半年，也就是在告春及轩动工后一年，太太房中传来了喜讯：太太有喜了。苏清鹤说：我早已料到。嘴上如此说，他心里到底还是有些异样。毕竟作为一个男人，现在有后了，至少也是一个交代。想当年在东瀛与那日本女人缠绵十年，本来也有机会生儿育女的，却终于没生。后来在北平，也曾有过几段风流韵事，可都是无果而终。现在，人将五十，忽然便有了后。一方面是觉得多少对得住苏氏族人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觉得肩上比以往沉重些了。他甚至想象着，等告春及轩落成，将来携着孩子，赏月赋诗，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情趣。

    轩落成，女儿出世，苏清鹤突然感到仿佛完成了两件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就在日本人进入青桐城的当夜，他让人在轩中备了酒菜，自斟自饮，直到三更。半醉半醒之间，他听见文庙的风铎在响，一下一下的，声声敲击着青桐这个古老且文风四溢的小城。

    三天后，告春及轩迎来了第一批客人。这客人不是别人，正是进入青桐的日军第32联队联队长川端云。川端云带着四五个随从，在青桐商会会长左泰言的带领下，从文庙外墙折向告春及轩。苏清鹤得到消息时，这些人已经到了告春及轩之前。他们并没急着进去，也没喧哗，而是静静地让人先入内通报。苏清鹤迟疑了下，又将手中端着的小泥壶足足转了三圈，才踱出老宅，往告春及轩走来。在轩门口，左泰言喊住他说：“苏先生，这是川端将军，他是专程来看您的。”

    苏清鹤回了下头，正迎着川端云的目光。这川端云虽然是个军人，但长得清秀，身材颀长，颇有些玉树临风之感。他向苏清鹤微微地弯了弯腰，用日语打了声招呼。苏清鹤却并没用日语回答，而是用中文说了句：“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川端云一笑，继续用日文说：“我们来，是为了共荣共兴。进入青桐，一看这里秩序井然，民风淳朴，果真是好地方。这都有赖于像苏先生这样的名士来支撑。所以，我要来拜访苏先生。何况我早知道苏先生曾两度赴日留学，是日本人的好朋友。苏先生最近又适逢双喜临门，既添如此雅致小轩，又获千金，我能不来祝贺？”

    苏清鹤一怔，这小日本消息还真够灵通，说出来的话不像他们的枪，乍一听也还有些人味。他拱拱手说：“跑到别人的国家来，总之不是好事。至于当年赴日留学，那是为着我的祖国。区区小轩，黄毛小丫，不足祝贺也！”

    左泰言在旁边听着，这两人一说日语，一说中文，都不用翻译，是在彼此较着劲。他岔开话头，说：“清鹤，还不请客人到轩里喝茶？”

    “这……”苏清鹤愣了下，川端云已经迈步进了月门，然后上了楼梯，直入小轩。凭栏一望，说：“果真好轩！这名字也好，是陶老夫子的文章。”

    苏清鹤这下更愣了，他没料到这川端云连“告春及轩”的出处也一清二楚。想着，他觉得可怕。这日本人为了到咱中国来，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想想从光复会，到如今民国军阀混战，中国人又在做些什么呢？他想着，胸肋间隐隐作痛。他赶紧让人上了茶，坐下。川端云和他聊起日本的往事，说到京都，说到奈良四月的樱花。苏清鹤并无多大兴趣，他想弄明白这川端云此行究竟有何目的。可这小日本就是不说，话题总是不着边际。眼看着快个把小时了，苏清鹤忍不住道：“川端将军是百忙之人，今日前来，不会就是为了与我来叙旧的吧？”川端云又是“哈哈”一笑，说：“果真是苏先生，爽快。我就直说了吧，来告春及轩，一是贺喜，二是想跟苏先生商量个事。”苏清鹤不语，川端云继续说：“我们想请苏先生来出任青桐维持会的会长。同时，我们想征用文庙，作为江淮地区日本军事战略指挥所。我们也想请苏先生同意。”

    “这不行。”苏清鹤几乎没有思考，就断然拒绝。

    川端云并没有吃惊，苏清鹤的拒绝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只是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望着苏清鹤，说：“我们是尊重像苏先生这样的名士的。不过，我们日本人也有在尊重的前提下，果断做出决定的习惯。请苏先生三思！”

    左泰言站起身，拉了拉苏清鹤的长衫袖子，嘴里咕噜着说：“清鹤，就算是为青桐百姓，你考虑下吧！”

    苏清鹤横了左泰言一眼，左泰言赶紧收回目光。川端云脸色依然清秀，说：“左先生，别急着催苏先生。苏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会给我满意的答复的。三天，苏先生，可以吧？”

    苏清鹤没回答。

    川端云下了楼梯，出了月门，又停住，回头对站在轩里的苏清鹤说：“我们要彼此尊重才好！苏先生！”

    这天下午，据后来的史料记载：苏清鹤在文庙里徘徊了整整一下午。晚上，他回到苏家老宅子，要去房里看望刚刚出生的苏幕。家里人说女人刚刚生产，男人是不宜进入的。他不听，非得进房。张水清听着，赶忙让人将孩子抱了出来，在门外让苏清鹤看了眼。这孩子眉清目秀，虽然才出生四天，却像懂得什么似的，在苏清鹤怀里静静的，很是可爱。苏清鹤闻了闻，孩子有奶香。他又闻了闻，有自己的味道。他让人将孩子抱回去，送给张水清，又对着房内道：“晚上我得到祖坟上去。明天早晨回来。”

    十月，秋露初降，苏清鹤带着一个老家人，从老宅后门沿着便宜门出了城。老家人挑着挑子，里面有酒、三牲。一路上，两个人也不言语，走了快两个小时，才到了马鞍岭苏家祖坟山。这祖坟山上照例有人长年守护，祖坟边就有三间茅草屋。守坟人一见苏先生来了，忙不迭地出来接着，问怎么这大天黑还到祖坟边来？老家人说苏先生说要来跟老先生说说话。守坟人也便不问了，只是收拾了下，又将三牲等都放到祖坟头上。苏清鹤让他们都下去，一个人对着祖坟，边喝酒边喃喃自语……半夜，山风愈紧，苏清鹤才回到茅草屋，老家人问：“都说完了？”他点点头。这一夜，睡在茅草屋里，他竟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香甜。第二日太阳未升，两人即下山回城。早饭后，苏清鹤让人找来左泰言，让他转告川端云：同意出任维持会会长。但日本人不准以任何名义占据文庙。左泰言说：“那川端云怕不会同意吧？他们意在将文庙改成战略指挥所的。”苏清鹤说：“文庙是青桐的根基。怎么能让日本人改成指挥所呢？我能出任维持会长，就是要保全文庙。他不同意，我不会出山。”左泰言知道苏清鹤的个性，也不再劝，过去对川端云一说。川端云先是生了会儿气，接着倒是爽口大笑。左泰言问为什么笑，川端云说：“这苏先生是个奇人，我提出两个要求，本就不指望他全部答应的。他既然答应出任维持会会长，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请左先生安排下，明日就召开青桐维持会成立大会，我要亲自为苏先生披彩！”

    “多年来，我一直在揣想当年苏清鹤在祖坟山上到底想了什么？他又为什么答应了日本人做维持会长的要求？难道仅仅是为了文庙？”任老在将苏清鹤的故事说到此时，眯着眼，对着告春及轩的字迹有些模糊的匾额，回头问我。我说：“也许是仅仅为了文庙。关键是他这样做值不值得？”任老说：“后来看，还是值得的。”

    苏清鹤出任青桐维持会会长后，因为跟川端云的关系，加上两次留学日本的经历，和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在保护青桐老百姓和青桐城上，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日本人在青桐一共待了五年，从1938年底到1944年初，青桐城区几乎没有战事。青桐城包括文庙，得以完整保存。日本人川端云在青桐住了两年，接任的是他的学生。他将苏清鹤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并特别强调了要对苏清鹤给予关照。其实，那五年，苏清鹤身为青桐维持会的会长，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青桐周边的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情报。他的告春及轩，还甚至一度成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临时联络点。在此期间，苏清鹤的女儿苏幕也慢慢长大了。到抗战胜利时，苏幕已经六岁，长得周正、好看，尤其是一双眼睛，清亮，透着机灵劲。苏清鹤喜欢得不得了，一有闲暇，几乎都将苏幕牵在手里，或者抱在怀中。张水清自从生了苏幕，竟无端地闭了经，不再有月事。她也找了各处名医，都说无法。她只好感叹：命里活该苏幕这一根独苗。这一根独苗，到底成了苏家的希望和寄托，三岁时，苏清鹤就教她诗文，每当告春及轩来人谈古论今，他必让苏幕在旁倾听。这孩子也是奇怪，像大人般地听得入神，有时甚至会冒出一两个古灵精怪的问题，直让大人们捧腹。苏清鹤一脸慈爱，他要教养出一个不一般的女儿来。日本人撤离青桐时，川端云的学生特意过来给苏清鹤道别，并且告诉他川端云将军在北方以军人最崇高的礼节剖腹效忠天皇了。苏清鹤仰天长叹，说：“要是没有战争，或许我们真的能成为好朋友的。川端云将军是个有才气有骨气的人。”川端云的学生深以为是。他又将川端云遗物中的一把宋人团扇送给苏清鹤，说是老师嘱咐了的。老师记得苏先生有个叫苏幕的女儿。苏清鹤把玩良久，却没将团扇给苏幕，只是锁在告春及轩的阁子间。川端云的学生在告别苏清鹤后，当晚就带着部队离开青桐。后来听说，这一整个联队的官兵全部自溺于长江。当然，也只是听说，不可考。日本人一走，青桐表面上在庆祝胜利的欢庆氛围之中，暗地里国民党在想着法子接收地盘。苏清鹤的告春及轩一下子成了焦点。这苏先生倒也是有个性，日本人在的时候，他同国共两党都打得火热。日本人一走，他立马在告春及轩的月门前贴了张告示：不问人间事，轩中岁月长。他拒绝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张水成，也就是张水清二哥的提议，没有出任青桐县长。为此，张水成在告春及轩门口，连放三枪，并且大骂苏清鹤一顿，说：“党国让你出任县长，你隐而不仕。那日本人要你当维持会长，你就出山了。你这是汉奸！”张水清赶紧出来要掩住张水成的嘴。张水成并不搭理她。张水成是正房的嫡子，哪将偏房出生的张水清放在眼里？他叫嚷着要将苏清鹤解往省城，接受审判。苏清鹤就坐在告春及轩的二楼，悠闲地品着茶，教苏幕描红。外面骂声久了，苏幕忽闪着大眼睛问：“他们怎么老是骂你呢？汉奸是什么？”苏清鹤说：“他们是闲得没事，骂人才舒服。不理他。至于汉奸，这是个大人才能理解的词，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如此解释着，苏幕还是疑惑，但却不再问。苏清鹤起身站在轩靠边，看着芭蕉，心底里暗暗叹息了一回。

    就在张水成大闹告春及轩的当天晚上，苏清鹤的老宅子里却来了另外一位后来影响了苏清鹤后半生的人物。此人身材矮小，面皮净白，四十来岁年纪，穿长衫，举止斯文。苏清鹤未等此人开口，即道：“我知道你来做什么。是想劝我吧？我说过不再出来的了。”来人怔了下，说：“苏先生果然好心思。既然苏先生已经知晓来意，我还是劝苏先生出山吧。当年日本人来青桐，苏先生是为了青桐人民，为了文庙，忍辱负重，担任了维持会的会长。那些年，苏先生所受的委屈，所付出的心血，我们都是看得见的。现在，日本人走了。本指望天下太平，但您也知道，有人不想太平。内战在即，青桐也难以幸免。我来找苏先生，劝苏先生出山。就是想借着苏先生在青桐的名望，借着县长这个职位，来为青桐老百姓多做点实事，少让老百姓们受苦。我也知道，苏先生早已将名利看淡，告春及轩就是明证。寄希望于田园，那是美好的。可是，这天下纷乱的年代，哪有安适的田园呢？”苏清鹤品着茶，突然问：“难道内战不可避免？”来人沉默不语。苏清鹤摸了摸一直站在身边的苏幕的头发，说：“既如此，容我考虑考虑吧！我是为青桐百姓，不是为哪个党。”来人作揖退出，临走时道：“我姓林，号少白。多谢苏先生了。”

