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维肯季·维肯季耶维奇·魏列萨耶夫(1867—1945)是苏联著名的作家和普希金学者，编有《普希金在生活中》(1926—1927)及《普希金的同时代人》(1936—1937)等书。为了迎接一九三七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魏列萨耶夫在一九三六年写成一篇通俗的普希金传，发表在当年十月三日到五日的《消息报》上。这篇传记流传非常之广，被译成各国文字。一九四五年苏俄国家儿童文学书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这本传记的新版本，并得到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所举行的最佳儿童读物竞赛散文作品的头等奖。现在译的这篇传略主要是依据前者，间亦参照后者，略加增补。
一、童年和少年时代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一七九九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即新历六月六日)生于莫斯科。
他的父亲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是一个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地主，但不爱经营生产，因而从自己衰落的田庄上所得到的收入就非常有限。谢尔盖·利沃维奇生活得很安闲，耽于世俗的享乐。他善于用法文和俄文写诗，爱好文学，拥有丰富的藏书，主要是法文书籍，并且还和当时许多有名的俄国作家，如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等人[1]有交往。
普希金的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是“彼得大帝的黑奴”——阿伯拉姆·汉尼拔[2]的孙女。汉尼拔原是阿比西尼亚一位有权力的亲王的儿子，被质于君士坦丁堡，后来又被俄国的公使从那儿带到俄国来。彼得大帝让他受了洗礼，加以教育，并且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宫廷里。因此在外表上，普希金就保留了他这位非洲先祖的很多特征。
普希金的父母很少关心子女们的教养，他们都是法国家庭教师带养大的。普希金的俄国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给了他真正的热爱和关切，普希金直到临死前都对她怀着热烈的眷念之情。普希金对功课既不勤勉而又懒惰，尤其不喜欢数学。但他很早就酷爱书籍，时常偷偷地钻进他父亲的藏书室，在那儿一连消磨好几个钟头，读他所能拿到的每一本书。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法文写诗。在普希金的家庭里，也正像当时一般的贵族家庭一样，法文是家常的语言。普希金从童年时起，法文就比俄文讲得更为流利。他是一个聪慧、机敏和顽皮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喜欢他，他也从没有得到他们的爱抚和同情。
一八一一年，普希金被送到皇村学校去，这是当时在彼得堡近郊皇村(现名普希金城)专为特权阶级子弟新创办的一所学校。
一年之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监们给他作了这样一个正式的学行考语：“他有着华而不实的才能和激情与纤细的，但又并不深沉的智慧……他仅见长于那些不费脑力的功课，因此他的进步就很小……非常不用功……机智是有的，但可惜仅用于空谈……生性浮躁。”
这就是普希金一生中给那些肤浅的和不大深知道他的人们的印象。实际上，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写作、阅读和思索过很多了。像在一八一四年所写的《小城》一诗中，普希金就列举出了许多他心爱的作家的名字，这使得每个人都很惊奇，就是这个十五岁的小孩子是多么博学。他喜欢的作家，是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塔索、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卢梭、巴尔尼。在俄国作家中，就有杰尔查文[3]、冯维辛[4]、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和克雷洛夫[5]。
有几个同学不喜欢普希金，因为他说话尖刻，但也有许多非常热爱他的同学。在后一类的同学当中，就有伊万·普希钦(后来的十二月党人)、杰利维格男爵(后来的诗人)和狂热的维利亚·久赫里别克尔。普希金对学校当局的态度是完全独立不羁的，在第一年，他就已经成为学潮的煽动者，结果驱逐了一个最不孚众望的学监马尔丁·皮列茨基。
在学校里，当时出了几种手抄的刊物，很多的学生都为这些刊物写诗。其中特别出名的诗人有两个：就是伊利切夫斯基和普希金。伊利切夫斯基后来成了一位才气不大的诗人，普希金却一年比一年地获得更多人的推崇，同学们都怀着敬意注视着他蓬勃发展的天才。在中学里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并且从他初期的诗作中，识者就感觉到他像是一头年轻的鹰，充满信心地展开自己强有力的双翼，准备直冲云霄。
一八一五年正月八日，学校里举行了一次从初级班升到高级班的公开考试。在参加这次考试的贵宾中，就有一位十八世纪俄国最有才华的诗人——老前辈杰尔查文。普希金被点名进去。他站在离杰尔查文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朗诵他用杰尔查文的爱国颂歌体写成的《皇村回忆》。这首诗引起了全场人的兴奋。杰尔查文眼睛里含着眼泪，冲出来想吻这个孩子。可是羞涩得不知所措的普希金早已跑掉了，杰尔查文赞叹道：
“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
普希金这时也日益引起当时著名的作家们的注意。卡拉姆津、巴丘什科夫[6]、茹科夫斯基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都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一八一六年春天，卡拉姆津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还有普希金的伯父——诗人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7]，一同去参观皇村学校。他把普希金叫到自己面前来，说道：
“你要像一头鹰似的翱翔呀，但不要在中途停止飞行。”
在学校的高级班时，普希金认识了驻扎在皇村的近卫骑兵团中的几个军官。近卫团中大多数的军官，对政府都抱着极端反对的态度。经由这些军官，普希金就读到了当时的秘密的宣传品。
其中有一个军官，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后来闻名的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特别有修养的人——恰阿达耶夫[8]。他在当时充满革命情绪，在普希金的政治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恰阿达耶夫对于普希金的教育和思想的发展上，都有很大的影响。据普希金一位同时代人的看法，他在这一方面所给与普希金的，要比整个学生时代所给与他的还多。
一八一七年六月，普希金和他的同学们在皇村学校毕业了。
【注释】
[1]恰阿达耶夫(1794—1856)，哲学家及政论家，著有《哲学书简》，发挥反对沙皇暴政的思想。普希金后来曾写过《致恰阿达耶夫》一诗献给他。
[2]卡拉姆津(1766—1826)，当时的名作家及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感伤主义的小说《苦命的丽莎》、《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以及十二卷《俄国史》。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诗人，写过很多寓言诗。茹科夫斯基(1783—1852)，诗人，曾任皇室的师傅多年，译有荷马的史诗，以及席勒、拜伦等人的作品，创作的诗篇有《斯维特兰娜》。
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诗人及批评家。
[3]普希金曾于一八二七年写过一篇题名为《彼得大帝的黑奴》的小说，就是讲他这位外曾祖父的。
[4]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古典主义诗人。
[5]冯维辛(1745—1792)，俄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旅长》及《纨袴少年》。
[6]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大寓言作家。
[7]巴丘什科夫(1787—1855)，诗人。
[8]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1766—1830)，曾以喜剧诗《危险的邻人》闻名。
二、在彼得堡
普希金作为一个成绩不很优良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只得到十等文官的官衔(成绩优良的，在毕业时可以得到九等文官的官衔)。他被派到彼得堡的外交部去服务，年俸七百卢布。在当时，年轻的贵族们供职，只是挂个空名：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差不多完全不到差办公，他们这样供职，只不过是为了升官而已。因此，普希金有的是空闲时间。
他的父母在几年之前迁居到彼得堡来，普希金就跟他们一同住在卡林金桥附近的枫塘卡。由于亲戚的关系和交游，他就侧身到当时上流社会的上层人的圈子里去。在这种上流社会里混，就需要花钱；他的微薄的薪俸是不够用的，而他父母的境况，正像往常一样地窘困。再加上他的父亲又是小处着眼，吝啬成性。
普希金这时候没头没脑地投身在彼得堡沸腾的社会生活里。他在舞会上跳舞，闹恋爱，好游逛。喝起酒来，总要充好汉，表示不落人后。还又盛气凌人地去向人家挑衅。在戏院里，他就像他后来所写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主人公奥涅金一样，“踏着人家伸在座位当中的脚上”，或者就站在一排排的座位中间，挡住观众的视线，要是有人请他让开，他就口出粗言。他可以为了每一件极小的事情向人家挑战决斗，但在大多数的场合都因为他的朋友的调解了事。同时，他和迁居到彼得堡来的恰阿达耶夫又一同消磨了许多夜晚，和他讨论各种最严肃的问题，或者就访问卡拉姆津，以他的智慧和博学惊动在座的人。
最奇怪的，就是他怎样还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作，并且还又写得很多。他一章接着一章地完成了《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以及许多抒情诗。老作家们都怀着狂喜的心情，注意着他的天才的迅速发展。茹科夫斯基这样写给维亚泽姆斯基道：“惊人的天才！是怎样的诗呀！他的天赋像魔鬼一样地苦恼着我！”
一八二〇年三月，普希金完成了《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个诗篇的出版，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轻快而典雅的诗句，画面的艺术性，性格描写的清楚明晰，朴素、不加修饰而又不避用最“通俗化”的表现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国诗歌中一个完全异乎寻常的现象。
