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服骑射：赵国的变革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他的儿子赵雍继位，这就是战国史上响当当的赵武灵王。成为一国之君，这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可是对赵雍来说，他非但没有沾沾自得，反倒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这一年，在父亲的葬礼上，来了一大帮人。秦国、楚国、燕国、齐国、魏国纷纷前来吊唁，可是来者不善，这些国家都带来成千上万的士兵。与其说是来参加葬礼，倒不如说是给新上台的赵雍一个下马威。你想想，身为赵国的新君主，却眼睁睁地看着数万名外国士兵前来展示武力，他心里的滋味会是如何呢？

    这一切，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赵国的实力不济。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在七雄中，赵国的国力仅胜过燕国，逊于其他五国。在战国之初，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是晋国，自三家分晋后，三晋内斗不断，使得魏、赵、韩的国力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被削弱了。在旷日持久的三晋战争中，赵国尤其狼狈，公元前353年至公元前351年，赵国首都邯郸城沦陷于魏军之手达三年之久。与此同时，锐意进取的齐国与秦国在著名君主齐威王、秦孝公的励精图治之下，后来居上，国力蒸蒸日上，一举超越三晋，成为新的霸主。

    年轻的赵雍意识到赵国的处境日益不妙。在他上台前六年（前332年），齐国与魏国联手进攻赵国，赵国难以抵挡，只是在关键时候，想起老祖宗赵无恤曾经使用过的水淹战术，决黄河之水以阻止齐、魏联军的深入，勉强挫败强敌的入侵。四年后，即公元前328年，秦国从西面大举入侵，与赵军战于河西，赵军大败，大将赵疵被杀，蔺城、离石两城被攻破。

    赵雍就是在国力式微、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成为赵国新的君主。

    据《史记》所载，赵雍即位时“年少”，“未能听政”，我估计此时赵雍年龄可能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正因为如此，大国诸侯欺他年少，纷纷带着大军来参加赵肃侯的葬礼，颇有砸场子的味道。在战国七雄中，只有韩国没有带兵前来炫耀，这是因为韩国与赵国长期以来都是盟友关系。

    对赵雍来说，齐国是第一号强敌，可是面对齐国的进攻，他几乎束手无策。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元年），齐国大将朌子率领大军进攻平邑，赵国与韩国联手抵御齐师，可是仍然被打得大败。在军事上，赵国远不是齐国、秦国的对手，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积极调整外交策略，促使三晋重新联合，共同进退，一致对外。

    赵国的政策开始出现巨大的转折。在赵雍的努力下，赵、韩两国与魏国结束长期以来的军事对抗，转而走向联合。在赵雍上台后的第一年，就实现了与魏国的和平。魏惠王与韩宣王携太子访问赵国，实现三国关系正常化。与魏国停战弭兵，对赵国来说意义深远，少了一个强敌，多了一个盟友。

    公元前323年（赵武灵王三年），“结盟运动”又一次取得丰硕成果。魏、韩、赵、燕、中山五个国家联合，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即“五国相王”，共同对付齐国与秦国的威胁。根据“五国相王”的约定，赵雍的身份也从“赵侯”变成“赵王”，也就是赵武灵王。可是赵雍自己却不愿意使用“王”这个尊贵的头衔，为什么呢？赵国这些年来外患不断，在战争中屡屡败北，哪来什么王者之范呢？他自己这样说：“没有王的实质，怎么敢拥有王的虚名呢？”在国内，他不称王，而称“君”。他不稀罕王的称号，但他却有王者应该具有的雄心，只有国家强大，王冠才有意义，否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称呼罢了。

