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人吕毖所著的《明朝小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从字面上来看，九千岁或九千九百岁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在权力的垄断上离皇帝最近的那个人。他的权力凌驾于众人之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九千岁”的称呼虽然听上去透着阿谀拍马的恶心，却也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天启后期，魏忠贤被历史推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如果以实际权力而论，就是天启皇帝手中的权力也不如他。天启皇帝将魏忠贤立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并没有通过正式权力的确认，连最起码的诏旨声明都没有。
天启三年（1623年）年底，魏忠贤被任命为提督东厂太监，在名分上成为内廷的二把手。他的官职到此为止，并没有再去刻意谋求司礼监掌印的头衔。
当时魏忠贤的官衔有“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宝监印，司礼监秉笔，总督南海子，提督宝和等店太监”。从理论上讲，魏忠贤独掌了惜薪司、内府供用库、尚宝监、南海子、宝和三店等五处重要的内官职司，几乎把内廷所有的肥缺都占尽了，同时还是国家秘密警察的最高首领和能够参与机要决策的御前秘书班子成员。
实际上，魏忠贤手中的权力值要大于自己所挂的那些头衔。在天启朝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几乎成了帝国的实际主宰者，皇帝的全权代理人。
魏忠贤同天启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在名义上他只能算是帝国权力系统中的二号人物，但是在天启皇帝对政务撒手不管的时候，他也同样能够实现权力的顺利过渡。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皇帝特赐魏忠贤一枚金印。这枚金印“方二寸余，四爪龙钮，玉筋篆文，印九字三行，曰：钦赐顾命元臣忠贤印”。
皇帝赏赐宠臣印信虽然不乏先例，但所赐之物多为银质或牙质小印章，很少有金印。况且这枚金印上的内容也大不寻常。按照常理，领导给下属的金印应该刻上一些勉励之辞。
天启皇帝赐予魏忠贤的大块龙钮金印，实属特例。再结合上面所刻的“顾命元臣”的文字来看，这次赐印包含了某种政治意义。自古以来，“印”在中国都被视为权力的象征。这样一枚饱含深意的金印，可以视为天启皇帝授予魏忠贤的权力经纪人资格证书。
在万历末年，当时京城的朝天宫住进来一位落魄道士。这位道士说了两句莫名其妙的话：“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
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大太监魏忠贤把持朝纲时，人们自然会将这两句谶语与帝国的命运联想到一起。“委”“鬼”放在一起就是魏字，而“茄”字按当时畿辅地区的发音，同“客”字接近。魏忠贤的老相好就是客氏，这个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
当时内廷之中能够让天启皇帝倍感亲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乳母客氏。
乳母在宫中的地位要超越普通宫女，更何况她喂养的又是皇长孙，将来的帝国接班人。如果不出纰漏，喝自己奶水长大的这位皇家少爷就是帝国最大的潜力股，母凭子贵，作为乳母自然也少不了荣华富贵。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客氏作为年轻的母亲又很不幸。宫廷里的女人同外面的世界永远处于一种隔绝状态，客氏虽然不用为宫外家中的衣食生计担忧，但是却不得不承受与自己亲生骨肉分离的痛苦，同时还要面对宫中森严、刻板、冷寂的生活。
在客氏入宫后不久，丈夫侯二就死了，这进一步切断了她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此后，客氏就在深宫中一心一意地养育着朱由校。
而魏忠贤早年的身世却相当凄苦。他少年时家境贫寒，直到他进宫当了多年太监后，他的侄女、外甥女还被卖给京城的官僚为奴做婢。魏忠贤二十二岁的时候，也曾娶妻生女。作为一个有家有室的成年男子，却毅然挥刀自宫，割断了外面世界的联系，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关于他自阉的原因，史料记载都说是因为他“与群恶少博，不胜”。被债务迫得走投无路，只好“自宫”做了太监，有点用形而下去拯救形而上的意思。
这种说法也许反映了部分事实，却不一定符合常理。一个年轻男子在破财受辱后，可能会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事情，可挥刀改变自己的性别，需要的不光是勇气，还要有一定的外因，推动着他走向这一步。而这个外因就是当时的社会状况。
魏忠贤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明帝国宦官制度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宦官总数达到十万之众。作为皇帝的家奴，宦官们不光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而且在管理皇家饮食起居的过程中，捞取了不少油水。