    “苏清鹤出任青桐县长，一干就是近四年，一直到青桐解放。”任老带着我出了告春及轩，指着旁边的文庙说，“日本人当年在华时，沿江毁坏了数十座文庙。只有青桐文庙丝毫没有被破坏，这不能不说是苏清鹤老先生的功劳。”我点头，无论是与日本人的战争，还是后来的国共之战，一个人的区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座城市、一座文庙来说，往往这力量却是决定性的力量。我请任老先生介绍下苏清鹤在国共之战中的情况。任老说：“比较简单。就在林少白请苏清鹤出任青桐县长的第二天，苏清鹤找到张水成，同意出任县长。与此同时，张水成在青桐城外的青桐河沙滩上，公开枪决了汉奸左泰言。半年后，国共战争爆发，林少白被俘，就牺牲在青桐城外的西山头。在那乱世，苏清鹤倒是个称职的县长。他为青桐人做了不少好事，包括重修文庙，重修良弼桥，疏通毛草堰，开办梵天城中学等。他在国共两党间周旋，谁都不得罪，谁有事都找他。他有个主张：不党，不争；笃信，求和。这期间的故事很多，有空的时候，我给你一本《青桐名人故事集》，你可以看一看。”我说：“这当然好。不过，我倒想更多地知道些苏清鹤先生的女儿苏幕，因为我此行的目的……”任老笑着，白须颤动，说：“年轻人就是性子急。苏幕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说乃父，何来其女？”我尴尬道：“这也是。”任老又回头看着告春及轩，淡淡地说：“其实这轩中还住过一位女性，不是张水清，也不是苏幕，姓叶，叫叶纫兰。”

    “叶纫兰？那可是我的祖姑母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叶敏惊讶道。娃娃脸因为兴奋，变得更加圆润了。

    三

    “砰”，枪声沉闷而扎实。那天夜里，我躺在青桐宾馆的床上，睡梦中再次听到这枪声。我醒了过来，看看手机，凌晨三点。城市还沉浸在五月的梅雨之夜中。这几天都是雨，淅淅沥沥，下个不断。叶敏因为台里有公差，到上海去了。我正好抽空仔细地读任老送我的《青桐名人故事集》，里面确实有苏清鹤老先生的一系列小故事，包括任老给我们所说的与日本人川端云的来往，保全文庙，还有解放战争期间苏老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解放军一举消灭桂系青年军等。这些故事显然经过了加工，有夸大和传奇的成分。而且，我此行的本意并不在此，虽然苏清鹤老先生这样的人，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但我没有时间，我现在迫切想知道的是青桐1972年的枪击案。姚望江待在福利院里，他已是时间之外的人物。时光和记忆，被他送回给了上帝。我躺着，回想了下姚望江的神情。那神情是清朗的，甚至是纯净的，犹如婴儿一般。他看着我，仿佛有些欢娱。虽然他不回答我，但我有种感觉：我的问话或许微微地拨动了他的尘封的心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痴呆症，一切皆是相对。一个人陷入痴呆，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不如说是心灵上的。心灵的拒绝沟通和拒绝对影像的情感反应，会将人带入混沌之中。我有些怀疑姚望江的痴呆症了。我坐起来，走到窗前，为自己的怀疑激动着。我点了支烟，烟火明灭。刚抽了两口，我又将烟灭了。我拿出纸笔，开始将脑海中的人物捋了捋。我画了表，初步形成了以下的关系式：

    苏清鹤（叶纫兰）——

    苏幕——贾兆安——

    姚望江——

    苏念、叶敏……

    这些人物中，苏清鹤、叶纫兰、贾兆安已经不在人世。苏幕是否还在世，不清楚。剩下的关键人物其实只有两位，一位是苏念，一位是姚望江。而苏念，我下午才打过福利院电话，他们说根本无法查出苏念的下落。这些年她打款的卡，有北京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也有青桐本地的。我问他们最近的一次打款也就是去年底打款的卡是哪里的。他们又认真地查了下，说是北京的。这下，我几乎是看见了一团乱麻，根本不知道从哪里理出头绪了。我干脆扔了笔，重新躺到床上。姚望江的眼神又再次浮现上来，我闭上眼，那眼神依然在晃动。我开了灯，又关上。如此数次，直到自己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才在天亮之前沉睡过去。这一觉睡得瓷实，一直睡到中午。吃了午饭，编导打电话给我，问我青桐枪击案策划得怎样了？我骂了句，说这简直就是个无头案。他立马来了兴趣，问我怎样的无头法？我说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当事人都找不着了。编导说那就剥笋子，从外围一点点深入。只要有故事，不愁剥不出来。我说那得有大量的时间。编导说只要你能保证是个好选题，时间不是问题。我说肯定是个好选题，丰富，复杂，诡异，传奇。我几乎用尽了形容词，编导笑出了声，他告诉我尽管深挖，不挖出东西来不收兵。

    下午，我直接跑到青桐人武部，凭着电视台的介绍信，居然找到了负责宣传的黄参谋。黄参谋是无锡人，说一口江南普通话，软绵绵的。人也长得清秀，根本不像个当兵的样子。坐下一问，才知道果真不是真当兵的，是从大学直接参军，然后分到青桐人武部的。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显然被我所说的案件给镇住了，不住地问：“就在人武部？你确定？”“当然确定。县志上都记载着的。”我将随身携带的《青桐县志》翻给他看，他一行行地读过，四十五个字读了七八分钟，然后小跑着出门，在走廊上喊着：“政委，这事儿你听说过没？”政委四十挂边，看起来老成持稳，并不急着，而是硬着嗓子问了句：“慌什么？什么事？”黄参谋请政委过来，指着县志上那四十五个字，说：“没想到，我们这人武部还发生过这事？”“啊，这事我听说过。”政委的话让我一下子激灵起来，但他接着的话又让我疲软了。他说：“我前年刚调防过来，看了资料室的那些资料。看到过这个案件。内容跟这差不多，不过有一些当时审查的记录。”“记录？”我差点叫起来，赶紧拉住政委的手，问：“能不能让我看看？”“当然行。黄参谋，你就带着叶记者去看看吧。记着，不要太翻动。”黄参谋的兴奋劲看来不亚于我，两个人很快就下楼到了后面的资料室。资料室一共三间。按照档案柜的标识，我们找到了1972年的那排资料。资料不多，也就三五十页。这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中，能留下来就已不易。我一页页地翻过，前面是最高指示，接着是青桐人武部1972年相关工作的记录，包括支援农业生产等等。在第三十页，我看到了《贾兆安枪击死亡案卷宗》。这卷宗里就有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所引用的姚望江的那一段关于枪击的目击证词。当然，这卷宗中还有一段苏幕的证词。苏幕详细地叙述了丈夫贾兆安前一天晚上在家往手枪里填子弹的情景，特别强调了贾兆安边填子弹边将枪拿来手上比画的样子。其中有：

    问：请说说老贾填子弹的过程？

    答：老贾填好子弹，将枪拿起来，凑到眼睛前，眯着眼看。当时，孩子苏念就站在边上，我赶紧将孩子拉了过来，让老贾以后不要在家里玩枪，危险。老贾不以为然，说跟枪打了一辈子交道，只有它怕我，我岂会怕它？我说我是怕孩子不小心碰了。老贾这才收起枪，说从明天起我不再带枪回来了。

    问：你能确认老贾往枪里填了子弹？

    答：确认。

    我注意了一下，苏幕的回答也是很从容的，逻辑性很强。看得出来，这个女人正如任老所说，从小跟在她的父亲苏清鹤先生身边，果然不同寻常。我还注意到在这段问话之前，审查人员还问了她一些家庭生活问题。

    问：你是什么时候与贾兆安结婚的？

    答：1962年11月。

    问：经人介绍还是自谈的？

    答：父亲做主，当时的县长马鹏介绍的。老贾当时刚刚从东北到青桐，当时是副政委。他比我大十多岁，是个老革命。身上有伤。我一开始看不上，但我父亲同意，我也就同意了。

    问：你后来满不满意？

    答：无所谓。老贾是个军人，除了性子急，耿直外，其余都还好。

    问：你觉得这人武部里是不是有人对老贾有意见？

    答：没听说过。

    问：那姚望江呢？

    答：应该没有。我不清楚。

    问：你认识姚望江吗？

    答：以前不认识。但他到人武部来后，见过。

    问：姚望江对你怎样？

    答：同志关系。

    卷宗中还有几个当时人武部工作人员的证词，包括枪械管理员、当天第一时间跑出来抢救贾兆安的吴部长、食堂里的江师傅、李军医……这些证词大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贾兆安头天在手枪里填上了子弹，第二天擦枪时忘记取出。枪擦好后，他习惯性地扣动扳机，结果自己饮弹身亡。而与贾兆安当时共处一室的姚望江，是半年前刚刚从山区小学抽调上来帮助人武部搞大批判材料的。此人与贾兆安无冤无仇，不具备作案动机。最后，经过人武部党委审定，报上级审批同意，最终结案为：贾兆安擦枪走火，不幸身亡。

    卷宗到此结束。黄参谋意犹未尽，翻着，问我：“就这些？没什么特别的嘛！”

    我说：“本来就不特别，哪来特别之处？”不过我心里倒是希望有点特别。而且，我一直有个感觉：作为贾兆安这样一个经过了枪林弹雨的老军人，他再疏忽也不至于擦枪前不退下子弹。这是个常识，对于他来说，更应该是个不可能忽略的习惯和规程。那么，他怎么就在1972年深春的那一晚忽略了这些从而打出了致命一枪？我觉得我必须调整一下思路，也许真的得按照编导所说，要剥笋子，从外围一点点深入。我看了看卷宗后的签名，审查干部叫程学庭，记录员叫王开。我问黄参谋，能不能查到这两个人的下落。黄参谋说这两个人我清楚。程学庭，后来是人武部的政委，再后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现在就住在青桐。去年春节，我还陪部长他们去他家慰问。至于王开，似乎后来换防到别处了，估计难以查找。我说那咱们就去见见程学庭，这个人是个关键。他一定不仅仅负责了审查这起枪击案，对于后来的有些情况，他也应该是很清楚的。何况他后来一直在青桐人武部工作。黄参谋说这行，不过我得请示一下首长。我们回到办公室，黄参谋请示了政委。政委让他先跟程老联系下，免得惊动了老人家。黄参谋联系好了，我们便驱车到青桐河边的一座二层小楼。程老已站在门口。虽然年纪看起来不小了，但精神头很好。他一开口，便是东北口音：“弄个电视台的，要整吗？”黄参谋说：“不是整吗，是来采访下您，了解一点情况。”程老这才转眼来看我，我发现他两只眼睛有些不同。左边的那只眼睛似乎不动，且都是白色。或许是义眼吧？黄参谋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拉住我轻轻地说：“程老是老革命。当年在东北战场上一颗子弹打坏了左眼。”我一听由不得不肃然起敬。以我现在的年龄，少儿时期正是红色教育如火如荼的年代，心里的英雄情结多少还是有的。程老请我们进屋。我在门口站了会儿，看了看爬满二层小楼的爬山虎，绿郁郁的，将小楼裹成了一座被伪装的碉楼。我拿出相机，拍了张。程老说：“1944年，我在东北抗联。当时许多战士牺牲了。原因就是大雪地的，没个遮拦。部队都暴露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你一出地窝子，日本人的子弹就来了。人哪跑得过子弹，结果一个团牺牲了七八十号人。本来一个团也就两百来人，战斗力大大损失。想想现在还心痛！”我跟着叹道：“程老说的是事实。我看过有关抗联的纪录片，伤亡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牺牲在无处隐蔽上。还有就是饥寒。”程老又回头盯了我一眼，大概要甄别一下我说话的真伪。我笑笑。他的义眼翻成了全白，如同一颗突出来的琥珀。

