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明君遇到圣哲

    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西方强势崛起，与秦国相接壤的国家，无论是楚、魏、韩、赵都难以抵挡秦国的鲸吞蚕食。东方诸强中，唯一可以同秦国抗衡的，只有齐国。

    公元前320年，一代雄君齐威王去世。齐威王统治齐国长达三十七年，在这段时间里，齐国无论在文治或武功上都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公元前342年，名将孙膑在马陵之役中，消灭魏国十万大军，是役不仅成为魏国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令齐国跨入超级强国之列。公元前334年，齐、魏“徐州相王”，齐国率先称王，并在之后发动伐燕之役，攻略燕国，夺取十座城市。苏秦由燕入齐，游说齐威王，威王将十城重新归还燕国。公元前325年，齐国与赵、韩爆发战争，朌子率齐军大败赵、韩联军，夺取平邑新城。尽管此时齐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大规模的扩张。齐国的战略思想与秦国是不同的，相对显得保守，仍然深受春秋时代霸业思想的深刻影响，满足于称霸东方。而秦国则是一种帝王思想，对外富于侵略性，攻城略地，疯狂扩张。

    齐威王去世后，其子田辟彊继位，是为齐宣王。此时魏国的霸业不再，秦国风头正盛，楚国实力也不可小觑，倘若齐国不苦练内功，将很难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优势。上台伊始，齐宣王就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广招人才，而大学者、儒学巨擘孟子，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齐国。

    小国也会涌现出大人物，所以我们不当轻视战国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有些国家尽管国力不强大，但并不意味着文化落后。比如说默默无闻的邹国，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便是被称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有人认为邹国就是春秋时代的邾国，不过此时它已沦为鲁国的附庸国，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国，也同样有自己的传奇。

    孟子虽然是邹人，但据说他实际上是鲁国“三桓”中的孟孙氏之后。“三桓”就是长期控制鲁国政权的三大家族，除了孟孙氏之外，还是季孙氏与叔孙氏。孟子大约是在孔子去世百年后出生的，此时儒家思想仍然是显学。他是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鼓吹性善论，宣扬王道仁政思想。由于受时代辩术思想的深刻影响，孟子的文章或言谈，均是逻辑严密，雄辩滔滔，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由于时代的巨变，给了学人参与政治的良机，诸如法家、纵横家等名士大师纷纷亮相，商鞅、苏秦、公孙衍、张仪等人先后粉墨登场，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权倾一方。他们或是奉行强权、鼓吹武力，或是耍尽阴谋诡计、翻云覆雨。看到整个社会在功利主义的笼罩下，丧失了仁义与公道，孟子不禁要拍案而起，为捍卫儒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在魏惠王晚年时，孟子来到了魏国，想要游说魏惠王施行仁政。不料魏惠王见着孟子后，开口便问说：“老人家，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想必能带给我国什么利益吧。”孟子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只讲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跟魏惠王说了一大通仁政的道理，可是这些魏惠王听不进去。过了段时间，魏惠王又跟孟子说：“以前晋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这您老人家也是知道的。可是到了我做君主时，东面败给齐国，我大儿子也死了；西面败给秦国，丧失七百里土地；南面败给楚国，丢了八座城邑。我对此深感耻辱，想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您说要怎么办呢？”

    孟子答说：“国家土地不在于大小，只要有方圆百里之地，就可以施行仁政。国君如果能施行仁政，轻刑罚，薄税敛，鼓励农耕，教导青年孝悌忠信的道理，那么他们即使手里拿着木棍，也可以抗击秦、楚的坚甲利兵。秦楚这些国家，百姓都被迫当兵，不能赡养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当他们的百姓陷入深渊时，大王以仁义之师征讨，有谁能抵挡呢？这就是‘仁者无敌’的道理。”

    这种“仁政”论在孔子在世时就很没有市场，因为政客们都明白，现在整个国际政坛狼烟四起，国与国之间充满尔虞我诈的阴谋，有几个国君相信一群手持木棒的人可以打败秦、楚的精兵呢？就算魏惠王听从了孟子的话，他也无法力挽狂澜了，因为不久后他便去世了。

    魏惠王死后，魏襄王继位，孟子前往见新君，出来后便说道：“魏王远远看上去就不像是个国君，走近了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地方。”老夫子倒还是有几分眼光，这位蹩脚的魏襄王很快使魏国沦为秦国的小喽啰，从他开始，魏国已算不上强国了。

