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独院地主奥夫谢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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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读者,我要向诸位介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他身材高大,体态丰满,容貌略似科莱洛夫,一双神采奕奕而又充满智慧的眼睛在低垂的长眉之下闪烁着,他很有精神,说话从容不迫,步履迟缓而稳健,此公就是奥夫谢科夫。他总是身穿一件肥大的蓝色长礼服,长长的袖子,纽扣总是从上到下一个不漏地扣得整整齐齐,颈上围着一条浅紫色的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油光锃亮的长筒皮靴,还带着流苏,乍看上去,此人很像是一个富商。

    他的威严和镇定、机智和慵懒、刚直和固执,常让我回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贵族王公。他是旧时代遗老遗少中的一员。

    乡邻们都很敬重他,以与他交往为荣。同时代的独院地主们也都很崇拜他,从远处一看到他,便毕恭毕敬地脱帽致意,并且把他引为骄傲、视为典范。

    事实上,在我们这里很难区分独院地主和农夫的差别:他们的产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差,马都是勉强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小牛还没有荞麦高。

    可是,奥夫谢科夫倒是例外,虽然他不算是富翁。他和他的妻子同居一室,屋子狭小但很舒适整洁,家里仆人也寥寥无几,他让他们都身穿俄罗斯民族服装,还称他们为雇工。他们也给他耕地种田。他从不假冒贵族,也不佯装地主,他从不曾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忘乎所以”地摆谱。初次被邀请入席时,他绝不马上落座;新客人到来,他一定要起立欢迎,但他那庄重而可亲的神态,却显示出一种威仪,使客人们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把腰弯得更低向他鞠躬施礼。奥夫谢科夫总是睡午觉,每逢星期六都要洗个澡,读的书一律是宗教书(读书的时候,总是郑重地把一副圆形的银框眼镜架到鼻子上),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睡早起。他的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理成德国式。他款待客人时非常热情、诚恳,却从不向他们鞠深躬、行大礼,而是不卑不亢;也从不匆忙奔走而显得过于殷勤,不用什么干果和腌制的东西招待客人。“太太!”他从容不迫地说道,依然坐着,只是把头略微地转向他的妻子,“拿些好吃的东西招待客人吧。”他认为出卖粮食是一种罪过,因为粮食是上帝的恩赐。

    1840年,闹饥荒,粮食奇缺。在粮价飞涨之时,他把家中全部的存粮分发给邻近的地主以赈济农民。到了第二年,他们纷纷带着食物满怀感激地来报答他的救济。乡邻们遇到什么疑难和纷争,经常跑来请奥夫谢科夫解决,让他为他们评理和调解,他们几乎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忠告。很多地界纷争问题就是因他的帮助而解决的。但是在两三次调解女地主间的争端之后,他便郑重声明:从此再也不为女人之间的争端调解。他讨厌忙乱着急、张皇失措,讨厌婆娘们之间的扯皮和无聊斗嘴。

    他有一位贤妻,与他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奥夫谢科娃。她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性,端庄高雅、沉默寡言,头上总是围着一条棕色的绸围巾。虽然她平时看上去有些严肃冷淡,但没人抱怨她严苛无情,正好相反,很多穷人都称她为好妈妈和大恩人。她的脸庞端正清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直到如今还风韵犹存,足以证明她当年是位鼎鼎大名的美女。遗憾的是,这一对老夫妇没有孩子。

    我是在拉吉洛夫家认识这位老人的,几天之后,我就去拜访了他,他恰好在家。当时他正坐在一把皮质安乐椅上,读着《经文月刊》。他的肩上有一只灰猫趴着打瞌睡。他依照自己独有的习惯,亲切而又庄重地接待了我。我们两人便聊了起来。

    “卢卡·彼得洛维奇,”聊天时我顺便问,“从前,在您的时代,是否比现在好一些?”