许多贫苦农民，特别是京城周边的贫苦农民。当他们在陷入生存绝境的时候，经过一番利益考量，会做出这样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对于生命个体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他们把自家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去，像魏忠贤这样的成年男子也会割了命根子去赌上一把。不论是阉割孩子还是阉割自己，这都是绝境求生的极端方式。但凡能有一丝希望，哪个父母、哪个男人又会选择这样有悖人伦的极端方式？因为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走投无路的人也就特别多，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参与人员的不断增加，自行阉割要求录用的人大大超出宫廷的实际需要。
在帝国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已经净身却不能得到宦官差事和俸禄的人，他们有一个专用称呼——“无名白”。“无名白”的去向与生计反而成了帝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包袱，甚至引起过社会骚乱。
阉人供大于求，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折射出帝国底层民众生存的辛酸与艰难。魏忠贤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中，在不知怎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毅然走上一条新路。这条路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前途相当黯淡。
首先，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施行阉割手术，本身就是极大的冒险。
其次，如果在考查中落选，当了“无名白”，那么以后的日子将是十分可悲的。以万历时期而论，“无名白”的出路大概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既卑微，收入又十分有限，糊口而已。另一条路是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
魏忠贤的运气不错，安全地闯过了两重风险，成为帝国宦官中一员。
初入宫门的魏忠贤当然处于内廷权力系统的最底层，而且在最底层一待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三十岁的年纪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这时候的魏忠贤基本上就是闷头混日子，有酒喝酒，有钱赌钱。在这一阶段他还得到一个绰号，叫作“傻子”。
什么样的人才被称之为“傻子”？由此可见此时的魏忠贤在内廷是不受待见的，就像一只每日进出宫门的蝼蚁，没有人会在意一只蝼蚁的存在。
在尚未发迹的几十年中，他只离开过一次宫门，就这唯一的一次还差点儿要了他的命。那是为了打秋风而去四川投奔主管西南矿税的大太监。所谓的“打秋风”就是到地方去捞油水。
怀揣着发财梦上路的魏忠贤，却经历了一场噩梦。有人私下里在大太监那儿说了他的坏话，所以他不但没能从四川弄到钱，还被关押起来，差一点儿回不了京城。直到后来他在甲字库（内廷十库之一，负责收贮各省进贡给皇帝的地方特产。）谋得了一个差事，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管库是肥差，至少手头上不会太拮据。
万历三十几年，他在朋友魏朝的帮助下进入太子的东宫当差，算是脱离了宦官的最底层。太子有一房并不得宠的妾侍王才人，魏忠贤就是为这位王才人管理伙食，当时称为“办膳”。王才人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天启皇帝。
如果说进入东宫是改变魏忠贤人生命运的第一步，那么有幸伺候未来的小皇帝则是他实现华丽转型的最关键的一步。但在当时，这最为关键的一步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万历皇帝长期以来并不喜欢这位太子，太子的地位始终不太稳固。
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前途更加凶险莫测。何况宫中的龙子龙孙极易夭折，谁也说不准自己侍候的小孩儿将来能不能修成正果。
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魏忠贤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加上他自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入宫以后因为年纪太大也没能进内书堂（阉童入学读书的学校），因此这时的魏忠贤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此时的魏忠贤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到万历末年，魏忠贤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并没有发达的迹象，执掌朝纲就更是不可想象了。
天启皇帝即位时已经十六岁，在当时已经算是成年人了，不便再与自己的乳母共处。泰昌元年（1620年）冬天，客氏被安排住进了乾西二所。这次迁居活动搞得既隆重又热烈，皇帝给足了面子，“亲临为之移居，升座饮宴”。
虽然迁居他处，明熹宗的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客氏的安排。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传到宫廷外，难免引起朝中官员的非议。
明熹宗并不掩饰自己与客氏的母子情深，在登基后立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她的儿子侯国兴和父亲客太平先后被推恩封为锦衣卫正千户，后来客太平去世，又晋封客氏的弟弟客光先为都督。
仗着皇帝的恩宠，客氏在宫中的势力很大。由于没有文化又缺乏见识，客氏表现得有些飞扬跋扈，《明史》虽然给了她“淫而狠”的三字评语，却没有开列出事实根据。
