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山虎醒来的时候，自己的衣服齐整整放在一边，身边的床上，空落落如一片天空。他揉揉惺忪的睡眼，阳光已经默默地走上窗台。他开始起床穿衣，穿衣时他看见自己为妻子准备的兜儿还系在胸上，便后悔昨夜儿没有送给妻子。依着他们土著猎户的习俗，新婚夜里，男人要从自己身上摘下一个兜儿送给妻子，才能行做房事。房事后，女人要把那兜儿染上处女的经血，来日将兜儿挂在窗上，告诉行人自己的纯洁。回娘家时，她要把那血兜儿带给父母，倘若女儿没有这样的血兜儿，或兜儿是一片白云，不见一滴红梅，那就是说，你家女儿败坏不贞，所有猎户因此将对这个女儿众说纷纭。

    山虎出门找菊子去。外面的风景绚丽得无以说法。阳光里居然就没有一星尘埃，站在这条梁上，能看见那条山梁的风吹草动。房前屋后，自己开垦的田地，一片连着一片，庄稼油油的绿，和天空原本着一个颜色。山虎在这颜色中走着走着，在他几近走遍山梁和田地时，梁顶柿树上一团团的乌鸦，突然间沉静下来，整个山脉便静默悄息。

    菊子死了。

    月亮出来了，水嫩的光色照着张家营子的街街巷巷，这时候似乎每一棵树下，都藏匿了一个秘密、一个故事。那故事和秘密被月光洗成淡白的颜色，在树影里发出吱吱的声响。孩娃儿怀着惊惧的好奇，一棵树一棵树去猜测它隐藏的秘密，去编织他自己的故事。然而无论何样的开头，故事的结尾，却都是恍惚惚地看见菊子那清瘦的脸庞。在树下的月光中隐隐现现。山虎那一声声的哭叫，从极远的山梁上走来，穿过月光，穿过村落，到孩娃儿想象的那棵树下，变得微细而又明亮，如同一根根寒天的冰条儿，凝在树下的月光之中。

    孩娃儿害怕了，回头找自己的奶奶，老人正在后边与碰到的婆娘说着啥儿；找伴儿黄黄，又不知它钻到了哪儿，便慌慌忙忙追上父亲，拉着他的手说，我怕。

    “怕啥？”

    “黑影。”

    “你看见啥儿啦？”

    他当然不会轻易说出他的秘密，不会说出他听到的《欢乐家园》。他只是默默地走着，拉着张老师的手，走到台子地里。

    麦场就在台子地以东，不方不圆，几分地的光景。这是孩娃儿家的麦场，台子地是分给他家的责任田。说起来台子地是村中的一块肥地，又平整，又肥沃，离村子又近。分地的时候，本来是用抓阄的古法，并不一定能分给他家，然做母亲的娅梅，却一定要种这块土地。张老师说，哪能你想种就给你种呢。娅梅就去找了队长。队长也说，哪能你想种就给你种呢。分地可不是分小麦蜀黍，这是分庄稼人的命。娅梅说：“可我想种这一块。”

    队长说：“村人都想种这块。”

    娅梅说：“给我家少分一亩地也成的。”

    队长说：“其实这地离村近，反而遭牛羊。”

    娅梅说：“我知道这地是块猪狗场。”

    队长说：“就因为这地能让你想起知青时候吗？”

    娅梅不语。队长说你到底不是我们乡下的人，想种就种了吧，到抓阄那天你捡最小最小的阄儿抓，那上面我写上台子地。那天娅梅就捡了最小最小的阄儿抓，就种了这块台子地。头年分得地来，麦后播种玉米，她说咱们套播一些黄豆吧。说我两年回郑州一次，总想给城里捎些稀罕的特产。捎些黄豆回去，由父亲做成豆糕，或者煮城里见不到的黄豆稀饭，也算做儿女一份孝心。张老师便单独辟出半亩地来，秋天种了黄豆。结果果然是大旱半年，玉米只有三分收成。为了保住黄豆有收，他放学回来，仰仗地离村近，从井里一担一担挑水浇豆，一季节下来，右肩膀上硬是磨出一层厚茧。这时候，她倍加感动，摸着他肩上的厚茧，和他拥在一块儿，如在床上一样，枕着勾担或者锄把再或别的什么，晒着暖洋洋的日光，久久地躺着不动。之后，她的手又摸着他乱蓬蓬的头发，微微闭着双眼，还真如睡熟了一样。

