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我在创作尧舜给我提供的精彩案件前，都会先将他给我的资料整理一遍，然后在脑子里进行一番梳理，思路明确后，我就会为案件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题目。然而这一次挑选“帽子”却让我头疼不已，始终换了又换，无法确定，直到故事写完，才算勉强找到了顶算是较为合适的“帽子”。
之所以选用悲怆，而不是悲伤，是因为悲怆无论是悲还是怆，虽然从字面解释就是悲伤的意思，但相对而言，比悲伤更加深刻一些。
个人认为，悲怆相比悲伤，更有一种历经风雨沧桑之后的无可奈何以及明明有机会挽回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说悲伤侧重于对事物本身或者事件本身的感受的话，那么悲怆则深化到了一个现象、一个阶级乃至一个时代，它所表现出的悲伤感更沉郁，更晦暗，更凄凉，也更全面和深入。
在这起案件里，郭永发父子的遭遇已经无法用悲伤来表达了，其中所蕴含的那份阴郁和晦暗的情绪除了悲怆，我实在也找不出更适合的词语。
再说说我对这起案件的感受吧！
虽然我不认同郭正的行为，但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也很佩服他为了复仇所付出的一切，在整个案件的创作过程中，我也时常会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不敢去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怕会把对郭正的同情变成对他行为的认可。
其实说到整起案件，我认为郭永发才是一切的根源。如果不是他的懦弱和无知，如果不是他为钱放下了应有的尊严和责任，相信一切都不可能发生。郭正是否会在人生即将到达终点前原谅父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郭永发永远也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
这起案件是个个例，但是像郭永发这样的人是个例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郭永发在接受审问时曾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谁让我是没有本事的弱势群体啊！”
没错，郭永发是一切的根源，而造成这个根源的原因，正是集中在“弱势群体”这四个字上。为此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弱势群体的具体含义，弱势群体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姿态来界定的，其实在形式上它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概称。
的确，当今社会有很多人都属于弱势群体这个虚拟群体，他们虽然能吃苦，能容忍，能包容，但却地位低，收入低，人格低，生活困难，过着像蚂蚁一样群居、搬家、奔波、拼命、弱小的卑微生活。然而这种群体并不是现今才存在的，自古有之，只不过因为现在有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语的产生，才把这样一个虚拟群体的概念放大化了。
作为小说的创作者，我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语言学者，在此就不对“弱势群体”这个词语进行更多的阐述了，毕竟如此有深度的话题应该留给专业人士进行详细的说明。在此，我只想从个人的角度说说自己对郭永发所说的这句话的看法。
郭永发的懦弱无知才是他真正造成一切恶果的根源，而他所说的自己是没本事的弱势群体，其实只不过是他为自己寻找的不想承担责任的借口罢了。弱势群体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模式，但并不是人生的态度。
人生态度作为人生观的主要内容，是人生观最直接的表现和反映，是对待人生的心态和态度，说白了，就是把人生看作什么，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到底是听天由命？还是努力奋斗？是游戏人生？还是有所作为？是悲观厌世？还是乐观开朗？这都是不同人生态度的反映。
而郭永发不仅是弱势群体的一员，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懦弱的悲观主义者。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被怀疑束缚了自身，又因为性格的缺陷和长期生活在逆境之中，理想无法得到实现，自我价值无法得到体现，从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的思想主导了他的命运，让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宿命。然而他错了，宿命论只是像他这样缺乏意志力、不想承担责任的弱者的借口。
其实弱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郭永发这样被悲观情绪主导思想的宿命论者。
我们不应该被悲观思想主导，而应该用乐观去面对生活。与其悲观的每天愁眉苦脸的怨天尤人，倒不如乐观的笑容满面的积极面对。有句话说得好，人生就像一本书，傻瓜们走马看花似地随手翻阅它；聪明的人用心地阅读它，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只能读一次。我们或许无法选择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用双手改变命运，或许过程会很辛苦，也或许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至少我们曾经为了理想、为了身边的人奋斗过，也承担起我们在人生的长途旅行中应担负起的责任，做到问心无愧，这才是我们应有的人生态度，而不应该成天纠结于自己到底属于哪种群体的宿命论。
在此，引用卡莱尔的一句名言：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在于人们错过了什么。
回看整起案件，郭永发因为懦弱无知错过了作为男人、作为丈夫和作为父亲应承担的责任，为后面案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郭正则因为仇恨错过了人生大好的前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希望这起案件的终结能够成为这类悲剧的终结吧！
最后，还有一段小插曲。
当尧舜和我说完这起案件后，我最关心的就是郭正身上绑着的炸弹。
“当时你得知郭正身上绑着炸弹，你真的不担心他会引爆吗？虽说他不会伤害无辜，可是万一他一激动，错手引爆了炸弹，你有想过后果吗？”我问道。
尧舜喝了口茶，很平静地微笑着回道：“那炸弹根本不可能爆。”
“什么意思？”
“因为那根本就是假的，这一点事后也得到了证实。”
“可是你为什么就那么肯定炸弹是假的？你带记者进去之前又没和他近距离接触过。”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如果炸弹是真的，他又何必用刀架在赵鹏的脖子上呢？这不是多此一举？他把炸弹也绑一捆在赵鹏身上不是更能确保万无一失？当然，这是在我还没进去之前的判断。后来进去后，当他在捡记者扔过去的证件时，宁可放下引爆器，也不放下刀，这就让我更加确信炸弹是假的。更何况，他如果要想杀赵鹏，然后再自杀，早就能下手了，何必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这么做，不外乎就是为了揭露当年事件的真相，所以他不可能会带上真的炸弹。”
我恍然大悟：“对啊！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既然你早就知道那是假的，为什么当时不揭露真相？”
“呵呵~，人生，难得糊涂嘛！”
尧舜轻松地笑着，虽然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以我对他的了解，答案早已了然于心了。
知道当年事件真相的除了郭正和他父亲外，其余的四个人已经有三个已经被郭正杀害了，假如尧舜在那种情况之下当场拆穿了他的“伎俩”，难免会刺激他，如果他一怒之下把赵鹏也杀了，那么当年事件的真相或许就会彻底被掩盖，到那时候，无论郭正和他父亲再如何解释，都不会有人相信。
而郭正最后没有伤害赵鹏，其实也是想替母亲的死伸冤，所以尧舜才不揭穿他，故意给他机会，让他当着记者的面说出真相。虽然这样的真相无法抵消他所犯下的罪行，但却能了却他的心愿，还他母亲一个公道，也为他的人生划上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吧！
正所谓法理不外乎人情，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必须要做到绝不会手软；然而面对像郭正这样的罪犯，只要不影响案件的侦办，给对方一个自白的机会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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