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建立
玄武门之变随着唐完成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上层统治内部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军功显赫，地位渐升，逐步与太子建成之间产生矛盾，双方展开了一场旨在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626），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以突厥进犯为借口，共谋调动秦王府的兵将，力图剪灭秦王李世民的势力。李世民与谋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识破其计，并抢先在宫城北门即宣武门设下兵士，射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随后，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1实权落入李世民之手。同年八月，高祖宣布禅位，太子李世民登上帝位，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唐太宗。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太宗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在位共二十三年，期间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即位后调整了社会生产关系，重视发展社会生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人口大量增加。史书记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长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足见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安定。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是以唐太宗为首的一批君臣历经隋末农民战争，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吸取了隋亡的教训，从而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第二，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人民渴望安定生产生活，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做出了顺应民心的种种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最后，自高祖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也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武周政治到“开元盛世”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病逝，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承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局面，国力强盛，朝中拥有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因此在高宗统治前期社会政局较为安定，经济发展，取得对突厥和西域地区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高宗晚年体弱多病，权力逐步转移到了武则天手中。武则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早年为太宗朝才人，太宗死后，她一度出家为尼。高宗即位后召其入朝并立为昭仪，不久再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是一位“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女子，学识才能过人。唐显庆五年（660），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武则天开始参与处理政事，逐步形成了高宗与武则天共掌朝政的“二圣”格局。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朝中大权尽落入武则天之手。武则天先后废掉了其所立的李显和李旦两位皇帝，宣布临朝称制。载初元年（690），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十五年，期间采取了修《姓氏录》和武力打击等一系列措施打压士族势力，抬高庶族地位。她还广开言路，选拔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例如名相狄仁杰、张柬之和将帅张仁愿、郭元振等。后来唐玄宗时期的许多名臣姚崇、宋璟等人也都是武则天所选拔而来的。另外，武则天首创武举，用于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武则天同样重视农业生产，规定以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标准。由于采取了以上种种措施，武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效。武则天时期也采取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政治举措，她为剪灭异己，以授官鼓励告密，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等制造了诸多冤案。武则天还放手任官，造成官吏队伍膨胀。她个人笃信佛教，广建寺观和各种佛像，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到了武则天晚年时期，社会矛盾逐步开始尖锐，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国家陷入了衰退之中。
开元盛世武则天晚年身染重病，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御林军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于705年底病死洛阳。中宗昏庸怯懦，政权落入皇后韦氏和其女安乐公主之手。景龙四年（710），皇后韦氏毒死中宗，立太子重茂为帝。韦后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并欲仿武则天做皇帝，阴谋加害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合谋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废掉少帝重茂，扶植李旦登上帝位，是为睿宗。随后，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曾拥立有功的太平公主逐渐与太子矛盾尖锐。先天元年（712），睿宗禅位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太平公主欲加害玄宗，实现其政治野心。不料玄宗先发制人，率禁军杀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被赐死。至此，武周末年以来动荡的政治局面结束，整个社会重新稳定下来。玄宗即位后，针对时弊，任用名相姚崇、宋璟等人，以贞观为榜样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他安抚王室贵族，同时又严格执法，抑制部分权贵，限制佛教的发展，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重视教育文化的发展。经过上述的改革措施，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力日臻鼎盛，史称“开元之治”。这是继“贞观之治”后唐朝的第二个盛世局面。
社会经济
唐朝前期，沿用隋朝的均田制，但在细节上作出了一部分修改。即取消了对妇女、奴婢和耕牛的授田；增加对杂户、官户、工商业者以及僧道的授田；对于贵族的授田规定更为完备；逐步放松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均田制实施之初，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是政府掌握的土地数量有限，农民授田的数量普遍下降，在一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尤为明显。而且在授田过程中，对贵族和地主的授田数量数额较高，加上对土地买卖放松了限制，使得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唐朝中期以后，均田制逐步走向瓦解。
1.唐朝赋役制度的变迁
唐朝的租庸调制也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一种赋役制度，是在隋朝的租调力役制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每丁每年要上交租（粟二石）、调（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因各地情况而异），服正役20天，同时规定每丁若交足相当于正役的足额绢或布，就可以免除力役。这种“输庸代役”的方法，突破了隋朝50岁以上才能以庸代役的限制，形成了正式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民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生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处境。对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农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均田制的瓦解，租庸调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最终被两税法所取代。