    “原来在乡下也有这样的快活。”她说。

    他睁眼望着朝他们惊望的孩娃儿。

    “乡下的快活和城里的快活终归不是一样。”

    她说：“比起来还是乡下的好些。”

    他说：“我就怕你厌了乡下娅梅。”

    她说：“不会，我是你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他说：“还是老君庙小学的老师。”

    24

    小麦是丰收得十二分可以。倘若你有幸在三天之前站在台子地边上，看那涛涛麦海，倒也不失为一种享受。那当儿，母亲同父亲收割麦子，父亲地地道道农民似猫在麦地，把哗哗的割麦声扬在天空。母亲却到底不行，每割几步，便要直起腰身，望望太阳，掐一穗迟熟的青麦，揉揉放在嘴里。她说天元，料不到这么丰收，要每亩打八百斤小麦，如何能吃得完呢。

    “方便的话，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她就遥望南边。那边是省会郑州的方向。当然她看到的只是黄黄爽爽的田地，灰白茫茫的麦海。然在她的心深之处，自不消说，她已经灵犀到近千里之外省会郑州。无论岁月和命运对她如何苦口婆心，想让她彻底忘却那方生养之地，实则是胜于蜀道之难。尽管父亲和弟弟，都曾经对她的生活有过诘难掣肘。回想过去，毕竟父亲对她有过养育之恩，而弟弟，也毕竟是一奶同胞。

    除她之外，知青们全部返城那年，春节她回到省城过年，张老师作为一位知音，将她送到镇上的车站，又忽然想把她送往洛阳。偏这时买过了车票，她又说天元，我这一走，如在郑州能找个临时工做，也许就不回了，你就忍心在这和我分手？他就把她送到洛阳，买了火车票，又在洛阳待了一天，同游了龙门石窟。第二天才搭上往省城去的过路客车，到家时已近黄昏。父女二人见面，少不了各自哭了一场。家里住的是父亲单位的一间一分为二的老民房，建于解放初期，在屋内能看见太阳月亮和点点星光。所谓的两间房子，共是十三平方米，父亲、弟弟各住一间，她回去了，便将弟弟赶到了父亲床上。这样三朝两日尚好，过完春节，还没到初五，弟弟便忽然问说：

    “姐，你什么时候走？”

    “去哪儿？”

    “回伏牛山那个张家营子。”

    “我不想走了，那儿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个。”

    “真不走了？”

    “真不走了。”

    “天呀……”

    听说自己真不走了，弟弟差一点惊叫起来。那时候，弟弟已经参加工作，因家境贫寒，工种也不甚好，仅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车工，连大集体的工人也还不是，却又偏偏谈了一个模样不错的对象。且对象还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上班时总穿一套配发的绿色制服，胸前别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徽章，向所有遇到她的人们宣布，她是全民性质的工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比，弟弟自然要对人家敬如尊神。

    她说：“人家真心和你好？”

    弟说：“我这样的人她去哪儿找？郑州城也只有我一个。没结婚我连她的袜子都洗了。”

    她说：“你是男人，腰杆要直着谈恋爱。”

    弟说：“谁让咱家条件不如人。不瞒姐说，她妈她爸的衣服我都洗。”

    少不了替弟弟一阵难受，可又无可奈何。一句谁让自己条件不如人，道出了弟弟多少辛酸泪水。晚上躺着，听着一板之隔的那边，父亲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你往里边躺躺，我都睡到了床下了。弟弟说你没看我是挨着墙睡，也不能让我睡到墙缝去吧！于是吵了几句，父亲就索性不睡，坐在床头彻夜地吸烟。弟弟霸占着床，睡了一觉，动起恻隐之心，自己到大街上彻夜未归，把床让给父亲。这样熬到初七，弟弟索性家也不回，睡到了对象那儿，只吃饭的时候回来待上半个小时。