    “不,我认为旧时代并无什么特别值得炫耀之处。举例来说,您现在是地主,是和您那位已故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您却没有那般威风和势力了!再说,您本来就不是那种人。我们如今也受别的地主的欺凌,但这种事看来还是在所难免的。唉,俗话说得好,或许麦子磨过后终会变成面粉的——也就是说,也许熬来熬去,日子会更好过一些。是啊,我年轻时见惯了的东西,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都是些什么事呢?您举个例子说说吧。”

    “要举例子,那就再来聊聊您的祖父好了。这位老太爷可算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他常欺压我们这些难兄难弟。您也许知道吧——如今是你们家的燕麦地——要知道,这块地本是我们家的财产,确确实实是我们家的。但您的祖父却硬从我们家里夺走了,他骑着高头大马出来,随随便便一指,说道:‘这是我的领地。’这块地就成了他的财产了。先父(祝他早升天堂)是性情刚烈、宁折不弯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白白舍弃呢?于是他就向法院起诉了。但只有他一个去告状,别人都没跟去,都怕你们这位老太爷。甚至还有人跑去向您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科夫告了他的黑状,告他霸占人家土地。您的祖父听了立刻大发脾气,马上派他的猎师帕乌什带了一伙家丁闯进我们家,不由分说就抓走我父亲,带到你们家的世袭领地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家伙,光着脚跟着去了。您猜怎样?这伙人把我父亲带到你家的窗户底下,抡起棍棒就一顿揍,真是凶狠极了!但您的祖父却在阳台上看热闹,您的祖母也在——坐在窗前。我父亲就大声疾呼:‘大娘,玛丽娅·瓦希利耶芙娜,求您怜悯我,为我说说情吧!’可是她毫不理会。无论怎么呼喊,她都无动于衷,反倒挺直了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硬逼我父亲声明交出这块田亩,还强迫他要为饶他不死而感恩戴德,于是这块田就成了你们家的了。真是太过分了!您不妨去打听打听,问问你们那些庄户人家,这块地叫什么?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叫‘棍棒地’,因为它是用棍棒夺来的。正因如此,我们这些无权势的小人物对从前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好怀恋的。”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奥夫谢科夫,而且也不敢抬眼正视他的脸。

    这位老人依然平心静气地侃侃而谈:“那时我们还有一位乡邻,他姓科莫夫,名叫斯潘杰。他可整苦我父亲了,真是绞尽脑汁来折腾人。这个人嗜酒如命,还喜欢大摆酒席、宴请宾客,几杯白酒下肚,就开始耍酒疯,用法语说‘这很好’,舔舔嘴唇,就大闹特闹,真是天翻地覆!他派人去‘请’所有的邻居都到他的家里来。他把马车都备好了,就在你家的门口等着。要是你不去,他立马就亲自闯进你家里——这可真是个大怪物!”

    “有时来了兴致,他突然跳起来叫道:‘上帝的恭顺奴仆们,快来跳舞,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让我开开心!’他让你跳,你就得跳,还得玩命地跳。他把自己家里农奴的女儿们可折腾苦了,让她们通宵达旦地合唱,一刻也不许停,一直唱到旭日东升。”

    “有一次他大醉时瞎折腾,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了……看,从前我们的乡邻中就有这样一些宝贝!”

    “沧海桑田——世道大变了!”我说道。

    “对呀,对呀,”奥夫谢科夫赞同地说道,“真可以这样说,在过去历朝历代,贵族们生活得过于奢侈了。至于说到达官贵人,就更没法说了,这号人物我在莫斯科见得太多了。听说,如今那里也没这号人物了。”

    “这么说您去过莫斯科?”

    “去过,那是老早以前了。我现年七十三岁,去莫斯科那年才十六岁。”奥夫谢科夫感触很深地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儿都见到过什么人?”

    “看到过很多达官贵人,形形色色的都看到过,他们的生活可谓是一掷千金、奢华至极,真叫人惊叹不已。可是这些人中无人可以和已故伯爵阿列克谢·格雷高利耶维奇·奥尔洛夫·切斯明斯基相比。我之所以能常见到阿列克谢·格雷高利耶维奇,是因为我的叔父是他府上的管家。伯爵的府邸位于卡鲁伽门附近的沙波洛夫卡大街。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达官贵人!那种神采风度,那种文明度量,真是难以想象,真是难以言表。他身材高大,仪表威严,神采奕奕。还有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光彩逼人!你还没结识他、没有接受他时,他仿佛令你害怕,望而却步。等到你一接受他,他就会让你感到温暖得如同太阳一样,使你通体欢畅。他对人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他都亲自接见。他性情爽朗,爱好一切。赛马时跟什么人比赛都行,而且总是亲自披挂上阵。他从不一开始就超过对手,他不难为对手,也不让人灰心,只是到了最后才赶到最前面。他从不扬扬自得或以势压人,比赛之后,总是亲切和蔼地安慰对手,还连声称赞对方的马匹。”

