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军的兵源是就地取材，一些农村青年觉得最好的出路是参加八路。一般民众则参加民兵组织，防卫后方阵地和确保运输路线。共产军还发动民众，替他们做义务情报员、向导员，还组织文娱团体，做慰劳工作。
“这样的支持，我方一点都沾不到光。我们要确保运输路线、照顾伤兵，这都需要派兵负责，而这些留在后方的分散兵力，常被共产军各个施以突袭，损失惨重。我方一个中队实际能参加前线战斗的不到人数之半，而共产军却不受此限，这样一来，原本我方人数上的劣势，又被进一步加大了。一对一决不会输的我军，不得不陷入苦战。”
他在最后提出，华北派遣军应号召所属各部“挖空心思、深刻思考、反复分析”，“破除陈规旧习”，以“创造性地提高部队效率”，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严格军纪！如果能做到以军队的威容和武德获得民心，就可使共军失去民众的协助，而导致其战斗力的衰退和崩溃。”这是在间接地否定“三光政策”。
竹崎出院时，已经是来年（1943年）的开春。他不待完全康复，便开始积极谋划新一年的华北治安作战计划。
冈村宁次认为，经过去年对胶东、鲁南、鲁西南、冀东、冀南、冀中、晋南、晋豫等地区的大扫荡，八路军在这一带的势力已遭到严重削弱，因此，华北方面军应适时将扫荡目标转向国民党军，重点打击豫北及鲁中地区。
竹崎也认为，应首先扫荡华北地区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以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集中兵力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他提出，对国民党军的扫荡应以“俘获人心为重点”。
4月中旬，日军第1军之第35、第36、第37、第69师团以及独立第2、第4混成旅团等抽调部分兵力，在第12军配合下，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成十几路，向豫北国民党军庞炳勋之第24集团军扑来。第24集团军多处防地被突破，集团军总部和第40军军部不得不向深山转移，身体欠佳的庞炳勋坐在抬椅上转移。4月29日晚在陵川九连窑附近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总部人员大乱，各自逃散，只有他的儿子庞庆振（时任总部参谋）带着两个卫士保护着他躲在了一个山沟里，与第40军军长马法五及总部失去联系。翌日天亮后，庞炳勋发现敌人已退去，便下山收拢部队，行至辉县三郊口附近时，又遭遇日军，只得藏在半山腰上的一个山洞里。已于24日向日军第35师团横光支队投降的新5军军长孙殿英得知庞炳勋隐藏的地点后，立即报告了日本人。
正在北平的竹崎忠志得知这个情报后，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庞炳勋上将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当年在徐州会战曾立下战功，有非同寻常的利用价值。他火速飞到新乡，再乘汽车赶到辉县，听取了当地日军和孙殿英等人的汇报，于5月3日率领第35师团步兵第220联队的田中彻雄少尉及下士官数人，由孙殿英的秘书李国安带路，潜入盘据在险峻山谷的敌营中去说降庞炳勋。
竹崎这一招是拿命赌博，山区的中国军队尚未肃清，而且庞炳勋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部队，他这寥寥几人随时有性命之忧。但竹崎认为这场赌博值得一干，他看重的是赌博带来的巨大收益。况且，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田中少尉和庞部以前就有过诱降接触，比较熟悉其内部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说降有希望成功。竹崎干脆地说：“即使失败也没关系，我们几个人的生命和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算得了什么，干吧！”
竹崎认为，这场赌博实际上就是赌谁更不怕死，结果他赢了！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庞炳勋服软了，于5月7日半推半就地跟随竹崎到了日军所在地新乡，9日发表声明参加汪精卫的“和平阵营”，正式率部七万人降日。23日，汪精卫政府任命庞炳勋、孙殿英所部编成和平剿共军（暂编第24集团军），庞为集团军总司令。
竹崎独自前往说降庞炳勋之举完全是个人行为，他知道这样做风险很大，事前申请不但上级不会批准，还会耽误时间，但这引起了顶头上司第二课横山主任的不满：“竹崎这个家伙，作为司令部的参谋，怎么能擅自离开岗位跑到敌人那边去活动，太不像话了！”
冈村宁次却对竹崎的做法大为赞赏，特地到开封给他颁发奖状，并赠给他一把军刀，称赞他是“降伏了七万人的好男儿”，很快，他被晋升为陆军中佐。
在打击豫北庞炳勋部的同时，日军又加紧了对鲁中国民党军于学忠部的打击。
1939年于学忠率第51、第57军入鲁，以鲁中地区为根据地，开设鲁苏战区并任总司令，成为国民党军敌后战场的一面旗帜，但在日军不断的沉重打击下，于学忠所部遭到重大损失。因为出身东北军，于学忠不但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反受排挤，加之战区内部争权夺利，内耗不断，致使处境日趋艰难，部队不断减员，地盘缩小，士气低落，近两年来战区所辖部队动摇、投敌已成潮流：1941年2月苏鲁皖边区游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纵队司令李长江率四万余人投敌；1942年4月莫正民所部投敌；同月，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率部投敌，被汪伪任命为第2方面军上将总司令；6月张步云、李永平等部队又频繁与日军接触；1943年1月新4师师长兼暂1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敌，被汪伪任命为第3方面军上将总司令；2月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率部投敌；6月鲁南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率二万人投敌，被汪伪任命为暂编第10军军长……此时的鲁苏战区及山东省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到了难以在山东立足的地步了。1943年7月，山穷水尽的于学忠带领部队无奈地离开了山东，向西经八路军鲁中根据地，过津浦铁路，然后由鲁西南转而南下前往皖北。这意味着整个山东的国民党敌后抗战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竹崎忠志对于国民党军潮水般的投降感到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中条山战役失败以后，华北蒋系重庆军素质更加低劣。由于日华协力肃正作战、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和实行经济封锁，重庆军内部厌战及希望和平的气氛逐渐高涨，招降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绩。顽固的共产军已经成为华北治安战需要攻克的最后堡垒。”