    父亲说：“你小子真是不要脸啦！”

    弟弟说：“姐姐不走你让我睡到哪儿？”

    她开始找同学们，以叙旧为名晚上就住在那儿，白天则回家里给父亲、弟弟烧饭。同时，一方面请求以父亲的诚实厚笃，到父亲单位换回一份同情，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是煤厂的搬运工人也成；另一方面，夜间向朋友诉苦，看是否能在哪儿弄出半间房子。类似的努力，耗去了她许多心血，到头来唯一的收获，是父亲在工厂的车间头上，钉了半间油毡棚子，搬出了这间老房，给她和弟弟各让出一张床来。父亲搬走那天，她暗自哭了一场，说：

    “我还回到乡下去吧。”

    父亲说：“都已经住下了，回去干啥。”

    弟弟没吭声。可父亲搬走的第二个晚上，弟弟却把对象领回家住。一间房子，木板一隔，两边各设一床，他们说笑到深夜。她说弟的对象，我们一块儿睡吧。人家却直言不讳，说姐呀，你在乡下辛苦，自个儿一张床睡吧，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反正我俩早就想结婚了。那个时候，省会再也不是她熟悉的省会，随着时势的急剧开放，西方文明洪水一样东渐，使这个大都会城貌虽然依旧，然人的精神却日新月异。市内出现了几家不售舞票的舞厅，终于使得青年人有些疯癫状态。影院上演日本的《望乡》和墨西哥的《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片子，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票房收入。据说，有的待业青年，在本市连场看《望乡》，可以通宵达旦，甚至追着片子，到一百多里外的古城开封去看。面对这种景况，你能说些什么？弟弟说他对《望乡》没怎么看，只陪着对象看了六场。他这样说时，有一种对《望乡》被政府禁演了的遗憾。又说其实《望乡》是很健康的，不过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少见多怪，他说得多么有理有据。那个晚上，他和对象睡在里屋，先是嘀嘀咕咕说些啥儿，压着嗓子，还唯恐她在外面听见。就连对象的笑，也压成了一股细泉。再后来，也许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开始无所顾忌起来，把床铺弄出天崩地裂的吱吱嘎嘎；连彼此喘息的声音，都仿佛暴风骤雨一样穿越隔板，哗哗啦啦浇注在她的内心。

    她一夜未睡，也未敢在床上动弹一下。

    25

    回想起来，便感到喉咙里有团别人吐进去的黏痰，恶心得不行，弟弟和对象一夜的火山爆发，将她的情感烧成了灰烬。在这大都市里，她连燃烧情感的力气也没了。直到天亮时分，弟弟的气喘吁吁，和那女孩儿欢乐的窃笑，还叮叮咚咚响在她的耳畔。真怀疑那一张老床，会被他们折磨得四零五落。一夜未眠，也不能忘记弟弟和人家还要上班，赶在早上七点半钟，烧好一锅稀饭，买回了一斤油条，又慌慌去胡同口的四川菜铺，买了一袋榨菜。回到家里，弟弟和那女孩儿都已不在，十根油条，被风卷残云，还有两根无奈地睡在案上；锅里的稀饭，倒完整无缺。看看老式挂钟，已是七点四十五分。他们骑车上班，路上最少需要二十分钟。然那个时期，中国刚刚实行奖金制度，努力先在形式上赶超西方和日本的生产与经营管理，超过八点钟没有进厂，扣掉奖金不说，每月超过三次，被开除公职，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走进里屋看看，床还是如样在那，可床上的被子却未及整叠，枕巾落在床下。犹豫一阵，想到自己是个姐姐，是在家闲吃闲住的下乡青年，只好决心去收拾床铺。在叠被子的时候，却看见被子下有好几个避孕的皮套，还未及收藏起来。那避孕套儿是枯黄的颜色和素白两种，本来装在精致的纸盒里边，现在被他们一夜的天翻地覆，将盒子揉成一张烂纸，套儿便金黄洁白躺在床铺上。且，单子上虽然无血，却有斑斑点点花色云图。究竟下去，她虽大弟弟几岁，恋爱也谈得如醉如痴，就连这次返城，还和天元在火车站偎了一夜，可他们却是性欲之念也不敢多生，充其量便是拥抱亲吻，还要择时而宜。而他们，弟弟和未来的弟媳，竟敢在姐姐身边大开杀戒。做完了事情，也不加以收拾。当然，说她对此完全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诚实，毕竟自己到了这般年龄，毕竟知青点有人流产，甚至还有私生子生活在这个都市。可毕竟自己还是清白检点的女子。弟弟他们也老大不小，若不是家里没房，若不是做姐姐的不仅没有返城，而且对象也没最后闹好，也许他们早就结过了婚。不要说都市的大小商店和药店，都摆着不收钱而任你选要的避孕药品和工具，就连乡村的孩娃儿，也有许多将这种套儿当作气球吹着玩的。尽管自己未婚，尽管自己未曾有过这种体验，但见到这种东西，自然也不是首次。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想退至外屋，任这床上垃圾一片。可她没有这样。她将他们的被子叠了，将乱扔的套儿收拾起来，放在了他们的枕下。要走时，看见枕巾落在床下。捡枕巾的时候，她又看到他们用过的套儿，白浓浓的，鼻涕样擤在床头，她便再也无以容忍了。

