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诠释者[211]是黑格尔左派，然而又是正统派，他注意到黑格尔对道德家的敌意，指出他唯一的原则就是按照他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生活。对这一条社会的因循守旧的处世箴言，黑格尔给出了最厚颜无耻的证据。然而，科热沃又提出只有当这个民族的风俗符合于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是坚固的，并能抵抗得住革命者的批评与攻击，这种因循守旧才是合法的。然而由谁来决定这种坚固性？由谁来判断合法性？一百年来，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抵抗住了激烈的冲击。难道因此就可以认为它是合法的吗？反过来说，由于魏玛共和国在希特勒进攻时而垮台，忠于魏玛共和国的人们就应该倒戈，在1933年信仰希特勒吗？在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的时刻，就应该背叛西班牙共和国吗？传统的反动思想从它的角度说，这些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新鲜的是革命思想吸收了这些结论，其后果难以估量。清除一切道德价值与原则，以既成事实代替它们，而事实虽是临时的国王，却又是真正的国王。人们看得很清楚，这只会导致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论这是个人的行为，或者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的行为。由黑格尔所激发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各种运动，都一致露骨地抛弃了道德。
黑格尔未能阻止那些在一个被不公正分裂的欧洲，怀着焦虑阅读其著作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投入一个没有无罪与原则的世界，黑格尔恰恰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罪恶，因为它与“精神”相分离。黑格尔无疑宽宥了历史终结时的种种罪恶。然而，从现在到那时为止，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罪的。“唯有没有行动的石头的存在是无罪的，甚至儿童的存在都不是无罪的。”而石头的无罪与我们毫不相干。没有无罪，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丝毫理性。没有理性，赤裸裸的力量，主人与奴隶期待着理性有朝一日会主宰世界。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痛苦是孤独的，欢乐是没有根的，两者都是没有来由的。当只有在岁月结束时才有友谊，那么该如何生活，该如何忍受？唯一的出路是手握武器创造规则。“杀人或者奴役”，怀着唯一而可怕的激情阅读黑格尔著作的人们只记住了这个二难推理的第一个词。他们从中汲取了蔑视与绝望的哲学，认为自己是奴隶，而且仅仅是奴隶，他们由死亡与绝望的“主人”联结在一起，由皮鞭与地上的主人联结在一起。这种坏意识的哲学仅仅告诉他们奴隶之所以为奴隶是由于同意，只有拒绝才能获得解放，而拒绝与死亡是一回事。他们之中最骄傲的人，在回答这种挑战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这种拒绝，献身于死亡。总之，如果说否定本身就是积极的行为，这无异于事先肯定了各种各样的否定，并宣告巴枯宁[212]与聂察也夫的呼唤是对的：“我们的使命是破坏，而非建设。”黑格尔认为，虚无主义者不过是怀疑论者，他只有把矛盾或哲学上的自杀作为出路。然而他使另外的虚无主义者诞生，这些虚无主义者把厌倦作为行动原则，把他们的自杀与哲学的谋杀看做一回事[213]。由此而产生了恐怖主义者，他们决定为了存在必须杀人或死去，因为人与历史只能由牺牲与杀人来创造。一切理想主义若不用生命来冒险，则是空洞的，这种豪迈的思想被一些青年贯彻到底，他们在床上逝世之前，不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理想主义，而是通过炸弹的轰响来讲授，直至躺在绞刑架下。尽管自身错误多多，他们却修正老师的错误，给他指出，有一种贵族政治优于黑格尔所颂扬的可憎的成功的贵族政治，这就是崇尚牺牲的贵族政治。
另一类继承人更严肃地阅读黑格尔，选择了上述二难推理的第二个词，宣称奴隶只有奴役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后黑格尔主义忘记了老师某些倾向的神秘方面，把这些继承人引向绝对的无神论与科学唯物主义。然而，倘若一切超验的解释原则没有绝对消失，而且雅各宾理想没有完全毁灭的话，这种进展是难以想象的。内在性无疑并非无神论，但运动中的内在性可以说是暂时的无神论。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上帝模糊的面孔仍反映在世界精神中，这个面孔是不难抹去的。黑格尔有条含糊不清的论断：“没有人的上帝如同没有上帝的人一样。”他的继承者们将从中得出决定性的后果。大卫·施特劳斯在其《耶稣的一生》中孤立地看待被视为人中之上帝的基督的理论。布鲁诺·包尔（《对福音主义者历史的批判》）创立了一种唯物的基督教学说，强调耶稣的人道主义。