可是同时，暴风雨已经聚集在普希金的头顶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愈来愈反动。内政部的头目是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他幻想把俄国变成一所兵营。国家因为不断的战争而日益贫困。那些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青年将校，尤其是到过不久之前刚发生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法国的人，他们有机会看到西欧较为自由的政治制度，这就引起了他们对政府抱着一种极端敌视的态度。在自由主义的贵族当中，就产生了许多以限制专制政体为宗旨的秘密集社，普希金本人就像一个敏感的回声似的，反映出了社会中的这种反抗情绪。他把他的许多讽刺诗撒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奴才们的头上去。在《自由颂》中，他对那些自称为“蒙上帝的恩惠”的统治者沙皇们说道：
统治者们！授予你们皇冠和宝座的
是法律，——而不是什么天神——
你们站在人民之上，
但是永恒的法律更高于你们。
在《乡村》一诗中，普希金用明显的色彩，描绘出农奴生活的可怕情景。他又这样写给恰阿达耶夫：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这几行诗句相互传抄立即迅速地传遍了全俄罗斯。甚至军队中稍识几个字的旗手，没有一个人不读熟这几行诗。
最后，他的自由的诗歌终于传到了政府。彼得堡的总督米洛拉多维奇伯爵就把普希金召到自己面前来。普希金去了。米洛拉多维奇当着他的面，命令警察局长去搜查他的住宅。普希金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就说道：
“伯爵！你这样做是枉然的。那儿你找不到你所需要的东西！还是拿纸笔来给我吧，我在这里都给你写出来。”
普希金坐下来，写出了自己所有非法的禁诗。
事态急转直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把普希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或者是把他囚禁在白海孤岛上的索洛维兹克修道院里。普希金的许多朋友都为之惊愕了。由于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两人奔走的结果，才改变了把普希金充军到西伯利亚或是囚禁在索洛维兹克岛的决定，而把他改送到南俄的叶卡杰林诺斯拉夫——现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在南俄移民总督英佐夫将军手下服务。
一八二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就离开了彼得堡。
三、在南方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拉耶夫斯基骑兵上将，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俄国将领，这时正从彼得堡出发，到高加索矿泉区去旅行。伴着他同行的，是他的两个小女儿和幼子——近卫骑兵团的大尉尼古拉。普希金在彼得堡时，就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人相识，而和尼古拉结交为朋友，则是他远在皇村学校读书时的事，当时近卫骑兵团正驻扎在皇村。
这家人在叶卡杰林诺斯拉夫停下来休息。尼古拉知道普希金被放逐到当地，就出去寻找他。结果他在城市近郊一家犹太人可怜的陋舍里找到了他。普希金正患着疟疾，躺在一张木板凳上，胡须满面，苍白而又瘦削。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了尼古拉一个非常感伤的印象。普希金本人也因为高兴而流出了眼泪。
拉耶夫斯基将军得到了英佐夫的允许，就带着普希金一同到高加索去了。
普希金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在矿泉区度过了整个夏天，八月初，应拉耶夫斯基一家人的邀请，又随着他们到克里米亚去，和他们在古尔祖夫过了三个星期，——这无限幸福的三个星期，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九月初，普希金跟拉耶夫斯基将军离开了古尔祖夫。这时候，英佐夫将军的司令部已经由叶卡杰林诺斯拉夫迁到比萨拉比亚的基什尼奥夫，普希金就向该地出发。在旅途中，他又发了疟疾。行经巴赫奇萨拉伊时，病得很厉害，可是他还扶病游览了可汗的皇宫和有名的“泪泉”，九月二十一日到达基什尼奥夫。
南方军的一个师团的参谋部，当时正驻扎在基什尼奥夫。师长就是秘密集社“幸福会”的会员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将军。他在自己的各团队里，实行所谓兰卡斯特制的教练法，极力反对体刑。在普希金到达之后不久，奥尔洛夫就和拉耶夫斯基的长女叶卡杰林娜·尼古拉耶夫娜结了婚，据普希金的评价，这是一个“不同凡俗的妇女”。普希金受到奥尔洛夫将军一家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这儿认识了奥尔洛夫师团的许多军官，其中有不少非常聪明而有才华的人。像弗拉基米尔·费多谢耶维奇·拉耶夫斯基(与拉耶夫斯基将军并无亲戚关系)，就是这些军官当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也是“幸福会”的一个会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和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在俄国，他是第一个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人，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将这种宣传列为秘密集社的策略工作之一。
“幸福会”共分为两派：一派的中心在彼得堡，另一派的中心在南方的图尔钦，就是南方军总部的所在地。彼得堡的北方派，反映出了自由主义贵族阶级的情绪，他们希望能有一个保持贵族特权和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宪法。比较激烈的南方派，则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完全取消贵族的特权，在政治权利上则是一切人民平等。
南方派的领袖是佩斯杰利上校。当他到基什尼奥夫城来的时候，普希金方在当地和他相见。一八二一年四月九日这一天，普希金在日记中写道：“我和佩斯杰利一同消磨了早晨的时光。……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富有独创智慧的一个人。”
普希金又有好几次从基什尼奥夫到基辅省去，访问拉耶夫斯基将军母亲的富庶的领地卡曼卡村。她再嫁后生的儿子瓦西里·利沃维奇·达维多夫，是南方派的一个最活跃的分子，就住在当地。每年在十一月底时，秘密集社的所有会员就假借庆祝他母亲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为名，到卡曼卡来集会。普希金有一次偶然碰到这样的集会，并且又重新见到过去在彼得堡相识的雅库什金。雅库什金也是秘密集社的一个积极的活跃分子。
和当时这些卓越的革命分子的来往接触，对于普希金的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反抗情绪更加坚强起来，而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也给了他鼓舞。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那波里已经燃烧起革命之火，希腊也起来反对土耳其。普希金狂热地注意着希腊人民的起义，并且梦想自己也参加进去。
一般地讲来，普希金从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充满革命的激情。他写道：
你，狂风，暴雨，掀起巨浪，
摧毁那死亡的堡垒吧——
你，雷雨，那自由的象征，你在哪儿？
高飞过不自由的水浪吧！
在基什尼奥夫时，普希金写了一首革命诗《短剑》，号召实行革命的恐怖手段。他的另一首辛辣地讽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诗——《在鼓里长大的……》，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写成的。普希金还草成了一个剧本的计划，在这个剧本里写一个主人在赌牌时怎样输掉了自己忠心的老仆人；他又开始写一篇为了伟大的诺夫戈罗德城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传说中的战士——瓦季姆的诗篇。在表示个人对于政治的意见时，普希金也正像在彼得堡一样，丝毫不谨慎。秘密侦探们就向彼得堡报告，说“普希金公开地，甚至在咖啡馆里，不只是骂军官，而且还骂政府”。
普希金虽然在观点上和情绪上，接近秘密集社，但他并不是它的一员。后来那些在革命运动史上以十二月党人闻名的许多人，从没有一个人把秘密告诉普希金：一方面是大家都害怕他的轻率和不谨慎，另一方面是大家都爱惜他的伟大的天才，认为他用他的笔就足够为他们的目的尽力了。
普希金在彼得堡的朋友们，都尽力为他设法，想将他从基什尼奥夫调到另一个文化较高的城市里去。正在这时候，一位有教养的人物沃龙佐夫伯爵被任命为敖德萨总督。由于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斡旋[1]，外交部长就把普希金从基什尼奥夫调到敖德萨去，而沃龙佐夫也同意做他的保护人，并给他的天才以最适宜的发展条件。
普希金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了基什尼奥夫，首途到敖德萨去。沃龙佐夫伯爵非常殷勤地招待他，并邀他常去看他，介绍他和自己美丽的妻子叶丽萨威塔·克萨威里耶夫娜认识。在普希金的前面，又重新敞开了他所喜欢的上流社会的大门。
普希金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他在沃龙佐夫伯爵的办公厅供职，每月的薪俸不过五十八卢布多一点。由于普希金不善于节省，在他生活的那种阔场面中，这一点儿钱当然是不够的。
环境又逼得普希金走上一条在当时贵族作家认为新而又不屑走的路。在普希金所属的这个有钱的贵族社会中，靠自己的文艺作品来卖钱，被视为是件可耻的事。这就等于说是“出卖灵感”。普希金坚决地反对这种贵族的成见：“灵感不能出卖，但可以出卖文稿”，——这是他的一句名言。
普希金在南方时，写了很多的东西。这时候，正像他自己所承认的，“因为拜伦而发了狂”。
他的《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强盗兄弟》等诗篇，都是在拜伦的影响之下写成的，并且描绘出了许多具有狂烈的热情和深刻的体验的忧郁魅人的英雄人物来。在当时，醉心于拜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普希金用美的诗句和充满了华丽与明显的艺术画面而写成的诗篇，曾获得很大的成功。批评界狂热地赞扬他，读者把他的诗都熟记在心里。普希金的名声一年一年地增长起来。当在敖德萨时，他就开始了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到敖德萨来访问普希金的许多基什尼奥夫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愈来愈阴郁和易怒了。他和沃龙佐夫伯爵的关系，非常不融洽。在当时的俄国行政长官中，沃龙佐夫伯爵是以自己的教养、精力和才干出名的。但他是个阴谋家和极端的自私自利者，冷酷而又背信，充满了烦琐的自尊，爱阿谀和谄媚。在沃龙佐夫的衙门里，普希金只是一个小官，但他却保持着独立的身份，要求平等的待遇，不肯阿谀沃龙佐夫，不像其他那些专门挑选的训练优良彬彬有礼的青年官员们那样讨他喜欢。沃龙佐夫开始对普希金表示出冷淡和傲慢。
一八二四年五月，沃龙佐夫把普希金当作自己衙门里的一个属员，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委任状，派他到各县去搜罗有关发现蝗虫的消息，并设法把它们消灭掉。普希金差不多气得发疯。这就是说，沃龙佐夫想把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官吏。普希金想拒绝这个任命。他的朋友们都劝他不要这样做。普希金就动身了，当他回来的时候，据说他向沃龙佐夫作了这样的一个报告：
飞蝗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讯。
普希金立刻就提出了辞呈，决定此后靠文学写作生活。
