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敢于担当，做尽职尽责的公务员

    敢于担当是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坚守的职业信仰、必须发扬的职业作风和必须严守的职业纪律。敢于担当是塑造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的主题，是公务员作风建设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公务员基本的职业要求和道德要求。公务员对工作是否敢于担当、能否尽职尽责，是衡量一个公务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

    公务员依法履行公职，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需要以对党和国家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开展工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所担负的具体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要求公务员必须勤勉尽责。目前，各地都在努力建设高效、服务型政府，这对公务员敢于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务员如果缺乏踏实勤恳、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在工作中推诿敷衍，就会延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因此，敢于担当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立足本职，兢兢业业，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承担工作重任，做实事、创实绩。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敢于担当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随着政府行政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群众对公务员的办事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敢于担当不仅仅局限于在工作中不消极怠工、不擅离职守，更重要的是要具备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公务员除了有想干好事的态度，还要有能干成事的本领，这样才能更好地依法行政，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履行好自身的职责。

    第一节 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与要求

    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其含义有四个方面。一是与人类的需求和职业结构相关，强调社会分工；二是与职业的内在属性相关，强调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三是与社会伦理相关，强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四是与个人生活相关，强调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生活。

    一、职业与职业精神

    职业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传统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一，职业分工及由此决定的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目标的确立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其二，人们的职业活动方式及其对职业利益和义务的认识，对职业精神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旦从事特定的职业，就直接承担着一定的职业责任，并同他所从事的职业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一定职业的整体利益的认识，促进其对于具体社会义务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可以逐步形成职业道德，并进而升华为职业精神。其三，职业活动的环境、内容和方式，以及职业内部的相互作用，强烈影响着人们的情趣、爱好及性格和作风。其中包含着特定的精神涵养和情操，反映着从业者在职业品质和境界上的特殊性。可见，所谓职业精神，就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反映出一个人的职业素质。

    二、职业精神的特征

    职业精神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精神。社会发展的进程表明，人类的职业生活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在一定的职业生活中能动地表现自己，就形成了一定的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具有以下特征。在内容方面，它总是鲜明地表达职业根本利益，以及职业责任、职业行为上的精神要求。就是说，职业精神不是一般地反映社会精神的要求，而是着重反映一定职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不是在普遍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职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鲜明地表现为某一职业特有的精神传统和从业者特定的心理和素质。职业精神往往世代相传。在表达形式方面，职业精神比较具体、灵活、多样。各种不同职业对于从业者的精神要求总是从本职业的活动及其交往的内容和方式出发，适应于本职业活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条件。因而，它不仅有原则性的要求，而且往往很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在调节范围上，职业精神主要调整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同一职业内部的关系，二是同一职业内部的人同其所接触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各种职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业信誉和职业尊严，不但要设法制定和巩固体现职业精神的规范，以调整本职业集团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且注意满足社会各个方面对于该职业的要求，调整该职业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在功效上，职业精神一方面使社会的精神原则“职业化”，另一方面又使个人精神“成熟化”。职业精神与社会精神之间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任何形式的职业精神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社会精神。同样，社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具体的职业精神表现出来的。社会精神寓于职业精神之中，职业精神体现或包含着社会精神。职业精神与职业生活相结合，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具有导向性的职业心理和职业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着从业者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行，影响着主体的精神风貌。

    社会主义职业精神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下的职业精神，它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它是社会主义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社会生活分为三大领域，即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就是职业领域内社会主义精神的特殊要求。其二，它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根本上使职业利益同社会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起来，各种职业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各行各业可以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即为人民服务，并使之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其三，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灌输性”。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精神是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主体内容不像旧的职业精神那样可以自发产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下，通过有觉悟的职业成员的努力建立起来的。

    三、公务员职业精神与要求

    公务员需要遵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因此，从本质而言，公务员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但公务员毕竟不是普通的职业，它并不简单是一个群体或一部分人谋生存、求发展的手段，而是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的职业。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人民权力的具体行使者，是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因而担负着远比普通职业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职能。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精神风貌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水平及社会各项事业的成败。这就要求公务员必须具有高于普通职业的精神和素质。一般的职业精神不一定与人民的利益、与党和国家的伟大目标和宏大理想相联系，可以是出于生存而遵守职业规范、恪尽职守，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赢得从业的荣誉感，只要能够出于良心、基于职业伦理而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就可以说其具有职业精神。公务员则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精神必然与党和国家的大事业、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安康的宏大理想紧密关联。因此，公务员职业精神决不能仅限于爱岗敬业、完成本职工作，而应提升到具有为人民服务、捍卫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高度。这是职业精神的最高境界。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是忠于祖国、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这是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基本内涵。在公务员精神的四个要素中，忠于祖国、服务人民，是公务员精神的灵魂，明确了公务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恪尽职守、公正廉洁，则是公务员精神的保障，明确了公务员在工作中处理各种关系时的基本要求。四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务员精神要求，而贯穿于四个要素的主线是公务员具有一心为公、积极向上的公共精神。