    看来待在魏国已经没有用武之处，孟子把希望寄托在齐国。

    孟子入齐时，正是齐宣王元年。齐宣王田辟彊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君王，《史记》中称他“喜爱文学游说之人”，很有雅量。

    当时孟子闻名于诸侯，对他的到来，齐宣王非常欢迎。是时天下诸侯以秦、齐、楚三国最强，孟子并不喜欢秦国与楚国，他认为秦国与楚国的政治有残暴的一面，而且这两个国家野蛮色彩比较浓厚。齐国则不同，不仅文化发达，而且齐威王、齐宣王都十分开明，对文化学术事业很支持，稷下学宫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所以孟子希望把儒家那套仁政思想搬到齐国实践。

    可是在这么一个混战的年代，诸侯们更关心的事，是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以及如何扩张自己的力量。而这些，不是儒家所能解决的。儒家更适用于和平年代，而孟子的时代，是非常时代。

    齐宣王见了孟子后，便问说：“齐桓公、晋文公当年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说给我听听吗？”他与秦孝公、魏惠王并无两样，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能不能称霸诸侯。

    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故事，大学问家孟子当然十分熟悉，可是他却不想讲，因为他认为不值得一提。他回答说：“孔子的学生中没有人谈过齐桓公与晋文公的霸业故事，后世没有流传，我也没有听过。如果大王愿意听，那我就说说王道吧。”

    好吧，那就听听吧。齐宣王没有拒绝，于是孟子侃侃而谈，说了一大通，讲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讲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都是关于如何施行仁政的。最后，孟子问道：“大王动员全国甲兵，让将士臣民冒生命危险，与各诸侯国结怨，难道这样会让您心里痛快吗？”

    齐宣王赶紧否认说：“不是的，这样怎么会痛快呢？我只是追求远大的志向罢了。”孟子问道：“大王能说说远大的志向吗？”齐宣王笑而不答。他是君王，孟子是知识分子，焉能知道君王的远大志向？可是孟子替他说出来了：“大王的远大志向，大概就是扩张土地，让秦、楚等国都来朝贡，君临中原，安抚四夷吧。”齐宣王没吭声，默认了。

    孟子接着说：“您这样做，追求无度的欲望，必定会引来灾祸的。”他分析说：“小国不可敌大国，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现在海内之地，方圆千里的国家有九个，齐国只是九国之一。以一敌八，哪来的算胜呢？大王何不考虑治国的根本出路呢？只要大王施行仁政，天下想做官的人都会蜂拥而至，种田的人都想到齐国耕种，经商的人都想到齐国做生意，各国对国君不满的人都会集中到齐国。试想想，倘若这样的话，谁能抵挡齐国呢？”

    我们都知道有战国七雄，其实往往忽略还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山国，另一个是宋国，这两个国家也是比较大的，故而孟子罗列大国时称“九国”而不是“七国”。

    齐宣王听罢拜谢道：“我糊涂，愿夫子辅佐我，教导我，我虽然不聪明，愿意试一试。”

    孟子的儒家思想，强调君主的道德水平。在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比春秋时代更加强化，缺少权力制衡的制度，高高在上的君王野心、欲望无极限地放大，要让他们用严格的道德自制力来约束自己，显然很不现实。以齐宣王之贤明，也难以做到，因此他尽管很虚心地倾听孟子的高谈阔论，并任用孟子为齐卿，可是并不能把儒家主张付诸实践。

    过了些时间，齐宣王问孟子：“您能说说王道仁政吗？”孟子把当年周文王的做法说给齐宣王听，比如轻税赋，对耕田者只征收一成的农业税，对集市商人不征税，爱护鳏寡独孤之人等等。齐宣王听了后赞道：“说得好啊。”

    孟子说：“既然大王也认为好，为什么不施行呢？”齐宣王的回答是：“寡人有个毛病，我喜欢钱财，恐怕不能实行王政。”孟子答说：“大王您喜欢钱财，如果能像先王那样，与百姓一同分享钱财，那么实行王政有什么难的呢？”齐宣王赶紧说：“寡人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色。”

    孟子又答道：“这也不是什么问题。大王喜欢女色，如果能因此而关心百姓男女的婚嫁，那不是好事吗？”

