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里路云和月

    孟繁胜的爸爸妈妈都是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孟繁胜逃跑的时候，60岁的妈妈张桂英正因病在九台市结核病院住院治病。当侦查员来到医院，向她询问知不知道孟繁胜的下落和了解孟家所有亲属家地址等情况时，她料想可能儿子出事了。可是，尽管她再三追问侦查员孟繁胜到底出了什么事，侦察员们怕她受到刺激，没有告诉她实情，只是说出了一点小事，希望家属同警方配合尽快找到孟繁胜。

    张桂英知道儿子是黑社会成员并且已经逃跑，是在侦查员走后第二天从报纸上知道的。儿子成为黑社会骨干成员，对于张桂英和整个孟家说来，宛如晴天霹雳。孟家秉承孔孟之遗风，三代都是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张桂英和丈夫孟庆宇，是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亲属大都是国家干部，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在这个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原本是个好孩子的黑社会骨干，让张桂英感到震惊。她躺在病床上，整天整夜的哭泣流泪，曾几次昏厥过去。过了几天，张桂英逐渐镇定下来，她想，我儿子一定干了不少坏事，可是，绝不会如同有人说的有4条人命。儿子是一个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懂事，心地善良的孩子。他长到这么大了，连杀鸡都不敢看，怎么能去杀人？就是有人逼迫他去杀人，他也无论如何不会干的。她想起了公安局的同志跟她说的一番话：你儿子犯了罪，法网恢恢，无论逃到哪里，都不是个出路，也迟早会被抓住的。只有回来老老实实接受法律的审判，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个星期过去了，她无论如何也躺不住了，一定要出去找儿子，让他回来投案自首，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于是，她便不顾医生的劝阻，拄着双拐，回到了家里。体重180多斤的孟繁胜的妈妈，患有胃、肺、肾、风湿等多种疾病。回家后，吃药打针，养了两个月，丢掉了双拐。一天，她突然间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便出走了。从此，这位年已60岁体重180多斤的母亲，拖着肥胖的病身，便开始了3年半的漫漫寻儿之路。她心里只装着一句话：“大胜，好儿子，妈妈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孟家和张家的亲属很多，枝枝叉叉，分布在全国各地，张桂英先到亲戚比较多的吉林省榆树市。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去了，她走遍了过去曾去过和没有去过的远远近近的亲戚家，都没寻到儿子的一点信息。张桂英当了一辈子老师，是个好脸面的人，每到一个亲戚家，就说是退休了，在家呆不住，出来走走，借机串串亲戚，也就当旅游了。每当要走的时候，都要给每家老人和孩子留下100元钱。到家一算，花了两千多元钱。她一想，这样下去得多少钱呀？于是，从第一次回来之后，她便不再吃肉，只买便宜的菜。可鸡蛋倒是没少买，那是留着找儿子时带着当饭吃的。每次回来，都把一路上捡拾的易拉罐、啤酒瓶卖掉，换回几个钱。张桂英体胖多病，第一次出去找儿子，连着急上火带劳累，曾昏倒在榆树市大坡镇偏僻的农村乡路上，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几乎是摸黑爬着找到屯中一个亲属家的。回来后，她病倒了。可她只休养了20天，就又踏上了寻儿之路。此后的每次外出寻儿，她那黑色塑料兜里，除了熟鸡蛋、药、两瓶水和手纸“四大件”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大件”：二三十张用八开红纸写的“寻儿启事”。上面是她用毛笔写的13个大字：“大胜，妈妈来找你来了，快回家吧！”她说：“不用写落款，我儿子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这次她是去了黑龙江省。她先来到了哈尔滨市。白天，就到火车站、汽车站去寻找，在人多的地方把“寻儿启事”贴上。晚上，就到那些大歌厅门口去等候。在哈尔滨找了几天，还是没有什么信息。就继续北上，来到了佳木斯市。为了省钱，她晚上就在车站过夜。有时车站不让过夜，就住10元一宿的个体小店，每天吃4个鸡蛋。在佳木斯找了几天，带的鸡蛋也吃光了，剩下的钱连车费也不够了，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失望地回到德惠。她第二次到黑龙江的鹤岗、双鸭山一带亲戚家寻找儿子，又回到德惠的时候，火车到站是凌晨三点多钟，天还没亮。下车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她又冷又饿，身上又淋得响透。下车后还没走出站台，一下子便瘫倒在地上。当下车人都走光之后，检票员刚要锁门，回头一看，还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便走上前把她扶了起来。检票员把她送到车站门口，要帮她打个车回家。她谢绝了检票员的好意，说自己去打，便趔趔趄趄地走了。可她却没有打车，因为她的口袋里，连打车的钱都没有了。她家离车站只有3里多地，可她却走了一个多小时。离家有50多米，眼看着就要到家的时候，她再也迈不开步了，就向家爬去。当老伴听到敲门声开门的时候，却推不开门，问话又没人答应。原来，是她瘫倒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此次回来后，她大病了一场，高烧一直不退。夜里常常惊醒，趴到窗户上往外看，说儿子大胜回来了。有一次，她听别人说，有人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看到了大胜。于是，她又带上30多个鸡蛋和其它“大件”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从德惠到秦皇岛车票是84元。这次，她只买了一张短途票。车上几次验票，她从这个车厢被撵下来，再从另一个车厢上去，和列车员周旋。到了秦皇岛，白天，就到车站和各大旅游点去找。