    公务员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决定了公务员精神的基本内涵，忠于祖国、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是公务员政治素质、思想作风、道德情操、工作态度、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公务员队伍一贯的严格要求。它既是对长期以来广大公务员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的新概括，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公务员的新要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当代政治文明成果；既是公务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又是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忠于祖国、服务人民是公务员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忠于祖国、服务人民，就是时时处处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坚持以自己的全部工作为党分忧、为国建功、为民造福。贯彻这一要求，首要的是做到政治坚定，在工作中模范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个人的特殊利益，必须把忠于祖国、服务人民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恪尽职守、公正廉洁是公务员作风建设的关键。恪尽职守、公正廉洁，就是以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树立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公务员是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公职人员，其一言一行直接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严格要求，做到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奉献。把奉献作为人生价值的尺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历史上进步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价值观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奉献精神历来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一种精神。赤忱爱国、自强不息、乐于奉献，是我们民族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依靠这种精神，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公务员在社会道德建设中起表率作用，奉献精神理当是国家公务人员都应具有的道德修养。公务员不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耀，而是意味着奉献和付出。为人民利益而付出，是公务员的最高光荣。公务员的职业价值取向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与发展，这种职业价值也必然要求公务员具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奉献精神。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一些公务员错误地把市场法则引入到工作中来，把“市场经济”与“无私奉献”对立起来，造成道德评价体系混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务员要正确处理市场经济法则与敬业奉献精神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利益驱动，市场经济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这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但是，这种经济法则并不必然等同于社会法则。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仍然应该是奉献精神。市场经济要遵循经济法则，但也需要良好的道德秩序，需要和谐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处理市场经济法则与敬业奉献精神的关系就是处理经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利益原则，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市场经济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但不能把社会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把市场原则引入公务职业这种非商品交换领域，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庸俗化，引发拜金主义和权钱交易等行为。不能用市场原则来衡量“人的价值”。

    第二节 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根本准则

    从历史发展和各国公务员管理实践来看，敢于担当作为现代公务员职业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根本准则。

    一、中国古代官德强调勤奋尽职

    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在古代对于官吏职业道德的要求中，敢于担当集中体现在对于官吏勤奋尽职的要求。

    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将勤奋尽职归纳为为国尽心竭力、勤于政事。这是对从政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这是从政做官的最起码道德。这种吏为民役、勤政为民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有着进步意义的。勤是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官员的职业要求，是业精、政兴的前提。“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廉，曰勤。知此三者，可用保禄位，可用远耻辱，可用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12]具体讲为官之“勤”，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勤政。所谓勤政就是要深深懂得“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其居此官，即欲尽此职；其行此事，即欲尽其心”。勤政是官员职业的要求，要求官员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民众，承担职业责任，并将这种职业责任化为职业品德。就要记住“世上没个好做的官，虽抱关之吏，也须夜行早起，方为称职”。[13]“居其位而无其言，君子耻之”[14]，就是要努力做到“习勤劳以尽职”，真正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勤学。勤学就是指官员必须不断学习来适应工作的需要。由于官员之间在知识、能力和其他素质上有高低之分，因而力不胜任的问题就很多，所以要弥补素质上的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中“好古”就是喜欢古代的文化，也就是勤于学习。并且官员从事的政治活动，既需要丰厚的政治、历史、哲学、法律知识，又需要实际的操作技艺，而这些技艺有些是从书本上学得到的，有些是需要在实践中去认真体验的。故从事政事，并且要干好，除了勤奋别无他法。三是勤省。荀子《劝学篇》提出：“君子生非异也”，关键在于“学不可以已”。与其“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若能做到“博学而又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所谓勤省就是为官者要经常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规范。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不习乎？”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进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懂得凡事勤则成，怠则废。这样就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避免犯错误。