    “有无数穷人和乞丐都得过他的救济,靠着他的恩赐得以活命……他施舍出的钱财真是数不胜数!可他要是发起脾气来,那可真有些雷霆万钧,让人惊恐万状。不过遇到这种时候,你也不必惊慌:用不了多少工夫,他就会转怒为喜,很快露出笑容。”

    “当我逗留在莫斯科时,他发起了一场俄国空前盛大的猎犬比赛:他把全国的狩猎高手都请到他家,规定了具体的比赛日期,还给了三个月准备期。全国各地的狩猎高手都蜂拥而至。还带来了很多的猎犬和猎犬师——哈,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真是千军万马!首先是大开筵席,然后‘大队人马’就开拔到城郊去比赛。看热闹的人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来,真是人山人海,壮观非凡啊!您猜怎样?您祖父的那条猎犬真叫棒,胜过了所有前来参赛的猎犬!”

    “是那条米洛维特卡吗?”我问道。

    “是!正是米洛维特卡。伯爵于是就恳请您的祖父:‘把你这条猎犬卖给我吧,多少钱都行。’您祖父却说:‘不,伯爵,我不是狗贩子,也不是商人,就是我穷到衣衫褴褛的地步,我也不会卖。我甘愿做俘虏、当人质。’阿列克谢·格雷高利耶维奇听了以后,连连称赞:‘佩服至极。’于是,您的祖父便用马车把这只米洛维特卡带回家去。后来米洛维特卡死时,您祖父还奏着哀乐为它送葬,并把爱犬葬在了花园里,还在坟前立了刻有铭文的墓碑。”

    “如此看来,阿列克谢·格雷高利耶维奇不会欺负任何人?”我说道。

    “是啊,俗话说得好,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哪!”

    “那个帕乌什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沉默一会儿,我又问道。

    “怎么,您知道米洛维特卡的故事,却不了解帕乌什是何许人?他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头,也是经管猎犬的人。您祖父喜欢他就像喜爱米洛维特卡一样。他一叫起猎犬来,那声音简直使森林为之一动。可一旦他的倔劲儿上来,便什么也不管,跳下马背,往地上一躺。猎犬听不到他的呼叫声,哪怕看到猎物的新鲜足迹,也不去追踪,就算是再好的猎物,近在咫尺也不去搜捕。嘿,您的祖父见此情景,立刻怒不可遏!‘不绞死你这坏小子,我就算白来这世上走一遭了!我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我要把你这恶棍大卸八块!’可是骂到最后还是得派人去问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不吆喝猎犬去追捕猎物。帕乌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酒喝。等到灌完了酒,便从地上爬起来,又不要命地去吆喝猎犬了。”

    “看起来,您也很喜欢打猎吧?卢卡·彼得洛维奇。”

    “喜欢倒是喜欢……确实,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大展宏图的好年华已经过去了,那时青春年少……不过您要知道,身份的差别也是很麻烦的,干起来并不轻松。我们这样的人没必要跟在贵族老爷后面张罗。有时他们一高兴,便会拿你寻开心。给你一匹不像样的劣马,走路一瘸一拐的;动不动就一把掀走你的帽子,然后往地上一丢;有时又用鞭子来轻轻抽你几下,就像打马一样。可是你呢,自始至终还要赔着一张笑脸,让人家开心取乐。不,我可得告诉您,身份越是卑微,就越要有骨气,不然就只能是丢人现眼、自取其辱。”