两税法唐朝中期以后，由于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已无法为继。在土地的迅速转移之下，租庸调制已经变成单纯的人丁税，落到了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原有的租庸调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为整顿税制，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唐政府下令废止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两税是指夏税和秋税，其征收的时间在杨炎奏本中所提到的是“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两税法规定：“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户税是按资产多寡将天下户分为九等，按户等征收税额。地税则是由唐初的义仓地税演变而来。两税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赋役制度的一次大的变革，此后两税法被沿用了八百多年。两税法的实施有着一定的积极进步意义，首先，改变了过去那种以人丁为主的征收方式，改为“舍人税地”，即所谓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为丁中，以贫富为差”。这也意味着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弛。第二，两税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税收不均的状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缓解了唐政府的财政危机。按照两税法规定：无论主客户都必须按照田亩资产多少交税，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也必须交税，扩大了唐政府的税收来源。当然，两税法实施之初，也有着许多弊端。两税征收的主要物品是谷物和钱，钱通常是折纳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钱越来越贵，物价越来越低，百姓要遭受商人的盘剥，受制于物价的波动。加上唐末政局动荡，战事频繁，唐政府在两税之外还加派了诸多的苛捐杂税，如青苗钱、纽配、税草、摊征、加耗等，普通百姓所承担的赋税与以前相比依然是有增无减。
2.经济的发展
唐朝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垦田面积的扩大、新型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等方面。唐朝的水利事业较为发达，不仅修复了西汉时期的许多水利工程，而且新建了许多灌区，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也发展了水利事业。关中平原自汉朝以来就是农业生产重地，有许多水利事业，但其间由于国家政局动荡，许多水利事业遭到了损毁。到了唐朝，这些被损毁的水利项目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唐武德年间，成功地自龙门引黄河水灌溉韩城良田六十余万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引黄灌溉。唐朝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有了较大的革新，著名的“江东犁”就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江东犁”即“曲辕犁”。江东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史上的一次革命，关于江东犁的介绍载于晚唐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江东犁可以在低速牛力的情况下，满足碎土的要求，且耕深受耕宽的限制较小。从陆龟蒙所记载的情况看，江东犁在江南地区已经普遍使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据元朝的《王祯农书》载，经过局部改造的江东犁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此外，唐朝新的水利工具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的出现都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也出现了一些比较著名的农学著作，如武周时期的《兆人本业》、韦行规所撰的《保生月录》一卷以及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等。此外还有陆羽的《茶经》以及李石的《司牧安骥集》等专业性著作，它们分别是茶和兽医方面的作品。这些农学著作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农业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有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加上普通百姓的辛勤劳作，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农业生产达到了顶峰。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尽管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依然反映出唐朝开元年间的农业发展，粮食充足，百姓安居乐业的状况。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状况下，唐朝的人口也逐年上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全国共有891万户人家，人口达到5300万，达到了唐朝人口的顶峰。
唐朝的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纺织业、制瓷业和造船业与以往相比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朝的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为政府征调的各类工匠和丁夫，还有少量的官宦家的奴婢、番户、杂户和刑徒等。工匠有短番匠和雇匠之分。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的个体家庭副业，其次是私营手工业者经营的作坊。整体上比较，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体系完整，个体手工业则规模较小，处于次要的位置。唐朝最为发达的手工业部门是纺织业，主要特点是丝织物的品种花式繁多，染色技术大大提高。唐朝前期的丝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以及江南地区等。到了唐朝后期，南方丝织业开始超过北方，特别是江南的吴越一带，已经成为当地的丝织业中心。造纸术在唐朝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主要产纸地区多分布在南方，其中以宣州的宣纸和益州的薛涛笺最为有名。唐朝时期制瓷业也取得了十足的进步，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生产的瓷器在当时最为有名。邢窑生产白瓷，越窑盛产青瓷。唐朝瓷器的杰出代表唐三彩，是我国古代陶瓷器中的珍品。造船业也有所发展，除了官方营造的御舟、战船和漕船之外，民间的私制舟船很多。唐朝的造船业集中在江南的扬州、金陵、洪州等沿江沿海地带。除此之外，唐朝的制茶业、冶矿业等其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3.唐朝的商业、城市和交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唐朝的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表现为市场的兴起，商人队伍的扩大。著名的市场集中在东西两京。西京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东都洛阳所设的南市、北市、西市都是当时重要的专门性的商业区。除了京都地区及地方州县治所中设的市场之外，农村集贸市场也逐步发展，在一些水陆交通要道，往往设有草市、虚市、野市等不同的集贸市场。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他们中既有贩卖物品的行商，也有经营性的邸店、客舍的生贾等。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载：“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行商。城市的兴起也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唐朝出现许多著名的大城市，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西京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它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纵横相交的大街将城市住宅划分为108个坊。东市、西市是专门性的商业区，分列在城东和城西。盛唐之际，这里的人口达百余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东亚朝鲜的平壤和日本的京都就是仿唐长安城所建。东都洛阳为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处于运河漕运的中心，战略地位重要，胡商和国外的客商经常云集此处。此外，南方的益州（今属四川）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广州、泉州、明州等也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到了唐朝后期，扬州和益州的地位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上升，有“扬一益二”之说。
与前代相比，唐朝时期的交通业发展也较为迅速。早在隋朝，为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巩固国家统治，隋政府下令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南北的交通，加强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隋亡后，唐朝兴起。大运河在交通、漕运事业中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继续促进着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唐朝为巩固统治和发展商业的需要，十分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各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每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有专门的水驿和路驿以及水陆兼驿。除了官府的驿站之外，全国各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民间私营的邸店，接待过往的客商。交通工具一般有马、驴、舟船、马车等。当时的陆路交通干线以京师长安为中心，往东经过洛阳、汴州（今属河南）可达山东半岛，从汴州北上可至幽、蓟，南下可达扬州，从长安向西北可经兰州、河西地区通西域，从长安向西南经益州可达南诏，从长安东北经河东地区可北上云州（今属山西）直通回纥，从长安往南经襄州（今属湖北）、潭州（今属湖南）可达两广地区。可见唐朝时期的交通已经十分发达了。
政治制度
