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平日没有严重疾病。偶有不适，到温泉疗养一段时间，或用药，很快就能痊愈。自从康熙二十二年五台山之行，太皇太后再也没外出，可能健康状况不如从前。二十四年（1685年）八月二十九日凌晨，太皇太后突然中风，“右手伸展不直，语言不清”。这场病比较重。但由于治疗及时，病情很快好转。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太皇太后圣体违和”。病情严重，康熙的文字中说过是“疹患骤作”，也说过是“旧症复发”。不论是什么病，总之一开始就很重，而且“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康熙“益加恐惧”，“五内忧灼，莫知所措”。
为了挽救祖母的生命，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做了所有他所能做的事。宫中御医是高水平的，可是“御医诊脉，皆云深可忧虑”。他又查阅医药文献，亲自调药，遍问方医，均回天无术。
康熙试图用好生之德，求得上天对祖母的眷顾和默佑，特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谕刑部：所有内外问刑衙门，除十恶死罪及贪官、光棍不赦外，其余已经奉旨监候死罪重犯，概行减等发落。
两天过去，太皇太后的病势非但不见好转，而且危象渐增。康熙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搜索出多年前的一份记忆。那年大旱，他在宫中设坛祈祷苍天赐雨，长跪三昼夜，第四天，又步行到天坛虔诚祷告，“油云忽做，大雨如注”。于是心中升起一线希望，以为“精诚”可以感动上天，为了给祖母祈求永年，决定再亲临天坛致祭。
十二月初一日，早六时左右，康熙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文武官员，自乾清宫步行到天坛致祭，恭祈太皇太后转危为安。行礼过后，太常寺官员宣读康熙亲笔祝文。其词意恳切，感人肺腑，呼吁皇天，“伏恳悯念笃诚”，保佑祖母太皇太后病体痊愈，健康长寿；他情愿自己减寿，增加祖母的寿命。
康熙听读祝文，“涕泪交颐”。陪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文武官员，无不感动涕泣。祭毕，康熙立即回慈宁宫侍候祖母。皇孙的虔诚，使祖母受到莫大安慰，由于心里高兴，“饮膳少加”。御医诊视，也说“脉息较前顿觉平和”。然而，精神作用引起的病情缓解，毕竟是暂时的，仅过一两天，又出现反复，这一次，康熙对苍天大失所望。他最“抱痛于心”的是，用自己的寿命换取祖母的延年都未能如愿，从此知道“天道幽远，难可期必”，再也不躬亲祈祷。这件事深深刻在他的心中，乃至30年后，重新提起，仍“流涕呜咽，不能自止”。
这位独断乾纲，敢于挑战恶势力，不曾被任何困难压倒的皇帝，面对要夺走祖母生命的病魔，毫无办法，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终日以泪洗面。他能做的，只有在病榻前尽孝，陪伴生命垂危的祖母心满意足地走完她人生的最后里程。
康熙最初几天还能抽空到乾清门听政，从二十九日起，已因祖母病情进一步加重，不便离开。
太皇太后是颗福星，她一卧病，孙男弟女全围上来照顾，二女儿阿图、儿媳皇太后、孙儿裕亲王福全、皇后佟佳氏等，不离左右。康熙从太皇太后违和第二天起，就夜以继日在祖母床边护理，检方调药，侍奉饮食，35昼夜衣不解带，食不甘味。祖母宁静休息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听到太皇太后的声息，立即到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仅糜粥之类就备有30余种。只要太皇太后说想用什么、吃什么，竟“一呼即至”。原来，康熙想得十分周全，应有尽有。太皇太后备受感动，用手抚着皇孙的背，垂泪赞叹说：因为我的病，你“日夜焦劳，竭尽心思”，所有服用和饮食之类，无所不备。我实际不想吃什么，说想要什么，只不过借以支吾搪塞，“安慰汝（你）心”。谁知你都事先令人准备好，放在那儿。“如此竭诚体贴、肫肫（诚恳的样子）恳至，孝之至也。”唯愿天下后世，人人效法你，像你一样大孝。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半夜十二时左右，太皇太后病逝于慈宁宫，享年75岁。这位老人临终时留下遗诰，简要回顾了一生经历，不居功，无遗憾；对晚年生活甚为满意；对国家大事有所嘱托。原文主要部分如下：
予以薄德，幼承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登聘，获奉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赞助内政，越既有年。不幸龙驭上宾，痛不欲生，誓以身殉。诸王大臣，以世祖皇帝方在冲龄，继承大统，保护靡托，合辞坚情，勉留此身。抚育教训，未尝少懈。十有九年，重遭不造，世祖皇帝崩逝。悲悼予怀，益无意人世，告天吁众，冀申初志。诸王大臣，复以今皇帝冲龄践祚，正须鞠育，恳请再四。予顾此藐孤，难忍捐弃，勉抑哀衷，相依岁月。
