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德的思想开始滑坡时，“苍蝇”也就叮上了他这个“有缝的鸡蛋”。也就因为“拿了人家的手短”，他便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者提供更多的方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德的买官卖官的始俑者，就是从与三个行贿者的交往中开始的。
除马德的干儿子申佰臣之外，马德的堕落是从10万元“红包”开始的。
随着马德对自身要求的放松，一些穿针引线的掮客出现了。在马德的起诉书中，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是最早向马德行贿的人。早在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马德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苗胜国就曾因牡丹江制药厂向银行贷款，以及向黑龙江省粮食局借生产原料等事项，得到了马德的特殊帮助，由此和马德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苗胜国渐渐地从一个行贿者转变成一个“中介人”。
1998年春节前，苗胜国从牡丹江赶到绥化，一是给马德全家拜年，二是送上了10万元答谢金，感谢马德在牡丹江期间对制药厂的帮助。但是，一个坚决不收，一个坚决要给，两个昔日的朋友僵持在马德家的客厅里。
马德左右为难时，他的妻子田雅芝从里屋走出来解了围：“我看，你老马收下吧！要不，苗老弟的面子往哪搁？”
说完，田雅芝从苗胜国手里接过这一大信封。随后，马德和苗胜国重新坐在沙发上，闲聊了一会儿，苗胜国就起身离开了马家。
送走了苗胜国，马德十分生气地说：“咱们不能收人家的钱！这样做，那是犯错误的！”
田雅芝手一挥，说：“你别一本正经啦！当官不打送礼的。人家不是行贿，他是答谢你的，不是行贿！”
田雅芝说完，就将信封里的人民币，一叠、一叠地码好，一数竟是10万元人民币！
10万元，对于当时的马德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数字。马德的头皮不时地一阵阵发麻，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10万哪！”
这10万元让马德在惊悸中度过了很长时间里。马德明白，这10万元不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是一张张送自己下地狱的催命符！是一副冰凉铮亮的手铐！
田雅芝见丈夫心有余悸，给马德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这10万元你我先不动它，存到银行里去。观察几个月，或者半年。这期间，如果没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就真正归到咱们手里。如果有什么风浪，干脆就物归原主。你看怎么样？”
马德一听是个好主意，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足足提防了半年之多。当然，这半年多周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从这以后，他的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
时间到了1998年末，哈尔滨市某集团董事长肖某，准备在绥化地区筹办种羊场。肖某为了得到马德的关照，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牡丹江市的苗胜国，苗胜国让肖某准备了30万元。之后，苗胜国和肖某来到绥化市找到了马德。很快，马德带着他们来到青冈县，找到了这个县的领导，肖某的草原羊场也就顺利地开张了。
种羊场开张之后，肖某又想将自己的企业申报成全省的“龙头企业”，其目的就是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待遇。于是，肖某再次又找到了苗胜国，求其再为他帮忙。这一次他凑足了60万元，然后按照田雅芝提供的一个储蓄账号汇了过去。
从那以后，马德试探性地分别以不等的额度，收受了三次礼金，周围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由此，马德的胆子由猫变成了老虎。
马德大彻大悟后，开始付诸于行动。其中最方便得手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批发“顶戴花翎”。马德的卖官可谓极具特色，那就是丈夫卖官，妻子收钱。
为了把握起见，马德先从小官小职上“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后，马德开始批发“顶戴花翎”。之后，在绥化市的部、委、办、局里，在绥化市各县、区里，一些知情人渐渐地知道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找马德批发“顶戴花翎”，必须送礼！
2000年绥化地区“撤地建市”。马德顺利升任首任绥化市市委书记，这样，整个绥化市人事权力就牢牢地掌控在马德手里。据当地政府人士称，在人事任免、推荐过程中，名义上需要通过市委常委会，但往往就是马德一锤定音。在绥化，任何重要位置的变动都要经过马德拍板同意，就在这些过程中，马德将权钱转化的效用发挥到了极限。据此前纪检部门的通报，马德受贿礼金物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有人统计，马德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个月受贿108万元，每天受贿3.56万元人民币。
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的中纪通[2003]2号《通报》中指出，马德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带坏了班子，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损害了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致使送礼行贿、买官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搞改革、干事业、求发展的积极性。
马德刚开始批发“顶戴花翎”时，与妻子采取的办法是，先设饵、再甩竿、后钓鱼。也就是说，对绥化市各部、办、委、局和绥化市各（市）县一、二把手空缺的位子，按兵不动。用那明晃晃的“宝座”，吸引了不少竞争者。按马德的说法，那就是“吊胃口”。
绥化市下属的明水县是全国的著名贫困县。该县的县委书记空缺，按正常的组织规程，明水县县长吕岱，应顺其自然地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可谁知道，一直主持工作的吕岱，迟迟不提不任。