唐袭隋规，沿用三省六部制，但有所发展。唐朝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辖吏部、户部（唐朝为避讳太宗李世民而改隋朝的民部为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唐朝的三省六部制逐渐运作成熟，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样一套行政运作体系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正确性，避免了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唐朝仍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负责中央与地方的监察工作。此外，唐中央政府还设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和国子、将作、都水、少府、秘书等五监，统称为“九寺五监”，管理国家各项具体事务。
1.唐朝中央与地方的行政体制
隋朝周后，为加强皇权，逐步分割宰相的权力，确立了三省长官都为宰相的体制。唐朝基本延续了这一体制，但作了局部的修改。唐高祖武德三年（620），改门下省的纳言为侍中，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为中书令，尚书省的长官为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和左右仆射并称为宰相。唐高宗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来行宰相之职，即那些三省的长官如未加“同三品”或“同平章事”就会失去原来的宰相地位。唐朝宰相制度有一些突出的特点，首先是宰相任命方面基本上都是任人唯贤，多从科举中的进士中选拔宰相。唐朝的名相有许多都是从科举中选拔而出的，如唐朝四大名相之一的宋璟就是进士出身，他任宰相时为唐朝社会由动荡走向中兴作出了积极贡献。其次，唐朝宰相有较大的权力，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甚至参与皇帝、皇太子和皇后的废立等国家大事。唐朝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多次向唐太宗进谏，说明宰相的权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沿袭隋朝，实行州县二级制，唐玄宗年间曾一度改州为郡。唐太宗年间，为了便于对地方官吏工作进行巡查和监督，唐中央根据全国的山川形势，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北、山南、陇右、河东、剑南、淮南、江南以及岭南十道。唐玄宗时期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十五道，这十五道是在太宗时期所划分的十道的基础上，将山南分置为东、西二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分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总共十五道。道在最初只是一个监察区域，不是一个独立完善的行政实体。中唐以后，随着藩镇和地方势力的增长，道逐渐实体化。因此，唐后期的地方行政体制实际上已经逐步演变为道（藩镇）、州、县三级制。
2.唐朝的选官制度
唐朝对科举制进行了一些革新。当时科举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常举，即定期进行的考试，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其中以明经和进士科最为重要。明经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帖经，较易考取；进士的内容以诗赋为主，不易考取。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由于进士科注重诗赋，科举制也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常举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这从侧面反映了唐政府对科举制的逐步重视。制举是某种临时性的需要，由皇帝主持的考试，考试时间不定，科目也是临时所设，如较为重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等，制举在科举中处于次要地位。武则天时期，曾创殿试和武举。殿试是科举中最高级别的考试，武则天曾亲自主持，使得科举制得到加强和巩固。武举是一种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由兵部主持。
唐朝科举取士的人数仍然十分有限，大批官员并非由科举产生，而是通过门荫入仕。门荫制是给当朝五品以上高官的子孙以做官的特权，门荫制在唐朝发展已经成熟，有一套完整严密的规定。两唐书中对门荫入仕有着详细的记载，一般是三品以上大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可以荫及孙。唐朝许多著名的宰相如褚遂良、姚崇、李吉甫等人都是门荫出身。“流外入流”是指一般的吏职人员（流外）通过中央政府的“铨选”之后，获得担任职事官（流内）的机会。在唐朝，“流外入流”始终是低级官员及一部分中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军事制度
唐朝的府兵制发展更为完善，中央设有左右卫、左右武卫等机构，地方上设立军府，又称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在军府设置上，以“内中外轻”为指导思想。当时设置的军府，仅关中地区就有261个，拥兵26万，约占军府总数和兵力的40％，而其他地区，军府设置比较稀疏，甚至有的偏远地区都不予设置。这样的设置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可以拱卫京师。一旦战事出现，中央临时从各军府调集军队并临时任命将帅统辖军队作战。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士分离，防止将士长期结合形成将帅拥兵的现象，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府兵制是与均田制相互结合的一种兵制，均田制瓦解后，府兵制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府兵制规定兵士在出征时武器、衣物都必须自备，当均田制瓦解后，农民土地越来越少，已经无力承担沉重的兵役。加上唐朝中后期对外战事频繁，府兵的服役期限越来越长，处境也急剧恶化，人们纷纷逃避兵役，视兵役为畏途，唐政府不得不开始用钱募兵，以弥补兵源不足。府兵制开始走向末路，募兵制逐步兴起。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政府开始招募宿卫京师地区的兵士，称为“长从宿卫”，后改名为“骑”，随后边镇戍兵也开始实行招募制，这些被招募的戍兵被称为“长征健儿”，由边防将帅长期统帅。这些“骑”和“长征健儿”都是政府雇佣的长期服兵役的职业兵。募兵制实行后，由于边境上战事的需要，唐政府赋予了将帅很大的权力。边防重镇的军事势力迅速上升，形成了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面。节度使是唐朝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得名。节度使拥兵数量众多，将士训练有素，又有实战经验，使得唐初“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被打破，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法律制度
唐朝律法制定持续了很长时间，唐高祖曾命人在《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武德律》；太宗时期，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制成《贞观律》；高宗时期再以前两者为蓝本，制定《永辉律》，至此，唐律基本形成。随后，唐高宗又命人对《永辉律》作出具体的解释，撰成三十卷《疏议》。永徽四年（653），《疏议》附于《唐律》之后正式颁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完备的一部古代法典。唐律较隋律更为宽松，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二者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所有贵族官僚在法律上都有着一定的特权，常常可以得到减免各种刑罚。如《开皇律》规定：“其在八议之科，及品第七以上犯者，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唐律与隋《开皇律》一样，对于存在“八议”的贵族官僚和一般官僚地主，均可以减罪和用铜赎罪，而那些在“十恶”之条者不在此列。
民族关系
1.突厥
突厥是继匈奴之后在我国北方兴起的又一个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兴起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公元6世纪，突厥建立了汗国，势力一度强大，基本上统一了我国西北地区，迫使北朝的周和齐两国都向其称臣。
隋初，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隋末，东突厥势力强大，他们利用中原纷争之际，频频南侵。唐初，东突厥一度逼近长安。唐太宗即位后，开始对东突厥采取积极防御策略。贞观三年（629），唐乘东突厥内乱之际，派兵反击，俘获东突厥首领颉力可汗，东突厥灭亡。唐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管辖其部众。西突厥在隋唐之交势力崛起，逐步控制了中亚和西域诸国，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唐太宗时期，派侯君集率军攻取西域高昌诸国，开始了与西突厥争夺西域地区的斗争。贞观十四年（640），唐政府在西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太宗末年，唐政府终于在同西突厥的争斗中取得了绝对优势，西域大部分地区为唐所有。唐政府在西域地区设立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隶属安西都护府，史称“安息四镇”。唐高宗年间，继续派兵俘虏了西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
2.回纥
回纥又被称为回鹘，与突厥同属一个种族，北魏时期因其喜乘高轮车而被称为“高车”或者“铁勒”，是现代维吾尔族的祖先。隋朝时期，回纥就因不满突厥的压榨多次起兵反抗。到了唐朝，回纥联合薛延陀共同反抗突厥，为唐灭亡东突厥起了协助作用。东突厥既亡，北部地区薛延陀和回纥势力逐渐壮大。贞观二十年（646），回纥在其首领吐迷度的带领下，与唐朝联合灭亡了薛延陀，控制了薛延陀的旧地。随后，回纥归顺唐中央王朝，与唐朝的关系日趋紧密。到了唐玄宗时期，回纥占有了突厥的故地，逐步成为漠北强国。天宝三年（744），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怀仁可汗时期，正式建立了回鹘国，回鹘国势强盛，“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