最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承认自己是其门生）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以一种人与人类的宗教代替一切神学，使当代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改变信仰。他的任务是指出人与神的区别是虚幻的，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即人的本性与个人的区别。“上帝的神秘仅仅是人对自己的爱的神秘。”一种新的奇特预言的声音于是回荡着：“个性取代了信仰，理性取代了《圣经》，政治取代了宗教与教会，大地取代了上天，劳动取代了祈祷，苦难取代了地狱，人取代了基督。”现在只有一个地狱，就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这个世界进行斗争。政治即宗教，超验的基督教，即彼世的基督教通过奴隶对尘世利益的弃绝而加强了地球上奴隶主的地位，在九霄深处又产生了一个主人。因而无神论与革命思想只是同一个解放运动的两个面孔。这就是对于那个始终存在的问题的回答：为何革命运动视自己与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为一体？因为征服上帝，让他效劳，就是要扼杀维持以往主人们地位的超验性，而且随着新主人的上升而为成为国王时的人的时代作准备。当将来经历过苦难，历史的矛盾得到解决，“真正的上帝，人性的上帝就是国家”。这种思想属于当代世界的开始。由于有了费尔巴哈，人们参与了一种可怕的乐观主义的诞生，我们在今天的作品中仍能看到这种乐观主义，它似乎是虚无主义的绝望态度的对立面。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必须了解费尔巴哈在其《神统记》中提出的结论，才能看出这些火热的思想的深深的虚无主义的来源。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理论，的确肯定地说人不过是他吃掉的东西，从而概括了他的思想与未来，“真正的哲学是对哲学的否定。没有任何宗教是我的宗教，没有任何哲学是我的哲学。”
犬儒主义，历史与物质的神化，个人的恐惧或国家的罪行，这些巨大的后果将会产生于一种模棱两可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生产价值与真理一事交给唯一的历史去完成。假若在岁月结束时没有发现真理，因而任何东西都不能构思出来时，那么一切行动都是随意的，力量终于会主宰世界。黑格尔大喊：“如果现实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则必须虚构一些不可思议的概念。”一个不能构想的概念的确如错误一样，需要虚构出来。此观念若想被人接受，不能依靠真理的说服力，它最后应该强加于人。黑格尔的态度就在于不厌其烦地说：“这是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谬误，但它确是真实的，恰恰因为它可能被认为是谬误。至于证据嘛，不是由我，而是由历史在其结束时提交出来。”这样的意图只会带来两种态度：或者将一切肯定束之高阁，直到提出证据，或者肯定历史上似乎注定要成功的一切，首先是力量。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虚无主义。倘若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由于不幸的命运，从因循守旧与机会主义的哲学汲取了其相当大一部分灵感，我们则无法理解二十世纪的革命思想。真正的反抗不能由于这种思想的堕落而遭到怀疑。
使黑格尔提出其论断的根据恰恰使他在学术上永远受人怀疑。他认为，由于有了拿破仑和他自己，历史在1807年已经完成，相信“肯定”是可能的，而虚无主义已被战胜。《精神现象学》是仅仅预测过去的《圣经》，为时代定了一个界限。在1807年，一切罪恶均得到宽恕，各个时代到此结束。然而历史在继续，此后其他的罪恶对世界大喊大叫，让以往罪恶的丑闻再现于人世，但却永远为德国哲学所宽恕。在神化拿破仑之后，黑格尔把自己神化，由于他已成功地使历史停滞，他以后便是清白无罪的。黑格尔的神化仅持续七年。与完全的肯定相反，虚无主义又弥漫世界。哲学，即使是奴颜婢膝的，也遭遇了它的滑铁卢的灭顶之灾。
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遏止人心灵中对神的渴求。如今又来了其他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滑铁卢，始终声称要结束历史。人向往的神依然大行其道，但只有到岁月结束才会受人崇拜。应当为这个世界末日效劳，由于没有上帝，至少要创建教会。总之，历史虽然仍未终结，让人依稀看到的远景却可能是黑格尔体系的远景，仅仅是由于这远景是黑格尔灵智之绳所牵引，即使说不上由它引导。当那个可恶的家伙满载荣耀地带来了耶拿战役的哲学，对于随之而来的事物，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天空是空洞的，大地交由无原则的权力支配。选择杀人的人们与选择奴役的人们将相继成为舞台的主角，打的旗号是脱离真理的反抗。
个人的恐怖行动