客氏毕竟是一位出身卑贱的妇女，不论皇帝对她怎样恩宠，也无法付之以国，让她去充当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的特殊地位才显出了优势。魏忠贤这时候有了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客氏的“菜户”，一个类似于丈夫的角色。
后宫是个女儿国，除了皇帝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其他男子。如此一来，宦官就成了宫女们寄托感情的对象。有能力有办法的宫女大都有个相好的太监，而那些与宫女相好的太监在当时就被称为某某的“菜户”。
客氏的菜户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同客氏的“对食”关系是他自己一手争取来的。客氏原来的菜户叫魏朝，也是皇长孙一房中的管事太监。魏朝是魏忠贤的好朋友，魏忠贤能进太子宫中当差，就是靠魏朝的推荐。
客氏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魏忠贤，从此决定了“二魏”的不同命运。魏朝被魏忠贤排挤出宫门，后来被魏忠贤的党羽缢杀在一个小县城里。
自从万历皇帝死后，宫中大权就落到大太监王安的手中，这种局面直到天启皇帝即位后的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变。在历代太监中，王安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为人冷峻严肃，不苟言笑，自幼在内书堂读书，也还颇具文采。王安一直看不惯宦官们的蝇营狗苟，他同朝中的士大夫们打得火热。东林党中有许多干将都是他的好朋友。东林党人能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也得益于他的从中协助。
一朝天子一朝臣，随着短命的泰昌朝的结束，王安的权力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在天启皇帝看来，王安这个人严厉有余，而亲和力不足，不是自己的那盘菜。
皇帝的心思早就有人看出来了，于是魏忠贤和王体乾联手将王安踢出了内廷。王体乾与王安共同服务于东宫，年龄和地位都相差不多，关系相当密切。王安一直“视王体乾为道义友”。但是在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再好的朋友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可能反目成仇。何况王体乾早就盯上了司礼监掌印这一宦官中的最高职务，而王安则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魏忠贤和王体乾联合起来向王安发起攻击。应该说，这是一笔风险很大的政治投资，毕竟王安身居显位。风险越大的投入，投资人将来所获取的利益也就会越大。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客氏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有形与无形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等到王安反应过来，大势已去。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太监最后被魏忠贤的党羽活活勒死。
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局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显然是不合格的。试想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何谈为政之道？翻阅史料，时人对魏忠贤个人素质方面的评价不过就是“颇有记性”或者“担当能断”这些字眼儿罢了。说到底，魏忠贤不过就是一个脑子好使，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政治流氓。明朝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不识字的政治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魏忠贤虽然不认识字，但身边有王体乾为首的秉笔太监们辅助办公。鸡毛蒜皮的小事，助手们就可以搞定。对于军国大政方面的事情，还是由魏忠贤最后拍板做决定。有人会问，在魏忠贤批阅奏章的时候，明熹宗在做什么呢？
皇帝经常象征性地在清晨由秉笔太监们簇拥着“览文书”，只是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奏章的内容，一切都是按照魏忠贤等人的意思办。
这种象征性的办公，使得魏忠贤更容易打着皇帝的旗号玩弄权术。最能表明谁是帝国真正主宰的莫过于这样一种情况：魏忠贤一旦因事离开京城，各种题奏本章和票拟之旨都要飞马送到他的身边，由他拍板再行批朱。（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意旨，票拟必俟贤到始敢发批。）
魏忠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秉笔”太监，很多时候，他是整个帝国的权力主宰者，而自身没有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帝国权力的运行，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对官员奏章的批复而实现的。不认识字的魏忠贤只能由秉笔太监代为朗读讲解，而朗读讲解的只是奏章中的一部分。他实在没有耐心听完洋洋洒洒上万言的鸿篇巨制。虽然为他读奏章的太监都是他的亲信，不敢忽悠他，但是这种处理政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魏忠贤对于政治全局的掌控。
魏忠贤执政的最大软肋就是对政治常识的无知。他没文化、没经验，但有的却是权力。这种权力犹如脱缰野马，虽有规则，却无法制约。
身居高位，不懂也要装懂，明明错了却要死撑到底，这比单纯的缺少经验又要恶劣得多。天启六年（1626年）年初，礼科给事中李恒茂被削籍为民。这个李恒茂是魏忠贤的手下小弟，为魏忠贤在权力场上打拼，出过一些力气。