今皇帝至孝性成，诚切肫恳。视膳问安，朝夕罔间。备物尽志，无所不周。屡荐徽称，尊崇斯极。终始惟一，几三十年。予因兹敬养，遂使两世哀感之怀，大为宽释。且皇太后奉事勤恪，予心甚安。但念世际升平，皇帝纯孝，亘古所无，予正可诞膺福祉。奈年齿逾迈，时用自伤。顷当寝疾，皇帝躬省药饵，寝食捐废，步祷郊坛，竭诚呼吁。乃数尽难挽，遽至弥留。予寿七十有五，得复奉太宗文皇帝左右，愜予夙心，夫亦何憾。
今皇帝励精图治，爱育苍生，海宇乂安，兆姓乐业，天下臣民颂太平之庥者，功归启佑，予殁有荣施焉。惟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今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哀，以万几为重。中外文武群臣，恪恭奉职，勿负委任，以共承无疆之福。
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其持服，依世祖皇帝遗诏，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太皇太后回顾充满苦辣酸甜的一生，口气平静，无怨无悔。虽先后遭夫死子丧的不幸，两次痛不欲生，但为了抚育幼年皇帝——顺治、康熙，她接受劝阻，“勉留此身”。康熙帝的至孝，抚平了她内心的创伤，宽释了她两世哀感之怀。国家进入升平岁月，皇帝纯孝，她正可尽享清福，无奈年迈数尽；到太宗皇帝身边去，是久怀的夙愿，没有遗憾。她知道皇帝“至孝性成”，恐过于悲哀，嘱咐康熙帝以国事为重，宜勉自节哀；文武群臣恪尽职守，勿负委任。
康熙并非不懂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感情上接受不了痛失祖母的打击，他悲痛欲绝，呼天抢地，哭无停声，饮食不入口，以致昏迷。从此，直到康熙老年，每当想起祖母，“念教育厚恩”，仍感“哀痛实难自禁”而痛哭流涕。
二 临终遗言更易丧葬礼俗
关于自身丧葬礼俗，太皇太后临终遗言有三：
其一，也是最主要的，她病危时向康熙面谕：死后不必远去盛京与太宗皇帝合葬。理由是：“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安放），则我心无憾矣。”
按照传统，明清两朝，无论皇室、民间，夫妻合葬都是天经地义之事。孝端文皇后哲哲在北京去世，遗体火化后，于第二年，即顺治七年二月，骨灰移送盛京昭陵与太宗文皇帝合葬。其礼仪与太宗文皇帝大丧相同，很隆重。孝庄太皇太后是皇太极的五宫后妃之一，死后理所当然地与太宗文皇帝合葬，礼仪也要与太宗文皇帝大丧相同，这对太皇太后来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那就必然也组织大队人马，长途践涉，一路张扬进盛京，举行一系列的礼仪，劳民伤财。皇太极、哲哲、海兰珠死后都火化，盛京昭陵中停放的是他们三人的骨灰罐。孝庄太皇太后的遗体，也该火化后安葬昭陵，或者改建陵墓。否则皇太极的陵墓放不下三个骨灰罐和一口大棺材。
火葬是满族社会入关前的丧葬制度，起源于战争频繁，迁徙无常，父母死后“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火化后，将骨灰随身携带，“以遂不忍相离之愿”。清入关后，顺治朝仍依旧制，顺治帝和他的两位早死的皇后，都将遗体火化后葬于离北京不远的遵化孝陵。
由于受汉族社会观念和土葬习俗的影响，康熙亲政以后，火葬习俗开始改为土葬，已去世的两位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和康熙的同父异母弟纯亲王隆禧夫妇，都未火化，遗体土葬。这虽不是进步，于后世无益，但在当时已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绝对不可能、也不忍心再火化祖母遗体。
素性求实，敢于打破陈规的太皇太后，如果考虑孙儿的这些难处，也肯定会放弃与丈夫合葬的礼俗，就近给自己找一个安葬之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康熙谨遵祖母的遗旨，遂令将慈宁宫以东建造的一座五间的新宫，拆运到孝陵附近建成一组暂安奉殿。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十四日，将太皇太后梓宫运来，先放在暂安奉殿前面部分——享殿。十九日早六时左右，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拆迁来的五间新宫——宝殿中的宝座上。