夜里，就睡在公园的凳子或草地上。一周后，“寻儿启事”贴完了，鸡蛋也吃完了，口袋里只剩下不够半程的车票钱，可她还是不想回去。这天，她终于在一个旅游点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大胖子，跟儿子太像了（儿子出事之后，一股急火，她的眼睛起了一层蒙，西医叫白内障，距离稍远便看不清东西）。那人走得很快，她就拖着肥胖的身子跟在那人后边小跑着，一颠一颠地撵。跌倒了，赶紧爬起来再撵。跟了三里多地，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跟头，大腿青一块紫一块的。她见没有多少行人了，便决步赶了上去，一把拽住了那人的衣襟。那人回头一看，惊住了：“你干什么？”“你、你、你是不是大胜？”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什么大胜？！不要脸的东西，你想偷我咋的？”“对不起，我是找我儿子，认错人了。实在对不起。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还能干别的吗，能是那种人吗？”那人听了，打量了一下张桂英，气哼哼地走开了。这天，她没有吃早饭，午间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便到一个小饭店花三元钱买了一碗面条。她真的太饿了，不消几口，那碗面条便下了肚，连一滴汤水都没剩，可是，还是像没吃一样。她想再买一碗，可是手伸到口袋里，又抽了回来——她看见旁边桌子上有半碗别人剩下的面条，她便把那半碗面条端了过来，三口两口便吃下肚。第二天早晨，她仍旧没有吃饭，准备乘下午的车回去。可是到了午间，又饿得浑身发抖心里发慌。她不由自主地向站前一个小饭店走了过去。走到了小饭店门口，看到屋里大吃大喝的人，她又停住了脚步，咽下几口口水，又离开了，在一个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时，一个男旅客走了过来，也坐在了凳子上。那人坐下之后，从旅行包里拿出一个大香瓜，用手帕擦了擦，便咬了一口。那个瓜可能没有熟，那人咬了一口之后，便扔到了凳子后面，然后向一个水果摊床走了过去。张桂英一看那人走了，便到凳子后面捡起那个香瓜，用手擦了两下，便大口吃了起来。这个被人丢弃的生香瓜，便成了张桂英一天来的唯一的一顿美餐。当晚，她躺在车站前面的草地上，发起了高烧，浑身发抖。半夜里，她挣扎着起来，吃了两片药，从兜子里拿出一张“寻儿启事”，要去贴。她知道，白天有人管，不让贴，只有利用夜里没有人管的时候才能出去贴。可是，她摇摇晃晃没有走出多远，便摔倒在马路旁的一个水沟里，脸和腿都出了血。她忍着疼痛往外爬，虽然沟并不深，可是由于她连病带饿，浑身已没有一点力气，爬了几次都没有爬出来，她便迷迷糊糊地躺了下来。她想，自己是不是要死了？想到这里，她忽然惊醒了：我不能死，我不能躺在这里，我要出去贴“寻儿启事”，我要去找儿子！可是她无论如何还是爬不出来。最后，还是迷糊了过去。天亮的时候，一个人路过这里发现了她，以为她是讨饭的，便给了她一个面包，把她拉丁上来。上来之后，她也没顾得上吃面包，便拿着一张“寻儿启事”，趔趔趄趄地向一根电杆走去。这次去秦皇岛，由于张桂英受了潮湿，犯了肾病，致使小便失禁。回到家的时候，裤子几乎都湿透了。当孟庆宇给老伴洗裤子的时候，一边洗一边流着眼泪。那次烟台海难事故发生之后，德惠一个到烟台贩运水果的人说那次遇难者中有两个德惠人，还说有一个人是个大胖子。张桂英听了之后，第二天就去了烟台。她想，如果儿子真的遇难了，不管怎的，总算有了个结果，再也不用惦念不用找了，也就死心了。到了烟台，他跑了两天，真的让她查清楚了：那天确实有两个德惠人定了那次船票，可是临上船前去取船票的时候，这两张船票却让人走后门给买走了。德惠人没在船上，是不是儿子不打紧，张桂英心中的希望没有破灭，于是她又继续找下去。一次，她又听人说，有人在江西九江抗洪抢险时看到了她儿子。她想，她儿子从小就助人为乐，爱做好事。遇到发大水群众受灾，他要是藏在那里，会到抗洪抢险前线立功赎罪的。于是，她又背上那个黑塑料包去九江。当她走到半路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听车上一个不久前去过九江的人说，九江受灾的群众早已疏散到其它地方，在那里抗洪抢险的都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一般人根本不让靠近。她一听，去了也是找不到儿子，便下了车。还有一次，她已回家一个多月时间了，不知道还要到哪里去找儿子。这时，她的一个亲戚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她儿子在泰山出家了。她听了之后，就好像儿子真的就在泰山出了家，第二天就坐上火车走了。到了泰山脚下，她望着看不见山顶的泰山，心里直打怵，还没有钱坐缆车。她想先在各车站和其它人多的地方找找，再把“寻儿启事”贴出去，万一能在山下找到儿子，不就不用上山了吗？到了第4天，一点信息也没有，她便把仅剩下的两个鸡蛋吃了，便开始上泰山。可是，她登了没几个台阶，便抬不动腿了，只好坐下来喘气休息一会儿再登。就这样，还没登到一半，她连饿带累，就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她想，如果儿子真的就在山顶的庙里，就是爬也要爬上去，可是如果不在那儿，不是白挨这个累了吗？于是她想打听一下。她找到一个下山的和尚打听。那和尚告诉她，这两年山上没有收东北口音的年轻人作弟子。她又找了两个和尚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她也放心了。她回到了山下，整个身子已经拿不成个了，便瘫倒在一个卖旅游纪念品的摊床旁边。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听到好像有人在跟她说话：“老妹妹，看你脸色不对，你怎么啦？是不是饿了？”她睁开眼睛一看，是一位比她年龄还大的老太太，正站在她的前面看着她。她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什么来。那位老太太从包里拿出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递给了她。她没有立即接过来，老人把面包和矿泉水塞到她的手里：“吃吧，老妹妹，都是出门人，没关系的。”张桂英有气无力地连说了几声谢谢，便接过面包和矿泉水，吃了起来。老人看着张桂英吃上了面包，便笑了笑，走了。望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张桂英流下了泪水。