    另外，还根据不同官员提出不同的具体勤政要求。比如，州县官员和高层次中央官员勤政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在古代，做官从政也是一种职业，那么，它就应该像从事其他职业那样勤勤恳恳。因此，首先，勤政是一种职业态度，它表明官员承担着职业责任，是官员自觉完成岗位职责的心态。其次，勤政是官员业精、政兴的前提。人总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也就是说凡事勤则成，怠则废。对于官员，勤政更是实现理想励精图治的基础。再次，勤政是德政、廉政的基础，是感化百姓的秘诀。所谓德政是关心民众的疾苦，并施以仁政。勤政所以是德政的基础在于，勤于政事能够发现民间的疾苦，并给予及时的解决。所谓廉政就是不以权位贪占财物。勤政所以是廉政的基础在于，勤于政事往往能够戒贪，并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取信于民，长治久安。当然，勤政也可以补官员才智之不足。古代有“勤能补拙”之说，也是在讲官员之间相比，在知识能力和其他素质上有高低之分，各不相同，而对官员个人来讲，聪明程度有限，能力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勤。

    二、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要求尽职尽责

    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一般从公务员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的角度对公务员的价值观念、工作行为规范、学习能力、生活作风等进行要求和规定，主要包括公务员政治修养、职业精神、职业能力素养、职业道德修养和职业行为规范等内容。同时，还针对不同级别公务员提出了具体的规定。综观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一般通过道德法制化建设、道德文化建设、教育和监督机制建设等，强化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外在制度约束机制和内在自律的导向性机制，以利于公务员的廉洁自律和提高行政效能。如果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存在。所以，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尽职尽责、勤勉努力是基本的职业要求。例如，两千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最早的职业规范，确定了医生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及医生的行为规范，即确立了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每种职业的从业人员都有共同的活动方式，曾接受过相同的职业教育和专业训练，进而也形成了一定的职业责任、职业纪律、职业行为的评价标准和职业道德行为准则、规范。职业规范不仅强调了从业人员需要拥有专业的知识和职业能力，还特别强调从业人员敬业、尽责的重要性，要维护职业的正当性，履行社会义务，反对不当的自利行为。可以说，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成为一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因此，公务员作为特定的政府公职人员群体，同样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应遵循其职业道德，保证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公务员是在政府部门中占据一定职位的公职人员，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关系到政府的权威、信用和效能。为了保证政府工作的高效并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西方各国都要求公务员做到恪尽职守、忠于职责，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公务员不能及时有效地完成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任务，都将被视为渎职或未履行职责，将被追究法律或行政责任。如《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明确规定：“应尽职尽责地工作，尽最大努力履行其义务；在规定的办公时间内，看报、吸烟、聊天等都不被允许。”瑞士规定：“公务员应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公务员执行公务中不得办理私事，应将全部精力投入公务”。新加坡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上班干私活的行为发生，也不得有消极怠工或其他影响政府工作效率的怠慢行为发生。同时，对公务员在职和离职后保守国家和工作机密的义务进行了规定，通过相关的法律来进行规范。

    第三节 倡导敢于担当，才能提升公务员职业精神、改进管理效能

    公务员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是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公务员的能力素质和道德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工作效能。提高公务员能力素质、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意识，是改进政府管理效能的基础和前提。倡导敢于担当，是提升公务员职业精神、改进管理效能的重要途径。

    一、强调公务员敢于担当，才能有效改进政府治理效能

    各级公务员是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具体承担者，其精神状态对于政府治理效能的改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有效的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主要动力。具体包括以下层面的问题。

    第一，推动多元合作治理。有效的政府治理，突出强调社会公共事务的多方合作治理，强调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社区、个人多元参与，依靠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形成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用治理思维代替管理思维，用多方合作代替一方包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要以平等、协商、合作的精神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公共事务的多元合作治理。这就要求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地对待和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切实破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遇到的各种障碍，全面落实好鼓励、支持、引导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凡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再设定行政审批；凡可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不再前置审批；需要审批的，也要严格规定程序和时限。全面清理和修订有关民间投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制定清晰透明、公平公正、操作性强的市场准入规则。

    第二，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范围。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夯实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体系从宏观上可以分为纵向上的不同层级政府职能和横向上的不同部门政府职能。从纵向上看，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范围有着极大区别。比如，对省级政府而言，其职能重点应当是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经济调节，而县、乡政府职能则更多的是倾向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从横向上看，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应当有效解决职责交叉、职责分散、权责脱节等问题。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其前提条件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第三，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要以有效的政府组织结构为依托。科学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有效政府治理的基础。优化政府组织结构，重点要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首先，要对职能相近而管理机构分散的部门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的政府部门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其次，要以科学合理的职能配置为基础，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在政府层级上，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减少治理层级，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在横向部门配置上，要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再次，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适应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加强对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协调发展。最后，要再造政府工作流程。在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也要优化政府工作流程，剔除相互矛盾、烦琐拖沓的工作环节，提高政府效能。

    第四，转变权力运行方式。有效的政府治理，应当强调权力运行中平等、协商、沟通及合作等理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公共事务决策，应倡导由不同利益相关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政府主要采用市场的、法律的、文化的、习俗的等多种治理方法和治理技术，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引导与治理。