暂安奉殿之称，显然具有权宜之计的意思。既能满足太皇太后安厝孝陵近地的遗愿；又给将来需要做某种调整时留有余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根据曾祖母暂安以来，皇父长寿，子孙蕃衍，海宇升平，百姓安居乐业，认定此处系风水宝地。而且认为：古代合葬的礼俗，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间远近”，因时制宜，义之所在。他拿出了根据，遂彻底打消了将曾祖母合葬昭陵的念头，决定将暂安奉殿在原地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以原暂安奉殿为隆恩殿，增建方城、明楼、地宫、宝顶。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安孝庄文皇后梓宫于昭西陵宝床，陈册宝于石案，恭闭元宫石门。至此，孝庄文皇后入土为安，距她辞世已38年。[1]
昭西陵建在东陵陵区大红门外的左侧、孝陵风水围墙之外，表示虽与孝陵近在咫尺，却不是一个体系；定名为昭西陵，表示虽然与昭陵相距遥远，但“神灵所通，不间远近”，仍为一体。雍正智慧过人，理解曾祖母的遗愿，体会先父的意图，完成了皇父未竟之业，完满地解决了孝庄文皇后的安葬问题，并在理论上予以说明。九泉之下的曾祖母和皇父都会满意。
太皇太后关于不去盛京与皇太极合葬的遗嘱，经康熙与雍正实施，开创了清朝帝后不必一律合葬的先河。如果皇后去世晚于皇帝，可另建陵墓。后来乾隆朝将这种办法作为定制。
由于“太后下嫁说”的流传，昭西陵引起种种猜疑和传说。一种说法是：孝庄文皇后因下嫁多尔衮，有辱皇室尊严，羞见太宗，所以不愿与丈夫合葬，要求离儿孙近些；而儿孙也不容她在陵园之内，故葬于门外，罚她为儿孙看守陵园大门。
另一种说法是：孝庄文皇后死后，本来要葬到盛京的昭陵，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当她的棺椁途经遵化东陵时，突然沉重起来，竟至抬不动，送葬队伍只好就地驻扎。孝庄文皇后当夜给其孙儿康熙托梦，嘱咐要在棺椁停放处安葬她，不要再送往昭陵合葬。如今昭西陵的那块地方，就是当年棺椁的停放处。
关于罚她给儿孙看陵园大门之说，即使持“太后下嫁说”者，也未必都能同意。因为孝庄文皇后如果真的下嫁多尔衮，后来清皇室又认为这是一件丑事，当严加封锁，讳莫如深，秘而不发，怎么能把对她的惩罚公之于世，为后人留下讥讽的话柄呢？历代清朝皇帝都对孝庄文皇后极为尊崇。自康熙起，凡后代皇帝到东陵，总要先到昭西陵拜谒，所以，罚孝庄文皇后为子孙看守陵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托梦定陵址之说，显然是编造的神话故事，很难令人相信。
其二，是太皇太后临终对皇太后说：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割辫，是清皇室丧葬礼仪，凡父母或帝后死，为表示哀悼，将辫子剪掉一段。割辫之礼来自满族社会盛行的人殉制度。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十七日，皇帝正式下诏禁止人殉，以剪发代之。太皇太后向来以仁慈为怀，与殉葬制度理应格格不入，以割辫代人殉是他们祖孙的共识。太皇太后知道，她死后康熙肯定要割辫，所以预先嘱托皇太后阻止，反映出她不愿意把丧事办得特殊和复杂。
其三，是在遗诰中说持服按世祖皇帝遗诏。持服也就是常人说的戴孝，包括穿孝服、禁忌娱乐等。顺治元年规定皇帝大丧，宫中守制27个月，不悬门符，不张彩灯。顺治帝临终遗诏，他死后持服的时间，“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27个月，即三年；以一日为一月，共27天，不足一个月。这样，时间大为缩短。其精神实质也是简化。
我们回顾顺治帝丧葬期间，在孝庄太后的力主下，随葬品甚少。并且开始改变焚烧死者生前衣物用品的旧传统陋习，将未燃尽的金银珠宝、可用物品，收回出售，将死者的遗物赠送亲友诸人，作为纪念。
将以上诸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太皇太后更易丧葬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从实际出发，为活人着想，为后世着想，不拘泥成规，不注重形式，不追求奢华，而力求俭、简从事。
三 不尽的哀思，永远的怀念
太皇太后生前死后，在朝廷内外都备受敬仰和爱戴。太皇太后归天后，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充分肯定太皇太后对大清江山的贡献，高度评价太皇太后一生功德，他们耳闻目睹，太皇太后不仅鞠育、辅佐当今皇帝，发展太平盛世，而且，早在奠定大清基业时，就“佐太宗文皇帝（皇太极）肇造丕基”，又培育辅助世祖章皇帝（福临）“式廓大业”，将祖宗开创的事业，由东北一隅扩展到中原。所以说太皇太后是上承天意，造福于万民。
康熙一提起祖母的深恩大德，就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在祖母离去的时刻，他把思绪集中到为老人家上尊谥上，未等礼部开口，他就亲自拟出祖母的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