    可是要怎么强国呢？此时的赵武灵王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或者说没有一个超越常规的思维。在内政上，他举用贤能，在六个辅佐大臣中，有三个是学问广博的老师，有三个是司过，就是专门指出他所犯的错事。他还重用赵肃侯时的贵臣肥义，肥义是赵武灵王时代一个重要的人物，后面还会提到。在外交上，赵武灵王的政策是联合魏、韩等诸侯，共同抵制秦、齐的扩张。可以说，在赵武灵王统治的早期，尽管兢兢业业，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制度，因而赵国的国力并未能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抑制秦国向东扩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18年参加了由楚怀王为纵约长的合纵运动，与楚、魏、韩、燕等四个国家组建联军，进攻函谷关。可是因为各国心志不齐，这次出兵虎头蛇尾，草草而终。中原合纵运动令秦国与齐国深感威胁，两国于公元前317年对三晋展开夹击，齐国兵团在观泽之战中大败赵、魏联军。紧接着（前316年），秦国进攻赵国，攻取中都、西阳等城邑；次年（前315年），秦国再度发动对赵国的攻击，打败赵国大将赵英。这一系列的败仗，令赵武灵王威风扫地，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可是噩梦还在延续。

    公元前314年（赵武灵王十二年），赵的邻国中山突然发动侵略，在长子（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国军队，同时中山军队还向北挺进，击破燕国兵团。这个令人忽视的狄人国家突然发威，攻城略地，国土面积方圆数百里，大小城池数十座，已成为赵国的又一劲敌。屋漏偏逢连夜雨，赵武灵王还没来得及有喘息之机，在公元前313年，秦国的铁蹄又一次踏入赵国的土地，名将樗里疾挥师攻赵，俘虏赵国大将赵庄，又一次占领蔺城。

    连续五年的时间，赵国连遭败绩，被打得都找不到北了。这对于赵武灵王来说，真是沮丧失落的五年，为什么他的雄心壮志，却换不来赵国的强大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强国之路又在何方呢？

    赵武灵王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继位十几年来的政策方针。外交策略必须要调整。赵国在外交上的思路，是联合魏、韩，共同抵制秦国与齐国。在十几年里，赵国积极参加诸侯的“合纵”运动，可是扮演的只不过是小角色。在“五国相王”时，魏国是老大；在“五国伐秦”时，楚国是老大。这些合纵运动非但没有给带来好处，反而令赵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总算明白一件事：国家的命运，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去依赖别人的力量。

    那么赵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富国强兵呢？有可能。从地理位置来说，赵国不算最好，但仍具备有利条件。在三晋中，魏国与韩国地处四战之地，周围强国林立，难以有拓展空间，这也是这两个国家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赵国的邻国中，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北有燕国，这四个国家均是大国，以赵国的实力，无法打这些国家的主意。然而赵国仍然有可以拓展的空间，在其北面有中山国以及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只要能打败这些敌人，就可以大大开拓赵国的生存空间，获得更多的土地与人口。

    于是，赵国的国策开始转变了，由对抗秦、齐转向攻略北方，避免与强敌交锋，先收拾实力稍逊的中山国。

    这个战略转变是赵国由弱而强的关键。

    攻略中山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呢？其一，在外交上不至于被动。

    中山是一个狄人国家，对当时华夏中国来说，中山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到战国时，由于中原诸雄实力太强了，以至于蛮族对华夏的威胁远不及春秋时代，可是中原国家仍然对异族势力抱有警戒之心，“攘夷”的观念犹存。攻略中山，可以扛着“攘夷”事业的旗帜，不至于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抵制。

    其二，赵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山国更强大。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是“7+2”，“7”即战国七雄，均是万乘大国，“2”是两个中等国家，即中山与宋国，均是五千乘之国。赵国要挑战“七雄”中的其他六强，那毫无胜算可言，可是要对付中山国，还是有优势的。