回鹘与唐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双方长期友好交往。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回鹘曾出兵协助唐中央政府平叛。作为回报，唐政府约定与回鹘马绢互市。唐肃宗为了“酬功”，在互市过程中唐政府的绢是以较低的价格来换取马匹的。具体来讲是，唐朝以四十到五十匹绢来换取一匹马，而当时民间贸易的比价是一匹马只可换二十到三十匹绢的。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促进了回鹘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使得回鹘后来一次与唐朝交换的马匹达到十万匹之多，唐政府无力承担，开始逐步限制马绢互市的数量。除了官方间的贸易外，回鹘的许多商人开始进入中原的内地，仅仅居住在长安的回鹘商人就达到千人之众。他们的足迹还达到西域等地，极大地促进了回鹘的经济发展。随着回鹘商业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的市镇在北方草原兴起，特别是回鹘的都城哈喇巴喇哈逊（今属蒙古），遗址中的许多瓦当都有晚唐的风格，足见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回鹘与唐的文化交流对中原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回鹘人乘坐的高车、回鹘装、胡毡帽等都对唐中原地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正如唐朝花蕊夫人所写的一样，这一时期的唐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白居易也描写过当时人们穿着“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见，随着回鹘与唐的交流，回鹘地区的一些习俗也对中原地区的人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8世纪中叶后，回鹘地区的人们开始逐步放弃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到公元9世纪30年代，回鹘地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步激化，加之连年灾害，瘟疫、雪灾造成了牛羊大批死亡，回鹘国势减弱，统治趋于瓦解。840年，黠戛斯率十万骑兵攻破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逊，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汗国灭亡后，余部迁离故地，一部分南下与汉族融合，逐步汉化；另一部分迁至西州（今属新疆）和轮台（今属新疆）等地，被称为西州回鹘或高车回鹘。他们依附吐蕃，为吐蕃代辖天山南北地区，逐步成为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还有少量回鹘人迁到甘州（今属甘肃）等地，被称为甘州回鹘，至宋都世代与中原地区通好，这些地区的回鹘族人就是今天中国裕固族的祖先。
3.吐蕃
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早在公元7世纪时期，吐蕃的杰出首领松赞干布就统一了青藏高原地区，定都逻些（今属西藏），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在统一吐蕃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改革，统一度量衡，制定了历法，创造了吐蕃文字。
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遣使向太宗请求和亲。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之时，带去了中原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医药书籍，还有诸多能工巧匠，大大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这次和亲成为唐蕃文化交流的一场盛宴，增进了两地的联系。到了公元8世纪，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另一个吐蕃赞普尺带朱丹。
唐玄宗时期，尺带朱丹上表奏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可见唐蕃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吐蕃赞普已自认为和唐朝是“合同为一家”。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逻些重盟。823年，将盟文刻石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即历史上有名的甥舅和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长庆会盟碑至今仍然屹立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门前，成为千百年来汉藏两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见证。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蕃一度兵戎相见。吐蕃频繁入侵唐境，夺取了唐的陇右、河西之地，控制了西域，“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吐蕃军队甚至还攻陷过唐都长安城。公元8世纪下半叶，吐蕃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伴随着一系列的对外征伐，吐蕃的势力大大削弱，吐蕃内部的社会矛盾亦日趋激化，到了公元9世纪，吐蕃开始衰落。
4.南诏
唐朝时期，在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居住着一个乌蛮族部落，他们过着畜牧生活。公元7世纪开始，乌蛮逐步向洱海（今属云南）地区迁移，征服了当地的民族，先后建立了六个较大的部落，称为“六诏”，其中的蒙舍诏（今属云南）因位于其余五诏之南，又被称为“南诏”。公元8世纪前期，南诏首领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渐渐统一了其余各诏，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成为我国西南地区一个较为强大的民族政权。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封皮逻阁为云南王。
南诏建国后，与唐的关系时好时恶，双方多次兵戎相见。天宝十年（751），唐与南诏关系不合，南诏转投吐蕃；贞元十年（794），在唐政府的努力下，南诏复叛吐蕃归唐，双方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到了9世纪初，唐与南诏关系再度恶化，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互有损失。唐末，南诏内部矛盾激化，王权旁落。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权臣郑买嗣推翻南诏建立了太长和政权，南诏灭亡。
5.靺鞨
唐朝时期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黑山白水之间生活着靺鞨族。公元7世纪中期以后，居于黑山白水南部的粟末靺鞨和北部的黑水靺鞨逐步强大起来。公元7世纪末，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政权。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此后靺鞨政权就以渤海为号。开元十四年（726），唐正式册封其为渤海国，渤海正式归入唐朝版图。渤海国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紧密，深受大唐文化影响，素有“海东盛国”的美誉。黑水靺鞨与唐朝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唐正式册封渤海国的同年，也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立了黑水都督府，任当地首领为都督，派官员对其各部进行监管。唐末五代之际，渤海国为新兴的契丹所灭，随后黑水靺鞨也处于契丹的控制之下。
6.契丹
契丹起源于鲜卑族宇文部。唐五代时期，契丹活动在中国北方内蒙古地区。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611年，契丹曾遣使入隋朝贡。唐初，契丹一度臣服突厥。628年，契丹各部归附唐朝，唐政府曾在契丹驻地设松漠都督府，管理契丹各部，契丹开始接受唐王朝的行政统治。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起兵与唐交战，屡败唐军。后来武则天发兵并借突厥之力，才击败了契丹。战争结束后，契丹依附突厥自保。715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众归附，唐复设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两年后，唐玄宗把永乐公主嫁给李失活和亲。李失活死后，契丹内部动乱不已，契丹首领可突干再次叛唐，唐为了抵御契丹入侵，加强东北边防军事力量，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并重用胡人安禄山，酿成安史之乱。唐至德（756至758）年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这一时期契丹仍受北部回鹘的控制。9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再次归附唐朝。公元9世纪末期至10世纪初期，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军事首领。耶律阿保机上台不久就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统一了契丹各部，随后又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
对外交往
唐朝时期中国的国力强盛，版图广袤，文化繁荣，是亚洲的文明中心之一，对亚非欧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之唐朝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呈现出积极活跃的态势。
1.唐朝与亚洲各国的交往
