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庄太皇太后临逝世时，在遗诰中回顾说，她很小被太祖努尔哈赤聘为儿媳；奉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命“赞助内政，越既有年”。皇太极在世时，她多年参与处理国家政务，已被公认。在诸王、大臣共同上给康熙帝的奏请节哀疏中，也提到这位太皇太后早在崇德年间，就曾辅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肯定她为奠定大清江山，做出重要贡献。
古代朝廷都有不许后宫介入朝政的规定。但事实上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虚伪的。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有后宫智囊，得益于她们的帮助。凡家天下，国事与家事密不可分。家里人谈家国事，开诚布公，无所顾忌；与朝廷官员的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相比，皇帝在家中能听到真实、负责任的见解。除非后宫无才女。
布木布泰入宫之初，谈不上涉入朝政。随着知识增长，经历积累，才能提高，她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境界和才智，并逐渐成熟起来。皇太极培养她作为处理朝政的助手。她是属于那种德、才、貌都不错，而德、才更胜于貌的青年女子。皇宫里美女如云，但德才出众的并不多得。皇太极和她在一起，与在其他妃嫔宫里会有不同的感受，话题广泛，有共识，能化解乃至消除烦恼；有些事，听听她怎么说有益无害。封永福宫庄妃后，特别是皇九子出生，皇太极更有意引导和指导她了解政治，参与朝政，常令她协助做一些具体的政务工作。她从皇帝对多变的形势的观察、纷繁的政务的裁断中，对官员品评、任用、升降及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中，以及言谈话语、待人处事中，学得更多，也更关心家国事。她不能到朝廷议事会发表见解，更不能发号施令，但可利用后宫的条件，借着与家族成员的日常接触、与亲戚朋友的来往，留心涉及朝政的大事小情，及时提供给皇太极。在用人行政方面，她的意见往往能对皇太极起补充或参考作用。
清朝国初有一件事，使布木布泰和她的侍女苏麻喇从不同的角度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是苏麻喇参与厘定清初服饰，立了功。
布木布泰出嫁时，带到盛京婆家一位侍女，名苏麻喇。苏麻喇是蒙古族姑娘，蒙古语名叫苏墨儿，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蒙古族和汉族都有些父母用孩子降生时眼前见到的器物取名，毛制的长口袋是蒙古族日常随身携带的用品。满语和蒙古语相近，到清宫后，人们用满语称呼她时就叫苏麻喇，满语苏麻喇是“半大口袋”，意思基本一样。“苏麻喇姑”的“姑”，是她一生的功德博得了公认，人们对她的尊称。苏麻喇比布木布泰小几岁，是科尔沁草原贫苦牧民的女儿，长得虽不俊美，但吃苦耐劳，做事认真，勤奋好学，聪明伶俐。她从大草原来到后金国都，带来蒙古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节俭；也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她在清宫陪伴布木布泰学习过程，凭着刻苦努力和聪明的头脑，精确地掌握了满语，写得一手漂亮的满文，并提高了整体文化素养。以至后来能担任康熙的启蒙老师。她在布木布泰身边，将日常起居、屋里屋外的事，处理得既利索又妥帖。她的才干和忠诚，足以使布木布泰信任，经常放手大胆地交给她更重要的工作。人们也认为她是孝庄文皇后心腹之人。
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后，制定一系列新制度。清代官服的定制，始于后金天命初年，当时等级差别不大，只是贝勒穿一种带披肩领的朝服，以区别于大臣及其他官员。天命六年努尔哈赤颁布补服制度，以辨别等级。所谓补服，就是在衣服的前胸后背各缝上一块“补子”，是用金线和彩丝绣上不同的飞禽或走兽，作为官员品级的徽饰。皇太极除继承前朝的服制外，由于实行帝制，权力集中，等级制度严格，而且，扩大范围，直至后宫、王府家眷等，都有品级。所以，更强化服制的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服饰。服饰的材料、颜色、样式、图案等，全要体现出等级和身份。