    其三，赵国与中山在历史上有恩怨，讨伐中山，师出有名。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魏文侯时代，魏国越境灭了中山国（前406年）。由于赵国地处魏国与中山之间，随着赵、魏交恶，魏国渐渐失去对中山的控制，在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复国。赵国当然不想让这块大肥肉溜掉，便于公元前377年及公元前376年两度攻打中山，但是中山顽强地顶住了赵国兵团的入侵。之后，随着赵国与魏国战争的升级，不得不放弃对中山的战争，而中山国也乘机在公元前369年修筑长城防线，以备赵国的突袭。在此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赵国政策导向都是以中原战局为主，与中山倒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原诸侯陷入血战之际，中山国实际是一块远离战争的乐土。大约是承平日久，中山人也不甘寂寞，想在中原混战中捞一杯羹，遂于公元前323年参加“五国相王”的合纵运动，由此中山正式称王。中山王有点不自量力，乘赵国屡败于秦国及齐国伐燕之际，南败赵师于长子，北破燕师于中人，以五千乘之国，连战两个万乘大国，并侥幸赢得胜利。这种军事冒险主义大大惹怒了赵国，中山的厄运开始了。

    为了对付北方的中山与胡人，赵武灵王实施一个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军事变革：胡服骑射。要了解胡服骑射的意义，就必须从骑兵的历史演变说起。

    在战国之前，车兵是最重要的兵种，因此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总以“乘”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乘”就是兵车，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各国的兵车数量并不多，当时的战争规模也不大。譬如在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总共只有七百辆兵车。车兵作战时，必须有步兵的配合，因而实际上是车、步混合部队。到春秋末期，各国军事有跨越式的发展，晋国在邾南阅兵时，就动用了四千辆兵车，而楚国在北方四城，也配备了四千辆兵车。

    进入战国后，出于习惯，各国仍以“乘”的数量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准，譬如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等。可是战国时代“万乘之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真有拥有一万辆兵车。在苏秦的策辞中，多次出现“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因而可以认为，此时所谓“万乘”，指的是骑兵而非车兵。

    骑兵作为独立兵种迟于车兵，主要是因为马具不完善，不好骑马，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打仗了。但这也有一个习惯的问题，譬如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尽管没有完善的马具，可是仍然骑术娴熟，但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诸国，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了。从史料上看，秦国应该是骑兵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据《韩非子》一书所记，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有“畴骑二千”，这里的畴骑，应该就是骑兵。秦国之所以较早有骑兵，一是秦人善马，秦国的老祖宗就是因为善于养马，才被周王赐了一块地盘；二是因为秦人与游牧民族西戎有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战争中吸取敌人的长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进入战国后，骑兵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尚未论及骑兵，可到了战国后，吴起、孙膑的兵法书中，都曾讲到骑兵。譬如《吴子》一书，提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这就是车兵、骑兵、步兵三大兵种；还说到“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可见此时马具已经完善了，这是骑兵得以大力发展的根本条件。

    孙膑更是总结了十大骑战之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其，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可以说，在赵武灵王之前，各国的骑兵都有长足的发展了。那么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革，又有什么亮点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胡服”，又要强调“骑射”呢？

    关于“胡服”与“骑射”的重要意义，向来解释不清。这里先来说说“胡服”，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称当时中原的服装是宽衣长袍，骑马相当不方便，而胡人则是紧衣长裤。这种说法一直很令人怀疑，宽衣长袍只不过是中原人生活穿束，哪有上战场还穿这个呢？不要说上战场，就是下田耕地，也不可能穿长袍劳动吧。把服装改为胡人的款式，就可以叫“胡服”吗？显然不是的，胡服最根本的特点，是其材质：以兽皮与兽毛为主。

    中国把胡人称为蛮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装束有浓厚的野蛮人色彩。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文明的早期，确实是使用兽皮来裹身。中国的文明发达，纺织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兴盛了，有丝纺、麻纺等，不再是披着兽皮的原始装束。当然，中国也不是完全排斥皮衣，譬如貂皮大衣一直被视为名贵珍品，可是一般野兽的皮毛制成的衣物，就难登大雅之堂了。在《竹书纪年》中，关于赵武灵王的改革，有这么一句：“又命将军、大夫、嫡子、戍吏皆貉衣。”“貉衣”就是胡服，就是貉的皮毛制的。由是可见材质才是胡服与华夏服的根本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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