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在梁山泊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也是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对我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军经历为小说添彩
泰州从汉代就“煮海为盐”，盐业发达，特别是唐宋时期，更为繁荣，成为江淮一带有名的盐粮集散地。水乡兴化，东临黄海，扬州府兴化白驹场就是著名的盐场。
在1296年，扬州府兴化白驹场一个姓施的人家出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子安，一位老秀才给他取字叫彦端，又字耐庵，意思是等这孩子长大了，定会成为一位品行端正的才子。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传到施耐庵的父亲已是第十四世。
施耐庵家中贫穷，上不起学，但他聪明好学，经常借书看，请邻居教，有时还到学府去旁听，读了《大学》、《论语》、《诗》和《礼》等许多书。13岁时，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答如流。
有一天，邻居老人病故了，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有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施耐庵年少气盛，也不推让，拿过笔来一挥而就。
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流露着稚嫩和才气的祭文，赞叹不已，他主动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并且不收学费，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
施耐庵29岁又考中举人。随后，施耐庵到大都赴会试，但是落榜了，他就投奔国子监司业刘本善，刘本善推荐他出任山东郓城训导。施耐庵在梁山英雄传说的招引下，他曾到梁山水泊进行实地考察，亲身感受梁山英雄聚啸山林的冲天豪气。
在1331年，施耐庵35岁这一年，他与后来声名赫赫的刘伯温一起同榜得中进士。
施耐庵考中进士以后，曾在钱塘做官，但后来施耐庵因为不愿意为名利困扰，两年后就弃官不作了。
施耐庵准备回迁兴化时，曾诗寄兴化故旧顾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叫李子结如瓜。
顾逖答给施耐庵回了一首诗：“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施耐庵给顾逖的诗中，表达的是想回家乡寻找避世之所，但是此时，施耐庵的心中远不会轻松。后来为施耐庵写过墓志铭的王道生是理解施耐庵的，他说：“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
这句话道出了弃官归里后施耐庵满腔的不平和悲凉。英雄身陷困厄，志不得酬，往往恰如项羽“霸王别姬”弹剑悲歌。读书人则不同，他们时运不济、怀才不遇之时，常常如蒲松龄著《聊斋》，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浇胸中的块垒。
施耐庵没有像蒲松龄那样去访仙问狐，他把自己满腔的抑郁不平、苍凉豪气，连同整个生命一起，托付给了“风风火火闯九州”的水浒英雄们，从此，施耐庵开始了小说创作，他给自己写的小说取名为《江湖豪客传》。
元代末期的农民起义打破了施耐庵平静的著述生活。1352年，施耐庵的小同乡张士诚在泰州白驹场起兵反元。施耐庵的姑表兄弟卞元亨是张士诚手下大将，卞元亨素知施耐庵才能不凡，便向张士诚举荐说：“我的表兄施耐庵读过兵书，能文能武，现辞官归里。我们如用了他，就等于有了个诸葛亮。”
张士诚一听，当即就去拜访施耐庵。施耐庵本就不满于当朝的黑暗和腐败，怀有干一番事业的志向，加上张士诚的诚意相请，便答应给他当军师。
施耐庵运筹帷幄，很快便在江北打出了个小天下。接着，又挥师渡江南下，攻城略地，势力大振。
苏州向为江南繁华地，占领苏州后，张士诚看到苏州美女多，风景好，就要定都苏州。
施耐庵劝告张士诚说：“大王，你是属兔，又姓张，张者獐也，怎能离开草呢！我看还是以江北草埝一带做基地为好，然后再逐步用兵，夺取江山。”
张士诚享乐心切，舍不得离开苏州这个人间天堂，施耐庵的话半点也听不下去，终于定都苏州，自称吴王。张士诚自立吴王后，日益迷恋酒色，施耐庵曾多次劝谏张士诚，均遭拒绝，施耐庵非常失望，知道他难成大事，愤然离去。
之后，朱元璋知道施耐庵做过张士诚的军师，是个足智多谋的才子，曾多次派人延请，都未成功。打下苏州后，听说施耐庵已避居兴化白驹场，立即派刘伯温专程登门恭请。
刘伯温与施耐庵本来相知，只不过后来各事其主罢了。施耐庵知道刘伯温的来意后，让人摆上酒席，殷勤劝酒。刘伯温乘着酒兴，随口吟了几句诗：
闻说江南一老牛，诏书征下已三秋。
主人有甚相亏处，几度加鞭不转头。
施耐庵知道这是戏弄自己，当即答了几句：
老牛力竭已多年，项破皮穿只爱眠。
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必再加鞭。
他吟完诗，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回书房伏在几案上睡了。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施耐庵还没写完的“武松打虎”这一回的书稿，明白了施耐庵不愿为官、专心著述的心思，就没有再多加劝说，回去复旨了。
此后，施耐庵为躲避战乱，曾流播江南一带，在常熟、江阴等地乡下设塾坐馆，课徒之余，继续写作《江湖豪客传》。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施耐庵再次回至家乡兴化，不久又迁居白驹，在那里定居下来。
白驹为张士诚的家乡，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对这里控制得很严。施耐庵为了能安心著述，安顿好家小之后，就来至淮安，隐居在一个朋友家中专心创作。
施耐庵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江湖豪客传》。《江湖豪客传》写成后，施耐庵感到书名不够含蓄，想到书中故事多与水有关，就听从罗贯中建议改名《水浒传》。成书后，很快被传抄到社会上去。
《水浒传》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梁山泊，而此时的梁山泊已淤积成陆，水迹全无。白驹四周兴化、高邮、宝应一带方圆百里皆是水乡泽国。历史上有1131年张荣率领义兵在兴化缩头湖大败金兵的记载。于是，这里成了施耐庵笔下梁山泊的最好参照。
施耐庵在张士诚义军中的亲身经历，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感受，《水浒传》中众多英雄人物身上，都有义军中重要将领的投影。比如，武松与卞元亨，鲁智深与鱼日知，阮氏三兄弟的水上生涯，很容易让人想起张士诚三兄弟操舟贩盐的经历，潘金莲和潘巧云的不贞，040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士诚女婿潘元绍与其兄潘元明的不忠。
