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贤者察焉。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
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王使人请之曰：“家听于亲，国听于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也！”使者以报。王自往请之，曰：“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听命，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文化意味”的改革。在此之前，打仗基本上是用车战，屈原与赵武灵王是同时代人，屈原的《国殇》中有“车错毂兮短兵接”、“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等诗句。战争的形态和武器装备、科技发展有极大的关系，战争或军备竞赛刺激了武器的技术进步，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也为战争通过新的装备提供了新的概念。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当时遭到激烈的抵制，我想恐怕是“胡服”远甚于“骑射”。从后来历史常识中我们可以得知，国君、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对新式武器从来是不排斥的，因为新式武器的威力容易得到证明：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迅速改变顽固的旧思想。就连腐败颟顸的晚清统治集团，也晓得“坚船利炮”的好处。
真正的困难是“胡服”，服饰是最具文化象征意味的，“汉家衣冠”改变起来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赵武灵王主张“胡服”，其实直接的原因是因为“骑射”，这是相配套的。但军队和上层贵族的改变就等于是全国的改变，心理上的压力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明末清初，清兵杀进中原，汉人为君父而做的抵抗没有多少，但因为剃头和易服却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国土沦亡、君父诛杀、朝代更迭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没有像改穿衣服和剃头这样的小事能引发百姓心理上的失衡。同样，满清朝廷也在这些看似小事的方面更较真，“留发不留头”，一点通融也没有。
对服饰的认同等于对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是最高的认同。
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老百姓（绝大多数是汉人）又不愿剪掉辫子了，辫子成了新一轮的文化积淀和象征，又成了不能更改的东西了。
赵武灵王的改革是完成了，政治权力在改变文化方面的功效是很大的，领导人的榜样作用也是很大的，孙中山的中山装，毛泽东的“毛式”服装，胡耀邦、赵紫阳的西装，都是极具文化象征意味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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