    “是啊,”奥夫谢科夫感叹一声,接着又说道,“如今时代不同了,世道也变了,尤其是在大贵族之间,我也看到了不少变化。那些领地少的人,或者做官就职,或者远走他乡。而那些领地多的人呢,也是今非昔比。这些大地主,划分地界时的落魄样子,我可是见得多了。值得告诉您的是,现在一见到他们,我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不像从前那样作威作福,也不像从前那样飞扬跋扈,而是变得斯文随和了。而且有一点让我惊奇不解的是,他们个个学识广博,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对实际问题却一窍不通,连自身利益是否受害也弄不明白,因而连他们的农奴管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戏弄和哄骗他们,像玩弄马轭一样。”

    “您大概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罗辽夫吧?这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贵族。他英俊超群,家财万贯;上过大学,好像还游历过外国;言辞伶俐,举止文雅,为人谦逊,见到我们都要握手致意。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福·伊利契之邀,到别辽佐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福·伊利契对我们说:‘诸位先生,现在必须划分地界了,其他一些地区比我们走得快,这是很不光彩的,会惹人笑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干吧。’于是就开始了划分地界的工作。和往常一样,大家商讨起来,争论不休,我们的代理人闹起了别扭。第一个吵起来的不再闹了。紧跟着别人又吵闹起来,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

    “我那可爱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罗辽夫坐在屋角里,咬着手杖柄,无可奈何地直摇头。他已经站起身,示意要讲话。经纪人赶紧说道:‘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要讲话。’贵族到底是贵族,真算通情达理,全体在场者立刻鸦雀无声。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开始讲话,他说:‘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为何要到这里来聚会。’又说道:‘表面看来,划分地界对领主有利,而且必须这么做,但实际上究竟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让他们的耕作更方便一些,让他们能应付赋税的劳役。不然像现在这样,实在太麻烦了。他们连自己要种的地都不知在何处,得跑到五六里远的地方去耕作,而且也没办法处罚。’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后来还说:‘对农民的福利无动于衷,那是地主的罪过。’又说:‘归根结底,如果仔细考虑周全,就会明白,其实农民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也就好过了;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我们也好过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为了芝麻绿豆的一点儿小事,就吵个没完,也是一种罪过,是不划算的愚蠢行为……’他不厌其烦地说了又说,这些话要多精彩有多精彩!而且句句都动人心弦。”

    “那些贵族们听了,一个个都羞得低下了头。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说真的,连古书也没讲得这么深刻呀!可是结果又怎样?他自己的那四俄亩荒草丛生的沼泽地,说什么也不让出来,死活都不肯卖。他还觍着脸说:‘我会吩咐家丁去把这块沼泽地的水排走弄干,我要在这块地上建一座改良的制呢厂。’他又振振有词地说:‘我早就选中了这里,关于这件事我都计划好了……’若是真的,也算情有可原,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到现在他也没让人去把那块沼泽地排水弄干。”

    “原来如此,原本我还以为您是保守派呢。”

    “我嘛,自当别论,我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那点儿产业又算什么呢?我又没有本事升官发财,立身处世只求光明磊落、合法合理,这就感谢上帝了!年轻的先生们都不喜欢过去的一套,我很赞赏他们……现在应该聪明一些了。”他回头望望,凑近我身边,接着小声说:“您听说过关于瓦希利·尼库拉伊奇的事吗?”

    “没有,不曾听说过。”

    “他年纪轻轻,刚刚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于是就跑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庄稼汉们都好奇地跑来看自己的主人。他们一看,惊奇万分!这位老爷竟穿着一条棉绒裤子,活像个车夫,脚上一双绲边靴子,身穿一件红色衬衣,上衣也像赶大车的,一脸大胡子,头戴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你们好啊!’他问候大家,‘兄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汉们都给他鞠躬行礼,可是都不敢出声,您知道,因为他们都害怕。于是他就对这些人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我爱俄国的一切,我有一颗俄国之心,我身上流的也是俄国的鲜血……’说着,他突然命令道:‘来,伙计们,大家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

    “庄稼汉们一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两腿直抖,有个胆大些的也只唱了半句,立刻就蹲下去,藏到别人身后去了。这位瓦希利·尼库拉伊奇却像一位深闺大院的千金小姐,只知道读书作文,要不就朗诵赞美诗什么的,不和任何人交往,见到生人就远远躲开,总是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好像有满腹忧愁并显露出一副寂寞无聊的样子。他家从前的那个管家起初没弄清底细,总是忐忑不安,害怕得要死,就像一只馋嘴的猫一样,偷吃人家的东西,心里有鬼!瓦希利·尼库拉伊奇叫来管家,还没对他说什么呢,自己倒先弄了大红脸,而且您想想,连呼吸都急促了:‘你为我办事一定要秉公守信,不准仗势欺人,明白了吗?’还有更离奇的事呢:这位老爷还给他的农户鞠躬行礼,和蔼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慌了神。您说这事多怪!”