    我们坐定，保姆出来泡了茶，便退下了。黄参谋直接说明了来意，程老的脸色却慢慢地拉下来了。他先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接着从桌子上摸过眼镜，戴上。我注意到那是一副茶色眼镜，一戴上，那只白色的义眼立即掩隐了。虽然刚才路上黄参谋介绍说程老已经快九十岁了，但看起来在八十左右。此刻，他的脸部肌肉稍稍地抽搐了下，立即恢复了平静。他问黄参谋：“是组织的意图？还是？”黄参谋说：“是叶老师他们电视台要拍个片子。我请示了政委，政委同意了。”程老又转向我，问：“拍片子？拍这片子也有意义？倒不如拍点抗联的片子。”我忙答道：“抗联的片子我们去年做了十集。下一次我给程老送过来。这次我们也是做个系列片子，请程老支持。”程老又顿了下，接着又将眼镜拿下来，那只白色的义眼里似乎有泪水。黄参谋起身替程老续了茶。程老喝了一口，才说：“是1972年那次枪击事件吧？我当时是政工参谋，副团级。那时，死鬼老贾，是政委，正团。其实我不服气，他老贾参加抗联比我还晚两个月，后来到四野，咋地就升得快了呢？我还丢了只眼睛，他倒是好，完手完脚的，一身肉疙瘩。我是1964年从省军区调到青桐来的，他是1961年来的。来了，我们就都没走。他死在了青桐，我现在老在青桐。想想老贾，我后来觉得还是我值。我比他多活了四十年。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五，跟我同年。他那老婆，小苏，当时也才三十四五岁，年轻着，长得又好看，是青桐的一朵花。不过，脾气不小，冷冰冰的。我时常跟老贾开玩笑，说那是雪地里的雪莲花。我到青桐时，他们刚刚结婚。老贾的老丈人是青桐出名的苏清鹤。那老头子住在文庙后边的什么轩里。”程老闭上眼，似乎在努力地回忆。我插话说：“告春及轩！”“啊，对，就是这名字，古里古怪的。不过别人都说有文化。就是这有文化的苏清鹤，将女儿嫁给了没文化的老贾。老贾十五岁参加抗联时，大字不识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后来在部队里学了一点，算是脱盲了。但写封信最多只能写一页纸，第二页就写不下去了。字识得少嘛！哪像我，当时是从高中直接参加抗联的。我给杨军长还当过几天通信员。你信不？”

    “信！当然信！”我赶紧道。

    程老笑着，这回，我发现这笑有些孩子般的天真。他没再往下讲，而是喊保姆，让保姆多弄两个菜，他得留我们边吃边聊。黄参谋说这恐怕不行吧，影响程老。我也说不如我们请程老出去，找个地方好好喝两杯。程老不允，他说既到了家，还出去做甚？就在家里。你们要走，我也不讲了。我马上道：“那就不走了。既然程老如此客气。我们就……”

    黄昏来临，坐在程老的二层小楼里，能听见外边青桐河水的流淌声，清越，跳跃。酒是东北的老米酒，程老说是老家那边的侄孙们捎过来的。“他们知道我喜欢喝这酒。这酒地道。现在市场上的酒，我基本不喝，都是水，有的比水还难喝。酒就得是酒，就像打仗，刺刀不见血，不死人，叫什么打仗？那是小娃们做游戏嘛！是吧，年轻人！”黄参谋说：“是。就是。程老的许多英雄事迹，我到部里来，都认真学习了。程老是我们的老英雄呢！”程老又笑，酒端在手上，眼睛眯着，喝了杯酒，突然说：“1972年的那次枪击案，处理结果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到现在，我还是。”

    我一惊，在卷宗中我并没有看见程学庭持保留意见的记录。卷宗关于枪击案定性和处理的结论中，说明了是经过了行署军分区和青桐县革委会以及青桐人武部审查研究，最后得出贾兆安死于擦枪走火。结论下面盖着公章，但没有个人签名。这个我是记得的。我站起来，敬了程老一杯酒，就等着他慢慢地叙说了。

    事实往往并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比如青桐1972年4月26日夜，那一夜在青桐人武部响起的沉闷而扎实的枪声，以及后来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的审查及结论，我们所能得知和现在能查到的，仅仅只是表象。我们无法还原枪声，更无法还原已经死去多年的贾兆安。我们也无从对当时的审查做出进一步的分辨。如果我们过分地依赖于那些卷宗，很大程度上，我们事实上就陷入了早已被“审查”了的结论。好在还有程学庭这样的当事人在。由此，我倒觉得我从事的这策划工作，有了些实质性的意义。向着真相出发，仿佛也是一种使命，甚至有了种淡淡的荣誉感。程老一再强调，他对当年的结论是持保留意见的。他回忆起当年审查组召开会议讨论结论时的情景，说在那次会上，他力陈己见。虽然他平时不太瞧得起贾兆安，但在生死的问题上，他不含糊。他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贾兆安是个老军人，不会犯擦枪时不退子弹的低级错误。第二，现场没有第二目击证人，只凭姚望江一个人的证词，难以服众。第三，应该追究贾兆安手枪里子弹是否是他自己填进去的。这个仅凭苏幕一个人的证词也难以成立。他说他当时情绪激动，甚至拍了桌子，骂了娘。结果行署军分区的那个政委，也是抗联出来的老兵，给了他一巴掌，说现在全国上下正在搞大批判，要分清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要分散革命的注意力和战斗力。当时，青桐革委会也才建立不久，到处都在忙着搞批判会。领导们一个会场开完会，就移身到另一个会场。坐在人武部会议室里讨论这个枪击事件，他们并没有多大兴趣。“不过，一开始，他们也是十分有兴趣的！”程老说最初这个案件出来后，惊动了省领导。省军区派人专门来审查。但很快，他们回去了。他们没有找到这个案件中有阶级敌人的可能。虽然当时枪击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姚望江，此前曾被打成右派，坐过牢，就在事件发生时，也还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之中。但是，省军区审查组反复讯问，又到姚望江所在的山区小学调查，结合姚被抽调到人武部后的表现，认为姚望江历史上是有些问题，但经过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灵魂上的错误，正在积极转变。同时，没有发现姚与贾之间有何交集，更没有阶级矛盾。更重要的，他们觉得贾兆安的妻子苏幕都出来证明子弹是贾兆安填进去的，那么，他们由此完全可以认定贾兆安系擦枪走火。省审查组很快就撤了回去。这事多年后程学庭说起，他认为省、行署和青桐县当时做出贾兆安擦枪走火死亡的结论，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可能那就是事实。二是当时正处在全国大批判时期，他们不想将此案件扩大化。三是也为自身寻找免责的理由。如果枪击案非贾兆安自身所为，那么，案件性质就变化了。一个堂堂的保卫森严的县级人武部，政委被枪杀，岂是小事？后面会有一大批人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就在青桐人武部，当时的部长老吴，就极力同意贾兆安是擦枪走火死亡的结论。当程学庭拍桌子时，吴部长也红了脸。吴部长甚至骂程学庭想借这个案件扰乱军心，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个结论出来后，我就选择了沉默。已经四十年了。你们来，我才第一次说起。”程老说着，竟然又戴上了墨镜。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程老送我时依然清醒。我出门时又看了看爬满小楼的爬山虎，月色中，它们变得漆黑，浓重，高深莫测。

    四

    这其间，我回了趟省城。一个大学同学出车祸死了，他在大学时曾是我的上铺。毕业后，这同学先是留校任教，后来下海经商，成了我们同学中先富起来的人。他刚富的那些年，我们都还清贫，不知怎的，大家都不太愿意见他。这几年，同学们都渐渐日子好了起来，也就不再忌讳他的有钱。而且，每每聚会，他几乎负责了全部埋单。同学们说：他是味精，没他，没味道。可是，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我们渐渐像大学时代一样喜欢起来了的人，死了。一瞬间，随着车子一道飞驰进了水库。我们都有些悲痛，甚至有些兔死狐悲的感慨。遗体告别仪式后，我们凑份子喝了顿酒。酒喝得沉闷，有的人喝着喝着就哭了。个别女同学借着酒劲说：“他上次约我喝茶，我要是答应了就好了，免得他遗憾。”

    这上铺同学的突然故去，也着实让我忧伤了好几天。编导说人已死了，哀伤何益？你还是到青桐去吧，那个1972年枪击案的策划台里已经批了，就等着你的本子了。记着，一定得有些抓人的东西。把人抓得血淋淋的才好。我点头，我同意编导的观点。现在的电视节目，要么把人煽情煽得像叫春的野猫，要么就得把人瘆得像面对酷刑的罪犯。不过，对青桐枪击案，我真的没有把握。就目前所掌握的素材，显然难以做到。这个案件几乎可以用“极其平常”四个字来形容，没有不可告人的背景，没有明枪暗箭的过招，没有纠缠不清的情感，也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么，这里能策划出什么来呢？我有些茫然。但策划案已定了，我也只好又硬着头皮回到青桐。叶敏已经从上海回来，她着重地问我叶纫兰的事情，说她这个祖姑母，她并没见过，只是听父亲说起过。祖姑母年轻时就守寡，一个人过了一辈子。祖姑母跟当时其他女性最大的不同，除了她苦难的命运外，就是识字，能做诗，甚至在青桐成立了一个叫“兰芬”的诗社，学着《红楼梦》中的海棠结社，来往唱和，颇有些雅致。我说我来青桐，主要是了解枪击案的，至于你的祖姑母，下次我再来专题了解。叶敏有些不高兴了，鼓着嘴，娃娃脸上泛着红晕。我于是道：“当然，我对‘兰芬诗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叶敏又笑了，说：“我就知道。这事有文章。”她又问我调查的进展，我简单说了，又请她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走？她煞有介事，比画了十来分钟，最后说：“我觉得找到那个苏幕，或者她女儿是个关键。”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到哪里找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房间里有些沉闷，叶敏头发上所散发的香气让我晕眩。我打开窗子，透了口气。我说：“我们去找你父亲吧，或许他知道些什么。”她问：“去看我父亲？看我父亲！好，好！我也很久没有回去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她摸索着找到手机，拨了电话，没人接。她又拨，还是没人。她继续拨。我说没人就别打了吧，也许出门了。她说这老头子就是这脾气，电话不响三回是不会接的。我说难怪，不然怎么能生出这么个女儿来。她白了我一眼，恰好这时电话通了。她叫了声“爸爸”，接着说省台有记者到了青桐，想了解一下姑祖母叶纫兰的事情。那头似乎在大声地抢白着，她又说其实也不是想了解姑祖母这个人，是想了解“兰芬诗社”。那头声音大了，一口青桐土话，说了十来分钟。叶敏放了电话叹口气说：“不见！”接着道：“不过，他答应借你一本我姑祖母的诗集。”

    叶敏回家讨来诗集，强调说这是苏幕送她父亲的。我追问道：“是苏幕吗？苏清鹤的女儿苏幕？”

    《兰芬诗辑》是本诗词合集，前面有小序。读过，才知道这书是叶纫兰亲自编纂的，小序也是她所作。序中说青桐一地，人文荟萃，文章传家。世代以来，不独男子工诗词，女子亦然。又说到这些女子结社之情况。从中可见，她们结社吟诗已经十余年了，将其所作诗词的精华部分整理成辑，便有了《兰芬诗辑》。我按照目录，找到叶纫兰卷。这卷共收辑了叶纫兰的二十首诗和十首词。这些诗词风貌各异，比如一开始的一首诗中有：吟罢仰天长啸去，红妆挟剑真英雄。读起来铮铮有声。还有一首却是儿女情长了，其中写道：我怜明月空照影，山中花发君不来。这似乎是有所寄了。特别是到了后期的一些诗作，总蕴含着许多说不出来却想说出的情感。我猜想这是有所指的。那么，这所指者是谁呢？

    ——是苏幕的父亲苏清鹤吗？

    现在回到青桐1972年的枪击案。事情越来越庞杂了，我不仅进入了一个案件，而是进入了一张由无数人交织成的巨大的网。这张网我看不见，却无形地罩着。网上有无数的结点。我有种预感：枪击案只是这结点上的一处。这网上的每一个结点，或许都是一篇丰富多彩的故事，都藏着一个个让人惊诧的秘密。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得回到我的工作上来。编导不停地打电话催我，他甚至明里表扬暗里批评式地对我说：“叶老师一向出手快，这回如此慎重，是不是要磨出千载难逢的好剑啊！”我哭笑不得。说真话，是有些耽溺于这个案件之外的东西了。