流放者的不自由的生活，沃龙佐夫的压制，由于检查制度而无写作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逐渐使得普希金决意逃出俄国。他准备乘船潜逃到君士坦丁堡去。有几个朋友帮助着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个逃跑的计划最终未曾实现。
因为普希金是在外交部正式供职的，他的辞职书就转呈到彼得堡去。可是同时沃龙佐夫也没有忽视这件事。他接二连三地送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的谍报到彼得堡去。他极力想使政府相信：敖德萨的社会对于普希金是绝对危险的，它能使他沾染上“迷误和危险的思想”，最好让普希金远离开他的崇拜者的阿谀，因为这些人搅昏了他的头脑，使得这个年轻的人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实“当时，他不过是拜伦爵士的一个浅薄的模仿者，至于这个作家也很少有益处可说”。
普希金静候着辞职书的批准。但在他头顶上的乌云，是愈来愈浓密了。莫斯科的警察局截留了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因为他在这封信中写了一些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话。同时沃龙佐夫也接到彼得堡的命令：普希金行为不端，立即撤职，并押送到普斯科夫省他父母的领地，交由当地长官监视。当人家把沙皇的命令拿给他看时，普希金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命令的严厉，也使得他所有的朋友感到惊讶和愤慨。一八二四年七月三十日，敖德萨的卫戍司令就把普希金解送到普斯科夫省去了。
【注释】
[1]屠格涅夫(1784—1845)，史学家及作家。
四、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普希金启程了，按照官厅的命令，沿途任何地方不得停留，这样在八月九日他就到了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在这个乡村里，他和他的唯一的伴侣老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寂寞地度过了将近两年。他早晨起身后先用冷水洗澡，然后就坐下来写作。午饭吃得很晚，饭后出去骑马，晚上因为烦闷就独自一个人打弹子，或者是听老奶娘讲故事。有一次他愉快地写给他的朋友们道：“那些故事是多么美丽迷人呀！每个故事都是一篇叙事诗……奶娘——这就是塔吉雅娜的奶娘的原型[1]。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时我才不寂寞。”
偶逢节日时，普希金有时就穿上俄国式的红衬衫，腰里扎一条皮带，到邻近的圣山修道院的市集上去，和盲目的乞丐们坐在一起，听他们唱关于拉撒路[2]或是圣者阿列克谢的歌，并且还把它们记录下来。
普希金和邻近的地主们不相往来，只结识了邻村三山村的女地主普拉斯科维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奥西波娃。她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却非常有教养和聪颖。普希金非常爱她，终生都和她保持着友谊关系。
普希金因为忧郁和寂寞而苦恼着。他一向是喜欢热闹、活跃、上流社会和紧张的智慧气氛的。他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出来的信都写满了这一类的话：“我得了忧郁症，我的头脑里一点儿思想都没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对于我是太气闷了”，“我们这里时常下雨，刮风，树林喧响着，喧闹而又寂寞”等等。他心里极端怨恨政府不断的迫害，把他从这个地方放逐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在普希金的面前，又重新浮现出那个作为唯一出路的逃到外国去的思想。可是这一次他的计划也没有能得到实现。
一八二五年正月中旬，普希金在学校时代的老同学伊万·伊万诺维奇·普希钦[3]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来探望他。他是清晨到的。普希金从窗里看见这位老友的来临，还没有穿好衣服，他只穿着一件睡衣就冒着严寒去迎接。他们两个人都因为这次相见异常地高兴，普希钦带了一本格里波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的手抄本[4]，给他的朋友作礼品。在午饭之后，他们就坐下来朗诵这个剧本。
他们的谈话也涉及到秘密结社。普希钦是秘密组织北方派中的有力的分子。在这之前，他是把自己参加秘密集社的事情瞒着普希金的。现在他隐约地暗示了他：他是秘密集社的一员。普希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回想起他在基什尼奥夫时代的朋友拉耶夫斯基少校，被监禁在季拉斯波尔斯克堡垒里已经五年了，但他们从他的嘴里逼不出什么口供来。
“不错，这一切都和拉耶夫斯基少校有关！”普希金叫道。接着他平静下来，又补充说道：“不过，亲爱的普希钦，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
他们一直坐着谈到深夜。普希钦的马已经备好。两个朋友互相拥抱话别——从此就永远分别了。这一年的年底，就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之后[5]，普希钦被逮捕，流放做苦役去了。
乡村中的那些平静而寂寞的生活的岁月，对于普希金的创作是非常有益的，他写了很多的东西，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他这样写道：“我觉得，我的智力已达到了全熟的程度，我可以创作了。”
一八二四年十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完成了他在南方就已经开始的长诗《茨冈》。他在这个村子里，又完成了一部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大作品——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在这之前的俄国文学中，是无所谓悲剧的。剧场完全是靠了“俄国拉辛们”[6]所写的一些小玩意儿来维持场面，——这都是些模仿法国伪古典主义形式而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作品。普希金主张要把戏剧推动到莎士比亚所开辟的道路上去。他写道：“我坚决地相信：我们陈旧了的戏剧形式，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就按照我们鼻祖莎士比亚的体系来写自己的悲剧。”“我模仿莎士比亚的地方，是在他对于人物的自由与宽广的性格描写，是在于典型的平凡而单纯的配合，以及朴素性……”，“我深信，对于我们的戏剧最适合的，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民原则，而不是拉辛悲剧的宫廷风习”。“时代的精神，需要在话剧舞台上有很大的转变。”
一八二五年秋天，普希金完成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他对自己高声朗读了一遍，然后拍手高兴地叫道：“啊呀呀，普希金啊！啊呀呀，你这个狗崽子啊！”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时候，普希金继续写作在敖德萨就已经开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完成了第三章，开始写第四章和第五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中旬他花了两个早晨的工夫又写好叙事诗《努林伯爵》。
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旧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他的继承人本该是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但他早就放弃了继承皇位的权利。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件事始终是保持着秘密的。于是就应该由再次的一个兄弟尼古拉来继承。军队最初对康斯坦丁宣誓，尼古拉本人也对他宣誓过；继而他们又向尼古拉宣誓。秘密集社的会员就决定利用这次所发生的混乱局面，举行军事政变来达到限制或者甚至是推翻沙皇政权的目的。他们就暗示军队，说康斯坦丁是被迫离位的，在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率领军队到枢密院广场去反对尼古拉。可是这次起义，终为尼古拉的炮火所镇压。
新皇的登位颇引起了普希金心中极大的希望。他决定呈请准其自由。可是选在这个时候请求并不适当。不错，普希金本人并不是秘密集社的一员。但在差不多所有被捕的人那里，都有他所写的革命诗歌的抄本。根据所有这些文件，政府就非常清楚地看出：在这次起义的准备酝酿上，普希金是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的。大家也许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时他们竟没有逮捕普希金，为什么没有把普希金作为这次运动的最危险的鼓励者而加以惩罚？据说是因为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两个人想拯救普希金，就向沙皇尼古拉提议，最好是设法把普希金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利用他的笔来作有利于政府的事情。因此，沙皇就接受了普希金的请求书。
审讯结束：五个主要的十二月党人被处绞刑(其中有佩斯杰利和雷列耶夫[7])，一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普希金和大部分处绞刑的人都相识，并且还认识很多被流放的人。这些人被处严刑，在普希金的身上留下了一个震骇的印象。他这样写道：“判处绞刑的人都被绞死了，但是一百二十个朋友、兄弟和同志去做苦役，那也是可怕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很久，普希金又在自己的原稿上画了一个绞架，上面挂了五个人的尸体，并且若有所思地写着：“我也会……”“我也会……”。
一八二六年九月三日，普希金在三山村的邻人家里消磨了一晚。天气非常好。普希金很愉快，和姑娘们一同散步；夜晚十一点钟的时候，她们才沿着大路把普希金送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第二天黎明时，普希金的老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就披头散发，惊慌失色，泪流满面地奔到三山村去。她告诉他们，说夜里有一个人骑马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来，也不知道是军官还是士兵，把普希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这时候，普希金正和沙皇的传令兵乘着马车向莫斯科急驰而去。他们日夜赶程，九月八日就到了当地。他们既不让普希金休息一会儿，也不让他换一换衣服，剃一剃胡须，就把这位忍受着饥寒和满身污泥的普希金，一直带到皇宫中尼古拉的书房里去。
沙皇尼古拉非常仁慈地接待了他。接着在他们之间就是一场很长的谈话。沙皇问他：
“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那次起义吗？”
普希金大胆地回答道：
“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事谋，我不会不参加的。只因我不在当地才得免于难。”
尼古拉又问起他的思想方式是不是改变啦，假如给他自由的话，能不能改变他的思想和行动。普希金沉默了很久，最后允诺了。
沙皇又问道：
“你现在写什么呢？”