朝鲜唐朝时期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早在隋建立之初，朝鲜半岛三国就曾派出使节入隋朝贡通商，与隋朝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唐建立后，朝鲜半岛三国依然鼎足而立，均遣使与唐交好。唐太宗时期，高丽、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经过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长期的军事援助，新罗相继灭掉百济、高丽，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后，继续与唐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交往更加密切。当时来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的人数最多，来唐贸易的新罗商人也是遍布各地。唐文化对新罗的政治、科技、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罗的职官，如宰相、侍中等都是仿唐制而设；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是模仿隋、唐的长安城而建；中国的一些文化典籍《左传》《文选》以及新修的《晋书》等都传至新罗。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在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互帮互助。如新罗曾援救海上遇风漂至新罗的唐朝登州商人，时值新罗国内灾荒，唐政府曾接济新罗国内大量饥民。
日本隋朝时期，日本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隋炀帝时，日本曾派使臣小野妹子入隋朝贡。到了唐朝时期日本和唐的关系更为密切，双方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整个唐朝，日本派出“遣唐使”就有十三次之多，最多时一次达到五百人。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文化，回国后积极推动了日本国内的进步，日本国内孝德天皇的大化改新就是在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大化改新后文武天皇时期的平安京（今日本京都）就是仿唐长安城而建。大化改新时期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和文武天皇时期颁行的《大宝律令》都深受唐朝的影响。许多旅唐的日本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甚至入朝为官，如阿倍仲麻吕曾任唐安南都护的官员。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字叫晁衡，与唐朝诗人王维、李白等有着深厚友谊。后来晁衡归国途中遭遇风暴，误传其遇难。李白听闻伤心不已，赋诗《哭晁卿衡》以记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著名的诗充分表达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真切友谊。此外，唐朝的著名僧人鉴真也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真为唐朝高僧，受日本僧人力邀前去传佛，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六次东渡，最终抵达日本。到了日本之后，鉴真已双目失明，但他依然宣扬佛法，努力传播唐朝的科技、文化、医药知识，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唐朝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交往
唐朝时期海路交通发达，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各国交流逐渐密切。当时东南亚的临邑（今属越南）、真腊（今属柬埔寨）、骠国（今属缅甸）以及今天印度尼西亚群岛上诸多国家都与唐朝政府有着密切的交往。
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唐朝称之为狮子国。狮子国曾两次遣使入唐。据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中所称，在广州的外来商船中以狮子国的商船最大，由此可以看出狮子国与唐朝的密切交往。
南亚次大陆在唐朝之际被称为天竺国。唐朝以佛教为纽带，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唐朝的两位高僧玄奘和义净曾远赴天竺取经，研习佛法。玄奘把取经的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本书也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地区历史、地理和交通的宝贵资料。此外，唐太宗曾派人到天竺国学习熬糖法，提高了中国的熬糖技术。
3.唐朝与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
隋炀帝即位之初就派人出使西域，又令裴矩在张掖掌管西域各国的往来和交通事务。随着隋与西亚各国交往的日益密切，615年，隋朝政府在敦煌设立了西域校尉，管辖涉外事务。到了唐朝，对外交通更为发达，在今天的中亚地区，有着康、石、安、曹等“昭武九姓”之国以及吐火罗等国，这些国家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同唐朝关系友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长期通畅。
唐朝时期西亚的主要国家有波斯、大秦和大食。波斯位于今天的伊朗地区，早在贞观二十一年（647），波斯就遣使入唐，与唐朝交往密切。后来，波斯为大食所侵，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入唐求援，先后客死于唐。波斯与唐之间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的商人大量入唐，带来了许多西亚地区的珍贵物产，当时的长安、扬州、广州都是波斯商人的重要聚散地。中原地区的许多工艺品、丝绸也都传到了波斯或经波斯再向西传。
大秦主要是指东罗马地区。贞观十七年（643），大秦遣使入唐，双方互赠礼物。随后，大秦多次遣使入唐，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两国正式交往之前，大秦就通过丝绸之路在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手中购买了唐朝的许多丝织品。随着双方对外交流关系的密切，大秦的许多杂技、医术传入中国，丰富了唐人的社会生活。
大食就是阿拉伯帝国。唐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与唐通好，许多大食商人来华经商、定居。天宝十年（751），唐与阿拉伯军队在怛逻斯发生了战争，结果唐军失利，许多士兵被俘，这些士兵中有许多人懂得造纸术。战争结束后，造纸术在大食传开，随后传至欧洲，为欧洲的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政府曾借大食兵收复长安、洛阳。大食与唐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许多大食商人纷纷到中国经商，在广州、泉州一带就有许多阿拉伯商人定居，他们把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逐步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早期的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关系史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文化
唐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发展，对外交流的广泛，科举制度的推行以及宗教的兴盛都促进了唐朝文化的繁荣。
1.文学的繁荣
诗歌和词唐朝最负盛名的文学题材就是诗歌，唐朝诗歌的繁荣离不开科举制的刺激。唐朝科举考试最重要的进士科的一些内容就是以考查诗歌为重点，促进了唐朝诗歌的发展。清代编纂的《全唐诗》里录存的唐朝诗歌达48900多首，作者仅可考的就有2200多人，其中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王维、李商隐、杜牧等人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诗人。唐朝诗歌按时间划分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其中盛唐的诗歌成就最大，期间出现了中国诗坛上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的代表作《早发白帝城》和“三吏”、“三别”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不朽作品。盛唐时期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诗人影响也非常大。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有王维的《山居秋暝》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边塞诗的代表作有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除了诗歌外，词在唐朝也很繁荣。词在初唐已经产生，中唐开始盛行。词最早源于民间，词是为了配合音乐，在诗歌的基础上增减字数而演变成的长短句，在声律、手法等方面都受到唐朝近体诗的影响。唐朝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曾经填过词，如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白居易的《忆江南》和《长相思》等。
唐朝的散文与古文运动唐朝的散文成就显著，其中以韩愈和柳宗元最负盛名。韩愈的《原道》《原性》以及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小石潭记》都是唐朝有名的散文。古文运动兴起于唐德宗到唐宪宗时期，前后持续约三十年。当时唐朝社会矛盾尖锐，内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有边患困扰，国家陷入了混乱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一批文人借文学复古为旗，力图整顿纲纪。他们从文学入手，以先秦、两汉的传统散文即“古文”来代替魏晋时期过于注重音律、雕章琢句的骈文。在文学界掀起一场“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他们身体力行，提出许多实用的理论，如提倡加强文人的修养，端正写作态度，勇于创新等，最终在文学领域内取得了成功，为散文的发展立下了功劳。
唐传奇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传奇摆脱了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框架，主角由鬼神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许多文人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创作传奇小说，著名的唐传奇有韩愈的《毛颖传》和柳宗元的《河间传》等。唐传奇的繁荣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积累，唐朝城市经济繁荣带来的市民娱乐需求以及诸多文人的努力共同促进了唐传奇的发展。