    早晨醒来，我又稍稍翻了翻《兰芬诗辑》，我决定独自到北大街去。我得去找找叶敏的父亲。我要跟他好好地谈谈苏幕。

    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谈话。虽然我无限度地赞美了叶先生的花草，又恭敬地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茶经，最后才与他谈到了正题上。他一再问我：到底有何目的？是不是想知道些什么？我干脆直说了，我说我重点想了解的是1972年的青桐枪击案。相信叶老先生一定记得。他这时竟然来了精神，眼神也渐渐由警觉变得紧张。他给我续了茶水，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倒是可以说说苏幕。可能是因为我的姑母叶纫兰的缘故，她在枪击案后离开青桐前，曾找到我家来过一次。再后来，你知道，她临走时托人送来了《兰芬诗辑》。”“我知道。一本很有分量的诗集。我回省城后，看看能不能找出版社给出版一下。”叶先生说：“这就不必了。我姑母的本意不在于此。”他将《兰芬诗辑》小心地放回到书架上，然后眼神空茫地望着天花板，说：“那天，苏幕叩响我们家门环的时候，正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叶先生顿了顿，如同一只从往事的茧里一点点抽丝的蚕。

    那天，1972年端午节前的一天。苏幕叩响了叶家的门环。叶先生开门，他是认得苏幕的。虽然平时并不来往，但鸟大个青桐，抬头不见低头见，人，总是熟悉的。何况最近枪击案后，苏幕也成了青桐街前巷后的谈资。他甚至有两次想到人武部去看看苏幕。毕竟两家是世交，且自己的姑母与苏幕的父亲苏清鹤又是挚友。然而凋败了几十年的叶家，在青桐已经是气息微弱，人武部那门口端枪站岗的哨兵，就足以让他却步。他终于没去。可苏幕来了。他也没有显出意外，只是说：“来了。快进来！”

    苏幕进了屋，环视了一遍，说：“我是来跟你谈点事的。”

    “啊！”

    “算起来，我和你同辈，应该是表亲吧？我比你大。你是叶家的老小，是吧？”苏幕并没等叶先生回答，又道：“你大概也知道，你姑母叶纫兰后来的五六年，就住在我们家的告春及轩里。”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那时我才出生并不在青桐。我跟随家人在下江。”叶先生说，“我们家都记着苏家对我姑母的恩情呢。”

    “其实也不是恩情。是因为你姑母和我父亲之间有一段感情。”苏幕站起来，说，“我父亲五四运动后被通缉，从北平逃回青桐。就在回来的第二年，他在古泉庵遇上了你的姑母。他们一见如故。我父亲成了古泉庵里最殷勤的香客。他日日去，从早晨磨到黄昏，为的就是能见到叶纫兰。他们谈诗，填词，唱和，一道出游。一年后，他们就在古泉庵的寮房里，做了件其实很平常但在当时却震惊青桐的男女之间的大事。这事惹怒了我祖父。我父亲只好又逃离青桐，北上教书去了。近十年后因为祖父病故，父亲回来操持苏家事务，后来又筑告春及轩，他执意将叶纫兰请到了轩里。我母亲张水清是个明事理的人，她说只住在轩里也无妨，只要不进家门。她从来不过问父亲在家门外的事情。叶纫兰住在告春及轩，那对于我母亲来说，也是家门之外。她就默然不问了。我那时很小，记得三岁那年，父亲把我带到轩楼的二楼，在最里面的屋子里，端坐着个面目清亮、神情雅洁的中年女人。父亲让我喊她：叶姑。我便喊了。她揽过我，摸着我的后脑勺，说这孩子长得好，一看就是个精灵。我喜欢。父亲说既然你喜欢，就教她吧。她欢喜地将我拉到桌子前，指着桌上的字说：我来教你，喜欢吗？我点点头。后来的三四年，她每天教我一个小时的功课，包括古诗文，写字；更多的，是跟我谈古往今来的事情。有时，她谈得激动，会朗声大笑，如同男儿一般；有时，说到动情，会泪流不止，就像带雨的梨花。有一次，日本人在轩里与我父亲下棋。她在楼上慷慨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诵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声音震彻四围。事后，父亲进来，与她只是握了握手。她对我说：‘苟活于乱世，人生之不幸！唯望幕儿，能在太平日唱太平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很少再教我诗文。她主要的时间就花在整理誊写《兰芬诗辑》上。她咳嗽声日夜不停，有时吐血，父亲站在床前，攥手叹息。她拒绝治疗。死在半夜。等发现时，她安睡于床上，衣已换好，面容安详。枕旁放着《兰芬诗辑》，案上点着檀香。”

    苏幕的叙述，虽然没有太让叶先生意外，但多少让他有些尴尬和说不出来的怅惘。苏幕一定也觉察出了他的情绪，缓了缓才继续说：“我来并不是单纯要讲这些的。我来是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青桐了。”叶先生问：“离开青桐？去哪儿呢？”“东北，老贾的家。”“这又何必？”“我必须这么做。否则……”她叹着，捋了捋头发，说，“青桐这地方太让我揪心了。我必须离开了。”

    “离开前，我想了想。我们苏家在青桐也没什么人了。我一走，这一脉算是没了。但告春及轩还在，我们家的老宅子也还在。老宅子里还放着我父亲的骨灰。本来我是想过几年将他老人家送到山上，跟我母亲葬到一块的。但看来不行了。我一直相信我的父亲。这样的一个人自杀，使我很失望。记得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青桐搞私有制改造。我父亲第一个带头，将苏家的店铺全部交给了政府。1957年，反右时，父亲刚刚批评我，自己就被揪出来了。有人要审查他在抗战时期为日本人做事的情况，又提到后来当国民党的县长，他被定为青桐第一大右派。好在时间不长，中央一位领导到青桐视察，竟然问起我父亲。我父亲也很诧异，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当年劝我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共产党员林少白的老部下。他说林少白牺牲之前曾向组织上说过，青桐县长苏清鹤是党同意他当国民党县长的，而且此人在抗日时为党做了很大贡献。就是这林少白老部下的一句话，我父亲被摘了帽子，且成了省文史馆馆员。我清楚地记得，在拿到文史馆馆员委任状的那天晚上，父亲特意让我炒了几个菜，硬拉着我喝了三杯白酒。在那次喝酒中，我们又提起了姚望江。”苏幕神情黯然，问叶先生：“我是不是说得太远了？”

    “不是。正好。”叶先生说。

    苏幕继续着后来的叙述。根据她的叙说，叶先生知道了姚望江。姚望江并不是青桐人，他老家在离青桐两百里的徽州。他生于1938年，1956年考到了青桐师范，成了当时也在青桐师范读书的苏幕的同班同学。这姚望江生来是个写文章的人，“这个一辈子活在文章中的人，也被文章活活地害了。”苏幕说。

    五

    如果没有那次演讲，苏幕根本不会注意到个头小的姚望江。能在苏幕眼里立住的男人，少之又少。青桐师范里男人茁壮如一片森林，但能让她看得中的树却一棵没有。她特立独行，冷寂清洁，成了青桐师范里一棵独立在高岗上的青桐。可喜爱而不可近观焉！因为住在城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与家之间奔波。人们经常看见的是一个穿着清净、面容沉静、眼神纯净的女孩子，从青桐师范的大门里文雅而出。这时，便有人指点说：“那是苏老先生的女儿，你看，多好！”接着便有人叹气，说：“离我们太远了，太高了。”

    的确，苏幕是一颗星星，因为她的明亮、孤绝，加上从小跟随父亲而感染的那种骨子里的傲气，她几乎成了一颗孤星。所有人都议论她，都暗恋她，都梦想她。然而，却没有一个男生敢于站出来接近她。因之，在师范，她上完课后稍有空闲，便在图书馆度过。回家，她最喜欢的地方是告春及轩。对着倾斜的日色，她静静地看书，或者画画。有时也弹琴，唱歌。苏清鹤往往是站在轩外的月门边，听着，却不进轩。外面政治空气越来越浓烈，立志在告春及轩中安详度日的苏清鹤老先生也隐约感到了某种不正常的气氛。刚立夏，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青桐这边也随之开展了一轮一轮的学习与清查。苏老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且还真的被人查出他历史上的一些所谓污点。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出任维持会长，解放战争时期出任伪县长。他为此向县委递交了长达七十页的情况说明，且列举了相关事件的证人。当然，这并没用。很快，苏清鹤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右派的名单之中。他为此感到悲愤、屈辱，他跑到县委书记办公室，用拐杖点着门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无话可说。确实，他是当了日本人的维持会会长的，后来又确实当了国民党的县长的。他提到川端云，书记赶忙打住，说苏老先生，千万别再提此人，他是战犯呢。他又提到林少白，书记更为难，说林少白同志已经牺牲了。一个牺牲了的人怎么可能为你做证？苏清鹤长叹一声，说难道就没法证明我的心迹了吗？我那些年做维持会长，不也是在屈辱中为青桐老百姓做事？别的不说，单说文庙，要不是我……唉！不说了。他一时气涌，脸涨得通红。书记看着不忍，就说苏老先生，一定要请你理解。我们也是按照规定办事。何况你这右派是群众举报的。我们也不好……这样吧，你的情况我知道，我再向组织反映反映。苏清鹤回到告春及轩，苏幕却过来告诉他：政治是残酷的。你被定了右派，再吵再闹，无非是雪上加霜。与其为此心烦意乱，不如把它当作一顶普通的帽子，戴着便是。苏清鹤看着女儿，心地豁然开朗。他没想到女儿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如此见识。从此，他端坐轩中，读书写字。逢上有右派批斗会，他准时参加，态度诚恳，从不辩白。他甚至在轩中的西墙上，贴了手书的十几张大字，上面都是四个字：告春及轩。他说我当初建筑此轩，意思明了。现在怎么忘了呢？还得记起，要有真正的田园气、通透气。苏老先生一想通，批斗之余，竟常常与女儿苏幕讨论古往今来的奇闻逸事。上至国家治理，下至烹小鲜。苏幕谈锋之健，每每让父亲折服。但同时，苏清鹤也心里感叹。他是有些说不出来的预感。太太张水清在三年前去世时，曾一再要苏清鹤好好照顾女儿。说这孩子心气足，孤傲，一定要善待。将来，要寻个能镇得住她的男人。苏清鹤含泪应承。现在，女儿十八岁了，城里也不断地有人上门来提亲。苏幕就两个字：不见。苏幕说：新社会了，我的事情我做主。

    毕竟，苏幕是个聪慧而敏感的十八岁的女孩子。虽然在学校里，她从不正眼看那些男生。那不是她的错，是没有人能让她正眼。现在，面对演讲台上那个个子不高，因为激昂而脸色通红的操着江南口音的男孩子，她微微地抬了抬眼。正是这一抬眼，她的目光被那男孩子的灼灼的目光一下子烫着了。她赶紧收回目光，却觉得那灼灼的目光从眼睛烫向了嘴唇，然后向喉咙，向胸膛……她捂着胸口。那男孩子的声音却在不断地撞击她。她转身在别人的掌声中逃出礼堂，走向学校的后山。她站在山脚下的小松林里，心还在扑扑直跳。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她惶恐地闭着眼睛，脑子里却不断地闪现着那个灼灼的眼神，撞击着那激昂的声音。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待在小松林里，直到黄昏才回到教室。没有人发现她的异样，她羞愧而暗自庆幸。她收拾了课桌，准备回告春及轩。当她走出教室门的时候，却被一个依然激昂的声音挡住了。刚才那个演讲的男孩姚望江，正站在教室门边上，短头发，大眼睛。他问她：“为什么没听完我的演讲就走？难道我讲得不对吗？要是不对，苏同学可以当场提出质询的。”她从未有过的脸红了，没回答，夺门而出。背后，姚望江还在喊着：“有意见我们可以再辩论！我知道你是有思想的。”