“差不多什么都没有写，陛下，因为检查得太严厉了。”
“那你为什么要写检查通不过的东西呢？”
“检查也不放过那些最无辜的东西。”
“呶，好吧，那么我自己来当你的检查官。把你所写的东西都送到我这儿来。”
沙皇挽着在激动中的普希金的手，走出了书房，并且向那些聚集在会客厅里的侍臣们说道：
“诸位先生！这是一位新的普希金。让我们把旧的忘掉吧。”
但这不过只是尼古拉的一些空话。普希金的一切行动都证明，他并没成为“新的”。
在请求书里，普希金讲到自己的“真诚的改悔”，但他并没有背弃他的过去，没有责备他的朋友，也没有对沙皇的仁慈表示感激，而是在动摇着、怀疑着……
很明显地，他永不会变成一个杰尔查文、卡拉姆津或是茹科夫斯基[8]，沙皇也永不能对他表示信赖。
【注释】
[1]塔吉雅娜是普希金所写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位女主人公，普希金就将自己的奶娘的形象，都体现在塔吉雅娜的奶娘的身上。
[2]出典自《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3]普希钦(1798—1859)，十二月党人，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彼得堡起义失败后被捕，翌年判处二十年苦役徒刑，充军至西伯利亚。后曾写有《关于普希金的杂忆》，记述他们学生时代的生活和这次会晤。
[4]格里波耶多夫(1795—1829)，俄国剧作家，以讽刺俄国贵族社会的喜剧戏《聪明误》闻名。这个剧本系作于一八二二年至二四年间，在当时未得检查当局的通过，只能以手抄本秘密流传于读者之间。
[5]即指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这次起义不幸被沙皇的铁掌所镇压，五个主要的领袖被处绞刑，其他很多的人都被判处徒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
[6]拉辛(1639—1699)，法国伪古典主义的悲剧作家。
[7]雷列耶夫(1795—1826)，十二月党的著名诗人，于一八二六年七月十三日被处绞刑。普希金非常称赞他的作品。
[8]这三个人都是当时的宫廷文人，故有此语。
五、在沙皇的监护下
普希金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在莫斯科定居下来。莫斯科狂热地欢迎着普希金。当他第一次在戏院里出现时，各排的座位上都发出了一阵轰响，重复叫着他的名字；所有的视线，所有的望远镜都对着他，谁也不瞧着舞台了。在各种集会和舞会上，全体的注意也集中在他身上，妇女们包围着他，不断地请他跳科梯里昂舞或是玛祖尔卡舞[1]。每天早晨，普希金的会客室里都挤满了访问者。全城都知道他，全城都对他感兴趣。最出名的人，都以和他相识为荣。
此后的几年当中，普希金有时住在莫斯科，有时住在彼得堡。他醉心于大都会的享乐。同时，他还写作得非常之多。《叶甫盖尼·奥涅金》一章接着一章地写出来。一八二八年阴霾多雨的秋天，在两三个星期中他就写成了《波尔塔瓦》全诗。的确，当他写这首长诗时，是“充满了音响与沉醉的心情的”。他天天不断地写。甚至在睡梦中也哼着诗句，因此他有时在夜里从床上跳起，立刻就在黑暗中把它们写下来。凡是来不及写成诗句的构思，他就先用散文写出来。然后再仔细地分章断句、涂改，重写，又再涂改。一句话，普希金对于自己的作品是下过很多工夫的。他的原稿上，纵横地涂满和写满多次修改过的句子。
自从流放归来之后，普希金对于沙皇和政府的关系，务求做到不至于引起任何非难。不管他当时对于专制政体的真实态度怎样，但决没有给沙皇以口实，疑惑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嫌疑犯。可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对他仍然是极不信任。普希金不久就确信沙皇尼古拉一世赐给他的那些“仁慈”是完全虚幻的。这些仁慈，从普希金身上剥夺了甚至是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
普希金和沙皇之间的中间人，就是当时直属朝廷的著名的“第三科”的主任官——宪兵长官本肯多夫将军，他是沙皇最亲近的人。在莫斯科时，普希金在他的朋友中间读了他所写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本肯多夫那里立即送来一个通知，说事先没有经过沙皇的审查，普希金无权用任何方法“传播”自己的作品。由此可知，普希金似乎比其他任何人处在一种更为优越的地位，实际上他得不到事先的批准甚至就不能向自己的朋友诵读自己的作品！
为了决意将《鲍里斯·戈都诺夫》付印，普希金就把自己的剧本送给沙皇审查。他很快地得到了本肯多夫的通知，说皇上非常高兴地读了他的剧本，并且在签奏上写下了他对于这个剧本的意见：
“我认为，假如普希金先生把他的悲剧加以必要的修削，改成类似华尔特·司各特[2]的历史中篇小说或是长篇小说，那么他的目的就能完全达到了。”
这位愚昧无知的沙皇，竟想向这位诗人建议，按照他的意旨来修改他的天才的作品。假如我们还记得，普希金写《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改造俄国的戏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沙皇的这个愚蠢的意见是多么滑稽可笑了。不久之前我们才弄清楚，原来尼古拉甚至没有读过这个剧本，而是本肯多夫交给自己办公厅里的人写的意见。根据各种材料推测，这个意见是当时在第三科供职的一位专事告密的新闻记者布尔加林[3]所写的。尼古拉就在自己的决定中，重复表示出这个建议将悲剧改为长篇小说的意见。普希金就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回复本肯多夫：“我很同意皇上的意见，就是我的诗剧与其说是悲剧，毋宁说是更接近历史小说。惋惜的，就是我没有力量能改写我已经写好的东西。”专制暴君的建议就等于命令：因此剧本付印的事就只好搁置起来。
这样就开始了宪兵与万恶的君主对于这位天才诗人的监视，直到他死为止。被监视的不只是他的文艺活动，而且也包括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当时在审判中，又从两个军官身上搜查出了普希金所写的《安德烈·谢尼耶》[4]一诗被审查掉的部分，题名为《纪念十二月十四日》。普希金因为这首诗被提到案，受到一番审讯。这个案子拖了将近两年。普希金终于证明了这首诗的断片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无关，而是远在十二月十四日之前很久就写成的。结果他的作品在没有事先得到审查的许可时，严格禁止公开发表”，而他本人则被警察厅秘密监视。
当这一件案子还没有结束时，另一件更严重的反对普希金的新案件又发生了。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所写的一首嘲笑基督圣胎的诗《加甫利里亚德》，又传到了政府当局的手里。为了这首亵渎上帝的诗，普希金有被终身禁闭在一所最可怕的修道院牢狱中的危险。在多次的审问当中，普希金坚决否认这是他所写的，但他的内心却是异常不安。从《预感》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希金当时是多么疲于这些不断的追究：
乌云又重新在静寂中
聚集在我的头上；
嫉妒的命运又重新拿灾厄
来将我威胁……
我要对命运保持蔑视吗？
或者就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忍耐的精神，
去和它对抗？
我因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啦，
正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风暴的来临……
可是后来因为某些不十分明了的原因，这件案子就中断没有进行。
【注释】
[1]科梯里昂是种法国式的八人四组的跳舞，玛祖尔卡是波兰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
[2]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小说家，即《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现通译《艾文赫》)的作者。
[3]布尔加林(1789—1859)，是个沙皇当局雇用的无耻文人，写过两本长篇小说，并创办有《北方蜜蜂》杂志。
[4]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一七九〇年参加法国大革命，接近吉伦特党人，一七九四年三月被捕，在狱中仍继续写诗，七月二十五日上断头台，普希金曾写过诗纪念他。
六、高加索之行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普希金的亲友们发觉他的性格中起了某种变化。他不再高兴到交际场中去，开始觉得需要守在一个角落里过家庭的生活。
一八二八年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罗娃。这是一位莫斯科的小姐，她所有的学问，就在于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和善于跳舞。但是她的美却是惊人的。普希金狂热地爱上了她，见过她的父母，经常在她家里出入。据说在当时，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甚至从没有读过普希金的作品，一般地讲起来，她一生中对诗歌都是极其冷淡的。在她和普希金之间，并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共同点。他直觉地感到她，“虔诚地拜倒在神圣的美丽之前”，为爱情所燃烧着，但是他也感觉到，这个少女对他是冷淡的，他没有什么可以使她发生兴趣和吸引她的地方，而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有些害羞，胆怯，就好像初恋时的小伙子一样。
一般地讲，在冈察罗夫的家庭里面，他感到冷淡与拘束。少女的母亲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并不喜欢普希金。他曾经多次地表示出他对于宗教和对于过世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那种自由的想法，而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却是非常笃信宗教的，并且对亚历山大一世非常恭敬。普希金不顾这一切，就在一八二九年四月底向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求婚。当时大家都没有直接地拒绝他，只是说纳塔利娅还很年轻，等一些时候再说。
这一天夜里，普希金就启程到高加索，参加到正在当地作战的部队里去。
这时候，俄国正和土耳其交战。在高加索战场上的总指挥帕斯克维奇，已经冲进土耳其的边界，进攻埃尔祖鲁姆要塞。普希金的老友——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骑兵团的团长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正在他的军队中供职，普希金的弟弟列夫又是他的副官。五月底，普希金到了第比利斯，在那儿逗留了两个星期，就启程去追赶部队，及至赶上时，谒见了帕斯克维奇，就在拉耶夫斯基的营帐里住下来。
普希金急于参加作战，不久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土耳其的骑兵袭击俄国军队的前哨阵地。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普希金就冲出营帐，跳上马，飞驰而去。担着心的拉耶夫斯基就派了两个军官去寻觅普希金。这时候哥萨克人正和土耳其的骑兵激战，龙骑兵向土耳其人的侧翼急驰过去。这两位军官看见普希金离开了龙骑兵，单独一个人手持长矛向着迎面而来的土耳其骑兵冲过去。刚从后方来的枪骑兵迫得土耳其人退却了，那两个军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普希金从前线上拖回来。
普希金非常喜欢野营的生活。他这样写道：“大炮在黎明时把我们唤醒。营帐里的睡梦特别熟。午饭时，我们吃亚洲风味的烤羊肉串。喝用塔甫里山的雪冰冻过的英国啤酒和香槟酒。”