    从1998年5月开始，张桂英先后到过东北三省和北京、山东、河北、江西、陕西、江苏等省、市，花掉了家中十几万元的积蓄，体重掉了20多斤。在这些年寻找儿子的过程中，还发生一件更令人感动的事——

    她让劫匪感动得流出了泪水，甘愿为她带路

    那是她第三次到黑龙江省寻找儿子。她听说黑龙江省萝北县山里，有个私人开的煤矿，刨煤的大都是从内地跑去的有案在身的人，儿子很可能在那里干活。萝北县地处中俄边界，山多人少，很荒凉。她按照一个人的指点，在通往山里的中途下了汽车。下车后，她一看，除了山还是山，看不到一点人烟。她不禁毛骨悚然。可一想到儿子可能就藏在这山里，便来了勇气。沿着很少有人和车走过的山道，向山里走去。大约走了5公里左右，迎面从山里走过来一个人。张桂英虽然看不太清楚是什么人，但毕竟碰到人了，心里很高兴，也想顺便打听一下路。但那人离张桂英还有不到5米远的时候，突然站住了。这时，张桂英才看到，在那人的后面五六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人。还没等张桂英开口，那人便大声问张桂英：“站住，干什么的，到哪儿去？”张桂英一听，判断出是20多岁的青年，凶凶的，是遇到坏人了！开始，可能是出于本能反应，她有些害怕。可她马上又冷静下来：我一个老太太，身上就有一百多元钱，他们不会把我咋的。于是对那人说：“孩子，说话别那么凶。”“少罗索，把钱拿出来！”“孩子，你看我老太太这样，像个有钱的样吗？你要真的需要，我这还有一百多元，我都给你。我想你也可能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也不会这么干的，是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到这干什么？”那人打量一下张桂英，问道。“孩子，不瞒你说，我是个退休教师，家在吉林省德惠市。如果没有什么大事，我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能一个人跑了一千多里地到这深山老林来吗？”那青年又凶狠狠地问道：“你到底到这来干什么？”“孩子，我已经跑大半个中国了，可我却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今天遇到了你，也算咱俩有缘分。你问我，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张桂英往前走了两步，继续说道：“我儿子叫孟大胜，是个逃犯，是前年3月1号逃跑的，我想找到他。”“找他干什么？”那青年问。“我要劝他去自首，这对他对社会都有好处。”张桂英话锋一转，接着说道：“孩子，你可不能走这条道，我没有钱。为了儿子，我都六七十岁了，什么也不怕。就是你把我杀了，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是我在寻找儿子时被人杀的。别人都不让我出来找，是我自己非要出来不可。你看，我为了儿子，一个人跑到这大山里来，为啥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孩子，你想想，你要是走错了道，你的妈妈不是也要跟我一样着急吗？你才这么大的年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干点啥还不能养活自己。我是个教师，我的学生都很尊重我，可我没有教育好我自己的儿子，我很惭愧。”张桂英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不也是有老师吗，你和老师能没有一点感情吗？”“看样你像个老师。”张桂英看那青年已为自己的话所动，便紧接着说：“孩子，我可能比你妈的岁数还要大。我奉劝你一句，千万可别走犯法的路。如果你实在有了困难等钱用，你就把我的钱拿去，钱就在我的鞋里。我没有钱坐车，就是要饭回去我也心甘情愿。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什么活干，你要是能信得着我，你就跟我走，到我们德惠去，我给你找点活干。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我家就我和老伴，他也是教书的。”说完，张桂英就要蹲下解鞋带。一直站在那里没有动一步的青年一看，急忙到张桂英的跟前，说：“大娘，不要，不要。你是个好人。”说着，走上前把张桂英扶了起来。这时，张桂英发现，那青年的眼睛里，已经含着泪珠。“那你要到哪去找你儿子？”“听说这个山里有个煤矿，里边有不少外地来的人，我要到那去找找。”“大娘，你别去了。这个地方我知道，那个矿已经黄了，早就没人了。你快回家吧。这地方不是个好地方，山里有野兽，坏人也不少，你快回去吧，我不撒慌。你走吧，我也走。”张桂英说：“孩子，我岁数大了记不住道，我得往哪边走？”“你要上哪去？”“我要坐去长春的火车。”那青年指了指一个方向，说：“从这边走近。”他看张桂英有些不明白，便干脆说：“你就跟我走吧。”说完，他向一直站在远处的另外一个人一摆手，自己径自向前走去。张桂英跟在那个一直有意同她保持一定距离的青年后面，走上了另一条山道。大约又走了三四里路，遇到一个道叉，那青年停了下来，对张桂英说：“你顺这条路往前走，还有二里来地，就有一个汽车站，直通萝北。”还没等张桂英说声谢谢，那青年便又顺原路回去了。