    她只感到要吐，且立马就有东西吐将出来。重新将枕巾丢在地上，把那鼻涕或硬痰一样的东西盖着，便被人追赶样跑进厕所。可是，蹲在那儿，胃里翻江倒海，却又什么也吐将不出。大杂院里，五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上班的上班去了，留下的都是闲杂人员。邻居的一位老保姆走进来，问她是病了？是吃错东西了？是嗅到怪味了？她都说不是。

    “你是怀孕了吧，快到妇产科看看。”

    听了这话，她忽然连呕吐的意思也烟消云散。从厕所出来，锁上屋门，到街上看着高远的天空，看着熙攘的人群，然后到百货大楼漫无目标地走走，登上二七纪念塔，如乡下人一样看看城市的全貌。然后便到菜场，倾其口袋所有，割了二斤素肉，买了银耳、蘑菇和几样青菜，最后买了一瓶张弓大曲。

    父亲和弟弟下班回家，六菜一汤已经摆在桌上，三个酒盅也已倒满。弟弟立在桌前，说天呀，东方升起了红太阳还是怎么？

    她说：“给父亲提前过个生日。”

    父亲说：“离我生日还有三个多月哩。”

    她说：“我明天就想回张家营了。”

    一屋子沉静，如满坝的水样，慢慢悄悄溢过坝去，流到门外，还不见有一丝声息。过了许久，她把酒端给父亲，也端给弟弟，笑着问弟弟何时结婚。弟举起酒杯，说早想结了。她说结婚时给我拍一份电报，姐姐赶回来参加婚礼。

    弟弟放下酒杯。

    “姐，你呢？”

    她说：“找好了。”

    父亲把酒杯从嘴边拿下来。

    “在哪儿上班？”

    她说：“乡下人，张家营子。”

    弟说：“不会吧？”

    她说：“真的。”

    父亲说：“真是真的？”

    她说：“是真的，叫张天元，民办教师。”

    父亲把酒杯磕在桌上。

    “你不打算返城了？”

    她说：“结了婚就在乡下待一辈子啦。”

    父亲说：“你疯了娅梅！”

    她说：“谁能把我从乡下调回来？”

    父亲说：“调不回来也不能结婚在乡下。”

    她说：“一辈子调不回来我就一辈子不结婚？”

    父亲看着她，脸上硬着一层淡青，双手搁在桌边，哆嗦得叮叮当当。她也望着父亲，眼角有了泪水。谈不上多么凄伤，只是有一种无可奈何在目光中转来转去。这样望着，父亲眼中竟也潮湿起来。不需谁说，先自端了一盅酒喝。尽了，又给自己斟满，擎在半空，说娅梅，我权当没有养你，由你定吧，要在乡下结婚便结去，后半生后悔起来别怪我做父亲的没有劝阻。然后，便又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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