    总体而言，尽管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社会治理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政府治理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问题相对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治理理念尚未真正确立。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对社会稀缺资源完全占有的基础上，中国构筑了严密而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模式，在追求国家目标和效益最大化的同时，相对忽视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初步形成了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等多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多元化的群体要求有多元化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和政府间的效能竞争，对中国现行的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挑战，对此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与转变。二是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或上级政策时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代表政策的制定者，另一方面又是政策的执行者。中央政策起到宏观调控全局性社会利益的作用，必然要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或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割。因此，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取向对中央或上级政策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当中央或上级的政策调控符合地方自身利益时，地方政府就会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可以较少的投入而得到很大的产出。当中央或上级的政策不符合地方自身利益时，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或上级政策时就会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本身和地方民众的阻挠，地方利益群体总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抵触，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决，或不认真落实或变相落实。遇到这种情况，中央的政策到地方上就会大打折扣。三是政务公开机制尚须完善。政务公开在各地方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务公开是一项新的工作思路，涉及传统思想观念和长期工作习惯的转变，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公开内容不规范；公开内容不真实；摆花架子，搞门面工程；政务公开监督机制不够完善。许多地方和单位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主动性不强，没有建立一种真正有利于群众监督、方便群众监督的形式，不敢真正接受舆论监督。从表面上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请媒体出席各种会议，但他们向媒体通报的大多是政绩，对于“政务”或“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四是公民参与程度有待提高。目前人们逐渐接受并支持公民参与，但公民实际参与地方治理程度却不高，这里面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往往认为公民参与治理的能力不够，甚至以政府的权威为导向来左右公民参与。而公民参与的主体性不强，公民的参与部分是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进行的，并不是把公民参与当作自己应有的权利来行使。在公民参与渠道上，各地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参与方式，提供了多种参与渠道，但这些方式和渠道大多限于事前公示、公民听证、基层选举等，并且大多是不定期的，而且在参与过程中，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决策也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

    为此，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树立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始终以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过多地干预了市场经济领域，造成政府低效和腐败等问题。应尽快实现管理理念向服务理念的转变，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理念，将政府切实塑造成一个为公众、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发展公益事业的公共服务机构，真正实现官僚型公务员向人民公仆的转变。二是开展跨区域合作治理。完善区域间信息相互沟通制度。加强政府间在治理合作中的信息沟通，及时互换和通报各自的情报，为采取联合治理行动提供信息支持。地方政府间关系由竞争走向合作。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分权改革，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了以谋取利益为宗旨、以相互竞争为发展动力的充满竞争力的市场行为主体。因此，有必要协调好政府之间的利益以实现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跨际域治理的目标。三是完善政务信息公开。树立全新的政务信息公开理念，科学认识政务公开的思想，把政务公开视为公民必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加强政务信息公开的法治化，抓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使制度具有应有的操作性。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在贴近群众上下功夫，使群众能充分理解，并真实享受到政务公开所带来的好处。公开的形式要直观，更新要迅速，公开内容的更新必须及时。只要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动，各单位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更新，让人们能及时获知。四是鼓励公民参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公民意识正在逐步加强，公民参与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无疑应该积极引导和鼓励公民社会以多种方式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应建立完善有效的沟通渠道，缩短与公众的距离，创新公民参与途径，在公共决策中实现政府与公众积极互动。这有利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利于完善决策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的实效。这对公务员提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会使公务员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公务员敢于担当才能化解矛盾，推进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二、强调敢于担当，才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促进者

    各级公务员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职业精神，才能不畏艰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者。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是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毅然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三十多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明显提高。回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再过三十多年，大约就到了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也就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党的十八大着眼于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两个全面”的重大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七至八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第三，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势头，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但还有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要看到，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当前，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问题，社会矛盾多发易发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复杂性、艰巨性、敏感性前所未有。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如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推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和旺盛活力。