普希金骑着哥萨克马，手里拿着鞭子。身上穿着黑色的大礼服，头上戴着圆筒帽，在军人中间显成一种奇象。兵士们都把他当作是一位外国牧师。
军队在一八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开抵埃尔祖鲁姆，并没有遭到任何抗拒就占领了它。普希金在埃尔祖鲁姆城住了三个多星期。城里面发现了瘟疫，他就决定启程离开当地。帕斯克维奇想留住普希金，请他目睹战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显然地，普希金已经完全明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就向帕斯克维奇告别了。
当普希金的创作愈加成熟和愈加深入，并且他愈向前进时，批评界就开始愈不了解他，读者对他的态度也就愈加冷淡。
《波尔塔瓦》就没有得到一般人士的热烈欢迎，布尔加林办的《北方蜜蜂》幸灾乐祸地写道：“一般读者对于《波尔塔瓦》的冷淡，清楚地证明出某些盛名的迷惑力已经消失了。”
在一八三〇年终于获得出版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也遭到了淡遇。批评界这样写道：“诗歌是种创造；而在这个剧本里面，丝毫没有一点独特的创造。至于鲍里斯和舒伊斯基两个主角，只不过是从卡拉姆津的有韵的散文改编为诗句而已。”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好的一章——第七章，他们称它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普希金蛰居于冷淡而寂寞的孤独之中，他这样写道：
诗人！不要重视世人的爱好。
狂热的赞美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喧声；
你将会听到愚人的批评和冷淡的人群的嘲笑，
但你应该坚决、镇静而沉着。
普希金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观点的转变，这还是远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是愈来愈加显著了。
他依旧悲切地同情那些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赦免，并且向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们致热烈的敬礼，预言着那幸福的日子的来临：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他还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位沉舟时得救的歌者阿里翁：
舵手死了，水手们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被暴风雨扔到海岸上，
我一边唱着往日的颂歌，
一边把我潮湿的衣裳，
晾晒在太阳下的岩石旁。
现在他对于旧日的那些赞美诗，已再没有信心。他认为十二月党人的事件是无望的失败了。
七、在莫斯科和波尔金诺
一八三〇年初春，普希金的一位莫斯科的朋友，在舞会上和纳塔利娅·冈察罗娃，还有她的母亲谈起了普希金。母女两人都对普希金表示好感，并请他代为致意。普希金的心神重又兴奋起来，立刻就整理行装启程到莫斯科去。他访问了冈察罗夫一家人。他们亲热地接待了他。从此普希金又常到他们家里去，四月六日就再度求婚。这一次，普希金的求婚终于被接受了。
一八三〇年五月六日，普希金和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罗娃正式举行了订婚典礼。普希金的父亲为了他的婚事，还把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省基斯捷涅沃村有着两百个没有被质的“农奴”的领地，分给了普希金。秋初时，普希金就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省去，接受产业和处置业务。他打算在那里只耽搁一个很短的时间。可巧当时在伏尔加河上游一带，发生了瘟疫。在离开莫斯科的第二站时，普希金就知道瘟疫已经流传到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及至当他抵达他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村时，邻近的村子已被卫兵封锁，到处都设立了检疫站，人民怨声载道，各地方发生了骚动。
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地过去了，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过去了，普希金还是滞留在波尔金诺。瘟疫到处蔓延着，一直传到莫斯科附近，防疫站阻断了所有的大路，莫斯科全被军队的警卫线包围起来，传说瘟疫已蔓延到莫斯科城中。普希金非常担心他未婚妻的健康和安全；此外还又传来一种谣言，说是婚事另有变化，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已经嫁给另外一个人。他想冲到莫斯科去，两次已从波尔金诺启程，满望能越过检疫站的封锁线，但两次都逼得退回来。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村度过了整个秋天。他觉得秋天是最宜于写作的时期。他许多最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秋天写成的。在这个波尔金诺的秋天里，普希金的创作高潮是异常惊人的——他的创作就像从一个永远无尽的喷泉里涌流出来一样。在波尔金诺村滞留的三个月当中，他写了四个小悲剧：《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石客》，全部《别尔金小说集》，一篇叙事诗《科洛姆纳的小屋》，《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还写了将近三十首抒情诗。当我们看这些作品的写作日期时，那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十月五日完成长诗《科洛姆纳的小屋》，十二至十四日完成小说《射击》，二十日完成《暴风雪》，二十三日完成《吝啬的骑士》，二十六日完成《莫扎特和萨列里》等等。因此普希金称这个秋季是“多产的秋季”。
普希金在这一个时期所写的作品，不仅以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惊人，同时还以从这一种情绪转变为另一种情绪的易变性惊人。像他所写的《村姑小姐》、《暴风雪》等明快的小说或是《科洛姆纳的小屋》，和《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及《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深刻严正的剧本，就都是更迭地写出来的。他在这个秋天所写的抒情诗，也充满着多样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情调。
最后，他只有在十二月间才能离开波尔金诺。十二月五日就到了莫斯科。
婚礼是一八三一年二月十八日在大尼基茨克大街(现名赫尔岑大街)的大升天教堂里举行的。和前一个时期的情形恰好相反，普希金是愉快、高兴的，亲切地接待友人和笑着。当举行仪式交换戒指时，普希金的戒指掉在地上。接着他手里的蜡烛又熄灭了，迷信的普希金脸色发白，并且小声地说道：
“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呀！”
八、结婚以后
普希金打算和他的妻子居留在莫斯科。他们就在阿尔巴特街上租了一所舒适的带家具的房子。这所房子一直保留到今天；它的号数是五十三号。普希金当时这样写信给普列特尼奥夫[1]：“我结婚了，非常快活。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的一生中不要有什么变动：更好的都不再期望了。这种情况对于我是这样新鲜，是好像我再生了一样。”但是他和岳母的不睦是愈来愈厉害了，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常促使自己的女儿去反对普希金，并尽可能地诽谤他。这些口舌之争使得普希金再不能容忍下去。他于是就放弃了莫斯科的那所住宅，在五月中旬带着妻子到彼得堡去。他决定在当地住下来。他们还在彼得堡近郊的皇村，租了一间消夏别墅过夏。
普希金很爱他的妻子。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丝毫没有一点精神的共同点，并且也不可能有。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最感兴趣的，只是时髦的装束和上流社会中的活动。她对于丈夫的紧张的创作工作和精神生活，丝毫不能有任何帮助。当普希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跑到她面前去，把自己的新诗读给她听的时候，她就叫道：
“我的天哪，普希金，你为什么总是拿自己的诗来麻烦我！”
在冬天沉息下去的瘟疫，又以新的力量跟着春天卷土重来，向彼得堡蔓延过去。沙皇尼古拉和宫廷都迁到皇村去。普希金写信给普列特尼奥夫道：“皇村沸腾起来了，变成了京城。”
有一次在皇村公园里，普希金遇到了沙皇尼古拉。尼古拉对普希金极为亲热，问起他的工作，并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供职？普希金回答道，他准备供职，但是除掉文学的职务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这时候沙皇就向他建议，要他写一部彼得大帝的历史。
普希金的美丽的妻子，非常得到皇后的欢心；沙皇远在莫斯科时，就在各种宴会上见过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当时她还是一个少女，沙皇那时就已经觉得她可爱而又有趣了。皇后并且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希望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到宫廷里来。
一八三一年的秋天，普希金从皇村迁回彼得堡。他被正式派到外交部，不久就晋升一级，规定薪俸为每年五千卢布。但对于普希金当时的需要，这个数目是太少了。宫廷因为他妻子的美丽而全在狂欢中；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马上就成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一个最时髦的女人。而上流社会的漂亮的太太们，都必须要有典雅的服装，漂亮的马车，宽大的住宅和建在附近时髦岛屿上的消夏别墅。这样一来，用费的预算就完全不可思议了：普希金每年要有两万五千到三万卢布才敷家用。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的生活，是在不断的娱乐、欢宴和舞会中消磨掉的。她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家，起身很迟；晚上八点钟进午餐；午餐之后，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就换装，再出门去。丈夫就伴着她。对于普希金，热衷于跳舞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但又不能让妻子一个人单独出去。他每晚都是在舞会中度过的：站在墙边，困惫地看着跳舞的人，吃着冰激凌打着呵笑。有一次他对一个相识的女人叹着气说道：
拘束呀，拘束呀，这贵族的宫廷！
就只有站着吃，坐着饮！
朋友们日益担心着普希金现在所生活的那种可怕的不利于创作的环境。果戈理[2]写道：“除掉在舞会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他。他就这样消磨掉了他全部的生活。”而普希金本人也怀着忧虑写信给莫斯科的朋友纳晓金[3]道：“对于生活的顾虑，使得我无暇感到寂寞。但是我失掉了写作所必须的那种自由独身的生活的闲暇。我的妻子总是打扮得入时地在社会里混，——这一切都需要钱，而钱只有靠我的写作才弄得到，而写作又必须要有安静的生活。”普希金没有安静的生活好让他写新的作品；为了出版已经写成的作品，也有各种阻碍，这就是由于沙皇对普希金表示的那种“仁慈”所产生出来的，——要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沙皇审查。