吴用未必没有作者自身的投影，就连征方腊之役，有人也认为就是历史上朱元璋征讨张士诚战争的翻版，梁山英雄们的悲凉结局，正是张士诚失败后作者施耐庵真实心境的写照。
《水浒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了农民战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小说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颂了英雄们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英雄气概、斗争意志和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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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写《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时，因为没有看见过别人打虎，自己也从未碰到过老虎，他一连写了好几遍，但武松打虎的动作都写得不像。施耐庵冥思苦想，改了又改，还不尽如人意，心中烦闷。
一天，他听到狗狂叫的声音，他跑出门一看，原来是个彪形醉汉正和一只恶狗搏斗。只见醉汉闪过身子，一把揪住恶狗的脖子，举起铁锤般的拳头，没头没脑地捶打了10多下，再用力一甩，恶狗滚了几丈远后躺着不动了。施耐庵看得入了迷，连声高喊：“打得好，打得好！”
立即把这情景记下来，很快就写好了景阳冈上武松打虎这一段书。这一回呀，真写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把武松写得栩栩如生。
小说中豪侠形象的塑造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英雄侠义小说，之所以成为千古传诵家喻户晓的名著，在于他通过农民起义塑造了一批英雄豪侠形象，并通过他们大力宣扬了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并人人向往的豪侠行径。
《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豪侠，只是作为豪侠的每个人对于豪侠该如何去行、去做在思想行为境界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换句话说，施耐庵将梁山上的豪侠们分成了三六九等。这些来自于不同阶层、地位、有着不同经历的好汉们，无论他们怎样不同，但都是性格使然任性而为。
鲁莽性急型豪侠。这类豪侠大都为草莽英雄，如李逵、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仗义直行、临难勇为，敢于以武犯禁，是这些武豪侠的共同特征，但仔细分析，他们的性格却是“同中有异”。
李逵粗犷中带有豪放、率真、可爱的性格特点。这是鲁达、武松所没有的。例如在《黑旋风斗浪里白跳》一回中，写李逵初见宋公明时的一番话：“哥哥，这黑汉子是谁……若真是个宋公明，我便下拜甚鸟！”
寥寥几句话，李逵的鲁莽、憨直及粗鲁中表现出来的率真、可爱的性格便可见一斑了。又如在刚上梁山时，他便说：“便造反，怕他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又如在后面的第七十五回中他“扯诏骂钦差”，故事梗概是：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得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皆横身抱住，哪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
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
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
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著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
众人都来劝解，把黑旋风推下堂去。
李逵对钦差说的粗鲁的话可看出他的头脑简单，但更能看出他起义的坚定性和对黑暗统治的无比憎恨。所以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意义也就在此：乍看粗鲁，细嚼却发现粗鲁的可爱、粗鲁的英猛，进而使人感到正是他的鲁莽、率直才更是光彩照人。
鲁智深却另有其特点。比之李逵，鲁智深的“粗鲁”却是性急，并有“粗中有细”的特点，鲁智深以“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为行为准则。
鲁智深在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始终采取一种主动进攻的态势，并且不计个人得失，渭州状元桥下，为救素昧平生的被欺辱044的金氏父女，他三拳打死了恶霸郑屠户；借宿桃花村时，为了救刘太公的女儿，又痛打了强抢民女的小霸王周通；路过瓦罐寺，杀了为非作歹奸淫妇女的凶僧恶道崔道成和丘小乙；暂住东京时，为救被太尉高俅陷害的80万禁军教头林冲，他又大闹了野猪林。
这是鲁智深一生为人行事的最好概括，他同为他所救和被他所杀的人都毫无个人恩怨，只是因为受辱者为善人，被杀者皆该杀之人，可见他的行侠仗义始终是离不开忠义两全和替天行道的。
而武松则以豪迈的性格贯穿水浒，他的豪侠之气集中体现在一系列的复仇行动之中，他公开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
武松在胞兄武大郎被西门庆、潘金莲谋杀，在告状无门的情况下，他强邀四邻前来赴宴，当众审问潘金莲和王婆，取得了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杀死西门庆，用两人之头祭奠武大亡灵，然后带着人证物证到官府自首。
后来武松为了报答施恩的照应和优待，他醉打蒋门神，帮助施恩夺回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酒店，蒋门神勾结张都监、张团练设计栽赃陷害武松，他又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张都监张团练等人，并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几个大字。
对于迫害自己的恶势力，武松没有一丝一毫的忍让、妥协的念头，总是勇往直前，抗争到底，可谓“快意恩仇”。所以，鲁智深、李逵、武松都是急性之人，他们的性格有相同之处，但彼此又有独特的个性，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他们的独特个性都是通过人物各自的行动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施耐庵的笔下可谓精妙，对同一种类型的人物，他按照他们各自独特的行动方式去完成自己独特的性格，使同一类型人物的性格具有同而不同的特征。