    可以看到，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从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到国家和人民面貌的深刻变化，莫不是靠改革开放。今天，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前途命运，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开放的旗帜，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各级公务员必须以强烈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做改革的促进者。改革面临的矛盾越多、难度越大，越要坚定与时俱进、攻坚克难信心，越要有进取意识、进取精神、进取毅力，越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纵观世界，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领导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世所罕见的伟大事业，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故步自封。“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进取意识，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更加奋发有为地开拓进取，我们就一定能够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机遇最可宝贵，历史上的中国曾多次与机遇失之交臂。18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失去了工业革命、世界现代化浪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直到1978年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中华民族才大踏步赶了上来。今天，从我国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到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巨大，主客观条件都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有利，我们从未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历史性机遇千载难逢，我们不能丧失，抓住就能赢得战略主动，否则，就有可能陷于被动。“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牢固树立机遇意识，科学判断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就一定能够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激发党和国家生机活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今天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三十多年前，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以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挑战。牢固树立责任意识，牢记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勇于负责，敢于担当，我们就一定能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强调敢于担当，才能推进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看，就是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着眼点和目的，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公共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构建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前提。社会治理目标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和分化，一些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出现了目标偏差，形成经济效益优于社会发展、经济利益高于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倾向。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和经济效益的冲动，导致对地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责任的漠视，经济数据掩盖了社会问题和矛盾。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中，地方政府既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也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关联者，发展地方经济是提高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方式。由于趋利性，一些地方政府把公权力介入利益争夺，进行政府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使公共利益部门化，同时，因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把经济行为引发的空气污染、资源破坏等公共化、社会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破坏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础，导致信任危机。公共服务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利器。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就是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发展。地方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的让渡，为社会、公民服务是地方政府的天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要地方政府以服务为本，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使民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民生问题上得到改善，对未来充满信心。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取向，彰显了社会治理中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凝聚力和积极性。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导向，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向心力和公信力。公共服务的目标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和权力执行都不能离开人的价值判断。目标价值认同和导向对地方政府官员、社会组织成员和公民个人的社会治理行为产生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在治理行动中自觉破除官本位观念，坚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责任，从而在社会治理中产生凝聚力。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目标导向，有利于地方政府提升“源头治理”能力。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就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不断增加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建立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机制，尊重公民表达利益的权利。这是提升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能力的基础。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强调公务员要敢于担当，养成负责的职业操守。

    第一，锻造负责任的职业品格。负责任是治政者应有的基本品格。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说得好：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在所有价值中它处于最高的位置。作为政府官员，应常常思量工作岗位来之不易，常常掂量所负责任之重要，始终对改革、发展、稳定这个大局负责任，心怀大局；始终对本职工作负责任，创造性地做好每项具体工作，确保工作目标任务全面超额完成；始终对群众负责任，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共建共享，改善民生质量，提升普惠水平。

    第二，激发负责任的职业动力。负责任是一种义务、一种勇气、一种智慧，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原动力。作为政府官员，必须抱定“富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心，从中获取克难攻坚的力量。一方面，自觉加强主观世界改造，激发负责任的内在动力，解决好“我要负责任”的问题；另一方面，自觉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解决好“我能负责任”的问题，全力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工作。

    第三，恪守负责任的职业准则。负责任就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加快发展与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注重总量扩大的同时着力提升发展质效；把加快发展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着力提升共建共享水平；把加快发展与促进和谐有机统一起来，在注重效率优先的同时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笃行负责任的职业理念。责任成就人生。把负责任体现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本质上讲是统一的，二者高度统一于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之中。作为政府官员，务必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讲原则，顾大局，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决策，保持政令畅通，如发现上级部署要求不太切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应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及时反映上去；务必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凡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事，有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都要尽力去做；务必事事体现民主集中制要求，凡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应广泛征集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把负责任体现在务实与创新的统一上。求真务实、创新创优，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必须雷厉风行抓落实，察实情，讲实话，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必须旗帜鲜明抓改革，认真研究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善于用改革的方法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既严守大政方针，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尝试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推出新机制；必须克难奋进抓发展，面对困难和挑战，主动出击，抢抓机遇，集中攻坚，尤其在破解土地制约、资金短缺、就业紧张、环境不优、体制不畅等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方面，力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推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促和谐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把负责任体现在高效率与低成本的统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政府建设，必须在政府工作运行的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有机统一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强化执行力建设，推进管理创新，以更高的标准、更硬的作风、更实的措施，推进政府工作持续协调高效运转，尤其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优秀企业的经营理念，在依法行政、保障公平的同时，追求效率、效能和效益，更优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另一方面，要强化廉价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厉行节约，勤俭持家，切实做到工作程序简化、会议简短、公文材料简练、工作汇报简洁、语言表达简明、接待应酬简单、公务生活俭朴、下乡调研简从，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廉洁从政。

    第五，坚守负责任为职业底线。权力与责任成正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我国在抗击非典中启动的官员问责，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逐步走向制度化轨道。“问责”已成为我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信守工作责任制，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心。负责任，是增强责任心与信守责任制的有机结合。每一个政府官员在履行职权、开展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应始终信守责任制，增强责任心。接受多方监督，增强做好工作的使命感。负责任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每一个政府官员在用权履职的具体活动中，都要自觉接受来自法律、组织、社会、群众等方方面面的监督，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转化为自己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神圣使命，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其责，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无怨无悔的人生追求，做出一番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正视问责常态化，增强做好工作的主动性。现代法治框架下的官员问责，是对人民负责，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官员本人负责。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应正确看待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这一现实，增强做好工作的主动性，忠于职守，诚于事业，用心思考问题，用心做好工作，确保各项目标任务保质保量完成，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强调敢于担当，才能根除不作为的问题