    “好了,我们不谈贵族了。”我急忙说道,“您还是给我讲讲关于独院地主的逸闻趣事吧,卢卡·彼得洛维奇,好吗?”

    “哪有可讲的呢?算了吧……”他急忙推辞道,“咱们还是喝茶好了。”

    他说完就不吭声了。茶端上来了。这时,他的妻子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起身,走到我们身边又坐下。那天晚上,她有好几次静悄悄地走出去,又静悄悄地走了回来。

    “今天米嘉来过一次了。”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低声说道。

    奥夫谢科夫立刻紧皱眉头道:“他来干什么?”

    “是来赔礼道歉的。”

    奥夫谢科夫不耐烦地摇摇头。

    “唉,您说说,”他把脸转向我说,“这些亲戚,让我怎样来应付他们才好呢?不搭理又不合适……这不,老天竟然赏给我这么个宝贝侄子。论聪明,这小子没什么可挑剔的,办事也伶俐,学识也不错,不过,照我看来,这孩子没有什么前途。他本来是给公家做事,后来说不干就辞职不干了,说什么没有好前程。好,现在倒不错,在家里逍遥起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谁想他当上讼棍了!专替那些庄稼汉写状子、写呈子,给乡警们出鬼点子,揭土地丈量员的老底,出出进进,成了酒店的常客,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市侩小人,还经常和旅馆里打杂的一起鬼混。这不明摆着是自找麻烦吗?区里和县里的警察局长都警告过他好几次了。算了,不提了,他是不是还等在那间小屋里呢?”他扭过头来对他的老伴说,“我还不了解你吗,总是发善心护着他。”

    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急忙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嘉!”

    米嘉应声走了进来,他看样子二十八九岁,身材高高的,体形匀称,一头鬈发。他一看我在,就在门口站住了。

    “喂,过来吧,过来,”这位老人说,“有什么好害臊的呀?要感谢你的伯母,她替你说过好话,求过情了……哎,先生,我来和你介绍一下,”他指着米嘉对我说道,“这是我的亲侄子,但是我没办法管好他!浪子回不了头了!(我和米嘉相互鞠了躬)你说说看,你在那边又惹出了什么乱子,他们为什么告你?说给我们听听。”

    米嘉明显不乐意当着我的面来谈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伯父。”他低声请求。

    “不行,为什么要等以后再说呢,现在就说明白。”老人坚持要他说,“难道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觉得难以启齿?那倒不错,那就洗心革面吧。现在你就说,我们都听着呢。”

    “伯父明断。列舍济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找我说:‘老弟,帮帮忙吧。’我便问道:‘是什么事儿呢?’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的粮仓是很不错的,也就是说,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忽然来了个当官的,说要奉命到我们这里来检查粮仓。检查之后,这个当官的说:‘你们的粮仓管理很混乱,糟糕透顶,有严重管理不善之处,我一定要汇报上级。’我们听后就问道:‘究竟哪里管理不善呢?’他却说:‘这个问题嘛,我自己有数……’于是我们就聚在一起,想出了一个解围的办法——塞些钱给那个当官的,这叫花钱买平安。但那个普罗霍雷奇老头儿却不同意,他说:‘这样只能使他们这号人更贪婪、更无法无天地勒索了。这样不成,难道我们就没有地方说理啦?’我们听他说得在情在理,就照他说的办——不给钱。但那个当官的却恼羞成怒,提起诉讼,递上呈子。这会儿就传我们到法庭打官司。我就接过话茬儿问:‘那么你们的粮仓是否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呢?’‘上帝作证,确实无可挑剔,储粮的数量也是法定的。’我又说:‘那你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于是我帮他们写了状子。现在不清楚双方谁能胜诉呢……至于有人为这件事情到您这儿来诬告我,来搬弄我的是非,那不是明摆着的吗?是谁都应该向着自家人吧。”

    “哼,先不要得意忘形地胡吹,你迟早得丢了那颗脑袋。”老头儿又担心又生气地说,“你真的是完全疯掉了!”