    当然，苏幕根本不会同姚望江进行辩论的。她不屑，也不愿。她依然在课余时间埋头在图书馆。姚望江也似乎忘了此事，他是校社团的负责人，又是文学社的社长，天天高谈阔论，激扬文字。这两条直线，在那么一瞬间，纠缠交织到了一起，旋即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迹上。直到有一天，苏幕发现在她从图书馆借阅过的图书中，往往夹着若干张小纸片。她有个习惯，喜欢在读书时做眉批。这些小纸片上的内容，都是针对她的眉批的。字迹狂放，激进却有直逼胸臆的力量。她有种感觉：这些纸片来自姚望江。她将这些小纸片连同她的眉批一道记在笔记上，到三年级下学期时，已经有厚厚的几十页了。有时，她也回来跟父亲讨论一下她做过眉批的那些文章。父亲的观点往往正好在她和姚望江之间。有一回，她甚至在讨论之中，突然跟父亲说：“我有个同学，很有思想。哪天我请他来跟您谈谈。”父亲马上警觉起来，问：“男的？”她点点头。父亲说：“那就不必了。”她也不再争。她怕一争，就露出了她那点可怜的小心思。不过，两个月后，也就是阳历的1958年底，她还是带着姚望江出现在告春及轩。那时候，全国正在开展批判胡风运动。姚望江读了些胡风的文章，又看了其他的一些批判文章，一时热血沸腾，写了篇近万字的为胡风辩护的文章，壮着胆子寄给了《光明日报》。他大概也只是一时心热，哪承想这张全国著名的报纸竟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且配上了长达两千字的编者按。从编者按看，是强调大批判就要有不同的声音，真理越辩越明。姚望江这篇文章不仅轰动了青桐师范，也引来了省报的关注。省报记者专程到青桐对姚望江进行了采访。姚望江侃侃而谈，用后来苏幕给叶老先生叙述时所用的话说：“那一段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苏幕却一直站在姚望江的视线之外，她也暗地里读了他的文章，文笔犀利，有思想有观点，但显然因为太过于年轻，太过于气盛，文章整体上显得意气用事。她将这个意见写在纸片上，放在她在图书馆借过的书中。果然，第三天，她就接到姚望江的纸片：“真正的思想者从来都不是成熟的。”她笑了笑，没再回应。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里，父亲苏清鹤这回竟主动说到此事，说一个师范生能写出如此文章。文章倒在其次，胆识尤为过人。我倒想见见他。苏幕说我平时跟姚望江没有来往，恐怕……苏清鹤说：“就说我请他过来。但不要声张。”苏幕嘴上答应了，心里却有些不安。对于姚望江能否到告春及轩来，她没有把握。而且，那灼灼眼神带来的滚烫，至今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给姚望江写了个纸片，姚望江这回没有回以纸片，而是直接找到苏幕说：“我答应了。”

    1972年端午的前一天，苏幕在北大街叶先生的客厅里，回忆起姚望江与父亲苏清鹤的见面，她用了四个字：惺惺相惜。叶先生插话问：那么，后来呢？苏幕说姚望江是当天晚上趁着月色到告春及轩的。不知是因为月色太朦胧了，还是他本身就无意于对建筑本身的欣赏，他对告春及轩不置一词。到了二楼，父亲已经泡好茶，端坐着等待。他上来后，一开口就说：“苏老先生对我的文章赏识，说明我那文章的力量。现在这个大批判时代，要的就是思想，就是力量。”苏清鹤点头，示意他坐下。他不坐，只站着，说坐着是出不了思想的。苏清鹤不再强求，苏幕就站在父亲的身后。姚望江没有等苏清鹤多说，又直接切入了胡风案件，说对一个思想者的盲目地批判，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他说还将写一组文章，与那些唯上唯虚的所谓批评家进行斗争。他说到激动时，手指在桌上不停地敲击，小轩里回落着这干脆而有力的声音。苏幕先是听着，继而陷入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激情之中。她已经忘记了还站在父亲身边，忘记了所处的告春及轩。她眼神充溢着因爱与崇拜而产生的明亮。她觉得此刻只有姚望江，只有他如风雷般的话语，把她裹挟在其中。姚望江足足说了半个小时，大概是因为太过于激情，他停了下来，喉咙发干，声音低缓。他端起桌上的茶大口喝着，又长长地出了口气。他正要再次张口，苏清鹤说话了：“小伙子，你已经说得太多了。我找你来，只是想看看你。我这把年纪，这种思想，是不会与你争论的。年轻的好处，就在于敢于提出新观点，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当年，我在日本留学，回国搞暗杀。凭着年轻，丝毫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献身的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那时——”他望着姚望江，说，“那时，小伙子，我比你稍大一点。跟你一样激进，一样强烈，一样傲视万物，直逼苍穹。小伙子，听了刚才那一段宏论，我这老头子想劝你：不要再写文章了。文章从来都是误人的。这没错！好好读书吧，等将来走上社会了，再冷静下来思考再写文章不迟。”姚望江显然没想到他刚才那一段慷慨激昂的陈词，会受到苏清鹤如此回应。他倾斜着身子，似乎要将脑袋里的思想直接倾倒到苏清鹤脑袋里，他说：“我的批判才刚刚开始，文章不会停的。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先离开了。”说着，就跨步出了小轩，下楼，匆匆穿过月门。等到苏幕追下来时，他已转过文庙的墙角，消失在夜色之中。

    苏幕回到告春及轩，父亲迎着她，一脸严肃，说：“孩子，从现在起，不要再跟他来往了。他不是适合这个时代的人。适者生存。这你是明白的。”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刚才他说的那些话？”

    “我不仅仅听了那些话，我是看到了他的未来。”苏清鹤将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他过来摸了摸苏幕的头发，说：“你也长大了。我这一生，曾经有过风云激荡的岁月，也有过坎坷艰难的时候，我是过来人，我知道革命、斗争、思想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成为激进思想的飞蛾！”

    “我不是飞蛾。我只是我！”苏幕当然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思，她其实也隐约地感觉到姚望江正处在断崖之前，但她就是难以摆脱他那灼人的激情和让她迷醉的狂热与理想。她不敢看父亲，只是低着头。苏清鹤又道：“你母亲去世时，我答应过她要让你将来过上好日子。孩子，请理解父亲。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苏幕没说话，只是看着父亲。苏清鹤回过头，他看到了轩外的那棵芭蕉，正在深冬的寒凉中，撑着一脉脉绿意。他没再说，而是向女儿摆了摆手，说：“你回去吧！我想静一下。”

    苏幕后来在跟叶先生讲到父亲苏清鹤当时的情态，说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父亲的眼神里完全是充满了对女儿的爱与担忧。父亲已经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他甚至明白姚望江会成为被风暴连根拔起的一棵小树。事实上，一个月后，农历的新年刚过，青桐师范就出了件大事：即将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姚望江被上面点名批判，目前正接受审查。形势急转直下，姚望江也似乎没有来得及为这突然到来的转折做好准备，他被从老家徽州带走的时候，连一支笔一张纸都没来得及带上。到了青桐，他被隔离在师范的一间办公室里。从早到晚，审查组轮番审讯。他们要他交代跟胡风反党集团的关系，要他说出他的同伙。他先是激烈辩解，想用自己高亢的声调和雄伟的思想来说服审讯者。但徒然。他很快明白他们不需要他的辩解，只需要他的承认和指认。他一言不发，以沉默抗拒一切。他绝食，三天粒米未进。第四天，他昏倒在办公室里。他原以为仅仅是自己在接受审查，殊不料，整个校园，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在不同程度地被审查。其中个别与他走得近的老师，已经被定性为他的同伙。苏幕也被讯问了。她的高傲与一向的冷漠，挽救了她。而且，她遮掩了父亲与姚望江的见面。她听其他同学说姚望江绝食了，不说话。她心突然有些疼，她趁着夜色，冒险从办公室的后窗里塞进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一行字：“我相信你。请吃饭。活着是根本。”没有落款，她知道他会懂的。果然，姚望江恢复了饮食，甚至在审讯的间隙哼起了小调。苏幕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焦灼与期待，她侧耳仔细地听着同学们讲到的关于姚望江的一切新闻，观察校园里的一切动静，回家时，揣摩父亲的眼神。然而在如此庞大的时代与激荡的批判大潮之前，她所做的一切都很快被粉碎了。三月，校园里桃花刚开，公安部门在学校召开批判大会，姚望江被勒令低头站在台上。校领导和县领导宣布了姚望江与胡风反党集团互相勾结的一系列罪状，最后宣布逮捕姚望江。那一刻，苏幕也在台下，而且她一改往日的冷寂，站在了前排。她看见姚望江在被宣布逮捕时，身子一震。他抬起头，盯着正在读逮捕令的人，然后又将目光投向台下。很快，他的目光就定在了苏幕的脸上。他甚至笑了一下，然后昂起头，在一片“打倒胡风反党集团分子姚望江”的口号声中，被捆绑着推到了台后。苏幕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空了，似乎正跟着姚望江一道，被推走了。

    青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党集团“高尔基读书小组”的六位成员，在1959年的初春，全部被逮捕和批判。苏清鹤与女儿相对于告春及轩，都不说话。苏幕发现父亲似乎老了，头发白得更多。而苏清鹤也发现，女儿苏幕看世界和对人事的态度有了极大的变化。以前，苏幕是冷寂地看世界，而现在是游移地怀疑地看世界。以前，她是心地纯净，置身事外。而现在，她是心里压着石头，强迫着自己远离世事。这种怀疑和压抑，让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子面容憔悴。她在读古诗时，声调悲怆。特别是读到范仲淹的《苏幕遮》时，竟无语凝噎。这让苏清鹤心疼。但他找不出任何给她安慰和宽心的办法，只是陪着女儿，日日待在告春及轩。有时也画画、讨论，但都不再是从前的那种气氛了。他感叹：家的气氛，如何能脱得了国的气氛呢！脱不了啊！而事实上，在这种感叹背后，还潜存着他对自身的忧虑。右派帽子戴着，批判在不断升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他困惑，惶然，他如同当年寻找暗杀的敌人一般，苦寻却无出路。轩下院子里的芭蕉正在春雨中一叶叶伸长，但轩中人的心思，却在一寸寸泯灭。

    半年后，苏幕到青桐一小上班了。

    几乎就在她上班的第一周，一次意外的机缘，苏清鹤突然被摘了右派的帽子，且被隆重地请到了青桐招待所。县里的人说有重要的领导要接见他。他问：“谁呢？”对方不说。他也就不再问。直到见了面，仍然是陌生，他一点印象也没有。重要领导笑着握着他的手，对县里领导说：“苏老先生当然不认识我。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的老首长见过您。”苏清鹤蒙着，领导道：“老首长当年夜访告春及轩，劝您出任青桐县长。苏老先生还记得吧？”“啊，记得，记得！林少白先生！”“是的，就是林大队长。可惜，在那不久，首长他就牺牲了。他曾对我说过：将来革命胜利了，不能忘了那些为着革命事业忍辱负重的同志。他特别提到苏老先生，说到您在抗战时为保护青桐老百姓和青桐文庙所做的贡献，提到您出任国民党的县长后，为我们不断提供重要情报包括营救被俘同志的情况。这些我们都知道。苏老先生了不起啊！所以我这次来，一定得拜见您，并且代表我牺牲的老首长感谢您！”苏清鹤先是无语，接着哽咽了一声，立即就抬起头，握着领导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招待所。领导在后面喊着：“苏老先生，我还要到您的告春及轩去呢！”苏清鹤继续走，头还是不回。后来，青桐人有几年间一直传说着苏老先生昂然走出招待所的气概，当然也少不得传着那位重要领导夜访告春及轩，与苏老先生促膝长谈、竟夜不归的佳话。

    姚望江杳如黄鹤。

    时光继续着。转眼就到了1962年。这年春天，苏清鹤决意要给苏幕找个人家了。这几年来，不断有人上门，其中也有不少的县领导来做媒，他一概回绝。他知道女儿的心思。他得让女儿的心慢慢地从姚望江身上走脱出来。现在，差不多了，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苏幕的额头上也会闪出阳光般的光泽。她的笑声也会时不时地回旋在告春及轩之中。苏清鹤觉得，应该是时候了。他甚至决定与青桐张、方等大族联络一下，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然而，命运恰好在这关节眼上，生出了一个后来改变着众多人物命运的枝节。青桐人武部年前刚从东北调防来的副政委贾兆安，直接请县长马鹏捎话，要娶苏清鹤的女儿苏幕。贾兆安说他是在人武部与青桐一小搞的军地联谊活动中看见苏幕的，这女孩子俊俏、端庄，他喜欢。他虽然是个大老粗，且年龄也比苏幕大得多，但那不是他本人的过错，是因为革命。苏幕应该能理解。他希望苏老先生能做主，他并且承诺将好好地对待苏幕。他说：“我在东北老家只有一个姐姐，其余人都不在了。在青桐，苏老先生和苏幕就是我的亲人。”苏清鹤并没有立即回话，他独自到人武部看了贾兆安一回。论相貌、年龄、行为，他自然不满意；可是他侧面了解了一下，这人倒是厚实、粗糙，但不失敦厚。他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觉得屈了女儿。但又觉得在这动荡的年代，贾兆安毕竟是个老革命，也是有他的好处的。他将此说给苏幕听了，没料到苏幕竟一口应承。这让苏清鹤更加疼痛，他待在告春及轩里，整整三天，才出来。出来后他即让人转告贾兆安，一切妥当，就定个日子迎娶了吧！