整整一年过去了，寝食不安、食不甘味吕岱突然大梦初醒，他紧锣密鼓地筹备了钱款，分三次交给马德14万元。之后，聪颖过人的吕岱又送给马德一套别墅，将娇嫩欲滴的两个美女放在别墅中，供马德享用。直到2000年11月，吕岱才正式当上了明水县的县委书记。
2000年年初，马德偕妻子田雅芝来到海伦市视察工作。整个接待、陪同的是时任该市副书记王某。如此近距离接触马德，王某很快就从田雅芝那儿，弄到了马德的有关信息。
随后，王某就将自己存在银行里的几十万元存款全都提出来。2000年7月，王某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来到了马德的办公室，请马德考虑一下他的工作调动。随后，王某就把自己准备好了的存折，拿了出来。这是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的30万元的存折，密码是马德家的电话号码。
王某轻轻地将这存折放在马德的桌子上，说：“马书记，我就这个能力了。”
马德鄙视地看了看存折，用一种讥笑的口吻，说：“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拿走！”
王某听后大吃一惊：“什么？你不要？”
马德阴沉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王某理解错了，马德其实不喜欢用存折送钱，他喜欢的是现金。王某还在坚持，说：“马书记，就放在这里吧！”
说完，王某就要告退，马德随手将存折扔在了地上。王某的脸如同巴掌打了一样的红涨起来，他尴尬地弯下腰拾起存折，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王某还是不死心，他试探地给田雅芝打去了电话，并且委屈地述说了自己的“碰壁”。田雅芝在电话里笑着说：“小王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老马他不喜欢存折。”
王某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两个月后，王某借马德在绥化市医院住院之机，他把存折里的钱款取出，又加了20万元钱。这一回，王某将这些钱放在了一个盒子里，来到了马德的病房里，这盒子里装了整整50万元！
2001年春，王某被提拔为某县县长。马德出事后，他成了第一批被“两规”的领导干部之一！
随着绥化市上上下下“顶戴花翎”一涨再涨。紧俏的“顶戴花翎”，已经涨价到令人闻所未闻、目瞪口呆的地步了。某县一个副县长想当县委副书记，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30万元送给田雅芝。其后趁马德治病住院期间，送上了价值达10万元的两尊小金佛。这样，张某才登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张某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之感。为了还上亲属、朋友的30万元“亏空”，张某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负责党群工作的便利，到处寻找资金的“增长点”。他效仿马德，在暗地里批发“顶戴花翎”。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02年4月初，他继续批发“顶戴花翎”时，他的“官位”也就当到头了。
马德和妻子一起，毫无避忌地根据不同县市（区）、不同部委办局的一、二把手疯狂地批发“顶戴花翎”。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的不等价位，进行大肆敛财。据马德交代，“在当了市委书记后，收钱收礼达到了顶峰。经过反省回忆，我对我能收受这么多贿赂感到吃惊，收到了这个份上，头脑已被金钱冲昏。其结果是我被审查，害了家庭，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走上了犯罪。”
马德将现有的、紧俏的“花翎”批发干净以后，对保职的“花翎”，又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研究。除对保职的“花翎”加码批发以外，他更换了“打法”。那就是保职的“花翎”拖延批。
那些保职的“花翎”是前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有的职务居高不下，有的职务不高而有实权。对这样“官员”们，那就拖延时间，拖得时间越长，这批发的“价码”就越高。这样，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绥化市某局局长是一名女干部，她在其位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近年来，女局长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就在女局长“春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官位”却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信号。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听到市组织部门准备调整各市、县、局一、二把手，其中这位女局长也“在劫难逃”。
女局长煞费苦心，最终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保住官位，必须送礼！可又一想，根据她和马德的平日关系，她与马德全家私交甚好，难道还需要送大礼么？她琢磨来琢磨去，立时与田雅芝取得了联系，电话中以15万元的价码达成了“保官”协议。
高某是绥化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他的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为人处事，在全市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中是有口皆碑的。可是，高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讨厌溜须拍马和结帮成伙的人。也就是说，在马德的眼目中，他不善于人际交往，又不送礼，属于“死脑瓜骨”。于是，在绥化市党政领导班子大调整中，被马德调到某县级市任市委副书记，这实属是降职使用。
可高某以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还加倍地工作。有一次，高某在省里考核该市一位副市长时，由于他说了实话，就把马德的“铁哥们儿”得罪了。于是，马德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对高某进行了“点穴”“你现在的位子，说不准哪天该挪挪窝了！一旦挪窝，那就不是副处级了，科级也都是它呀！”