从此以后，他就沉浸在对祖母的由衷感激和深切的缅怀之中，一直到死，36年分毫不减。祖母在世时，他以去慈宁宫请安为一大快事，见到祖母，心中就涌起一股暖流。对于早年丧失父母之爱的玄烨来说，祖母给予他的既有隔辈之爱，兼有父母之恩，“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如此“晨昏依恋三十余年”，突然，祖母不在了，他的生活和感情上出现了一大块空缺，每次往宁寿宫向皇太后请安，他不忍经过“人去楼空”的慈宁宫，所以不走隆宗门，而从启祥门走。直到10年后，他路过慈宁宫还会禁不住流泪。30年后，康熙已经年过花甲，是当上祖父、曾祖父的人，有一次和大臣们谈话，说到祖母，他仍“涕下如雨，哀不自胜”。
康熙永远不能忘记太皇太后教育深恩，“每念教育厚恩，哀痛实难自禁”。他把自身的成长成材，归功于祖母，借圣祖母太皇太后“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臣断不能致有今日”。这“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更为宝贵的是祖母对他掌理朝政的指点。虽然他早已完全得心应手地独掌朝纲，但祖母的指导和匡正，仍有重要意义。祖母走了，再也没有像祖母这样高瞻远瞩的亲人在关键时刻指点迷津；只有在梦中聆听她老人家的教诲。
太皇太后去世20多年以后，在一废太子期间，他对太皇太后的娘家人、科尔沁达尔汗亲王、额驸班第等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爱朕殊深”，升天以后，“朕常形梦寐，奇异甚多”。他列举三件事，一是乌兰布通出兵之前，他梦见太皇太后阻止他，说：你要慎重，不要出兵，出兵恐怕没有益处。他没听信梦中祖母的指示，后强行出兵，果然到半途抱疾而还。
二是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时，又梦见太皇太后对他说：你这次出兵，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不是你亲自获俘。他当时不能理解。出兵后，噶尔丹遁逃，他自拖诺山率兵追击。噶尔丹向西逃窜，遇到费扬古。费扬古大败噶尔丹，“多所俘获”。这时，他才知道梦兆多么准。
三是近日废皇太子之事，梦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与他“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
俗话说：梦是心头想。梦，是人们经历的反映和重现。由于太皇太后在世时，康熙常与祖母商讨国是，祖母远见卓识，每使他心明眼亮，茅塞顿开。祖母不在了，他在思索决策方案时，自然而然地想起祖母：祖母会怎么说？在反思做过的决定时，又想到祖母：她老人家对我做的事满意吗？等等。废太子时，康熙本是迫不得已，心如刀割，老泪纵横，也会考虑到祖母和皇后，所以梦见太皇太后和皇后都不高兴。回忆和思念形成梦幻，可见康熙对祖母信赖之深。
太皇太后辞世36年后，康熙带着他对太皇太后的怀念也西归了。和他的业绩一样，太皇太后一生的贡献，已融入“康乾盛世”，载入中华古国的发展史册。
孝庄文皇后抚育顺治、康熙两帝，辅佐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在清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其主要业绩，简单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太宗皇太极在世时，她以皇妃身份协助皇后办理后宫事务，并开始佐理朝政，献计献策，成为太宗皇帝的得力助手。
第二，皇太极死后，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她紧紧依靠两黄旗大臣强而有力的支持，使幼子福临顺利继承帝位。对摄政王多尔衮既放手任用，尽量发挥他的才能，争取他对幼主的拥戴，又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诸王牵制多尔衮，限制多尔衮擅权，遏制其觊觎帝位的野心。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镇静、理智地应付对方制造的一宗宗、一件件奇案，反映出孝庄文皇后政治家的胆识和谋略。
第三，在清军入关的决策和进军过程中，她知人善任，以范文程为智囊，顺利地实现了大清走向全国的既定目标。在入主中原、进兵江南的关键时刻，她旗帜鲜明地反对分封满洲诸王，以防止地方割据，造就和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第四，在清算多尔衮罪责的基础上，调整八旗，彻底解决黄旗与白旗之间的对立斗争，实现了皇家直接掌握上三旗、八旗一致拱卫皇权的格局。