普希金曾经以为这会是他的特权，但现在却变成他的义务了。他这样写给本肯多夫：“兹有一事，胆敢恳求开恩：此后小作品能否送至普通检查机关审核。”看，普希金当时所请求的是怎样的恩呀！
普希金在文献档案保管处努力工作，搜集他所奉命编辑的彼得大帝历史的材料。但这时候另一件历史工作，把他从准备彼得大帝的历史工作中吸引开了。普希金对十八世纪哥萨克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很感兴趣[4]。他想写一部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为此，普希金就必须到俄国东部普加乔夫起义的地方去访向。普希金得到了四个月的假期，一八三三年七月十七日他就从彼得堡启程出发了。紧跟在他后面，他所要访问的几个省区的省长都得到秘密的训令：“通令各地机关派秘密警察，监视九等文官普希金在居留期间之生活情形与行动等。”
普希金访问了喀山、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向老年人们探询关于普加乔夫的事迹，视察了他军事行动的地方。他从奥伦堡就到了别尔地村，在过去，这里是普加乔夫的京城。在别尔地村，他找到了一个亲自和普加乔夫相识的七十五岁的老太婆。普希金和她整整谈了一个早晨，询问她，听她唱歌，临别时还给了她一块金币。
普希金走了之后，别尔地村的庸人们就起了疑心：这个异常热心地询问关于强盗的事情的人，是为了什么事来的呢？他为什么给了老太婆一块金币？事情是可疑的，最好不要惹出什么不幸的事情来吧！他们就备车赶到奥伦堡去，带着那个拿了金币的老太婆去见当地长官，并且报告道：
“昨天有一个外乡的绅士到我们那儿来。是这样的一个人：身材不很高，头发是黑而卷曲的，面带浅黑色，询问普加乔夫起义的事情，还酬以金币，大概这是个反基督的人，因为在他的手上长着的不是指甲而是长爪。”(大家都知道，普希金是留着很长的指甲的。)
一八三三年十月一日，普希金到波尔金诺去，住下来从事写作。他早晨七点钟醒过来，喝了咖啡，就躺在床上一直写到三点钟。然后出去骑马，五点钟洗澡，吃午饭，此后就读书一直读到九点钟才睡觉。这是一个最适宜的环境，他的创作又像泉水重新涌流出来。他心满意足地写信给他的妻子：“我正在写，并且已经写了很多东西了。”
滞留在波尔金诺村的一个半月当中，普希金写成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安杰洛》，翻译了密茨凯维奇[5]的两篇歌谣叙事诗，完成了普加乔夫史，写了他晚期生活中最好的两篇作品——叙事诗《青铜骑士》和中篇小说《黑桃皇后》。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普希金就返回彼得堡。
【注释】
[1]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作家及诗人，曾在彼得堡大学担任俄国文学史教授一职，是普希金最亲近的朋友。
[2]果戈理(1809—1852)，俄国著名小说家，《死魂灵》的作者。
[3]纳晓金(1801—1854)，普希金最亲近的一位朋友。
[4]普加乔夫(约1740—1775)。
[5]密茨凯维奇(1798—1855)，波兰大诗人。
九、被俘于宫廷
安尼奇科夫宫里，经常要举行皇室近亲的晚会，照例被邀请参加的，仅是那些有宫廷官衔的人。沙皇尼古拉有意给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打开一道参加这种晚会的方便之门，就在一八三四年新年前夜的除夕下了一道命令：“兹恩赐外交部九等文官亚历山大·普希金以本宫宫廷近侍衔。”尼古拉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立即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来是使自己有可能常和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见面，二来是更低地贬降了他所痛恨的普希金的地位：因为被任命为宫廷近侍的，一向都是些年轻的人，而年纪三十五岁和头发已经斑白的普希金，夹在这一群青年人当中，一定会造成一种非常可笑的现象。
当普希金知道这个荣任的消息时，他差不多气得发疯。朋友们只好向他的脸上喷冷水。他这时失了常态，满脸怒火，嘴上还吐着唾沫，他想闯进宫里去斥责沙皇的无理。他深知这种任命的原因，并且小心地在日记里写道：“我被任命为宫廷近侍，这对于我的年纪是太不相称了。但是宫廷(其实应该理解为皇上)希望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常到安尼奇科夫宫去跳舞。”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则是欢天喜地，因为这个任命向她打开了一条出入宫廷的途径。
普希金的心里非常不愉快，并且混乱如麻。他并没有向任何人诉说他自己沉重的生活，但他的朋友常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那种阴郁不安的心情。他时常撅起嘴唇，两手插在宽大的长裤口袋里，阴沉地重复讲着：
“忧愁呀！郁闷呀！”
现在差不多再不能看到他快活而无心事的样子了。他愈来愈更少像以前那样地诙谐和胡闹了。
普希金的写作生活所处的孤立状态，也愈来愈厉害。他的诗作的严谨和含蓄的朴素性，他的散文作品的简洁的明彻性，都不能满足当时大多数的读者。大众只沉醉于别涅杰克托夫[1]偏重音乐效果的诗句和马尔林斯基[2]的华丽的散文，而对普希金则异常冷淡。批评界迁就这种态度，就更加对普希金大施攻击。
普希金写作得很少了，发表得则更少，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得更严。有许多作品被检查禁止。普希金一生的最后六年当中，出版了的仅有的大作品，就是《黑桃皇后》和《上尉的女儿》。
上流社会中的一般人士都不喜欢他，害怕他那绝不吝啬的讽刺诗句。因此他在上流社会中，就结下了许多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八三四年大斋前谢肉祭[3]的狂欢周时，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因为跳舞操劳过度而得了病，健康恢复之后，就带着孩子们到卡卢加省自己的亲哥哥那儿去，一直住到秋天。
普希金一个人留在彼得堡，监督《普加乔夫起义史》的排印工作。突然间，他接到茹科夫斯基从皇村寄来的一封报急的信，说普希金有一封信落在沙皇手里，以致引起皇上的盛怒。原来这是莫斯科的邮局拆阅了普希金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就把这封信转呈给第三科。普希金在这封信里写着，说他不打算参加皇太子成年的庆祝典礼，并且对自己的宫廷近侍的官衔表示非常的轻视。但这件事终由茹科夫斯基调解了事。
普希金就开始打算辞职。他在一八三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就向本肯多夫提出辞呈，可是这却引起沙皇的极大愤怒。沙皇把普希金请求辞职的事情告诉了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为之惊愕失措。他丝毫不知道普希金所写的这个辞呈，就问沙皇，能不能设法弥补一下。沙皇回答道：
“为什么不能？我从来不想硬留什么人，我可以允许他退职。但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算完结了。或者他还可以收回他的信。”
茹科夫斯基是个好的诗人和善良的人，很得好评。他在宫廷里面处于很高的地位——他是皇太子的师傅，住在宫廷里，年俸四万。沙皇非常喜欢他，虽然常因为他给那些失宠的作家和朋友们说情而皱眉头。茹科夫斯基于是就从皇村接二连三地写信责备普希金，说服了他要他收回自己的请求。
为什么沙皇政府对普希金的态度是这样仇视和猜疑呢？从本质上讲起来，普希金是不能见容于沙皇专制政体的。专制政体善于珍视那些为它服务的文化力量。像苏马罗科夫[4]、杰尔查文、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茹科夫斯基都热心为专制政体创造光辉灿烂的诗的荣誉，因此他们就得到政府当局的关切和尊敬，得到官衔、勋章和恩俸。那么为什么普希金在过去又会“承认了”专制政体呢？其实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承认它，而是毫无批评、毫无保留、毫无后悔的狂热地爱它和颂扬它。普希金在他的《告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战役[5]纪念》等颂歌中，开始走上这条路，但他马上就调过头来，不再重蹈旧辙了。为什么尼古拉需要这个创造“单纯”的天才作品的“单纯”的天才诗人呢？普希金不能就专制政体的范，这并不是因为作为它的敌人，也不是作为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超越了它的范围的巨大的文化现象。同样地，普希金也不能就宫廷上流社会的范——这并不是因为他是它的否定者，也不是作为革命家，而是因为一个具有高深文化修养和充满优秀素质的人，不善于成为宫廷的奴仆。沙皇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普希金是个“不属于自己的外人”。
普希金在逝世的半年前，曾写了一首《纪念碑》的诗，——从他对于诗学所采取的态度和他对于自己诗学的功绩的评价来讲，这是一首惊人的和簇新的诗。从形式上讲，它是杰尔查文的一首同名的诗的模仿。杰尔查文在自己的《纪念碑》一首诗里面，列举出了他认为那些足以使他有权留给后人纪念的功绩。这位“菲丽察女神”[6]即指女皇叶卡杰琳娜二世的歌者所见到的功绩，就在于：
我第一个人敢于用有趣的俄文的音节
来赞扬菲丽察女神的美德，
以衷心的坦白谈论上帝
而且含笑向沙皇们述说真理。
叶卡杰琳娜时代的大诗人，就是这样建立起他的光荣权的。普希金则强调地指出他正和杰尔查文相反，而另样地建立起他本人的光荣的权利。他骄傲的地方，就在于通到他的纪念碑的那条路径上，因为来往的人多，踏得青草不再生长；并且这个纪念像还抬起不肯屈服的头，高耸在一切帝王的纪念碑之上。他为了什么在等待着人民的承认呢？他这样写道：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
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这几行诗，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误会。而《纪念碑》一诗结尾的几句，则引起了更大的误会：
哦，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
更无须去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假如我们在这首诗中所见到的，不仅是普希金为他以往的诗歌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并且还为他转变到全新的诗歌立场上去作了一个坚决的声明，那么这首诗的结尾的一段就更加容易了解和更为适当了。“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歌颂过自由”，“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所有这一切，就是普希金在自己过去的活动中所日益开始重视的东西，也就是他为了将来的事业所看到的“上帝的旨意”。当他走上这条新的道路时，他准备了去受愚妄者的嘲笑，去遭受侮辱和诽谤，在这条道路上，他不需要赞美，也不需要桂冠。
普希金现在想和别林斯基[7]接近，他背着自己的许多贵族朋友，把自己编的《现代人》杂志寄给他，并打算请他参加这个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时候普希金在自己的诗中，又开始响起那早已遗忘掉的音调。
普希金的经济情况是愈来愈糟了。在彼得堡居住，再加上宫廷生活和他的妻子在上流社会的阔绰社交所需的费用，已经完全不是他所能供应的了。普希金到处借债，甚至向他的朋友和不很熟识的人借钱。他欠书店、马车行、时装店，甚至杂货店和自己当差的钱，债主们围困着他的住宅，讨债的信件更像雪片一样地飞来。
