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很快就过去了。

    邵建华在开学的前一个星期从家乡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就给咨询中心来电话预约咨询的时间。

    两天后，他如约来到了咨询室。距上次咨询已经相隔二十余天的时间了。我上下打量一下坐在沙发里的他。

    今天的邵建华显得很精神，头发整齐，面色红润，鼻梁上的眼镜片也擦得很透亮；身穿一套灰色西装，打着黑白相间的领带；虽然还是原来的皮鞋，但是已经没有了灰尘；外面穿了一件显然是过年新买的中长大衣，深蓝色的。

    简单的寒暄后我们进入了主题。

    他拿出一叠纸，告诉我这是过年在家期间完成的作业。

    我接过来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在家与亲人相处的情况，整体感觉还好，就是有些不知所措，好像有距离感。

    我没有过多地解释，只是告诉他，以后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

    首先我将咨询第二阶段的评估与他进行了交流，肯定了他已取得的成效；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他一本书作为奖励——这是行为矫正中经常使用的奖励机制，肯定来访者行为上的变化并给予激励。

    尔后，我向他介绍了咨询第三个阶段所设定的内容和目标。

    在第三个阶段中，我们设定的目标有两个：其一，结合具体现象和事件，继续调整非理性思维的方式，巩固第二阶段的咨询效果；其二，采用实际操作的方法，改善与人交往的情况，尤其是近距离的交往。咨询次数四次，每次间隔一星期。主要采取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进行咨询。

    我提出了在一年前他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他暗暗喜欢的女同学与其他男生恋爱对他产生的影响。

    “那是在刚来北京上大学的第一年……”邵建华略带羞涩地对我说。

    “我对班里一个也是来自安徽的女同学产生了好感。见到她的第一眼就有仿佛以前认识一样的感觉，心里有一种很久没有出现的冲动。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对我们村里的一个女孩有过这种冲动，但那时我一心想要读书考高中，心里闹腾了半年多就放下了。这次与那次不太一样，我非常清楚自己喜欢她。她与我打招呼我就紧张，觉得脸红口干，甚至连话都说不利落。晚上睡不着觉时总想着她，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看电影、吃饭，一起回家。但是我看到那些城里的同学请别的女同学一起吃饭，很大方的花钱，给她们送礼物；再想想自己的经济条件，又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没有这些钱。追女孩子没有钱哪行呢？

    “就这样，我暗暗喜欢她两年，又不敢接近她，更不敢向她表示好感，只能远远地关注着她，真是很苦恼，但心里也有一点甜蜜的感觉。直到一年前，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发现她也那里，但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外系男生坐在一起，两个人还比较亲密。我当时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眼前书上的字也看不清楚了。

    “那天夜里我基本上没有睡觉。眼前晃动的都是他们两个亲密的影子，心里充满了后悔、愤恨、沮丧、无奈和绝望的情绪，很复杂。感觉一切都完了，生活也失去了意义。那一夜我想的都是自己的不好，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告诉她我对她的感情；又怨恨自己没有好的经济条件，否则我怎能暗暗喜欢她两年而不敢表达呢？我也恨自己，恨我当初不该喜欢她、爱她，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大的痛苦。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和那个女同学说一句话，也打算再也不去喜欢别人了。

    “第二天我没去上课，一天也没有吃东西。同宿舍的同学认为我病了，我也就将错就错，没有对任何人讲出来。从那以后的半年多，我对学习的兴趣减退了，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成绩也下降很多；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多了，饭量也减少了，不太想吃饭，更不愿意与同说话、交流。直到那次我在考场上晕倒，后来补考也非常不理想。时常感到头痛、背痛，记忆力下降，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他人，不论是学习还是今后都没有了希望，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每天起床懒得叠被子，懒得换衣服、洗衣服，甚至一个多月也不换。我有时想都快死了，还关心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

    听了这些叙述，我问他：“现在感觉还是那么强烈吗？”

    他笑了笑说：“已经过去一年了，没有那样严重了，虽然现在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总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我又问他：“你觉得这件事情与你抑郁情绪的严重有关系吗？”

    他看着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有关系，但我不清楚关系在哪里。”

    我告诉他说：“你幼年时期的经历和家庭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你内向型的性格，同时也使你形成了不自信的自卑心理。你从农村到县城、到大城市再到北京，物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强化了你那些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你在心里做了许多不客观的类比，结论是更加认为自己处处不如那些从城市来的同学。

    “一年前你发现自己喜欢的女同学与别人好了的事件，是你抑郁症发作的主要诱因。反复思索的结果是：你认为是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没有条件对她追求、表白，因而失去了她。这样就更加重了你的自卑感，以至自责、焦虑和抑郁情绪积累到了很高的程度。半年前考场晕倒，是因为你长期地处于焦虑状态，身体素质下降，再加上天热造成的。补考的成绩不理想，强化了你对自己不客观的评价。简单说，自卑导致了不自信；成长经历形成了你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长期的压抑和焦虑是你的抑郁情绪产生的原因；单向失恋以及各种因素的结果引发了考场晕倒；这两件事诱发了已经积累到一定量的负性情绪，最终导致了你的心理疾患。这就是你的心路发展历程。”

    然后，我采用埃里斯关于认识非理性思维方式的“ABC分析法”与邵建华讨论了他单恋女同学对他所造成影响的过程。

    “我们把你爱恋那个女同学没有成功，然后使你的情绪变得很坏，内心充满了愤恨、沮丧、痛苦和绝望的感觉作为结果C。你的认识体系认为，之所以出现让你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以至影响你生活态度这个结果，完全是由于你没有经济条件、不敢接近和向她表达你的感情所造成的，甚至你还认为如果当初不喜欢她、不爱她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我们把这些作为你认为的原因A。于是就出现了由A导致C的过程。这个公式看似有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吗？还有别的可能吗？”我望着他的眼睛说。