    婚礼是按照部队和地方两结合的方式举办的。自始至终，苏幕一直未开笑意。那天晚上，在人武部的洞房里，她只对贾兆安说了一句话：“我是为着我父亲才嫁给你的！不过，既然嫁了，请放心，我就是你的女人了。”贾兆安抱着光洁如玉的苏幕，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八个月后，苏幕的女儿出世了。贾兆安欢天喜地地抱着女儿，用坚硬的胡子一下一下地扎着女儿的小脸。苏幕将孩子要过来，说：“小孩子的脸，能扎？”贾兆安只是笑。苏幕给孩子取了个名字：苏念。贾兆安问为什么不姓贾，苏幕说：“等第二个孩子吧！”这一等就是九年，直到贾兆安死于1972年的那次青桐枪击事件，苏幕再也没有生第二个孩子。而苏念，在贾兆安死亡的那年，已经是个九岁的小姑娘了。她大眼睛，喜好辩论，逞强。苏幕看着女儿，心想：怎么就……她说这话时，对贾兆安充满愧疚。虽然她严格遵循着她在新婚之夜对贾兆安的承诺。但是，覆水难收。小姑娘苏念，正用自己的成长，一天天地让那个混合着绝望、激情、爱与痛苦的夜晚变得更加清晰、沉重……

    六

    我在宾馆里独自待了三天。这期间，叶敏曾打过几次电话，说上次我刚到青桐时和我喝酒的那几位，要请我再聚一聚。他们想听听我关于青桐1972年枪击案调查的进展。我说没有进展，且我暂时回省城了。我故意撒了谎，我正纠缠在青桐苏家、姚望江，还有苏幕及她的女儿的曲折隐晦的关系之中。我理不出头绪，却又本能地不想放弃。编导一再催促，我只好说我已经在写作初稿。一两周内，一定能拿出完整的本子的。

    最后，我想到了任老。我必须回到任老这个点上来。现在想来，任老的方法是正确的，他让我一开始就接触了整个事件的原点。那就是告春及轩。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没有离开过告春及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离开过苏家父女。包括我在叶敏家听她父亲的那次谈话。青桐城是一座龟形城池，文庙是这龟甲上的正中。1972年的青桐枪击事件也是一座复杂的城池，告春及轩或许就是它的中心。我必须回到原点。我再次来到告春及轩。现在这里已经成了青桐博物馆的一部分。二层楼被征用，作为展览陈列室。但小轩依然完整地保存着，门上有锁，朝里一看，清静清幽。这情形恰如我读到的那位青桐散文家所描写的文字。我揣想着当年苏幕就从眼前的月门进轩，然后缓缓地上到轩的二层，倚着栏杆，看院内芭蕉。有时，与父亲苏清鹤相对，读词联句。我再看那边的两层小楼，那朝东边的两间曾是叶纫兰的居所。这个青桐一代才女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那一定是一种浪漫、温馨且充满诗意的时光吧，只是我已无从感知。我觉得，在追寻枪击事件的过程中，我太过于注重旁枝侧叶了。比如叶纫兰。但是，从一个小说家的喜好上看，这是值得的。如同看一棵大树，我想看到的是树的全部，包括地上的部分和地下的部分。事实上，地下部分远比地上部分丰富，有韵味。叶纫兰就是苏家这棵大树地下根系中的一支，她与苏家与苏清鹤绾结错综，美不胜收。我理解了苏幕在多年后向叶敏的父亲叙述叶纫兰时的心情，她无意拂逆父亲心中的那份美好。她是将捧在心里的一块玉，小心地归还给了叶家。我在同叶敏父亲谈话时，曾特别问过苏幕是否说到姚望江被逮捕后的状况。叶先生说没有。苏幕没说，只字未提。我觉得苏幕是在有意遮掩什么。而且，我一直觉得枪击事件，真正与之相关的应该是三个人：死者贾兆安，唯一的目击证人姚望江，死者的妻子亦是证人的苏幕。这样想来，就有些可疑。这三个人，在我日渐深入的调查中，虽然看不到他们具体的明显的交织，可他们的命运，都因为爱、情感与婚姻，而相互依存，制掣角力。结果，有人死了，有人离开了，有人在很久的将来痴呆了。

    我再次打电话给任老。任老正在医院内。我买了些营养品，赶到医院。老先生偶感风寒，精神不错。我谈到对1972年枪击事件调查的进展，他很认真，且不时地插话。在谈到叶敏的父亲和姑祖母时，他夸我找得对，青桐叶家是有故事的。我最后提出要他再详细地介绍下姚望江。我说这个人是整个事件的节点。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要和我一道去福利院。他说他得当着姚望江的面，跟我谈谈他这个老同事。他说这是个命运坎坷、令人敬重的人，是政治的弄潮儿，只是最后被政治彻底地压在了黑暗之中。“一个黑暗中的人！”这是任老一再强调的对于姚望江的评价，我以为是。我们到达福利院时，姚望江仍同我上次来时一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他面容清瘦，眼睛很大，但缺乏光泽。任老上前喊了他三声，都没有回应。任老摇摇头。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搬来了两把椅子，我们就面对着姚望江，呈三角形。任老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痴呆着。年轻时，他可是个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小伙子。他写的万字长文上了《光明日报》。那可是青桐历史上第一次。可后来就是这篇长文，让他坐了三年多大牢，在长江边上的九成农场改造了三年。那个苦啊！一个文弱书生要天天抬土筑圩堤，还要与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关在一起，受欺负，受侮辱，心里都滴血。1962年初，还是青桐师范的一位老教师出于同情，找了在九成农场工作的一位从前的学生，才让他提前出狱，到青桐最边远的山区小学监督改造。他在山区一待就是九年，直到全国都搞大批判，他才被青桐人武部借调上来，写作大批判稿。再不久，就出了枪击事件。事件定性后，他又被遣回山区小学。1985年，青桐要修县志，当时的县志办负责人是教育局的老局长。他向组织上推荐了姚望江。当时，姚望江已经两鬓斑白，多年独身的山区生活，让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我是跟他同时到县志办的，他业务精，肯钻研，很快成了县志编纂的骨干。”任老说着，我注意了下姚望江。他依然没动，但那神情似乎在专心致志地听着。我想他是能听见的，痴呆的不过是他的身体，他的灵魂应该还在活跃着。

    我问：“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县志办？”

    “是的。一直在。”任老感叹说，“除了编县志，他从不踏出告春及轩半步。”

    “告春及轩？”我疑惑道。

    “对，告春及轩。啊，我忘了说了，青桐县志办刚成立时，政府安排在告春及轩里办公。那时，青桐苏家在青桐已没有后人。这告春及轩就成了政府的资产。姚望江就住在轩里，我们办公在旁边的二层楼里。记得有一段时间，姚望江精神萎靡，情绪低落。我们问他是不是身体有病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他先是不说，后来问不过，才说这轩里有古怪。我们也都惊奇，这轩里四围通亮，有什么古怪呢？他见我们不信，便说最近一两个月来，每晚睡觉，总觉得床头有毛茸茸的东西在挠他的脚板。他开灯查找，却无踪迹。早晨查看，也是一点痕迹没有。我们更加奇怪了。几个编辑便轮流陪他，终于有一晚，一个年轻的编辑佯装睡着，在午夜时分发现从小轩的窗格子里钻进两只毛茸茸的似猫似狗的小兽。等这两只小兽进了轩，靠近床头，他突然起身奔过去关了窗户。然后开灯，明亮的灯光下，两只金黄色的小兽圆睁着眼睛互相挤靠在墙角。年轻人准备拿扫帚上去追赶，姚望江看着，说算了吧，这两只活物，也有灵性。就放了它们吧！算是缘分。”任老对着姚望江，大声道：“老姚，你还记得吧？那是两只狐狸。我们后来笑话你，说那是母女俩，是来陪你这个老光棍的。你当时竟然还脸红了，有意思吧！老姚，是不是啊？”

    姚望江不语。阳光很好，照在他的额头上，发出一圈纯净的光晕。那光晕旋转着，使我想到一个词：云淡风轻。

    准确些说，姚望江是1961年底回到青桐的。自从到了九成农场，一开始他也还时常心怀不平，想找人发泄。可很快，他发现在这个从长江滩涂上开发出来的农场里，是不会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发泄的。除了劳动，他必须沉默。同监号的犯人中，有强奸犯，有盗窃犯，有流氓犯，有坏分子……每个人都有说不清的“罪恶”，每个人都视对方为“罪恶”。因此，在这样的环境里，沉默不语是他最好的选择。正是这沉默，后来成了他提前出狱的“理由”。他从九成农场回到青桐，就借住在那位帮他出狱的师范老教师家里，他用可怜的一点零钱，给老教师买了一盒茶叶。老教师说：“出来了，就好！山区也是人待的地方，总比九成好。”他点点头。当初在师范讲台上那个神气活现、意气风发的姚望江不见了，代之的是一个行动迟缓、神情紧张、逢人低头的姚望江了。他到了山区小学，一个人负责三个班的教学。这学校里另外还有两名老师，一个是当地出生的退伍兵，一个是这退伍兵的老婆。姚望江每天上完了课，就缩在房间里，或者就出门爬山，一直爬到山顶悬崖无路可走，才回头。有几回，他甚至在山顶悬崖前放声大哭。哭完了，照样下山，照样教书。半年后，教育局搞师资培训。他被派去学习。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他看见了那个四年来一直烙刻在他脑海里的影子。从前，她是只飞蛾，而现在，她依然朴素端庄。报到那天，他远远地看着她，差一点要转身离去。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她却回过头，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他心里一颤：他想到悬崖，现在，悬崖上方正飘浮过来一条小径，春暖花开，美好无比。他能走上去吗？他看见了彩虹，然而，那还是他的彩虹吗？

    ……一切不可预料。一个月后，培训班尚未结束，姚望江提前离开了县城，回到了山区小学。他无法也难以理解他离开前的那个夜晚。他不曾知道一切会来得如此自然，如此迅猛，如此让他猝不及防。就在告春及轩旁边的二楼上，叶纫兰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里，一切都还是当年叶纫兰居住时的样子。苏幕望着他，他也望着苏幕。只是望着，然后就……他离开告春及轩时，似乎看见轩里正站着一个人影。那是苏清鹤吗？他看不清。他也来不及看，只惶然地逃离。临走时，他对苏幕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你犯下了大罪！”苏幕咬着嘴唇，眼睛里没有泪水。刚才在巨大的眩晕面前所荡漾的光泽，还在浮动。她一句话也没说，只看着姚望江拉开门，像一只狐狸般摇曳而去。

    九年后，姚望江再次见到苏幕时，她已是人武部政委贾兆安的妻子了，且是一个九岁孩子的母亲。那天，她一定不曾料到他会进入人武部。她正在桂花树下看着女儿跳绳。一个身材中等、衣着普通的男人走近问她：“请问，政工科在哪儿？”她随手一指。男人便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去。她继续看着女儿跳绳。苏念问妈妈：“有一百个了吧？”她答道：“没有。八十八。”苏念说：“我记得有了。妈妈数错了。”她说：“没错。现在是九十三。”她说着，下意识地转了目光，看着刚才那个问路的男人正在办公楼前徘徊。她一时心热，便上前想再指明一点。结果，她看到了姚望江。姚望江攥着手，两只脚向外挪移，做出要逃跑的姿势。她愣着，他也愣着。政工科有人喊：“那个……是姚望江吧？”他一转头，寻着声音就跑。她又愣了下，才转身。苏念迎着她说：“妈妈，我又跳了四十个了。”