皮萨列夫[214]，俄罗斯虚无主义的理论家，观察到最狂热的人是儿童与青年。对国家来说亦复如此。俄罗斯在那个时代是个刚刚诞生的年幼国家，不过一个世纪，创建它的沙皇还很幼稚，竟会亲自砍掉反抗者的脑袋。俄罗斯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发展到牺牲与破坏的极端行为，而德国教授们对此也不过是想想而已。司汤达发现了德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第一个不同就是由于思索而情绪激昂，而不是宁静自处。此言不假，但俄罗斯尤为过之。在这个没有哲学传统的年轻国度，年纪很轻的人们，这些罗特雷亚蒙的悲惨的中学生弟兄们，纷纷吸收德国的思想，在血泊中显示其后果。一个“高中毕业的无产者[215]”于是继承了伟大的解放人类的运动，赋予这场运动以最惊恐不安的面容。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这类中学毕业生最多不过几千人。他们就靠自己这么多人，面对着当时最为严厉的专制政权，竟宣称解放四千万农奴，而且果然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但为时短暂。他们几乎全体都为这种自由而付出代价：自杀、被处决、坐牢或发疯。俄罗斯恐怖行动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一小撮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的斗争，而人民大众却保持沉默。他们精疲力竭所取得的胜利最后却被出卖。然而，他们的牺牲，直至他们最极端的否定，孕育了一种价值，或者一种新品德。甚至在今日，它也没有停止面对专制并帮助人们取得真正的解放。
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日耳曼化并非孤立的现象。德国的思想此时的影响占据优势，而且人们知道，例如法国的十九世纪，由于有米什莱与基奈，也是研究德国的世纪。不过，德国的思想在俄罗斯未遇到一种已经形成的思想，而在法国，它却不得不与极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与之保持平衡。俄罗斯是被德国思想征服的土地，1750年创建的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第一所大学，用德语教学。德国的教育家、官吏与军人对俄罗斯缓慢进行的殖民化开始于彼得大帝，在尼古拉一世的关注下，变成系统的日耳曼化。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的知识界同时热衷于谢林与法国人，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热衷于黑格尔，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则热衷于出自于黑格尔的德国社会主义[216]。俄国青年热烈地把过分的精力倾注于这些抽象的思想，实实在在体味着这些死亡的思想。德国博士已经为以人为神的宗教拟定出一些公式，所缺少的是使徒与殉难者。俄国的天主教徒脱离了他们最初的天职，扮演了这种角色。他们为此不得不同意过无超验性与道德的生活。
抛弃道德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217]这些俄国最早的革命者身上仍保留着道德。这些绅士尚未纠正雅各宾派的理想主义。他们的道德甚至是自觉的：“我们的祖先是些骄奢淫逸的人，而我们是卡东。”他们当中的彼埃尔·维亚塞姆斯基这样说。他流露出苦难会使人新生的观念，在巴枯宁与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身上仍可发现这种观念。十二月党人令人想到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并放弃其特权的法国贵族。他们是理想主义的贵族，于8月4日夜间做出决定，为了解放人民而选择牺牲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们的首领彼斯捷尔有着政治与社会的思想，他们流产的起义并无坚实的纲领。甚至难以肯定他们曾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之中的一人在起义前夕说：“是的，我们会死去，但这将是壮丽的牺牲。”这的确成了壮丽的死亡。1825年12月，起义者的方阵在圣彼得堡参议院前的广场被炮火所摧垮，幸存者被流放，但有五人被吊死，在处死他们时动作是如此笨拙，不得不二次下手。这些死难者，虽然行动显然策划不周，但整个革命的俄罗斯在悲愤与惊恐的情绪中仍然崇敬他们，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成为榜样，即使不是成功的榜样。在这段革命历史的开始，他们显示出被黑格尔嘲讽地称为优美的灵魂的人们的权利与伟大，而且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来确定革命思想的趋势。
在这种情绪激昂的气氛中，德意志思想与法国的影响展开斗争，使既渴望报仇与正义又感到孤立无援的仁人志士接受其支配。它开始被看做一种启示而受到欢迎、赞扬与评论。这种狂热的哲学激励着俄国知识界的精英，甚至有人把黑格尔的《逻辑》译为诗句。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从黑格尔的体系中找到了社会寂静主义的理由。意识到世界的合理性则足矣，“精神”在时代结束时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实现，这是斯坦科维奇[218]、巴枯宁与别林斯基的最初反应。以后，面对复杂的现实，甚至复杂的意图，俄罗斯的激情开始消退，而且马上转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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