如果说鲁智深等人是村夫草民以勇、力等铲除丑恶势力的豪杰侠客，那么宋江、晁盖、柴进等人则是《史记》中的信陵君、孟尝君等“卿相之侠”，他们赢得四方好汉的敬慕不是靠精湛的武艺，而是靠广交天下豪杰义士和仗义疏财慷慨大方之举。
仗义疏财型豪侠。在文中，宋江是一个颇得人心的豪侠，用鲁智深的话来说，是“近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
宋江不仅对江湖上的好汉讲义气，而且对下层劳动人民同样关心，他“好作方便”，经常“济人贫困”，阎婆丈夫死了，无钱津送，宋江除了给一口棺材，还给阎婆10两银子做使用钱，对于那个卖汤药的王公也是经常资助，因而他成为一个在江湖中，在劳动人民中颇有声誉的人物。
宋江仁义长厚，上梁山前挥金似土，给人以物质上的帮助，上梁山后更是通过军事手段搭救被贪官污吏、地主恶霸陷害的兄弟们，攻打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等是为了抢救柴进、孔明、鲁智深、史进、卢俊义、石秀。
宋江耐心地做刚上山的石秀、杨雄的思想工作，关心王英的私生活，晁盖牺牲之后，更是“此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他以义气感人的力量不仅收服其他山寨的头目，连前来剿捕他的官军将领也被感动投降，可以说他是仗义疏财的慷慨义士的代表典范。
《水浒传》中不仅描写了鲁莽性急和宋江等人的仗义疏财型豪侠形象，还重点刻画了智慧谋略型的豪侠形象。《水浒传》中梁山上的军师智多星吴用，是好汉中一流的足智多谋人物。书这样形容吴用：
谋略敢欺诸葛亮……略施小计鬼神惊，吴用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
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攻打青州时，因有呼延灼作为青州主力，一时很难拿下，呼延灼上梁山之前为汝宁郡的都统制，武艺高强，骁勇善战，有万夫不当之勇，使一双铜鞭，骑一匹踢雪乌骓马，交锋三五次，各无输赢。
吴用听此情况后，提出“先用力敌、后用智擒。”随即利用呼延灼骄傲的心理，用计骗出呼延灼追赶梁山兵等到伏击圈内，呼延灼方知上当被生擒。
被擒的呼延灼在宋江的指点下归顺了梁山，并愿意协助宋江、吴用攻下青州城，呼延灼带梁山人马假扮败兵归城，与梁山里应外合顺利地攻下了青州城。《水浒传》中擒索超、捉张青等都是吴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谋略来智取的。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重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
置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全书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描绘，一幅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出来。
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人，但由于身份、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
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着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至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
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江！”
李逵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另外，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礼下，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即善于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行为、动作、举止、处事方式，来表现其性格的特殊。在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有这样一段：
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体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那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见掀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震的那山风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
武松却又闪在一边……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从半空劈将下来……那大虫翻身又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
文中将英雄人物的行为写得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显得自然可信。这些地方都说明《水浒传》在描写武松的性格时，注意到他们极有个性的动作和处事方式。
《水浒传》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便是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这正是几百年来一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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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崇尚一种勇武阳刚的气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这样一群人格美的男儿。他们勇武无比，豪气凌云，丝毫没有脂粉气，绮靡气，而独有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
鲁智深的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
也正是兄弟之义，让宋江能稳居众好汉之首，而实现自己的招安计划，导致最后曲终人散的结局，所以说这种笑傲江湖，勇武阳刚的兄弟之义又被添上了几许悲壮的色彩。
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
《水浒传》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在结构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在语言上的成就也十分的显著。由于它从话本发展而来，因此先天就有口语化的特点。