2.唐朝史学的兴盛
唐朝的史学取得了较大成就，与前代相比史学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出现了国家专设的修史机构——史馆，官修史书成就斐然；史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新体裁——典志体开始出现；史学开始了自我反省的时期，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评述的书目。
唐太宗年间设立史馆，宰相负责监修，称监修国史。自唐朝以后，我国古代官方修史工作连绵不断，史馆制度功不可没。二十四史中唐朝所修的就占八部，分别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除了正史之外，唐朝的统治者也很重视国史、谱牒和礼书的编纂，它们是唐朝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的重要国史有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人撰写的《武德贞观两朝史》和吴兢写的《唐书》。这些宝贵的史籍成为后代撰写唐史的重要资料。唐朝的门阀士族观念依然很浓厚，官修谱牒长盛不衰，重要的官修谱牒有唐太宗时期的《士族志》和唐高宗时期的《姓氏录》以及唐玄宗时期的《姓氏宗录》。到了晚唐时期，虽然还有许多谱牒之作，但影响和规模已不如从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科举制的兴起和士族的没落，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出身门第，导致了谱牒之学的逐渐衰落。礼书是同谱牒相辅而行的，重要的礼书有唐太宗时期的《大唐仪礼》和唐高宗时期的《永徽五礼》。谱牒和礼书的兴衰是唐朝门阀士族政治命运变迁的一个缩影。唐朝诞生了新的史学体裁——典志体，代表作是杜佑的《通典》。杜佑，字君卿，唐朝京兆万年（今属陕西）人。他历时三十六年完成全书，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等九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是细目，全书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记载历史自皇帝至唐天宝年间，以历代典章制度演变和得失为核心，兼论其他相关内容。杜佑的《通典》创造了典志体史书的范例，革新了史学研究和撰述的领域，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朝史学的又一伟大成就是史学批评著作的诞生，代表作是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徐州彭城（今属江苏）人。曾在武周时期任史官，后因不满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史馆工作的紊乱以及二人对修史工作的干涉，最后愤而辞职，自行撰写《史通》。《史通》的撰成与刘知几良好的史学素养是分不开的，他自幼熟读史书，又有过在史馆修史的经验，史学功底扎实。受启于当时修史工作的实践，促成了他撰写《史通》一书。全书共20卷，分内外篇各10卷。其中内篇39篇，外篇13篇，合计52篇。内篇是全书的精髓，着重叙述了史书的体裁、史料采集、史书表达要求以及撰史原则，评论的主体是纪传体史书。外篇则着重论及史馆制度、正史源流和杂评史家、史著得失。此外还涉及一些作者对历史的看法。全书除内篇有3篇亡佚外，其余49篇保存至今。刘知几曾提出了史学家应必备的基本素养，包括三个方面：才、学、识。这些精辟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当然，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观点也有着一定的缺陷，特别是他所提倡和维护的“名教”观念，这与刘知几受到当时社会上门阀士族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唐朝史学的繁荣与唐朝的历史笔记小说、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勃兴是分不开的。唐朝历史笔记小说兴盛于晚唐时期，如刘的《隋唐佳话》和刘肃的《大唐新语》等。唐朝的历史笔记小说出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的出身、视角以及兴趣各不相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唐朝社会风貌，也为后来五代、两宋的笔记小说发展打下了基础。隋唐两代国力强盛，对民族关系和民族史的撰述也超越了前代，重视民族史的撰写。如隋朝裴矩所著的《西域图记》就对西域地区的历史记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唐朝则更加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有少数民族政权的正史《晋书》。除此之外，唐朝李德裕所写的《异域归忠传》、韦齐休的《云南行纪》以及樊绰的《蛮书》都对我国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作了详细的记述。唐朝对外交通发达，中外交通史也应运而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杜环的《经行纪》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其中《大唐西域记》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
3.唐朝的音乐、舞蹈和美术
音乐、舞蹈
音乐和舞蹈唐朝的音乐继承了魏晋时期的传统，并吸收了周围少数民族和外来的许多音乐和艺术，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创新性。隋朝就有七部乐和九部乐，到了唐贞观年间发展为十部乐。其中主要有西凉乐、高昌乐和高丽乐等。事实上传入中原的音乐远不止十种，十部乐只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音乐代表。唐朝歌舞以大曲最为重要，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乐》。唐朝的舞蹈也十分发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平常的各种社交场合经常有舞蹈表演。唐朝舞蹈也吸收了外来的风格，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唐朝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健舞节奏较快，动作刚健；“软舞”节奏舒缓，动作优美柔婉。另外，来自西域的“胡舞”在唐朝影响也十分广泛。
美术
唐朝是我国古代美术的大发展时期。隋唐两代的许多统治者都爱好书画，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的美术发展。隋炀帝爱好书画，曾撰《古今艺术图》五十卷，唐太宗利用美术作品表彰功勋，并要求美术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唐朝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如阎立本、阎立德两兄弟以及吴道子和张宣等。阎立本的《秦府十八学士》和《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和张宣的《捣练图》都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不朽作品。
唐朝的书法也有很大的发展。书法呈现出碑帖合流的趋势，形式逐步走向工整规范。唐朝书法家辈出，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柳公权和颜真卿等人都是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其中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和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两颗璀璨明珠。
4.唐朝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成就
天文学唐朝的天文学成就显著，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水平提高，新的天文历法著作诞生，创造出了新的天文仪器。《大衍历》是唐朝一部非常优秀的天文历法著作，它纠正了过去历法中的许多错误，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主持修撰《大衍历》的是僧人一行，他在编写《大衍历》时曾带人测出地球子午线的弧长，发现了大地为地球球形的边缘，可惜未能对此进行更深一步研究。唐朝新发明的天文仪器出现在贞观年间，太史李淳风受命制浑天黄道仪，上面标出了赤道、黄道和白道，具有实测和演示的双重功能。后来，一行等人又制造出了黄道游仪，该仪在制订新的历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吸收了印度等外国的天文知识的基础上，唐朝诞生了大批优秀天文学著作。著名的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大衍历》之外，还有《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开元占经》《天对》等。唐朝天文历法水平先进，各种天文历法知识远播到朝鲜等周边国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数学的发展数学在唐朝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用算法的发展和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主要数学成就是解三次方程，代表作是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唐朝数学教育发展较快，隋在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国子寺中首次设立算学。唐朝曾在国子监中设立“算学科”。隋唐两代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数学教育制度，但数学教育发展却屡经兴废。这是与统治者的爱好、数学人才的待遇等有着密切关系的。此外，唐朝曾吸收了印度的许多数学知识，同时还把自身的数学知识远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不断促进自身数学知识的进步。