    其实孟子说的这些，在齐宣王听来，哪算得上什么事业呢？他梦想着开疆拓土，雄视天下，众人都匍匐在他脚下，这才是英雄事业呀。因此他又换了个话题，问道：“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回答道：“有啊。只有仁者能以大国去事奉小国，只有智者能以小国去事奉大国。以大国事奉小国，是乐于天命，以小国事奉大国，是畏惧天命。乐于天命者可以保天下，畏惧天命者可以保国家。”这里不得不说，孟子的外交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了，这时合纵与连横成为国际外交的两大法宝，而孟子却推出“和谐理论”，大国尊重小国，小国尊重大国，这个理论放在今天很有价值，放在诸侯血战的战国时代，有点超前了。

    齐宣王又一次和稀泥说：“大哉言矣！不过寡人有毛病，寡人好勇！”要我去事奉别人，门都没有。

    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齐宣王尽管很赞赏孟子的理论，但认为过于理想化而不着边际，他终究不能采纳。

    齐宣王没能实行孟子的“仁政”，但也绝非暴政。在他统治的十九年里，齐国的文治与武功均达到最盛。他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百年历史上，宣王时期人才最为鼎盛。据《盐铁论》“论儒篇”所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史记》也写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不治而议论，就是这些稷下先生们有官衔，但并不做事，只管发表议论，这就是孟子所斥责的“处士横议”。

    倘若我们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秦国所用的人才与齐国所用的人才是有很大不同的。秦国是采取实用主义原则，历代君主注重的是实用型人才，能在外交、内政、军事上帮助秦国，譬如商鞅精于内政，张仪长于外交，甘茂善于打仗。齐国则不同，稷下先生们大多数是比较清高的，只当官不做事，高谈阔论。像孟子这样想实实在在做出点事的学人并不多，可是孟子的想法又有点脱离实际，不被齐宣王采纳也是意料中的事。

    文学鼎盛的齐国，却不能冒出像商鞅、张仪这样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人物，说明齐国人才政策有其缺陷。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处士横议”对于保证政治清明是有正面积极的作用，这些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们尽管不做事，但也能以针砭时弊的方式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的政治是开明的。有一个开明的政府，国家的实力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看齐宣王的开明。

    还是拿孟子来说吧，他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孟子打算上朝见齐宣王。可是他还没出门时，齐宣王却派人来说：“寡人本来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可是突然受风寒了，不能吹风。如果您能来朝，我打算接见您。不知可否让我见到您呢？”

    作为一位君主，对臣子说这样的话，那可算是客气到极点了吧，恐怕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位君王能像齐宣王这样。

    孟子本来就打算上朝的，可是听到齐王使者这么一说，他突然不想去了。也许他觉得齐宣王说假话，不真诚，忽悠他，也许是突然觉得自己很牛，反正他摆起了架子，对来人说：

    “很不幸我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廷去见齐王。”第二天，孟子打算到齐国大夫东郭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道：“昨天您假称有病不上朝，今天就跑出门吊丧，这样不太好吧？”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怎么不能出门吊丧呢？”于是他便出门去了。

    齐宣王听说孟子生病了，便派人带了一名宫廷御医来为他治病，不想扑了个空。“孟先生去哪儿了呢？”齐王派来的人问道。这时接待的人是孟子的堂弟孟仲子，他心里着急，不敢说实话，忽悠来人说：“昨天齐王要召见家兄，可是他有病不能上朝。今天病情有好转了，他就上朝去了，只是身体虚弱，不知有没有力气走到那里呢。”这个孟仲子也是个忽悠高手，编了个谎言，还留下可回旋的余地。

    听孟仲子这么一说，齐王派来的人就告辞了，回去交差了。这时孟仲子赶紧派家丁赶往东郭家，在路上正好遇到孟子吊丧后正要回家。家丁们拦住孟子，把事情说了一下，又说道：“您别回家了，快上朝廷去吧。”

    孟子不想上朝，可要回家又被家丁死死拦着，索性跑到朋友景丑家里暂住一宿。景丑也看不下去了，批评孟子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臣君，这是人之大伦。我看大王对您很尊敬，可是您却不尊敬大王啊。您本来准备上朝，可是一听说大王要召见，反倒不去了，这恐怕不合礼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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