    张桂英虽然没有找到儿子，可是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脚步也加快了，不一会儿便赶到了那个汽车站。

    500双拖鞋寄托着她的一个梦想

    自1998年5月张桂英第一次外出找儿子起，她的整个生命时空，都被她要找回儿子的梦想占据了。她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大病一场。她第一次从外地寻找儿子回来后，在吃药治病的同时，不经意间，用她妈妈教给她的做布拖鞋的技术，做了几双拖鞋，以冲淡对儿子的挂念。老伴不让她做，怕她累着，可她不干，非做不可。老伴生气了，就说：“咱们家就够邪性的了，你还嫌不够咋的，还做‘邪’。”张桂英一听，开始时愣了一下，紧接着像是悟出了什么，说：“我这是做‘脱邪’，让儿子脱掉‘邪性’，脱离邪道，儿子不就回来了吗？”老伴一听，真是哭笑不得：“那好你就做吧，没人管你。”就这么着，每次找儿子回来之后，张桂英就做拖鞋。她家的人缘好，教过的学生也多，自打出事后，家里总不断有人来看望他们。每次有人来，她都让带走一双拖鞋，也从来没有人拒绝过。她做拖鞋的原料是她妹妹开成衣店剩下的边脚料，她自己只需花9毛钱买一副鞋底。她越做越多，妹妹的边脚料不够她用的了，她就到街里成衣铺里去找。有一个成衣铺老板知道她是张老师，是孟繁胜的母亲，便把下脚料专门给她留着。由于她外出找儿子把家中的积蓄全部花光，老伴说她又不听，便不得不开起了书画班，增加一些收入。街里人一听孟庆宇要办书画班，都争着把孩子送来学习。因为地方有限，只能留十几个孩子。书画班开班那天，来了许多人庆贺，有拿100元的，有拿200元的。不知是谁，还买来了鞭在他家门口放了起来。那天，老两口特别感动，实在没有什么答谢人家的，留吃饭又不吃，拒收钱又不行。情急之下。孟庆宇忽生妙计，让老伴把做好的一双双精美的拖鞋，每个来人送一双。这一招可真好，每个人都乐呵呵地拿走了。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张桂英已做了500多双拖鞋，双手手指都累得变了形。2001年10月的一天，张桂英忽然接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一个电话传呼号码。她按照那个号码一打，不一会儿，家中的电话响了。她急忙拿起一听，一下子差点儿晕倒了。原来，听筒里传来了两个字：妈妈！虽然这只有两个字，并且已经久违了，可是，她一下子就听出来了——那是儿子的声音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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