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和过度
革命走入歧途的原因首先在于，它不了解或者完全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那个限度，而反抗恰恰正确地揭示出这种限度。虚无主义的种种思想由于忽视了这一限度，终于陷入一种等加速运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造成的后果。这些思想于是赞同完全的毁灭或无限的征服。经过对反抗与虚无主义长期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革命思想若想保持其生命力并摆脱这一命运，则应该到反抗的源泉中汲取经验，应该从唯一忠实于这些起源的思想即有限度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如果反抗所发现的限度会改变一切，如果一切思想与行动超越某一点后会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万物与人的确要有节制。在历史上如同在心理学上一样，反抗是个不规则的摆，在拼命以最大振幅摆动，因为它追求巨大的节奏。但这种不规则并不是全部，它围绕着一个枢轴而完成。反抗使人想到人的共同本性，同时也显示出符合这种本性的原则的节制与限度。
今天的一切思考，不论是虚无主义的还是积极的，都揭示出事物皆需要有这种节制，科学本身对此也予以肯定。迄今为止的量子论、相对论、测不准关系，都说明了世界的特点，其规模只有适中时才是可确定的现实。引导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在科学上的绝对时代诞生的。相反，我们真正的知识只能接受相对性的思想。拉萨尔·比克尔说：“我们拥有的智慧使我们不能把思索的一切推向极致，这样我们才能依然相信现实。”唯有近似的思想能达到真实。
甚至物质力量在盲目的行进中也并非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节制。因而想推翻技术是无用的。纺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仍梦想手工业是徒劳的。机器之所以有坏作用，是由于现在使用它的方式。应该承认其好处，即使人们会拒绝其破坏作用。司机开着卡车日夜行驶，他对卡车非常熟悉，怀着感情高效率地利用着它，并未因之感到屈辱。真正的非人道的过度行为存在于分工。然而正由于过度的发展，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机器有一百道工序，却仅仅由一个人操作，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个工人在不同的范围将会部分地发挥他在手工业时代所拥有的创造力。那时无名的生产者会接近于创造者。当然，很难肯定地说，工业的过度发展会立即走上这条道路，但这已表明节制的必要性，引起人们对组织这种节制的思想。或者这种限度的价值将来得以实现，或者当代的过度行为将在普遍的毁灭中找到其规则与和平。
这条节制的规律也适用于反抗思想的一切矛盾。真实并不是完全合理的，而合理的也并非完全是真实的。我们在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已经看到这一点，对统一性的渴望并非仅仅要求一切都是合理的，它还希望不要牺牲不合理。不能说没有任何东西有意义，因为人们由此而肯定了一个由判断所认可的价值；也不能说一切事物均有意义，因为“一切”一词对我们没有意义。不合理限制了合理，反过来合理又对不合理加以节制。不能说存在仅仅处于本质的层面。如果不在生存与变化中把握本质，那么在何处去把握它呢？然而不能说存在仅仅是生存。一直在变化的东西不知道存在，必须有个开端。存在唯有在变化中才能认识自己，但没有存在则变化无从谈起。世界并非是纯粹的固定之物，但它又不仅仅是运动。它是运动的，又是固定的。历史辩证法并非永远在探讨捉摸不定的价值，它始终是围绕着限度而展开的，限度是第一个价值。赫拉克利特这位变化论的创立者却为永恒的流动确定了一个界限。报复女神便象征着这种限制。她对于那些行为过度的人是致命的克星。若想对反抗的当代矛盾进行思索，则应该从这位女神身上获得启示。
道德方面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个调和的价值得到启示。善不能与真分离，否则会变成恶的原则。它也不能与真绝对成为一物，否则会否定自身。由反抗所揭示的道德价值并不超越于生活与历史之上，正如生活与历史也不超越于它之上。说真的，只有当人为道德价值付出生命或献出一生时，它在历史中才有现实性。雅各宾的与资产阶级的文明意味着价值超越于历史之上，其形式的善遂创立了令人厌恶的骗人说法。二十世纪的革命宣布价值与历史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它的历史理性使新的欺骗成为正当的。面对这种失常，节制告诉我们，一切道德都要有一部分现实主义。纯粹的美德是会杀人的。同时，一切现实主义者也应有一部分道德，而犬儒主义也是会杀人的。因而人道主义的空话与犬儒主义的煽动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人并非完全是有罪的，他并没有开始历史；他也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因为他继续着历史。那些越过这个限度并断定其完全清白的人们最终陷入狂热的犯罪。相反，反抗使我们走上一条对犯罪要加以审度的道路。它唯一不可征服的希望由无辜的杀人者来体现。
“我们存在”按照这个界限确定了一种新个人主义。“我们存在”面对历史，而历史应该对“我们存在”予以重视，“我们存在”反过来应该在历史中保持自己。我需要其他人，他们也需要我与每个人。每个集体行动，每个社会都以纪律为条件。若没有这条法则，个人不过是个陌生人，屈从于敌对的集体的压力。然而，社会与纪律若否定“我们存在”，便失去了它们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唯有我支撑着共同的尊严，我不能让其他人贬低它。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享受，它处于自豪的同情心的顶峰，永远是斗争，有时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南方思想