施耐庵又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加工，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对人叙事，多作白描，能够抓住主要特征和细节，洗练而传神。
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的人，便还他一样说话”，从对话中能看出不同人物的性格。
例如第七回写高衙内调戏林教头的娘子时，鲁智深赶来要打抱不平，林冲道：“原来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内，不识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
而鲁智深则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
两句话，鲜明、准确地反映了林冲和鲁智深两人的不同处境、不同性格：一个有家小，受人管，只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另一个赤条条无牵挂，义无反顾。
又如李逵初见宋江时的一段对话非常精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也表现得很出色。
例如武松打虎后，遇见两个猎户，他们吃了一惊道：“你那人吃了忽律心，豹子肝，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不知你是人是鬼？”
这就非常切合猎户身份和他们当时的心情。此外像差拨语言的两面三刀，阎婆惜语言的刁钻泼辣，王婆语言的老练圆滑，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水浒传》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使用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塑造了一大批传奇的英雄。这不但标志着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造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水浒传》的画面之所以显得那样光辉夺目、绚丽多彩，人物形象之所以表现得那样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就是因为作者熟练地驾驭了明快、生动、形象的语言，用字准确、精当。
《水浒传》或生动地显示出人物性格，或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人物的彼时彼地彼境的心理状态，或巧妙烘托出人物活动的环境氛围，或清晰地叙述了故事情节，或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行为动作。
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写店小二不放金老走时，文写道：
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面门牙。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
鲁达是个急性子的人，干什么事都是大咧咧的，打人也如此，你看他还没说上几句话。便“大怒”，是不由分说就打起来。“揸开五指”如见其伸出大手，往小二脸上打去。“只一掌”清脆响亮之声，响于耳际。“再复一拳”是一掌不足于解恨。“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将店小二的狼狈相活现于眼前。
《水浒传》根据人物出身、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所用的语言也各自有别，恰到好处。
如阮氏三雄，虽是一母同胞，但因性格各异，说话用语就个个不同。阮小七性情粗爽快。说起话来也与两位哥哥不同，心直口快，直来直往，干脆痛快。其兄小二、小五说不出来。
尤其在“智取生辰纲”一节里，写黄泥冈上的杨志、老都管、虞侯、军健的斗口语，看出他们因身份不同，心想不一，说话口气也就各异。
文中，杨志是杨志的话，老都管是老都管的话，虞侯是虞侯的话，军健是军健的话，从他们的话中见出他们的性格、思想、态度的差异来。
杨志的尽心精细，一路上小心谨慎。时时事事防范，却又处处任性的神态，逼真如画；老都管的倚老卖老，放肆的架势，声色俱厉。两个虞侯，一路絮絮地叨咕，众军挨打受苦而又不得不忍气吞声的可怜相，惟妙惟肖。
总之，《水浒传》通过描述用语和人物自己的语言，不同身份的人物心理、性格，无不生动细致地显现了出来，个性十分鲜明。
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的。这种安排固然是由于继承了“话本”表现手法的特点，把一些主要人物和事件集中起来叙述。
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全书的内容所决定，即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广阔画面的。
小说结构的完整，还表现在开端、高潮和结局等安排的精心设计上。从英雄们个人反抗到排座次，逐步形成了起义的高潮，以后斗争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终以“魂聚蓼儿洼”的悲剧告终。从开始到结尾正是农民起义一般过程的真实反映。
《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用白话写的长篇小说。在它的形成中，有一个民间口头传说、瓦舍艺人说唱、文人加工成书的复杂创作过程，它语言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与这一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由此而派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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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很赞赏《水浒传》的语言艺术。鲁迅在他的《看书琐记》里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鲁迅认为《水浒传》的语言具有典型性，能够反映出每一个人物各种的身份和性格等。鲁迅还赞扬《水浒传》的语言比文言文更能够传神达意，比如第十回“林教头风雪神庙”中的“那雪正下得紧”一句，鲁迅就称赞它说：“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因为“紧”字不但写出了风雪之大，而且也隐含了人物的心理感受，烘托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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