一八三五年夏天，普希金又企图从彼得堡逃避开去。他写信给本肯多夫：“我觉得我非将这些浪费告一个结束不可，因为这些浪费只有加重我的债务，并且还为我的将来造成异常的不安和困难，即使不是造成穷困和绝望的话。在乡村居住三四年，可以给我以可能重新回到彼得堡，为再报皇恩而服务。”
沙皇依然是拒绝了他的请求，只允许借给他三万卢布，并从他的薪俸中扣除。这笔钱仅够偿还那些最紧急的债务，普希金从此不再领取薪俸，而收入唯一的来源，就是依靠文学写作了。但他现在所陷入的那种永远焦虑和不快的情况，又不让他有可能写作。他写信给他的父亲道：“在彼得堡，除了受气之外，就什么都干不了。”
每逢秋季普希金都要到乡下去写作的，现在就是在乡村里他也不能写了。一八三五年他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去过秋天，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写信给他的妻子道：“这样一个毫无收获的秋天，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写的东西都不成样子。为了有灵感，就必须有衷心的安静，而我却完全不能安静。”他又曾这样写给他的妻子：
我早就对那个令人羡慕的命运抱着幻想——
我这个疲倦的奴隶啊，早就打算逃避到
那能从事写作和享受纯洁的安乐的遥远的地方。
但是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对于他的这种“逃避”，完全不表同情。她受不了乡村的生活，她一生中从没有一次跟普希金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或是波尔金诺村去过。为了消夏，他们就在彼得堡附近的某一个漂亮的岛上租一所昂贵的别墅，因为在那儿可以和冬天一样地过着喧闹而愉快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在社会上的声誉，一天一天地高上去。现在已不是普希金的名声在替她增光，而是这位人人所激赏的绝世佳人，在替他这位低微的九等文官和“作家”增光了。
一八三四年有一位名叫乔治·丹特斯男爵的年轻的法国人来到彼得堡，他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之一。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他就不愿再留在法国了。在彼得堡，他借着各方的联络，得以直接在全国第一的近卫骑兵团中任军官之职。在上流社会当中，他也立刻就占了一个显著的地位。他身材高大，是个长着一对果敢著目的眼睛、自负不凡、活泼而又非常机警的美男子，因此到处受人欢迎。
普希金在丹特斯抵达彼得堡之后不久，就和他相识。丹特斯的那种法国人的活泼、愉快和机智，这是普希金最喜欢的地方。丹特斯常到他的家里去。他在普希金交游甚密的那些人家，——卡拉姆津、维亚泽姆斯等家庭中，也受到亲热的接待。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丹特斯就爱上了普希金的妻子。她也非常喜欢他。丹特斯善于讲话，使她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同时他也正像她一样，对于普希金所从事的这些诗歌、文学，刊物和政治，是丝毫都不感兴趣的。他们两个人都被狂热的旋风所卷住，头脑也因为相恋而糊涂了。
丹特斯寸步不离地紧追着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凡是她所到的地方，都必有他的踪迹，在舞会上他也只和她一个人跳舞。这样，一八三六年夏天，在叶拉金岛上举行过一两次公开舞会之后，整个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都在谈论着丹特斯追求普希金妻子的事。普希金和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作了一番解释，并且拒绝了丹特斯登门。但是这两个恋人，还是继续在公开的熟朋友家里和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相见。
于是“乌龟”这个可怕的字眼，就像讨厌的秋蝇一样，愈来愈执拗地钉在普希金的头上。在一次舞会上，有一位名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无赖青年，还瞟着眼睛把丹特斯指给朋友们看，并且在普希金的头后面用手指装出乌龟的样子。
【注释】
[1]别涅杰克托夫(1807—1873)，诗人。
[2]马尔林斯基(1797—1837)，系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的笔名，曾编过《北极星》文艺丛刊。
[3]俄国东正教的重大节日，又是送冬节和迎春节。
[4]苏马罗科夫(1717—1777)，俄国剧作家，写过一些悲剧、喜剧及歌剧。
[5]指一八一二年八月俄国军队在莫斯科西一百一十公里处的波尔金诺村战胜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的战役而言。
[6]古罗马神话中的幸福女神，拉丁文为菲丽齐塔斯。
[7]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对普希金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曾写过一厚卷《论普希金的著作》。
十、决斗
悲剧正在迅速地酝酿成熟。
普希金向来信任自己的妻子，从不对她的贞节有所怀疑。但是社会上有人把“乌龟”这个角色恶意地加在他的身上，这就使他气得发疯。并且社会上所议论的，还不仅只是丹特斯一个人。沙皇尼古拉就一向不断地公开追求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普希金曾经告诉他的朋友纳晓金，说尼古拉像一个下级小军官在追求他的妻子，早晨有好几次故意地从她的窗前走过，到了夜晚在舞会上，便问她为什么经常垂挂着窗帘。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早晨，普希金接到由本城邮局寄来的一封用法文写的改了笔迹的匿名毁谤信，内容是这样的：
“最光荣的乌龟团各大骑士、司令官及武士，顷在大团长纳雷什金主席之下，举行全体会议，并一致通过，推举亚历山大·普希金为乌龟团副团长及会史编修。”
同样的信，也分寄到普希金的许多熟朋友家里去。信中提及的纳雷什金，就是多年来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有着密切关系的美人玛利亚·安东诺夫娜的丈夫。毁谤信中推举普希金为纳雷什金的副团长，完全明显地指出，就是普希金和沙皇尼古拉的关系，正有如纳雷什金和沙皇亚历山大的关系一样。现在已经查明了，这封毁谤信是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写的；但在他的背后却站着普希金在上流社会中的成群的敌人，显而易见，其中就有当时的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他是被普希金在“祝卢库卢斯[1]恢复健康”一诗中嘲笑过的。但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普希金当时却怀疑到这封毁谤信，是荷兰公使赫克伦写的。赫克伦本是个淫荡之徒和恶毒的好搬弄是非的人。他非常钟爱丹特斯，并在半年之前将他收为义子，因此丹特斯就承袭了赫克伦男爵的称号。普希金认为向公使挑战不大方便，因此就向丹特斯下了挑战书。
老赫克伦非常害怕这场决斗，因为它对于他和他的义子的前程会有各种不好的后果。纳塔利娅·尼克拉耶夫娜的姐姐叶卡杰林娜·冈察罗娃早就爱上了丹特斯。现在，为了要摆脱因为普希金的挑战所造成的这个困境，他们就扬言说，丹特斯所追求的并不是纳塔利娅·尼克拉耶夫娜，而是她的姐姐，并且准备和她结婚。于是普希金只好收回自己的挑战书。
一八三七年正月十日，丹特斯和叶卡杰林娜·冈察罗娃结婚。这样一来丹特斯就成了普希金的亲戚。他就到普希金家里去作新婚后的拜访，但是普希金没有接见他，并且吩咐家里的人告诉他说不愿和他有任何关系。
可是他们在上流社会的舞会上和公共的朋友家里还是经常相遇。丹特斯更加顽强地继续追求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甚至差不多达到了无耻的地步。普希金的愤怒反而使他高兴，他还当着普希金的面特别热心地向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献殷勤。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他想表示出，他之所以结婚并不是因为害怕决斗，假如普希金不喜欢他的行为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接受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这时普希金气得差不多发狂。
一八三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普希金写了一封充满最可怕的侮辱语言的信给老赫克伦。在这封信之后，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普希金也正要求这样：他觉得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到能摆脱这纷扰境遇的另一条出路。赫克伦和丹特斯协商之后，丹特斯就向普希金提出挑战书。普希金接到挑战书之后，心境就完全安静下来了。决斗指定在第二天举行。
普希金清晨很早就起了床。他还是像昨天一样地愉快而平静。喝过了茶之后就坐下来写东西。这时候，丹特斯的决斗助手——达尔沙克[2]所写的信送来了。他请求普希金派自己的助手去和他磋商一切。但是普希金什么人都还没有找到。他就出门去找助手。在潘杰列伊蒙诺夫斯克大街上，他偶然地碰到一位学生时代的同学，现任工兵中校的丹扎斯，就请他担任助手之职。丹扎斯一口答应了。他就到达尔沙克那儿去，两个人拟定了决斗的条件。然后丹扎斯把书面的决斗条件带给普希金。普希金读也没有读，就完全表示同意，并托丹扎斯去买手枪。他自己就愉快地坐下来处理《现代人》杂志[3]的编辑事务。随后又打开伊希莫娃所写的《俄国历史童话》来读。
在预定的时刻之前，他和丹扎斯在涅夫斯基大街转角的一家沃尔夫糖果店里相会。他们坐上了雪橇，就向指定的地点——黑溪的卫戍司令官别墅出发。
他们和敌人正好同时到达。于是大家走进矮树丛，选择了一片空地。地面上全盖满了白雪。两位助手和丹特斯就开始在雪地上踏出了一条宽大的道路，作为两位敌人对垒之地。普希金裹着熊皮大衣，坐在雪堆上，不耐烦地等待着。两位助手在道上用脚步量好距离，并把他们的大衣放在雪地上作为两道障碍物，然后就装上手枪的子弹。普希金不耐烦地问道：
“呶，怎么样？弄好了没有？”
一切都准备好了。两个敌人被安置在相当的地点上，并把手枪递给他们。丹扎斯挥了一挥帽子，作为信号。
普希金迅速地走到障碍物前，站定了之后就准备开枪。但这时丹特斯在还没有跑到障碍物之前一步的地方就开了枪。普希金应声倒在作为障碍物的大衣上。他面孔朝下一动也不动地伏卧着。两位助手和丹特斯马上跑到他的面前。普希金苏醒过来了，他抬起头来说道：
“等一等。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开枪。”
丹特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侧身站着，并且用右手护在胸前。普希金爬起身来跪着，半斜着身子，就准备开枪。他瞄了好久，枪声响起来了。丹特斯倒地。普希金向空中抛出手枪叫道：
“好呀！”
接着又重新失掉知觉倒在雪地里。可是丹特斯仅因为一阵有力的挫伤倒下来：子弹穿过他手上多肉的部分，一直碰到裤子的纽扣上；就是这个纽扣救了他的命。
普希金在醒过来的时候就问达尔沙克：
“我打死他了吗？”
“没有，你只是伤了他。”
“真奇怪”，普希金说道，“我想，我一定可以痛快地把他打死的，但我现在才知道并没有……反正都是一样。等我们恢复了的时候，那时再来”。
两位助手共同用力把普希金扶上雪橇。他们在卫戍司令官别墅跟前找到一辆马车，那是赫克伦打发来以备不时之需的。丹特斯和达尔沙克就向丹扎斯建议，将这辆马车供普希金用。丹扎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没有告诉普希金是谁的马车，就把普希金扶进车，同他一起驶进城。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和她的二姐亚历山德林娜刚散步回来不久，正等普希金吃午饭。突然间丹扎斯不经通报就跑进来，并且竭力装出镇静的样子报告道：普希金刚和丹特斯决斗受了伤，但很轻微。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就冲进门廊，这时普希金已由人用手抬进来了。她当时就昏厥过去。