    “哎,伯父,不是你亲口对我说过……”

    “我就猜到了,猜到了你要和我说什么。”奥夫谢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不错,我说过,做人要光明磊落,而且应该乐于助人,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是你一直都这么做吗?不是总有人请你下馆子吗?他们请你喝酒吃饭,给你鞠躬施礼,还说:‘德米特里·阿列克谢伊奇,好心的先生,请帮帮忙吧,我们一定会感谢你的。’于是乎,就悄悄塞给你一个银卢布或者五卢布的钞票。你说,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不可告人的事?你给我说说清楚,到底有没有?”

    “这种事儿确实是我不对,”米嘉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道,“但我从来都没拿过穷人的钱,从来不昧良心。”

    “现在你没拿,等哪天你困难了,就该毫不犹豫地伸手了。不昧良心……哼,你呀,好像你一直是完美正义的守护者!但你却忘了鲍尔卡·别列霍多夫这家伙了吗?是谁为他东奔西跑,为他卖命奔波呢?是谁包庇了他?你说呀!”

    “别列霍多夫那是他自找的……”

    “他挪用公款……能算芝麻小事吗?别开玩笑!”

    “但是,伯父,您要知道,他很穷,穷得叮当响,老婆孩子还一大堆……”

    “他很穷,很穷……穷什么!他是个酒徒,他是个赌棍,他是个无赖——他就是这么把自己折腾穷的!”

    “他是因为心里难受才喝酒的,他想借酒浇愁。”米嘉低声辩解。

    “因为心里难受?得,既然你心肠这么好,那你就应该做点儿实事帮助他,而不是跟他一起去酒店喝酒。他就会信口胡扯骗人,而你倒真信他的鬼话!”

    “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在你眼里谁都是好人!……看,怎么样,”奥夫谢科夫转身对他老伴说道,“给他送去了吗?哦,就在那儿,你知道……”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点点头。

    “你这些天都去哪儿了?”老头儿又问米嘉。

    “在城里。”

    “一定又是在那里打台球、喝闲茶,再不就是弹吉他,要不跑衙门,坐在后屋里写状子,再不就跟那些商人的子弟们瞎胡闹,是这么一回事吧?你倒给我说说看!”

    “就算如此吧,”米嘉嬉皮笑脸地答道,“哎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内奇·冯济科夫请您周日到他家赴宴。”

    “我才不到这个大肚子家里去呢。招待你吃的鱼那么贵,一百多卢布,可是油的味道却那么怪,原来是哈喇油。一辈子也不想搭理他!”

    “啊,我还遇见了菲多茜娅·哈米伊洛芙娜了。”

    “哪一个菲多茜娅?”

    “就是地主加尔宾钦科家的,加尔宾钦科就是那个买下了米库利诺村产业的地主。菲多茜娅原来是米库利诺村人。她在莫斯科当了女裁缝,出了代役租,向来按时缴纳租金,每年一百二十八个半卢布……她经营裁缝店可是顶呱呱的,在莫斯科无数人找她做衣服。但这个加尔宾钦科写信叫她回来,还把她扣在这里不准走,却又不分派什么活给她。她走投无路,很想赎身,而且也跟主人说过这件事,但加尔宾钦科就是不答应。伯父,您和加尔宾钦科很熟,就请您给她说说情吧!菲多茜娅为了赎身,花多少钱都愿意。”

    “不是你破费吧?是吗?我会去替她说说情。不过,我不敢担保一定就能说成。”老人不十分乐意地说道,“这个加尔宾钦科,天晓得,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吝啬鬼,为人刻薄至极。他专门倒卖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是谁弄这个宝贝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伯父,您就帮帮忙吧。”

    “好,我就帮这个忙。但是你可要注意啦,千万要小心!我不能老是帮你解围呀……我又不是一个权大势大的人。好了,现在你去吧。”

    米嘉走了。达吉亚尼·伊里尼奇娜也跟着出去了。

    话音刚落,通往前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矮子,花白头发,身穿一件天鹅绒大衣。

    “啊,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科夫高兴地说道,“您好!近来可如意?”