    不作为通常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没有热情，工作没有责任心，主观能动性不强，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被动应付或回避推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为，这种不作为的现象，与党的事业、人民的意愿和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相背离的。“不作为”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是不言而喻的。古人云，“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权力意味着责任，当干部首先要干事。那些“不作为”式的“好好先生”，看似不争权、不争利，甚至清廉，其实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一种摆设，耗费国家资源却没有产出相应的治理绩效，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完全背道而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不作为”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更是不可低估。当前不作为有以下表现。

    第一，怕事不敢为。这类官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怕”，因为怕，官做得谨小慎微。其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害怕出事，怕被上级追责；另一类是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第一类官员信奉“无事一身轻”，不落实上级政策，开拓性的方案也拿不出；第二类官员，将更加“有权势”的人视为自己碰不得的禁区，做起事来缩手缩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二，懒政不想为。“懒”是这类官员的特点，既有身体懒，更有思想懒。因身体懒惰而不作为的官员，习惯“一张报纸一包烟，优哉游哉过一天”，习惯听汇报，不爱下基层。因思想懒惰而不作为者更可怕。这些“懒官”安于现状、没有工作热情。尤其是在觉得自己提拔无望的情况下，进取心一降到底，坐等退休养老，这类不作为可是害苦了百姓。

    第三，平庸不能为。这类为官不为，倒是真的有“力不足”的感觉。因为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脚步，抓经济固守老路子，止步不前；因为适应不了被监督，在工作中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捉襟见肘；因为不积极进行观念更新，在互联网大潮下被越落越远。这样，此种不作为的官员就给人带来“没作为”“平庸”的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的党员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意识。加强学习，才是治庸良方。

    第四，为私不去为。为私利而不作为，也是为官不为的鲜明表现。有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对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不管不问；也有官员为了维护地方利益，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究其原因，反映了以下几种心态。一是无利不起早，自私自利的心态。全面从严治党，遏制了公款吃喝之风，不能吃、不能占了，有些干部就不作为、慢作为。这些人原本宗旨意识不强，混进党内混进干部队伍的目的就是为自身、家族谋利。现在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人民监督紧了，没有私利可图了，觉得自己亏了，心怀不满。这些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得一干二净，凡事不能谋私利，便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二是不敢担当，追求一团和气的心态。这种心态在有“治吏”职权的地方机关比较突出。中国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磨不开面子”是比较形象的说法。一个县城、市区，不大的地方，诸如十几年、几十年的同僚交情、亲朋好友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掺杂其中。人民群众的一封举报信，结果到了被举报人的老领导、老同事的手里。一些人办案的水平没有，“抹案子”的水平很高，追求一团和气。三是“不是真金经不起火炼”的心态。以往一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好大喜功，不调查论证，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或者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浮夸、谎报，报喜不报忧。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些人的“老经验老办法”经不起“三昧真火”的检验，不适用了，只好不作为慢作为了。四是官僚心态。少数领导干部长期以官太爷、人民老爷自居，家长制作风严重。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官本位思想极其浓厚。这些人封建思想余毒未清，觉得自己入了党，成了领导干部，自觉高人一等，居于“统治阶级”的地位，把人民群众当作“被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的事情，爱办不办。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一种错误论调也在滋生。一些人认为，干事就一定会“出事”。一项调查表明，在某地干部中怕工作上“出事”以64.4％的得票率位居榜首。实际上，党员干部只要心底无私，不但不会“出事”，而且能干成大事。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所说的“出事”，指的并非是工作中的失误或者改革创新中的失败，而是涉嫌腐败。那么，果真如他们所说，干事与涉腐有必然联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这里，“出事”与“不出事”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出于公心，不仅能干事、干好事，而且能成大事；出于私心，“出事”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纵观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底无私天地宽”，不顾个人安危，干成了多么大的事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唤起工农千百万”，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依靠人民战争，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建立新中国。他们两手攥空拳起家，却干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改革开放以来，孔繁森、牛玉儒、郑培民、杨善洲及众多出自基层、服务百姓的时代先锋，不仅干成了那么多群众点赞的好事、大事、难事，而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气节。实践一再证明，如果出于公心，处处讲原则，事事按规矩，无私心贪念，纵然是不停地干事、干大事，也犯不了事，绝不会涉腐；如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做工作心怀“私”字、心有“贪”念，久而久之，不出问题才怪。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心是干部的保护神，有了这个保护神就不会“出事”；私心是干部的腐蚀剂，粘上了这个腐蚀剂迟早会“出事”。还应指出的是，在某些干部那里，不让我“出事”，我就“不干事”，就消极起来。于是乎，一慢二拖三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不干事。对这些干部而言，“出事”似乎成了干事的“筹码”，成了向组织讨价还价的条件。这不仅与党的宗旨相悖，与人民的要求相违，而且是对自己、对事业不负责任，本质上仍然是私心在作怪。从根本上说，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履其责，既廉又勤，既干事又干净，是为官之道、干事之道。这既是党对干部的要求，也是人民对公仆的厚望，更是每一个干部加强自身修养所必需的。心底无私干大事。愿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参透这个朴素的道理。