崇德元年（1636年）在着手厘定清朝上下冠服诸制，物色人选时，庄妃推荐苏麻喇参与其事。苏麻喇擅长女红，除了熟习蒙古族服饰，又饶有兴趣地对比研究汉族和满族的服饰。根据朝廷的要求，她领会服制内涵，参与设计，在继承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吸收满、蒙、汉等北方各族服饰之长，精制，创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后世认可。史书记载：清崇德初年，厘定上下冠服诸制，而其“衣冠饰样”，皆苏麻喇姑“手制”。
据史书记载，满族先世女真人的袍，左衽、无领或盘领、窄袖，袍幅略短，仅及小腿部位。清朝国初制定官服的长袍、马蹄袖，女真时代没有，很可能采自蒙古族服装。苏麻喇最熟悉本民族服饰，她能得心应手地在保持满族服饰基本特征不变的前提下，取长补短，锦上添花。
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崇德元年厘定的清朝皇室和上下各级官员的冠服，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二三百年无大的改动。皇太极一再强调，服制是立国之经，为了不忘骑射，要按规定服朝衣，并告诫后世子孙遵守，不要变弃祖宗之制。表明他对苏麻喇等人制定的冠服感到满意，才这样肯定。清朝灭亡后，有些旗装仍受欢迎。如旗袍被反复改进，一直流传，深受女士们喜爱。追本溯源，应当也有苏麻喇姑的功劳。苏麻喇是布木布泰的人，又经其亲手调教、推荐，证明她知人善任，也是她的成功。
二 福临降生，庄妃曾做奇梦
皇太极称帝前，生有五位皇子：嫡长子豪格，1609年生，封肃亲王，其母是继妃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纳喇氏。次子洛格，1611年生，11岁死。三子格博会，1611年生，7岁死。四子叶布舒，1627年生，封辅国公，其母是庶妃颜札氏。五子硕塞，1628年生，封承泽裕亲王，其母是侧妃海西女真叶赫部叶赫纳喇氏。称帝时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未生子。而且，从1628年到1637年中间，九年无皇子出世；仅有八位皇女降生。可见，皇子是何等稀罕，不仅皇帝、后妃，乃至整个宫廷都期盼着天赐麟儿。
皇太极最宠爱的东宫大福晋海兰珠，于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八日，在关雎宫生下一子——皇八子。皇八子的诞生，的确让年已45岁的皇帝兴奋不已。这一年，他连得三位皇子，唯独皇八子是有名号的皇妃所生。他的欣喜心情，溢于言表，以至开有清一代先例，在笃恭殿颁发大赦令称：蒙上天眷爱，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故而大赦天下，使之都受“恩泽”。
文中称皇八子为“皇嗣”，说明皇太极已经明确将皇八子视为皇位继承人。皇帝颁诏，立即轰动国内外，引来八方朝贺，为清朝开国史上少见。翌年元旦，朝鲜国王李倧上皇帝、皇后贺表的同时，还上“皇太子”贺表及礼品。蒙古各部也纷纷献表文，贡方物，以示庆贺。此时的皇太极，政权巩固，诸事顺遂。娇妻产子更锦上添花，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向来贺者分别回赠厚礼，并大宴宾客，盛况空前。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廿八日，这个高贵而又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才半年时间，就患“天花”夭折了。皇八子之死，犹如晴天霹雳，柔弱的海兰珠无法经受这沉重的打击，终日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多方求医治疗，也无济于事。太子夭折，宠妃卧病，皇帝闷闷不乐，整个后宫沉浸在哀愁之中。
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正身怀六甲，而且妊娠已11个月，超过预产期。她先有三女，当然渴望能生皇子。皇八子夭亡，无形中增加了对她的压力。果真能生皇子，既可抚慰皇帝内心的创痛，又能弥补由于皇八子之死带来的姑侄三人都无子的缺憾。但若又生一女，会尴尬到何等地步！她既担心不生皇子，又害怕发生意外。心神不安和情绪紧张，可能起了催生作用，在皇八子去世的第三天，即正月三十日晚上八时左右，皇九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呱呱坠地。小福临的一声啼哭，划破了笼罩大清皇宫上空的乌云，露出曙光，人们奔走相告，脸上展现出宽慰的笑容。皇八子带走了皇后哲哲的希望和光明；皇九子给她带来一个惊喜。皇帝也因九子的出生得到极大的安慰。他应当欣赏自己的圣明：用“永福”命名次西宫。庄妃实在是一颗福星，这颗福星重新照亮了他的心，照亮了大清皇宫，让整个皇宫感受到“福”的来临。所以，为皇九子取名“福临”。不过，喜归喜，忧归忧，皇八子初丧，宸妃海兰珠呻吟在病榻上，皇帝、皇后放不下她。皇太极从皇九子得到的安慰，取代不了他对皇八子的痛惜。他处处谨慎行事，唯恐伤害海兰珠。所以，既不为皇九子诞生发布大赦令，亦不举行什么庆贺仪式，更不称之为“皇嗣”。