    人武部给姚望江安排了一间办公兼卧室的房子，平时，包括吴部长、贾兆安政委、程学庭，还有其他人也到这办公室来坐坐。姚望江主要的任务就是撰写大批判稿。这在他，自然不在话下。每每写着大批判稿时，他就想象着自己站在台上，拿着批判稿，声音激昂，情绪激动。而下面，那无数张脸，被他鼓动着，宣扬着，渐渐地变得扭曲、膨胀，临界爆炸。他在这没有丝毫创造力的批判稿写作中，创造了自己的宣泄快乐。每天，他除了早晨起来在院子里稍稍散步外，基本不出门。即使出门，也只在办公区域内。他不到生活区去。他把那儿当成了一个既神圣又无比庄严的地方。人武部的大门口，站着两个荷枪的士兵；而他划定的这条界限前，也站着一排士兵，他们守着他，不让他再犯下大罪。他有两次向贾兆安提出来，要回山区小学，说那里的孩子们等着他。贾兆安说我们已经安排好，你就安心地在这写批判稿。如果态度好，有成绩，将来我们会跟县里商量，将你调到县城来的。他赶忙声明：我是不会调的。我就在那小学蹲一辈子了，我喜欢那里。贾兆安粗声一笑，说大概是那山里有什么花啊草啊的迷住了你吧，或者就是待在山里时间太长了，魂被吸附在那些石头和流水上了。他听着也笑，说政委还真有意思，说出的话很好听。贾兆安摸着头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哪说出这好听的话，是在家里听我婆娘说的。姚望江便不再作声。周末，贾兆安值班，见姚望江一个人蒙头在睡觉，就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姚望江一听，立马从被窝里蹦了出来，连声说：“我还有事。忘了。我约了个熟人去谈点事的。”没等贾兆安明白过来，他已蹿出宿舍，出了大门。那神情张皇得如同大军过境。贾兆安回去将这事跟苏幕说了，苏幕不语。贾兆安说这老姚，年龄也不小了，怎么不成个家？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苏幕还是不语。贾兆安还想说，见苏幕沉着脸，就将话头咽了回去。

    贾兆安有时候也带着女儿到办公室楼里转一转，程学庭看着老贾和他的漂亮女儿，总是笑。贾兆安瞪着他，说：“笑吗？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娃，是吧？”程学庭更笑。贾兆安干脆不再理他，牵着女儿的手到姚望江的办公室。姚望江一看这孩子就亲，孩子也喜欢他，两个人玩数羊子的游戏。苏念疯得像只蝴蝶，姚望江也难得地放声大笑。笑够了，这一老一少安静得就像一棵树上的根和枝了，一个写批判稿，一个在纸上画画。等姚望江从批判稿中抬起头来时，他看见小姑娘的侧影，像她母亲，舒畅、静雅。他看着，心却一丝丝地抖动。他赶紧转过头。程学庭过来取批判稿时，看着这一老一少，忽然冒出句话：“这老贾的女儿怎么看着像你老姚呢？”姚望江马上正色道：“这事不兴瞎说的。程科长！”程学庭转身出门，又看了眼苏念，再看看姚望江，咕噜着：“真的蛮像呢！蛮像！”姚望江觉得程学庭说这话是不负责任的，他下一次见到程学庭时，认真地说了一次。程学庭倒是很随便，说：“我都忘了。这事说说嘛，玩笑，玩笑！不能当真的。”

    不过，姚望江倒是真的喜欢苏念。他有时甚至想抱抱她，想亲亲她。当然，他没有。

    在1972年的青桐枪击案发生之前，姚望江已经从在城里的同学口中得知：苏幕的父亲苏清鹤早在1966年9月就过世了。他死于自杀。是在告春及轩旁边的楼上当年叶纫兰住过的房间里上吊的。他衣服完整，神态安详，根本看不出自杀的痛苦。这事在青桐城当时也是一大新闻，只是因为苏清鹤的女婿是老抗联，又是人武部政委，所以县里一直对外说苏清鹤是死于心梗。苏清鹤的丧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只能草草而已。青桐人知道做过日本人维持会会长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县长再后来还是共产党的文史馆员的苏清鹤死于自缢，那是从火葬场传出来的。火葬场工人第一时间到达告春及轩。他们将苏清鹤从床头的绳子上解下来。老先生身体柔软，也不像其他上吊鬼那样吐着舌头，他眼睛微闭，手握折扇，仿佛睡着一般。火化时，苏幕跪在火化炉前，看着父亲被推进火化炉，然后被升腾的火焰所包围，她迅速起身向着火化炉跑了一步。仅仅一步，又停下来。她的眼睛里蓄着泪，却没掉下。一直到火化结束，她捧着还有些温热的骨灰盒，才对着苍天哭着喊了一声：“爸！”

    姚望江问苏老先生怎么会自杀呢？同学告诉他在1966年8月，青桐造反派将全城所有人家的古书、古字画和其他所有古董，都收缴上来，集中在文庙前青桐广场，当着上万老百姓的面，一把火烧了。苏清鹤的告春及轩里，被收缴的物件自然很多。焚烧这些古董时，他先是站在文庙门前，看着一把火点燃了那些经历过多少朝代烟云的古物，一口鲜血涌上喉咙。他强忍着，进了文庙。他走过灵星门，慢慢地往里，一直走到已经改成礼堂的大成殿。他面向曾经供奉着至圣先师牌位的方向，长跪不起。这以后一直到他自杀前，他没再出过告春及轩。苏幕有几次过来陪他，他让她离开，说只是想静静地守着这轩这宅子。苏幕望着父亲，心生怜悯。但是，她又似乎感到作为青桐名士的父亲，或许是必须得走这样的一条道路的。相对于历史与政治，一个人算得了什么？不过是芥子，是无数飞旋的尘沙中的一粒。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爱与情的必然；而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否又是一种绝望与空茫的必然呢？

    时光最后定格在1972年4月26日夜里。那天夜里，青桐人武部里响起了声沉闷而扎实的枪响。贾兆安死了。姚望江在被审查过后，又回到山区小学。在审查期间，他曾经试图去找苏幕，但没有成功。审查室门口总是站着哨兵。唯一的一次机会是苏幕也被叫来调查的时候，两个人分开在相邻的两间房子里。苏幕进审查室时，看到了站在窗前的姚望江。姚望江嘴角动了动。苏幕立即转过头。接着，他听见隔壁铁门“哐当”一声被关上。他竖起耳朵，想听听隔壁的声音。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这审查室的隔音效果太好了，把他们分成了两个完全不能交流的世界……

    我和任老离开福利院时，姚望江已经被工作人员推进了房间。任老说这个结局对于姚望江来说，或许是最好。世上还有什么能比浑忘世事更好呢？任老问我：“是吧？叶老师。”我一时恍惚，半天才回过神来，答道：“是，一定是！”

    七

    “明天不陪我一块儿去台里？”叶敏问。我有点慵倦，说：“我就不去了，让人多心。反正以后在台里，天天能见着。”她说：“那……好吧！”叶敏最近刚刚办好了调到省台的手续，明天就得去报到。为她调动的事，我上次回台里，专门找了台长。我将一幅新安画派大师黄宾虹的山水画送给了他，请他欣赏。他是这方面的行家，有癖好。他得了画，很是高兴。然后，叶敏调动的事就基本成了。反正现在电视台人员流动大，也不在乎新进一个女主持的。我帮助叶敏，心里其实颇为难。一方面，于情于理，我必须帮助她。她也自己找过一些人，就差台长没签字。我们的台长是个有特色的人，摸不准路子，只会把事情办砸。另一方面，于私，于潜意识里，我却不太希望她调过去。我甚至希望她就在青桐，一有空闲，我便过来看她。这多好！当然，最后我还是帮了她。她拿到调令时，跟我说她至少会用三年的时间还我的恩情。我笑笑，说这是两码事，不能搞得这么庸俗。你是主持人，我是作家，我们都是文化人。既然是文化人，我们要把一切事情都办得有文化味。叶敏咬着舌头，问：“这年头，什么不是文化？”

    想着这些，我笑了下。叶敏走后，我又睡了会儿。然后起床到餐厅吃了自助餐，喝了一小杯干红。回房间抽了支烟，准备出门散步。这时，我接到了程学庭的电话，一口的东北口音，问：“是叶记者吧？”他把我当成记者了，我说是。他说：“我是程学庭！”口音更重，声音也高。我赶紧说：“程老好！”他问我在不在青桐？我迟疑了下，说正好在。下午刚到。他说那就好，我想见见你。上次你问到枪击事件，我还有些东西想补充说一下。我说：“那您定个时间。”他说：“就明天上午吧，到我家来。”我说好。放了电话，我就想到程学庭家的那座小楼和爬满墙壁的爬山虎。我想着他明天会对我说些什么，我因此有些激动。整个事件的调查，凭良心说，我不得不承认已经陷入了困局。虽然大部分事实都已展开，但关键部分依然无法呈现。比如枪击事件到底是不是另有图谋？苏幕和姚望江在审查时所做的证言是否属实？苏幕的后来？还有她的女儿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姚望江又是如何与那个叫苏念的女孩子获得了联系？

    一切俱不可知。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程学庭了。我将我能想到的问题都列了出来，准备明天见到程老后，就交给他。这回，我得占据主动，且必须更加直接。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早晨，我接到叶敏电话，说已经上车了。我祝贺她将开始新的人生征途。她回了一个甜蜜的笑脸。我沿着青桐县城的中心大道，走了半个小时，到达青桐河边的程学庭家的二层小楼。爬山虎在阳光中绿得恣意，河岸上正走过一群上学的孩子。他们是不会知道我正在搜索这个城市发生在1972年的那桩枪击案的。他们只知道未来，而我正在纠缠着过去。孩子们笑着，说着，走过我面前，往下游岸边的学校而去。我过去敲门。我刚刚敲了一下，门就开了。保姆仿佛等在门边似的，开了门，就说：“程老已经等一会儿了。茶也泡了。”我进了客厅，道歉说：“来迟了。不好意思。”程老的那只义眼，在从窗子里射进的阳光照耀下，格外揪心。他大概意识到了什么，戴上了墨镜。这下，我感觉舒服多了。人都有对美好的喜爱之心，我也是。我想程老也是。我干脆利落地递上写好问题的纸条。程老又摘下墨镜，拿起桌子上的老花镜，戴上，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抬起头，说：“你这些问题很准。有点像我们当年抗联打战前的作战预案。我们也是这么考虑的。一条条考虑，然后一条条判断。这个好！”我说：“这主要是怕影响程老太多时间。”他摘下老花镜，又戴上墨镜，端起茶杯，刚要喝，又放下。如此三四次，他才深吸了口气，说：“你来得及时。这些问题，再过几年，恐怕就没人能回答你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姚望江更加沉默的人！”程学庭一开口，就提到了姚望江，这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但我没打断他。他继续说：“枪击事件之前，他在人武部写稿，也几乎不出门。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与别人说话更少。唯一能跟他说得多些的，是贾兆安。老贾在家，妻子苏幕不太搭理他。他闲着无事，就喜欢到姚望江房间里去坐坐。在那说他当年参加抗联的事，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这些你知道，他也就能跟姚望江这样没见过战争的人瞎吹吹，在我面前，他是从来不说的。姚望江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老贾说什么，怎么说，哪怕吹破了牛皮，他也从不表示反对，只是听着。你说，这不像是给老贾打了鸡血？到出事前半个月，老贾下班后除了吃饭和回家睡觉，其余时间几乎都在姚望江那里。姚望江从来不说自己的过去，这个人文笔好，有激情。但看起来，却是慵慵倦倦的，没什么劲头。在枪击事件后，我们审查时也反复考虑了老贾跟姚望江的关系，找不出破绽，也找不出姚望江要害老贾的任何依据。但是，我上次说过，我到现在也不会相信：老贾这么个老兵了，会擦枪走火把自己给崩了？这不是笑话吗？啊！”

    程老有些激动，站起来，我等着。他在客厅里走了一圈，回到椅子上，说：“这事连我都感到丢脸，是种耻辱。所以后来要定老贾烈士，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说要么就证明老贾不是自己擦枪走火的，要么承认擦枪走火就别定他烈士。后来就没定，加上当时大批判的声势，也没多少人来过问这事。枪击事件也就草草收场了。不过我还是上次的态度，我是怀疑当时的结论的。当然，谁有嫌疑，我也不能说。这关系到人命。我一辈子革命，不会无端地去怀疑他人。虽然我心中有想法，可是只能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后来在审查结束后，又特意认真地查看了老贾那把枪。枪是没问题的，近距离甚至是自己扣动扳机也是没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就出在子弹上。老贾当时是忘记了自己已填了子弹没退出来？还是他根本就没填子弹？如果没填，那谁替他填上子弹的呢？老贾的配枪除了他自己，只有三个人可能接近。一个是他的通信干事，一个是他妻子苏幕，再一个就是姚望江。通信干事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可靠。苏幕和姚望江在后来的证词中都被问到这点。苏幕肯定地说是老贾自己填上了子弹，姚望江则说没见过老贾填子弹，只见到老贾擦完枪，拿到眼睛前看着，然后扣动扳机。结果就……这个程序符合常理。包括苏幕的证词也无懈可击。估计要真正搞清楚这事，也只有他们自己了。老贾是不可能再说话，他大概早已成了一堆黄土了。”