地理学唐朝政治上长期的大一统局面，同样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方志学在唐朝盛行。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这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方志。《隋书·经籍志》中也记载了大量海内外山川河泽的知识，相关著述达到百余种。中外交流的发展，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一批反映外国地域风情的地理学著作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王玄策的《西国行传》以及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等。僧人义净曾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两部书，详细叙述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地理风情，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两部重要史籍。
医学的发展唐朝医学在继承了魏晋以来医学成就的同时，又不断更新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医学有分科发展的趋势，总结性的医学巨著出现，各个民族之间以及同外国之间的医学交流逐步发展。唐朝的太医署已经分为医学和药学两科。医学内部再分为更加详尽的科目，现代医学中的儿科、五官科、内外科和妇产科等都已经显现雏形。唐朝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是唐朝本草学的重大成果，为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唐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医学交流频繁，特别是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内地许多先进的医学知识，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753年，宇妥·元丹贡布主持修著的《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学体系的初步形成。此外，唐朝在对外交流中也吸收了许多外国的医药知识，在传播医药学知识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医学发展。唐朝最著名的医学著作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被后人誉为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社会生活
唐朝政治上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较前一时期更为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服饰服饰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外在表现，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利用服饰来体现皇权的威严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唐高祖李渊颁布《武德令》，对天子至普通庶民的服饰都有着详细的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富商大贾和贵族间经常出现服饰僭越现象。胡服在唐朝开始成为中原人士的重要服装，男子无论官民都喜好着胡服，还喜欢按胡人的习俗带胡毡帽和穿裤褶等。不仅男子喜好胡服，唐朝的女子也不例外，同样爱好着胡服，骑胡马。安史之乱后，唐与回鹘关系密切。新的胡装——“回鹘装”再次风靡中原。“回鹘衣装回鹘马”，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回鹘对唐内地人们服饰和日常出行方面产生的影响。胡服对唐朝服饰影响十分深远，一直持续至五代时期仍经久不衰。
饮食唐朝疆域辽阔，饮食一般按地域划分为南方和北方。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北方人多以面食为主食。南方水稻种植在唐朝开始增加，产量也有所提高，逐步开始输送到北方。大米也成为北方人的重要饮食类别，渐渐改变了北方人的饮食结构。唐朝的面食以饼最为常见，有汤饼、胡饼和蒸饼等各种类型，饼成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喜好的一种食品。饺子、混沌等其他面食也都相继出现，它们品种丰富、门类齐全，大大丰富了唐朝人们的饮食生活。
唐朝饮食的又一大特点是饮茶之风逐渐盛行，还形成了中国的茶文化，诞生了第一部重要的茶文化著作——《茶经》。茶树的种植和饮茶之风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唐朝茶树的种植面积开始扩大，饮茶之风也开始向北扩展。与此同时，唐政府也与少数民族间展开茶马贸易。《茶经》的作者是陆羽，被后人奉为茶神。他总结了唐朝饮茶盛行时期的制茶、煎茶和饮茶的风尚，并在理论和方法上加以深化和提高，著《茶经》三篇。陆羽和他的《茶经》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居住安居才能乐业，但唐朝的居住状况因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唐朝有著名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规划完整，布局合理，在整个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长安城内部有许多华丽的建筑群，如著名的大明宫、太极宫和兴庆宫，时称“三内”。其中许多建筑的名字被沿用至今，足见其影响之广泛。除了皇宫之外，寺庙道观建筑也很华丽。佛殿建筑中比较有名的是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两处寺院建筑雄伟，外观稳重，是中国古代寺院建筑的典范。一些王公贵族和富商大贾的宅邸也很豪华，唐朝的安乐公主曾自凿池沼，设奇石喷泉，“以抗昆明池”。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竹篱茅舍——只要是能遮风避雨的地方都可能是他们的栖身之地。
交通唐朝的交通发达，特别是驿传制发展迅速。驿传制的发展能够保证政令畅通，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驿传在中央由兵部管辖，道一级设有馆驿巡官和判官，州则由参军分管，县一级交由县令兼管。漕运是唐朝政府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的重要手段。隋和唐初，漕运由工部水布司主管，后来粮食需求增加，漕运压力逐渐变大，唐政府开始命朝中重臣兼转运使主管漕政。唐朝末年，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漕运也逐步衰退。
在陆地上，马和驴是重要的代步工具。唐政府规定：达官贵人乘马，普通民众、工商业者和僧、道不得乘马，突显了唐朝森严的等级制度。在居丧期间或投降、获罪时所有人都不能骑马，只能骑驴或步行。此外，驴、骡和牛等也是一些贫困人们的代步工具，但牛更多时候是作为运输工具被人们所驱使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船。
婚丧礼俗唐朝的婚俗基本上延续前代的“六礼”，只不过在名称和次序上有所调整。按照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个程序进行，这一程序被列入《大唐开元礼》之中，成为官修的义注。唐朝婚礼中有许多特殊的地方，如迎亲时戚属阻婚车索要酒食，新娘在迎亲时以扇掩面，待与新郎见面时去掉，这是魏晋时期遗留下来的婚俗，在唐朝依然盛行。在举行婚礼时还有戏婿和戏妇活动，现在中国许多地区婚礼上盛行的“闹洞房”就与唐朝遗留的戏婿、戏妇婚俗有一定的关系。唐朝婚俗中仍然讲究门第，注重族望，以至于出现没落的士族太原王氏、河北卢氏等豪门大族的卖婚现象。除此之外，唐朝还有“冥婚”的习俗，冥婚一般是男女生前未婚而死，死后亲属为其完婚，这种婚俗相传已久，在唐朝依然盛行。唐中宗时期，韦后乱政，权倾一时。大臣萧至忠曾将亡女赠与韦后之弟汝南王韦洵冥婚，后韦氏败，萧至忠持其女柩归，人以此讥之。
唐朝的丧葬习俗同前代相比已有所变化，厚葬之风盛行，甚至到了过于奢侈的地步。唐太宗、玄宗、代宗等都曾下诏禁止厚葬，但收效甚微。厚葬之风的盛行，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丧葬有关；另一方面与统治者自身厚葬的行为有关，以至上行下效，禁止厚葬的法令也成为一纸空文。厚葬的盛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盗墓猖獗。唐末天下大乱，许多皇帝的陵墓被盗，连修筑坚固完美的唐太宗昭陵也未能幸免，被后梁节度使温韬指使部下盗取。唐朝的丧葬以土葬为主，另外塔葬、天葬、火葬也曾出现过。塔葬和天葬的主要对象是僧侣，火葬主要在北方的突厥等少数民族当中盛行。唐朝丧礼中有“七七斋”、烧纸钱和寒食扫墓等习俗。“七七斋”是距死者死后四十九天内做道超度亡灵。寒食扫墓一般是普通士庶寄托哀思的一种方式，帝王之家一般不行这种葬礼。唐朝人们的乡土观念浓厚，凡客死他乡者需归葬故里。大诗人杜甫客死异地，辗转十余年，其孙才将杜甫的棺柩运回故里下葬。
节日风俗唐朝节日数目众多，内容丰富。有传统节日、宗教节日和其他新的节日。比较重要的节日有除夕、元旦、上元、寒食、端午、七夕和重阳等。这些节日大部分都流传至今，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宗教节日比较有名的是浴佛节和盂兰盆节。除此之外，唐朝一些皇帝也曾特设了少量的节日。传统节日中，除夕和元旦最受人们重视。各家各户有行傩礼、守岁、燃放爆竹和贴春联等习惯，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傩礼是一种古老的驱鬼逐疫仪式，由巫师头戴面具，掌蒙熊皮，穿上红色衣服，手执兵器，率少年扮成伥子在各处与“鬼疫”搏斗。唐朝的傩礼已经显现出更多的娱乐性质，无论是在皇宫内部还是在大街之上，都有大量的王公贵族和庶民百姓竞相观看。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朝廷官吏集中向皇帝后妃贺喜新年，普通庶民也在亲朋好友之间互贺新年。上元节是农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唐朝上元节重视观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喜好在上元节观灯。唐中宗时期，中宗与韦后在闹市观灯，放出数千宫女观灯，结果宫女乘机逃离。唐郭利贞的诗《上元》中写道：“九陌连灯影，千门庆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漫唯愁晓，周游不向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可见当时普通民众出游观灯的热情非常高涨。寒食与清明本是两个不同的节日，但在唐朝已经合二为一。期间有禁火的习俗，还有扫墓祭祖和游春踏青等其他一系列娱乐活动。端午、七夕、中秋和重阳等节日与前代相比并无两异，只是节日中的娱乐气氛增加。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唐人有包粽子和竞渡的习俗。不仅民间自发组织竞渡，有时官府也出面组织竞渡。宫廷之中在端午节期间由皇帝出面召集群臣，共享宴席，皇帝经常赏赐群臣一些宝扇、玉带和粽子等以示恩宠。七夕节因《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增添了美丽的神话色彩，节日的主角是女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红”是衡量女子智巧的重要标准，故“七夕节”又是女子的“乞巧节”。当时无论女性贵贱，都普遍存在乞巧。中秋节唐人的主要习俗是赏月，唐诗中关于中秋赏月的名篇佳句不胜枚举。如王建有诗云：“月似圆盛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棱。夜深尽放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徐凝的