他们把普希金安放在他书房里的一张长椅上。苏醒过来的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想走进来，但是普希金高声地叫道：
“不准进来！”
他不愿意她看见他的伤，只有当他换好衣服和安卧着的时候，才叫她进来。
一个个的医生来给他诊视，他的朋友——茹科夫斯基、普列特尼奥夫、维亚泽姆斯基，亚历山大·屠格涅夫也都来探视他的病况。
【注释】
[1]卢库卢斯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一位军事将领和富人，普希金写的诗是借古讽今的。
[2]达尔沙克是法国大使馆的一位随员。
[3]是普希金于一八三六年所创办的一种文艺月刊，普希金死后即由普列特尼奥夫接编。一八四七年由诗人涅克拉索夫接办，此后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均曾参加编撰工作。
十一、临终
普希金痛苦得很，但他还时常问起他的妻子：
“她这个可怜的人，无辜地忍受一切，可能还要遭到人家的议论。”
他又告诉她本人：
“不要因为我的死而责备自己，这只是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
他请求外科御医阿伦德转呈皇上，不要追究丹扎斯参加决斗的事。丹扎斯没有离开过他。他告诉普希金，说他要向丹特斯挑战决斗，为他复仇。普希金皱起眉头道：
“不要，不要！讲和，讲和。”
近几个月来不断在他心里沸腾着的恶念和愤怒，现在都消逝了：他变得安静、温良而和平。有几个朋友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普希金在寻求死，乐于死，作为是摆脱他自己这种无出路的绝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普希金的腹部里面留着骨头的碎片，内脏受伤很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医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使得病人的内脏完全休息，并用鸦片来制止它的运动。可是那位外科御医却根据不可解的理由，命令为病人灌肠。结果当然是非常可怕的。普希金的两只眼睛露出凶恶的光芒，就像它们要从眼眶里面跳出来似的，满脸都是冷汗，两只手也变得冰冷。虽然他竭力想抑制自己，但还是高声叫喊起来，使得大家都为主震骇。那个被吓坏了的当差就去告诉丹扎斯，说普希金吩咐他把写字台上的小抽斗拿给他，然后就退出去，而在这只抽斗里面正放着手枪。丹扎斯赶忙跑到普希金面前去，想夺他的手枪，而他已经把手枪藏到被单下面去了。普希金承认他想自杀，因为这种痛苦实在难受。
清晨时分，痛楚稍减，普希金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他直到临死之前既没有呻吟一声，也没有号叫一声表示自己的痛苦。
普希金住宅的门前挤满了人。熟识的和不熟识的都挤在门口，不断地探问：“普希金怎么样啦？他好了一点儿吗？是不是还有希望呢？”
大群的人阻塞了普希金住宅前的那条街道，以致无法能挤到他的门前。但在这群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
普希金每小时都在衰弱下去。死亡逐渐逼近了，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朋友们都对他说：
“我们都抱着希望，你也用不着灰心。”
普希金回答道：
“不，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活的地方。我一定会死的，显然地，并且应该这样。”
正月二十九日(新历二月十日)近午，普希金要了一面镜子，照了一下，挥了一下手。脉搏低落下去，一会儿就完全消失。两只手也开始僵冷起来。突然间他又张开眼睛，要人家把用糖渍过的杨梅拿给他。当拿给他的时候，他又清楚地说道：
“叫我的妻子来，让她喂我吃。”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就两膝跪在普希金的枕边，把小调羹递到他的嘴边，又把自己的面孔挨近他的额角。他轻轻地抚着她的头说道：
“呶，呶，没有什么，谢天谢地，一切都好！”
此后，普希金就开始坠入昏迷的状态了。医生兼作家的达利[1]时时刻刻都守在他的身边，普希金非常爱他。垂危的普希金，好几次把手伸给他，握着手说道：
“呶，把我抬起来。我们一同去，更高，更高，——呶，我们一同去！”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又说道：
“我做了一个梦，就好像我跟你一齐沿着这些书和书架爬上去，爬到高处去，——因此我的头都发昏了。”
有几次他注视着达利，问道：
“你是谁？你？”
“是我，你的朋友。”
“为什么我不能认识你。”
他不讲话了，闭上眼睛，又在寻找达利的手，拖着他的手说道：
“呶，我们一同去，请，我们一同去！”
普希金开始垂死的挣扎。他要人家把他的身子翻到右边去。达利和丹扎斯仔细地抬着他的两腋，把枕头摆到他的背后面。突然间，他好像醒来的样子，迅速张开眼睛，面孔更加明亮起来，他说道：
“完结啦，生命！”
达利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就回答道：
“是的，弄完啦。我们已经把你翻转过来。”
普希金又清楚地重复了一句：
“生命完结啦！”
他的呼吸愈来愈慢，只剩最后的一息。生命从此长逝。在场的朋友，永世都不能忘记的，就是普希金死时面孔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伟大的幸福的安详。
【注释】
[1]达利(1801—1872)，作家兼语言学家，编有《俄国谚语辞典》(1861—1862)及《俄语大辞典》(1863—1866)。
十二、葬礼
在莫伊卡河边上，就是普希金逝世的那所房子的门前，发生了一种在当时是完全异常的情况。所有那些想向普希金的遗体致敬的人，就像潮水涌涨一样不断地增加起来。据目击当时情况的人说，到普希金的灵前来吊唁的，有三万至五万人之多。车辆从城市的各方面向莫伊卡驶过来。雇车的时候只要对车夫说一声“到普希金家去”就行了。
在普希金的灵柩旁，并没有上层显贵们的踪迹。挤向灵前的，都是些大学生、自由职业者、下层官员、商人和新兴的急进民主阶层而后来被称为“平民阶层”的“庶民”。在普希金的葬礼中，这个阶层最初出现于社会活动的舞台，并且觉得自己是一种社会力量。
普希金最后的几年，无论在社会方面、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文学方面和家庭方面，都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孤独的圈子里。“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吧！”他对自己这样辛酸地说道。但他却没有觉察，就是在他遭受折磨以至于死的那个圈子之外，他有着成千上万的热情恳挚的朋友。
死使得所有的人感觉到普希金的伟大的无法补偿的价值。他们高声地、坚决地、不用空话而用他们自己的一切行动表示出：
“普希金是我们的！”
就在这时，莱蒙托夫这位差不多还不大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一首愤激的诗：《诗人之死》出现了——这是篇火一般的诗的宣言。它异常迅速地被传抄和流行着，所有的人都重复背诵着他的诗句：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你们躲藏在法律的荫庇之下，
在你们面前，法庭和真理——都得静默闭口！
但是，你们这些荒淫的宠臣呀，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钱贿赂，
他预先见到了一切思想与行为。
那时你们的毁谤是枉然无用：
它不能再帮助你们，
你们也不能用你们的污血，
去把诗人的正义之血洗清！
社会愤慨的激发，也使得沙皇尼古拉吃惊和感到害怕。他起先对普希金的死是冷淡漠视的，并且还完全认可了丹特斯的行为。可是自下而上的这种压力，使得沙皇了解到，问题不只在于涉及一个低微的“作家”，一个他的宫廷里的小官宫廷近侍，而是一个被全国广大民众所高高敬仰的人物。
尼古拉不得不改变了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假装着说他非常重视普希金的死，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莫大的损失。丹特斯被贬为士兵，因为他隶属外国国籍，就把他驱逐出境，至于赫克伦公使由于沙皇的请求，也由荷兰政府将他从公使任上撤调回国。
另一方面，尼古拉又急忙地阻住一切足以成为社会激烈愤慨情绪所要表达的道路。严令各报对普希金的死，“保持应有的温和与适切的态度”。有一家报纸因为上面写着“我们诗坛的太阳殒落了”，“他是死在他伟大行程的中途”等语而遭到处分。普希金住宅邻近的房子，都安置了步哨，在他的住宅的大门口和住宅里面，都有暗探来往徘徊着。
在移灵的前夜，正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间，人群散去之后，普希金的住宅里只剩下他的几位近友；这时候宪兵团参谋部长杜别尔特将军带着宪兵前来。他们并不把灵柩移到第二天要举行奠礼的圣伊萨阿克大教堂去，而移到马厩教堂，在举行奠礼的这一天，教堂入口处都布满了警察，只允许那些被邀请参加的人进去。祭奠完毕之后，就把灵柩放到教堂的地下室里去了。
二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间，有一部灵车和两辆马车开到教堂门口。一辆马车里面坐着宪兵长官，另一辆马车里面坐着普希金的朋友亚历山大·屠格涅夫，他是奉命把普希金的遗体护送到普斯科夫省，距离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不远的圣山镇修道院去安葬的。他们把棺柩装上灵车，就急速地驶出城去。普斯科夫省的省长预先接到皇上的命令。当棺柩经过时，“禁止一切特殊表示，一切迎接，总而言之，禁止一切仪式即是”。
这个特别的葬礼行列，日夜兼程地在雪地里飞驰前进；就好像罪犯们，想急忙秘密地了结掉自己所作的勾当一样。
在一处驿站上，一位过路的教授夫人看见这些鬼鬼祟祟的宪兵们，在督促车夫赶快为一辆盖着藁草的车子换马，在这辆车子上就放着一个用草席裹着的棺材。她就问一位在旁边守望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天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听说，一个什么姓普希金的人被打死了，他们就把他包在藁草和席子里沿着驿站飞奔——愿上帝宽恕我，就像他是一头死狗一样。”
尼古拉统治的沙皇俄罗斯就这样在二月六日(公历十八日)的黎明时埋葬了这一位最伟大的俄国诗人。
自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是一百多年了。杀害他的沙皇专制政体已经崩溃，而一些人劳苦和受难，另一些人不劳而获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的那种社会制度，也已经崩溃了。人民对于普希金的敬爱是与年俱增。他对于一切的人都是必要而又无限珍贵的。大家之所以需要他与珍爱他，就是因为他有写诗的天才，他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性，他对于真理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他用来灌注生活的那种欢乐与美丽，他的深刻的人性与文化，他的语言的无比的音乐性，和他的文字的崇高的明朗性与朴素性。
普希金曾经幻想过的那条通到他纪念碑前的人民的路径，已经变成了宽阔坚实的康庄大道。他的著作被印成千百万册，并且立刻为群众所吸收，好像瀚海里的干沙在吸收水分一样。一切的人都知道他。他的作品被译成苏联境内许多在过去最为落后的民族的文字。普希金的预言实现了：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
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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