这一“小阵雨”，真把高某说醒了，也浇透了。终于，这个榆木脑袋开窍了。高某不通则已，一通百通。如果真的没了“顶戴花翎”，地位、荣耀、家庭、价值，岂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么？没办法，高某便求其岳母为其张罗了29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送给了马德。
高某时运不济，马德东窗事发铛锒入狱！高某非但没能如愿，反而还被“双规”了。那笔借来的巨款，也就随之打水漂了！
当办案人员问高某：“你给马德送那么多的钱，到后来起作用了么？”
高某回答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许起作用了，要不然我的位子早被别人占上了。”
贾某原是一名军队干部，转业后到某县任副县长。可他却受到县委书记的极大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县委书记的矛盾越来越大，工作起来感到特别吃力。
贾某明白，自己的社会关系基础不牢、根子不深，在瞬息万变的官场上，随时随地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无时不刻地都有被清除的危险。他感到自己的官位摇摇欲坠，他觉得自己的顶戴花翎飘摆不定。
有一次，贾某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他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
马德一听，当时就告诉他说：“你来看我，那好！你没有30万就别来，知不知道？”
贾某当时差点没有晕过去，只好强作笑脸，硬挤出几个字出来：“那是！那是！”
就这样，贾某无奈之下前后共送给马德34万元。贾某为了自己的官位，也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马德一看贾某办事真讲究，不到一年的时间，贾某由副县长晋升为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正当贾某为自己的升官沾沾自喜时，他被马德案件牵入其中，现已被判刑！
马德掌握着绥化市10个市、县、区和各部、委、局、办主要负责人的人事调动大权，他自始至终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金钱等于职务。当官必须送钱，已成了绥化市一些领导干部固定的思维模式。当然，对于投桃报李的规矩，马德是非常讲究的。可以说，绥化市的买官者们，凡是送钱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了。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规则中，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利益，人和人靠利益维系，社会靠利益维系，而利益靠金钱、靠物质，没有金钱就没有利益。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亲友之间、亲情之间都得靠金钱维系。因此，这时候的马德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马德卖官卖到了疯狂的地步！
每年马德的“生日”是他大发横财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不光是年节，马德身体舒不舒服，甚至稍微咳嗽一声，这都成为他敛财的切入点。马德一有病就住院，他的病房便成官位的“批发中心”。探视的、慰问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从1995年到2001年4月，马德每年住院期间，光送礼的就有900多人次，收受礼金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马德凭着花样翻新的手段，不仅敛聚了巨额金钱，而且还收受了500多件高档西服，500多双高档皮鞋，20多台高档照像、摄像设备，10多件高档裘皮大衣，数台电脑、几十套高档手饰、古董字画等财物……十几名办案人员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办案人员还在马德家发现了几百个用来装钱的信封，信封上大多有送钱人的单位。有的信封里还剩下二、三百元钱没有拿干净，光这些信封里剩下的钱，合起来就有上万元！在马德家里，沙发底下、床单下面随手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有好几只。
到这时候，马德彻底地变了，由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变成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乐都敢找，什么人都敢交的贪官了。马德不但把卖官当成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把正常的工作也当成敛财的手段。
在一个完全被扭曲的官场当中，钱不但是换取权力的筹码，也成为了一切行为的润滑剂。在绥化市的政坛上，不但一度私事需要私办，即使公事也需要遵循私下解决这一条路径。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有一个特别的受贿案例，1999年9月，马德在担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在绥化地区所属肇东市增拨拖欠养老金数额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收受肇东市市长吴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解决拖欠养老金本是马德分内应该解决的公事，但在马德治下的绥化，公事却很难得以公办。据知情人讲述，吴某解释这次行贿的原因是，有一年国务院给各省一笔社会保险费，肇东市向上报数时报少了，为此那笔钱就拨得少了。当时，绥化地区还有1000万元的机动数，这笔钱掌握在马德的手里。吴某和市政府的几位相关负责人商议之后就找到了马德，马德最终同意给肇东市追加了300万元。为了感谢马德，吴某等人研究后就筹了5万元送到马德家里。
马德的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如果表现在精神上，那就是野心。如果表现在物质上，那就是金钱。这时的马德，已经被金钱、美女、崇拜、奉承，团团地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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