诗云：“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重阳节在农历的九月初九，因为九为阳数，两九相逢，故为重阳。唐朝重阳节时间已有所变化，提前到八日或推后到十日均可。重阳节期间有登高、佩茱萸和饮菊花酒等习俗。诗人王维所写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记载的就是当时重阳节的一些习俗。
除了上述中国传统节日外，外来宗教节日在唐朝的影响也逐渐广泛。浴佛节在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随着佛教的盛行这一节日也为唐人所接受，至今在中国依然存在。盂兰盆节在农历七月十五，道教称其为“中元节”（鬼节）。节日期间有普度、结缘、放生和放河灯的习俗，部分习俗延续至今。统治者特设的节日也比较多，如唐德宗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并制定了一些相关习俗。玄宗时期始定皇帝生日为节日，玄宗的生日定为千秋节，肃宗的生日定为天平地成节，代宗的生日定为天兴节。但这些节日的影响远不及传统的社会节日。
“安史之乱”与唐的灭亡
“安史之乱”唐玄宗早年曾励精图治，但到了后期逐渐怠于政事，沉湎酒色。任用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朝政日趋腐败。天宝年间，一度繁荣昌盛的唐王朝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王朝逐步由盛转衰。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揭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叛军迅速南下，河北、河南许多州县相继沦陷，东都洛阳也落入叛军之手。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自称大燕。紧接着潼关失守，通往关中的大门被打开。玄宗携带杨贵妃及众臣仓皇西逃，随行人马至马嵬驿（今属陕西）时，随行士兵发生哗变，杨国忠被杀，玄宗被迫缢杀杨贵妃。随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北逃朔方，在灵武被宦官李辅国等人拥戴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
肃宗即位后，先是调动西北部边防驻军，然后向回纥借来一部分精兵，全力反击叛军。与此同时，叛军“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女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弱老幼皆以刀槊杀之”。叛军的种种暴行激起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至德二年（757），叛军内部也逐步出现分裂，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后来又被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再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自身力量，唐肃宗启用了大将郭子仪等人与借来的回纥兵，经过长期的战斗，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史朝义自杀，余部向唐政府投降，才基本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给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唐中央集权遭到了削弱。许多地区只是名义上的归降唐朝，安史叛将把持了部分军事重镇，日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边境地区，唐朝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特别是吐蕃乘机占领了西域和河陇地区，给唐朝边防带来巨大压力。经济上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北方富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藩镇割据唐中央政府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举措失当，任命了一批安史叛将为地方节度使。他们虽名义上投降但实际上保存了相当的势力。另外，在平叛过程中，一些手握重兵的刺史也被封为节度使。因此，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政府各地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割据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节度使的任命不通过唐中央政府，而是藩镇内部父子、兄弟传递或者军士拥立，唐政府只能接受既成的事实。而藩镇内部的赋税和户口等事务均由藩镇自行掌握，不由朝廷管辖。一些势力较大的藩镇经常与中央公开对抗，起兵作乱。其中最为骄横的就是“河朔三镇”即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其他的藩镇如东南藩镇则为唐中央提供了经济支持，边关的藩镇从武力上巩固了关中。中原藩镇具有遏制河朔藩镇和沟通江淮地区的作用。唐中央政府也曾为消灭藩镇展开了长期斗争，德宗时期，唐中央政府准备消灭藩镇，结果激起了“四镇之乱”，德宗时期的削藩最终归于失败。宪宗时期，一度对藩镇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平定了淮西之乱，许多藩镇如卢龙、成德等重镇也相继归附。但在宪宗死后不久，河朔三镇再次复叛，唐中央政府已无力与叛镇抵抗。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了唐朝灭亡。
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朝的宦官专权“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玄宗时期，宦官人数增加，许多宦官被任命为监军，宦官干政现象开始逐步出现。玄宗朝的高力士和肃宗时期的李辅国，代宗时期的程元振以及文宗时期的仇士良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宦官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在掌握了禁军统治权以后，权力日重，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被宦官把持。唐朝后期的顺宗、宪宗和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穆宗后的八个皇帝，其中七个是宦官拥立的。宦官专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唐末，直到昭宗天复三年（903）为朱温所灭。唐朝的“朋党之争”也被称为“牛李党争”，这是一场出身不同的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牛李党争”自宪宗朝开始，持续到宣宗朝，近四十年之久。牛党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科举进士出身；李党则以李德裕、郑覃为首，出身门荫。两派之间长期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为达到本派的目的，甚至不惜拉拢宦官势力，严重削弱了唐中央政府的实力。
黄巢起义与唐的灭亡“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内忧外患加剧，政局动荡，统治愈加黑暗。经济上，大肆兼并土地，各级官吏贪污腐败，对人民横征暴敛。军事上，对内对外战争频繁，兵役繁重。咸通十四年
（873），关东大旱，庄稼绝收。唐政府却依旧催粮要款，广大民众走投无路，被迫流亡各地。唐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最终导致了黄巢起义的爆发。黄巢，曹州冤句（今属山东）人，盐贩家庭出身。早年曾参加科举，屡试不中，逐渐产生了对现实不满和推翻唐王朝的想法。乾符元年（874），濮州（今属山东）人王仙芝在长垣（今属河南）聚众起义。黄巢也响应王仙芝，聚众起义。次年，克曹、濮二州。一时间，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反唐的洪流当中，形成了“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的局面。后来王仙芝牺牲，黄巢成为起义军的领袖，自称“冲天大将军”。他采用流动作战的方针，率大军屡败唐军并于广明元年（880）自洛阳西克潼关，挺进关中，占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但是起义军没有乘胜追击唐政府的残余势力，给了其反扑的机会。中和三年（883），唐政府集结了十余万军队对起义军展开攻势，起义军不敌，被迫撤出长安。次年六月，黄巢在泰山狼虎谷战死，起义归于失败。黄巢起义虽败，但却加速了唐的灭亡。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许多藩镇势力渐长。唐中央政府也逐步被一些强藩所控，以致“王室卑微，号令不出国门”。天祐元年（904），被唐廷封为河南宣武节度使的黄巢起义军叛将朱全忠掌握了唐朝的军政大权，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又将其废掉，立其子李柷为傀儡皇帝。三年后，朱全忠废掉李柷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定都开封。唐王朝正式灭亡。唐自618年建国，907年灭亡，历时289年。
唐亡后，在中原地区先后兴起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在这五个政权周围的西蜀、江南、岭南河东等地也相继存在着十个小的政权，历史上把这些政权统称为“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进一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时期诸国纷争，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但在长期的纷争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因素，五代后期的后周逐步强大，周世宗顺应历史潮流，锐意进取，渐渐具备了统一的条件，整个社会也由分裂走向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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