    这位弗兰茨·伊凡内奇·布莱恩是我的邻居,一个奥加尔省的地主,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获得俄罗斯的荣誉称号。他生在奥尔良,父母均为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的侵略军来到了俄国,充当鼓手。刚到俄国,一切都还顺利,于是我们这位法国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入侵了莫斯科。但在逃窜回国途中,这个可怜的布莱恩先生却差点儿被冻僵,狼狈不堪,战鼓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结果被斯摩棱斯克的庄稼汉给活捉了。庄稼汉们把他关在一个停产的羽绒厂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把他扔进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河,让他到河里旅行一番。就在这伙人乱哄哄地抓着他的脊背往下推的时候,忽然一阵马铃声从远处传来。布莱恩听了喜出望外,好像看到了救星。只见堤坝上驶来一辆大的带篷雪橇,高高的后座,还铺着五光十色的毛毯,驾套的是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雪橇上坐着一个肥胖的地主,身穿狼皮大衣,红光满面,神气十足。

    “你们在那儿做什么呢?”他问庄稼汉们。

    “我们要把这个法国佬扔进河里,老爷。”

    “哦。”地主无动于衷地答应了一声,扭过头就要走。

    “先生!先生!救救命吧!”可怜的法国佬大叫起来。

    “哼,哼!叫什么叫!”穿狼皮大衣的地主怒气冲冲地责骂道,“可恶的东西,跟着拿破仑纠集了十二个民族来侵略俄国,放火烧了莫斯科不说,还盗走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罪无可赦!这会儿却叫起先生来了。当年的威风哪儿去了?这会儿夹着尾巴喊救命了!活该倒霉,报应!……咱们走,费尔卡!”马拉着雪橇又赶路去了。

    “喂,慢点儿,停停!”地主又说话了,“喂,你这个法国佬,懂音乐吗?”

    布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的问话,立即点头示意他懂:“是的。先生,是的,我懂,我是个音乐家,什么乐器我都在行!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

    “嘿,算你走运,”地主感叹地回答,“乡亲们,饶了他吧。我赏你们二十戈比酒钱。”

    “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走他。”

    布莱恩被吩咐上了雪橇。他高兴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感激得痛哭流涕、全身发抖,一个劲儿地给这位地主、车夫以及那群庄稼汉鞠躬,千恩万谢。他只穿了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在凛冽冬日里都快冻僵了。地主看看他那冻得发青的脸孔,便一声不响地把他裹进自己的皮大衣里,就这样把他带回了家里。

    仆人看了,全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忙着给这个法国佬取暖,暖和过来以后,让他饱餐一顿,又让他换了身衣服。然后,地主便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们。

    “喂,宝贝们,”地主对女儿们说,“我给你们找来了一位教师。你们不是总缠着我找一个人来教你们音乐和法语吗?看,我现在就给你们找来了一位法国人,他还会弹钢琴……来吧,先生,”他说着,一面指着一架五年前从卖香水的犹太人那里买来的钢琴,“给我们表演表演你弹钢琴的技巧,弹吧!”布莱恩心惊胆战地坐在椅子上,因为他平生从未碰过钢琴,更别说弹了。“弹吧,弹弹吧!”地主不断地催促着。这个可怜虫魂不附体地敲击着琴键,就像敲鼓一样,胡弹了一会儿……“当时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后来他和别人讲起这件事时说,“我的救命恩人肯定会揪住我的领子,撵我出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被迫即兴表演的音乐家弹完了,竟平安无事,真叫他惊喜万分!因为那位地主老爷听了一会儿,竟还很赞赏,还很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地主说,“看来你还真有点儿音乐才能。好了,现在休息一下吧。”

    两个星期之后,布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了另一个地主家。那个地主富有且学识丰富,他很喜欢布莱恩那种活泼而温良的性格,并且把养女嫁给了他。从此他便时来运转,不仅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还摇身一变成了贵族。

    就是这个布莱恩,或者像现在这样,都称他弗兰茨·伊凡内奇,也就是刚刚走进奥夫谢科夫房间里的那个矮子,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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