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挺经右手冰鉴-知人知事,人才为定——“英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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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

    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

    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挺经》原典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所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原典精译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诚耿直的人才,不可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智慧解析

    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

    曾国藩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曾国藩时代是需很多人才的时代,曾国藩曾跟皇帝说: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地方官员则是“敷衍,颟顸(man han)”。“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所以他很尖锐地指“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创办湘军后,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四百多人,其中像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悉出曾门。

    曾国藩为到处搜罗人才,只要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在选人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

    一、 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同时曾国藩还提出选人切勿眼光过高,人无完人,才无全才,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 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当时薛福成就是看到告示,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曾国藩看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选入曾府。

    正是曾国藩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二、考察人才的能力

    对于选来的人才,曾国藩一旦初步判断认为是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之中,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待到他感觉对被考察之人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且确有把握后,再根据这个人的才华的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将来可堪大用之人,他对其考察得会更加细致,时间也会更加长。例如他对鲍超的考察,就故意制造了一番曲折。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同乡李申甫向曾国藩推荐了他。刚开始时,曾国藩只交给了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便对李申甫说想要投奔到胡林翼帐下,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人待人,未必不如胡大人,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不久传来警报说,太平军正大举前来进攻。于是,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回。曾国藩马上对他进行奖励,同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辎重。从此以后,鲍超再也没提过要走的事情了,曾国藩对他也越来越重用。

    为了考验门生李鸿章的耐心,喜欢洗脚养生的曾国藩想到了很妙的一招。有一天,当李鸿章登门求教之时,曾国藩故意在他的面前继续洗脚洗了一刻钟。这让李鸿章感觉蒙受了很大的侮辱,于是便脸红脖粗地拂袖而去。凭借这一观察,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尚年轻气盛,在短时间内很难委以重任,于是继续把李鸿章留在身边历练。

    曾国藩还时常利用与部属吃饭的机会,暗中观察他们。每天中午,他都会与幕僚们一起用餐。话说有一次,大家在用餐时发现,饭里面有没去壳的稻谷,大多数人都是把壳整掉,然后吃里面的米。但这时曾国藩忽然发现一位戚姓幕僚,居然仔细地把每一颗稻谷都挑出扔掉。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说话,但饭后他却立即差遣账房拿出20两白银给这位幕僚,请他走人。众幕僚忙问其故,曾国藩解释道:“他从农村到湘军总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忘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若留在军营里,难免见异思迁。”

    在大家求情之下,曾国藩最后勉强留下了他,但将他从幕府的参谋调去了负责管理菜园。戚某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马上改过,每天都与菜园的仆役一起耕作,甚至比别人更努力地去劳动。

    曾国藩则一直都在观察他的改变。一年后,曾国藩重新起用他。后来,戚某从一个乡下人,一路因功晋升,最后官至观察使。

    三、人才皆由磨炼而出

    经过考察,对于那些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 曾国藩一生以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乐趣,他说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拿一本书高声朗诵,声音清脆我心里非常高兴。第二乐就是鼓励别人使得别人每一天都在进步。第三乐就是勤劳,辛苦一天后躺在床上感觉很快乐。

    太平天国爆发后,李鸿章也回安徽老家办团练,但几年之内被打得一败涂地。李鸿章走投无路,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幕僚反复说情,李鸿章终于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以教诲为例,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四、贤才当适于用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说用人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叫做“当其时,当其事”。如果“当其时,当其事”,庸才也能成神才。“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准则,什么意思呢? “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

    他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这个人就是会写字,写那种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一万二千个字,而且还不要开夜班。曾国藩说这是一个人才,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是二等秘书的待遇,在当时酬劳很高。别人就说我们过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不就是个誉抄员而已。觉得给他三十两银子不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今天很需要这个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就是要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而且要写得快。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在我这里就是人才,他就值得发三十两银子,就是要跟你们起草报告、文书的人一样的待遇。对一个人能真正看到他的才干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这方面的工具来使用,这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的量才而用,使得曾氏幕府中的幕僚们,有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然而曾国藩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曾国藩曾让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是很清楚李元度不擅长带兵作战,所以他对李元度一再叮嘱,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他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没想到,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完全违背用兵之道,让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与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于是乘胜追击,大举进攻徽州。这时,李元度还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令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更严重的是,徽州失守使得曾国藩的大营被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幸好曾国藩急令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在李元度惨败的事实面前,曾国藩只好将他弹劾革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把李元度用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做法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五、立人还须达人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除了用丰厚的报酬来吸引将领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将领的保举。刚出来带兵时他保举的将领并不多。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妄保举,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对下属保举得太少,使追随自己的人感到升迁无望而离开。因为人才长期没有出路,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

    湘军攻克了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振奋异常。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开出了一大堆的名单,请求奖励。咸丰皇帝高兴之余,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脚,这对鼓舞湘军的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于是,此后凡是有重大的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

    曾国藩在自己升迁时,总会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其荐举的人才甚多,其中大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曾国藩幕僚约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受过他的保举。其中有26名当上了督抚、堂官(相当于省部级以上),50名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这些人几乎都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仅是曾国藩的幕僚将佐,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了达成了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

    曾国藩的举荐是有原则的,有几种人他是不荐的,比如才高德薄名声不好的人他不荐。

    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荐的。其典型就是金安清。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其书法可以说是一绝,但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好的名声,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名声非常不好。

    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对金安清的想法,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还有一种人也不能举荐,即才德平平,但升迁过快之人,也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所占有的位置是不相匹配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恽世临,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升迁极快,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但很快就被罢官了。这一罢官,对于曾国藩这个举荐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否定。曾国藩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自己没有看清这个人其实是才德平平的。恽世临生性特别倔强,而且任性,做起事来不顾大局,他到湖南做巡抚后,居然和总督毛鸿宾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以巡抚的身份去弹劾总督,可以说是一个犯上之人,因此也很难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这是导致恽世临被罢官的很重要的原因。

    六、靠“诚” 笼络人心

    曾国藩认为名利还不足以笼络人心,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他对待部下就如亲兄弟一般,有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勇将塔齐布,在一次作战中寡不敌众,马陷泥潭,迷了路,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休息。塔齐布的部下以为他战死了,都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正在这时候,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说后,连鞋子都没有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了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当李续宾在三河力战而死的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时,心如刀绞的曾国藩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了起来。李续宾死后其部队由其弟李续宜带领,曾国藩与李续宜感情也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一次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要到他的病床上去探视,晚上还要去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

    爱才的特点是由曾国藩的性格决定的。他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从而起用人才。曾国藩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赞美的词语。曾国藩有200万字的日记,还有2000多封家书,从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出他经常称别人是奇才、美才,贬低别人的话几乎没有。爱才,首先要看到别人的才之所在。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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