李恒茂被削籍为民的原因可以用莫名其妙来形容。他在一份奏章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不料却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不久前，曹尔桢刚刚打通魏忠贤的关节谋得了山西巡抚的职位，对于这一点，魏忠贤并没有忘记。
李恒茂在奏章中却说“山东”，东西不分。魏忠贤揪住这个他认为的原则性问题不放，没有文化的魏大太监想借此证明，没有文化也比有文化的人精明能干。如果李恒茂识时务，他应该在领导面前认个错，然后恭维两句也就过去了。
谁知李恒茂是个特别爱较真儿的人，不但没有低头认错，还梗着脖子上疏为自己辩解。
他说，曹尔桢本是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现未赴任。辽东有警，兵部确实曾发出公文，令曹尔桢督山东标兵戒备，说其“整兵山东”是有确实凭据的。
李恒茂的这番辩白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可魏忠贤却不这么认为。既然你有理，那么我就没理，我是九千岁怎么可以没理？魏忠贤一怒之下将李恒茂削籍除名，打发回老家。李恒茂好端端的仕途就这样被魏忠贤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魏忠贤在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是不走寻常路。
辽东前线吃紧，急需粮饷、军械、马匹，其中马匹一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魏忠贤为此想了个奇特的办法。明朝宫中旧制，凡内官中资深位崇者，皇帝可以加恩允许其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那些有骑马特权的人每逢年节必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使得那些受到“恩宠”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国家也真得到了不少马匹，但由于管理不善，内官进马又多以老病充数，待送到辽东，“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肉者比比也”。
在这幕喜剧中，魏忠贤所表现出来的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需的文韬武略。所谓的经邦治国之才，实际上也就是丰富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特殊的个人禀赋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魏忠贤几乎都要打零分。
魏忠贤缺乏政治经验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职业生涯，使得魏忠贤精于蝇头小利的算计，同时也局限了他的政治视野。当有一天，他从柴米油盐的算计中挣脱出来，开始转行玩政治，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视野已经固定在了那个水平。虽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可魏忠贤最终还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没有文化和缺乏经验，让他的政治眼光受到很大的局限。面对军国大事，这位执掌帝国最高权力的太监常常无所适从。
魏忠贤在政治上的表现虽然漏洞百出，但并不妨碍天启皇帝对他的厚爱。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魏忠贤最为风光的天启七年（1627年）上半年，皇帝对他的封赏多达41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也因魏忠贤而官升九级，以至于加至最高级别的太师之后没办法再加，只得再加禄米三百石。几日后，皇帝又封魏氏一人侯爵世袭。
魏家子弟封爵都是冲着魏忠贤的面子去的，也就是说魏忠贤实际上是一身而兼公、侯、伯三爵。这种三天一奖、五天一赏的做法，完全打破了历代专权宦官的封爵纪录。对于还差一步就变成万岁的魏忠贤来说，物质和权力上的奖赏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这时候的魏忠贤所要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是阉党高级成员对自己的忠诚度究竟如何；另一方面是随着权力地位的提升，他在内心深处早已将自己视为帝国的另一个王者。当他被人们供奉在辉煌殿堂的时候，也在无形中渐渐脱离了组织。
这种隔绝状态对于阉党集团的权力运作肯定是不利的。我们看到，正是从建生祠之议初兴、造神运动愈演愈烈的天启六年六月起，在阉党中地位重要、经验丰富、见识较高的一些大官僚们，开始逐渐疏离魏忠贤。
首席大学士顾秉谦致仕，刑部尚书徐兆魁去职闲住，大学士冯铨和吏部尚书王绍徽相继免职，工部尚书（管侍郎事）徐大化离职闲住，就连兵部尚书霍维华也摆出了时刻准备着与魏忠贤决裂的姿态。
这些人相继选择离开，虽然各有各的原因，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形势所迫。随着魏忠贤权力声威的急剧膨胀，那些追随他的官员却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和精神压力。随着魏忠贤权力指数的不断上升，阉党的打击面也不断扩张，得罪的人也不断增加。
那些跟在魏忠贤身后寻求权力庇护的官员越来越难以承受。他们中的很多人深知官场生存游戏的法则。帝国的权力系统就像是一个弹簧，魏忠贤压得越低，它的反弹力就会越大。虽然是阉党的成员，可他们并不想成为魏忠贤权力祭坛上的祭品。当权力的反弹力越来越大，他们只有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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