    “关键是找不到这个事件跟可能发生预谋的内在关系。”我试探着问程老。

    他取下墨镜，用那只浊白的义眼盯着我，说：“我也是如此考虑的。”他又长长地吐了口气，似乎要将那些陈年旧事都吐得干干净净。他由此又说到了事件之后，包括苏幕、姚望江，还有八十年代那次对于青桐1972年枪击事件的复查。

    “苏幕是在枪击事件后很快就向人武部领导提出要求，说自己在青桐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何况这地方让她伤心。她决定带着女儿到贾兆安的老家东北去，请组织上协调。当时，青桐人武部班子商量了下，觉得她的要求也合情合理。只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要到那个陌生的环境，怕不容易适应。出于对老贾的尊重，也出于对这母女俩的负责，人武部通过军方渠道，最后协调将其安排在哈尔滨市区的一所中学。那年端午节后，苏幕就悄然离开了青桐。这以后，她再没回来过。就是八十年代搞平反，她父亲苏清鹤被平反后，涉及告春及轩等她们家的资产，都一并归还。政府发通知告知了远在哈尔滨的苏幕，她回信说就捐给政府吧，留着也无意义。那以后，再没她的消息了。直到九几年，我们听说苏幕去世了，在哈尔滨。还听说她去世前，曾让她女儿苏念独自回到青桐，暗中找到了姚望江，带着姚望江一道去见了她最后一面。这事让我更加觉得不可理解，又重新勾起了我对当年枪击事件的怀疑。我为此向上级人武部门写了信，反映情况。他们的答复是年代久远了，一个发生在‘文革’中的案子，而且又定了性，再查没有必要。我只好作罢。其实在那之前，1983年，部队系统对1972年青桐枪击案做过一次复查。他们调查了姚望江，也外调了苏幕。应该是没有进展，也没有新发现。复查很快结束，维持了1972年的结论。那次复查时，我正在省里学习，等我学习完回到青桐，调查组已经撤离了。唉，或许那是一次机会。不过，我现在时常想：我就是能查出些东西，又说明了什么，解决了什么呢？是要给老贾一个交代？这事只有等我将来死了去见了老贾，再慢慢给他说了。

    “还有姚望江。大概是1985年吧，他从山区调到了县志办，后来一直在那里。除了编县志，没什么声音。我在离休前曾经主持过一段《青桐国防志》的编纂工作，与姚望江打过交道。他为人谨慎，不开笑颜。那时候，我们知道他业务好，是县志办的台柱子。另外还知道他好酒。但这人好酒好得有特色，在外面，他从不喝酒。他只在自己家里一个人喝。他一直没成家。他甚至自己创制了一种白酒，青桐酒厂还专门生产了一批，叫苏子酒。现在已经没有了。想想，他这名字起得有深意。苏子，苏子，不就是说青桐老苏家吗？估计是指苏幕。还有就是苏幕临死前为什么要见见姚望江呢？我后来还真为此稍稍调查了下。姚望江和苏幕是青桐师范的同学。不过，没听说他们有什么瓜葛。那就怪了。或许真的是个谜。叶老师，你能解得开吗？”

    我自然无法解开。离开程老的爬满爬山虎的小楼，我沿着青桐河岸，来回走了几趟。现在，我的头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清晰。整个青桐1972年枪击案件，犹如一条硕大的链条，横亘着，沉重无比。我必须卸下它，否则我会被它压垮。我打电话给编导，说这个案件的策划到此为止。编导先是吃惊，接着就破口大骂，说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你老叶怎么撂挑子。我说不是我撂挑子，是地方不同意，说这案件有些特殊，涉及军队问题。我这其实是在唬他，否则我找不出理由。这一招果真管用，编导口气缓和了些，说这事我怎么向台里交代呢？我说没事，就说采访上困难太多，可能会增加成本。编导沉默了会儿，说也只能这样了。你老叶，怎么就……唉！我说真的请原谅，回去请你们吃龙虾。编导嘱咐我既然不搞了，就尽快回来，再考虑别的选题。我说好，明天就回去。挂了电话，我心里一阵轻松。刚才在程老家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放弃这个1972年青桐枪击案的电视奇案追踪，而改写一部小说。我要好好地写写青桐苏家，写写围绕着这个案件所发生的那些人、事，以及那个我们今天依然能感知到的跳跃不定的时代。我甚至想好了小说的名字，就叫《苏幕遮》。这是范仲淹曾经填过的一首词的词牌，苏清鹤老先生在他的女儿苏幕出生时，正在读这首词。他至死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年后，会有个作家会以此来重新走进他们的早已尘封的生活。

    晚上，我到青桐文庙走了一圈，又到告春及轩，看着那锁着的月门，凝望二层小轩和它旁边的走马通楼。我似乎看见有灵异之物，从轩和楼之间飞跃而去，灵光一闪，轩里似有人影飘忽。我细听，又好像有人语喁喁。我心跳加速，头皮发麻，赶紧转身，离开告春及轩，往北大街而去。

    我在叶敏的家门前徘徊了十分钟。我原就不打算进去的。我这徘徊，算是一种告别。叶老先生如今一个人守着这一大片空房子，料也是寂寞的。我回台后见到叶敏，一定得说说她，让她多回青桐来看看父亲。好在这老先生有那么多的花啊草啊的，它们一定也都是他的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叶老先生可能并不比像我这样日日在外奔波的人寂寞多少。或者说，他的寂寞是恬淡快乐的，而我的寂寞是喧嚣而疼痛的。

    算起来，为着青桐1972年枪击案件，我来来回回在青桐待了二十多天。我给县志办的任老、人武部离休干部程老、黄参谋、福利院，还有一开始到青桐就见着的高局长等，分别打了电话，告知他们我已经完成了采访任务，回省城了，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都问到片子什么时候播出，我说那估计还很遥远，因为这片子涉及部队问题，还需要相当时间来审查。不过我承诺他们要是真来青桐拍摄的话，一定要请他们出镜，接受采访。他们都说没事，等着。我心有愧疚，但不如此说，又实在交不了差。我到宾馆前台退房结账，前台说不用结，说我刚刚住进来的时候，就有人打了招呼：食宿都不用管，自有人负责。我问是谁这样安排的？前台服务员说一家企业，具体联系应该是电视台的叶敏。我明白了，也不再坚持。我算是又欠了叶敏这娃娃脸一个人情了。

    回到台里，编导简单地问了问情况，也没多说。我很快就投入了另外一个选题的策划之中。这期间，叶敏来我们节目组看过我，约我喝茶。叶敏说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青桐枪击案的节目做不成功。我说你凭什么知道呢？又为什么不说？她狡黠地一笑，说那本身就是个没有多少内容可做的事件，我是不忍心拂了你的意思。这还不懂？我说懂了，懂了。看来，我到青桐是主业歉收、副业丰收啊！她先是愣着，忽然悟过来说：“都说不定，也许你就是两手空空呢！”

    过了几天，我正在台里跟编导谈策划，收发室送来个快件。我没看，继续谈策划。回到办公室，拆开，里面仅有一封十来页纸的长信。我关上门，先是看结尾。两个字：苏念。我一激灵，赶紧再从头看。整封信字迹娟秀，文字流畅。尤其在叙述上，相当老到。看完信，我颓然而坐，半天回不过神来。那时候，夕阳正照在窗子上，一片金红。我拿起快递封皮，想找到苏念的联系方式和电话。都没有。只有一个模糊的地名：上海长宁。应该是长宁区。但长宁区那么大，谁知道苏念会在哪里呢？抬头，那夕阳弥漫的金红里，正飘出万千条长丝，缠绕着，缠绕着，直奔向天边。

    下面是苏念信中关于青桐1972年枪击案相关后续情况的叙述。我稍稍做了些艺术加工，转录如下——

    1972年端午节后，妈妈苏幕带着我到了哈尔滨。她在一所中学教书，我就在附小读书。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98年的二十多年内，我们平静地生活着。我们很少提到青桐，更少提到1972年的枪击案。妈妈一直没有再婚。这其间就我所知也有很多的人为她介绍过对象，她看都没看就拒绝了。直到1998年初，她被查出得了晚期胃癌。医生说这病与人的心情有关，长期郁闷，对胃影响最大。那时，我已工作成家。我们要带她到北京或者上海救治，她谢绝了。我们问她有什么想法，她说想法倒是有一个。我先以为她是想回一趟青桐。结果她说并不是，但跟青桐有关。她想见一个人。我问她是谁？她说你应该记得些，当年在青桐人武部里，那个你经常到他办公室里画画唱歌的姚望江。我想了想，说有印象。她说就是那个人，我想见他。我问为什么？她没回答，只是一再说想见。我于是也就不再多想，立即购买了机票，飞到省城，再乘车到了青桐。我没费多少气力就打听到了姚望江的下落。那时他在县志办刚刚退休，一个人住在告春及轩里。我越发觉得奇怪。这告春及轩是我外公的祖产，八十年代政府来信给妈妈说要归还房子，妈妈没要，只说直接捐给政府了。现在倒成了姚望江的住所。他住在轩旁那楼的二层最东头，一个人住。我找到他时，他正在喝酒。面色酡红，面容消瘦。我说我叫苏念，是我妈妈苏幕让我来找您的。他也没惊讶，居然继续喝完了杯子中的酒，才抬起头说：“终于来了。好！”

    我说：“我妈妈生病了，她想见您。”

    他低着头，问：“病得重吗？”

    “很重。恐怕……”

    “那……我们走吧，现在就去。”

    我没想到刚才还那么沉着的姚望江，这一瞬间如同变了个人似的，说走就走。我说也没必要这么急吧，机票还得预定。他说那就赶快预定，越快越好。我有些诧异，又有些莫名。妈妈坚持要见姚望江，就已令我不解。现在，姚望江的举止更是让我困惑。他们之间到底……这三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妈妈说到过她与姚望江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唯一的一次，是她说到当年胡风运动时，她在青桐师范一个叫姚望江的同学写了篇长篇讨论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后来为此被批判、逮捕。她说时，眼神空茫，叹着气。妈妈一生一直守静的时候多，我长大后就知道她内心里是有事的。一个女人，远离故土，带着孩子，艰辛生活，心中的苦和疼一定很多，但她从不表露。只是常常于夜深时，我会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窗前，黯然凝望。现在，妈妈一定也正在等着她想见的人。我马上打电话回去，告诉妈妈我找到姚望江了，他同意到哈尔滨来。明天的飞机，明天下午就能到。

    第二天，我们到了哈尔滨。妈妈与姚望江见面，也没我们想象得那么激动。两个人居然都平平和和的。妈妈说：“你来了。”像是跟家里人说话。姚望江说：“我来了。”语气平静，也像跟家里人说话一般。我们在场的其他人都蒙着，妈妈说：“这以后，你们就忙你们的吧，我这边，有你们姚叔叔照顾就行了。”姚望江说：“也是，也是。我就行！”

    对于妈妈，我无法再开口问她出现这一切的原因，而对于姚望江，我更不可能去追究他与我妈妈的所有因缘与过往。这以后半年，直到妈妈病情恶化去世，姚望江一直在她身边。他们还曾一起去看过漠河北极光，去了趟海南，在天涯海角拍了许多照片。妈妈最后的日子里，只允许姚望江一个人陪伴着她。秋天将尽，落叶飘零。妈妈终于走了。我清楚地记得妈妈离开我们的那天下午的情景。我们先是依次到妈妈病房看了妈妈，妈妈示意我们离开，她要单独跟姚望江说话。那时，我就站在门边上，我看见他们互相望着，妈妈刚才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姚望江俯身到床前，拉住妈妈干枯的手，轻轻地问：“念儿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吧？”

    妈妈没回答。她只是睁大了眼睛，一瞬间，目光清澈，继而，慢慢地黯淡下去。她手动了动，他凑近她的脸，只听妈妈一个字一个字艰难而清晰地问他：“那——颗——子——弹……是——你……填——进——去——的——吧？”

    责任编辑：徐福伟

    【作者简介】洪放，中国作协会员。曾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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