    他也看着我，摇摇头。

    我又接着说：“打个比喻，假如你已经恋爱了，你很爱你的女朋友，如果分手你会很痛苦；如果你已经不爱她了，那么分手不仅不是痛苦，反而使你解脱。你想一想，这个比喻中与女朋友分手是A，感到痛苦和解脱是两个不同的结果C，那么同样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他很快回答：“一个是爱，一个是不爱。”

    “对！”我肯定地说，“爱和不爱的因素导致两个不同的结果。爱与不爱就是态度，就是对A的认识和信念，是B。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A与C之间还有一个B，是B导致了C，而不是A导致了C。”

    我一面说，他一面点头。

    “好，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你的情况”我说。“用ABC之间的关系来套一下，是你没有经济条件、不敢接近和向那个女同学表示爱恋这个A导致了后来的痛苦和绝望这个C吗？假设你有经济条件，也敢于向她表示自己的爱恋就一定会成功吗？必然存在两种结果的可能，如果不成功不是照样出现痛苦吗？显然不是你是否敢于恋爱这个A决定你是否痛苦，而是你对恋爱成功与否的态度这个B，决定了你是否痛苦这个C啊！关键在于你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态度。

    “同样，你认为如果当初不喜欢她、不爱她就不会出现让你痛苦和现在的结果，也是一个道理。你可以再想一想，以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使不在恋爱的问题上给你造成痛苦，也必定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上给你造成痛苦。你焦虑、抑郁甚至出现心理障碍，原因之一就是你长时间用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我很欣赏一句名言：人们往往不是被某些事物本身、而是被他们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所困扰。”

    我用心理咨询中解释和说明的技术与他交流。

    邵建华静静地听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随着我的解释，他的表情也在变化，从开始的不解到后来逐渐变为领会。

    咨询应该结束了。最后我告诉他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三条特征：看待事物的绝对化角度、以偏概全的评价体系、一旦出现不好的结果就认为是糟糕透顶、无法挽回的态度。其中一条特征的出现就意味着非理性的思维方式。

    当晚给他留的作业是：按照这三条特征分析自己单恋女同学这件事情的过程。

    在后来他交给我的书面作业中写道：“……我明白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完全就是非理性的，三个特征都具备。要么爱，要么不爱；爱就在一起，不爱就永远不接触。不能想到其他方法处理和她的关系，这是绝对化的非此即彼。把自己抑郁、痛苦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条件不如别人和没有向她表达自己的感情，没有考虑她是否如我觉得那样把经济条件看得很重，也没有想到即使自己没有钱，难道不能采用其他的方式与她接近吗？这是我以偏概全的认知方法。当我看到她与其他男生恋爱了，就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世界也变得没有色彩了，甚至觉得活着都没有意义了；而没有想到自己应该如何从痛苦中走出来，将来还会爱上别人，生活还有许多机会，这是对待不理想结果糟糕透顶的态度。我真是应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了……”

    在以后的咨询中，我主要是一面加强邵建华理性思维方式的训练，时常拿出一件事情让他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一面针对他与人交往的障碍采用行为疗法对他进行调整。我要求他每个星期必须要与十名以上的同学进行任何话题的交流，每次交流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五分钟，最后达到和班里所有同学至少都交流一遍的结果。同时，在同宿舍的六个同学中，要与三个人形成较密切的关系，达到一起就餐、一起外出、一起打球、一起体育锻炼的程度，并且强调如果做不到就不要来咨询。

    刚开始的时候，他做得很艰难，与有的同学交流尤其是与女同学的交流时间只有几分钟，而且感觉脸热心跳，有些想退却。但我要求他必须坚持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在他自己的努力下，慢慢从为了完成治疗任务不情愿的接受，到后来的逐渐适应；从被动的适应到自觉地去做，以致后来在多数与人交流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感觉了。

    五个星期后，他与班里所有的同学都进行了交往，而且与同宿舍的同学交往开始密切了，甚至可以帮助其他同学做一些事情，比如打水、借书、代买东西等。通过与同学的接触，他也能够体会到帮助别人给自己带来的愉快。这对以前的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他可以做到了，感到对自己非常满意。

    在此期间，我还要求他每个星期都要给家里打电话，与每个人说话，特别要与父亲多说话，从心里打消隔阂，建立感情。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也可能由于意识深层的影响，甚至永远都不会做到交流自如，因为不是所有的心理问题都能依靠心理咨询解决。心理咨询师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做不到帮助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时，距邵建华第一次来到我的咨询室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这期间我们一共做了十五次咨询，经过他的同意，比原设定的次数增加了一次，所用时间二十个小时（其中的五次咨询为每次九十分钟）。在最后一次咨询时，我给他做了评估性心理测试。所有测试项目的指数都在正常范围内；虽然其中抑郁指数在正常范围的最高峰，但已经属于正常了。据邵建华自我介绍，以前身体上的那些疼痛感觉基本上没有了，尤其是睡眠质量比以前好了许多，平均每天可以睡六至七个小时。他说：“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一个多月前，医院心理治疗科的医生已经开始把他的用药量逐渐减少了，告诉他再过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停药了。

    这又是个好消息。

    邵建华的心理咨询结束了，我们的咨询关系也解除了。

    冬天已经过去了。

    不经意间我发现，咨询室窗外的那棵龙爪槐树冒出了嫩绿的枝叶，迎春花已经开得铺天盖地了，到处是一片春天的生机。

    我站在门前目送着邵建华离去的背影，心中默默地祝福着：你好好的，邵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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