8月，正当竹崎酬躇满志地谋划对“治安顽疾”的八路军采取更严厉的打击时，忽然接到了东京大本营的一封调令，命令他担任第18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之第20师团（师团长片桐茂中将）的作战参谋。第18军在哪里？在万里之遥的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那里地处赤道，雨林密布，遍地沼泽，人烟渺无，热带疾病丛生，过去是连探险家都很少去的地方。原驻朝鲜的第20师团在日军中是一个装备优良的精锐师团，但此时，在拥有绝对优势空军和炮火的美国澳大利亚联军打击下，已经陷入苦战的困境。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调令，而是针对他个人的一种打击手段，摆明了是让他去送死。
事情的起因是在一个月前的7月7日，在华北方面军纪念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宴会上记者铃木问竹崎忠志：“日军进入中国大陆作战已经六年，还看不到结束战争的希望，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一天，正好是竹崎的一对双胞胎儿子降生，他高兴地破例喝了不少酒，铃木又是他的小学同学，保证这些谈话只是私人意见交流，不发表于报端。于是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是个低能、缺乏远见的指择机关，只能应付日常事务和解决一些战术性问题，而对长时间日中两军处于相持僵局这一战略性问题，拿不出好办法，致使日军大部队长期在华师劳无功，财政因此而枯竭。接着，他又谈起石原莞尔的大亚细亚主义，对石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眼光大加赞赏，说什么“先觉的导师（石原）对事务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见识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根据石原的看法，战争要见好就收，一旦越过了胜利的极限点就是失败的开始。要解决中国问题，要么集中全力给中国以致命一击，要么拿出决然的政治决心，作出重大让步从中国撤军。但高层军阀目光短浅，只会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致使帝国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所谓“军人的责任就是化不可能为可能”（此话为东条英机的名言）实在荒谬之极！
竹崎的这席话不但让铃木听得频频点头，也传进了旁边坐着的“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职员的耳朵里。此时“满映”正准备借支那事变六周年之际拍摄一部宣传片，他的话很快让“满映”的社长甘粕正彦知道了。
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应该说是少数几个“懂得”怎样进行侵略的日本将领。此时石原因政见不同，与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不和，已被迫退出现役，但依然在继续搞他的“东亚同盟”，发表反东条言论，有一次甚至在京都大学公开宣扬：“敌人不是支那人，也不是美国人，敌人是日本人！正是那些被自己的野心和功名心驱使、拿着武器的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是世界的敌人，他们全都该枪毙。”这让东条十分恼火，下令取缔“东亚同盟”运动，并派宪兵监视石原，一些与石原有关的人也受到牵连。
竹崎的这些话不但吹捧了东条的政敌石原，而且明显有攻击东条内阁当局的意思。甘粕正彦是东条英机的心腹，参与过九·一八事变，宪兵出身的他，对竹崎的这种“异己思想”十分敏感，认为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里居然有这样的参谋实在不可容忍，便立刻告诉了东条英机。东条得知后很生气，他是个器量窄小又刻薄的人，石原莞尔毕竟是“满洲事变英雄”和“前陆军中将”，他还不能做得太过分，而竹崎忠志不过是个小小的陆军中佐，还治不了他？“把这家伙派到最危险的战场去就老实了！”
得罪了东条英机这样的实权派人物，后果可想而知。
冈村宁次得知这个调令后也很惊讶，对竹崎说：“你这样的人才放在中国战场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把你派到那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去跟参谋本部说说，他们也许会卖我的面子。”
竹崎鞠了一躬，说：“谢谢司令官阁下的好意！不必了，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事情是因自己而起，就由自己一人承担好了，他不想把冈村将军也牵连到此事中去。
同事都知道竹崎此去九死一生，纷纷前来送行。竹崎神态如常地和大家开着玩笑，说：“热带雨林是个奇异的世界，很多东西在日本是无福见识的，这次也是个机会嘛。我带上了画纸和画笔，回来时一定把最好的风景呈现给大家。”这是故作轻松的大话，他喜欢绘画，所到过的满洲、华东、华北，都留下过写生的笔迹，但此次远行，却是抱定“从清正石垣跃下”的精神赴死而去。
他把自己多年积攒的沾满着中国人民鲜血和日本劳工血汗的“皇军薪俸”分为两半，一半给了老母，一半给了妻子，将刚出世的两个儿子以“昭和”的年号分别取名为“昭彦、和彦”，给在日本的三弟廉志和满洲的四弟武志留了诀别信，乘飞机从上海出发，转道菲律宾，向着波涛滚滚的南太平洋飞去。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战场中已有三个战场，即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从总体上扭转了被动，开始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日军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惨败后，这年4月，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被美机伏击毙命于布干维尔岛，预示着日本国运从此无可挽回地衰落。呆在中国的竹崎还没有多少体会，一到烈日炎炎、充满着尸臭的南方战场就有了切身感觉。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国际大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抗日战场。1943年这一年，尽管日军仍在进行扫荡，但次数和规模已不如往年。1937年后，日军为替换下在第一线作战的甲等野战师团，建立了30字号的乙等师团担负治安任务，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损失惨遭，兵力捉襟见肘，不得不从关东军及关内的侵华日军中抽调兵力填补南方战场，如第32、第35、第36师团这样的治安师团原来都是八路军的老对手，也被陆续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华北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压力逐渐减轻，开始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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