至此为止，皇九子是唯一的五宫后妃所生皇子，排在什么地位，将来可能坐上哪把交椅，谁都清楚。不论称不称太子，都不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几天前还没有人预言庄妃会生皇子，现在，庶妃、宫女们纷纷回忆说，她们在婴儿降生前就看到了吉兆。有人说看到了红光，有人说闻到了香味。内国史院学士将此类传说记录下来，写入《清太宗实录》。顺治皇帝驾崩后，修《清世祖实录》时，又对他出生时的情景进一步加以渲染，说他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怀孕时，经常有红光围绕在身上衣裙间，像是有龙在盘旋，侍女发现，以为是火，急忙走到她身边，可又什么也看不见。像这种事情，发生好多次，众人大为惊异。福临诞生的前夕，孝庄文皇后梦见一位神人抱一男孩交给她，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孝庄文皇后接过孩子放在膝上，那人便不见了。如此种种，无非是制造舆论，让天下人承认：皇九子不是凡人，是真龙天子。
三 劝降洪承畴的实情与传说
洪承畴（1593—1665年），福建南安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23岁中举人，次年登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等职，并兼兵部尚书头衔，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军事将领。因皇太极继天聪年间两次征明之后，又于崇德元年和三年先后两次大举进关，遍掠北京附近大多数州县，最远达到山东济南等地，致使明廷惶恐不安，京师一再戒严。于是，明崇祯帝将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全力对付清朝。不料，明清松锦会战，清军大获全胜，洪承畴于崇德七年二月十九日，在锦州正南的松山城被俘。
皇太极对洪承畴的重视非同一般，因为他是明朝重臣，是自明清开战以来，所俘明方职级最高的军事统帅，且此人富有文韬武略，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如能争取归顺，对大清的未来入主中原十分有用。于是多次派满汉官员劝降。然而洪承畴抱定必死决心，坚决拒绝降清。汉官前来劝降，便怒目而视，一语不答。据说当满族官员发怒举刀要杀时，他竟毫无惧色地伸出脖子，声称：“生为大明臣，死为大明鬼。”于是，皇太极改变方式，用逼辱和虐待来消磨他的意志，将他“拘锁北馆”，不给饭吃，只给豆汁喝。洪承畴以硬对硬，毅然绝食，“米浆不入口者七日”。
朝中智囊不会不懂“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争取洪承畴这样重名节的大人物，必须重在攻心，礼贤下士；逼辱和虐待只能逼他走绝路，正好“杀身成仁”，以死保住英名。通常情况下谋士们的意见是皇帝决策的基础。但朝廷的现实政策有误，智囊们很少敢直言纠正。
皇太极在永福宫遇到的会是完全相反的情形。以庄妃的智慧，她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能直言敢谏，指出逼辱和虐待不可取，献计献策，探寻切实可行的办法。庄妃给皇太极出了什么主意，各种书籍记载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她的计策起了重要作用。把有关记载和皇太极改变对待洪承畴的诱降之策结合起来，能看出大致的脉络。首要的是改变饥饿虐待之策，设法使他活下去，给他喝点人参汤，劝他进食，并以美食招待；不急于求成，适当等待，投其所好，顺其自然；重在攻心，导之以理，解开他心里的疙瘩，打消他的顾虑，使之心服；派去劝降的人要言行得体，待之以礼，必要时皇上躬亲前往。
皇太极差人以亲切体贴的态度送人参汤侍候洪承畴的同时，派内秘书院大学士、汉官范文程前去开导劝诱。