    案例

    钟南山：防治非典无私无畏、敢于担当

    钟南山是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院士、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了发展祖国的医疗、教育和科研事业，他几十年如一日刻苦攻关，不断攀登，取得了累累硕果，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以敢于担当的职业精神直面现实，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

    马年岁末，南国广东，乍暖还寒。一种人类从没有见过的疫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悄然肆虐广东部分地区。广东广大医务人员奋起抗击，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这其中，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著名呼吸病专家、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

    疫病突如其来，院士临危受命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把钟南山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线。

    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省卫生厅的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一种“怪病”。

    就在一个月前，他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位从河源市送来的奇怪的肺炎病人：持续高热、干咳，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白肺”（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然而，使用各种抗生素却毫不见效。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钟南山震惊了！广博的医学知识与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马上指示将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要求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接着，中山市也报告出现了类似“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看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当务之急应该弄清这种病的症结所在，找到预防与治疗方法。”

    在中山市的几天里，专家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候。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容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疾病的传播途径仍不十分清楚，初步考虑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传播。结合广医附一院接收病人的治疗情况，很快，专家小组便将一份涉及该病诊断、治疗、预防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卫生厅马上部署相应工作，钟南山敢于担当，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请缨收治危重病人，全力制定医疗方案

    羊年春节，广州一派喜庆祥和，而钟南山与他的同事们，却是倍加紧张劳累。

    情况表明，非典型肺炎疫情有突然加剧现象。广东的佛山、河源、中山、深圳、广州等地均出现疫情，且大部分集中在广州地区。

    “鉴于广州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危难时刻，钟南山敢于担当，主动向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除夕之夜，万家团聚，广医附一院领导们却火速赶回医院连夜布置工作。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药品供应部、后勤服务中心、设备科等紧急部署：腾出呼一病区做隔离病区；腾出ICU（重症监护室）的单间病房，用于抢救危重非典型肺炎病人；紧急采购抢救药品与消毒药品；购置19台呼吸机及抢救设备……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了非典型肺炎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情绪，钟南山毫不犹豫地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短短几天时间，广医附一院便接收了21位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顾不得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在他的带动下，医院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表现出敢担当、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副院长、ICU科主任黎毅敏成了“抢险队”队员，整天奔波于各医院会诊。有一天，他一下子接了120多个电话，手机烧坏了，嗓门喊哑了。那天，他白天去了市内两家医院会诊，晚上9点又赶到江门抢救病人到凌晨4点，第二天一早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准时上班。

    徐达远，ICU病房的年轻医生，已连续三个月没休假，为抢救病人曾48小时没合过眼。其间父亲心脏病突发住院动手术，他仅向科主任请了两小时假；年轻女医生何为群，连续彻夜不眠抢救与守护危重病人，当病人成功地脱离呼吸机时，她却因过度疲劳而感染疾病；潘瑶，呼研所护士长，一手将她拉扯大的奶奶在医院抢救，她却无法守护在身旁。奶奶不幸辞世，她强忍悲痛，抹干泪水，日夜忙碌在病房……

    战斗集体的灵魂，病人心中的支柱

    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许多医务人员都说：“谁都有个家，钟院士心中有个‘大家’。”

    钟南山心中的“大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社会，二是他所在的战斗集体。

    他懂得，要取得抗击非典型肺炎战役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医务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技术过得硬，更要思想过硬。为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凝聚这支队伍。

    早期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病情重、传染性强。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初始阶段，由于医护人员与病人密切接触，往往是抢救一个人，放倒两三个医务人员。广医附一院有20多位医务人员感染得病，同时，该院还收治了许多兄弟医院的医务人员。钟南山非常着急，他说：“这个时候不能再让医务人员倒下。倒下的要让他们尽快康复。”每天，不管多忙、多累、多晚，他必定要到病房走几趟，除了看病人外，还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检查每个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是否到位。