若想了解这样一种态度在当今世界上是否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只要提出传统上被称做革命工团主义者即易于答复。这种工团主义真的有作用吗？答案很简单：正是它在一个世纪中惊人地改善了工人的条件，由每日工作十六小时减少到每周四十小时。意识形态的帝国使社会主义倒退，并破坏了工团主义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是因为工团主义从具体的基础即职业着手，属于经济范围，而巴黎公社着手的属于政治范围，但专制独裁的革命却从学说着手，用武力让真实进入其中。工团主义如同公社一样，为了真实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声称要依靠经济，然而它首先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它不能避免恐怖与对真实施加的暴力。不论其意图为何，它是从绝对着手来塑造现实。反抗与之相反，依靠真实而在持久的战斗中走向真理。前者试图从上往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后者却是由下而上地去实现。反抗绝非浪漫主义，相反站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一边。它若想发动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为了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正由于此，它首先所依靠的是最具体的现实，即职业与农村，万物与人活生生的心灵在那里显示自己。对它来说，政治应该服从于这些真理。最后，当反抗推动历史前进并减轻人的痛苦时，没有运用恐怖手段，即使并非没有使用暴力，而且是在最为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成的。
这个例子比其本身所显示的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专制的革命战胜工团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即失去它不能缺少的平衡力量，走向衰落。这个平衡力量，这种调节生活的思想，正是激励着被称做太阳思想的悠久传统的那种力量。从希腊文化以来，大自然便由此而与变化取得平衡。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停地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之间的斗争史[270]。公社与国家之间，具体的社会与绝对主义的社会之间、审慎的自由与合理的专制之间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对群众的奴役之间的对抗，再次表现了专制与过度行为之间悠久对立的种种矛盾，这种对立从古代世界便赋予西方历史以生气。二十世纪深深的冲突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天主教政治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方面说，它们二者是一致的，而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之间、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由知识与书本勾起的怀旧情绪与在生命过程中变得日益坚强的勇气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冲突。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是继承者。在二十个世纪期间，起初以历史上的神的名义，然后以神化的历史的名义，对自然进行了徒劳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束。无疑，基督教只有在吸收了希腊思想中所能吸收的一切才建立了教义。然而，当基督教教会消灭了它从地中海继承的思想后，把重点放于历史而损害了大自然，使哥特式战胜了罗马式。它摧毁了自身的界限，日益要求世俗的权力与历史动力论。大自然不再是凝神观照与赞美的对象，以后成为旨在改造它的行动的内容。调和的概念本来会成为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之所在，然而不是这种概念而是上述的倾向，在现代节节获胜，与基督教本身相对立。上帝从这个历史的世界被驱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时产生于纯粹的征服行动，即专制。
然而，历史的专制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炽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反抗的思想，即巴黎公社的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不断地朝着资产阶级虚无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大声喊出这种要求。专制思想利用三次战争与消灭一批杰出的反抗者的肉体，而吞没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种可怜的胜利是暂时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着。欧洲一直处于这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中，正由于它放弃了这场斗争，让黑暗压倒光明，因而失去尊严。我们丧失了调和观念，远离自然美，重又处于《旧约》的世界，困于残酷的法老与无情的天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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