范文程（1596—1666年），沈阳人，汉族，出身名门，18岁中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攻取抚顺时被俘，隶镶红旗下为奴。皇太极即汗位后，因其才华、智谋出众，效力有功，得到赏识，开户并任职。建立文馆，范文程被选入。后改文馆为内三院，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成为不可或缺的智囊人物。皇太极派他去说降洪承畴，除了他也是汉族外，主要因为他善于以理服人；同时他的学识、才能、地位使对方无法轻视。但洪承畴还是谩骂，范文程仍耐心安抚，边谈边留心观察，发现屋梁上的尘土偶尔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再用手拂去。于是，立即回报皇太极，肯定地说：“洪承畴不会死。他连一件衣服都这样爱惜，又怎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这一新发现，极大地增强了皇太极劝降洪承畴的信心。
光阴似箭，转眼月余。皇太极得知洪承畴不仅完全稳定下来，饮食正常，且颇有降意后，立即于五月初四日亲临其住处，以探望的姿态，嘘寒问暖。一则是表示大清皇帝器重人才的诚意；二则给洪承畴下台阶的机会。皇太极见他所穿衣服已经破旧，立即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洪承畴身上，并轻声问：“先生还感到冷吗？”洪承畤以一敌国囚徒，蒙受皇帝的温暖关怀，内心不胜感激，两眼看着皇太极，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命世之主也！”于是，跪在地上向这位真命天子叩头请降。皇太极忙将他扶起，说一些赞赏欢迎的话，才启驾回宫。当夜就派人给他剃发。次日下午，在崇政殿召见。诸王、贝勒、大臣排列两边，洪承畴仍穿着破旧的明朝官服，当众行三拜九叩首大礼，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皇太极赐穿清朝大臣官服，赏赐金银绸缎布匹，及其他大量日用物品，并陈百戏作贺。清朝诸将认为皇帝对洪承畴恩遇过隆，很是不满，质问：“洪承畴只不过是一个在押的囚徒，为什么待他如此隆重？”皇太极先反问：“我们大家之所以不辞劳苦，风里来，雨里去，究竟打算干什么？”大家回答：“想得中原啊！”皇太极笑着说：“比如说我们走路，大家都瞎眼，看不见路，现在得到一位引路人，我怎能不高兴呢？”大家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是为进兵中原做准备，都佩服皇帝的高瞻远瞩。
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优礼有加，得闲便与他谈论明朝的政教、礼制、风俗、军制等，但“不强令服官”，不急于委任，不事张扬，使洪承畴降清消息处于封闭状态。明朝崇祯皇帝，只知他被俘后“义不受辱，骂贼不屈”，不知他最终降清的事实，又轻信洪承畴被清军“碎体而亡”的谣传，以洪承畴为节烈忠臣，大加痛悼。后听说洪已降清，便长叹一声，始命罢祭。而此时，大明王朝自身难保，已顾不上其他。
总之，洪承畴归降一事完满解决。不需多说，起决定作用的是皇太极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并亲自出面，示之以诚。文臣范文程等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落实皇帝的意图。庄妃在背后辅助皇太极，在劝降的策略和工作过程，注入了她的智慧和女性特有的细密、缓和、关爱、周全的工作方法，是她为大清国奠基事业立下的一项功劳。
在庄妃如何帮助皇太极招降洪承畴的问题上，信史与某些野史演义作品或传说的歧义很大。归结起来，前者认为是用政治谋略攻其心；后者则大书特书庄妃亲自出马用色情诱惑其人，如《清宫秘史》等书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庄妃与洪承畴同床过夜。
这种描写，毫无根据，与事实相距太远。首先，后妃未经皇帝准许，不能擅自离开后宫；而清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充满信心和活力，皇太极绝不会黔驴技穷到拿高贵的皇妃做赌注的地步。其次，庄妃为人安稳本分，有政治头脑，既不属于风骚轻佻女子，也根本不会提出亲自去勾引洪承畴的劝降方案；即使派去侍女，也主要是以女性的耐心与温柔，设法劝饮人参汤，延续他的生命。再次，当时摆在洪承畴面前最尖锐的是生与死、降与不降的矛盾。要死，必求美名；要降，不愁没有美女、佳肴。洪承畴是明白人，绝不会明知是当今皇妃，仍与她在床上厮混。因为这种事本身就是死罪，如此被杀与拒降被杀不同，那将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洪承畴传》作者王宏志，审阅史料，进行研究，结论是根本没有庄妃去看望洪承畴之事；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笔者相信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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