第五，选择和建议顺治帝立玄烨为太子，继承帝位。并亲手自幼培育、训导。由于福临幼年养育在生母身边的时间比较长，孝庄文皇后也存在女性的弱点，对儿子过分溺爱，娇生惯养，以致福临比较任性，缺乏克己自律能力。看得出，她汲取教训，在抚育孙儿时，将严师与慈母的天职统一于自身，循循善诱，指点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终于成功地培养出一位杰出的皇帝。
第六，她虽然接受汉族文化有过迟疑，但总体来说，她不墨守陈规，而求真务实，勇于改革创新。如创建上三旗大臣辅政体制，改革皇位继承制度，建立御门听政制，革除多项丧葬旧俗等。
第七，她不是军事家，但对顺治、康熙两朝军事方面的大事，都有过有益的建议，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把握大方向、挽救危局的作用。坚决粉碎南明郑成功部对南京的围攻，组织力量平息布尔尼的叛乱，组建“新满洲”等，都得益于她的正确主张和支持。
第八，知人善任，待人以诚，在她身边集聚一批忠贤人才，既有文臣武将，也有洋人、才女，还有地位卑微的佣人，他们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老朋友，效力两三朝，忠贞不渝。
第九，在团结各部蒙古、巩固北部边疆方面，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她不仅通过娘家科尔沁部团结内蒙古其他各部，还通过科尔沁部及时了解外蒙古及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动态，为朝廷提供决策依据，为康熙招抚外蒙古及最终击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第十，思想品格独具优长。一生以大清江山的前途命运为重，以贤妻良母的品格，全心全意辅佐夫君和儿孙继承与弘扬祖业；无私无畏。反复告诫儿孙国以民为本，“得众则得国”，因此要仁慈，要勤政爱民；治国要简任贤才，用人必求有真知灼见，亲忠良而远奸人；还要“安不忘危”，“虚公裁断”，以身作则，锐意进取，知难而进。特别是在节俭爱民方面，她不仅一再告诫儿孙皇帝，而且身体力行，带领儿孙节省财物，赈济灾民，办幼儿福利事业等，堪称楷模。
孝庄文皇后作为一名古代妇女，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由多方因素综合作用决定的。
从客观上看，满族当时正处于上升时期。勤劳勇敢、朝气蓬勃、崇尚军功、积极进取向上，是其民族的主要特征。同时，八旗制度，将满族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氏族制遗风仍存，妇女在家族中及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地位，尤其是社会上层妇女，继承丈夫、代替儿孙行使某种权力，比较容易得到认可；没有汉族封建社会那么多束缚妇女的清规戒律。皇太极在世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直接掌握的两黄旗支持他（她）的儿子顺治继承帝位。顺治帝后来更拥有上三旗。背后还有科尔沁等众蒙古族的支持。因而，她拥有足够的实力支撑，能够掌理朝政，左右政局。
主观上，她有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优势，去争取胜利。她豁达大度，深谋远虑，理智深厚，刚毅果敢。太宗病逝，两黄旗大臣拥戴幼主，需要她以皇太后身份掌政，她当仁不让，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并能驾驭全局，运筹帷幄，给幼帝指明方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由于她仁慈为先，能忍能让，能屈能伸，备受信赖，所以身边的智囊敢于、愿意向她谏言献策，衷心支持和维护她和皇帝。她的德智也非凭空而来，是继承先人的优良传统，善于观察和学习的结果。她既是蒙古族的女儿，又是满族的媳妇，能集中两个民族智慧和文化精华。据史载：她“性知书”，“独嗜书史”，“无他好”。皇太极指导她参与朝政，使她得到锻炼的机会。她特别注意从实践中总结和接受经验教训。
中华民族有尊重历史、爱戴历史上英雄豪杰、杰出人物的传统，因为他们为中国做过好事。孝庄文皇后的历史曾经被误解，被扭曲，但终有澄清的一天。其历史功绩是客观事实，谁也抹杀不了。其优秀品德作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世代相传。中国人会永远怀念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
【注释】
[1]刘毅：《昭西陵与清代帝后丧葬礼俗更易》，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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