    ICU的护士们说：“没有谁比钟院士更细心周到了。看见我们口罩戴得不规范，他马上走上前‘纠正错误’。”对患病医务人员，他每天都要送上问候，即使出差在外，也不忘打电话问候患病医生的病情。ICU病房医生郑则广感染得病，情绪不太稳定，钟南山在外开会得知后，立即用手机发来信息：“感觉怎么样？不要灰心，我们都在支持你！”医生何为群因抢救病人感染住院，时常处于晕眩状态。那天，钟南山在巡视病房后，突然走到病床边向她祝贺：生日快乐！原来，钟院士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一时间，小何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还要经常到兄弟医院指导救治工作。面对病人，他总是亲切地询问病情并亲自检查。“钟院士查房时极富人情味。天冷时，他总要用手把听诊器搓热，并从语言上给病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医生护士们说：“当时社会上谈虎色变，许多病人情绪低落。钟院士是想通过细致入微的诊疗为病人树立信心。无论钟南山出现在哪家医院，病人都觉得快乐和放心。他一出差，病人就会着急地问：钟院士什么时候回来？”

    钟南山实在太忙了。他参加会诊，出席讲座及各种指导活动，曾经一连38小时没合过眼！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2003年2月18日下午6时，钟南山检查完病房，看望了一位住院的同事之后，突然感到头晕、眼花，身上发烫。

    钟南山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决不能倒下。坚守在岗位上，就是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希望。钟南山在医院住了一晚之后，偷偷跑回家，以家为病房，进行自我治疗。在夫人的悉心照料下，钟南山两天后就退了烧；稍微休息两天，他又活跃在病房。即使在休息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研究和工作。ICU护士长说，“那天，我敲开钟院士的家门，看到屋子里坐满了院领导。钟院士正和他们讨论救治非典病人工作。他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

    这就是钟南山——广医附一院这个团结战斗集体的灵魂，病人心目中的精神支柱。

    治疗取得突破，社会情绪趋稳

    哲人说：“谣言止于智者。”

    春节过后，疫情被一些人故意夸大或无中生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钟南山深知社会安定的重要性。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就要用事实说话，让病人尽快康复。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收治非典型肺炎危重病人的重点医院，ICU病房的病人几乎均有细菌感染，多数已出现多器官衰竭。据文献报道：人体有四五个以上的器官衰竭，死亡率将在90％以上。通过死亡病例的尸检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即肺组织纤维化。要治疗好非典型肺炎患者，必须解决肺的纤维化问题。

    钟南山知难而上。他成立了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试行了多少方案，谁也记不清了。终于，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从每日80毫克至500毫克不等，能有效地减轻肺泡的非特异性炎症，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两位双肺渗出病灶弥漫、生命垂危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经以上方法抢救，奇迹出现了。喜讯立刻上报广东省卫生厅，卫生厅马上组织专家讨论，修改完善以后，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

    2003年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以医学专家的渊博学识，沉稳地告诉大家，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它可防、可治、可控。他通过新闻界告诫社会不要惊慌，而要在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共同抗击病魔的挑衅。同时，卫生厅还通报了广东卫生防疫部门已排除了禽流感、鼠疫、炭疽等病的可能性。很快，社会情绪开始趋稳。

    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事件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钟南山功不可没！

    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中国经验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关键时刻，钟南山敢于担当，临危不乱，显示出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与高度责任感。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他救死扶伤的仁厚品性，也体现在追求科学真理时的执拗不屈上。

    200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轮到钟南山发言了，他沉默良久，摇摇头。大量的事实表明，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但不是致病原因。在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下，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

    会后，有人悄悄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南山在医疗技术方面的独到正确的见解。他的医疗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

    2003年4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一行七人在广州迎宾馆听取广东专家的情况汇报。刚从日本参加完学术会议并在香港做关于非典型肺炎治疗讲座的钟南山，代表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进行了40分钟的汇报。钟南山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这位中国院士的发言，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连连称道！他们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得到的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在广东找到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广东非典型肺炎的治愈出院人数占总报告病例数的86.3％，死亡率仅3.5％，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钟南山说，广东防治非典型肺炎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四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中西医结合治疗、按需适当的大剂量皮质激素、无创通气与重视继发感染；三是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这些经验，是钟南山领导的治疗小组全体专家的智慧结晶，是广东医务工作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此，钟南山荣获2003年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称号。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敢于担当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敬仰的担当精神、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资料来源：《抗非前沿贡献卓绝的医疗“老兵”》，人民网200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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